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人物誌》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曆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其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誌，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
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
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範雲：“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古語雲：“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譯文】
我聽說，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麽可以求全責備呢？
[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誌》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誌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致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麵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誌趣恢宏遠大的一麵，也要看到他處理瑣碎小事的粗魯和大意；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麵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弘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元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遼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侈奢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人膏盲的國家隻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裏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隻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采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從前伊尹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脊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麽，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黃石公說：
“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誌，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奔馳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才能都會有長短不同。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麽忠厚的品德？
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
由此看來，讓韓信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勳，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的原則，不能不仔細研究。
[魏時桓範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
晉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采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托付給了周勃。”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高貴；戰亂發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前秦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事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攏絡人才。”這就是用人之所長的藝術。
賢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於法度，行為合於規範，其言論足以被天下人奉為道德準則而不傷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損傷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卻看不到天下有積壓的財物；好善樂施，普濟天下，從而使民眾沒有什麽疾病和貧困。這就是賢人。
所謂聖人，必須達到自身的品德與天地的自然法則融為一體，來無蹤，去無影，變幻莫測，通達元阻。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變化運行，有如神明，芸芸眾生永遠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麽崇高偉大，即使見到一點，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際在哪裏。達到這種境界的才是聖人。
[道家的祖師莊周從天人合一的角度來分析宇宙的精靈——人，也談到過聖人的人格。
莊子說：“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顯得超凡脫俗，高談闊論，冷嘲熱諷，凡此種種，都不過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貢高我慢而已。這都是山林隱士，憤世疾俗者的作法，這類人遠離紅塵，形容枯槁，可他們偏偏喜歡這樣。
言必仁義忠信，行必恭儉推讓，這樣做隻不過是為了標榜品行美好而已。這是天下太平時那些讀書人好為人師的作法，有學問的和當老師的，都好搞這一套。一開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樣事君為臣，匡正朝野，這都是為追求如何治國濟世而已。朝廷裏的當官的，為尊君強國而奮鬥的，開拓疆土、建功立業的，終生追求的就是這些。隱逸山澤，棲身曠野，釣魚觀花，隻求元為自在而已。這是悠遊江海之士，逃避現實、閑暇幽隱的人所喜好的。吹噓呼吸，吞吐空氣，做一些黑熊吊頸、飛鳥展翅的運動，隻不過為了延年益壽而已。這是導引養生、修練氣功 者如彭祖一樣高壽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從來不刻意修養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講求仁義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處江海而尤處不安適悠閑，不練氣功而自然高壽，一無所有而又無所不有，恬談無極而眾美會聚，這才是大地之大道，聖人之至德啊。”]
人們常常說，英雄豪傑怎樣怎樣。但是什麽樣的人才是“英雄豪傑”呢？
