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失戀了。失魂落魄地回到思南路的寓所，看著一臉壞笑的陳爝，有那麽一秒鍾，我真想掐死他。說到陳爝，黑曜館事件過後，他又恢複了以前的生活節奏，整天無憂無慮地過日子。鄭學鴻曾為他聯係過一些大學，希望陳爝能夠重返校園，繼續之前未竟的學術研究。陳爝好像對重操舊業提不起興趣，表示再議。真是個怪人。說實話，我和這位小學同學合租有大半年了，可還是摸不清他的想法。他時而認真可靠，時而稀奇古怪，情緒多變，喜怒無常。這樣的性格真讓人受不了，若不是我非凡的忍耐力，早就與他分道揚鑣了。
黑曜館事件對陳爝的影響很大，他雖對這類殺人事件司空見慣，可死者畢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他平日裏不會和我談論黑曜館的案子，也裝得毫不在意。隻有一次，我感覺到了他心情的波動。
那是十二月份的一天，我早早下班回到住處，見到陳爝閉著眼睛蜷縮在客廳的沙發裏。他沒有看書，沒有會客，也沒有出門。我進屋，他也不抬頭看我。我知道他沒睡覺，他從不會在沙發上睡著。再累再困，他都會洗好澡，穿上睡衣，再躺上床。我承認，在這方麵我很邋遢，不顧形象，不像他那麽一絲不苟。
我走近他，剛想開口，眼角卻瞥到了桌上的一份報紙。報紙攤開，我能看到頭版上印得清清楚楚的鉛字標題——詛咒成真！已故富商古永輝遺孀方慧女士遭遇車禍身亡。
“高速公路上，她的車撞向了隔離帶，當場死亡。”陳爝用低沉的聲音說。
“怎……怎麽會這樣？”
“不知道。”
黑曜館，難道真的有詛咒？
陳爝緩緩睜開眼睛，用模糊不清的聲音對我說：“韓晉，你是作家吧？”
“哪有，我哪裏是什麽作家？”
“托爾斯泰16，我看見你晚上偷偷在寫書呢。”陳爝眼中閃過一絲狡黠。
我剛以為他為古陽黯然傷神，誰知又嘲諷起我來。我正欲發作回擊他時，陳爝忽然從背後取出一本老舊的記事本，遞給我。
這是古永輝臨死前寫的童話——《密室裏的白雪公主》。
“我不喜歡這個童話的結局。”陳爝的口氣似在懇求，“請改一下吧。”
後記
很早以前，我就想寫一部“暴風雪山莊”模式的偵探故事，可又不希望落了俗套，所以一直沒有動筆。今年年初得空，恰巧讓我有充足的時間來構思這部新小說。大約在二月份的時候，我已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大綱。又因為工作的關係，沒有時間一氣嗬成，忙忙碌碌，直到八月份才正式開寫，九月份完成初稿。這部小說也算是橫跨了2014年的一整年。寫完之後，不少朋友給出了修訂的建議，在此我要感謝一下雞丁、等待者、陸小包、華斯比等幾位好友，你們使得這部小說更加完善；也感謝所有耐著性子讀完拙作的朋友們，人數太多，餘不一一。
推理小說也是類型小說的一種，公式化且自我重複，如何在原有的基礎上寫出新意，對我來說這是個難題。那時候我想，大部分“暴風雪山莊”模式的推理小說，都把當事人置身其中，我們與小說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我們能感受到他們的存在。假設我們並沒有參與呢？假設這一切都是早就發生的，早在我們翻開小說之前，殺戮就已結束，僅靠零星線索，我們是否能夠用推理重現一切？這似乎很難，並且不切實際。不過，這很有趣，不是嗎？
於是，我試圖做一番嚐試，寫下這部小說。乍看之下，一切似乎很正統，助手與神探，典型的“暴風雪山莊”模式，一群形跡可疑的房客。但這隻是一部分，包藏在羊皮之下的，是二十年前的那起連環殺人案，這才是我的“狼子野心”。故事已經講完，我的任務也已完成，至於這部小說的是非成敗，就交給讀者臧否吧，我閉嘴。而我想借這方寸之地談談的，是關於中國推理小說的一些看法。多岐為貴，不求苟同，若有說錯的地方，請原諒我很傻很天真。
推理小說在中國，從未入土生根，更遑論發芽結果。一百年前就有人講過，此種小說，亦中國所無。一百年後的今天，情況似乎並未好轉。相比其他類型小說，中國推理小說猶如患上侏儒症一般，始終沒有過成長。
也有人會說，金庸以一己之力扛起武俠，推理小說沒有這種人物。
在中國，武俠小說不同於推理小說。從《史記·遊俠列傳》到唐傳奇再到《水滸傳》，一條文脈連綿不絕。不扯太遠，就拿民國那些武俠作家來說，若沒有他們，金庸也不可能有現在的成就。正如《三國演義》的故事不是一人寫就的，金庸也是集大成者，黃藥師的形象似乎脫胎於《十二金錢鏢》中的彈指翁，洪七公也像極了《雲海爭奇記》裏的丐幫長老“神乞”車衛。金庸站在眾位前輩的肩上，達到了其他武俠作家不可企及的高度。
作為中國推理小說作者，我們能從前輩身上汲取怎樣的養分呢？《包公案》《狄公案》，對不起，那是公案小說，和推理小說差之千裏；程小青，孫了紅，他們確實是開風氣者，但不可否認，那個時候的創作尚在邯鄲學步的階段，連年的戰亂又讓偵探文學出現了大斷層。在這批人之後，中國推理小說的創作可以說是無以為繼。且不論有沒有好的作品，就連作品都很少。
