正統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後張氏去世。太皇太後精明謹慎，她在死之前，本來已經預見王振將要攬政的危險性，卻沒有及時除掉他。太皇太後一死，王振擅權的障礙都已不複存在，更加無所顧忌。太皇太後死後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將當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宮門的鐵牌銷毀。這就是上麵鑄有“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十一字的鐵牌，這條祖訓對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勢必拔之而後快。
朝野上下對太祖所立鐵牌被毀之事一片嘩然，卻隻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鎮這時候新立錢氏為皇後不久，開始親自上朝聽政，卻依舊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師，對王振的行為聽之任之。
王振權勢熏天，不過也有少數大臣不肯屈從。王振初得勢的時候，問三楊道：“吾鄉誰可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鄉為京卿。三楊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製於王振，於是推薦了王振的同鄉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後，楊士奇要他去拜見王振，以謝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於公朝，謝恩於私室是我所不為之事。”斷然拒絕。
有一次，王振到東閣召集眾公卿集會議事。與會公卿一個個對王振俯首揖拜，唯獨薛瑄昂首直立，不理會王振。王振知道這人是薛瑄後，頗為驚訝。“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王振主動跟薛瑄打招呼，他都愛理不理，王振遂懷恨在心。
後來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見其妾嶽氏貌美，想據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與嶽氏密謀，誣告該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並逮捕該妻交給都察院審訊。薛瑄在審理這一案件時，發現了其中的問題，“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結果又一次觸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誣告薛瑄收了被告賄賂，並將薛瑄問成死罪。
極為難得的是，“係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到臨刑時，薛瑄的幾個兒子爭著代父受刑。連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動站出來為薛瑄申辯，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動了王振，決定放薛瑄一條生路。
當時薛瑄已經被綁到法場。幸好明朝從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執行“重囚處決三複奏”的製度。處決犯人的當天，刑科[58]上奏請旨，皇帝批示不準，再請再不準，三請方準，取的是“殺之三，赦之三”的意思。這些程序完成後，往往已經是正午，所以無形之中，斬首變成了午時三刻。剛好三複奏的時候，兵部侍郎王偉上書請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這個機會，改薛瑄的死罪為革職，放回鄉裏[59]。
薛瑄算是運氣好，其他不趨迎奉承王振的官員就沒有這麽幸運了。王振為鞏固權位，以殘酷手段排除異己。戶部尚書劉中敷、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王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係長安門外，或下獄監禁，或被貶官奪俸。
就連皇親國戚，王振也不放在眼裏。駙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順德公主，因事責罵自己府中的閹人呂寶。被王振知道後，說石璟賤視宦官同類，找個由頭，將石璟逮捕入獄。其他內外官員，時常被王振一黨欺壓，王振專權愈甚。一時間，朝廷內外烏雲密布，大臣們都提心吊膽地過日子。隻有深宮中的明英宗朱祁鎮渾然不覺，對王振更加信任。
但世上總有不畏強權的忠直之士，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國子監授課時，公然講述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後，發誓要報複李時勉。他既兼領東廠提督，便利用職務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調查反對派大臣各種陰事，以此手段來鏟除異己，許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隻是當王振用同樣方法來對付李時勉時，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廣大的東廠番子始終查不到李時勉的任何把柄。隻是想不到王振並未死心，派了人監視李時勉的一舉一動，今日伐枝之舉，也成了他一條大大的罪狀。
朱驥明白了究竟，卻沒有立即趕去國子監救人，隻皺緊眉頭。李時勉於朱家有恩，朱驥並非不願意出麵，但王振是司禮監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詔令的形式發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沒有人能夠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殺頭的罪名。
李驥幾人雖期盼地望著朱驥，卻也明白其中難處。
林鶚道：“我們來找朱兄，是想可否請朱兄出麵，請那些錦衣衛校尉通融一下，讓監生們從旁扶住木枷，好減輕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這幾日天氣又這麽熱，怕是他老人家……”
