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玉溪卷煙廠
褚時健：每一處都是人生巔峰 作者：冷湖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79年，是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一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30周年，更是中國開始正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第一年。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成功召開，但是在中國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還是殘留著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不良風氣。
當時，在中國的一些工廠中，工人絲毫沒有工作的幹勁，一是因為多幹少幹一個樣，沒有人會故意跟自己過不去，二是因為來到廠裏做工的人，並非喜歡這份工作，也不適合這份工作，而是奔著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的福利加入的。
可想而知，帶著這樣的思想觀念，工廠裏會是一番什麽情景。據說，當時很多工廠的生產線上，都可以看到工人們在悠閑地聊天，有的還嗑著瓜子，基本上沒有人積極地幹活，如果問起他們的工廠一年有多少生產定額或是經濟效益如何，竟然沒幾個人能回答上來。
顯然，這就是大鍋飯時代、人民公社化運動給中國人植入的懶惰因子。工人已經不再把工作當成是改變命運的事，而僅僅是養家糊口、混日子的一種謀生手段而已。更要命的是，工廠裏有“世襲製度”，一個工人去世了，其子女就能馬上接班代替，有的可能十幾歲就上崗了。
由於經濟效益普遍不好，所以中國的工廠很少漲工資，常常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沒有多大的變化，當然這期間的物價上漲也是微乎其微的。不過，即使漲了工資，增加點獎金，對工人積極性的刺激作用還是很小。因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工人能得到什麽，而是他們不用付出什麽就可以得到的思想意識和客觀存在，直接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褚時健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來到玉溪卷煙廠擔任廠長的，那是1979年的10月。
那時候，雲南的煙葉在國內並不出名，一直都被埋沒在荒山野嶺之中。直到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才讓它有了些名氣。
那是1953年，當時國家煙草主管部門在河南鄭州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煙草工作會議，對國內主要產煙的地區進行評比，看看誰家的煙葉更好。當時，由於河南的煙葉比較出色，所以得到了100分的滿分評定。結果，距離最遠的雲南代表在會議召開的第三天才趕到現場，而這時的評分鑒定早就結束了。沒辦法，雲南的代表隻好將費盡周折帶來的煙葉堆在會議室門口。就在這時，當與會人員陸續出場之際，忽然看到了產自玉溪的“雞油黃”煙葉，頓時被它光鮮的色澤吸引住了，來自全國的代表都驚呆了，於是又特地為雲南煙葉重新進行了評定，最後得出了：色澤金黃、油潤豐滿、清香醇和的結論，給出了一個108分的分值！不言而喻，雲南的煙葉超過了河南。
