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怎樣開始寫武俠小說
宮以仁
天津作家、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副會長馮育楠先生撰寫已故武俠小說名家白羽傳記小說《淚灑金錢鏢》近萬字，即將在天津《小說家》雜誌刊出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育楠來函囑我作序，我胡亂寫上幾句話。
育楠名為寫先父宮白羽的傳記小說，實在是寫舊社會一代文人悲慘的生活、暗淡的寫作生涯，以及被摧殘的藝術才能和作品。
在此以前，育楠寫過兩篇報告文學，題為《文壇悲士宮白羽》、《一個小說家的悲劇》。兩個“悲”字和這個“淚”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對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對先父藝術才華的欣賞，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間（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間中斷四年寫作）撰寫數十部近千萬言武俠小說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傳《話柄》的自序中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話。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後，投身文學事業。二十年代初多次親聆魯迅先生的教誨，白羽的許多創作和譯文，得到魯迅先生巨筆的精心潤色，並向報刊推薦。可惜這類珍貴資料，我現在手頭上僅殘存一篇了，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俄國文學大師契訶夫的《壞孩子》，魯迅先生又據德文本校正，推薦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先父本來可以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一員，但舊社會奪去了他的藝術生命。二十年代，他是在饑寒、冷眼中掙紮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擊中奮鬥的十年。在這二十年間，他總算寫過許多同情勞苦大眾、揭露社會黑暗麵的創作，也寫過大量宣傳抗日救國的雜文。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寫武俠小說糊口。
早在我國新文學運動初興的時代，一些文學批評家曾對武俠、言情小說掀起一陣批評運動。先父少年時很愛看俠義小說，青年時卻也寫過雜文指責俠義小說對青少年的毒害。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卻想借用讀者喜愛的這種文學形式，宣傳抗日救國，並在報刊上發表了一部曆史武俠小說《黃花劫》（署名杏呆）。這部小說當時影響很小，也可以說寫作沒有成功，早被人們忘卻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攜眷由鄉下重返天津謀生。自命具有五種謀生手段的宮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時際，卻有四種本領無所施展。做機關小吏、編報采訪、寫雜文，就等於當漢奸，先父不想幹。想教書，學校大都停辦。隻剩下一種謀生手段寫小說；又被報社文藝編輯套了一個小小的緊箍隻準寫不要曆史背景的純武俠小說。為了吃飯，先父隻得束手就擒，開始從事不願做而又隻得做的武俠小說寫作生涯。這總比當漢奸強。先父本是一介書生，對武術是一竅不通，甚至連切菜刀也沒拿過（這一點也不誇大，先父從未操過家務）；怎麽辦呢？當時已寫過武林技擊小說、自稱會武功的鄭證因老伯，也苦於沒飯吃，兩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寫起長篇武俠小說《十二金錢鏢》來了。
