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什麽？把每周五天工作製改成四天？”
“不是，我們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得，得，還是談你們的同性戀吧！”何人知道，每當他和杜邦發生爭論的時候，杜邦就會提起“文化大革命”來。
“怎麽樣？你們的‘文化大革命’比不過我們的同性戀吧？一比零！”
“還有你們的‘裸灘’！”何人知道杜邦對那種集體在草地或海灘上裸露身體的行為不以為然。
“你去看過啦？”杜邦詫異地看了何人一眼。
“我怎麽敢去那種地方？在那些裸男裸女中間，我絕對是個外星人！”
“那你也裸嘛！”
“我們中國人可沒有那種習慣！”
“那你們的公共浴池算什麽？”
“那可是男女分開的。”
“還是同性戀。”
“那你為什麽不敢去‘裸灘’呢？”何人決定反擊。
“哦，我也不喜歡那種習慣。”杜邦的口氣果然疲軟了。
“在你們法國，那‘裸灘’可是最時髦的地方！”何人乘勝追擊。
“得，得，一比一，握手言和。”杜邦投降了。
說笑之間，汽車來到楊先生的樓下。在樓門外，停著兩輛警車，樓裏有人在大聲說話。何人覺得很奇怪，就快步從打開的樓門走了進去。
來到二樓，他看見幾名法國警察在楊先生的房間裏，一種不祥之兆從心底升起。他急忙向門裏走去。
一位警察攔住他，用他聽不懂的法語問話。他連忙用英語解釋。但是那個警察的英語也很糟糕。正在他和警察尷尬地望著對方時，杜邦從樓下走了上來，便充當翻譯。
警察首先查問何人的身份。何人給他看了護照，說自己是訪問學者。他看了看護照，問何人到這所房子裏來幹什麽。何人說來找楊先生。他問何人與楊先生是什麽關係。何人說是楊先生的朋友和學生。他想了想，又問何人最後一次見到楊先生是什麽時候。何人說是昨天晚上。他們一起吃的晚飯，然後何人送他回家，時間大概是半夜12點鍾。
警察讓何人走進客廳，坐在沙發上，然後對他說楊先生死了。何人感到很震驚，忙問是怎麽死的。他說現在還不知道，要等法醫的檢驗結論。他讓何人講一下和楊先生交往的情況，特別詳細地詢問了昨天晚上的經過。然後，他說他們在現場發現一封信，是用中文寫的，很可能是寫給一位中國朋友的。何人說那信一定是給他的，因為據他所知楊先生在此地隻有他這一個中國朋友，而且楊先生說過要讓他給國內帶一封信。他要求看一看那封信。但警察說現在還不能讓他看，要等找人翻譯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內容之後，才能決定是否把信給他。他說隻看一下信的內容，並不把信拿走，而且看了信的內容之後很可能就會得知楊先生究竟是怎麽死的。這對警方的調查很有幫助。警察說必須照章辦事，盡管他覺得何人的話很有道理，但是他無權把信交給何人。何人在心裏罵了一句，可惡的法國官僚主義！
何人不死心，繼續向警察解釋，說下周就要回中國了，而且已經買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車票。他不能在埃克斯等候。沒想到那位警察聽了之後，要求看火車票和飛機票，並且告訴何人現在不能離開埃克斯，要等楊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之後才能走。他的態度很客氣，而且表示他們可以和鐵路部門聯係，幫助改換車票。接著，他又意味深長地補充了一句，如果有這種必要的話！
其實何人現在也不想走。雖然他和楊先生純屬萍水相逢，但是，如果他在楊先生死因不明的情況下回國，他也會感到遺憾和不安。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杜邦。杜邦也同意他的決定，並把自己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警察。然後，警察把他們送了出來。
杜邦讓何人住到他家去。何人知道西方人是不願意讓外人打擾私生活的，便決定住回那家旅館。於是，他又住進了那間熟悉的小屋。
下午，何人無所事事，漫無目的地走到街上，又不知不覺地來到佐敦公園。他坐到經常和楊先生同坐的那個長椅上，默默地望著麵前那棵高大的柏樹。他又看到一隊大螞蟻在樹幹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他仍然看不出它們究竟在為什麽奔忙。他的眼前一片模糊。