從這次大會之後，雲南的煙草聞名全國，玉溪地區也一躍成為了“雲煙之鄉”。
1956年5月，經過國家農產品采購部門批準，經過雲南省委決定，在玉溪城東的紅塔山附近，玉溪煙葉複烤廠開始動工。由於當時的施工設備很差，施工條件也不好，所以在開山造地的時候，經常需要肩挑手抬，建立起了25000平方米的生產廠房。前後共投入資金294.7萬元，最終於1957年11月1日竣工，給玉溪地區不能加工煙葉的曆史劃上了句號。
1959年，中國輕工部從一個名叫華美的上海私人卷煙廠調來30台卷煙機，一同跟過來的還有36位上海師傅。當時，為了提高卷煙的產量，不少工序都是徒手完成的。
1959年5月4日，玉溪卷煙廠正式宣告成立。在產出“人民公社”等卷煙之後，廠裏的領導決定根據紅塔山來命名一種香煙，這一款香煙除了底色是白色之外，上麵的圖案全部采用紅色，紅色的寶塔。紅色的山頭，紅色雲彩，目的就是為了突出那個紅色的時代。當時，玉溪卷煙廠的一位領導表示，紅色本身象征著革命，紅塔是豎在山上的，經過幾百年屹立不倒，因此打算將紅塔山定位為一種高檔香煙。
1959年10月，玉溪煙廠將新生產出來的紅塔山香煙作為國慶10周年的賀禮獻到了北京，那是一箱經過精挑細選的紅塔山，上麵寫上了“送給毛主席”五個字，發到了中南海。至於毛主席究竟嚐沒嚐到紅塔山的味道或者給了它怎樣的評價，這一切就再沒有下文了。
1979年，褚時健一家四口來到了玉溪卷煙廠。到了這裏之後，褚時健才發現這個煙廠存在的問題實在太多了，和當年他剛接手的曼蚌糖廠有的一拚：整個工廠製作水平粗陋，漫天都是灰蒙蒙的，待得久一點很容易感染上肺病，而且工資待遇也很低。相比之下，當時玉溪效益最好的廠子是化肥廠。褚時健還了解到，1979年玉溪卷煙廠的年產量還不到30萬箱，生產的紅梅牌香煙，絕大部分根本賣不出去，隻好堆在庫房裏任其腐爛變質。難怪當時職工當中流傳著一句話：“紅梅紅梅，先紅後黴。”
褚時健很清楚，玉溪煙廠之所以變成這副樣子，是有一定的曆史根源的，因為它一直吃著大鍋飯長大，經過了20年的發展，基本上沒什麽變化，就連使用的設備也是國外早就淘汰的破爛。用這樣的家夥生產出來的香煙，能賣得出去才怪。
雖然褚時健在糖廠幹了14年，但是像玉溪卷煙廠這樣的大型企業，他還是第一次接觸，缺乏相關的管理經驗。不過褚時健認為，一個人的潛能是無窮盡的，隻要將職工的幹勁激發出來，推翻陳舊的管理機製，玉溪卷煙廠也會有改頭換麵的可能。
以人為本，人是最終的決定性因素，這是褚時健當時最清醒的一個認識。
為了充分了解這個半死不活的煙廠，褚時健開始了認真的走訪調查。首先，他來到了廠房，發現那兒的生產環境相當惡劣，煙灰能把人嗆得窒息掉，溫度也很高，烤得人熱汗直流，噪音也很大，吵得人腦子嗡嗡作響。工人的狀況是：上班一身臭汗，下班一身髒灰。如此糟糕的工作環境，工人得到的報酬也很低，每個月人均工資是30塊錢。
隨後，褚時健又來到了職工宿舍。發現一家三代人擠在一個僅有20多平米的小房子裏；一個煙廠的老職工，家裏的居住麵積隻有10多平方米，卻住著六七口人，褚時健當場就流出了眼淚。原來，這位老員工在文革期間備受折磨，沒想到文革過去了，他家的生活境遇還是沒有任何改變。就連孩子半夜去趟廁所，都隻能摸著黑提心吊膽地到院子裏。廚房也是公用的，鄰居們輪流做飯。
最後，褚時健又來到了庫房，發現當年生產的30萬箱卷煙中有6萬箱堆積在倉庫裏，原因是沒有銷售渠道。於是，褚時健不得不思考起來：為什麽煙賣不出去呢？後來經過認真的調查他發現了原因。
一個是原料比較差，而且不對香煙進行分級，有時候一根煙切下來，頭是空的，顯得十分“山寨”，這樣的煙能賣出去就怪了；二是管理製度存在問題，一盒煙應該是20根，結果出廠之後有的是17根，還有的是18根，甚至還有一條煙裏隻有9包的情況，一箱煙竟然能缺2條，誰進了這樣的煙能不罵街呢？最可氣的是，連原料煤灰都能裝進煙裏，這簡直是聞所未聞！褚時健認為，市場不接受玉溪產的煙，是完全有道理的。