武俠小說的當代研究者，包括台灣的葉洪生先生諸專家，都認為：先父寫武俠小說，得助於鄭證因先生、張玉峰武師，鄭先生是精於武功的。其實不然，鄭先生也隻是“紙上談兵”的武術家。鄭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從來沒見他練過一招一式（鄭先生離我家時，我已經是中學生了）。據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采訪鄭先生在天津的親屬（如鄭連增等），其親屬也說，家中隻有為數很少的幾本拳譜劍譜而已。先父結識張玉峰老武師甚晚，那是在先父寫武俠小說成名之後，張武師才慕名而來，請先父為之寫傳（即先父撰寫之《子午鴛鴦鉞》）。可惜此書出版後，張武師未再光臨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先父生前總以此為一憾事）。當此時，先父已熟知寫作武打之套數，也成了“紙上談兵”的大俠，並未再向張武師請教武功。這是插入的一段題外話。
一九三八年初，先父親自把題為《豹爪青鋒》的長篇武俠小說的前兩章，送到報社。報社文藝編輯大概認為這個書名純文學味太濃，大筆輕輕一揮，改做《十二金錢鏢》。細心的葉洪生先生發現了《十二金錢鏢》初版版本有豹爪青鋒的副題，來由即是如此。
先父回到家中，很感慨了一番，大罵文藝編輯的無知、庸俗，對家人說：“我不能丟姓宮的臉，寫《十二金錢鏢》的，姓白名羽，與我宮竹心無關；白羽就是輕輕一根羽毛，隨風飄動。”牢騷是發作了，卻隻能在家中大喊大叫；署名權屬於自己，書名《十二金錢鏢》，仍得聽命於編輯。
先父鋪設了《十二金錢鏢》全書的結構，開了頭，請鄭證因先生修改第二、三章的武打場麵。但報紙每日連載不久，鄭先生另有高就，留下幾本拳譜劍譜，辭先父而去。（約半年後，鄭先生又回來了。）
當時先父手捧劍譜，心緒煩亂，感慨萬分。還沒學會武打套數，如何往下寫？在感慨中，回想起一生遭遇，忽然觸動了寫作靈感，趕快把《十二金錢鏢》中失鏢的鏢頭胡孟剛押進監牢，描寫起舊社會的虛偽奸詐。先父積二十年的社會經曆，對這些道貌岸然、居心險惡的官場人物是熟悉的，於是寫了舒鹽商勾結張哨官、趙管帶誣良為盜的故事。其中有一封數百字的卸責誣陷密信，得到葉洪生先生的評語是：“此信頗有紹興師爺刀筆味。”先父受過刀筆吏的害，小說中的這封信自然是帶著情感寫的。至於官場中官紳的虛偽、狡詐，先父更是把自己的親身所遇寫進去了，把自己的恨，活現在紙上。
武俠小說不能不寫武打，而神奇的武打，往往造成少年的模仿，因而起了毒害作用。先父對此早有所感，於是在《十二金錢鏢》第四章寫了一段武俠小說作家批判武俠小說對青少年毒害的奇特故事。故事的大體情節是：十三歲的少年陸嗣清，看了俠義小說，便模仿著行俠仗義、抱打不平，惹了禍，鬧了笑話。少年陸嗣源看了姐姐打弟弟，他也抱打不平，結果遭到那姐弟二人的同聲臭罵。（這個小故事的素材，直接來源於先父自身經曆；也可以說是從先父自傳《話柄》中移植過來的。）在書中，先父又借大俠俞劍平之口，對這一不良影響作了正麵說教。先父本來牢記魯迅先生對他的當麵教誨，不要在小說中邊敘邊議；在這裏卻寫了幾千字的說教文字。這也反映了先父寫武俠小說的矛盾心情。
《十二金錢鏢》是以丟鏢開始，便總得尋鏢，尋鏢就得開打，先父又不敢寫武打，於是就在頭腦裏轉圈子。小說的主人公俞劍平，也隻得隨著先父的思路，東奔西竄的亂轉，但是總摸不著鏢銀的下落。然而這種轉圈子的結構卻意外地獲得讀者的興趣。《十二金錢鏢》第五章，先父寫了一段小打，練習著紙上武功，開始摸索著武打描寫的新風格。
但先父自知寫武打終非所長，亦非所願，他要揚長避短，刻畫活生生的真人，於是第六章出現一個小人物九股煙喬茂。這個喬茂，既無本領，又想逞能；既膽小，又貪功；想冒險，又怕死；自以為聰明，反而上了人家的當，以被活擒告一段落。先父對這段細致的心理描寫，自己還感到滿意。