忽聽到有人叫道：“朱驥！”
轉頭望去，卻是朱驥的嶽父兵部侍郎於謙。他從來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稱呼小名或是昵稱。
朱驥見於謙一身官服，忙迎上去問道：“嶽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還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雲庵[60]進香，說明日才回來嗎？”
“姑姑”是於謙的妹妹於冰，她嫁給錢塘人氏朱濟，目下孫子朱喜得了怪病，聽說京城有名醫能治，遂千裏迢迢帶著孫子趕來北京求醫，住在兄長家中。於謙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時，時常去碧雲庵進香。這次於冰和於璚英都想去碧雲庵為家人求簽祈福，正好趕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於謙搖了搖頭，道：“邊關有告急文書送到，我不得不臨時趕回來。不過璚英還陪著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來了。”又問道：“你不是今日當值嗎？怎能擅自離開官署？”語氣頗為嚴厲。
於謙曾是有名的鐵麵禦史，朱驥又素來敬畏嶽父，竟一時語噎，看了李驥一眼，這才囁嚅道：“那個……李祭酒他……”
於謙皺眉問道：“李祭酒怎麽了？”
丘濬忙大致說了經過，還未說完，一旁李驥便哭出聲來，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於公也是朝中重臣，請您救救他老人家。”
於謙未及開言，便聽到北麵傳來呼喝打鬥聲，那邊是兵部、工部、戶部、禮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禮當是以詔令的名義下令拿人，我隻能等到上朝麵聖時，當麵向皇帝求情。”
李驥道：“那是三日後了，家祖年事已高，哪裏能撐到那個時候？”
北麵又傳來嘈雜聲，甚至多了金刃交接聲。於謙轉頭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後、皇上一行應該在返京途中，你們不妨選幾個監生做代表……”
林鶚登時眼前一亮，道：“於公是讓我們攔路向皇帝和太後告禦狀，替李祭酒申冤？”
於謙道：“不是告狀，也不是申冤，而是請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驥畢竟還是個少年，沉不住氣，聲音又尖銳起來，嚷道：“什麽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誣陷，說是赦免，倒像是承認有罪了。”
於謙搖了搖頭，一時不便當眾說明王振與英宗皇帝關係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狀，等於當街告皇帝，結果反而會適得其反。
丘濬倒是會意了過來，忙道：“多謝於公出言指點，我們這就回國子監找些同學商議。”
朱驥微一遲疑，道：“那我……”
於謙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趕去國子監，看是否能先行設法解救李時勉，搖頭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錦衣衛校尉必然奉了嚴令。況且他們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於朱家，若要看你的麵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於公分析得極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這一趟了。事情緊急，我們得盡快回國子監，好設法解救李祭酒。”
朱驥隻得與丘濬等人拱手告辭，又跟隨於謙往中央官署趕來。
卻見是鴻臚寺前出了變故，一群人混戰扭打在一起，還動了真家夥。看服飾，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貢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軍軍士亦聞聲趕過來，卻不加勸阻，隻在一旁指指點點看熱鬧。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著雙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 * *
[1]大明門：清代稱大清門，民國稱中華門。正門除國家大典以外，常年不開。皇帝迎娶皇後時開此門，迎大紅喜轎進門，其餘妃、嬪隻能乘彩車進玄武門（清代稱神武門）。1954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大明門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門舊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紀念堂。
[2]清代時，清廷改大明門為大清門時，直接將“大明門”門匾拆下，翻轉重刻後重嵌。民國時，執政選定於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慶典的前一天）將大清門更名為中華門，因不知清廷已翻轉門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麵，直接刻上“中華門”。然拆下門匾後，才發現裏麵是“大明門”三字，隻好臨時趕製了一塊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及奠基人）題寫“中華門”匾額，掛於簷下。原“大清門”匾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務管理局保存，後移交首都博物館。
[3]棋盤街到清代乾隆時改圍以石欄，中間有路通東、西江米巷（今東、西交民巷），新中國成立後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悉數拆除。
[4]隋代以來，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獄，與大理寺（相當於現代的最高法院）並列。唯元代隻設刑部，無大理寺。明清兩代，刑部與都察院（由前代禦史台發展而來，主掌監察、彈劾及建議，為最高監察機關）、大理寺並稱“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會審，亦稱“三司會審”。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憲政”，改刑部稱法部，刑部之稱遂撤。
