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前後的四張麵孔
曆史的溫度：尋找曆史背麵的故事、熱血和真性情 作者：張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個人總是覺得，從來沒有什麽“偶然引發”的曆史事件。在我們所熟知的曆史事件背後，都有一些看似偶然的必然因素在推動。它們來自各個方向、各種人、各種意圖，但最終促進這件事件爆發的，往往就是這些背後的故事。 1
1931年，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的臉色，是得意的。
倒不是因為石原莞爾官運亨通——雖然他日後官拜日本陸軍中將，但在1931年，他的軍銜還隻是中佐。
讓他得意的，是他的一個觀點在日本國內軍政界，得到了高度評價。
石原莞爾的觀點，是這樣的：代表東方的日本和代表西方的美國，未來難免會為爭奪世界霸權決一死戰。在此之前，日本最需要的就是奪取中國的東北——他們稱為滿洲——作為日後的擴張和補給基地。
說實話，這種“自己家裏沒有，就要強占人家”的強盜邏輯，在對中國一直虎視眈眈的日本，早已不算新鮮。但石原莞爾的老調重彈之所以受到追捧，還是和1931年的日本國情有關。
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經曆了一段高速發展的時期，無論從哪個方麵，這個彈丸之國，在當時確實走在了亞洲的最前麵。 <h5>石原莞爾被有些人稱為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第一謀略家”。他堅持日本的“有限侵略論”，即占領滿洲即可，日本不應與中國全麵開戰</h5>
但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讓日本嚐到了大苦頭——到了1931年，日本顯然已經撐不住了：這一年，日本的工業總產值比1929年下降了30%，對外貿易總額下降了近50%，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國內市場嚴重萎縮，中小企業大批破產，失業人口接近400萬。
這時候該怎麽辦？
美國選擇了羅斯福，開始了“羅斯福新政”，而日本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開始扶植以三菱、川崎為代表的一大批企業轉向軍火製造，創造大量就業崗位，謀求高額利潤。
當然，軍事膨脹之後，是需要有“宣泄口”的。這個“宣泄口”，無疑就是中國。
石原莞爾的觀點，隻是給原本就下定決心的日本人，再打一針雞血罷了。 2
1931年的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中尉河本末守的麵色有些緊張。
但他可能不會意識到，自己接下來要做的事，將改變曆史。
河本末守隸屬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是個隊副，但他的另一個身份，是爆破專家。
9月18日的那一天晚上，他帶著6名士兵，偷偷埋下了42包黃色炸藥。
42包炸藥，本來不足以讓曆史記住河本末守的名字，但他埋炸藥的地方，是中國沈陽的北大營西南800米左右的柳條湖——北大營，是當時中國東北軍的駐地。
這些炸藥，是埋在南滿鐵路的鐵軌下麵的。
22點30分，42包炸藥被準時引爆。
這次爆炸，其實並沒有引起什麽損失，據說，爆炸之後20分鍾，一列列車還安然無恙地開了過去。 <h5>日本人在事後拿出的被炸的鐵路枕木等所謂“證據”</h5>
但這對日本關東軍來說，已經足夠了。
隨著爆炸聲，早就在4公裏外等候多時的川島正大尉——河本末守所在中隊的中隊長——下達了對北大營中國東北軍第七旅的攻擊命令。
23點46分，爆炸發生的1個多小時後，駐紮在沈陽的土肥原賢二給駐紮在旅順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先後發了兩封電報。
第一封，說中國軍隊破壞了鐵路，襲擊了日本守備隊。
第二封，說中國軍隊和日本守備隊正在激戰中。
早已“等候多時”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等立即拍板：迅速集結，懲罰中國軍隊，占領東北三省！
“九一八事變”，就這樣爆發了。 3
那一晚，東北少帥張學良的神情非常輕鬆。
這位東北軍的最高統帥，“九一八事變”的當晚，並不在東北。
張學良5月底因為重感冒，住進了北平的協和醫院。因為長期吸毒，少帥的身子骨總是比正常人恢複得要慢一些，到了9月初才痊愈。
那一晚，張學良帶著夫人於鳳至和趙四小姐，在北平的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由梅蘭芳表演的京劇《宇宙鋒》。
