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王陽明心學的命運
知行合一王陽明2：四句話讀懂陽明心學 作者：度陰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4>一、王陽明心學的分裂——左派心學洪流</h4>
1529年，王陽明在回歸浙江的船上去世，享年57歲。王陽明的離世，注定使他曆經千難萬險創建的心學四分五裂。
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實際上是刹那間對是非對錯的判定，這和禪宗提倡的“頓悟”沒有本質區別。他後來雖然補充了“事上磨練”這一心學必不可少的環節，但因為是“補充”，而不是他心學思想的核心，所以很容易被人忽視和刻意地忽略。王陽明本人憑借高絕的天賦和所遭遇的艱險，可以隨心所欲地闡述和實踐他的心學，但不能指望別人也能做到這點。他的弟子雖然遍布天下，但真能和他的天分與悟性相提並論的人屈指可數，而這屈指可數的弟子卻又沒有他經曆過的那些苦難，理論有餘而實踐不足。尤為遺憾的是，王陽明有生之年對心學並未有深入的闡述和定型，這就使得他的弟子們在理解王陽明心學時有很大的發揮餘地，所以，王陽明心學的分裂不可避免。
王陽明心學的分裂的直接現場應該是1528年陰曆九月發生在浙江紹興新建伯爵府裏的“天泉證道”，也就是圍繞著王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爭論。
王陽明的弟子錢德洪認為：“這是王老師說的根本定理，絲毫都不能改變，必須要按照四句教的字麵意思去理解並奉行：心之體本來是無善無惡的，但因為人有習心，心發動的意中明顯地存在著善惡，所以必須要用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去辨析，達到為善去惡。”
另一位王門高足王汝中不同意：“如果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的，它所發出的意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的，良知也是無善無惡的，你所做的任何事（物）就應該也是無善無惡的。”
錢德洪反對說：“如果都是無善無惡的，那就沒有事上練的必要，但“事上練”可是王陽明心學最強調的。”
王汝中說：“那老師這個命題就含有矛盾。如果說意裏有善惡，那主導它發出的心就有善惡，可老師明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
王汝中的意思是這樣的：王老師的心學本來就是靈動的，而且王老師經常因材施教，同一個問題麵對不同的弟子時，給出的答案也不同。王老師說的“四句教”可能是權宜之說，並非是定型的真理。學問應該靠自身去領悟，而不應該跟在別人屁股後麵。
錢德洪堅持的是“四有說”，王汝中的主張是“四無說”。
王陽明後來給出的解釋是，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王汝中是單刀直入，適合稟賦上等的人。錢德洪是循序漸進，適合稟賦中下等的人。
這就是著名的“天泉證道”。可惜，王陽明的這次證道，實際上是調和沒有起到任何效果，錢德洪和王汝中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並且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傳播他們的思想。
錢德洪一派尤其重視“事上練”，被稱為王陽明心學右派，而王汝中則成為左派，認為人隻要有良知，一切言談舉止就都是對的。他把王陽明處心積慮“要到事上去磨練良知”的教導拋到腦後，把本來就和禪宗相近的王陽明心學中存留的儒家思想全部剔除。如果說，王陽明本人還要為他的心學披上一件儒家外衣的話，那麽王汝中連這件衣服都懶得披了。但他和王陽明一樣，拒不承認自己思想中多少有一些禪宗意味，他固執地認為被自己曲解了的王陽明心學才是真正的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說：“良知光明的心才能產生一切道理。”王汝中則說：“隻要你有良知，心上就能產生道理。”王陽明說：“人須到事上去磨練內心，使得良知光明。”王汝中則說：“我內心有良知，本就很強大，不必去事上磨練。”王陽明說：“所謂‘致良知’有兩方麵，一方麵是向內光明自己的良知，一方麵是向外發揮你的良知。”王汝中則說：“良知就是現成的，隻要向外發揮它就是了，不必向內光明它。”
王汝中對王陽明心學既然有這樣的理解，就很容易產生下麵的深刻印象：由於能分出是非善惡的良知是現成的，天理就在我心中，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束縛，尤其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給人們訂立的種種規矩都是扯淡，它們或者不存在，或者是錯誤的。人生在世，隻憑自己的好惡（良知就是個好惡心）去生活就可以了。
王汝中為王陽明心學的左派點起了燈，而那位怪誕不羈、理學底子單薄的王艮則把左派王陽明心學推向高潮。
眾所周知，王陽明心學雖然簡易直接，但卻是從千難萬險曲折中來。以良知為例，人人都知道良知是怎麽回事，但卻很少有人明白王陽明運用良知時為什麽那麽出神入化。原因很簡單，王陽明三十多年各種知識的積累和身臨絕境後的體悟共同製造了使用良知的奇跡，這是其他人無法複製的。正因此，很多人在注意王陽明心學時，知道良知是怎麽回事，卻不能恰到好處地使用。我們對一個看上去簡單的事物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不屑一顧，一種是把它看得太簡單，從而隻是流於表麵，沒有深刻理解。
王艮就是這樣的人。曾有人問王艮：“你如何看待伊尹、傅說（二人都遇到了明主，功成名就）？”
王艮回答：“這兩人的功勳，我做不到，但兩人的思想，我不屑。”
這人問原因。王艮回答：“這兩個家夥運氣太好，伊尹遇到了商湯，傅說遇到了武丁，簡直就是奇跡。可如果兩人都認為，如果沒有遇到他們的貴人，就要獨善其身一輩子。孔子和我就絕不會這樣。”
這段話傳遞出了王艮的思想：天地萬物要依我，不是我要依天地萬物。表麵看，這和王陽明的“沒有我的心，天地萬物就不存在”是一個意思。實際上，王艮把王陽明這一思想極端化了：一個人注定能改變客觀世界，如果適應客觀世界，那就是“妾婦之道”。
王艮的這種思想，直白而言就是：唯我獨尊，在良知的指引下不惜一切代價創造新世界。最能體現他這種使命感和傳道觀的是他的一篇文章《鰍鱔說》：
有道人在市場散步，看見一家店鋪門前缸中養育的鱔。鱔魚非常多，互相重疊，互相糾纏，互相擠壓，奄奄一息的樣子。忽然，一條泥鰍從鱔魚群中穿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或前或後，周流不息，變動不居，如同一條神龍。鱔魚由於泥鰍的活動而可以轉身通氣，恢複了生氣。能讓鱔魚轉身、通氣、存活，這都是泥鰍的功勞。不過，泥鰍是因為憐憫要死的鱔魚才這樣做的嗎？泥鰍是因為想要鱔魚報答它的救命之恩才這樣做的嗎？都不是，這是因為泥鰍的“率性”。道人為此感歎道：“我和同類並存於天地之間，不是如同泥鰍和鱔魚一同在那缸裏嗎？我聽說士大夫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不就應該像泥鰍那樣嗎？”於是準備車馬，整理服裝，慨然抱周遊四方之誌。突然一聲霹靂，風雨雷電並作，泥鰍乘勢躍上天空，化而為龍，騰入天河，投入大海，悠然而往，縱橫自在，無限快樂。回首見缸中鱔魚，仍然苟延殘喘，於是複作雷雨，傾滿大缸，鱔魚因為得到了水，欣欣然得生意，而且很快就精神蘇醒，一同遊歸長江大海。
王艮用這個寓言告訴人們：每個人都應該像那條泥鰍一樣，憑借現成的良知去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這個大事業就是愛一切人和一切物（民胞物與），拯救一切人和一切物，普度一切人和一切物。王艮說，真正的聖人就是那些率性（按良知指引）去做事，“即使不被世免，但亦前進於道”的“誌士”。
實際上，王艮思想和王陽明思想在大方向上沒有出入。王陽明始終教導他的弟子們，人人都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王艮也說，天下蒼生都是聖人。但王陽明承認一點，雖然人人都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可必須要下功夫致良知，隻有把良知光明了，才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因為在王陽明看來，隻有良知在不被遮蔽下才有可能分清是非善惡，才能按良知的標準去做事。王艮拒絕承認光明良知的必要性，他認為不必光明良知，良知是無善無惡的，隻要按良知去做就是了。
如你所知，這種“現成良知”的思想很容易被那些愚夫愚婦所接受，因為不必需要刻苦修行和苦心思辨就能得到真理。所以王艮的弟子都是社會下層人士，上層人士很少信奉他。實際上，我們前麵提到過，王陽明在江西的很多徒子徒孫都是販夫走卒，王艮隻不過是登峰造極而已。
王艮把心學思想全力地向社會下層傳播，聲稱“百姓日用即是道”，無論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產生了下麵的影響：中國古代，知識、思想是牢牢控製在知識分子手中的，知識和思想就是他們身份和展現權威的武器。可王艮卻把思想傳播到下層人士手中，這一武器就從知識分子手中滑到了普通大眾手裏。知識分子，尤其是在官場中的士大夫們當然七竅生煙，攻擊和圍剿王陽明心學勢所難免。另外，王艮的心學思想激進到這一步，一個社會問題注定要產生。比如，一個社會閑散人員如果聽過王艮的這套言論，他就會自信心大增，認為自己是不世出的人物。但沒有平台給他施展“民胞物與”，可他覺得自己的良知告訴他，自己可以創造平台，於是，他想到了造反。
本來，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在道德教化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在國家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係列道德法規，旨在讓人安分守己，不要做刁民。可王艮的思想告訴人們，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法律都是扯淡，真正的規矩在我們心中。所以，你想到什麽就去做，隻要是你良知認為對的，就是你良知的旨意，那就符合天理。
這是一種俠客的“快意恩仇”，是一種最容易被統治者厭惡的“我行我素”，王艮開了這一先河，近一個世紀裏，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如滾雪球般增長，其中多有徒手能縛龍蛇之輩。這恐怕是王陽明永遠都不曾想到的。
王艮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門徒們變本加厲地升級“現成良知”。王棟是王艮的堂弟，繼承了家傳絕學，王艮的兒子王襞，頗有乃父遺風，二人在繼承和發展王艮思想方麵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那個曾在王陽明去廣西剿匪的路上從貴州長途跋涉來見王陽明的徐樾，王陽明去世後，跟隨王艮修行，對王艮的思想忠貞不貳。王艮曾對老婆說：“那五個兒子（王艮的五個兒子）是你生的，這個（徐樾）是我生的。”這說明徐樾得到了王艮的真傳。