[5]明初官員休假很少，一年隻有3天假期，分別是春節、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後期，休假製度才逐漸完善起來，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節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廢除了前朝名目眾多的探親假期，隻規定父母大喪，守孝3年。清朝休假製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後期才受西方影響，每月例假改為每周日休假1天。
[6]圓覺寺：遺址在今北京朝陽區十八裏店鄉老君堂村，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寵於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稱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報答前朝皇帝恩寵為名，用所獲賞賜的金幣以及募捐所得，在賜地武基莊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頗具規模：中有如來殿，左為觀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後圓覺殿。廊廡繪有五百羅漢像。此外還有鍾鼓樓、禪堂、齋堂、僧房，外有山門、金剛具像等。正統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後，金英又將皇帝所賜田土、樹株布施給寺廟，作為齋糧，並延請名師住持，率領僧眾朝夕諷誦經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遙於極樂，及當今皇上英宗萬歲聖壽。明英宗十分高興，欽賜寺名圓覺禪寺。
[7]錢塘：今浙江杭州。於謙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時出生於杭州錢塘太平裏（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閏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孫朱允炆即皇帝位，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稱建文皇帝。
[8]陸贄：字敬輿，吳郡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唐德宗朝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政論家，大曆八年（773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後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陸贄工詩文，尤長於製誥政論，多用排偶，條理精密，文筆流暢，以深摯的情感和雄暢的辭辯見長，史稱“有唐以來，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亂，陸贄隨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製》。文中以痛切之辭，直書君過，文筆犀利，情感激烈。詔書下達之日，雖武夫悍卒，讀之無不揮涕感動，感染力由此可見一斑。連起兵叛唐的節度使王武俊、田悅、李納讀到詔書後，都主動去除了王號，上表謝罪。
[9]樂安：今山東廣饒東北。漢王朱高煦封地。
[10]顧佐：字禮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進士。授莊浪知縣。端午節時，守將集合官僚校尉，因顧佐是文士，便故意為難他。顧佐取弓箭一發中的，守將拜服。永樂年間入京任禦史，為官剛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剛直不撓，得罪權貴極多，宣德年間多次被彈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學士楊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顧佐入內廷辦公，獨處一間小夾室，不是議政不與官員們群坐，由是得綽號“顧獨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為省、府、縣、裏四級，在省一級設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別統管行政、軍事、刑名，直接對中央各部負責，互不統屬，互相製約。但中央為了加強對各省的控製，經常臨時派出中央官員了解、處理地方事務，協調軍政事宜，此即為巡撫製度——“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長子朱標）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尚書、侍郎、都禦史、少卿等官，事畢複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葉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兩個相當於省區的地方：南直隸（或稱南畿，以南京為中心）和北直隸（或稱北畿，以北京為中心）、浙江設巡撫自此始”。由於明宣宗朱瞻基發展完善了巡撫製度，曾大量增設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撫。於謙曾以山西道監察禦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權貴，為許多案子平反昭雪，聲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設立巡撫後，親自書寫於謙名字交給吏部，於謙因此越級升遷任兵部左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撫是其本職，兵部侍郎隻是掛名。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於謙依舊負責按察各地，正統十三年（1448年）升遷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祿，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職。