其實不光是張學良。9月18日那一晚，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在忙著給自己的父親做壽；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萬福麟也在北平，代管黑龍江的是他兒子；另一個副司令長官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奔父喪回了錦州。 <h5>少年得誌的張學良 </h5>
那一晚，據梅蘭芳後來回憶，在他演到趙女金殿裝瘋的那一段時，看到有人奔進了包廂，對張學良耳語了幾句，然後張學良迅速起身離開了包廂。
少帥看來真的是急了。
他回到自己房間後，了解了一圈情況，然後立刻給參謀長榮臻下了一道命令。
此時的沈陽，在關東軍開始攻擊後，東北邊防軍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旅長王以哲也不在軍營裏）命令部隊迅速進入陣地。隨後，趙鎮藩接到了榮臻的電話，在電話裏，榮臻傳達了張學良剛才從北平發過來的命令——宣稱是絕對死命令：
“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道命令實在是讓人無法理解。 <h5>“九一八”當晚入侵沈陽的日本士兵，手臂上綁著白色毛巾作為標誌</h5>
9月19日淩晨，關東軍司令長官本莊繁命令關東軍所有能調動的軍隊，全部向沈陽進軍。駐紮在沈陽各個要塞和機構的東北軍全部奉命不戰而退，中國軍警全部繳械。
9月19日早上7時左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9個小時後，東北軍一槍不發，沈陽全城陷落。
下麵是一組令中國人痛心的數字：東北軍全麵撤退後，僅沈陽兵工廠，日軍就繳獲步槍15萬支、手槍6萬支、重炮和野戰炮250餘門、各種子彈300餘萬發、炮彈10萬發。還有，張學良多年苦心經營，購買來的各種飛機260餘架。其他經濟損失，高達15億元以上。
下麵還有一組數字，更讓人痛心：當時，日本關東軍正規軍為1萬人左右、非正規軍1萬人、警察3000人，一共23 000人。而當時，作為中國最強的軍閥派係，東北軍一共有30萬人。除了10萬人被調進關內，當時在東北地區的軍隊有20萬人。尤其是當時攻擊東北軍北大營的關東軍一共650人左右，而北大營內有東北軍12 000人。 <h5>日本軍隊繳獲的東北軍武器裝備</h5>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一周的時間裏，區區2萬名日本關東軍在中國的東北三省橫行，麵對不抵抗的東北軍，幾乎兵不血刃地占領了30多個城市。
100萬平方公裏的中國國土，就此淪陷。
1936年，已經被逼入絕境的張學良不惜搞出“西安事變”來證明自己的抗日決心，但在1931年，手握一把好牌的少帥，就這樣毫不心疼地把自己老爸張作霖一輩子辛苦打造的基業，輕鬆敗光。
張學良為什麽當時選擇不抵抗？後來接受華人史學名家唐德剛先生的“口述曆史”采訪時，他給出的原因是：“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麽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麽樣來[1] ，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
當然，那時候也有不少人說，“不抵抗”的罪名，不應該張學良一個人來背。 4
那一晚，蔣介石的臉上神色淡定。
因為，他什麽都不知道。
9月18日的晚上，蔣介石正在開往江西南昌的“永綏”號軍艦上。事變的消息，是蔣介石9月19日軍艦抵達湖口後才知道的。
當時，蔣介石立刻給張學良拍去了一封電報：“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勳鑒，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攻沈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
從電文可知，蔣介石完全不清楚東北那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麽事，隻是希望張學良要辟謠“是中國軍隊拆毀鐵路”的說法。
所以，說“九一八事變”是蔣介石下令張學良不抵抗，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
蔣介石有沒有告誡過張學良“不要衝動”？有，但是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蔣介石當時確實給過張學良明確指示：避免衝突，不要給日本人任何把柄。
隻是，張學良把這句話“升華”了。日本人都主動發動進攻了，他卻依舊要“避免衝突”——人家還需要你什麽把柄嗎？
事情發展到9月18日晚上這一地步，其實已經超出蔣介石的控製了。