徐樾的弟子顏鈞是個轟轟烈烈的傳道者。顏鈞完全符合王艮提倡的聖人標誌：狂傲不羈，我行我素，不管不顧。他曾在家鄉聚集全族人口，向他們傳授王艮心學，把家族的人心搞得顛倒沸騰。後來他跑到南昌，對正在準備進行鄉試的士子們大談王艮心學，他指出，天下國家是末，身才是本。所以他勸告那些讀書人，不要把天下國家看得那麽重，人生在世最應該重視的就是自己。他還說，百姓受苦受難，就是因為有些心存不良的人搞的，這些人當然指的是帝國的皇帝和政府官員。他對士子們說，朱熹理學束縛天賦予我們的人性和權力，應該把它掃進垃圾裏，那些禮製隻能把人變成木偶，不能讓人成為真正的人。至於皇帝和其政府，顏鈞大呼：你們不能什麽都管，讓百姓自己管理自己，你們越管就會越亂。
顏鈞這種激進的思想，即使是智商最低的統治者也不愛聽，所以，政府注意上了他。但當時掌管政府的人是信奉王陽明心學的徐階，徐階對顏鈞的思想大為稱讚，還曾兩次邀請他到北京講學。
顏鈞不僅是個思想家，和王陽明一樣，他還是個軍事家。正如後來梁啟超說的那樣，言心學者必能成大事。1556年，正在浙江對付倭寇的總督胡宗憲邀請他到前線，顏鈞欣然前往。不久，顏鈞擔任一支剿匪部隊的指揮官，在舟山之役中殺死一千多名倭寇，創造了當時中國軍隊消滅倭寇數量的最高紀錄。
十年後，顏鈞已成為王陽明心學左派最光輝的人物，他的言論風行天下，已勢不可擋。政府終於決心對付他。一個在南京主管教育的叫耿定向的人假裝派人去請他到安徽馬鞍山講學，顏鈞帶上幹糧就上路，想不到他在馬鞍山才講學一天，就被逮捕。
在南京監獄，他受到嚴刑拷打，要他承認自己有大逆行為，顏鈞拒不承認，但他還是被關押起來，直到三年後，才在眾弟子用錢財的營救下被釋放。才出獄，顏鈞就跑到當時兩廣總兵俞大猷帳下擔任軍師。五個月後，俞大猷用他的計策在海上把倭寇打得屁滾尿流。後來俞大猷又在廣西古田剿匪，顏鈞屢出奇計，俞大猷第一次感覺剿匪原來這麽容易。
在軍營，曾有人問顏鈞：“你是一書生，怎麽會有這麽多軍事奇計，從何而來？”
顏鈞回答：“王陽明也是書生，創建的功勳光照日月。我的奇計全從良知而來。”
顏鈞94歲臨終時，給他的弟子們留下遺言：憑良知去做事，不要怕。
顏鈞的弟子羅汝芳更是個傳奇人物，據說他年輕時刻苦攻讀朱熹理學，無論如何都搞不通，最後病倒在床，家裏請了無數名醫，都無法使他痊愈。後來他老爹給了他一本《傳習錄》，結果他看了幾頁，馬上生龍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陽明學習，隻好尋找王陽明心學的真正傳人，於是他找到了顏鈞。
顏鈞把自己對王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隻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欲”入手，這就是致良知。
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隻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的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製人思想和行為的一些毫無人性的法律也是多餘，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鼓吹這些思想時，恰好是張居正初當首輔準備進行改革之時。顯然，羅汝芳的思想不適合張居正的改革大業，自然觸怒了張居正，他被迫辭官歸裏。張居正雖然能讓羅汝芳閉嘴，卻不能讓王陽明心學左派消失。幾十年的時間裏，王陽明心學左派在王艮門徒和其傳人矢誌不移的努力下，於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洶湧的洪流，尤其是社會底層人士，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尊，挑戰權威，向往自由。由此引起了被稱為“陽明學洪流”“心學橫流”的現象。這種現象到了心學左派門徒何心隱和李贄時，更成驚濤駭浪，神鬼皆驚。 <h4>二、光輝的斷頭台——何心隱</h4>
何心隱本不叫何心隱，而叫梁汝元，江西吉安人。何心隱早慧，十幾歲就把儒釋道三家經典爛熟於胸。然而他不肯專注八股文，所以直到三十歲才中鄉試。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顏鈞見麵，二人促膝相談，何心隱扔掉朱熹理學，虔誠修行王陽明心學。此後的十二年裏，何心隱在家鄉踐履心學思想，成為名震一方的心學大師。他最有力地實踐心學的一件事就是在家鄉組織了集約合作化的共同體“聚合堂”。這是一個王陽明心學的理想世界，王陽明隻把它停留在《拔本塞源論》中，王艮、顏鈞都是如此，隻有何心隱把它落到了實處。
實際上，“聚合堂”是一個社會改造計劃。政治上，何心隱把分散從事經營生產的小農戶組合起來，由“聚合堂”出麵統一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交納賦稅錢糧，統一協調對付各級官員剝削農民的種種不法行為，統一保護農民的集體利益。經濟上，何心隱在“聚合堂”中設立征糧、催糧、管糧、分糧的管理幹部，實行精細分工、嚴密組織、公平分配的管理製度，這是一個驚雷，因為他把千百年來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第一次通過合作化的方式組織了起來，初步實現了農村的合作化生產經營模式。教育上，何心隱主張人人平等，無論你是窮人還是貴族，都有享受教育的權利，他創辦學院，集中所有的學生食宿在校，搞軍事化管理。課程的設置可謂五花八門，除了王陽明心學外，還有農業、經濟、原始物理、原始化學，甚至是烹飪。經過一係列的改造，何心隱把他的家鄉變成了一個“人人平等”的樂園。
依何心隱的見解，“聚合堂”不過是對農村改造、改革、改良的試驗室，可君主專製的明帝國政府注意到，即使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也能注意到，“聚合堂”正在搞自治。“自治”就是分裂，就是要獨立自主，就是要遊離到政府之外，不承認政府的存在，這是任何一個獨裁者都不允許的。
首先是地方官找麻煩，加重賦稅。何心隱不可能和官府明目張膽地對抗，雖然他有一張能把死人說活的嘴，也有心學的強大力量作為心理支撐，但在擁有權力的政府麵前，他隻能認栽。其次是地方鄉紳的反對，如果人人都平等，人人都能享受教育，那鄉紳在地方的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他們千方百計阻撓何心隱樂園的前進。最後的結果則是，在各方勢力的圍剿下，何心隱的財政發生困難，“聚合堂”在敲鑼打鼓中開張，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這一劇烈的打擊並未讓何心隱心灰意懶，相反，困難和逆境讓他快速地成長。他謹遵王陽明早期提倡的“知行合一”，把心學思想毫無保留地投入到現實中去。
42歲時，何心隱家鄉的地方官強征“皇木”稅，何心隱認為地方官是在濫收稅，於是寫信不陰不陽地臭罵了地方官一頓。地方官暴跳如雷，把何心隱捉到監獄，準備判他一個無期徒刑，幸好他一位同道認識當時在浙江大權在握的總督胡宗憲。在胡宗憲的幫助下，何心隱才重見青天。
在政府官員們的認識中，何心隱獨來獨往，我行我素，永不安分。政府說“是”，他絕對說“非”；政府說“非”，他肯定說“是”。他在家鄉受到嚴厲的監視，行動受阻，出獄兩年後，他北上到達北京。
在北京，他以心學家的身份受到了北京底層民眾的熱烈歡迎。有那麽一段時間，在心學信奉者禦史耿定向的幫助下，何心隱講學、著書、辯論，忙了個四腳朝天。就在這萬般忙碌中，有一天他見到了未來的首輔、手腕強硬的張居正。當時張居正正在國立大學（國子監）擔任二把手，沒有政治權力，卻有文化權力。
那天二人相會的情況是這樣的：何心隱正在耿定向家和其聊天，忽然張居正來了。何心隱馬上躲了起來。張居正早就聽說大名鼎鼎的何心隱在這裏，於是要求見一麵。耿定向按何心隱的叮囑說何心隱病了，不能見客。張居正走後，耿定向問何心隱，為何不肯見他？
何心隱神秘地說：“這個人將來會掌握天下權柄。”
耿定向半信半疑，說：“如果真是如此，你更應該見他，如果能和他搭上關係，將來王陽明心學可能會成為顯學。”
何心隱歎息道：“嚴嵩（當時的首輔）想消滅道學而辦不到，徐階（大學士）想扶持道學也不成，能興滅道學的隻有這個人。你記住：這個人一定會殺我！”
耿定向仍然不太相信，因為他不太了解何心隱，正如他不了解張居正一樣。
張居正在那時就已抱定了一有機會必要對國家實行改革的決心。但他的改革手法是自上而下的，通過掌握國家權力對體製進行改革。而何心隱的改革思路則是從下到上，也就是說，先從普通民眾的覺醒、自治、獨立、自主開始。二人都想把國家拉到繁榮富強的軌道上，可在張居正看來，何心隱的思路是大逆不道，從底層開始的改革即使僥幸成功，江山社稷也必會受到動搖，因為底層一旦成功了，力量就會壯大，動搖上層是水到渠成的事。
何心隱說張居正將來必殺他，不僅僅是殺他本人，還要殺掉蠱惑人心的王陽明心學。
這件事告訴我們，何心隱和張居正沒有見麵。而另外一個故事則告訴我們，兩人見麵了，而且有一段充滿殺機的對話。
何心隱問張居正：“您可知道王陽明心學嗎？”
張居正點頭說：“知道一點，本來是好東西，卻被一些爛人給弄壞了。”
何心隱說：“恐怕是被一些頑梗分子給誤解壞了。”
張居正陰冷地看向何心隱說：“你們總想著要飛起來，我看你們永遠都飛不起來！”（“爾時時欲飛，欲飛不起也！”）
何心隱方寸亂了，後來他對耿定向說：“張居正這小子肯定要殺我。”
“爾時時欲飛”大概是心學家們給張居正的深刻印象，這些人總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樣上躥下跳，永不安分。
張居正對那些心學家何以有這樣的印象？黃宗羲的分析一針見血：心學家們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時常向人推銷“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獲取民心；心學家們大都是聰明極致的人，是出色的實用心理學家，而且王陽明心學本身就是讓人頓時可以“明心見性”的學說，經過他們些許的努力，就會獲得很多人的親睞；尤其重要的是，心學家們永不言敗，認準了目標矢誌不移，從沒有一時一刻“放下”的時候；最後，王陽明心學本身就有打破傳統、挑戰權威的思想。黃宗羲說，這些人隨時會把傳統和政府尊崇的聖人與禮儀掀翻在地，從不客氣，從不愧疚。
何心隱和張居正見麵後的第二年，又做了件讓人瞠目結舌的事，即謀劃除去嚴嵩。
嚴嵩當時以內閣首輔的身份臭名遠揚，何心隱和耿定向一直想把他除掉。耿定向認為應該聯合政府官員們的力量共同對嚴嵩進行彈劾，何心隱冷笑，說耿定向對王陽明心學的造詣太淺。他說，你那種辦法是以卵擊石，事倍功半。當今天下誰不知嚴嵩最受皇帝寵愛？向皇帝控訴嚴嵩和向老虎申訴小老虎的惡跡有什麽區別？耿定向問何心隱有何妙計，何心隱說：“不能靠常規方法，該用陰招時就必須要用。王陽明在江西剿匪全用陰謀，何曾用過陽謀？”
何心隱的陰招就是：積極拉攏朱厚熜最信任的道士藍道行，並且獲得成功。有一天，何心隱得知嚴嵩有奏疏奉上，立即讓藍道行在朱厚熜麵前占卜，得了一卦：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
朱厚熜正在納悶，嚴嵩樂顛顛地來了，說有事上告。朱厚熜為此開始警覺嚴嵩，據說，正是因此，嚴嵩後來迅速垮台。
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當嚴嵩得知自己中了何心隱的奸計後，馬上準備對何心隱下手。何心隱沒有力量和嚴嵩對抗，於是將梁汝元的本名改為何心隱，逃之夭夭。
王陽明心學訓導出的心學家大都有何心隱的特質：從不與對手正麵對抗，也從不做不必要的犧牲。一切在良知的指引下，該出手就出手，該逃跑就逃跑。