[12]尚義倉就是開明地主捐資輸穀的貯藏處所。平準倉就是豐年賤價買進，遇到凶年照昔日賤價平糶的倉庫。倉前立碑勒名，書明某人捐資若幹、某人輸粟若幹。捐二百金以上的給予冠帶，賤價平糶過千百石的建坊給匾，予以旌表，並免捐資輸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時教人民口碑傳誦，表示獎勵。
朝野上下對太祖所立鐵牌被毀之事一片嘩然，卻隻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鎮這時候新立錢氏為皇後不久，開始親自上朝聽政，卻依舊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師，對王振的行為聽之任之。
王振權勢熏天，不過也有少數大臣不肯屈從。王振初得勢的時候，問三楊道：“吾鄉誰可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鄉為京卿。三楊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製於王振，於是推薦了王振的同鄉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後，楊士奇要他去拜見王振，以謝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於公朝，謝恩於私室是我所不為之事。”斷然拒絕。
有一次，王振到東閣召集眾公卿集會議事。與會公卿一個個對王振俯首揖拜，唯獨薛瑄昂首直立，不理會王振。王振知道這人是薛瑄後，頗為驚訝。“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王振主動跟薛瑄打招呼，他都愛理不理，王振遂懷恨在心。
後來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見其妾嶽氏貌美，想據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與嶽氏密謀，誣告該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並逮捕該妻交給都察院審訊。薛瑄在審理這一案件時，發現了其中的問題，“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結果又一次觸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誣告薛瑄收了被告賄賂，並將薛瑄問成死罪。
極為難得的是，“係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到臨刑時，薛瑄的幾個兒子爭著代父受刑。連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動站出來為薛瑄申辯，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動了王振，決定放薛瑄一條生路。
當時薛瑄已經被綁到法場。幸好明朝從正統元年（1436年）開始，執行“重囚處決三複奏”的製度。處決犯人的當天，刑科[58]上奏請旨，皇帝批示不準，再請再不準，三請方準，取的是“殺之三，赦之三”的意思。這些程序完成後，往往已經是正午，所以無形之中，斬首變成了午時三刻。剛好三複奏的時候，兵部侍郎王偉上書請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這個機會，改薛瑄的死罪為革職，放回鄉裏[59]。
薛瑄算是運氣好，其他不趨迎奉承王振的官員就沒有這麽幸運了。王振為鞏固權位，以殘酷手段排除異己。戶部尚書劉中敷、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王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係長安門外，或下獄監禁，或被貶官奪俸。
就連皇親國戚，王振也不放在眼裏。駙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順德公主，因事責罵自己府中的閹人呂寶。被王振知道後，說石璟賤視宦官同類，找個由頭，將石璟逮捕入獄。其他內外官員，時常被王振一黨欺壓，王振專權愈甚。一時間，朝廷內外烏雲密布，大臣們都提心吊膽地過日子。隻有深宮中的明英宗朱祁鎮渾然不覺，對王振更加信任。
但世上總有不畏強權的忠直之士，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國子監授課時，公然講述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後，發誓要報複李時勉。他既兼領東廠提督，便利用職務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調查反對派大臣各種陰事，以此手段來鏟除異己，許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隻是當王振用同樣方法來對付李時勉時，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廣大的東廠番子始終查不到李時勉的任何把柄。隻是想不到王振並未死心，派了人監視李時勉的一舉一動，今日伐枝之舉，也成了他一條大大的罪狀。
朱驥明白了究竟，卻沒有立即趕去國子監救人，隻皺緊眉頭。李時勉於朱家有恩，朱驥並非不願意出麵，但王振是司禮監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詔令的形式發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沒有人能夠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殺頭的罪名。
李驥幾人雖期盼地望著朱驥，卻也明白其中難處。
林鶚道：“我們來找朱兄，是想可否請朱兄出麵，請那些錦衣衛校尉通融一下，讓監生們從旁扶住木枷，好減輕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這幾日天氣又這麽熱，怕是他老人家……”
忽聽到有人叫道：“朱驥！”
轉頭望去，卻是朱驥的嶽父兵部侍郎於謙。他從來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稱呼小名或是昵稱。
朱驥見於謙一身官服，忙迎上去問道：“嶽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還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雲庵[60]進香，說明日才回來嗎？”
