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會認為這本書過於技術化了,不適合閱讀。這的確不是一本輕鬆的讀物。事實上,那些有機會先睹為快的朋友們都告訴我,每讀上一小節,他們都要停下來,想一想,甚至還要休息一下。不過,他們也無一例外地表示,這是一部真正有價值的書,是一部思想之書、智慧之書。


    這樣一部讀著都很“辛苦”的書,其翻譯過程就更不必說了。但翻譯的辛苦,並不是值得在這裏大書特書的事情——翻譯本就是一件苦差事。這部書的翻譯過程之所以與眾不同,正在於它身體力行地實踐了這本書中的思想。


    翻譯工作早在2008年5月就開始了。起初隻有一位譯者——同時身懷清華數學係的學士學位和北大哲學係的準博士學位。我們在評估原作後一致認為,這樣一個“大部頭”,絕不能采用多人協作的方式,否則很難保證質量。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其實也是一個近於“荒謬”的結論。上世紀也曾有很多高質量的譯著,是由團隊協作完成的。隻不過後來,地理上聚在一起的團隊不複存在,翻譯似乎成了“一個人的戰鬥”,即使有多人參與,也往往是編輯在時間的壓力下將原作分成幾塊,包給不同的譯者分頭完成而已。譯者間絕少通氣和交流,因而也不能稱之為“協作”,並且質量也無法得到保證。


    到了2008年底,《失控》的翻譯進度遠遠落後於計劃——隻完成了初稿的四分之一左右。無奈之下,我決定鋌而走險,通過社區公開招募的方式,選拔了另外8名譯者。這些譯者中,有大學生,有中學教師,有大學老師,有國家公務員,更多的其實連做什麽我都不是很清楚。他們與之前的譯者組成一個虛擬團隊,以協作的方式繼續工作。為此,我們創建了維基頁麵和google小組。


    協作一開始就處在一種“失控”的狀態:章節段落是自由認領的,譯者們喜歡哪一章就在維基頁麵那章的標題後麵注上自己的id。有的譯者隻小心翼翼地認領半章;也有的譯者死乞白賴地求手快的譯者把喜歡的章節讓給自己。作為協作翻譯的組織者,我隻是維護一張表格,每周向大家匯報進度而已。雖然感覺上有些亂哄哄的,不過也沒出什麽大問題,每周的進度也很令人滿意。


    很快新的問題又冒出來了。有些譯者將翻譯過程中遇到的難點發到google小組裏,引起了爭論,並且常常誰都很難說服誰。這時候我覺得有必要設立某種仲裁機製了,於是提出由大家推舉三位譯者組成仲裁小組,作為最終的裁定機構。想不到的是,我的提議竟然遭到了所有譯者的反對。“不,我們自己能擺平這些問題!”好吧,於是我縮回去繼續做我那份很有前途的進度匯報工作。


    僅僅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中間還過了一個春節),全書的初稿就奇跡般地完成了。鑒於之前的組織工作實在“混亂”,也不“規範”——譬如說,事先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術語表,隻是譯者們在翻譯過程中覺得哪些術語有必要統一,就把它們添加到一個維基頁麵上;但其他譯者是否認可和遵從,也沒有強製約束——因此,大家一致同意進入互校階段(事實上,有些手快的譯者在此之前已經完成了一遍對自己那部分的自校工作)。


    互校中也免不了吵吵鬧鬧。但還有更“節外生枝”的事情發生。一位譯者用了一周時間,將書中所涉及的過百個人物在互聯網上檢索了一遍,做了注釋;另一位譯者列出了他認為對理解本書來說至關重要的三十幾個關鍵詞;還有幾個譯者從自己的專業背景出發,結合從維基百科、互動百科上查到的詞條,為專業術語做了加注。大家今天看到的這本中文版中,注解多達400多個!這正是譯者們的工作成果。


    兩輪互校完成後,大家又推舉了一位譯者對全書文字做了潤色。到2009年5月,這種“蜂群思維”式的協作基本上告一段落。第一版的中文《失控》誕生了。那時候,全部的譯文都放在維基頁麵上,並且誰都可以看到。現在網上能找到的《失控》譯文,基本上都是那個版本的節選和轉載。