何心隱後來的歲月可謂東跑西顛，李贄後來評價他“獨來獨往”大概是迫不得已。他在福建大概待了十年，直到嚴嵩垮台後，他的危機才有所緩和，跑到重慶做了重慶知府程學博的參謀。前麵我們說過，心學家大都是出色的軍事家，何心隱發揮了這一心學家的長處，在他的幫助下，程學博把重慶的白蓮教起義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史書說，何心隱每出奇計，計計得逞，白蓮教徒眾成了何心隱手中的木偶。
心學家何心隱的軍事才能並未僅僅體現在重慶，他在流亡福建的十年中，曾到當地少數民族地區傳授神乎其神的軍事常識，後來，這些少數民族兵團靠著何心隱的軍事思想和政府作對，搞得政府頭痛不已。
1573年，朱翊鈞（明神宗）繼位，張居正獨攬大權，發動改革。改革的其中一條則是毀掉天下書院，何心隱七竅生煙，宣稱要到采取任何手段把張居正搞掉。張居正也大發雷霆，把“妖人”“逆犯”“盜犯”“奸犯”的帽子統統扣到了何心隱腦袋上，命令各地政府全力緝拿他。何心隱沒有別的辦法，隻好東躲西藏。
1579年，62歲的何心隱被捕，在被逮捕他的地方官處決之前，何心隱說：“就憑你能殺的我了嗎？殺我的不是你，而是某人。”
這個“某人”就是張居正。
何心隱在武昌被處決時，武昌底層人民號啕大哭，對何心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悲痛不已，這足以說明，心學家在當時有多得人心。
何心隱對王陽明心學左派理論上並沒有突破性的貢獻，與其稱他為心學理論家，不如稱他為心學實踐家。終其一生，他始終在努力實踐心學思想勾畫出的理想藍圖，屢敗屢戰，直到最後徹底失敗。
他對心學的實踐更能讓社會底層快速而徹底地覺醒，他反對君主專製，認為人們應該擁有自己的自由空間，他反對政府打著為民謀福利的幌子橫征暴斂，他認為應該在地方，尤其是行政單位最小的鄉村實行完全的自治，讓所有人都受到最完美的教育（這個教育當然是心學教育）。顯然，這在君主獨裁國家必然行不通。所以，何心隱心學的處境非常尷尬：他口口聲聲宣傳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心學卻沒有實踐的機會！
和大多數心學家一樣，何心隱同樣強調作為單個人的重要性。他說，人是天地的心，如果一個人不能支配自己，那天地就不存在。天地不存在，天下國家從何而來？所以，想要天下國家在正軌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每個人可以支配自己。但這在明代，幾乎是癡心妄想。
何心隱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宗師級人物除了李贄外，還有一個人必須要說。此人就是焦竑，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全才人物。焦竑是出色的史學家、金石文字學家、考據學家、文獻目錄學家、印刷出版家、哲學家、佛學家，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藏書，他的家就是個中型圖書館，幾乎在國家圖書館找不到的書，在他這裏總能如願以償。
焦竑師從何心隱，不過何心隱並未在理論上為心學做出貢獻，所以焦竑也隻是學到了心學“挑戰權威”的精髓。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學道者當掃盡古人芻狗（芻狗指木偶，暗指那些被理學家所恭維的死聖人），從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
焦竑大概是才華橫溢到極致的緣故，所以想引佛入儒，把王陽明心學左派變成徹底的禪宗。雖然這件事已被他們的鼻祖王汝中在理論上完成了，可很多心學家還是認為王陽明心學是儒學，而不是邪門歪道的佛學。焦竑不得不失敗，後來，他大致對王陽明心學左派思想做了一個總結，這個總結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思想主旨。
第一，現成良知：“致良知”不是應當實現的未來的課題，而是現實具備於自己心中原理的實行，也就是說，人人都不必去向內致良知，隻向外發散良知，而且這種發散不是你有意為之，而是良知的自我運行。
第二，“四無”說：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心的活動也是無善無惡的。
第三，“童心”說：所有人都具備了赤子之心，這一赤子之心是天理至純的典型。
第四，“滿街聖人”：所有人都原封不動地是聖人。
第五，擺脫思想束縛：輕視經書和聖人，將客觀的社會性課題直接作為主觀的自己內心的課題。一切外在規範的評判標注都在我心上，我心就是上帝，我自然就是上帝。
如果把這些思想和王陽明心學思想相對照，則會發現，二者恐怕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王陽明雖然沒有說“現成良知”，可他始終承認人人的確有良知，一些人看上去沒有良知，隻是因為他們不能知行合一。至於“四無說”，王陽明沒有否認過。而童心說，則是王陽明經常提到的人應該擁有一顆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童心，心學家並不是讓你像小孩子那樣不懂事，而是希望你應該像孩子那樣什麽私欲都不想，長此以往，就能鍛造出良知的威力。
至於“滿街聖人”說，在王陽明的《傳習錄》中有此論述。而擺脫思想束縛，是王陽明一直提倡的，不要被任何的經典和聖人嚇倒，一個人如果成為思想和聖人的奴隸，那就不可能獨立自主，擁有自尊。
焦竑不過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一個帳幕，拉起它，目的是為了帳幕後的頂級光輝人物——李贄。 <h4>三、心學巨子李贄</h4>
王陽明“天泉證道”的1527年，李贄在福建泉州出生。這位多年以後的心學巨子從一出生就注定了他的前途。
李贄曾有段自我評價，非常忠實：“我從小性格倔強，難以馴化。不信道家學說，不信儒家學說，不信神仙鬼怪，討厭道士，特別討厭的是隻知一心讀八股文、考科舉的書呆子。”他甚至是咬牙切齒道：“平生最不愛被人管。”
李贄的傳記作者指出，李贄是個性格急躁，不講情麵，常常當麵指責別人過錯的人。而且直率任性，說話辦事不計後果。他不是個隨和的人，喜歡爭辯。但這種爭辯隻是和特別投機的朋友，對於他不喜歡的人，他連一句話都不肯說。
李贄小時候的性格就異常叛逆，喜歡標新立異，有這樣一件事可作證明。
《論語》中，孔子的學生樊遲問孔子如何種菜種糧。孔子回答：“種糧，我不如糧農；種菜，我不如菜農。”孔子後來對人說：“樊遲真是個小人。”
李贄的父親要他以此主題寫一篇文章。李贄這樣寫道：“樊遲問孔子怎樣種糧種菜，孔子不能回答，說自己在這方麵不如農民。而孔子之所以要在背後罵樊遲為‘小人’，就是因為樊遲明知孔子對種糧種菜一竅不通，還要提問，孔老頭大跌麵子，怎能容忍？”
這種議論簡直是驚天之語，自孔子被尊為聖人後，沒有人敢說孔子的壞話，而李贄卻把孔子說成了一個虛榮心十足的老頭，這種膽量和這種分析能力在那個時代實在是少有。
由此可知，他後來成為道學家們眼中十惡不赦的“異端”，也就不足為奇了。
李贄能有後來的名聲，全拜劫難所賜。二十六歲時，他參加鄉試。別人都對這件事誠惶誠恐，兢兢業業地學習，而他則報以玩世不恭的態度。臨考前，才找來前輩們做的八股文幾十篇，背誦一遍，後來居然過關。李贄仰天狂笑：“這就是遊戲，東拚西湊就能過關，看來，那些考官對聖學也是狗屁不通。”
按理，李贄中鄉試後應該到北京參加會試。可他沒有去，理由是北京太遠。他隻想在老家附近找個小官做，可他的性格使他處處碰壁。直到三年後，他才被任命為河南共城縣的儒學教師。這是個尷尬的職務，地位低，收入少，隻能維持自己不被餓死。
在河南共城做了三年儒學教師後，李贄又獲得了另外一個職務：南京國子監教官。正當他要貢獻能力時，他的父親去世，按儒家傳統，他必須回家守孝。1562年，36歲的李贄守孝完畢，全家搬遷到北京，希望能在北京找到晉身的階梯。遺憾的是，在北京謀一份官職更難，而且李贄的性格又要求他不許主動求人，所以他隻好以開館教學為生。1565年，李贄獲得了北京國子監教官的職務，他還沒有來得及慶祝，二兒子就夭折，任職三個月後，祖父又去世，李贄不得不離開北京，回家守孝。
到此為止，李贄的運氣太差了，但離盡頭還遠著呢。
他回家沒有太多的錢埋葬祖父和之前死掉的父親，還有停棺多年的曾祖父。他隻好把妻子和三個女兒留在共城，買了一塊地，讓他們維持生計。而一年後，河南大旱，他的兩個女兒沒有撐下去，活活餓死。三年後，李贄從老家回到共城，隻見到了精神已不大正常的妻子和唯一的骨瘦如柴的女兒。李贄悲慟萬分，要死要活。
他不相信命運對他如此不公，1566年他回到北京，被分派到禮部擔任小官職，這也是個隻能吃飽肚子的工作。1571年，他又被調到南京刑部擔任下級官員，這仍然是個隻能吃飽肚子的工作。這一年，李贄已經四十四歲，幾乎很少有人像他命運多舛到這個地步。在南京刑部工作的六年後，李贄的春天看似來了。張居正推行改革，破格用人，李贄很讚同張居正的改革方案，於是被任命為雲南姚安知府。可是這遲來的春天已經溫暖不了李贄多年來坎坷冷凍的心，勉強任職三年後，李贄揮一揮衣袖，離開姚安，來到了他朋友耿定理家中。耿定理的兄弟正是那位用詭計捉拿顏鈞的耿定向，這位忠實的朱熹理學衛道士當然不會允許兄弟引狼入室。李贄當時雖然沒有徹底地成為心學門徒，但他的種種思想已和王陽明心學的提倡不謀而合。耿定理是心學家，當然和李贄談得來，而且還讓李贄做了家族少年們的老師。可耿定理不久就去世了，耿定向驅逐了李贄，理由是：怕你教壞了小孩。
李贄留下一封信，強烈反駁耿定向。李贄說，他教不壞小孩，教壞小孩的是現行教育。耿定向懶得理他，李贄放眼四望，已沒有地方可以容身，除了老家。
1585年，李贄回到泉州老家，他的家族所有人都詢問他的成就。如你所知，李贄拿不出來。他越是不回答，家族的追問就越激烈。他的妻子成了精神病，每天都折磨他，李贄一氣之下，跑到湖北省東北部的麻城，住進了他朋友主持的維摩庵。李贄和家人徹底決裂，三年後，他和塵世決裂：到麻城三十裏的龍潭芝佛院落發為僧。這一年，李贄六十二歲，身體雖然衰老，但心卻依然年輕。他開始參悟王陽明心學，並且心有靈犀地一看就懂，他的“異類”和“異端”形象逐漸樹立起來了。
李贄先在舉止上瘋狂：他經常下館子吃肉喝酒，每次都把自己喝得醉醺醺，滿臉通紅，連光光的頭皮也泛著紅光，走在街上搖搖晃晃，嘴裏時常說出瘋瘋癲癲的酒話。他聲名大振，很多人慕名而來向他請教道學。在這時，李贄就故意把眉頭一皺，袖子一甩，訓斥道：“大好時光，在這裏讀死書，還不如找幾個歌女、喝點小酒、唱個小曲有意思！”幾個調皮的讀書人就真的找來幾個歌女，李贄大笑，稱讚道：“這樣好！這樣好！比和道學（理學）先生在一起強多了！”
舉止上的瘋狂隻是骨肉，必須要有靈魂，這個靈魂就是李贄在思想上的“大逆不道”。
道學家們說：“天不生仲尼（孔子），萬古如長夜。”
李贄說：“我呸！難道孔子沒有出世之前，人們一天到晚點著蠟燭走路？”
道學家們還說：“孔子乃萬世師表。”
李贄說：“我還呸！一個人來到人間，自有他發揮作用的地方，不可能等著從孔子那裏得到傳授，然後才有謀生的本領。假如一定要等著從孔子那裏學得點什麽才能生存，那麽，孔子沒有降生之前的幾千年，人們就不過日子了嗎？”
我們今天來看這兩個反駁，不足為奇。但在明代，這可是極端的思想反動。孔子是所有讀書人心目中的上帝，即使是皇帝，也要對孔子畢恭畢敬。道學家們說，凡是孔子說的都是對的，凡是說孔子不對的都是異端。孔子的是非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是非，可李贄卻懷疑孔子，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是王陽明心學中典型的“輕視權威”思想，“心即理”的直觀展現。李贄對這個國家崇拜孔子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我從小就讀孔子的書，卻不了解儒家學說。從小尊崇孔子卻也不知道他為什麽值得尊敬。我覺得自己像一個站在人叢中看戲的小矮人，除了前麵人的後背，什麽都看不見。人家說戲唱得好，我也跟著說好，隨聲附和。在未學王陽明心學前，我就像一條哈巴狗。前麵狗看見生人叫起來，後麵的狗聽見叫聲也跟著叫，其實連半個人影也沒有看見。”
