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總統遺囑的見證人讓宋子文一夜成名</h4>
宋慶齡真正的痛苦不在中山先生得病的時候，而在她親眼看到大夫在化驗單上的癌症簽字，那字雖小，卻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慶齡含淚對孔祥熙說：“子文還在廣州？”
“夫人的意思是讓子文也過來？”孔祥熙道。
慶齡點點頭：“讓子文也過來吧，幫你一把。”
子文得知這個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飯也沒吃，午夜直赴北京。他一麵安慰二姐，一麵跑裏跑外，請大夫，買藥品，竭盡全力，關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孫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孫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衛、孫科心事重重地進入病房。
孫中山從昏迷中醒來道：
“汝等前來，將有何言，不妨直陳。”
宋子文猶猶豫豫，不敢言語。過了一會兒，汪精衛說：
“1月26日先生入院後，諸同誌皆責備我等。想請先生留下些教誨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無所說矣，如果不能痊愈吾等仍可永聽教誨也。”
孫中山聽後，沉默良久，然後說：
“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則所言甚多，我先至溫泉休養，費數日之思索，然後分別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複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請求說：
“我們仍願聽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衛說：
“我等今已預備一稿，讀與先生聽，先生如肯讚同，即請簽字，當做先生之言。如不讚成，亦請別賜數語，我可代為筆記。”
孫中山閉目片刻，然後道：
“可，汝可試讀之。”
汪精衛立即取出所擬文稿，即著名的《總理遺囑》，低聲慢讀。
孫中山聽畢，點頭說：
“好，我極讚成。”
汪精衛取來筆墨，請孫中山簽字。
孫中山說：
“汝暫時收存可也，今日不須簽字，俟數日後再酌。吾總還有數日之生命。”
3月11日，孫先生再次報病危。
這天是星期三，孫先生要求把他從那張舒適的床上移到行軍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圍繞在病榻旁。汪精衛將預備好的《總理遺囑》呈上去，孫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顫動，無法堅持。晚9時，夫人宋慶齡含淚托起孫中山先生的手腕，執鋼筆簽上“孫文”二字。
宋子文又將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陳友仁起草的《致蘇俄同誌的一封信》輕聲讀了一遍，孫中山聽過後，用英文簽上自己的名字。
3月12日，這天無風。
上午9時30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裏溘然長逝，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終年59歲。
這樣，宋子文以見證人之一的身份，在孫中山的兩份遺囑上簽名，並且參加了全部治喪事宜。這使宋子文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隨著報紙鋪天蓋地的宣傳，宋子文這顆政治新星漸漸引起了國人注目，有如一夜成名。
蘇聯公使館立刻下半旗誌哀。蘇聯人為表示友誼還從莫斯科運來一口特殊的帶玻璃蓋的漆成黃色的鋼棺材，這種奇形怪狀的新玩意不符合中國的傳統。不過也運來晚了，身穿肥大袈裟的方丈惡狠狠地罵道：“這些大鼻子辦事，真不是時候！”被和尚放到一邊去了。
由於宋子文與孫中山的親戚關係，加上宋慶齡對子文的特殊交代，便被推為主辦治喪事宜。在宋子文的建議下，在西總布胡同住宅裏，專門騰出一間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3月19日，由宋子文安排，宋家為哀悼這位遠行的親人，私下舉行了一次未作公開宣揚的喪禮。
