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主義與新威權主義
守先待後：思想、格局與傳統 作者：劉仲敬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威權主義的定義比較一致，新威權主義則並非如此。
威權主義是基於傳統規範的政體，它的權力並非源於自身。傳統規範先於威權體製，大於威權體製；威權體製有義務服從傳統規範，傳統規範沒有義務服從威權體製。因此威權體製是有限政體的一種，不屬於亞裏士多德定義的“僭政”範圍。僭政是自我授權的、為自己服務的、不受傳統和先例約束的無限權力。
權力的可預期性是威權體製和立憲政體的共同特征，也是二者能夠低成本相互轉化的基本約束條件。如果我們將威權體製視為立憲政體在不利環境下的自我保護，將立憲政體視為威權政體在有利條件下的自然發展，並沒有嚴重違反迄今已知的曆史進程。
威權體製的性質取決於權威所出的傳統規範，不大取決於威權體製的領導人。因此，這些領導人不會也不敢自稱偉大思想家。神化領袖無異於動搖國本，對傳統規範的權威構成嚴重威脅。傳統規範一般就是神聖教會和正統君主的權威。這種權威源遠流長，經曆了時間的考驗，在沒有經過專門政治訓練的普通人眼中，傳統規範和自然法則沒有明顯的區別。威權領導人的權力似乎酷似父親在家庭內的權力，不是篡奪的產物。事實上，大多數威權體製都有父係家長製的特征。也就是說，他們的權力是有機的（自發形成的亞穩態結構，不需要持續的外力幹預）。就像丈夫殘酷虐待妻子，而妻子一般不會認為他是強盜。暴力狂即使離婚，通常也不會遭到強盜的懲罰。共同體成員對待威權領導人的態度與此極為相似。在沒有共同體的地方，威權體製是無法穩定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依靠暴力建立的權力都會迅速退化為僭主製度。僭主製度很難冒充威權體製，就像很難把一個男人因沒有明媒正娶而犯的強奸罪說成家庭暴力罪。
匈牙利的霍爾蒂海軍上將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帥是經典的威權主義者。他們的權威屬於正統教會和君主。他們是以君主國攝政的身份行使權力，維護而非破壞王國的法統。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前，所有的天主教君主國都在這種政體的統治下。在君主空位或主少國疑的時期，王國攝政者一般都是霍爾蒂或佛朗哥這樣的人物。威權體製並不自認為或被認為是臨時政府，它將繼承正統君主的權力交給正統君主，就像管家將老主人的家業交給長大成人的小主人。管家有時是忠誠的，有時並不忠誠；但不忠的管家通常很難變成強盜，因為他接管權力的條件和方式已經對他的行為構成了剛性約束。除非遭到外部政治勢力的幹涉，立憲君主製將是威權體製的自然結局。
歐洲和基督教世界以外，威權體製的建立和穩固取決於兩項基本條件。其一，有機共同體的存在；其二，正統君主製和傳統宗教或其他規範的約束力。依靠征服者的權力建立的多元超民族帝國不具備第一項條件，例如波斯帝國、大清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根據亞裏士多德的定義，這樣的帝國屬於僭政範圍。分開來舉例說，蘇丹對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阿拉伯人無法行使男性家長對妻子兒女的權力，武斷之治和無政府主義是他僅有的選擇。凱末爾（kemal）的新政和青年土耳其黨的新政並沒有任何區別。凱末爾本人隻是青年土耳其黨三傑麾下的偏裨小將，論思想和能力遠不及恩維爾·帕夏（envev passha）。他能在恩維爾失敗的地方成功，恰好就是因為泛土耳其主義的失敗給他創造了條件。