楊先生死了。這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消息。他是自殺還是他殺？如果是自殺，那麽他為什麽要突然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是他殺，那麽殺害他的人又是誰？雖然何人是個作家，而且正在寫一部偵探小說，但是他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現實生活中的案件比小說中的案件還要複雜。
楊先生的死會對他產生什麽影響嗎？警察已經懷疑他了。如果楊先生在那封信中寫了一些不利於他的話，那他該怎麽辦？他應該到什麽地方去搜集有利的證據呢？但願楊先生不要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跟他開這個玩笑，不要給他留下一道他可能永遠也無法解開的證據難題。於是，他感到了恐懼和不安。
他站起身來，覺得不能聽天由命，必須去做點什麽。他回到旅館，在自己那間小屋裏不停地來回走著，思考著。
他整理著自己的記憶和思維，把自己和楊先生相識的經過從頭到尾回想一遍，努力追憶楊先生說過的話，並試圖分析那些話語之間的聯係。
何人知道，他隻能聽天由命了。
時間過得真慢！
20日早上。
何人一夜未眠，頭覺得昏沉沉的。他放慢自己的動作，以便讓自己感覺時間不那麽難熬。他等待著，相信今天會有消息，起碼杜邦應該來。
終於，走廊裏傳來沉重的腳步聲，而且一直走到門口。接下來是重重的敲門聲。他下意識地整理一下衣服，才起身開門。
門口站著兩個人，一個是杜邦，另一個就是昨天上午的那個警察。
何人愣愣地望著他們，不知該說些什麽。
杜邦若無其事地問好，然後故意問能否讓他們進屋。何人連忙把他們讓到屋裏，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到床邊，盡量保持臉上的微笑和內心的平靜。
警察用平和的語氣開始了問話，當然還是通過杜邦的翻譯。“你叫何人？”
何人點了點頭。
“你是個作家？”
何人又點了點頭。
“你正在寫一部偵探小說？”
何人別無選擇，隻好又點了點頭。
“我們認為，你應該為楊先生的死負責。”
“為什麽？”何人站了起來。
“我們這樣說是根據楊先生臨死前寫的那封信。”警察不動聲色。
“那封信是寫給我的？”
“是的。”
“我能看看嗎？”
“當然可以。”警察從皮包裏拿出一個夾子，打開，從裏麵抽出兩張複印紙，遞了過來。
“不是，我們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得，得，還是談你們的同性戀吧！”何人知道，每當他和杜邦發生爭論的時候，杜邦就會提起“文化大革命”來。
“怎麽樣？你們的‘文化大革命’比不過我們的同性戀吧？一比零！”
“還有你們的‘裸灘’！”何人知道杜邦對那種集體在草地或海灘上裸露身體的行為不以為然。
“你去看過啦？”杜邦詫異地看了何人一眼。
“我怎麽敢去那種地方？在那些裸男裸女中間，我絕對是個外星人！”
“那你也裸嘛！”
“我們中國人可沒有那種習慣！”
“那你們的公共浴池算什麽？”
“那可是男女分開的。”
“還是同性戀。”
“那你為什麽不敢去‘裸灘’呢？”何人決定反擊。
“哦，我也不喜歡那種習慣。”杜邦的口氣果然疲軟了。
“在你們法國，那‘裸灘’可是最時髦的地方！”何人乘勝追擊。
“得，得，一比一，握手言和。”杜邦投降了。
說笑之間，汽車來到楊先生的樓下。在樓門外，停著兩輛警車，樓裏有人在大聲說話。何人覺得很奇怪，就快步從打開的樓門走了進去。
來到二樓，他看見幾名法國警察在楊先生的房間裏，一種不祥之兆從心底升起。他急忙向門裏走去。
一位警察攔住他，用他聽不懂的法語問話。他連忙用英語解釋。但是那個警察的英語也很糟糕。正在他和警察尷尬地望著對方時，杜邦從樓下走了上來，便充當翻譯。
警察首先查問何人的身份。何人給他看了護照，說自己是訪問學者。他看了看護照，問何人到這所房子裏來幹什麽。何人說來找楊先生。他問何人與楊先生是什麽關係。何人說是楊先生的朋友和學生。他想了想，又問何人最後一次見到楊先生是什麽時候。何人說是昨天晚上。他們一起吃的晚飯，然後何人送他回家，時間大概是半夜12點鍾。
警察讓何人走進客廳，坐在沙發上，然後對他說楊先生死了。何人感到很震驚，忙問是怎麽死的。他說現在還不知道，要等法醫的檢驗結論。他讓何人講一下和楊先生交往的情況，特別詳細地詢問了昨天晚上的經過。然後，他說他們在現場發現一封信，是用中文寫的，很可能是寫給一位中國朋友的。何人說那信一定是給他的，因為據他所知楊先生在此地隻有他這一個中國朋友，而且楊先生說過要讓他給國內帶一封信。他要求看一看那封信。但警察說現在還不能讓他看，要等找人翻譯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內容之後，才能決定是否把信給他。他說隻看一下信的內容，並不把信拿走，而且看了信的內容之後很可能就會得知楊先生究竟是怎麽死的。這對警方的調查很有幫助。警察說必須照章辦事，盡管他覺得何人的話很有道理，但是他無權把信交給何人。何人在心裏罵了一句，可惡的法國官僚主義！