接著，又在北京協和醫院的小禮堂舉行公開喪禮。儀式由加拉罕做主祭人，由前司法部長許崇智致悼詞，充滿著濃鬱的基督教風俗。
悼詞宣讀完畢，一隊穿白色法衣的唱詩班打破了肅靜，走了過來。他們是由燕京大學的學生自動組成，手持點燃的大蠟燭，唱著孫先生生前喜愛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愛的禮物……”他們排在靈柩旁，在壯觀而簡樸的儀式進行過程中，一直站在那裏；在外麵，成千上萬的人等待著，一直等到唱詩班把送葬者從小禮堂裏領了出來，哭聲也從小禮堂裏引了出來。在哭聲中，慶齡不能自持，不得不讓人攙扶著……
慶齡身穿喪服，臂戴黑紗，是那樣虛弱和哀痛。她的小妹宋美齡和孫科扶架著她的雙臂，後麵還有宋子文、孔祥熙夫婦以及其他親友。再後麵是24個護棺人抬著巨大的靈柩。
巨大的靈柩通過北京十裏長街時，街道兩旁擠滿了數十萬送別的人群。人們早就匯集到這裏，從淩晨3點到上午10點，整整七個小時。他們在寒風中等待著和領袖告別的那一刻。最後，巨大的靈柩通過十裏長街，伴著人們的哭聲移至坐落在白皮鬆林中的西山碧雲寺大殿。
3月24日，發表祭詞，前後參加致祭悼念的多達14萬餘人。整個葬禮期間，宋子文忙前忙後，不僅擔任葬禮的全盤主持，還兼顧著對姐姐慶齡的照顧和安慰。
葬禮結束後，慶齡含淚把子文叫到身邊做了一番安排，接著宋子文秉著姐姐的旨意，又匆匆趕回廣州，因為廣州政府已處在群龍無首的狀況。
廣州的天空越來越暗。
廣州的雨一下就是幾天。天空中有種白瀅瀅的東西，似霧又似雨，正像先生的逝世一樣給人以壓抑。街麵上水明明的，似是很滑。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偶爾有一兩人，都是打著蘑菇般的小傘。宋子文結束孫中山的治喪，匆匆忙忙地趕回廣州，正遇上這個鬼天氣。
這雨、這天、這霧，似是對孫中山先生的哀悼。不過廣東革命政府的形勢，在中山先生前的奮鬥下還是好的。經過鎮壓廣州商團叛亂，兩次東征，擊潰陳炯明反革命軍隊，平定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兩部的叛變，革命力量得以壯大，革命根據地得以鞏固和迅猛發展，為宋子文施展才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遇。
宋子文回到廣州的當天，子良就跑了過來，打聽了北京的一些情況。不幾天，慶齡一行也回到了廣州。人們化悲痛為力量，工作有聲有色。同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廣東省政府依照國民政府所頒布《省政府組織法》改組成立。廣東省政府設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商務、農工、軍事等七個廳，宋子文出任商務廳長。8月20日，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遇刺身亡。9月20日，國民黨中央任命宋子文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廳長，並仍保留中央銀行行長與商務廳的兼職。
國民黨“二大”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以孫中山的遺囑作為國民黨永久的理論基礎，宣布孫中山的在天之靈永遠是黨的燈塔。
會議從258名代表中選出了36位新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中7位是共產黨人。毛澤東是其中之一，他負責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另外，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在廣東負責國民黨黨務。宋子文被選為執行委員，主管財政。在孫中山的遺言下，宋子良升任廣州銀行行長。 <h4>宋子良上任廣州銀行行長</h4>
一個職務猶如一副擔子。
雖說是銀行，有名無實。用錢的地方多，進錢的地方少。況且賬麵上的錢又不多，不要說北伐，單單維持正常的開支就很困難了。
困難，是對人之考驗。
困難，也是一麵鏡子，照出了宋子良的精明。
宋子良作為銀行行長，當好哥哥的財政參謀，並沒被困難嚇倒，他用他博士的智力、他的聰明、他的才幹，一次又一次使民國政府度過危機的難關，顯示出當家理財的“智多星”，深得二姐慶齡和大哥子文的讚譽和賞識。