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雖然宣布“易幟”歸順中央，但東北的軍事、經濟、政治均高度自治，蔣介石最多隻能有個“建議權”。這一點，從1931年12月錦州的丟失就能看得出來——12月，日軍主力開始圍攻東北的錦州，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多次致電張學良，於公於私，都希望他能積極防守，但張學良最終選擇了撤退。
所以，張學良晚年在自己的口述曆史中也承認得很坦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但蔣介石同時又是矛盾的。
9月18日，蔣介石所乘的“永綏”號軍艦之所以開往南昌，是因為蔣介石要親自坐鎮江西，“圍剿”紅軍。
就在“九一八事變”七個月前，蔣介石剛剛調集30萬大軍，對共產黨的瑞金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他在《告全國將士書》中表示：“赤禍是中國最大的禍患！”
所以，即便到了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發表演說的內容，不是如何收複東北，而是那句大家後來都知道的“攘外必先安內”。 <h5>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h5>
作為一個國家的首腦，蔣介石清醒地認識到了中日必有一戰，但他也明白，麵對強大的日本，當時的中國是有多孱弱。所以他選擇一拖再拖，能拖就拖，首先要“把家裏打掃幹淨”。
就這一點來說，盡管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有所不同，但蔣介石和張學良在1931年9月18日前後，對日本人采取的態度其實是一致的，那就是兩個字：
忍讓。 5
1931年，中國人如果不忍讓，究竟會怎樣？
按照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估計，日本人會就此找到借口，不斷增兵，最後全麵入侵中國。
那麽忍讓了，又產生了什麽結果呢？
1932年，日本人“請”出了溥儀，成立偽滿洲國，企圖坐實侵吞中國東北的事實。
1933年，日軍攻占熱河省，並攻擊長城各個隘口。《塘沽停戰協定》簽訂，中國軍隊被規定隻能待在長城以南，等於變相承認不會去收複淪陷的熱河省和東北三省。
1934年，日本指使偽滿洲國成為“滿洲帝國”。
1935年，日本製造“華北事變”，策動宋哲元等進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11月25日，策動殷汝耕等漢奸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脫離南京政府。
1936年，日本和偽冀察政委會秘密簽訂華北防共協定。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得進駐冀察兩省。同年，在關東軍的支持下，偽蒙古軍政府成立。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反而覺得自己“忍讓”了六年的日本，終於開始全麵侵華。
麵對一頭注定要作惡的狼，你的忍讓，隻是給了它磨牙的時間罷了。
饅頭說 <blockquote>
在1931之後，自張學良以下，東北軍，甚至東北人，似乎都和“不抵抗”三個字扯上了關係。
但事實上，即便是成為淪陷區，東北人也從沒有選擇放棄，遼寧義勇軍、吉林義勇軍、黑龍江抗日救國義勇軍等紛紛成立，最後會合成了東北抗日聯軍。
東北三省是第一片淪陷的中國國土，也是對抗日本入侵時間最長的一片土地。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值得記住的名字。
有八位東北抗日聯軍的女戰士，在被關東軍包圍後，手挽手走向了即將冰封的烏斯渾河，全部犧牲——她們叫冷雲、胡秀芝、楊貴珍、郭桂琴、黃桂清、王惠民、李鳳善、安順福，她們的故事，就是後來被人傳頌的“八女投江”。
有一位東北抗日聯軍的團政委，在被捕後飽受關東軍令人發指的酷刑，卻堅決一字不吐，最後慷慨就義，她的名字叫趙一曼。
還有一個抗聯的總指揮，在被叛徒出賣後誓死不降，犧牲後被關東軍解剖胃部，發現裏麵是一些棉絮、樹皮和一些連牛都不吃的草根。他的名字叫楊靖宇（楊靖宇的故事，參見本書收錄的《他沒有軍銜，但人人稱他“將軍”》）。
還有太多太多的東北抗日誌士，無論國共，都沒有留下名字。他們被關東軍逮捕後，受盡酷刑，英勇就義，頭顱被高高懸掛在城市的電線杆上。但第二天，還是會有日本士兵被神秘殺死，屍體直接橫在馬路上。
《泰晤士報》曾經報道：在東北，對於關東軍來說，沒有一條街道是安全的。
英國人可能無法理解，已經被中央政府“拋棄”的東北人，哪來的那種前仆後繼、無畏死亡的動力？那是因為他們可能沒有看到，在日本士兵的屍體旁邊，會有一張寫著四個大字的傳單：還我河山！
這就是他們的動力所在，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動力所在。