走了一大圈之後，褚時健思考的問題更多了，他認為工人們確實是在努力工作，也有奉獻精神，但是他們得到的待遇卻不高，連起碼的居住環境都保障不了。這時候他才深深地意識到，作為一廠之長，他不僅肩負著帶領煙廠改善經濟效益的任務，也承擔著帶領員工脫貧致富的重任。褚時健認為，要想讓大夥一門心思地跟他幹，唯一的辦法就是改善工人的待遇，這才能留得住他們的心，才能激活他們的潛能。
褚時健準備改寫玉溪卷煙廠的曆史了。
當時，在中國的一些工廠中，工人絲毫沒有工作的幹勁，一是因為多幹少幹一個樣，沒有人會故意跟自己過不去，二是因為來到廠裏做工的人，並非喜歡這份工作，也不適合這份工作，而是奔著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的福利加入的。
可想而知，帶著這樣的思想觀念，工廠裏會是一番什麽情景。據說，當時很多工廠的生產線上，都可以看到工人們在悠閑地聊天，有的還嗑著瓜子，基本上沒有人積極地幹活，如果問起他們的工廠一年有多少生產定額或是經濟效益如何，竟然沒幾個人能回答上來。
顯然，這就是大鍋飯時代、人民公社化運動給中國人植入的懶惰因子。工人已經不再把工作當成是改變命運的事，而僅僅是養家糊口、混日子的一種謀生手段而已。更要命的是，工廠裏有“世襲製度”，一個工人去世了，其子女就能馬上接班代替，有的可能十幾歲就上崗了。
由於經濟效益普遍不好，所以中國的工廠很少漲工資，常常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都沒有多大的變化，當然這期間的物價上漲也是微乎其微的。不過，即使漲了工資，增加點獎金，對工人積極性的刺激作用還是很小。因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工人能得到什麽，而是他們不用付出什麽就可以得到的思想意識和客觀存在，直接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褚時健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來到玉溪卷煙廠擔任廠長的，那是1979年的10月。
那時候，雲南的煙葉在國內並不出名，一直都被埋沒在荒山野嶺之中。直到有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才讓它有了些名氣。
那是1953年，當時國家煙草主管部門在河南鄭州召開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煙草工作會議，對國內主要產煙的地區進行評比，看看誰家的煙葉更好。當時，由於河南的煙葉比較出色，所以得到了100分的滿分評定。結果，距離最遠的雲南代表在會議召開的第三天才趕到現場，而這時的評分鑒定早就結束了。沒辦法，雲南的代表隻好將費盡周折帶來的煙葉堆在會議室門口。就在這時，當與會人員陸續出場之際，忽然看到了產自玉溪的“雞油黃”煙葉，頓時被它光鮮的色澤吸引住了，來自全國的代表都驚呆了，於是又特地為雲南煙葉重新進行了評定，最後得出了：色澤金黃、油潤豐滿、清香醇和的結論，給出了一個108分的分值！不言而喻，雲南的煙葉超過了河南。
從這次大會之後，雲南的煙草聞名全國，玉溪地區也一躍成為了“雲煙之鄉”。
1956年5月，經過國家農產品采購部門批準，經過雲南省委決定，在玉溪城東的紅塔山附近，玉溪煙葉複烤廠開始動工。由於當時的施工設備很差，施工條件也不好，所以在開山造地的時候，經常需要肩挑手抬，建立起了25000平方米的生產廠房。前後共投入資金294.7萬元，最終於1957年11月1日竣工，給玉溪地區不能加工煙葉的曆史劃上了句號。
1959年，中國輕工部從一個名叫華美的上海私人卷煙廠調來30台卷煙機，一同跟過來的還有36位上海師傅。當時，為了提高卷煙的產量，不少工序都是徒手完成的。