宋子良在支持國民政府當家理財中，保持著與哥哥子文的密切合作，對每一筆賬目，每一筆財源，每一項開支，都精打細算，有輕有重，有緩有急，既考慮眼前又考慮長遠。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好鋼”用在刀刃上。
宋子良主張的是，宏觀不失控，微觀清楚；確保重點，兼顧全麵；八方斂財，精打細算；強化政府，加強稅收。具體歸納為“五字方針”，這便是：
精，即是精打細算，無論是開支或收支，賬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是確保重點，分清主次矛盾，不該花的一分不花；
整，即是整頓金融秩序，嚴格財經紀律，納入法製管理；
苛，即是苛政，稅收應該統一歸國民政府籌劃，各地方財政不得擅自立規，嚴格執法；
監，即為監督體製，所有財經公開，即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實行全民監督，杜絕腐敗，杜絕貪汙。
殊不知理論與實踐執行起來，還有一段距離。這就要求政府和財政長官，不但要發號施令，還要率先垂範，身體力行，國無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宋子良與大哥唱著“雙簧”，為此灑下了血汗，同時在複雜的實踐中也顯露出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為了落實財政廳的一批籌款，宋子良著急上火，左思右想，他想到了當年大哥為孫大總統籌措的那500萬的經過，想來可以借鑒這個經驗，如法炮製。於是他便到了南洋，再次找到了爸爸當年商海中的至交，沒想到爸爸的朋友是那樣的豪爽，當場就答應了他300萬的借貸。於是二人簽下了合同。合同上寫道：“如果革命勝利，廣州政府要百分之二百的償還；如果革命失敗，宋家願以本家財產償還。”
簽訂合同後，宋子良設宴答謝了那位叔叔，為了表示自己的真情實感，不會喝酒的子良照樣端起了酒杯，酒過三巡，叔叔沒有什麽不適，倒是主人子良自己喝多了。叔叔說了一句開心的話：“和你爸一樣實在厚道！”
子良回到廣州，向子文匯報了借貸300萬的經過，子文甚為高興：“拿酒來，為二弟接風！”他像當年孫中山為自己設宴慶功一樣，同時他還請來了二姐慶齡和一些財政官員。
席間，大家把子良鼓勵了一番。尤其是慶齡更為興奮：“當年大弟籌款500萬，樂壞了孫先生。今天，二弟籌款300萬，實為不易，如果孫先生還活著，他一定像我一樣高興。”
席間大家頻頻舉杯，為子良慶賀。子良喝得滿臉通紅，表示他要忠於廣州政府，竭盡全力。 <h4>宋氏兄弟的“錢袋”</h4>
在當年的財政會上，宋子文報告了他的財政計劃，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明確提出改善廣州國民政府財政製度的任務，要求在短時期內迅速統一國民政府的財政，上一台階，並向各軍政單位提出三點緊急要求。這便是當時有名的“宋氏兄弟的錢袋”。雖有幾分譏諷的含意，卻為當時的財政危機解決了大問題。
“宋氏兄弟的錢袋”內容主要來源大洋彼岸，借鑒美國的經驗，結合當地實際，內容有三：
一是核算軍政各費，確定預算案。（這是孫中山先生在世時宋子文就提出了的但並沒有真正執行。）
二是實行統一財政，無論何種部隊不得從中截留。
三是高級機關以下及各軍各部隊的財政公開，並實行軍需獨立、金庫獨立。
接著國民政府還於1926年3月27日公開宣布了修正統一軍民財政條例，嚴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錢款。隨後，經過宋子文的努力，頒布了一係列條令條例，真正顯示了洋博士的才能。這些條令是：
——清理田賦。由於“田賦之冊籍湮沒”，無法稽考，宋子文特設立四賦清查處，進行登記清理工作，他還責成各縣縣長將舊欠新糧，按章征收，解交國庫，並要求掃除浮收巧取之弊。對各縣長解繳錢糧作為“征收考績”。成績顯著者，予以獎賞；違章縣長，分別予以記過、記大過和罷免處分。這樣，從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國、省兩庫共收301.8萬元，超過上年近一倍。
——清理厘捐。當時厘金稅捐，名目繁多，稽查困難，國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稅捐委員會，逐漸取消苛捐重稅及一切不良征收製度。將商人承包餉稅製，推廣到各厘稅局，公開競爭投票，並將土絲出入酌收保證金。這些辦法頗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達100萬元，“實三倍於前年”。