沒有土壤，就播不下種子。環顧我們周圍，真正的推理小說身在何處？一百年來，無論是科幻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懸疑小說都在這片土地上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唯有推理小說，像是棄兒般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這是作者的責任，也是讀者的責任。因為讀者在尋找作品的時候，作品也在尋找讀者。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舉出不下十位作家的名字來反駁我的觀點。請你細細咀嚼這些作家的作品，如米飯裏夾雜著沙子，這些真的是推理小說嗎？又有人會說，廣義推理小說範圍極廣，你憑什麽說沒有？確實，特別是在日本，任何一本小說都可假推理之名以行。但日本人比誰都清楚，什麽是正統的推理小說。別誤會，我不是唯本格論者，我欣賞各種類型的推理小說，但我的心願是讓讀者知道何為真正的推理小說。真正的推理小說，結尾不會用一個噩夢來糊弄讀者，不會草草了事，而是有理有據，告訴你這是唯一的真相。
隻可惜，這樣的推理小說在國內相當稀少，正如我之前所言，這是中國推理作家的責任。說句得罪人的話，目前大多推理作家，都誤把自己的寫作熱情當成寫作天賦。寫推理小說是老天賞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而我們市場上有太多自以為是的人在創作所謂“推理小說”。仿佛推理小說門檻極低，抬腳就可以跨過，不需要太多構思，不講究敘事結構，隻要“恐怖”加“意外”，就是一部好的推理小說。這是誤解，也正因如此，才製造出大量的垃圾作品，誤導讀者。有才華的作者卻受到各種約束，或許是好作品不被人欣賞，心灰意冷，從而放棄了推理創作。
那為什麽又是讀者的責任呢？由於好作品少，所以部分讀者錯把中國推理的糟粕之物當標杆，評判當下中國推理的整體水平，然後一棍子打翻一船人，以顯示自己的真知灼見。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推理沒有那麽好，但也沒有那麽差，還有一些有天賦的作者（我見過不少）在繼續著創作。我們不該唾麵自幹，一味嘲諷打擊國內的創作者，應該給予他們機會，不戴有色眼鏡，公正地評判一部小說的優劣，不可因為是中國人寫的推理便區別對待。
其實一部經典的推理小說，隻有吸引人的故事卻沒有推理內核，遠遠不夠。我隻能說這是一部精彩的小說，卻不夠資格成為經典的偵探故事。什麽是好的推理小說，各花入各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就我個人來說，比較古板：詭計、邏輯、伏線，這三個元素在我看來很重要。什麽意思？篇幅所限，不能盡解，總而言之，要有欣賞一部好作品的能力，也需要積土成山，積水成淵，有了一定的閱讀量，自然就知道什麽是好的作品，讀起推理小說才不會盲目跟風，人雲亦雲。正如飽學之士看書，《紅樓夢》與《青樓夢》，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一言以蔽之，有了好的作者和讀者，中國推理就有了發展的土壤。有了土壤，好的作品才能在這片土地上播種發芽，生生不息。
是為後記。
時晨
2014年12月2日於上海
【解說】暹羅連體人會就此分離嗎？
文/陸秋槎（推理作家、評論家）
“然後就是，”福爾摩斯醫生的語氣不如剛才那樣輕鬆了，“劍突連胎——胸骨部連接的孿生。當然，這一類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對暹羅雙胞胎，恩和昌。兩個健康、正常的個體——”
——埃勒裏？奎因《暹羅連體人之謎》
飯城勇三在那本摘獲第十一屆本格mystery大獎（評論部門）的名作《エラリー？クイーン論》中，對美國推理小說巨匠埃勒裏？奎因（ellery queen，實際上是兩位作者合用的筆名）進行了詳盡的考察，並指出，奎因在作品中追求的並不是意外的真相，而是意外的推理。他對奎因前期作品的動機、詭計、敘述、邏輯與死亡留言等各方麵進行了徹底的檢討，並認為奎因的這一傾向是一以貫之的。1我們在討論深受前期奎因影響的作家群及其作品（所謂“奎因流”）的時候，不妨也從這一觀點出發——特別是，當我們需要討論某部作品是否（或者說在何等程度上）接近前期奎因的作品時。
無疑，時晨在《黑曜館事件》（舊題《黑色彌撒》）中也最大限度地為讀者奉上了“意外的推理”，而這一旨趣又可以追溯到他早些年在雜誌上發表的“國名”係列和此前出版的長篇《罪之斷章》（舊題《殺人邏輯學》）。若論深得奎因作品的精髓，在日本或許可以列出大批作家（可參看飯城勇三的另一部著作《エラリー？クイーンの騎士たち》），而在中國國內恐怕隻能舉出時晨一人而已。將他稱為“中國的奎因”或許有吹捧的嫌疑，但若說他是“奎因在中國的代言人”，怕是沒有誰會不自量力地跳出來反駁吧。