九股煙喬茂這幾萬字的小插曲，不能無休止地拖下去，《十二金錢鏢》從第八章起在情節上來了個硬邦邦的大轉折，甩開了丟鏢找鏢，插進很大一段江東女俠柳研青的故事。用當時的評語來說，柳研青出場獲得“開簾紅”。
也有些讀者和評論家指責《十二金錢鏢》中插入柳研青故事是敗筆。葉洪生先生在批注中曾再三批評這一點。先父生前完全承認結構上的這個缺陷，他曾著文說：“從第八章起不得不敦請柳研青姑娘先行出場，直岔到第三十章共三十多萬字，所以金錢鏢在結構上竟被折成兩截。”但先父當初寫武俠小說是謀生而不是創作；此時小有名氣，可以不受報社文藝編輯的束縛，在一定限度內隨心所欲地發泄自己的情感，結果是意外地奠定了白羽武俠小說的獨特風格。
美學家張贛生這些年來對近代中國武俠小說作了深刻研究，他對所謂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名家的作品，分別贈予言情武俠小說（王度廬）、武林技擊小說（鄭證因）、神怪劍俠小說（還珠樓主）等桂冠，他對筆者說，擬稱白羽武俠小說為社會武俠小說。天津作家馮驥才著文說：“白羽是有才華的作家，中外文學修養都較深，作品多借武林中的恩恩怨怨發泄對世態人情的感慨，餘味尤濃。”（原載《藍盾》）
白羽武俠小說武打很少，僅僅是借武林人物間的種種矛盾作外殼，發泄在心靈裏埋藏多年的情感。他擅長揭露，更擅長描寫青年的心理，在內容上又把二者融合起來，通過青年的個人奮鬥曆程中遇到的種種挫折，揭露舊社會人間的爾虞我詐，讚揚青年的百折不撓精神，再寫點外態冷漠、內心熱情的善良長者。這是白羽武俠小說的基本公式。
先父對自己文字功力之長短，有點自知之明，注意揚長避短，在武俠小說中盡力表現現實生活。
白羽筆下的青年雖然身份不同，性格有異；但都有誌氣、很自信、缺乏社會經驗，因而到處碰壁。吃了虧，並不從自身找原因，卻總是埋天怨地嫌自己運氣不好。在碰壁中，既揭露了碰壁的外部原因舊社會的人間奸詐；也揭露了碰壁的內部原因青年的無知、傲慢。
白羽武俠小說流行於四十年代，事隔四十餘載，一些知名人士，像作家（如劉紹棠、馮驥才、鄧友梅先生）、文藝評論家（如薑德明、張贛生等先生）、以及資深教授（如全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王學仲、範伯群、徐斯年等先生）和其他方麵學者，至今還留有印象，海外還在重版印刷。其藝術上成功之所在，就在於先父在小說中把自己寫進去了；小說中的青年，正是先父的化身。讀了育楠的《淚灑金錢鏢》，帶著悲和淚，便能正確認識白羽武俠小說中的人物。
但是由於時代的限製和作者思想水平的局限，白羽武俠小說當然有許多毛病。
先父正因為厭惡寫武俠小說，一旦有飯吃，便不再寫了。一九四二年，先父寫完《十二金錢鏢》卷十六，全書即將結束，卻停筆不寫了。台灣的葉洪生先生對此很不理解。其實原因很簡單，當此時，先兄以智從北平師範大學休學謀了一個小學教員差事，家中勉強有飯吃，先父便停筆武俠，專心致誌地把精力轉移到甲骨金文研究上去了。（順便說幾句，先父關於甲骨文鍾鼎文的研究的一部分手稿，現仍存於王襄老先生的門生手裏，據聞想整理出版。）但葉洪生先生有個誤會，他以為十二金錢鏢隻寫了十六卷八十回。其實先父從一九四六年起又沒飯吃了（先父離開國民黨一家報社總編輯崗位，先兄辭去小學教員，複學北平師大），自言重度淪陷生活（見《十二金錢鏢》滬版自序）重作馮婦，三年間又撰寫了一百多萬字的武俠小說，一九四六年寫完《十二金錢鏢》卷十七，在天津《建國日報》連載，結束了全書。先父厭惡武俠小說的另一表現是，在小說中奚落、諷刺俠客的行徑，這也是他寫作時思想矛盾之所在。
（原載年期香港《明報月刊》，年作較大刪節。）
附言：
育楠寫的《淚灑金錢鏢》終究是文學作品，小說終究是小說麽，當然要進行藝術加工。近年我接到許多封信，問及該書的若幹史實。我隻回答：這是小說，不是白羽傳。
又及，本文是見到台灣葉洪生先生批校的二千萬言的《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係》有感，將此在大陸已刊出的文章，寄給香港梁羽生先生，請他介紹在香港報刊發表，以便與港台學者交流。梁羽生先生當即將此稿麵交金庸先生，金庸先生批示在《明報月刊》發表。大約在我寄稿一個月內，便接到梁羽生先生的來信和該刊的刊出稿，其效率之高出我意料。在此感謝梁羽生、金庸兩位武俠文學大師的支持。