——整頓鹽務。廣東國民政府在殲滅軍閥鄧本殷的反動軍隊，完全克複粵南後，即恢複了沿海各銷售區的原狀，並改組了鹽務行政與稽核公司的隔閡，裁並運署及稽核所，將鹽務總處直轄財政部，招商承包運銷，“均能抽出溢額”。在鹽場產地，國民政府清查產量與鹽戶丁口名額，取締產場走私，並發給場業鹽證。這樣，產地運銷配套聯絡一氣，因而產銷兩旺，“比較前一年增加鹽稅近百萬元”。
——改革印花稅。印花稅原本是很豐富的稅源，以前由於管理不善，雖繳款領票但並不粘貼，這就給一些人以可乘之機，亂收濫罰。國民政府“徒蒙惡名”，而稅收還極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稅歸財政部接辦後，宋子文一麵重新公布稅法，加強宣傳教育，使商民養成粘貼印花習慣，一麵公區派員，認真檢查，遇有違反漏貼情況，即依法處理。對於“奧可加、炮竹、煙、酒各項印花，改由檢查所代貼”。僅此項收入，一年間竟達304萬元。在煙酒奢侈稅方麵，過去招商承辦，起色不大。財政部派員設局，加征煙、酒牌照等級稅及出產入境稅。結果，1926年各月稅收已過30萬元。
——整理沙田耕地。廣東沙田多是海濱淤地。1926年4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派出人員，先從沙田最多的中山、順德兩縣著手，按戶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錄，占築沙坦，查催補價”。1925年9月、10月間月收入僅數千元，經苦心經營，逐漸加增，全年收入有64.5萬餘元。
——設立籌餉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項防務軍餉，多被駐軍把持據收，或任意將餉款截留。為了保證供應北伐軍需糧餉，1925年12月，國民政府設立籌餉總處，宋子文派出人員多次向駐軍進行交涉，陸續收回了一些款項。同時，還將原來歸軍隊附征之保護費，呈準谘請軍事委員會通令取消，充做正餉。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征收工作有了起色，在1926年的一段時間，“每月收數已達140餘萬元”。
——募集國內公債票與金庫券。廣州士敏土水泥廠（附磚瓦廠）係1908年建立，年生產水泥約15萬桶。辛亥革命後，由廣東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為戰事不斷，經費奇缺而停產。廣東省財政廳、商務廳為幫助士敏土廠開工以及建築黃埔商港，通過募集國內公債票與金庫券，共收有2428萬元，與1924年全年庫收789.6萬元比較，增加三倍。王鬆、蔣仕民、饒方虎著：《宋子文傳》，武漢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7頁。
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財政的措施，如期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國民政府的收入逐年增長。且看這組數字：
1923年革命政府財政收入為1031.6萬餘元。
1924年革命政府財政收入為798.6萬餘元。
1925年增至2518.2萬元，為前年三倍多。
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猛增至8020萬餘元，為前年近四倍。
1926年全年收入則為10013.6萬餘元。
1927年扶搖直上，達到10876.8萬餘元。
（《廣東財政紀實》，1934年第1期，第110頁。）
龐大的數字令人難以想象。
龐大的數字殊不知投入了宋家兄弟的多少智力和心血！
龐大的數字證明了宋家人才的難得！
宋家兄弟經濟建設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靠其親屬關係，而是像其父親一樣，憑才能一步一個腳印幹出來的。“三朵姐妹金花”固然絢麗，但也掩蓋不了“三兄弟”的功績。
應該說，宋氏三姐妹的輝煌在政治，而宋氏三兄弟的輝煌在經濟。
政治並不等於經濟，但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經濟發展與衰退會影響政權鞏固。成績使人歡欣鼓舞，宋子文也頗為滿意。正如他自己所說，前半年曆其全力，將各軍隊及支出機關之財政權，收歸本部直接管理。後半年廢除龐雜無定之組織與其管轄之移置，明確係統而便稽查。然後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稅製度。正是宋子文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廣東國民政府財政經濟狀況好轉，取得突破性的長足進展。如果中山先生有靈，也會倍加讚賞的。