然而，假若一個作家在這個時代仍滿足於創作同前期奎因別無二致的作品，這又未免太高慢了。因為這似乎意味著，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作家——那些奎因之後繼續創作推理小說的人，特別是1987年之後的日係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被無視。即便在奎因的附庸蔚為大國的日本，我們仍無法發現哪怕一個原教旨的奎因主義者。2
那麽，時晨的這部新作中是否也包含著某些“後奎因”的新因素呢？或者說，除了奎因，我們是否能從中發現其他作者的影響呢？答案是顯然的。放在開篇的童話和圍繞童話的解讀顯然更接近晚近的日係推理的寫法，特別地，讓我想起了島田莊司發表於新世紀的《螺絲人》（ネジ式ザゼツキー）。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島田莊司一直在各種場合宣傳自己對推理小說的思考，並試圖將推理小說引向與寫實主義的奎因截然相反的方向上去。甚至，就連“本格推理小說”這個說法都令他坐立不安，於是島田為它設計了一個更符合其主張的名字“本格mystery”（本格ミステリー）。島田認為，必須重新審視推理小說的源流。所謂的源，便是最早創作出嚴格意義上的推理小說的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n poe）。在島田看來，愛倫？坡作品中的幻想性，並沒有被重視現實性的歐美古典推理所繼承，而“本格mystery”的目標便是幻想的複權。而與此同時，邏輯性也不應被放棄。對於島田來說，理想的推理小說（他使用的詞是mystery）應具備富於幻想的謎題與充滿邏輯趣味的解答。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島田創作了一係列影響深遠的作品並培養了一批堅定的追隨者。
《螺絲人》以充斥著幻想因素的童話開篇，通過對童話的解讀而引出了一係列更為傳統的謎題。若對這種寫法追根溯源，其始祖恰恰就是愛倫？坡的《金甲蟲》和《瑪麗？羅傑疑案》。後者是對一係列“作中作”（報紙）的解讀，前者則是暗號分析。同《螺絲人》一樣，《黑曜館事件》開篇的童話也可以視為一種暗號。它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以一種隱喻的方式講出的故事，偵探則通過厘清文本與現實的映射關係來解讀它。而《金甲蟲》的暗號解讀，也正是發現紙條上的內容與一般英文表達之間的映射關係。
那麽這樣的寫法，是否曾出現在奎因的前期作品中呢？飯城勇三認為，歐美古典推理繼承了《金甲蟲》的“暗號”解讀，並將它發展成了我們更熟悉的一種處理方式：死亡留言。如此一來，奎因也從《金甲蟲》那裏繼承了一些什麽，畢竟熟悉他的讀者都會記得，《x的悲劇》和《暹羅連體人之謎》裏都出現了“死亡留言”。可是，飯城勇三繼續分析下去卻發現，這兩部作品中的“死亡留言”對於推理而言，根本沒有派上用場——最終指證凶手時，根本沒有將“死亡留言”作為決定性的證據，甚至根本沒有將它們當作一種證據。
如此一來，我們似乎可以下一個結論了：時晨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了晚近的日係推理的寫法，做到了幻想性與邏輯性的完美融合。實際上，我也很希望將這一讚譽贈與我的友人，可惜我終究不能這麽做。因為在《黑曜館事件》中幻想與邏輯並未如那對有四分之三中國血統的連體雙胞胎兄弟一樣、渾然一體地連在一起，它們仍作為兩個相互獨立的個體存在於作品之中。
我這麽說是因為，《黑曜館事件》在指證凶手的時候，也並沒有用到那篇童話所提供的信息。伴隨著新事件的發生，作品被分割成了兩個部分：前半是對童話的解讀以及大量圍繞過去事件的推演，這些推演並沒有給出什麽決定性的結論；後半則是基於新事件與新證據的推理，這一部分是徹底的前期奎因模式。
那麽，這種斷裂是因作者能力的不足而造成的嗎？恐怕不是。
《黑曜館事件》裏在介紹作為偵探役的數學家陳爝時，特別提到他的成名作是一篇關於“連續統假設”（continuum hypothesis）的論文。“連續統假設”的真偽曾作為第一個“希爾伯特問題”困擾了數學界數十年，這個問題最終由美國數學家paul cohen解決，而結論卻是爆炸性的：“連續統假設”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無法判定的，它獨立於集合論的zfc公理係統。而根據“哥德爾第一不完全定理”，任何一個包含了皮亞諾算數體係的公理係統裏都會有這樣的不可證命題。換言之，這不是zfc公理係統的缺陷，而是所有此類係統都具有的性質。
回到正題，恐怕幻想與邏輯的不可調和，也正像不可證命題的存在一樣，也應視作是推理小說自身的一種缺憾。實際上，推理小說裏對暗號、“死亡留言”和“作中作”的解讀，往往帶有一種強烈的恣意性。作者（或者說作品中的偵探）可以根據自己的方便對其進行比較隨意的解讀，其答案並不是唯一正確的，而不過是可以成立的答案中的一種而已。