    這之後,我決定由我對全書再做一次終校,以進一步提升質量。誰曾想,這一校就是一年多。其間經曆了我被迫離開聯合創業並擔任總經理的公司,從頭建設一個新的網站和社區——“東西”。好在團隊承擔了絕大部分工作,社區也給了我莫大的鼓勵和幫助。我得以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時斷時續地完成了終校工作。說是完成,其實也不確切,最終還是未來得及對第22章和第23章進行終校。因此,這一版的中譯本還算不上完美,還有很大的進化空間。


    終校的“拖遝”,在我看來並不能算是“失敗”,它從某種程度上再次驗證了《失控》中所提及的思想,並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了“眾包”這一互聯網經濟時代的新模式。


    如果說終校之前的協作是在一個扁平層級上的“蜂群思維”,那麽終校則是在這個層級之上的更高級行為。這裏的層級不是階級的層級,而是功能的層級。正所謂“革命隻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理想狀態下,高層級的行為不應簡單重複低層級的行為。“終校”與其說是“校”,不如說是“讀”。我依靠自身的知識背景,通讀譯文,遇到別扭或難解之處,再去對照原文。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譯文的質量參差不齊,一些章節不得不近於重翻一遍。但這並不是譯者們的問題,而是因為在08年底的時候,我們還沒有能力通過社區招募到這麽多能夠充分勝任《失控》這本書的譯者。


    即便在兩年後的今天,我們也不敢保證能夠通過社區招募到數量恰恰好、水平恰恰夠、文風足夠近的譯者來組成一個完美的協作團隊。而且我相信,不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達成這個目標的幾率都幾乎為零。


    這也就是“眾包”的特點——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


    在繼續討論“眾包”模式之前,先澄清一個曲解。“眾包”不是“威客”。借助網絡從茫茫人海中篩選出最突出的個體來完成任務,這其實是“超女”的海選;沒有了協作,沒有了“蜂群思維”,也就不成其為“眾包”。


    不確定性往往使人們感到不安,而不可控性更是被視為現代企業管理的大敵。然而從另一方麵講,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也正是創新的源泉、進化的動因。這點毋需我來贅述。


    如何既不抹殺創造性和進化空間又能保證產品和服務的質量?


    答案就是層級架構,而且往往隻需要兩個層級就足夠了:下層是充滿活力的“蜂群”式協作,上層則對產品或服務的最終質量進行把控。《失控》中用了一個相對專業的術語來描述這種結構——包容架構;其所涉及的細節和故事,也要比我這裏的三言兩語豐富得多。


    《連線》編輯jeff howe最初在06年提出“眾包”的時候,認為是網絡和科技產品的進步——譬如數碼相機——使得原本需要專業人士才能完成的工作由業餘人員就可以完成,並且在海量的業餘作品庫中,總有一款適合你。


    四年之後,我們相信,“眾包”需要重新定義。


    je howe的立論基礎並非今天所特有。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進步,都會將某個原本高高在上的行業或技能“貶值”為大路貨,譬如書寫。隻不過今天,科技發展如此迅速,使得成千上萬的行業和技能在瞬間就從“專業”的頂峰跌入“業餘”的穀底,讓那些專業人士們無所適從。而至於說海量的內容庫,拜托,我們已經在為信息過載而頭疼了。


    因而,我們在這裏所說的“眾包”,是以“蜂群思維”和層級架構為核心的互聯網協作模式。嗯,就是這樣。


    好了,感謝你耐心地讀到這裏,而不是一看見“後記”這樣的字眼就一把把這幾頁紙撕掉——我聽過不止一個人表達過類似的強烈願望。


    感謝參與《失控》協作翻譯的譯者們:陸丁、袁璐、陳之宇、郝宜平、小青、張鵑、張行舟、王欽、顧珮欽、盧蔚然、gaobaba;感謝“東西”團隊:傅妍冰(西西)、張文武(鐵蝸牛)、師北宸、郝亞洲、王懿、管策、周峰、張寧、杜永光、左向宇、任文科(kevin.ren)、王萌(neodreamer);還要感謝曾協助校對的金曉軒。


    感謝鼓勵和幫助我一路走來的朋友們:張向東、毛譯敏(毛毛)、劉剛。


    更要感謝kk對我們的包容和支持。


    也期待《失控》中譯本在你我的手上繼續進化!


    趙嘉敏(拙塵)  2010年11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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