宋慶齡真正的痛苦不在中山先生得病的時候，而在她親眼看到大夫在化驗單上的癌症簽字，那字雖小，卻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慶齡含淚對孔祥熙說：“子文還在廣州？”
“夫人的意思是讓子文也過來？”孔祥熙道。
慶齡點點頭：“讓子文也過來吧，幫你一把。”
子文得知這個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飯也沒吃，午夜直赴北京。他一麵安慰二姐，一麵跑裏跑外，請大夫，買藥品，竭盡全力，關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孫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孫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衛、孫科心事重重地進入病房。
孫中山從昏迷中醒來道：
“汝等前來，將有何言，不妨直陳。”
宋子文猶猶豫豫，不敢言語。過了一會兒，汪精衛說：
“1月26日先生入院後，諸同誌皆責備我等。想請先生留下些教誨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無所說矣，如果不能痊愈吾等仍可永聽教誨也。”
孫中山聽後，沉默良久，然後說：
“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則所言甚多，我先至溫泉休養，費數日之思索，然後分別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複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請求說：
“我們仍願聽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衛說：
“我等今已預備一稿，讀與先生聽，先生如肯讚同，即請簽字，當做先生之言。如不讚成，亦請別賜數語，我可代為筆記。”
孫中山閉目片刻，然後道：
“可，汝可試讀之。”
汪精衛立即取出所擬文稿，即著名的《總理遺囑》，低聲慢讀。
孫中山聽畢，點頭說：
“好，我極讚成。”
汪精衛取來筆墨，請孫中山簽字。
孫中山說：
“汝暫時收存可也，今日不須簽字，俟數日後再酌。吾總還有數日之生命。”
3月11日，孫先生再次報病危。
這天是星期三，孫先生要求把他從那張舒適的床上移到行軍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孫科等圍繞在病榻旁。汪精衛將預備好的《總理遺囑》呈上去，孫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顫動，無法堅持。晚9時，夫人宋慶齡含淚托起孫中山先生的手腕，執鋼筆簽上“孫文”二字。
宋子文又將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陳友仁起草的《致蘇俄同誌的一封信》輕聲讀了一遍，孫中山聽過後，用英文簽上自己的名字。
3月12日，這天無風。
上午9時30分，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鐵獅子胡同行轅裏溘然長逝，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終年59歲。
這樣，宋子文以見證人之一的身份，在孫中山的兩份遺囑上簽名，並且參加了全部治喪事宜。這使宋子文的社會地位進一步提高。隨著報紙鋪天蓋地的宣傳，宋子文這顆政治新星漸漸引起了國人注目，有如一夜成名。
蘇聯公使館立刻下半旗誌哀。蘇聯人為表示友誼還從莫斯科運來一口特殊的帶玻璃蓋的漆成黃色的鋼棺材，這種奇形怪狀的新玩意不符合中國的傳統。不過也運來晚了，身穿肥大袈裟的方丈惡狠狠地罵道：“這些大鼻子辦事，真不是時候！”被和尚放到一邊去了。
由於宋子文與孫中山的親戚關係，加上宋慶齡對子文的特殊交代，便被推為主辦治喪事宜。在宋子文的建議下，在西總布胡同住宅裏，專門騰出一間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3月19日，由宋子文安排，宋家為哀悼這位遠行的親人，私下舉行了一次未作公開宣揚的喪禮。
接著，又在北京協和醫院的小禮堂舉行公開喪禮。儀式由加拉罕做主祭人，由前司法部長許崇智致悼詞，充滿著濃鬱的基督教風俗。