反觀奎因，作為以嚴密的邏輯推演著稱的作家，奎因的作品中總能看到“窮舉”的蹤跡。通過窮舉，奎因試圖保證解答是唯一正確的。畢竟，敢於“挑戰讀者”不僅意味著有自信給出了全部線索，同時也意味著確信解答是唯一的。答案的唯一性也可以視作構造邏輯推演的一個必須追求的目標。
因此，前期奎因作品中，自然不可能出現基於“死亡留言”或“作中作”而製造的邏輯推演，因為我們不能在鬆軟的根基（解釋的恣意性）上搭起穩固的建築（解答的唯一性）。所以，當時晨選擇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具有幻想性因素的童話之際，這種斷裂已經無可避免了。倘使他為了掩飾牆壁上的裂縫，在最終解答裏強行使用由童話提供的線索，那麽邏輯的嚴密性就勢必會遭到破壞，整部作品反倒更有可能如厄榭府一般轟然倒塌。
更加有趣的是，《黑曜館事件》前後半雖然存在割裂感，但時晨在兩部分裏表露出來的野心卻是相同的：盡可能多地構造意外的推理。實際上，對童話的解讀中並沒有推導出什麽意外的真相，若以“真相”的標準來衡量小說的前半部分，那麽它多少有些失敗，多數隻是原地踏步而已。可是若以“推理”的標準來審視它，那麽，俯仰可見的邏輯推演段落無疑能滿足最苛刻的讀者。換言之，時晨雖然參考了《螺絲人》這類新潮的作品，其趣味仍是奎因式的，仍以意外的推理為目標。
解釋時晨必須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童話推理的理由的同時，我們也可以順便猜測一下奎因在《希臘棺材之謎》裏加入大量偽證據和偽解答的初衷。同時，我會給出自己對所謂“後期奎因問題”的一種理解。
“後期奎因問題”以最簡單通俗的方式來歸納，是一種針對偽證據和解答真偽性的焦慮。這個觀點最早由法月綸太郎在《初期奎因論》（初期クイーン論）中提出。他引出這個難題的方式非常耐人尋味，是基於對數學基礎性問題的類比，特別與“希爾伯特計劃”和“哥德爾不完全定理”的類比。“後期奎因問題”這個說法則是由笠井潔給出的。之後小森健太朗、冰川透、諸岡卓真等人都對此發表過自己的看法。飯城勇三認為，“後期奎因問題”的誕生是因為奎因在推理小說裏引入了一種新想法，即“犯人意識到了名偵探的存在而製定了犯罪計劃”，原本是“非對人遊戲”（非対人ゲーム）的推理小說性質發生了改變，成為了一種“對人遊戲”（対人ゲーム）。
而在我看來，“後期奎因問題”的根源，卻是作者的一種貪欲：最大限度地追求意外推理。這裏的“最大限度”不僅包括最大限度的意外性，也包括最大限度的數量——意外推理的數量。
奎因的邏輯因為加入了對可能性的窮舉，較此前的推理小說要更為嚴謹。若設現場狀況為p，而造成狀況的原因為q，以往作品的邏輯或許可表述成p→q（p所以q），而奎因所希望達到的境界則是p→←q（p當且僅當q），換言之，奎因試圖通過窮舉保證邏輯推演具有唯一性。當然，這隻是一種理想狀況，對案件的推演不可能如邏輯學那般嚴密。但是，至少在作品內部，身為作者的奎因總是試圖保證身為偵探做出的推理是唯一且有效的。
可是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新的問題。
假使作品中每一條推理都是有效的，而所有的證據都是真的（也就是p為真，且p→←q有效），那麽結論也就一定是真實的。因而，假使沒有偽證據的存在，每一起事件都能直接推出真相，沒有安插多重解答的餘地。這樣一來，也就不能在一部作品中放入盡可能多的意外推理了。
因此，偽證據的存在是必要的。對於p→←q而言，若p為假，q也為假，整個命題卻是真的。3前提的錯誤並不妨礙推理的有效性。因此，設置偽證據並據此做出偽解答，反倒是一種擴充推理數量的妙策。
《黑曜館事件》中，凶手雖然精心布置了現場，但這並不以誤導偵探做出錯誤推理為目的，似乎並不包含“後期奎因問題”的因素。可是，童話推理部分的解讀具有恣意性，可以得出許多種可以成立的結論，而基於種種解讀，偵探又對現實中的事件進行了種種推理。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可以視作擴充推理數量的妙計，不妨看成“後期奎因問題”的一種變體。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時晨為追求奎因式的意外推理而付出的努力。
整體來說，這是一部具有強烈前期奎因風格的作品，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卻沒有在解答篇之前插入一份給讀者的挑戰書。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九部“國名”係列裏的異類——唯一沒有“挑戰讀者”環節的《暹羅連體人之謎》。《暹羅》的故事也發生在封閉的環境裏，很大一部分篇幅圍繞“死亡留言”展開（相當於《黑曜館事件》中的童話推理），並且，這一部分在最終的解答裏也沒有派上用場。