李贄的意思是說，那些尊崇孔子的人隻是人叢中的“矮子”，是“哈巴狗”。他說，他決定不再做哈巴狗，而做一個人，一個完全按內心良知去做事的人。
對於孔子，李贄頗多微詞。他說：“《論語》記載孔子吃東西非常挑剔，顏色不好的不吃，味道不香的不吃，做得不好不吃，菜不新鮮不吃。這種人，簡直就是矯情，哪裏有聖人的一點模樣？”
對於《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對一位老者又打又罵“老而不死是為賊”的情景，李贄戲謔道：“孔子真是大慈大悲。”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在李贄的思想中，根本就沒有什麽聖人：堯舜和路人甲是一樣的，因為王陽明說過，我們擁有良知的心是評價一切客觀事物的最後依據，所以，李贄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麽聖人，如果真有聖人，那大家都是聖人，如果沒有，那大家全是俗人。
李贄的第二個“大逆不道”就是肯定正當的人欲，反對理學家們虛偽的禁欲主義。他把天理和百姓的生活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他說：“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除了穿衣吃飯，還有什麽人倫物理？世上一切都是衣和飯而已，所以隻要是與衣和飯有關的，就是天理。一切與衣和飯沒有關係的，就不是天理。”
理學家說要滅掉人的私心，彰顯公心。李贄反駁說：“私心就是人心。人必有私，而後才能見心。如果沒有私心，那就沒有心了。比如種地的，肯定有個秋天收獲的私心，才肯下功夫努力種田。讀書人肯定有個進取的私心，然後才肯下功夫學習。所以說，你要是不給別人報酬，沒有人會為你工作。那些血戰沙場的將士必有封爵的心，才肯奮力殺敵。”李贄重點指出，大家都說孔子是聖人，其實孔子私心更重，他為什麽那麽賣力地推銷自己的思想，還不是因為有“沽名釣譽”的私心？
這種把人的行為動力歸根到個人利益、個人欲望的行為，恰好和理學家們提出的“人必須要忽視個人利益，祛除欲望”的思想針鋒相對，李贄可謂是吃了熊心豹子膽。
在那些禮教維護者看來，李贄對聖人的懷疑和對他們的攻擊隻是隔靴搔癢，但李贄第三個“大逆不道”的行徑就讓他們無法忍受了，這就是李贄對道學家們的直接攻擊。
他說：“道學家全是偽君子。當有利可圖時，他們就說，為天地立心，為萬民請命，削尖腦袋向上爬；當國家和民族遭遇危機時，他們躲藏起來說，聖人教導我們要明哲保身。”李贄評價說：“這些家夥可真是機靈鬼。”
對於這些機靈鬼，李贄有著超絕的看法：他們為什麽要學理學呢？很簡單，因為他們要靠理學發家致富。很多人不學理學而能發家致富，是因為他們有才華。而理學家一點才華都沒有，所以必須要學習理學，理學是國家意識形態，所以誰學了它誰就容易獲取榮華富貴。他們隻是把理學當成發家致富的踏腳板，一旦得償所願，就不可能再深究，於是，我們見到的很多理學家都是無能之輩。平居無事，隻知道打躬作揖，終日正襟危坐，和泥塑差不多，以為雜念不起，超凡入聖。可一旦有警，則麵麵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諉，以為是明哲保身。國家所以總是缺乏人才，就是因為這樣的人充斥著政府。理學家們不但能力差勁，道德素質也成問題。所以李贄說，這些家夥是滿口仁義道德，肚裏卻是男盜女娼。
李贄最引人注目的“大逆不道”應該是對儒家規定的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顛倒，他說，隻有朋友倫理才是真倫理，其他都是扯淡。李贄一生中朋友很少，但都是知心朋友，他一生顛沛流離，都是朋友幫他渡過的難關，這大概是他的感同身受。李贄一生仕途波折，所以沒有君臣倫理的概念，他父親、祖父、曾祖父的去世為他增添了仕途的阻礙（他要回家守孝）和金錢（他要花錢）上的麻煩，所以很厭惡父子倫理。至於兄弟和夫婦，更為李贄所反對。他質問，做弟弟的憑什麽就要對哥哥畢恭畢敬，做妻子的憑什麽就要對丈夫舉案齊眉？所以他認為，五倫中隻有“朋友”的誠信之理才是真正的倫理。
李贄似乎和道學有不共戴天之仇，道學讚同的他必然反對，而道學反對的他肯定讚同。秦始皇在儒家知識分子那裏從來就沒有好印象，可李贄卻稱秦始皇為“千古一帝”；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被理學家稱為淫蕩之舉，可李贄卻說，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都是善擇佳偶的人，應該讚頌；理學家說武則天是個惡女人，李贄卻說，武則天有愛人才之心，是千古帝王群中難得的一位，尤其她還是個女人，就更可貴了；陳勝是個造反家，李贄卻說他是千古第一人。
恐怕隻有一種主張，李贄才和士大夫們極不情願地站在了一起，那就是對民變的看法。李贄認為，民變就是百姓良知喪失的後果，所以對於民變，李贄深惡痛絕。
但在這一點上，李贄又是矛盾的。這從他評點《水滸傳》上就能看得出來。一方麵，他讚賞宋江投降後征討方臘的大義，可另一方麵，他對一百單八條好漢又傾注了濃重的感情。他認為，官逼民反，民如果還不反，那也是良知喪失的標誌。也就是說，他認可農民的造反，正如他認可陳勝造反一樣，可有個前提，必須是官逼了，民才反。
理學家們隻記住了他認可《水滸傳》中的造反，卻刻意忘記了他對現實中民變的攻擊，因為所有的理學家都知道，如果不鏟除這個“異端”，那他們就對不起天上的聖人們。
1602年，禮部的一位官員向當時的萬曆皇帝朱翊鈞控訴李贄，首先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論，然後就是李贄不檢點的私生活。據這位官員說，李贄在寺廟中招收女弟子，經常和這些女弟子裸泳。
李贄有女弟子不假，可真不至於達到裸泳的地步。朱翊鈞暴怒，下令緝拿李贄。李贄意料之中地被捕，下錦衣衛獄。審訊官要他交代大逆不道的罪行。李贄冷笑道：“我寫的書很多，而且在民間流傳，這些書的內容對國家，對真正的儒教有益無損，你們可去查。”
審訊官也冷笑，說：“和尚，你還不知你已大難臨頭？”
李贄望著陰森森的監獄，笑了笑，說：“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
審訊官發現了他的頑固，以後就拒絕審問了。而李贄在監獄中有足夠的時間開始思考他的“天下第一好死”。
在獄中三月後的某一天，李贄要守衛給他拿來剃刀，他要剃頭。剃刀拿來，李贄趁看守不防備，一把奪過其手中的剃刀，用盡渾身力氣向喉管上切了進去，然後猛地拔出，一股鮮血噴射而出，黑暗的監獄中出現一道鮮紅的彩虹。
李贄倚著牆慢慢地坐了下去，鮮血染紅了他的前胸，開始向牢房的低窪處緩緩地流淌。看守目瞪口呆許久才反應過來，要跑出去找醫生，李贄拉住他，艱難地搖了搖頭。
看守小聲問：“和尚，痛不痛？”
李贄用手指蘸血寫了兩個字：“不痛。”
看守再問：“為何要自殺？”
李贄再蘸血艱難地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此後，牢房裏再無聲息，隻有血水在地上流淌。李贄去世，享年75歲。
李贄的去世，使生機勃勃的王陽明心學左派戛然而止。李贄之後雖有“東林黨”黨徒信奉心學，但在李贄和他前輩們創造的輝煌麵前，微若螢火，不值一提。我們注意到一個很明顯的事實：自王陽明去世後，心學左派從迅速崛起到李贄之死的銷聲匿跡，明帝國政府對心學左派的態度並不強硬。心學左派唯一遭受的打擊就是張居正廢天下書院，但隨著張居正的去世，書院重開，左派心學家們重新回歸。何心隱的死和李贄的死隻是政府處理的個案，政府從來未對心學左派進行過全麵打擊。
李贄是把王陽明心學推到極致的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他對當時的道學家掌管天下思想的肮髒醜態進行了激烈的批駁，他希望國家和政府應該像大海一樣“不留死屍”，像龍門一樣“不點破額”（皆為裁汰冗員之意），如此，才能“一代比一代高”。王陽明在發現個人價值時主張“我”時還有些扭扭捏捏，但李贄主張“我”時就是毫無顧忌的赤裸裸，他就是上帝，就是人類的最終裁判，“顛倒了千萬世之是非”。
李贄讓平民階層覺醒的速度加快，質量提高，甚至影響到了高級知識分子階層。最被我們所知的明末“東林黨”已過分地強調自己，而和國家針鋒相對。這正是心學左派的思想：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萬曆中期的首輔王錫爵曾質問過東林黨領導人顧憲成：“為什麽朝廷說是，民間（在野的東林黨）就必說非。”顧憲成反問：“為什麽民間說是，朝廷就必說非？”
朝廷和民間在思想上已形成尖銳的對立，明帝國的覆亡指日可待了。
從王陽明去世的1529年到李贄去世的1602年，73年時間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璀璨時代，之後，隨著明帝國的滅亡，滿清統治中國，王陽明心學被徹底掃蕩和鎮壓，從此銷聲匿跡了好久好久。
然而，人人都知道，王陽明心學思想是壓製不住的，它必然卷土重來。 <h4>四、心學在清朝</h4>
1644年，清帝國繼承了明帝國的遺產，統治中國。有些人在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時發現，明帝國政府在統一思想上做得很差勁，對百姓的思想控製太寬鬆。所以明帝國後期層出不窮的民變，除了天災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陽明心學的泛濫，也就是心學洪流讓底層民眾過分覺醒，讓他們有理由去爭取獨立和平等。清朝統治者認為，王陽明心學是洪水猛獸，必須嚴厲禁止；朱熹理學最適合治國，必須高調提倡。
當然，清朝統治者們禁止的是王陽明心學左派，對於已經趨向於朱熹理學的右派，他們不太禁止但也不支持。這似乎給了王陽明心學滿血複活的機會，一批心學大師站到了清朝思想聖壇上。他們是孫奇逢、李顒、毛奇齡。確切地說，他們是王陽明心學的修正主義者。
孫奇逢在明帝國就是名聲大振的人物，他曾營救過被權監魏忠賢陷害的忠義之士，也曾帶領全族抵抗過清軍，明亡後，他帶領弟子隱居深山，講學不輟。清政府多次請他出山，都被他以“逃跑”的形式拒絕，後來在河南輝縣的蘇門山終老，他活得幾乎過了頭，享年九十二。
孫奇逢原本是王陽明心學忠實門徒，認為“天理”兩個字是自己體貼出來的，不是那些好為人師的人製定出來的。他說，王陽明的“良知”說，是王陽明自得而來，和孟子的良知無關。他認為王陽明提出的“心即理”很有道理，不過，王陽明心學中禪的成分太大，導致了心學左派的洪流在民間沸騰，人人都能成為聖人，人人就都可以自以為是，我行我素。而在廟堂上，心學左派產生的畸形“東林黨”，往往空談，意氣用事，才導致了國家的覆滅。他認為這樣很不好，於是傾向於朱熹理學的“慎獨”，也就是說，還是需要通過外在的種種規矩來修行才可以真切地體貼到“良知”的效用。
不過，雖然用朱熹理學來矯正王陽明心學，可孫奇逢還是堅持王陽明心學中的“知行合一”。他說，必須要付諸實踐，從眼前一言一行做起，不要浪費掉一天甚至一時。
我們都知道，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讓人矯正自己的意識，孫奇逢提“知行合一”就特別重視“行”，這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悄悄的轉變：王陽明心學變成了崇實經世的思想。