悼詞宣讀完畢，一隊穿白色法衣的唱詩班打破了肅靜，走了過來。他們是由燕京大學的學生自動組成，手持點燃的大蠟燭，唱著孫先生生前喜愛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愛的禮物……”他們排在靈柩旁，在壯觀而簡樸的儀式進行過程中，一直站在那裏；在外麵，成千上萬的人等待著，一直等到唱詩班把送葬者從小禮堂裏領了出來，哭聲也從小禮堂裏引了出來。在哭聲中，慶齡不能自持，不得不讓人攙扶著……
慶齡身穿喪服，臂戴黑紗，是那樣虛弱和哀痛。她的小妹宋美齡和孫科扶架著她的雙臂，後麵還有宋子文、孔祥熙夫婦以及其他親友。再後麵是24個護棺人抬著巨大的靈柩。
巨大的靈柩通過北京十裏長街時，街道兩旁擠滿了數十萬送別的人群。人們早就匯集到這裏，從淩晨3點到上午10點，整整七個小時。他們在寒風中等待著和領袖告別的那一刻。最後，巨大的靈柩通過十裏長街，伴著人們的哭聲移至坐落在白皮鬆林中的西山碧雲寺大殿。
3月24日，發表祭詞，前後參加致祭悼念的多達14萬餘人。整個葬禮期間，宋子文忙前忙後，不僅擔任葬禮的全盤主持，還兼顧著對姐姐慶齡的照顧和安慰。
葬禮結束後，慶齡含淚把子文叫到身邊做了一番安排，接著宋子文秉著姐姐的旨意，又匆匆趕回廣州，因為廣州政府已處在群龍無首的狀況。
廣州的天空越來越暗。
廣州的雨一下就是幾天。天空中有種白瀅瀅的東西，似霧又似雨，正像先生的逝世一樣給人以壓抑。街麵上水明明的，似是很滑。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偶爾有一兩人，都是打著蘑菇般的小傘。宋子文結束孫中山的治喪，匆匆忙忙地趕回廣州，正遇上這個鬼天氣。
這雨、這天、這霧，似是對孫中山先生的哀悼。不過廣東革命政府的形勢，在中山先生前的奮鬥下還是好的。經過鎮壓廣州商團叛亂，兩次東征，擊潰陳炯明反革命軍隊，平定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兩部的叛變，革命力量得以壯大，革命根據地得以鞏固和迅猛發展，為宋子文施展才能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機遇。
宋子文回到廣州的當天，子良就跑了過來，打聽了北京的一些情況。不幾天，慶齡一行也回到了廣州。人們化悲痛為力量，工作有聲有色。同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廣東省政府依照國民政府所頒布《省政府組織法》改組成立。廣東省政府設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商務、農工、軍事等七個廳，宋子文出任商務廳長。8月20日，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廖仲愷遇刺身亡。9月20日，國民黨中央任命宋子文為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廳長，並仍保留中央銀行行長與商務廳的兼職。
國民黨“二大”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1月4日至19日在廣州召開。會議決定以孫中山的遺囑作為國民黨永久的理論基礎，宣布孫中山的在天之靈永遠是黨的燈塔。
會議從258名代表中選出了36位新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其中7位是共產黨人。毛澤東是其中之一，他負責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另外，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在廣東負責國民黨黨務。宋子文被選為執行委員，主管財政。在孫中山的遺言下，宋子良升任廣州銀行行長。 <h4>宋子良上任廣州銀行行長</h4>
一個職務猶如一副擔子。
雖說是銀行，有名無實。用錢的地方多，進錢的地方少。況且賬麵上的錢又不多，不要說北伐，單單維持正常的開支就很困難了。
困難，是對人之考驗。
困難，也是一麵鏡子，照出了宋子良的精明。
宋子良作為銀行行長，當好哥哥的財政參謀，並沒被困難嚇倒，他用他博士的智力、他的聰明、他的才幹，一次又一次使民國政府度過危機的難關，顯示出當家理財的“智多星”，深得二姐慶齡和大哥子文的讚譽和賞識。
宋子良在支持國民政府當家理財中，保持著與哥哥子文的密切合作，對每一筆賬目，每一筆財源，每一項開支，都精打細算，有輕有重，有緩有急，既考慮眼前又考慮長遠。一分錢掰成兩半花，“好鋼”用在刀刃上。