時晨的這部作品，加入了富於幻想因素的童話，又繼承了奎因的邏輯傳統，並且將兩者都發揮到了相當的水準。這兩種因素的對立，恰恰就像是一對雙子。然而，本應連接著他們的胸骨卻太過疏鬆，小說最終斷裂成了兩部分：圍繞童話進行解讀的前半和圍繞新事件展開推理的後半。而這並非時晨的能力不足所致，到底是因為兩者太難協調，先天就無法相容。可是通過這樣的寫法，時晨在作品中為讀者奉上了盡可能多的意外推理，讓喜好奎因的我輩感到了久違的滿足。這或許也是一種意料之外的收獲吧，仍值得未來的作者們借鑒學習。
黑曜館事件對陳爝的影響很大，他雖對這類殺人事件司空見慣，可死者畢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他平日裏不會和我談論黑曜館的案子，也裝得毫不在意。隻有一次，我感覺到了他心情的波動。
那是十二月份的一天，我早早下班回到住處，見到陳爝閉著眼睛蜷縮在客廳的沙發裏。他沒有看書，沒有會客，也沒有出門。我進屋，他也不抬頭看我。我知道他沒睡覺，他從不會在沙發上睡著。再累再困，他都會洗好澡，穿上睡衣，再躺上床。我承認，在這方麵我很邋遢，不顧形象，不像他那麽一絲不苟。
我走近他，剛想開口，眼角卻瞥到了桌上的一份報紙。報紙攤開，我能看到頭版上印得清清楚楚的鉛字標題——詛咒成真！已故富商古永輝遺孀方慧女士遭遇車禍身亡。
“高速公路上，她的車撞向了隔離帶，當場死亡。”陳爝用低沉的聲音說。
“怎……怎麽會這樣？”
“不知道。”
黑曜館，難道真的有詛咒？
陳爝緩緩睜開眼睛，用模糊不清的聲音對我說：“韓晉，你是作家吧？”
“哪有，我哪裏是什麽作家？”
“托爾斯泰16，我看見你晚上偷偷在寫書呢。”陳爝眼中閃過一絲狡黠。
我剛以為他為古陽黯然傷神，誰知又嘲諷起我來。我正欲發作回擊他時，陳爝忽然從背後取出一本老舊的記事本，遞給我。
這是古永輝臨死前寫的童話——《密室裏的白雪公主》。
“我不喜歡這個童話的結局。”陳爝的口氣似在懇求，“請改一下吧。”
後記
很早以前，我就想寫一部“暴風雪山莊”模式的偵探故事，可又不希望落了俗套，所以一直沒有動筆。今年年初得空，恰巧讓我有充足的時間來構思這部新小說。大約在二月份的時候，我已完成了這部小說的大綱。又因為工作的關係，沒有時間一氣嗬成，忙忙碌碌，直到八月份才正式開寫，九月份完成初稿。這部小說也算是橫跨了2014年的一整年。寫完之後，不少朋友給出了修訂的建議，在此我要感謝一下雞丁、等待者、陸小包、華斯比等幾位好友，你們使得這部小說更加完善；也感謝所有耐著性子讀完拙作的朋友們，人數太多，餘不一一。
推理小說也是類型小說的一種，公式化且自我重複，如何在原有的基礎上寫出新意，對我來說這是個難題。那時候我想，大部分“暴風雪山莊”模式的推理小說，都把當事人置身其中，我們與小說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我們能感受到他們的存在。假設我們並沒有參與呢？假設這一切都是早就發生的，早在我們翻開小說之前，殺戮就已結束，僅靠零星線索，我們是否能夠用推理重現一切？這似乎很難，並且不切實際。不過，這很有趣，不是嗎？
於是，我試圖做一番嚐試，寫下這部小說。乍看之下，一切似乎很正統，助手與神探，典型的“暴風雪山莊”模式，一群形跡可疑的房客。但這隻是一部分，包藏在羊皮之下的，是二十年前的那起連環殺人案，這才是我的“狼子野心”。故事已經講完，我的任務也已完成，至於這部小說的是非成敗，就交給讀者臧否吧，我閉嘴。而我想借這方寸之地談談的，是關於中國推理小說的一些看法。多岐為貴，不求苟同，若有說錯的地方，請原諒我很傻很天真。
推理小說在中國，從未入土生根，更遑論發芽結果。一百年前就有人講過，此種小說，亦中國所無。一百年後的今天，情況似乎並未好轉。相比其他類型小說，中國推理小說猶如患上侏儒症一般，始終沒有過成長。
也有人會說，金庸以一己之力扛起武俠，推理小說沒有這種人物。
在中國，武俠小說不同於推理小說。從《史記·遊俠列傳》到唐傳奇再到《水滸傳》，一條文脈連綿不絕。不扯太遠，就拿民國那些武俠作家來說，若沒有他們，金庸也不可能有現在的成就。正如《三國演義》的故事不是一人寫就的，金庸也是集大成者，黃藥師的形象似乎脫胎於《十二金錢鏢》中的彈指翁，洪七公也像極了《雲海爭奇記》裏的丐幫長老“神乞”車衛。金庸站在眾位前輩的肩上，達到了其他武俠作家不可企及的高度。
作為中國推理小說作者，我們能從前輩身上汲取怎樣的養分呢？《包公案》《狄公案》，對不起，那是公案小說，和推理小說差之千裏；程小青，孫了紅，他們確實是開風氣者，但不可否認，那個時候的創作尚在邯鄲學步的階段，連年的戰亂又讓偵探文學出現了大斷層。在這批人之後，中國推理小說的創作可以說是無以為繼。且不論有沒有好的作品，就連作品都很少。