泛土耳其主義是什麽，需要一些簡單的說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19世紀晚期流行的意識形態，最初源於拿破侖三世的意識形態輸出，主張突厥語係各群體應該團結起來擁護土耳其蘇丹，建立從中亞到中歐的超級國家，就像拿破侖三世希望統一拉丁各國一樣。青年土耳其黨是泛突厥主義的主要政治組織，通過軍事政變控製了土耳其帝國；壓製親英和主張聯邦的自由協和黨，依靠德國的支持推行中央集權化改革，廢除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采取挑釁式外交政策，最終同時向英俄兩國宣戰，導致土耳其帝國解體。從上述解釋說明中，我們把目光拉回亞洲，不難看出，日本同時符合兩項條件，成功並不僅僅由於政策的恰當。泰國完全符合第二項條件，部分符合第一項條件。曆史上的暹羅王國發揮了泰語各族群保護人的作用，抵抗了緬甸和安南的侵略野心，使他們免遭占人和孟人的滅族慘禍。泰國王室有理由信任臣民無言的忠心，正如慈禧太後有理由懷疑降虜美麗的表白。
新威權主義的意義就是，威權統治者能夠以開明、積極和有效的政策推動包括民主在內的現代化建設，最終取得成功。簡單的集合論告訴我們，隻有在威權體製有條件存在的地方，新威權主義才有實施的可能。有威權體製存在的條件，不一定有新威權主義；沒有威權體製存在的條件，肯定不會有新威權主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李光耀一直是新威權主義在國內的形象代理人。我們不難看出他所依賴的傳統規範。其一，大英帝國留下的法統和管理體製，李光耀本人隻做了極少的修改。其二，美國的冷戰政策和遠東國際體係。李光耀本人的政策像早期凱末爾一樣危險，他的失敗比他的成功更多地造福於新加坡國民。新加坡獨立前後的糾紛清楚地告訴我們，李光耀渴望在統一的馬來西亞大顯身手而不甘心局限在區區小島上。在族群混雜的冷戰前線推行這種政策，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以下結果：馬來半島淪為共產主義遊擊隊的戰場，美國扶植伊斯蘭勢力反撲。南洋華人迅速效仿西貢和金邊的華人，投奔茫茫怒海。如果我們看到有人中彈不死，似乎應該更多地羨慕他父母所賦予的強健體質，而不要急於向自己的腦袋多開幾槍。
秦政結束了中國具備威權主義條件的時代，有機共同體隨著項羽和田橫的複國主義運動而毀滅。蒙、滿多元帝國為中原的花花江山拋棄了塑造有機共同體的機會，而他們自己並非沒有察覺。蒙古貴族曾經寧願滿足於搶劫殺戮後撤回草原，皇太極政權卻寧願用勝利換取比澶淵之盟更為悲屈的和平條件，然而，他們最終無法抗拒吏治國家的致命誘惑。吏治國家是無根遊士為無根遊士的利益設計的政體，符合無限權力渴望散沙順民的內在需要。吏治國家靠流官進行統治，流官的真正任務是削平土豪，而土豪正是有機共同體的凝結核。大一統帝國鎮定而審慎地削平了參天大樹和喬木，隻留下灌木和草地。弱小的順民感到皇權之下不再有任何土豪比自己強大，也就感到了一絲苦澀的安慰。與此同時，歐洲的土豪在封建的混亂中成長為巨人。年輕的巨人盲目地走向世界，漫不經心地踩碎了矮人的玩具屋，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麽。
歐洲的內戰造成了條約體係的崩潰，兩次大戰和冷戰則將華夏世界的殘骸送進了蘇聯的懷抱。列寧主義的政治邏輯是永恒的戰爭權力，正如列寧本人所說，專政的本質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無限權力，包括不受自己製定的法律約束。在階級戰爭結束以前，戰爭權力不可能消失。而戰爭開支是一切政治開支當中最昂貴的，因此其統治成本也是最高的，而且是一切傳統規範（包括威權體製和立憲政體）的有力破壞者，這些傳統規範正是新威權主義賴以建立的根基。這跟西方的威權體製完全不同，佛朗哥元帥的部下完全清楚元帥會做什麽，更清楚普世天主教會的規範是他可以依靠的磐石。總之，它就像是一台割草機，削平了吏治國家留下的灌木，除了草地和苔蘚什麽都沒有留下。