這其實也是王陽明最大的心願，心學本來就是要拿來用的，而不是用來講的。孫奇逢被後人稱為學術界的“泰山北鬥”，可能正是他把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做了調和，雖然成績微小，但他畢竟做了努力，而且開了修正王陽明心學的先河。
李顒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性格孤僻，但好學，全靠自學讀通了經史諸子以及佛、道典籍。成年後，明朝滅亡，他南下講學，影響極大。滿清政府要他出來做官，他寧死不為。有一次，地方官親自到他家中，他躺在床上六天六夜，絕食六天六夜，最後，他居然要拔刀自殺，地方官見這人簡直變態，急忙逃走，再也沒有來請過他。李顒晚年反鎖房門，過起了置身墳墓般的生活，直到1705年去世，他活的時間也很長，享年78歲。
李顒雖然博學，但學術思想的源泉卻是王陽明心學。他指導他們的弟子說：“做學術先要看陸九淵、楊簡（陸九淵心學慈湖學派創始人）、陳白沙，尤其是王陽明，闡明心性，直指本源。把他們的思想搞通了，就能見到大道。”
他也強調“知行合一”，認為“上口不上身”的口耳記誦之學不值一提。在他晚年，他提出了“明體適用”的思想。所謂“體”就是王陽明心學，而“用”則指的是經世致用的一類實學。這是他對王陽明心學的修正，王陽明心學發展到後來，逐漸流入枯禪虛空中，李顒希望用“實學”來補充它，從而矯正它。
我們可以從李顒開的一個書單中明白他這一思想。在“明體”類的書籍中，他選了陸九淵、王陽明、王汝中、王艮、陳白沙等心學大師的著作，還有朱熹、二程、吳與弼、薛瑄等理學大師的著作。
在“適用”類書籍中，他選了諸如《武備誌》《資治通鑒綱目大全》《大明會典》《曆代名臣奏議》《水利全書》《地理險要》等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書籍作為弟子們的必讀書。
李顒和從前的心學家們一樣，激烈反對八股文。他說：“八股文就是洪水猛獸，束縛人心的最大枷鎖。洪水猛獸雖然危害人類，但隻造成對人身體的侵害。而八股文的泛濫，使一代學人醉生夢死，渾然不覺，禍患無窮。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可怕的：人心陷溺之深，終會昏死過去。”
他主張應該自由講學，自由講學應該講實學，人人都可以成為某個領域才華橫溢的人，如此才能讓國家的人才越來越多，而清初的八股取士，隻能取到如李贄所謂的白癡人才。
孫奇逢和李顒對王陽明心學的理解和修正還停留在王陽明心學本身的思想洞窟中，毛奇齡已經開始觀察和修正王陽明心學中的“事功”思想。
明帝國滅亡的前一年（1643年），毛奇齡出生於浙江蕭山，成年後，他曾參加過抗擊清政府的義軍，失敗後在江淮東躲西藏達三十年之久。這三十年他並未浪費，全身心地鑽研王陽明心學，成績不俗。
與孫奇逢和李顒不同的是，毛奇齡做過清朝的官，而且還是國家人才儲備庫翰林院的學士。這大概緣於兩點：第一，毛奇齡出生在明帝國滅亡前夕，對明帝國的感情並不深；第二，受到王陽明心學提倡建立“事功”的思想，他認為應該到政府的大平台中去尋找機會創建事功。
毛奇齡在鑽研王陽明心學的同時也探究朱熹理學。朱熹理學把“聖學”和“聖功”割裂開來，王陽明心學則把二者合二為一，毛奇齡認為王陽明說得對，並且側重於“聖功”。他說，一個人修身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事功”應該成為每個人人生中唯一要追尋的東西。他反對空言說經，認為講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講實學，學生聽完後就可以去實踐中用的。
毛奇齡還有個突破性的思想，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中“重農抑商”的思想是大錯特錯，因為商人創造的“事功”更顯眼，更有分量，國家應該支持，而不應該打壓。
無論是孫奇逢、李顒還是毛奇齡，他們和清初的那些心學家諸如黃宗羲、張履祥、顏元一樣，給人的感覺是，他們在心學聖壇上的身份模模糊糊。一方麵，他們聲稱自己的思想來源於王陽明，而另一方麵，他們又用理學給王陽明心學增加了許多成分，在他們身上，我們發現王陽明心學有點四不像了。甚至張履祥和顏元，從伏首王陽明掉頭又批判王陽明，可他們批判的武器中，仍然有王陽明心學的思想。
這種遮遮掩掩，甚至是反戈相擊大概是迫不得已。清朝統治者對王陽明心學一點好感都沒有，作為生存在極權下的思想家們，也隻能遮遮掩掩。雖然如此，王陽明心學在清朝卻不絕如縷，一遇國家民族危急時刻，王陽明心學就如沉寂待發的火山一樣，衝天而起，火光駭人。
1840年，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的軍隊正式在海上麵對麵，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慘敗，從此開始了它屈辱悲慘的晚清史。實際上就在鴉片戰爭的很多年前，清王朝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乃至思想危機已露苗頭。政治腐敗是罪魁禍首，直接導致官員道德素質的下滑，社會風氣的頹廢，思想世界的單調乏味更加重了這些危機。
江蘇揚州人焦循首倡王陽明的“致良知”，他提出最應該先致良知的就是皇帝，皇帝治理天下應該用良知來讓百姓富裕起來，不能總是對百姓空講義而不講利。他巧妙地將“義利”結合起來，要人摒棄理學家的義利水火不容的觀點。他說，一個政府的良知就是要滿足人們正當的欲望。和王陽明以及門徒一樣，焦循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和王陽明“拔本塞源論”的思想一模一樣。
不過，焦循並非是個傻嗬嗬的樂觀主義者，他看到了當時社會的重重矛盾，所以提出了“變通”。“變通”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大題目，王陽明曾說過，《易》就是變，變則通，心學就是一門隨時變通的學問。焦循對這一思想變本加厲：一切政令措施，應該審時度勢，因時製宜，社會變革勢在必行，誰都阻擋不住！
焦循所謂的“變通”可不是讓農民起義，他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來說話的。“暴力革命”是焦循強烈反對的，他說這些人隻有破壞性根本沒有建設性。他警告統治者，如果你不主動變革，那自有些“小人”先變革，到那時，天下大亂，就很難收拾了。他焦慮地問統治者：你能做到的事為何要等別人拿著刀來逼你做呢？
焦循的心學思想也隻能是口號，沒有統治者意識到和有能力做變革，哪怕是“致”那麽一點點良知，滿足百姓的欲望，都無法做到。
焦循是江湖心學者，林則徐則是廟堂心學家。
林則徐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虎門銷煙”，他從低級官員一直做到總督，可謂仕途暢通。他的為政總結就是：盡心。
林則徐是不折不扣的王陽明門徒，王陽明心學思想深入骨髓。林則徐所處的中國，閉關鎖國，死氣沉沉，而世界風暴已經開始刮起，林則徐發揮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要人睜眼看世界，認為人隻有麵對現實，勇敢地學習先進技術和思想，才能抵抗強敵的挑戰。
林則徐有一股王陽明的勁頭：遇事必盡心盡力，哪怕是不可為的事，但良知認為應該去做，他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在廣東虎門焚燒西洋人的鴉片煙時，所有人都反對，因為這樣會給他本人引來麻煩，但林則徐卻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以避之。”堅決銷毀鴉片。後來的事情正如別人所預料的那樣，英國人把軍艦開到中國大門口，中國政府打不過人家，隻好把林則徐當成替罪羊，發配邊疆。
林則徐是那個時代最合格的官員，官事無巨細，必親自參與謀劃，待人溫和、誠懇，嚴以律己，用良知來對待一切人和事。
他是心學踐履者，而他最後的命運卻告訴我們，王陽明心學在那時顯然已無法再在中國成長。
和林則徐同歲的嘉慶年間的進士姚瑩同樣是心學踐履者，崇拜王陽明達到難以理解的程度。當有人質疑王陽明時，他憤怒地說：“王陽明豈是你這樣的人可以評說的，給我閉嘴！”
和林則徐一樣，姚瑩同樣強調王陽明所強調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心力的巨大作用。姚瑩說：“人就應該有一股無所畏懼的精神，認準了是良知許可的，就去做，這才是陽明的忠實弟子。”
同時，姚瑩也主張要變通，不能死守著傳統不放，祖宗那點東西如果有用當然好，如果沒有用，留著隻能是累贅。
鴉片戰爭期間，他曾提出仿造外國軍艦和大炮的主張，後來他激進的思想害了他，他被貶到西藏，卻毫不消沉，收集當時出版的關於“外夷”的書籍，製定了“製馭”的方略。他說：“應該派人到夷人那裏，探查其虛實，學其長處，反過來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固我國家。”
姚瑩的這種心學思想也隻能停留在理論上，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機會讓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其實，從清朝開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兩百年間，心學家們所創建的“事功”寥寥無幾。他們隻能偶爾迸發出思想的星星火光，但這就足夠了，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h4>五、心學改變中國</h4>
使一個國家改變，無外乎兩個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前麵我們說過，王陽明心學在這兩方麵都是一把鋒利的武器。
滿清政府統治的中國自鴉片戰爭後開始向下坡路飛奔，太平天國運動險些撬開了它滅亡的墳墓，它雖然僥幸躲過這一劫，但也是奄奄一息，再加上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持續的攻擊，清政府下的中國已是危如累卵。人人都知道必須改變，但人人都不知道該怎麽變，心學門徒們因此挺身而出。
晚清三傑中的曾國藩和左宗棠是王陽明心學的推重者，曾國藩後來雖然頭腦發熱反駁王陽明，但連他自己都無法否認，他在平定太平天國叛亂中執行的團練政策是從王陽明那裏偷來的，他在給他家人的書信中，屢次提到要以良知為人生信條，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說曾國藩屬於三心二意的心學門徒，那左宗棠則把王陽明當成一生的偶像，推崇之，效仿之。左宗棠“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業績和他從王陽明心學中吸取的精神力量關係密切。
左宗棠雖然年輕時受到的是朱熹理學教育，但卻側重於“經世致用”，而朱熹理學對這一塊的涉及非常少，所以左宗棠就拋開朱熹理學去讀實用類的書籍。他後來始終不能考中進士，和他對朱熹理學的漠然有直接關係。雖然不是進士，但左宗棠憑借聰明的頭腦始終充當當時許多頂級大員的參謀。太平天國之亂時，左宗棠擔任曾國藩的參謀，曾國藩大為賞識，命他自行組織軍隊直接和太平軍作戰。從此，左宗棠如蛟龍入海，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搞定陝、甘回民的叛亂，收複了此前失去的西藏，毫無疑問地成為晚清的三根巨柱之一。