打不過是客觀事實，但堅持打是主觀態度。
對於1931年的中國而言，東北的淪陷隻是一個國家14年苦難的開始，但也是一個民族覺醒的發端。
一寸山河一寸血。 </blockquote>
[1] 指侵吞整個東北。
1931年，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的臉色，是得意的。
倒不是因為石原莞爾官運亨通——雖然他日後官拜日本陸軍中將，但在1931年，他的軍銜還隻是中佐。
讓他得意的，是他的一個觀點在日本國內軍政界，得到了高度評價。
石原莞爾的觀點，是這樣的：代表東方的日本和代表西方的美國，未來難免會為爭奪世界霸權決一死戰。在此之前，日本最需要的就是奪取中國的東北——他們稱為滿洲——作為日後的擴張和補給基地。
說實話，這種“自己家裏沒有，就要強占人家”的強盜邏輯，在對中國一直虎視眈眈的日本，早已不算新鮮。但石原莞爾的老調重彈之所以受到追捧，還是和1931年的日本國情有關。
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經曆了一段高速發展的時期，無論從哪個方麵，這個彈丸之國，在當時確實走在了亞洲的最前麵。 <h5>石原莞爾被有些人稱為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第一謀略家”。他堅持日本的“有限侵略論”，即占領滿洲即可，日本不應與中國全麵開戰</h5>
但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讓日本嚐到了大苦頭——到了1931年，日本顯然已經撐不住了：這一年，日本的工業總產值比1929年下降了30%，對外貿易總額下降了近50%，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國內市場嚴重萎縮，中小企業大批破產，失業人口接近400萬。
這時候該怎麽辦？
美國選擇了羅斯福，開始了“羅斯福新政”，而日本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開始扶植以三菱、川崎為代表的一大批企業轉向軍火製造，創造大量就業崗位，謀求高額利潤。
當然，軍事膨脹之後，是需要有“宣泄口”的。這個“宣泄口”，無疑就是中國。
石原莞爾的觀點，隻是給原本就下定決心的日本人，再打一針雞血罷了。 2
1931年的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中尉河本末守的麵色有些緊張。
但他可能不會意識到，自己接下來要做的事，將改變曆史。
河本末守隸屬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是個隊副，但他的另一個身份，是爆破專家。
9月18日的那一天晚上，他帶著6名士兵，偷偷埋下了42包黃色炸藥。
42包炸藥，本來不足以讓曆史記住河本末守的名字，但他埋炸藥的地方，是中國沈陽的北大營西南800米左右的柳條湖——北大營，是當時中國東北軍的駐地。
這些炸藥，是埋在南滿鐵路的鐵軌下麵的。
22點30分，42包炸藥被準時引爆。
這次爆炸，其實並沒有引起什麽損失，據說，爆炸之後20分鍾，一列列車還安然無恙地開了過去。 <h5>日本人在事後拿出的被炸的鐵路枕木等所謂“證據”</h5>
但這對日本關東軍來說，已經足夠了。
隨著爆炸聲，早就在4公裏外等候多時的川島正大尉——河本末守所在中隊的中隊長——下達了對北大營中國東北軍第七旅的攻擊命令。
23點46分，爆炸發生的1個多小時後，駐紮在沈陽的土肥原賢二給駐紮在旅順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先後發了兩封電報。
第一封，說中國軍隊破壞了鐵路，襲擊了日本守備隊。
第二封，說中國軍隊和日本守備隊正在激戰中。
早已“等候多時”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等立即拍板：迅速集結，懲罰中國軍隊，占領東北三省！
“九一八事變”，就這樣爆發了。 3
那一晚，東北少帥張學良的神情非常輕鬆。
這位東北軍的最高統帥，“九一八事變”的當晚，並不在東北。
張學良5月底因為重感冒，住進了北平的協和醫院。因為長期吸毒，少帥的身子骨總是比正常人恢複得要慢一些，到了9月初才痊愈。
那一晚，張學良帶著夫人於鳳至和趙四小姐，在北平的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由梅蘭芳表演的京劇《宇宙鋒》。
其實不光是張學良。9月18日那一晚，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在忙著給自己的父親做壽；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萬福麟也在北平，代管黑龍江的是他兒子；另一個副司令長官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奔父喪回了錦州。 <h5>少年得誌的張學良 </h5>