“姑姑”是於謙的妹妹於冰，她嫁給錢塘人氏朱濟，目下孫子朱喜得了怪病，聽說京城有名醫能治，遂千裏迢迢帶著孫子趕來北京求醫，住在兄長家中。於謙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時，時常去碧雲庵進香。這次於冰和於璚英都想去碧雲庵為家人求簽祈福，正好趕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於謙搖了搖頭，道：“邊關有告急文書送到，我不得不臨時趕回來。不過璚英還陪著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來了。”又問道：“你不是今日當值嗎？怎能擅自離開官署？”語氣頗為嚴厲。
於謙曾是有名的鐵麵禦史，朱驥又素來敬畏嶽父，竟一時語噎，看了李驥一眼，這才囁嚅道：“那個……李祭酒他……”
於謙皺眉問道：“李祭酒怎麽了？”
丘濬忙大致說了經過，還未說完，一旁李驥便哭出聲來，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於公也是朝中重臣，請您救救他老人家。”
於謙未及開言，便聽到北麵傳來呼喝打鬥聲，那邊是兵部、工部、戶部、禮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禮當是以詔令的名義下令拿人，我隻能等到上朝麵聖時，當麵向皇帝求情。”
李驥道：“那是三日後了，家祖年事已高，哪裏能撐到那個時候？”
北麵又傳來嘈雜聲，甚至多了金刃交接聲。於謙轉頭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後、皇上一行應該在返京途中，你們不妨選幾個監生做代表……”
林鶚登時眼前一亮，道：“於公是讓我們攔路向皇帝和太後告禦狀，替李祭酒申冤？”
於謙道：“不是告狀，也不是申冤，而是請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驥畢竟還是個少年，沉不住氣，聲音又尖銳起來，嚷道：“什麽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誣陷，說是赦免，倒像是承認有罪了。”
於謙搖了搖頭，一時不便當眾說明王振與英宗皇帝關係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狀，等於當街告皇帝，結果反而會適得其反。
丘濬倒是會意了過來，忙道：“多謝於公出言指點，我們這就回國子監找些同學商議。”
朱驥微一遲疑，道：“那我……”
於謙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趕去國子監，看是否能先行設法解救李時勉，搖頭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錦衣衛校尉必然奉了嚴令。況且他們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於朱家，若要看你的麵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於公分析得極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這一趟了。事情緊急，我們得盡快回國子監，好設法解救李祭酒。”
朱驥隻得與丘濬等人拱手告辭，又跟隨於謙往中央官署趕來。
卻見是鴻臚寺前出了變故，一群人混戰扭打在一起，還動了真家夥。看服飾，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貢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軍軍士亦聞聲趕過來，卻不加勸阻，隻在一旁指指點點看熱鬧。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著雙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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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明門：清代稱大清門，民國稱中華門。正門除國家大典以外，常年不開。皇帝迎娶皇後時開此門，迎大紅喜轎進門，其餘妃、嬪隻能乘彩車進玄武門（清代稱神武門）。1954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大明門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門舊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紀念堂。
[2]清代時，清廷改大明門為大清門時，直接將“大明門”門匾拆下，翻轉重刻後重嵌。民國時，執政選定於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慶典的前一天）將大清門更名為中華門，因不知清廷已翻轉門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麵，直接刻上“中華門”。然拆下門匾後，才發現裏麵是“大明門”三字，隻好臨時趕製了一塊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及奠基人）題寫“中華門”匾額，掛於簷下。原“大清門”匾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務管理局保存，後移交首都博物館。
[3]棋盤街到清代乾隆時改圍以石欄，中間有路通東、西江米巷（今東、西交民巷），新中國成立後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悉數拆除。
[4]隋代以來，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獄，與大理寺（相當於現代的最高法院）並列。唯元代隻設刑部，無大理寺。明清兩代，刑部與都察院（由前代禦史台發展而來，主掌監察、彈劾及建議，為最高監察機關）、大理寺並稱“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會審，亦稱“三司會審”。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憲政”，改刑部稱法部，刑部之稱遂撤。