他對王陽明的崇敬幾乎到了癡醉的程度，王陽明曾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他幾乎是生吞活剝了這句話：天下之盜賊易去，人心之盜賊難除。
他認為，隻要祛除私欲物欲，把個人生死利害榮辱拋到腦後，隻問是否利於天下國家，這就是致良知，就可以做到“修齊治平”。
左宗棠把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大加發揮，他說，一個人隻要能夠克製自己，就必能克製敵人。一個人必須先自強，才能戰勝敵人。自強的方法不必拘泥傳統，應該向西方列強學習，畢竟他們比我們強。而我們向他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戰勝他們。他到處興辦近代工業企業，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強”運動中去，直到他的暮年，他還堅信一點：隻要人人都堅持本心（良知），自強自立，就必能讓國家強大，戰勝外敵。
左宗棠屬於掌握權力的王陽明心學門徒，而康有為與他的戰友梁啟超先是屬於沒有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後來則成了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所以他們的故事就異常精彩。
康有為1858年生於廣東南海，自幼讀書就很有主見，而且從古典理學中找不到樂趣，所以搜索百家，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這產生了一個弊端：樣樣通則樣樣鬆。所以後來有些嚴肅的學者評價康有為的思想理論時，說他是野路子出生。康有為學習王陽明心學不知是什麽時候的事，1888年，他就無所畏懼地向皇帝上書請求變法圖強，但當時慈禧太後掌握權力，所以他的上書石沉大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康有為恰好在北京準備進行會試，他倡導舉子們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並同時要求政府能進行變法。年輕的皇帝被康有為一幹人等的熱血所激勵，突破慈禧太後的重重阻撓，終於在1898年開始變法，這場變法進行了三個多月就以流血收場，史稱“百日維新”。
康有為非常讚賞王陽明心學，排斥朱熹理學，他說隻要真切地致良知，就能使人具有確乎不拔、獨立不懼的精神，做到大難臨頭時“不動心”，不退縮。
他還提到了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說他目睹天下殘破如此，實在不忍心，必須站出來為天下為國家為百姓貢獻精力和智慧。
我們注意到，作為當時還未進入仕途掌握權力的康有為，他沒有使用暴力手段推翻國家，而是采用了相對溫和的改良主義，一部分原因是康有為畢竟還是個知識分子，長期受儒家忠君愛國的教育，另一方麵則是他對王陽明保衛國家的欽慕，使他不可能做出違背王陽明心願的事情來。
不過，當百日維新開始後，康有為的思想開始變化了。他教唆光緒皇帝向慈禧太後奪權，結果計劃失敗，康有為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從開始的溫和改良思想到後來的動用暴力手段鏟除慈禧太後，康有為恰好符合了心學家的一貫思路：一旦手中有權，必走上集權道路。正如王陽明在江西剿匪時，向王瓊要到了所有大權一樣。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暢通無阻地推行他們的理想，這是良知告訴他們的，並非是野心家所能感悟到的。
康有為的失敗，不是王陽明心學的失敗，而是那個時代形勢所造成的，因為當時沒有人可以撼動慈禧太後的力量，當然，這是曆史的問題，在此不須深究。
維新派的二號人物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弟子，同樣也是王陽明心學最忠實的門徒。不過，在對待心學的態度上，梁啟超要遠比康有為簡易明快。
梁啟超擁有超人的智慧，四歲即能讀《四書》，特別喜歡談豪傑哲人的嘉言懿行，七歲讀透中國曆史，九歲可以寫出千字的文章，十七歲中舉人後開始跟隨康有為。雖然他被稱為康有為的助手和弟子，但在思想上，尤其是王陽明心學思想上，他遠勝於老師。
梁啟超熱情維護王陽明心學，有人說王陽明心學是枯禪，梁啟超反駁說：“孔子自得之學在從心所欲，孟子自得之學在不動心。後人一談到王陽明心學，就誣為逃禪，實在是不懂裝懂。”梁啟超解釋說，王陽明心學是孔子之學和孟子之學的結晶，既能讓我們不動心，又能讓我們可以從心所欲，達到這一境界的就是王陽明所提倡的“練心”“養心”。
養心到底有多重要，梁啟超危言道：“每個人眼前都有富貴利益、耳目聲色、遊玩嗜好來奪我們的誌向。這正如八十歲的老頭過危橋，稍不小心，一落千丈，粉身碎骨。還有利害毀譽、苦樂生死來侵襲我們，如果沒有堅定的心力，一經小勝就驕傲，一經挫折就氣餒，臨事失措，身敗名裂，這就是古今能成大事的人少之又少的緣故。”
如何養心呢？梁啟超的方法仍然是王陽明的：靜坐。先消除雜慮，然後到事上去磨練內心。他說：“靜坐養心於是分兩種，一種是收斂其心（靜坐），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身，誌氣如神；另外一種是縱心（事上磨練），遍覽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者可以模擬一件困難在眼前，如何來克服它，最好想象一下當你麵對生死存亡關頭時該如何行事，日日思之，熟能生巧，將來有事就可以把模擬放到現實，必能渡過難關。”
這兩種練心的方式是王陽明心學獨有的，它不是讓我們胡思亂想，而是要把胡思亂想先祛除，然後嚴肅地模擬困難的來臨和解決困難的方法，這些方法當然很簡單，那就致良知。
梁啟超謹遵王陽明的教誨，用王陽明的“萬物一體之仁”、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樹立為天下國家獻身的誌向。他激烈地斥責數千年來充斥著中國每一個角落的“看客”們，他大罵這些人是沒有責任心和惻隱之心的無腦動物。這些人隻計較自己的利害，對於群體的利害和國家的危亡始終采取看客的態度。
不做看客，就必須要做到“至誠”，隻要人人都做到“至誠”——對自己的心中賊誠實地祛除，對客觀世界的現狀真誠地對待——這個國家就會有希望。
王陽明心學始終提倡豪傑主義，梁啟超也說，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王陽明心學中無所畏懼的聖人、超人的精神。如何做超人，梁啟超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祛除心中的奴隸。
首先是不要做古人的奴隸，特別是那些死掉的聖人的奴隸，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他激烈地發揮王陽明“學貴自得”的觀點說，心是我的，聽一句話，受一句教，隻有我用心，才能有這句話，有這句教。可我思考後有兩個結果：一是，那句話是錯的；二是，那句話是對的，我該如何？尤其是當那句話是古聖人說的時。梁啟超的答案是：相信自己心的判斷！
第二，不可做世俗的奴隸。也就是說，要有獨立思想和獨立意識，不可人雲亦雲，尤其是那些俯仰隨人、隨波逐流的人，正是王陽明最鄙視的人。梁啟超認為，任何人來到世上就必有用處，人人都有當頂天立地大丈夫的潛質，所以不必借助他人的扶助和庇護。
第三，不可做境遇的奴隸。人生在世，有順境就必有逆境，順境時，不可消磨誌氣，逆境時不能放棄心中的夢想，每個人應該發揮自信、自尊的固有價值，和逆境做生死鬥爭，才有機會成為勝利者，屹立於世。如果不敢鬥爭，那就會成為境遇的奴隸。他擴大到國家說，一個國家如果安於現狀，跟著境遇走，那不但會成為境遇的奴隸，還會成為別國的奴隸。他認為中國人應該拋掉傳統中的保守思想，要做個冒險家。他強烈批判老子思想，認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懦弱無能的表現，正是這種思想的深入人心，所以才消滅了中國人本應該具有的冒險精神，隨遇而安，必將失敗。人們必須要自信、敢想敢幹，要像初生的牛犢一樣敢衝敢闖，以絕大的氣魄和絕大的膽量，為改造中國而拚盡全力。
最後，無論何時，都不要喪失信心。梁啟超說，哀莫大於心死，一個人如果心死了，那就成了行屍走肉。所以必須要“正本”“養心”“致良知”。他說，世界上那些能夠做出驚天動地事業的人都是內心強大、自信滿滿的人。沒有一顆自信的心，就不可能有未來。
梁啟超博學百家思想，但其核心思想卻是王陽明心學的“獨立自主”，過度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比如他非常強調自信心，並武斷地說，人隻要有自信心，就能戰勝逆境，就能創建大功。與其說他的思想是心學思想，不如說是心靈雞湯。他的《少年中國說》處處充斥著這種雞湯味，的確能鼓舞人心，除了這些，就沒有別的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用王陽明心學作為武器發動的“百日維新”最終以慈禧太後的反擊而失敗，不過他們讓當時已成古老僵屍的中國聞到了一股新氣息，實際上這一氣息還是王陽明心學的氣息。人人都認為，康有為和梁啟超試圖改造中國的失敗不是王陽明心學的失敗，而是他們本身的問題，比如先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沒有權力的光緒皇帝身上，後來又頭腦發熱準備向慈禧太後奪權。
於是，另外一批王陽明心學的鬥士們登上了曆史舞台，這一次，王陽明心學好像可以呼風喚雨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是溫和的改良，孫中山、汪精衛、宋教仁、章炳麟則主張暴力革命。先來看偉大人物、王陽明的門徒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年輕時受的是西方式的近代教育，後來主攻醫學，但他從小就崇拜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眼見中國殘破，於是棄醫從武，決定反清。他秘密組織了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會旨，開始踏上了他反清革命的征途。他在南中國各地發動小規模的“起義”，這種“起義”有個很大的特點：直接針對當地政府高級官員進行恐怖襲擊。他屢敗屢戰，從不言退。他四處流亡，那顆反清的心卻從未黯淡過。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的革命事業獲得的豐厚的回報。王陽明心學在他的革命人生中到底起了什麽作用呢？
首先是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加強，他提出了“知難行易”論，但他的目的是強調人的信仰，也就是強調“知”，認為隻要將信仰問題解決了，一切事情就都好辦了。也就是說，隻要那些抱著炸藥包向清政府官員猛衝的革命黨人接受他的思想，統一認識，協調鬥爭，就能“驅除韃虜”，在日後的南北混戰中，他也成功地讓他的人接受了他的思想，統一認識，打垮北方軍閥，建立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其次，是對王陽明注重“心”的重申上，孫中山提出“心為萬事之本”的理論。反清時期，雖然有很多人把自己當成人肉炸彈，但孫中山還是認為這樣的人太少，為什麽少？就是因為人們的心裏存在著不能坦然麵對死亡的障礙。孫中山力圖喚起所有的民眾，要他們都以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掃清革命與建設的路障。這一思想貫穿於孫中山的後半生，在他晚年改組國民黨時，仍堅持“心為萬事之本源”的思想。