宮以仁
天津作家、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副會長馮育楠先生撰寫已故武俠小說名家白羽傳記小說《淚灑金錢鏢》近萬字，即將在天津《小說家》雜誌刊出和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育楠來函囑我作序，我胡亂寫上幾句話。
育楠名為寫先父宮白羽的傳記小說，實在是寫舊社會一代文人悲慘的生活、暗淡的寫作生涯，以及被摧殘的藝術才能和作品。
在此以前，育楠寫過兩篇報告文學，題為《文壇悲士宮白羽》、《一個小說家的悲劇》。兩個“悲”字和這個“淚”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對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對先父藝術才華的欣賞，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間（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間中斷四年寫作）撰寫數十部近千萬言武俠小說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傳《話柄》的自序中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話。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後，投身文學事業。二十年代初多次親聆魯迅先生的教誨，白羽的許多創作和譯文，得到魯迅先生巨筆的精心潤色，並向報刊推薦。可惜這類珍貴資料，我現在手頭上僅殘存一篇了，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據英譯本翻譯的俄國文學大師契訶夫的《壞孩子》，魯迅先生又據德文本校正，推薦發表在北京《晨報》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先父本來可以成為新文學運動的一員，但舊社會奪去了他的藝術生命。二十年代，他是在饑寒、冷眼中掙紮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擊中奮鬥的十年。在這二十年間，他總算寫過許多同情勞苦大眾、揭露社會黑暗麵的創作，也寫過大量宣傳抗日救國的雜文。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寫武俠小說糊口。
早在我國新文學運動初興的時代，一些文學批評家曾對武俠、言情小說掀起一陣批評運動。先父少年時很愛看俠義小說，青年時卻也寫過雜文指責俠義小說對青少年的毒害。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卻想借用讀者喜愛的這種文學形式，宣傳抗日救國，並在報刊上發表了一部曆史武俠小說《黃花劫》（署名杏呆）。這部小說當時影響很小，也可以說寫作沒有成功，早被人們忘卻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攜眷由鄉下重返天津謀生。自命具有五種謀生手段的宮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時際，卻有四種本領無所施展。做機關小吏、編報采訪、寫雜文，就等於當漢奸，先父不想幹。想教書，學校大都停辦。隻剩下一種謀生手段寫小說；又被報社文藝編輯套了一個小小的緊箍隻準寫不要曆史背景的純武俠小說。為了吃飯，先父隻得束手就擒，開始從事不願做而又隻得做的武俠小說寫作生涯。這總比當漢奸強。先父本是一介書生，對武術是一竅不通，甚至連切菜刀也沒拿過（這一點也不誇大，先父從未操過家務）；怎麽辦呢？當時已寫過武林技擊小說、自稱會武功的鄭證因老伯，也苦於沒飯吃，兩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寫起長篇武俠小說《十二金錢鏢》來了。