1959年5月4日，玉溪卷煙廠正式宣告成立。在產出“人民公社”等卷煙之後，廠裏的領導決定根據紅塔山來命名一種香煙，這一款香煙除了底色是白色之外，上麵的圖案全部采用紅色，紅色的寶塔。紅色的山頭，紅色雲彩，目的就是為了突出那個紅色的時代。當時，玉溪卷煙廠的一位領導表示，紅色本身象征著革命，紅塔是豎在山上的，經過幾百年屹立不倒，因此打算將紅塔山定位為一種高檔香煙。
1959年10月，玉溪煙廠將新生產出來的紅塔山香煙作為國慶10周年的賀禮獻到了北京，那是一箱經過精挑細選的紅塔山，上麵寫上了“送給毛主席”五個字，發到了中南海。至於毛主席究竟嚐沒嚐到紅塔山的味道或者給了它怎樣的評價，這一切就再沒有下文了。
1979年，褚時健一家四口來到了玉溪卷煙廠。到了這裏之後，褚時健才發現這個煙廠存在的問題實在太多了，和當年他剛接手的曼蚌糖廠有的一拚：整個工廠製作水平粗陋，漫天都是灰蒙蒙的，待得久一點很容易感染上肺病，而且工資待遇也很低。相比之下，當時玉溪效益最好的廠子是化肥廠。褚時健還了解到，1979年玉溪卷煙廠的年產量還不到30萬箱，生產的紅梅牌香煙，絕大部分根本賣不出去，隻好堆在庫房裏任其腐爛變質。難怪當時職工當中流傳著一句話：“紅梅紅梅，先紅後黴。”
褚時健很清楚，玉溪煙廠之所以變成這副樣子，是有一定的曆史根源的，因為它一直吃著大鍋飯長大，經過了20年的發展，基本上沒什麽變化，就連使用的設備也是國外早就淘汰的破爛。用這樣的家夥生產出來的香煙，能賣得出去才怪。
雖然褚時健在糖廠幹了14年，但是像玉溪卷煙廠這樣的大型企業，他還是第一次接觸，缺乏相關的管理經驗。不過褚時健認為，一個人的潛能是無窮盡的，隻要將職工的幹勁激發出來，推翻陳舊的管理機製，玉溪卷煙廠也會有改頭換麵的可能。
以人為本，人是最終的決定性因素，這是褚時健當時最清醒的一個認識。
為了充分了解這個半死不活的煙廠，褚時健開始了認真的走訪調查。首先，他來到了廠房，發現那兒的生產環境相當惡劣，煙灰能把人嗆得窒息掉，溫度也很高，烤得人熱汗直流，噪音也很大，吵得人腦子嗡嗡作響。工人的狀況是：上班一身臭汗，下班一身髒灰。如此糟糕的工作環境，工人得到的報酬也很低，每個月人均工資是30塊錢。
隨後，褚時健又來到了職工宿舍。發現一家三代人擠在一個僅有20多平米的小房子裏；一個煙廠的老職工，家裏的居住麵積隻有10多平方米，卻住著六七口人，褚時健當場就流出了眼淚。原來，這位老員工在文革期間備受折磨，沒想到文革過去了，他家的生活境遇還是沒有任何改變。就連孩子半夜去趟廁所，都隻能摸著黑提心吊膽地到院子裏。廚房也是公用的，鄰居們輪流做飯。
最後，褚時健又來到了庫房，發現當年生產的30萬箱卷煙中有6萬箱堆積在倉庫裏，原因是沒有銷售渠道。於是，褚時健不得不思考起來：為什麽煙賣不出去呢？後來經過認真的調查他發現了原因。
一個是原料比較差，而且不對香煙進行分級，有時候一根煙切下來，頭是空的，顯得十分“山寨”，這樣的煙能賣出去就怪了；二是管理製度存在問題，一盒煙應該是20根，結果出廠之後有的是17根，還有的是18根，甚至還有一條煙裏隻有9包的情況，一箱煙竟然能缺2條，誰進了這樣的煙能不罵街呢？最可氣的是，連原料煤灰都能裝進煙裏，這簡直是聞所未聞！褚時健認為，市場不接受玉溪產的煙，是完全有道理的。
走了一大圈之後，褚時健思考的問題更多了，他認為工人們確實是在努力工作，也有奉獻精神，但是他們得到的待遇卻不高，連起碼的居住環境都保障不了。這時候他才深深地意識到，作為一廠之長，他不僅肩負著帶領煙廠改善經濟效益的任務，也承擔著帶領員工脫貧致富的重任。褚時健認為，要想讓大夥一門心思地跟他幹，唯一的辦法就是改善工人的待遇，這才能留得住他們的心，才能激活他們的潛能。
褚時健準備改寫玉溪卷煙廠的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