沒有土壤，就播不下種子。環顧我們周圍，真正的推理小說身在何處？一百年來，無論是科幻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懸疑小說都在這片土地上得到了蓬勃的發展，唯有推理小說，像是棄兒般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這是作者的責任，也是讀者的責任。因為讀者在尋找作品的時候，作品也在尋找讀者。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舉出不下十位作家的名字來反駁我的觀點。請你細細咀嚼這些作家的作品，如米飯裏夾雜著沙子，這些真的是推理小說嗎？又有人會說，廣義推理小說範圍極廣，你憑什麽說沒有？確實，特別是在日本，任何一本小說都可假推理之名以行。但日本人比誰都清楚，什麽是正統的推理小說。別誤會，我不是唯本格論者，我欣賞各種類型的推理小說，但我的心願是讓讀者知道何為真正的推理小說。真正的推理小說，結尾不會用一個噩夢來糊弄讀者，不會草草了事，而是有理有據，告訴你這是唯一的真相。
隻可惜，這樣的推理小說在國內相當稀少，正如我之前所言，這是中國推理作家的責任。說句得罪人的話，目前大多推理作家，都誤把自己的寫作熱情當成寫作天賦。寫推理小說是老天賞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而我們市場上有太多自以為是的人在創作所謂“推理小說”。仿佛推理小說門檻極低，抬腳就可以跨過，不需要太多構思，不講究敘事結構，隻要“恐怖”加“意外”，就是一部好的推理小說。這是誤解，也正因如此，才製造出大量的垃圾作品，誤導讀者。有才華的作者卻受到各種約束，或許是好作品不被人欣賞，心灰意冷，從而放棄了推理創作。
那為什麽又是讀者的責任呢？由於好作品少，所以部分讀者錯把中國推理的糟粕之物當標杆，評判當下中國推理的整體水平，然後一棍子打翻一船人，以顯示自己的真知灼見。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推理沒有那麽好，但也沒有那麽差，還有一些有天賦的作者（我見過不少）在繼續著創作。我們不該唾麵自幹，一味嘲諷打擊國內的創作者，應該給予他們機會，不戴有色眼鏡，公正地評判一部小說的優劣，不可因為是中國人寫的推理便區別對待。
其實一部經典的推理小說，隻有吸引人的故事卻沒有推理內核，遠遠不夠。我隻能說這是一部精彩的小說，卻不夠資格成為經典的偵探故事。什麽是好的推理小說，各花入各眼，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就我個人來說，比較古板：詭計、邏輯、伏線，這三個元素在我看來很重要。什麽意思？篇幅所限，不能盡解，總而言之，要有欣賞一部好作品的能力，也需要積土成山，積水成淵，有了一定的閱讀量，自然就知道什麽是好的作品，讀起推理小說才不會盲目跟風，人雲亦雲。正如飽學之士看書，《紅樓夢》與《青樓夢》，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一言以蔽之，有了好的作者和讀者，中國推理就有了發展的土壤。有了土壤，好的作品才能在這片土地上播種發芽，生生不息。
是為後記。
時晨
2014年12月2日於上海
【解說】暹羅連體人會就此分離嗎？
文/陸秋槎（推理作家、評論家）
“然後就是，”福爾摩斯醫生的語氣不如剛才那樣輕鬆了，“劍突連胎——胸骨部連接的孿生。當然，這一類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對暹羅雙胞胎，恩和昌。兩個健康、正常的個體——”
——埃勒裏？奎因《暹羅連體人之謎》
飯城勇三在那本摘獲第十一屆本格mystery大獎（評論部門）的名作《エラリー？クイーン論》中，對美國推理小說巨匠埃勒裏？奎因（ellery queen，實際上是兩位作者合用的筆名）進行了詳盡的考察，並指出，奎因在作品中追求的並不是意外的真相，而是意外的推理。他對奎因前期作品的動機、詭計、敘述、邏輯與死亡留言等各方麵進行了徹底的檢討，並認為奎因的這一傾向是一以貫之的。1我們在討論深受前期奎因影響的作家群及其作品（所謂“奎因流”）的時候，不妨也從這一觀點出發——特別是，當我們需要討論某部作品是否（或者說在何等程度上）接近前期奎因的作品時。
無疑，時晨在《黑曜館事件》（舊題《黑色彌撒》）中也最大限度地為讀者奉上了“意外的推理”，而這一旨趣又可以追溯到他早些年在雜誌上發表的“國名”係列和此前出版的長篇《罪之斷章》（舊題《殺人邏輯學》）。若論深得奎因作品的精髓，在日本或許可以列出大批作家（可參看飯城勇三的另一部著作《エラリー？クイーンの騎士たち》），而在中國國內恐怕隻能舉出時晨一人而已。將他稱為“中國的奎因”或許有吹捧的嫌疑，但若說他是“奎因在中國的代言人”，怕是沒有誰會不自量力地跳出來反駁吧。
然而，假若一個作家在這個時代仍滿足於創作同前期奎因別無二致的作品，這又未免太高慢了。因為這似乎意味著，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作家——那些奎因之後繼續創作推理小說的人，特別是1987年之後的日係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被無視。即便在奎因的附庸蔚為大國的日本，我們仍無法發現哪怕一個原教旨的奎因主義者。2