漢代有名的專講謀略的《玉鈴經》（亦即《素書》）中有這樣一個定義：“如果一個人的品德足以讓遠方的人慕名而 來，如果他的信譽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見識足以照鑒古人的正誤，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絕當代，這樣的人就可以稱作人中之英；如果一個人的理論足以成為教育世人的體係，如果他的行為足以引為道德規範，如果他的仁愛足以獲得眾人的擁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燭照下屬，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個人的形象足可做別人的儀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決斷嫌難，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貧婪，如果他的信譽足以團結生活習俗不同的人們，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個人能恪守節操而百折不撓，如果他多有義舉但受到別人的誹謗而不發怒，見到讓人唾棄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強，見到利益而不隨隨便便去獲取，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傑。”
隻有符合這些標準的人，才是“英雄豪傑”。
[品德行為高妙，進退舉止皆可為人楷模，有這種品質的人叫做“清節”
之士。延陵、晏嬰就是這樣的人。能創建法規、製度，使國家強盛，使人民富足，能這樣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這樣的人。思想能與天道相通，計策謀略出神人化，奇妙無窮，有這種能力的就是“術家”。
範蠡、張良就是這樣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風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惡，其權術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換代，這樣的人叫做“國體”。伊尹。呂望就是這樣的人。其品德可為一國之表帥，其治國的方法能夠改變窮鄉僻壤的落後麵貌，其謀略能夠用來權衡時事的契機，這樣的人叫做“器能”。子產、西門豹就是這一類人。
具有“清節”之風的人，不足之處是為人不夠寬弘大量，喜歡推崇一些人，譏刺河責另一些人，凡事太認真，動不動分辨是非，這就叫做好品評人。
子夏之流就是這樣。“法家”這類人，並不能做出具有開創性的計劃，其思想缺乏長遠性，但能承擔獨當一麵的重任，創意新奇，策略巧妙，這可以稱之為手段高超。漢宣帝時的名臣張敞和趙廣漢就是這樣。“術家”這類人，不能獨創新製，垂範後人，但能夠在遇到變亂時運用謀略，撥亂反正。他們的特點是謀略和智慧有餘，公正平允不足，這可以稱之為智囊型的人。陳平和漢武帝時的禦史大夫韓安國就是這樣的人。能寫傳世奇文，著書立說，可以稱之為做文章的大手筆。司馬遷、班固就這樣的人。能夠傳承聖人的學問，但不能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做這種工作叫“儒學”。漢代儒生毛公和貫公之類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這些事情。論辯起來不一定合於真理，但反應敏捷，對答如流，這隻能叫做有口才。樂毅、曹丘生就這樣的人。膽略、勇氣過人，才能、謀略超眾，這種人叫做“驍雄”。白起、韓信就是這樣的人。]
《孔子家語》說：“從前賢明的君主一定要對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們的名聲的好壞，而且知道他們的品質優劣，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們相應的頭銜，使他們顯得尊貴榮耀。這樣一來，天下就好統治了。”
孔子在這裏所說的，意思是對人才的品行之等級要有個基本估量。
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人物誌》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曆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其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辟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誌，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溪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
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
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範雲：“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古語雲：“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譯文】
我聽說，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麽可以求全責備呢？
[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誌》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誌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致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麵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誌趣恢宏遠大的一麵，也要看到他處理瑣碎小事的粗魯和大意；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麵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弘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元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遼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侈奢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人膏盲的國家隻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裏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隻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采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從前伊尹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脊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麽，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黃石公說：
“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誌，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奔馳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才能都會有長短不同。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麽忠厚的品德？
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