那一晚，據梅蘭芳後來回憶，在他演到趙女金殿裝瘋的那一段時，看到有人奔進了包廂，對張學良耳語了幾句，然後張學良迅速起身離開了包廂。
少帥看來真的是急了。
他回到自己房間後，了解了一圈情況，然後立刻給參謀長榮臻下了一道命令。
此時的沈陽，在關東軍開始攻擊後，東北邊防軍第七旅參謀長趙鎮藩（旅長王以哲也不在軍營裏）命令部隊迅速進入陣地。隨後，趙鎮藩接到了榮臻的電話，在電話裏，榮臻傳達了張學良剛才從北平發過來的命令——宣稱是絕對死命令：
“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在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無論是從哪個角度來看，這道命令實在是讓人無法理解。 <h5>“九一八”當晚入侵沈陽的日本士兵，手臂上綁著白色毛巾作為標誌</h5>
9月19日淩晨，關東軍司令長官本莊繁命令關東軍所有能調動的軍隊，全部向沈陽進軍。駐紮在沈陽各個要塞和機構的東北軍全部奉命不戰而退，中國軍警全部繳械。
9月19日早上7時左右，在“九一八事變”發生9個小時後，東北軍一槍不發，沈陽全城陷落。
下麵是一組令中國人痛心的數字：東北軍全麵撤退後，僅沈陽兵工廠，日軍就繳獲步槍15萬支、手槍6萬支、重炮和野戰炮250餘門、各種子彈300餘萬發、炮彈10萬發。還有，張學良多年苦心經營，購買來的各種飛機260餘架。其他經濟損失，高達15億元以上。
下麵還有一組數字，更讓人痛心：當時，日本關東軍正規軍為1萬人左右、非正規軍1萬人、警察3000人，一共23 000人。而當時，作為中國最強的軍閥派係，東北軍一共有30萬人。除了10萬人被調進關內，當時在東北地區的軍隊有20萬人。尤其是當時攻擊東北軍北大營的關東軍一共650人左右，而北大營內有東北軍12 000人。 <h5>日本軍隊繳獲的東北軍武器裝備</h5>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一周的時間裏，區區2萬名日本關東軍在中國的東北三省橫行，麵對不抵抗的東北軍，幾乎兵不血刃地占領了30多個城市。
100萬平方公裏的中國國土，就此淪陷。
1936年，已經被逼入絕境的張學良不惜搞出“西安事變”來證明自己的抗日決心，但在1931年，手握一把好牌的少帥，就這樣毫不心疼地把自己老爸張作霖一輩子辛苦打造的基業，輕鬆敗光。
張學良為什麽當時選擇不抵抗？後來接受華人史學名家唐德剛先生的“口述曆史”采訪時，他給出的原因是：“因為過去對日本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當時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東北那麽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麽樣來[1] ，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
當然，那時候也有不少人說，“不抵抗”的罪名，不應該張學良一個人來背。 4
那一晚，蔣介石的臉上神色淡定。
因為，他什麽都不知道。
9月18日的晚上，蔣介石正在開往江西南昌的“永綏”號軍艦上。事變的消息，是蔣介石9月19日軍艦抵達湖口後才知道的。
當時，蔣介石立刻給張學良拍去了一封電報：“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勳鑒，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攻沈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
從電文可知，蔣介石完全不清楚東北那一夜究竟發生了什麽事，隻是希望張學良要辟謠“是中國軍隊拆毀鐵路”的說法。
所以，說“九一八事變”是蔣介石下令張學良不抵抗，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
蔣介石有沒有告誡過張學良“不要衝動”？有，但是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蔣介石當時確實給過張學良明確指示：避免衝突，不要給日本人任何把柄。
隻是，張學良把這句話“升華”了。日本人都主動發動進攻了，他卻依舊要“避免衝突”——人家還需要你什麽把柄嗎？
事情發展到9月18日晚上這一地步，其實已經超出蔣介石的控製了。
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雖然宣布“易幟”歸順中央，但東北的軍事、經濟、政治均高度自治，蔣介石最多隻能有個“建議權”。這一點，從1931年12月錦州的丟失就能看得出來——12月，日軍主力開始圍攻東北的錦州，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多次致電張學良，於公於私，都希望他能積極防守，但張學良最終選擇了撤退。