那麽，時晨的這部新作中是否也包含著某些“後奎因”的新因素呢？或者說，除了奎因，我們是否能從中發現其他作者的影響呢？答案是顯然的。放在開篇的童話和圍繞童話的解讀顯然更接近晚近的日係推理的寫法，特別地，讓我想起了島田莊司發表於新世紀的《螺絲人》（ネジ式ザゼツキー）。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島田莊司一直在各種場合宣傳自己對推理小說的思考，並試圖將推理小說引向與寫實主義的奎因截然相反的方向上去。甚至，就連“本格推理小說”這個說法都令他坐立不安，於是島田為它設計了一個更符合其主張的名字“本格mystery”（本格ミステリー）。島田認為，必須重新審視推理小說的源流。所謂的源，便是最早創作出嚴格意義上的推理小說的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n poe）。在島田看來，愛倫？坡作品中的幻想性，並沒有被重視現實性的歐美古典推理所繼承，而“本格mystery”的目標便是幻想的複權。而與此同時，邏輯性也不應被放棄。對於島田來說，理想的推理小說（他使用的詞是mystery）應具備富於幻想的謎題與充滿邏輯趣味的解答。也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島田創作了一係列影響深遠的作品並培養了一批堅定的追隨者。
《螺絲人》以充斥著幻想因素的童話開篇，通過對童話的解讀而引出了一係列更為傳統的謎題。若對這種寫法追根溯源，其始祖恰恰就是愛倫？坡的《金甲蟲》和《瑪麗？羅傑疑案》。後者是對一係列“作中作”（報紙）的解讀，前者則是暗號分析。同《螺絲人》一樣，《黑曜館事件》開篇的童話也可以視為一種暗號。它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以一種隱喻的方式講出的故事，偵探則通過厘清文本與現實的映射關係來解讀它。而《金甲蟲》的暗號解讀，也正是發現紙條上的內容與一般英文表達之間的映射關係。
那麽這樣的寫法，是否曾出現在奎因的前期作品中呢？飯城勇三認為，歐美古典推理繼承了《金甲蟲》的“暗號”解讀，並將它發展成了我們更熟悉的一種處理方式：死亡留言。如此一來，奎因也從《金甲蟲》那裏繼承了一些什麽，畢竟熟悉他的讀者都會記得，《x的悲劇》和《暹羅連體人之謎》裏都出現了“死亡留言”。可是，飯城勇三繼續分析下去卻發現，這兩部作品中的“死亡留言”對於推理而言，根本沒有派上用場——最終指證凶手時，根本沒有將“死亡留言”作為決定性的證據，甚至根本沒有將它們當作一種證據。
如此一來，我們似乎可以下一個結論了：時晨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了晚近的日係推理的寫法，做到了幻想性與邏輯性的完美融合。實際上，我也很希望將這一讚譽贈與我的友人，可惜我終究不能這麽做。因為在《黑曜館事件》中幻想與邏輯並未如那對有四分之三中國血統的連體雙胞胎兄弟一樣、渾然一體地連在一起，它們仍作為兩個相互獨立的個體存在於作品之中。
我這麽說是因為，《黑曜館事件》在指證凶手的時候，也並沒有用到那篇童話所提供的信息。伴隨著新事件的發生，作品被分割成了兩個部分：前半是對童話的解讀以及大量圍繞過去事件的推演，這些推演並沒有給出什麽決定性的結論；後半則是基於新事件與新證據的推理，這一部分是徹底的前期奎因模式。
那麽，這種斷裂是因作者能力的不足而造成的嗎？恐怕不是。
《黑曜館事件》裏在介紹作為偵探役的數學家陳爝時，特別提到他的成名作是一篇關於“連續統假設”（continuum hypothesis）的論文。“連續統假設”的真偽曾作為第一個“希爾伯特問題”困擾了數學界數十年，這個問題最終由美國數學家paul cohen解決，而結論卻是爆炸性的：“連續統假設”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無法判定的，它獨立於集合論的zfc公理係統。而根據“哥德爾第一不完全定理”，任何一個包含了皮亞諾算數體係的公理係統裏都會有這樣的不可證命題。換言之，這不是zfc公理係統的缺陷，而是所有此類係統都具有的性質。
回到正題，恐怕幻想與邏輯的不可調和，也正像不可證命題的存在一樣，也應視作是推理小說自身的一種缺憾。實際上，推理小說裏對暗號、“死亡留言”和“作中作”的解讀，往往帶有一種強烈的恣意性。作者（或者說作品中的偵探）可以根據自己的方便對其進行比較隨意的解讀，其答案並不是唯一正確的，而不過是可以成立的答案中的一種而已。
反觀奎因，作為以嚴密的邏輯推演著稱的作家，奎因的作品中總能看到“窮舉”的蹤跡。通過窮舉，奎因試圖保證解答是唯一正確的。畢竟，敢於“挑戰讀者”不僅意味著有自信給出了全部線索，同時也意味著確信解答是唯一的。答案的唯一性也可以視作構造邏輯推演的一個必須追求的目標。