威權主義是基於傳統規範的政體，它的權力並非源於自身。傳統規範先於威權體製，大於威權體製；威權體製有義務服從傳統規範，傳統規範沒有義務服從威權體製。因此威權體製是有限政體的一種，不屬於亞裏士多德定義的“僭政”範圍。僭政是自我授權的、為自己服務的、不受傳統和先例約束的無限權力。
權力的可預期性是威權體製和立憲政體的共同特征，也是二者能夠低成本相互轉化的基本約束條件。如果我們將威權體製視為立憲政體在不利環境下的自我保護，將立憲政體視為威權政體在有利條件下的自然發展，並沒有嚴重違反迄今已知的曆史進程。
威權體製的性質取決於權威所出的傳統規範，不大取決於威權體製的領導人。因此，這些領導人不會也不敢自稱偉大思想家。神化領袖無異於動搖國本，對傳統規範的權威構成嚴重威脅。傳統規範一般就是神聖教會和正統君主的權威。這種權威源遠流長，經曆了時間的考驗，在沒有經過專門政治訓練的普通人眼中，傳統規範和自然法則沒有明顯的區別。威權領導人的權力似乎酷似父親在家庭內的權力，不是篡奪的產物。事實上，大多數威權體製都有父係家長製的特征。也就是說，他們的權力是有機的（自發形成的亞穩態結構，不需要持續的外力幹預）。就像丈夫殘酷虐待妻子，而妻子一般不會認為他是強盜。暴力狂即使離婚，通常也不會遭到強盜的懲罰。共同體成員對待威權領導人的態度與此極為相似。在沒有共同體的地方，威權體製是無法穩定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依靠暴力建立的權力都會迅速退化為僭主製度。僭主製度很難冒充威權體製，就像很難把一個男人因沒有明媒正娶而犯的強奸罪說成家庭暴力罪。
匈牙利的霍爾蒂海軍上將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大元帥是經典的威權主義者。他們的權威屬於正統教會和君主。他們是以君主國攝政的身份行使權力，維護而非破壞王國的法統。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前，所有的天主教君主國都在這種政體的統治下。在君主空位或主少國疑的時期，王國攝政者一般都是霍爾蒂或佛朗哥這樣的人物。威權體製並不自認為或被認為是臨時政府，它將繼承正統君主的權力交給正統君主，就像管家將老主人的家業交給長大成人的小主人。管家有時是忠誠的，有時並不忠誠；但不忠的管家通常很難變成強盜，因為他接管權力的條件和方式已經對他的行為構成了剛性約束。除非遭到外部政治勢力的幹涉，立憲君主製將是威權體製的自然結局。
歐洲和基督教世界以外，威權體製的建立和穩固取決於兩項基本條件。其一，有機共同體的存在；其二，正統君主製和傳統宗教或其他規範的約束力。依靠征服者的權力建立的多元超民族帝國不具備第一項條件，例如波斯帝國、大清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根據亞裏士多德的定義，這樣的帝國屬於僭政範圍。分開來舉例說，蘇丹對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阿拉伯人無法行使男性家長對妻子兒女的權力，武斷之治和無政府主義是他僅有的選擇。凱末爾（kemal）的新政和青年土耳其黨的新政並沒有任何區別。凱末爾本人隻是青年土耳其黨三傑麾下的偏裨小將，論思想和能力遠不及恩維爾·帕夏（envev passha）。他能在恩維爾失敗的地方成功，恰好就是因為泛土耳其主義的失敗給他創造了條件。泛土耳其主義是什麽，需要一些簡單的說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19世紀晚期流行的意識形態，最初源於拿破侖三世的意識形態輸出，主張突厥語係各群體應該團結起來擁護土耳其蘇丹，建立從中亞到中歐的超級國家，就像拿破侖三世希望統一拉丁各國一樣。