[5]明初官員休假很少，一年隻有3天假期，分別是春節、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後期，休假製度才逐漸完善起來，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節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廢除了前朝名目眾多的探親假期，隻規定父母大喪，守孝3年。清朝休假製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後期才受西方影響，每月例假改為每周日休假1天。
[6]圓覺寺：遺址在今北京朝陽區十八裏店鄉老君堂村，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寵於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稱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報答前朝皇帝恩寵為名，用所獲賞賜的金幣以及募捐所得，在賜地武基莊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頗具規模：中有如來殿，左為觀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後圓覺殿。廊廡繪有五百羅漢像。此外還有鍾鼓樓、禪堂、齋堂、僧房，外有山門、金剛具像等。正統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後，金英又將皇帝所賜田土、樹株布施給寺廟，作為齋糧，並延請名師住持，率領僧眾朝夕諷誦經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遙於極樂，及當今皇上英宗萬歲聖壽。明英宗十分高興，欽賜寺名圓覺禪寺。
[7]錢塘：今浙江杭州。於謙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時出生於杭州錢塘太平裏（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閏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孫朱允炆即皇帝位，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稱建文皇帝。
[8]陸贄：字敬輿，吳郡嘉興（今浙江嘉興）人，唐德宗朝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政論家，大曆八年（773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後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陸贄工詩文，尤長於製誥政論，多用排偶，條理精密，文筆流暢，以深摯的情感和雄暢的辭辯見長，史稱“有唐以來，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亂，陸贄隨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製》。文中以痛切之辭，直書君過，文筆犀利，情感激烈。詔書下達之日，雖武夫悍卒，讀之無不揮涕感動，感染力由此可見一斑。連起兵叛唐的節度使王武俊、田悅、李納讀到詔書後，都主動去除了王號，上表謝罪。
[9]樂安：今山東廣饒東北。漢王朱高煦封地。
[10]顧佐：字禮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進士。授莊浪知縣。端午節時，守將集合官僚校尉，因顧佐是文士，便故意為難他。顧佐取弓箭一發中的，守將拜服。永樂年間入京任禦史，為官剛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剛直不撓，得罪權貴極多，宣德年間多次被彈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學士楊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顧佐入內廷辦公，獨處一間小夾室，不是議政不與官員們群坐，由是得綽號“顧獨坐”。
[11]明代地方行政分為省、府、縣、裏四級，在省一級設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別統管行政、軍事、刑名，直接對中央各部負責，互不統屬，互相製約。但中央為了加強對各省的控製，經常臨時派出中央官員了解、處理地方事務，協調軍政事宜，此即為巡撫製度——“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長子朱標）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尚書、侍郎、都禦史、少卿等官，事畢複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葉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兩個相當於省區的地方：南直隸（或稱南畿，以南京為中心）和北直隸（或稱北畿，以北京為中心）、浙江設巡撫自此始”。由於明宣宗朱瞻基發展完善了巡撫製度，曾大量增設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撫。於謙曾以山西道監察禦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權貴，為許多案子平反昭雪，聲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設立巡撫後，親自書寫於謙名字交給吏部，於謙因此越級升遷任兵部左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撫是其本職，兵部侍郎隻是掛名。明英宗朱祁鎮即位後，於謙依舊負責按察各地，正統十三年（1448年）升遷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祿，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職。
[12]尚義倉就是開明地主捐資輸穀的貯藏處所。平準倉就是豐年賤價買進，遇到凶年照昔日賤價平糶的倉庫。倉前立碑勒名，書明某人捐資若幹、某人輸粟若幹。捐二百金以上的給予冠帶，賤價平糶過千百石的建坊給匾，予以旌表，並免捐資輸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時教人民口碑傳誦，表示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