何人不死心，繼續向警察解釋，說下周就要回中國了，而且已經買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車票。他不能在埃克斯等候。沒想到那位警察聽了之後，要求看火車票和飛機票，並且告訴何人現在不能離開埃克斯，要等楊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之後才能走。他的態度很客氣，而且表示他們可以和鐵路部門聯係，幫助改換車票。接著，他又意味深長地補充了一句，如果有這種必要的話！
其實何人現在也不想走。雖然他和楊先生純屬萍水相逢，但是，如果他在楊先生死因不明的情況下回國，他也會感到遺憾和不安。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杜邦。杜邦也同意他的決定，並把自己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警察。然後，警察把他們送了出來。
杜邦讓何人住到他家去。何人知道西方人是不願意讓外人打擾私生活的，便決定住回那家旅館。於是，他又住進了那間熟悉的小屋。
下午，何人無所事事，漫無目的地走到街上，又不知不覺地來到佐敦公園。他坐到經常和楊先生同坐的那個長椅上，默默地望著麵前那棵高大的柏樹。他又看到一隊大螞蟻在樹幹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他仍然看不出它們究竟在為什麽奔忙。他的眼前一片模糊。
楊先生死了。這是令人難以相信的消息。他是自殺還是他殺？如果是自殺，那麽他為什麽要突然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是他殺，那麽殺害他的人又是誰？雖然何人是個作家，而且正在寫一部偵探小說，但是他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現實生活中的案件比小說中的案件還要複雜。
楊先生的死會對他產生什麽影響嗎？警察已經懷疑他了。如果楊先生在那封信中寫了一些不利於他的話，那他該怎麽辦？他應該到什麽地方去搜集有利的證據呢？但願楊先生不要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跟他開這個玩笑，不要給他留下一道他可能永遠也無法解開的證據難題。於是，他感到了恐懼和不安。
他站起身來，覺得不能聽天由命，必須去做點什麽。他回到旅館，在自己那間小屋裏不停地來回走著，思考著。
他整理著自己的記憶和思維，把自己和楊先生相識的經過從頭到尾回想一遍，努力追憶楊先生說過的話，並試圖分析那些話語之間的聯係。
何人知道，他隻能聽天由命了。
時間過得真慢！
20日早上。
何人一夜未眠，頭覺得昏沉沉的。他放慢自己的動作，以便讓自己感覺時間不那麽難熬。他等待著，相信今天會有消息，起碼杜邦應該來。
終於，走廊裏傳來沉重的腳步聲，而且一直走到門口。接下來是重重的敲門聲。他下意識地整理一下衣服，才起身開門。
門口站著兩個人，一個是杜邦，另一個就是昨天上午的那個警察。
何人愣愣地望著他們，不知該說些什麽。
杜邦若無其事地問好，然後故意問能否讓他們進屋。何人連忙把他們讓到屋裏，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到床邊，盡量保持臉上的微笑和內心的平靜。
警察用平和的語氣開始了問話，當然還是通過杜邦的翻譯。“你叫何人？”
何人點了點頭。
“你是個作家？”
何人又點了點頭。
“你正在寫一部偵探小說？”
何人別無選擇，隻好又點了點頭。
“我們認為，你應該為楊先生的死負責。”
“為什麽？”何人站了起來。
“我們這樣說是根據楊先生臨死前寫的那封信。”警察不動聲色。
“那封信是寫給我的？”
“是的。”
“我能看看嗎？”
“當然可以。”警察從皮包裏拿出一個夾子，打開，從裏麵抽出兩張複印紙，遞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