青年土耳其黨是泛突厥主義的主要政治組織，通過軍事政變控製了土耳其帝國；壓製親英和主張聯邦的自由協和黨，依靠德國的支持推行中央集權化改革，廢除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采取挑釁式外交政策，最終同時向英俄兩國宣戰，導致土耳其帝國解體。從上述解釋說明中，我們把目光拉回亞洲，不難看出，日本同時符合兩項條件，成功並不僅僅由於政策的恰當。泰國完全符合第二項條件，部分符合第一項條件。曆史上的暹羅王國發揮了泰語各族群保護人的作用，抵抗了緬甸和安南的侵略野心，使他們免遭占人和孟人的滅族慘禍。泰國王室有理由信任臣民無言的忠心，正如慈禧太後有理由懷疑降虜美麗的表白。
新威權主義的意義就是，威權統治者能夠以開明、積極和有效的政策推動包括民主在內的現代化建設，最終取得成功。簡單的集合論告訴我們，隻有在威權體製有條件存在的地方，新威權主義才有實施的可能。有威權體製存在的條件，不一定有新威權主義；沒有威權體製存在的條件，肯定不會有新威權主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李光耀一直是新威權主義在國內的形象代理人。我們不難看出他所依賴的傳統規範。其一，大英帝國留下的法統和管理體製，李光耀本人隻做了極少的修改。其二，美國的冷戰政策和遠東國際體係。李光耀本人的政策像早期凱末爾一樣危險，他的失敗比他的成功更多地造福於新加坡國民。新加坡獨立前後的糾紛清楚地告訴我們，李光耀渴望在統一的馬來西亞大顯身手而不甘心局限在區區小島上。在族群混雜的冷戰前線推行這種政策，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以下結果：馬來半島淪為共產主義遊擊隊的戰場，美國扶植伊斯蘭勢力反撲。南洋華人迅速效仿西貢和金邊的華人，投奔茫茫怒海。如果我們看到有人中彈不死，似乎應該更多地羨慕他父母所賦予的強健體質，而不要急於向自己的腦袋多開幾槍。
秦政結束了中國具備威權主義條件的時代，有機共同體隨著項羽和田橫的複國主義運動而毀滅。蒙、滿多元帝國為中原的花花江山拋棄了塑造有機共同體的機會，而他們自己並非沒有察覺。蒙古貴族曾經寧願滿足於搶劫殺戮後撤回草原，皇太極政權卻寧願用勝利換取比澶淵之盟更為悲屈的和平條件，然而，他們最終無法抗拒吏治國家的致命誘惑。吏治國家是無根遊士為無根遊士的利益設計的政體，符合無限權力渴望散沙順民的內在需要。吏治國家靠流官進行統治，流官的真正任務是削平土豪，而土豪正是有機共同體的凝結核。大一統帝國鎮定而審慎地削平了參天大樹和喬木，隻留下灌木和草地。弱小的順民感到皇權之下不再有任何土豪比自己強大，也就感到了一絲苦澀的安慰。與此同時，歐洲的土豪在封建的混亂中成長為巨人。年輕的巨人盲目地走向世界，漫不經心地踩碎了矮人的玩具屋，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麽。
歐洲的內戰造成了條約體係的崩潰，兩次大戰和冷戰則將華夏世界的殘骸送進了蘇聯的懷抱。列寧主義的政治邏輯是永恒的戰爭權力，正如列寧本人所說，專政的本質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無限權力，包括不受自己製定的法律約束。在階級戰爭結束以前，戰爭權力不可能消失。而戰爭開支是一切政治開支當中最昂貴的，因此其統治成本也是最高的，而且是一切傳統規範（包括威權體製和立憲政體）的有力破壞者，這些傳統規範正是新威權主義賴以建立的根基。這跟西方的威權體製完全不同，佛朗哥元帥的部下完全清楚元帥會做什麽，更清楚普世天主教會的規範是他可以依靠的磐石。總之，它就像是一台割草機，削平了吏治國家留下的灌木，除了草地和苔蘚什麽都沒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