因此，前期奎因作品中，自然不可能出現基於“死亡留言”或“作中作”而製造的邏輯推演，因為我們不能在鬆軟的根基（解釋的恣意性）上搭起穩固的建築（解答的唯一性）。所以，當時晨選擇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具有幻想性因素的童話之際，這種斷裂已經無可避免了。倘使他為了掩飾牆壁上的裂縫，在最終解答裏強行使用由童話提供的線索，那麽邏輯的嚴密性就勢必會遭到破壞，整部作品反倒更有可能如厄榭府一般轟然倒塌。
更加有趣的是，《黑曜館事件》前後半雖然存在割裂感，但時晨在兩部分裏表露出來的野心卻是相同的：盡可能多地構造意外的推理。實際上，對童話的解讀中並沒有推導出什麽意外的真相，若以“真相”的標準來衡量小說的前半部分，那麽它多少有些失敗，多數隻是原地踏步而已。可是若以“推理”的標準來審視它，那麽，俯仰可見的邏輯推演段落無疑能滿足最苛刻的讀者。換言之，時晨雖然參考了《螺絲人》這類新潮的作品，其趣味仍是奎因式的，仍以意外的推理為目標。
解釋時晨必須在《黑曜館事件》中加入童話推理的理由的同時，我們也可以順便猜測一下奎因在《希臘棺材之謎》裏加入大量偽證據和偽解答的初衷。同時，我會給出自己對所謂“後期奎因問題”的一種理解。
“後期奎因問題”以最簡單通俗的方式來歸納，是一種針對偽證據和解答真偽性的焦慮。這個觀點最早由法月綸太郎在《初期奎因論》（初期クイーン論）中提出。他引出這個難題的方式非常耐人尋味，是基於對數學基礎性問題的類比，特別與“希爾伯特計劃”和“哥德爾不完全定理”的類比。“後期奎因問題”這個說法則是由笠井潔給出的。之後小森健太朗、冰川透、諸岡卓真等人都對此發表過自己的看法。飯城勇三認為，“後期奎因問題”的誕生是因為奎因在推理小說裏引入了一種新想法，即“犯人意識到了名偵探的存在而製定了犯罪計劃”，原本是“非對人遊戲”（非対人ゲーム）的推理小說性質發生了改變，成為了一種“對人遊戲”（対人ゲーム）。
而在我看來，“後期奎因問題”的根源，卻是作者的一種貪欲：最大限度地追求意外推理。這裏的“最大限度”不僅包括最大限度的意外性，也包括最大限度的數量——意外推理的數量。
奎因的邏輯因為加入了對可能性的窮舉，較此前的推理小說要更為嚴謹。若設現場狀況為p，而造成狀況的原因為q，以往作品的邏輯或許可表述成p→q（p所以q），而奎因所希望達到的境界則是p→←q（p當且僅當q），換言之，奎因試圖通過窮舉保證邏輯推演具有唯一性。當然，這隻是一種理想狀況，對案件的推演不可能如邏輯學那般嚴密。但是，至少在作品內部，身為作者的奎因總是試圖保證身為偵探做出的推理是唯一且有效的。
可是這樣一來，就產生了新的問題。
假使作品中每一條推理都是有效的，而所有的證據都是真的（也就是p為真，且p→←q有效），那麽結論也就一定是真實的。因而，假使沒有偽證據的存在，每一起事件都能直接推出真相，沒有安插多重解答的餘地。這樣一來，也就不能在一部作品中放入盡可能多的意外推理了。
因此，偽證據的存在是必要的。對於p→←q而言，若p為假，q也為假，整個命題卻是真的。3前提的錯誤並不妨礙推理的有效性。因此，設置偽證據並據此做出偽解答，反倒是一種擴充推理數量的妙策。
《黑曜館事件》中，凶手雖然精心布置了現場，但這並不以誤導偵探做出錯誤推理為目的，似乎並不包含“後期奎因問題”的因素。可是，童話推理部分的解讀具有恣意性，可以得出許多種可以成立的結論，而基於種種解讀，偵探又對現實中的事件進行了種種推理。這樣的處理方式，也可以視作擴充推理數量的妙計，不妨看成“後期奎因問題”的一種變體。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時晨為追求奎因式的意外推理而付出的努力。
整體來說，這是一部具有強烈前期奎因風格的作品，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卻沒有在解答篇之前插入一份給讀者的挑戰書。這讓我不由得想起了九部“國名”係列裏的異類——唯一沒有“挑戰讀者”環節的《暹羅連體人之謎》。《暹羅》的故事也發生在封閉的環境裏，很大一部分篇幅圍繞“死亡留言”展開（相當於《黑曜館事件》中的童話推理），並且，這一部分在最終的解答裏也沒有派上用場。
時晨的這部作品，加入了富於幻想因素的童話，又繼承了奎因的邏輯傳統，並且將兩者都發揮到了相當的水準。這兩種因素的對立，恰恰就像是一對雙子。然而，本應連接著他們的胸骨卻太過疏鬆，小說最終斷裂成了兩部分：圍繞童話進行解讀的前半和圍繞新事件展開推理的後半。而這並非時晨的能力不足所致，到底是因為兩者太難協調，先天就無法相容。可是通過這樣的寫法，時晨在作品中為讀者奉上了盡可能多的意外推理，讓喜好奎因的我輩感到了久違的滿足。這或許也是一種意料之外的收獲吧，仍值得未來的作者們借鑒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