宋子良主張的是，宏觀不失控，微觀清楚；確保重點，兼顧全麵；八方斂財，精打細算；強化政府，加強稅收。具體歸納為“五字方針”，這便是：
精，即是精打細算，無論是開支或收支，賬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是確保重點，分清主次矛盾，不該花的一分不花；
整，即是整頓金融秩序，嚴格財經紀律，納入法製管理；
苛，即是苛政，稅收應該統一歸國民政府籌劃，各地方財政不得擅自立規，嚴格執法；
監，即為監督體製，所有財經公開，即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實行全民監督，杜絕腐敗，杜絕貪汙。
殊不知理論與實踐執行起來，還有一段距離。這就要求政府和財政長官，不但要發號施令，還要率先垂範，身體力行，國無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宋子良與大哥唱著“雙簧”，為此灑下了血汗，同時在複雜的實踐中也顯露出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為了落實財政廳的一批籌款，宋子良著急上火，左思右想，他想到了當年大哥為孫大總統籌措的那500萬的經過，想來可以借鑒這個經驗，如法炮製。於是他便到了南洋，再次找到了爸爸當年商海中的至交，沒想到爸爸的朋友是那樣的豪爽，當場就答應了他300萬的借貸。於是二人簽下了合同。合同上寫道：“如果革命勝利，廣州政府要百分之二百的償還；如果革命失敗，宋家願以本家財產償還。”
簽訂合同後，宋子良設宴答謝了那位叔叔，為了表示自己的真情實感，不會喝酒的子良照樣端起了酒杯，酒過三巡，叔叔沒有什麽不適，倒是主人子良自己喝多了。叔叔說了一句開心的話：“和你爸一樣實在厚道！”
子良回到廣州，向子文匯報了借貸300萬的經過，子文甚為高興：“拿酒來，為二弟接風！”他像當年孫中山為自己設宴慶功一樣，同時他還請來了二姐慶齡和一些財政官員。
席間，大家把子良鼓勵了一番。尤其是慶齡更為興奮：“當年大弟籌款500萬，樂壞了孫先生。今天，二弟籌款300萬，實為不易，如果孫先生還活著，他一定像我一樣高興。”
席間大家頻頻舉杯，為子良慶賀。子良喝得滿臉通紅，表示他要忠於廣州政府，竭盡全力。 <h4>宋氏兄弟的“錢袋”</h4>
在當年的財政會上，宋子文報告了他的財政計劃，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明確提出改善廣州國民政府財政製度的任務，要求在短時期內迅速統一國民政府的財政，上一台階，並向各軍政單位提出三點緊急要求。這便是當時有名的“宋氏兄弟的錢袋”。雖有幾分譏諷的含意，卻為當時的財政危機解決了大問題。
“宋氏兄弟的錢袋”內容主要來源大洋彼岸，借鑒美國的經驗，結合當地實際，內容有三：
一是核算軍政各費，確定預算案。（這是孫中山先生在世時宋子文就提出了的但並沒有真正執行。）
二是實行統一財政，無論何種部隊不得從中截留。
三是高級機關以下及各軍各部隊的財政公開，並實行軍需獨立、金庫獨立。
接著國民政府還於1926年3月27日公開宣布了修正統一軍民財政條例，嚴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錢款。隨後，經過宋子文的努力，頒布了一係列條令條例，真正顯示了洋博士的才能。這些條令是：
——清理田賦。由於“田賦之冊籍湮沒”，無法稽考，宋子文特設立四賦清查處，進行登記清理工作，他還責成各縣縣長將舊欠新糧，按章征收，解交國庫，並要求掃除浮收巧取之弊。對各縣長解繳錢糧作為“征收考績”。成績顯著者，予以獎賞；違章縣長，分別予以記過、記大過和罷免處分。這樣，從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國、省兩庫共收301.8萬元，超過上年近一倍。
——清理厘捐。當時厘金稅捐，名目繁多，稽查困難，國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稅捐委員會，逐漸取消苛捐重稅及一切不良征收製度。將商人承包餉稅製，推廣到各厘稅局，公開競爭投票，並將土絲出入酌收保證金。這些辦法頗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達100萬元，“實三倍於前年”。
——整頓鹽務。廣東國民政府在殲滅軍閥鄧本殷的反動軍隊，完全克複粵南後，即恢複了沿海各銷售區的原狀，並改組了鹽務行政與稽核公司的隔閡，裁並運署及稽核所，將鹽務總處直轄財政部，招商承包運銷，“均能抽出溢額”。在鹽場產地，國民政府清查產量與鹽戶丁口名額，取締產場走私，並發給場業鹽證。這樣，產地運銷配套聯絡一氣，因而產銷兩旺，“比較前一年增加鹽稅近百萬元”。