最後一點，孫中山受王陽明心學左派，尤其是何心隱的“知行”影響極大。孫中山開始革命時，和民間秘密教會的關係非比尋常，而且他本人就是上海青幫的弟子。何心隱當初也和白蓮教來往密切，並且還製訂了不可告人的計劃，隻是因為後來突然被殺，計劃未見天日而已。孫中山讓他的人進行暗殺這一行為本身就是王陽明心學左派那些徒手能縛龍蛇的人的最愛，“俠客”“壯士”都是明朝後期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
在這一點上，汪精衛的思想和行為首當其衝。
汪精衛在今天的中國受到的評價是不堪入耳的，但在清末民初時，他就是淩然正氣的熱血英雄。汪精衛1883年生於廣東番禺，五歲時就在父親的教導下開始學習，八九歲時就能自己讀書，而且頗有見地。汪精衛的父親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遊，汪精衛受父親影響，也對二人產生了興趣，陸遊的豪放文風和王陽明靈動的心學讓汪精衛異常歡喜，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二人的著述上，尤其是王陽明。
和很多王陽明心學的信奉者一樣，汪精衛也非常重視人的“心力”的作用，他後來跟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每次都被孫中山的演講激得熱血澎湃。於是，他頭腦一熱，準備搞刺殺。但這是個有難度的事，因為當時孫中山手下所有人都是殺手，而且殺的人都是政府高級官員。汪精衛想要一舉成名，必須要找更大的家夥，他挑來選去，挑中了當時的攝政王載灃作為自己成名的靶子。
遺憾的是，他沒有成功，而且還被活捉。在獄中，他反複默誦王陽明心學思想，王陽明告訴人們，在良知的指引下勇敢去做，失敗了也不要害怕，殺身成仁是天下第一等好死。汪精衛每每想到王陽明這樣的思想就激動起來，寫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千古絕句。不過，他沒有被殺，武昌起義後，他被釋放。或許是獄中生活給了他很多人生的啟示，或許是他致良知的功夫不深，自此之後，他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直到後來抗日戰爭期間，他縱身一跳，跳到了日本人的陣營，成了賣國賊。汪精衛是如何走上這條被萬人唾罵的路，並不是我們要解釋的問題。我們隻是想說，汪精衛早期受王陽明心學的影響深入骨髓。
他曾有一段“釜薪”論，很讓人動容：“煮飯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蝕，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黨人，百折不撓，再接再厲。薪之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萬丈，顧體質雖毀，借其餘熱，可以熟飯。此正如我革命黨人，一往獨前，舍生取義……我乃王守仁信徒，故不願為釜，而願為薪。”
這正是從王陽明心學思想衍發而來，為了正義，可舍生忘死。汪精衛是鼓吹暗殺活動最狂熱的革命黨人，也許有人說他是急躁冒進，但當時跟隨孫中山的，哪一個不是急躁冒進？如果不是武昌起義意外地爆發，而且爆發之後又產生了讓人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各地紛紛宣布獨立），孫中山的革命路恐怕要走很久很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終點。
還有人說，汪精衛雖然信奉王陽明心學，但做不到“知行合一”。這顯然是事後追溯，因為汪精衛後來賣國，所以就把他從前的幹淨之身也潑上髒水。
汪精衛何嚐沒有知行合一？刺殺攝政王，是神鬼皆驚的大事，連孫中山都不敢想，而汪精衛一想到就去做了。即使是為了成名，人家也有這個“行”的膽量！
孫中山和汪精衛是暴力革命的實踐者，而宋教仁則是暴力革命的理論家。
宋教仁是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是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幼年接受儒家教育，但考中秀才後，眼見國家殘破，就放棄科舉，和革命黨人走到了一起。
宋教仁是徹頭徹尾的王陽明心學研究者，投身革命運動後，幾乎每天晚上都在讀王陽明的著作和王陽明年譜，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可以成為幾本書。宋教仁最後得出結論說，王陽明對於當時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國、對中國革命大有益處，比如“致良知”“知行合一”“事上練”都是當時治療中國的一劑良藥。
在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對王陽明心學精粹有著相當深刻的辨析解讀： <blockquote>
觀《王陽明年譜》，記先生龍場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餘以為此言誠是，但案之於心的聖人之道一方麵則固不錯，然聖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學，原是混圓一團之象，舉天下萬事萬物皆包含在內焉，所謂一以貫之者是也。若分別之，則固有二方麵，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學問，物的即物質上之學問，所謂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謂致焉者，致此者也。若盡用力於一方麵，而遺其一方麵焉，則所謂道也，所謂學問也，皆不完全矣。吾嚐謂中國自三代以下，學者無論如何純粹，皆得聖人之道之半部分，誤認半部為總體，使天地間真理與人道皆不現出渾圓之象，與在哥倫布未發現新大陸以前之地球相似。蓋人類進化未達極點，亦不能怪其然也。陽明先生之此說，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吾人可以聖人之道一貫之旨為前提，而先從心的方麵下手焉，則陽明先生之說，正吾人當服膺之不暇者矣。 </blockquote>
宋教仁通過對王陽明的著作和年譜的研讀，將王陽明的思想和學說貫穿於其對革命理論的宣傳中去。比如，關於樹立革命誌向的問題，王陽明關於立誌的言論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他說，要確立革命的誌向，首先必須除去自己的私欲：“言我輩初立誌時，千罪萬過，洗滌不勝，每遇事，心亦知其當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實踐者常多，則人欲蔽之也，故現惟以克欲為第一工夫。”而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練”的思想，宋教仁說：“有良知而不致與無良知同也。”
1529年，王陽明在回歸浙江的船上去世，享年57歲。王陽明的離世，注定使他曆經千難萬險創建的心學四分五裂。
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實際上是刹那間對是非對錯的判定，這和禪宗提倡的“頓悟”沒有本質區別。他後來雖然補充了“事上磨練”這一心學必不可少的環節，但因為是“補充”，而不是他心學思想的核心，所以很容易被人忽視和刻意地忽略。王陽明本人憑借高絕的天賦和所遭遇的艱險，可以隨心所欲地闡述和實踐他的心學，但不能指望別人也能做到這點。他的弟子雖然遍布天下，但真能和他的天分與悟性相提並論的人屈指可數，而這屈指可數的弟子卻又沒有他經曆過的那些苦難，理論有餘而實踐不足。尤為遺憾的是，王陽明有生之年對心學並未有深入的闡述和定型，這就使得他的弟子們在理解王陽明心學時有很大的發揮餘地，所以，王陽明心學的分裂不可避免。
王陽明心學的分裂的直接現場應該是1528年陰曆九月發生在浙江紹興新建伯爵府裏的“天泉證道”，也就是圍繞著王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爭論。
王陽明的弟子錢德洪認為：“這是王老師說的根本定理，絲毫都不能改變，必須要按照四句教的字麵意思去理解並奉行：心之體本來是無善無惡的，但因為人有習心，心發動的意中明顯地存在著善惡，所以必須要用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去辨析，達到為善去惡。”
另一位王門高足王汝中不同意：“如果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的，它所發出的意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的，良知也是無善無惡的，你所做的任何事（物）就應該也是無善無惡的。”
錢德洪反對說：“如果都是無善無惡的，那就沒有事上練的必要，但“事上練”可是王陽明心學最強調的。”
王汝中說：“那老師這個命題就含有矛盾。如果說意裏有善惡，那主導它發出的心就有善惡，可老師明明說，無善無惡心之體。”
王汝中的意思是這樣的：王老師的心學本來就是靈動的，而且王老師經常因材施教，同一個問題麵對不同的弟子時，給出的答案也不同。王老師說的“四句教”可能是權宜之說，並非是定型的真理。學問應該靠自身去領悟，而不應該跟在別人屁股後麵。
錢德洪堅持的是“四有說”，王汝中的主張是“四無說”。
王陽明後來給出的解釋是，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王汝中是單刀直入，適合稟賦上等的人。錢德洪是循序漸進，適合稟賦中下等的人。
這就是著名的“天泉證道”。可惜，王陽明的這次證道，實際上是調和沒有起到任何效果，錢德洪和王汝中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並且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傳播他們的思想。
錢德洪一派尤其重視“事上練”，被稱為王陽明心學右派，而王汝中則成為左派，認為人隻要有良知，一切言談舉止就都是對的。他把王陽明處心積慮“要到事上去磨練良知”的教導拋到腦後，把本來就和禪宗相近的王陽明心學中存留的儒家思想全部剔除。如果說，王陽明本人還要為他的心學披上一件儒家外衣的話，那麽王汝中連這件衣服都懶得披了。但他和王陽明一樣，拒不承認自己思想中多少有一些禪宗意味，他固執地認為被自己曲解了的王陽明心學才是真正的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說：“良知光明的心才能產生一切道理。”王汝中則說：“隻要你有良知，心上就能產生道理。”王陽明說：“人須到事上去磨練內心，使得良知光明。”王汝中則說：“我內心有良知，本就很強大，不必去事上磨練。”王陽明說：“所謂‘致良知’有兩方麵，一方麵是向內光明自己的良知，一方麵是向外發揮你的良知。”王汝中則說：“良知就是現成的，隻要向外發揮它就是了，不必向內光明它。”