武俠小說的當代研究者，包括台灣的葉洪生先生諸專家，都認為：先父寫武俠小說，得助於鄭證因先生、張玉峰武師，鄭先生是精於武功的。其實不然，鄭先生也隻是“紙上談兵”的武術家。鄭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從來沒見他練過一招一式（鄭先生離我家時，我已經是中學生了）。據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采訪鄭先生在天津的親屬（如鄭連增等），其親屬也說，家中隻有為數很少的幾本拳譜劍譜而已。先父結識張玉峰老武師甚晚，那是在先父寫武俠小說成名之後，張武師才慕名而來，請先父為之寫傳（即先父撰寫之《子午鴛鴦鉞》）。可惜此書出版後，張武師未再光臨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先父生前總以此為一憾事）。當此時，先父已熟知寫作武打之套數，也成了“紙上談兵”的大俠，並未再向張武師請教武功。這是插入的一段題外話。
一九三八年初，先父親自把題為《豹爪青鋒》的長篇武俠小說的前兩章，送到報社。報社文藝編輯大概認為這個書名純文學味太濃，大筆輕輕一揮，改做《十二金錢鏢》。細心的葉洪生先生發現了《十二金錢鏢》初版版本有豹爪青鋒的副題，來由即是如此。
先父回到家中，很感慨了一番，大罵文藝編輯的無知、庸俗，對家人說：“我不能丟姓宮的臉，寫《十二金錢鏢》的，姓白名羽，與我宮竹心無關；白羽就是輕輕一根羽毛，隨風飄動。”牢騷是發作了，卻隻能在家中大喊大叫；署名權屬於自己，書名《十二金錢鏢》，仍得聽命於編輯。
先父鋪設了《十二金錢鏢》全書的結構，開了頭，請鄭證因先生修改第二、三章的武打場麵。但報紙每日連載不久，鄭先生另有高就，留下幾本拳譜劍譜，辭先父而去。（約半年後，鄭先生又回來了。）
當時先父手捧劍譜，心緒煩亂，感慨萬分。還沒學會武打套數，如何往下寫？在感慨中，回想起一生遭遇，忽然觸動了寫作靈感，趕快把《十二金錢鏢》中失鏢的鏢頭胡孟剛押進監牢，描寫起舊社會的虛偽奸詐。先父積二十年的社會經曆，對這些道貌岸然、居心險惡的官場人物是熟悉的，於是寫了舒鹽商勾結張哨官、趙管帶誣良為盜的故事。其中有一封數百字的卸責誣陷密信，得到葉洪生先生的評語是：“此信頗有紹興師爺刀筆味。”先父受過刀筆吏的害，小說中的這封信自然是帶著情感寫的。至於官場中官紳的虛偽、狡詐，先父更是把自己的親身所遇寫進去了，把自己的恨，活現在紙上。
武俠小說不能不寫武打，而神奇的武打，往往造成少年的模仿，因而起了毒害作用。先父對此早有所感，於是在《十二金錢鏢》第四章寫了一段武俠小說作家批判武俠小說對青少年毒害的奇特故事。故事的大體情節是：十三歲的少年陸嗣清，看了俠義小說，便模仿著行俠仗義、抱打不平，惹了禍，鬧了笑話。少年陸嗣源看了姐姐打弟弟，他也抱打不平，結果遭到那姐弟二人的同聲臭罵。（這個小故事的素材，直接來源於先父自身經曆；也可以說是從先父自傳《話柄》中移植過來的。）在書中，先父又借大俠俞劍平之口，對這一不良影響作了正麵說教。先父本來牢記魯迅先生對他的當麵教誨，不要在小說中邊敘邊議；在這裏卻寫了幾千字的說教文字。這也反映了先父寫武俠小說的矛盾心情。
《十二金錢鏢》是以丟鏢開始，便總得尋鏢，尋鏢就得開打，先父又不敢寫武打，於是就在頭腦裏轉圈子。小說的主人公俞劍平，也隻得隨著先父的思路，東奔西竄的亂轉，但是總摸不著鏢銀的下落。然而這種轉圈子的結構卻意外地獲得讀者的興趣。《十二金錢鏢》第五章，先父寫了一段小打，練習著紙上武功，開始摸索著武打描寫的新風格。
但先父自知寫武打終非所長，亦非所願，他要揚長避短，刻畫活生生的真人，於是第六章出現一個小人物九股煙喬茂。這個喬茂，既無本領，又想逞能；既膽小，又貪功；想冒險，又怕死；自以為聰明，反而上了人家的當，以被活擒告一段落。先父對這段細致的心理描寫，自己還感到滿意。
九股煙喬茂這幾萬字的小插曲，不能無休止地拖下去，《十二金錢鏢》從第八章起在情節上來了個硬邦邦的大轉折，甩開了丟鏢找鏢，插進很大一段江東女俠柳研青的故事。用當時的評語來說，柳研青出場獲得“開簾紅”。