——改革印花稅。印花稅原本是很豐富的稅源，以前由於管理不善，雖繳款領票但並不粘貼，這就給一些人以可乘之機，亂收濫罰。國民政府“徒蒙惡名”，而稅收還極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稅歸財政部接辦後，宋子文一麵重新公布稅法，加強宣傳教育，使商民養成粘貼印花習慣，一麵公區派員，認真檢查，遇有違反漏貼情況，即依法處理。對於“奧可加、炮竹、煙、酒各項印花，改由檢查所代貼”。僅此項收入，一年間竟達304萬元。在煙酒奢侈稅方麵，過去招商承辦，起色不大。財政部派員設局，加征煙、酒牌照等級稅及出產入境稅。結果，1926年各月稅收已過30萬元。
——整理沙田耕地。廣東沙田多是海濱淤地。1926年4月，國民政府財政部派出人員，先從沙田最多的中山、順德兩縣著手，按戶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錄，占築沙坦，查催補價”。1925年9月、10月間月收入僅數千元，經苦心經營，逐漸加增，全年收入有64.5萬餘元。
——設立籌餉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項防務軍餉，多被駐軍把持據收，或任意將餉款截留。為了保證供應北伐軍需糧餉，1925年12月，國民政府設立籌餉總處，宋子文派出人員多次向駐軍進行交涉，陸續收回了一些款項。同時，還將原來歸軍隊附征之保護費，呈準谘請軍事委員會通令取消，充做正餉。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征收工作有了起色，在1926年的一段時間，“每月收數已達140餘萬元”。
——募集國內公債票與金庫券。廣州士敏土水泥廠（附磚瓦廠）係1908年建立，年生產水泥約15萬桶。辛亥革命後，由廣東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為戰事不斷，經費奇缺而停產。廣東省財政廳、商務廳為幫助士敏土廠開工以及建築黃埔商港，通過募集國內公債票與金庫券，共收有2428萬元，與1924年全年庫收789.6萬元比較，增加三倍。王鬆、蔣仕民、饒方虎著：《宋子文傳》，武漢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7頁。
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財政的措施，如期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效。國民政府的收入逐年增長。且看這組數字：
1923年革命政府財政收入為1031.6萬餘元。
1924年革命政府財政收入為798.6萬餘元。
1925年增至2518.2萬元，為前年三倍多。
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猛增至8020萬餘元，為前年近四倍。
1926年全年收入則為10013.6萬餘元。
1927年扶搖直上，達到10876.8萬餘元。
（《廣東財政紀實》，1934年第1期，第110頁。）
龐大的數字令人難以想象。
龐大的數字殊不知投入了宋家兄弟的多少智力和心血！
龐大的數字證明了宋家人才的難得！
宋家兄弟經濟建設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靠其親屬關係，而是像其父親一樣，憑才能一步一個腳印幹出來的。“三朵姐妹金花”固然絢麗，但也掩蓋不了“三兄弟”的功績。
應該說，宋氏三姐妹的輝煌在政治，而宋氏三兄弟的輝煌在經濟。
政治並不等於經濟，但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經濟發展與衰退會影響政權鞏固。成績使人歡欣鼓舞，宋子文也頗為滿意。正如他自己所說，前半年曆其全力，將各軍隊及支出機關之財政權，收歸本部直接管理。後半年廢除龐雜無定之組織與其管轄之移置，明確係統而便稽查。然後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稅製度。正是宋子文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廣東國民政府財政經濟狀況好轉，取得突破性的長足進展。如果中山先生有靈，也會倍加讚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