所以，張學良晚年在自己的口述曆史中也承認得很坦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不抵抗，不能把這個諉過於中央。”
但蔣介石同時又是矛盾的。
9月18日，蔣介石所乘的“永綏”號軍艦之所以開往南昌，是因為蔣介石要親自坐鎮江西，“圍剿”紅軍。
就在“九一八事變”七個月前，蔣介石剛剛調集30萬大軍，對共產黨的瑞金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他在《告全國將士書》中表示：“赤禍是中國最大的禍患！”
所以，即便到了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發表演說的內容，不是如何收複東北，而是那句大家後來都知道的“攘外必先安內”。 <h5>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內”</h5>
作為一個國家的首腦，蔣介石清醒地認識到了中日必有一戰，但他也明白，麵對強大的日本，當時的中國是有多孱弱。所以他選擇一拖再拖，能拖就拖，首先要“把家裏打掃幹淨”。
就這一點來說，盡管對問題嚴重性的認識有所不同，但蔣介石和張學良在1931年9月18日前後，對日本人采取的態度其實是一致的，那就是兩個字：
忍讓。 5
1931年，中國人如果不忍讓，究竟會怎樣？
按照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估計，日本人會就此找到借口，不斷增兵，最後全麵入侵中國。
那麽忍讓了，又產生了什麽結果呢？
1932年，日本人“請”出了溥儀，成立偽滿洲國，企圖坐實侵吞中國東北的事實。
1933年，日軍攻占熱河省，並攻擊長城各個隘口。《塘沽停戰協定》簽訂，中國軍隊被規定隻能待在長城以南，等於變相承認不會去收複淪陷的熱河省和東北三省。
1934年，日本指使偽滿洲國成為“滿洲帝國”。
1935年，日本製造“華北事變”，策動宋哲元等進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11月25日，策動殷汝耕等漢奸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脫離南京政府。
1936年，日本和偽冀察政委會秘密簽訂華北防共協定。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不得進駐冀察兩省。同年，在關東軍的支持下，偽蒙古軍政府成立。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反而覺得自己“忍讓”了六年的日本，終於開始全麵侵華。
麵對一頭注定要作惡的狼，你的忍讓，隻是給了它磨牙的時間罷了。
饅頭說 <blockquote>
在1931之後，自張學良以下，東北軍，甚至東北人，似乎都和“不抵抗”三個字扯上了關係。
但事實上，即便是成為淪陷區，東北人也從沒有選擇放棄，遼寧義勇軍、吉林義勇軍、黑龍江抗日救國義勇軍等紛紛成立，最後會合成了東北抗日聯軍。
東北三省是第一片淪陷的中國國土，也是對抗日本入侵時間最長的一片土地。在這片土地上，留下了太多值得記住的名字。
有八位東北抗日聯軍的女戰士，在被關東軍包圍後，手挽手走向了即將冰封的烏斯渾河，全部犧牲——她們叫冷雲、胡秀芝、楊貴珍、郭桂琴、黃桂清、王惠民、李鳳善、安順福，她們的故事，就是後來被人傳頌的“八女投江”。
有一位東北抗日聯軍的團政委，在被捕後飽受關東軍令人發指的酷刑，卻堅決一字不吐，最後慷慨就義，她的名字叫趙一曼。
還有一個抗聯的總指揮，在被叛徒出賣後誓死不降，犧牲後被關東軍解剖胃部，發現裏麵是一些棉絮、樹皮和一些連牛都不吃的草根。他的名字叫楊靖宇（楊靖宇的故事，參見本書收錄的《他沒有軍銜，但人人稱他“將軍”》）。
還有太多太多的東北抗日誌士，無論國共，都沒有留下名字。他們被關東軍逮捕後，受盡酷刑，英勇就義，頭顱被高高懸掛在城市的電線杆上。但第二天，還是會有日本士兵被神秘殺死，屍體直接橫在馬路上。
《泰晤士報》曾經報道：在東北，對於關東軍來說，沒有一條街道是安全的。
英國人可能無法理解，已經被中央政府“拋棄”的東北人，哪來的那種前仆後繼、無畏死亡的動力？那是因為他們可能沒有看到，在日本士兵的屍體旁邊，會有一張寫著四個大字的傳單：還我河山！
這就是他們的動力所在，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動力所在。
打不過是客觀事實，但堅持打是主觀態度。
對於1931年的中國而言，東北的淪陷隻是一個國家14年苦難的開始，但也是一個民族覺醒的發端。
一寸山河一寸血。 </blockquote>
[1] 指侵吞整個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