由此看來，讓韓信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勳，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的原則，不能不仔細研究。
[魏時桓範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
晉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采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托付給了周勃。”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高貴；戰亂發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前秦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事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攏絡人才。”這就是用人之所長的藝術。
賢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於法度，行為合於規範，其言論足以被天下人奉為道德準則而不傷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損傷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卻看不到天下有積壓的財物；好善樂施，普濟天下，從而使民眾沒有什麽疾病和貧困。這就是賢人。
所謂聖人，必須達到自身的品德與天地的自然法則融為一體，來無蹤，去無影，變幻莫測，通達元阻。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變化運行，有如神明，芸芸眾生永遠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麽崇高偉大，即使見到一點，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際在哪裏。達到這種境界的才是聖人。
[道家的祖師莊周從天人合一的角度來分析宇宙的精靈——人，也談到過聖人的人格。
莊子說：“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顯得超凡脫俗，高談闊論，冷嘲熱諷，凡此種種，都不過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貢高我慢而已。這都是山林隱士，憤世疾俗者的作法，這類人遠離紅塵，形容枯槁，可他們偏偏喜歡這樣。
言必仁義忠信，行必恭儉推讓，這樣做隻不過是為了標榜品行美好而已。這是天下太平時那些讀書人好為人師的作法，有學問的和當老師的，都好搞這一套。一開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樣事君為臣，匡正朝野，這都是為追求如何治國濟世而已。朝廷裏的當官的，為尊君強國而奮鬥的，開拓疆土、建功立業的，終生追求的就是這些。隱逸山澤，棲身曠野，釣魚觀花，隻求元為自在而已。這是悠遊江海之士，逃避現實、閑暇幽隱的人所喜好的。吹噓呼吸，吞吐空氣，做一些黑熊吊頸、飛鳥展翅的運動，隻不過為了延年益壽而已。這是導引養生、修練氣功 者如彭祖一樣高壽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從來不刻意修養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講求仁義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處江海而尤處不安適悠閑，不練氣功而自然高壽，一無所有而又無所不有，恬談無極而眾美會聚，這才是大地之大道，聖人之至德啊。”]
人們常常說，英雄豪傑怎樣怎樣。但是什麽樣的人才是“英雄豪傑”呢？
漢代有名的專講謀略的《玉鈴經》（亦即《素書》）中有這樣一個定義：“如果一個人的品德足以讓遠方的人慕名而 來，如果他的信譽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見識足以照鑒古人的正誤，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絕當代，這樣的人就可以稱作人中之英；如果一個人的理論足以成為教育世人的體係，如果他的行為足以引為道德規範，如果他的仁愛足以獲得眾人的擁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燭照下屬，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個人的形象足可做別人的儀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決斷嫌難，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貧婪，如果他的信譽足以團結生活習俗不同的人們，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個人能恪守節操而百折不撓，如果他多有義舉但受到別人的誹謗而不發怒，見到讓人唾棄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強，見到利益而不隨隨便便去獲取，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傑。”
隻有符合這些標準的人，才是“英雄豪傑”。
[品德行為高妙，進退舉止皆可為人楷模，有這種品質的人叫做“清節”
之士。延陵、晏嬰就是這樣的人。能創建法規、製度，使國家強盛，使人民富足，能這樣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這樣的人。思想能與天道相通，計策謀略出神人化，奇妙無窮，有這種能力的就是“術家”。
範蠡、張良就是這樣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風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惡，其權術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換代，這樣的人叫做“國體”。伊尹。呂望就是這樣的人。其品德可為一國之表帥，其治國的方法能夠改變窮鄉僻壤的落後麵貌，其謀略能夠用來權衡時事的契機，這樣的人叫做“器能”。子產、西門豹就是這一類人。
具有“清節”之風的人，不足之處是為人不夠寬弘大量，喜歡推崇一些人，譏刺河責另一些人，凡事太認真，動不動分辨是非，這就叫做好品評人。
子夏之流就是這樣。“法家”這類人，並不能做出具有開創性的計劃，其思想缺乏長遠性，但能承擔獨當一麵的重任，創意新奇，策略巧妙，這可以稱之為手段高超。漢宣帝時的名臣張敞和趙廣漢就是這樣。“術家”這類人，不能獨創新製，垂範後人，但能夠在遇到變亂時運用謀略，撥亂反正。他們的特點是謀略和智慧有餘，公正平允不足，這可以稱之為智囊型的人。陳平和漢武帝時的禦史大夫韓安國就是這樣的人。能寫傳世奇文，著書立說，可以稱之為做文章的大手筆。司馬遷、班固就這樣的人。能夠傳承聖人的學問，但不能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做這種工作叫“儒學”。漢代儒生毛公和貫公之類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這些事情。論辯起來不一定合於真理，但反應敏捷，對答如流，這隻能叫做有口才。樂毅、曹丘生就這樣的人。膽略、勇氣過人，才能、謀略超眾，這種人叫做“驍雄”。白起、韓信就是這樣的人。]
《孔子家語》說：“從前賢明的君主一定要對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們的名聲的好壞，而且知道他們的品質優劣，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們相應的頭銜，使他們顯得尊貴榮耀。這樣一來，天下就好統治了。”
孔子在這裏所說的，意思是對人才的品行之等級要有個基本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