也有些讀者和評論家指責《十二金錢鏢》中插入柳研青故事是敗筆。葉洪生先生在批注中曾再三批評這一點。先父生前完全承認結構上的這個缺陷，他曾著文說：“從第八章起不得不敦請柳研青姑娘先行出場，直岔到第三十章共三十多萬字，所以金錢鏢在結構上竟被折成兩截。”但先父當初寫武俠小說是謀生而不是創作；此時小有名氣，可以不受報社文藝編輯的束縛，在一定限度內隨心所欲地發泄自己的情感，結果是意外地奠定了白羽武俠小說的獨特風格。
美學家張贛生這些年來對近代中國武俠小說作了深刻研究，他對所謂北派武俠小說四大名家的作品，分別贈予言情武俠小說（王度廬）、武林技擊小說（鄭證因）、神怪劍俠小說（還珠樓主）等桂冠，他對筆者說，擬稱白羽武俠小說為社會武俠小說。天津作家馮驥才著文說：“白羽是有才華的作家，中外文學修養都較深，作品多借武林中的恩恩怨怨發泄對世態人情的感慨，餘味尤濃。”（原載《藍盾》）
白羽武俠小說武打很少，僅僅是借武林人物間的種種矛盾作外殼，發泄在心靈裏埋藏多年的情感。他擅長揭露，更擅長描寫青年的心理，在內容上又把二者融合起來，通過青年的個人奮鬥曆程中遇到的種種挫折，揭露舊社會人間的爾虞我詐，讚揚青年的百折不撓精神，再寫點外態冷漠、內心熱情的善良長者。這是白羽武俠小說的基本公式。
先父對自己文字功力之長短，有點自知之明，注意揚長避短，在武俠小說中盡力表現現實生活。
白羽筆下的青年雖然身份不同，性格有異；但都有誌氣、很自信、缺乏社會經驗，因而到處碰壁。吃了虧，並不從自身找原因，卻總是埋天怨地嫌自己運氣不好。在碰壁中，既揭露了碰壁的外部原因舊社會的人間奸詐；也揭露了碰壁的內部原因青年的無知、傲慢。
白羽武俠小說流行於四十年代，事隔四十餘載，一些知名人士，像作家（如劉紹棠、馮驥才、鄧友梅先生）、文藝評論家（如薑德明、張贛生等先生）、以及資深教授（如全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王學仲、範伯群、徐斯年等先生）和其他方麵學者，至今還留有印象，海外還在重版印刷。其藝術上成功之所在，就在於先父在小說中把自己寫進去了；小說中的青年，正是先父的化身。讀了育楠的《淚灑金錢鏢》，帶著悲和淚，便能正確認識白羽武俠小說中的人物。
但是由於時代的限製和作者思想水平的局限，白羽武俠小說當然有許多毛病。
先父正因為厭惡寫武俠小說，一旦有飯吃，便不再寫了。一九四二年，先父寫完《十二金錢鏢》卷十六，全書即將結束，卻停筆不寫了。台灣的葉洪生先生對此很不理解。其實原因很簡單，當此時，先兄以智從北平師範大學休學謀了一個小學教員差事，家中勉強有飯吃，先父便停筆武俠，專心致誌地把精力轉移到甲骨金文研究上去了。（順便說幾句，先父關於甲骨文鍾鼎文的研究的一部分手稿，現仍存於王襄老先生的門生手裏，據聞想整理出版。）但葉洪生先生有個誤會，他以為十二金錢鏢隻寫了十六卷八十回。其實先父從一九四六年起又沒飯吃了（先父離開國民黨一家報社總編輯崗位，先兄辭去小學教員，複學北平師大），自言重度淪陷生活（見《十二金錢鏢》滬版自序）重作馮婦，三年間又撰寫了一百多萬字的武俠小說，一九四六年寫完《十二金錢鏢》卷十七，在天津《建國日報》連載，結束了全書。先父厭惡武俠小說的另一表現是，在小說中奚落、諷刺俠客的行徑，這也是他寫作時思想矛盾之所在。
（原載年期香港《明報月刊》，年作較大刪節。）
附言：
育楠寫的《淚灑金錢鏢》終究是文學作品，小說終究是小說麽，當然要進行藝術加工。近年我接到許多封信，問及該書的若幹史實。我隻回答：這是小說，不是白羽傳。
又及，本文是見到台灣葉洪生先生批校的二千萬言的《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係》有感，將此在大陸已刊出的文章，寄給香港梁羽生先生，請他介紹在香港報刊發表，以便與港台學者交流。梁羽生先生當即將此稿麵交金庸先生，金庸先生批示在《明報月刊》發表。大約在我寄稿一個月內，便接到梁羽生先生的來信和該刊的刊出稿，其效率之高出我意料。在此感謝梁羽生、金庸兩位武俠文學大師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