王汝中對王陽明心學既然有這樣的理解，就很容易產生下麵的深刻印象：由於能分出是非善惡的良知是現成的，天理就在我心中，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束縛，尤其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給人們訂立的種種規矩都是扯淡，它們或者不存在，或者是錯誤的。人生在世，隻憑自己的好惡（良知就是個好惡心）去生活就可以了。
王汝中為王陽明心學的左派點起了燈，而那位怪誕不羈、理學底子單薄的王艮則把左派王陽明心學推向高潮。
眾所周知，王陽明心學雖然簡易直接，但卻是從千難萬險曲折中來。以良知為例，人人都知道良知是怎麽回事，但卻很少有人明白王陽明運用良知時為什麽那麽出神入化。原因很簡單，王陽明三十多年各種知識的積累和身臨絕境後的體悟共同製造了使用良知的奇跡，這是其他人無法複製的。正因此，很多人在注意王陽明心學時，知道良知是怎麽回事，卻不能恰到好處地使用。我們對一個看上去簡單的事物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不屑一顧，一種是把它看得太簡單，從而隻是流於表麵，沒有深刻理解。
王艮就是這樣的人。曾有人問王艮：“你如何看待伊尹、傅說（二人都遇到了明主，功成名就）？”
王艮回答：“這兩人的功勳，我做不到，但兩人的思想，我不屑。”
這人問原因。王艮回答：“這兩個家夥運氣太好，伊尹遇到了商湯，傅說遇到了武丁，簡直就是奇跡。可如果兩人都認為，如果沒有遇到他們的貴人，就要獨善其身一輩子。孔子和我就絕不會這樣。”
這段話傳遞出了王艮的思想：天地萬物要依我，不是我要依天地萬物。表麵看，這和王陽明的“沒有我的心，天地萬物就不存在”是一個意思。實際上，王艮把王陽明這一思想極端化了：一個人注定能改變客觀世界，如果適應客觀世界，那就是“妾婦之道”。
王艮的這種思想，直白而言就是：唯我獨尊，在良知的指引下不惜一切代價創造新世界。最能體現他這種使命感和傳道觀的是他的一篇文章《鰍鱔說》：
有道人在市場散步，看見一家店鋪門前缸中養育的鱔。鱔魚非常多，互相重疊，互相糾纏，互相擠壓，奄奄一息的樣子。忽然，一條泥鰍從鱔魚群中穿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或前或後，周流不息，變動不居，如同一條神龍。鱔魚由於泥鰍的活動而可以轉身通氣，恢複了生氣。能讓鱔魚轉身、通氣、存活，這都是泥鰍的功勞。不過，泥鰍是因為憐憫要死的鱔魚才這樣做的嗎？泥鰍是因為想要鱔魚報答它的救命之恩才這樣做的嗎？都不是，這是因為泥鰍的“率性”。道人為此感歎道：“我和同類並存於天地之間，不是如同泥鰍和鱔魚一同在那缸裏嗎？我聽說士大夫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不就應該像泥鰍那樣嗎？”於是準備車馬，整理服裝，慨然抱周遊四方之誌。突然一聲霹靂，風雨雷電並作，泥鰍乘勢躍上天空，化而為龍，騰入天河，投入大海，悠然而往，縱橫自在，無限快樂。回首見缸中鱔魚，仍然苟延殘喘，於是複作雷雨，傾滿大缸，鱔魚因為得到了水，欣欣然得生意，而且很快就精神蘇醒，一同遊歸長江大海。
王艮用這個寓言告訴人們：每個人都應該像那條泥鰍一樣，憑借現成的良知去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這個大事業就是愛一切人和一切物（民胞物與），拯救一切人和一切物，普度一切人和一切物。王艮說，真正的聖人就是那些率性（按良知指引）去做事，“即使不被世免，但亦前進於道”的“誌士”。
實際上，王艮思想和王陽明思想在大方向上沒有出入。王陽明始終教導他的弟子們，人人都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王艮也說，天下蒼生都是聖人。但王陽明承認一點，雖然人人都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可必須要下功夫致良知，隻有把良知光明了，才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因為在王陽明看來，隻有良知在不被遮蔽下才有可能分清是非善惡，才能按良知的標準去做事。王艮拒絕承認光明良知的必要性，他認為不必光明良知，良知是無善無惡的，隻要按良知去做就是了。
如你所知，這種“現成良知”的思想很容易被那些愚夫愚婦所接受，因為不必需要刻苦修行和苦心思辨就能得到真理。所以王艮的弟子都是社會下層人士，上層人士很少信奉他。實際上，我們前麵提到過，王陽明在江西的很多徒子徒孫都是販夫走卒，王艮隻不過是登峰造極而已。
王艮把心學思想全力地向社會下層傳播，聲稱“百姓日用即是道”，無論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產生了下麵的影響：中國古代，知識、思想是牢牢控製在知識分子手中的，知識和思想就是他們身份和展現權威的武器。可王艮卻把思想傳播到下層人士手中，這一武器就從知識分子手中滑到了普通大眾手裏。知識分子，尤其是在官場中的士大夫們當然七竅生煙，攻擊和圍剿王陽明心學勢所難免。另外，王艮的心學思想激進到這一步，一個社會問題注定要產生。比如，一個社會閑散人員如果聽過王艮的這套言論，他就會自信心大增，認為自己是不世出的人物。但沒有平台給他施展“民胞物與”，可他覺得自己的良知告訴他，自己可以創造平台，於是，他想到了造反。
本來，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在道德教化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在國家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係列道德法規，旨在讓人安分守己，不要做刁民。可王艮的思想告訴人們，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法律都是扯淡，真正的規矩在我們心中。所以，你想到什麽就去做，隻要是你良知認為對的，就是你良知的旨意，那就符合天理。
這是一種俠客的“快意恩仇”，是一種最容易被統治者厭惡的“我行我素”，王艮開了這一先河，近一個世紀裏，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如滾雪球般增長，其中多有徒手能縛龍蛇之輩。這恐怕是王陽明永遠都不曾想到的。
王艮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門徒們變本加厲地升級“現成良知”。王棟是王艮的堂弟，繼承了家傳絕學，王艮的兒子王襞，頗有乃父遺風，二人在繼承和發展王艮思想方麵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那個曾在王陽明去廣西剿匪的路上從貴州長途跋涉來見王陽明的徐樾，王陽明去世後，跟隨王艮修行，對王艮的思想忠貞不貳。王艮曾對老婆說：“那五個兒子（王艮的五個兒子）是你生的，這個（徐樾）是我生的。”這說明徐樾得到了王艮的真傳。
徐樾的弟子顏鈞是個轟轟烈烈的傳道者。顏鈞完全符合王艮提倡的聖人標誌：狂傲不羈，我行我素，不管不顧。他曾在家鄉聚集全族人口，向他們傳授王艮心學，把家族的人心搞得顛倒沸騰。後來他跑到南昌，對正在準備進行鄉試的士子們大談王艮心學，他指出，天下國家是末，身才是本。所以他勸告那些讀書人，不要把天下國家看得那麽重，人生在世最應該重視的就是自己。他還說，百姓受苦受難，就是因為有些心存不良的人搞的，這些人當然指的是帝國的皇帝和政府官員。他對士子們說，朱熹理學束縛天賦予我們的人性和權力，應該把它掃進垃圾裏，那些禮製隻能把人變成木偶，不能讓人成為真正的人。至於皇帝和其政府，顏鈞大呼：你們不能什麽都管，讓百姓自己管理自己，你們越管就會越亂。
顏鈞這種激進的思想，即使是智商最低的統治者也不愛聽，所以，政府注意上了他。但當時掌管政府的人是信奉王陽明心學的徐階，徐階對顏鈞的思想大為稱讚，還曾兩次邀請他到北京講學。
顏鈞不僅是個思想家，和王陽明一樣，他還是個軍事家。正如後來梁啟超說的那樣，言心學者必能成大事。1556年，正在浙江對付倭寇的總督胡宗憲邀請他到前線，顏鈞欣然前往。不久，顏鈞擔任一支剿匪部隊的指揮官，在舟山之役中殺死一千多名倭寇，創造了當時中國軍隊消滅倭寇數量的最高紀錄。
十年後，顏鈞已成為王陽明心學左派最光輝的人物，他的言論風行天下，已勢不可擋。政府終於決心對付他。一個在南京主管教育的叫耿定向的人假裝派人去請他到安徽馬鞍山講學，顏鈞帶上幹糧就上路，想不到他在馬鞍山才講學一天，就被逮捕。
在南京監獄，他受到嚴刑拷打，要他承認自己有大逆行為，顏鈞拒不承認，但他還是被關押起來，直到三年後，才在眾弟子用錢財的營救下被釋放。才出獄，顏鈞就跑到當時兩廣總兵俞大猷帳下擔任軍師。五個月後，俞大猷用他的計策在海上把倭寇打得屁滾尿流。後來俞大猷又在廣西古田剿匪，顏鈞屢出奇計，俞大猷第一次感覺剿匪原來這麽容易。
在軍營，曾有人問顏鈞：“你是一書生，怎麽會有這麽多軍事奇計，從何而來？”
顏鈞回答：“王陽明也是書生，創建的功勳光照日月。我的奇計全從良知而來。”
顏鈞94歲臨終時，給他的弟子們留下遺言：憑良知去做事，不要怕。
顏鈞的弟子羅汝芳更是個傳奇人物，據說他年輕時刻苦攻讀朱熹理學，無論如何都搞不通，最後病倒在床，家裏請了無數名醫，都無法使他痊愈。後來他老爹給了他一本《傳習錄》，結果他看了幾頁，馬上生龍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陽明學習，隻好尋找王陽明心學的真正傳人，於是他找到了顏鈞。
顏鈞把自己對王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隻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欲”入手，這就是致良知。
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隻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的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製人思想和行為的一些毫無人性的法律也是多餘，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鼓吹這些思想時，恰好是張居正初當首輔準備進行改革之時。顯然，羅汝芳的思想不適合張居正的改革大業，自然觸怒了張居正，他被迫辭官歸裏。張居正雖然能讓羅汝芳閉嘴，卻不能讓王陽明心學左派消失。幾十年的時間裏，王陽明心學左派在王艮門徒和其傳人矢誌不移的努力下，於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洶湧的洪流，尤其是社會底層人士，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尊，挑戰權威，向往自由。由此引起了被稱為“陽明學洪流”“心學橫流”的現象。這種現象到了心學左派門徒何心隱和李贄時，更成驚濤駭浪，神鬼皆驚。 <h4>二、光輝的斷頭台——何心隱</h4>
何心隱本不叫何心隱，而叫梁汝元，江西吉安人。何心隱早慧，十幾歲就把儒釋道三家經典爛熟於胸。然而他不肯專注八股文，所以直到三十歲才中鄉試。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顏鈞見麵，二人促膝相談，何心隱扔掉朱熹理學，虔誠修行王陽明心學。此後的十二年裏，何心隱在家鄉踐履心學思想，成為名震一方的心學大師。他最有力地實踐心學的一件事就是在家鄉組織了集約合作化的共同體“聚合堂”。這是一個王陽明心學的理想世界，王陽明隻把它停留在《拔本塞源論》中，王艮、顏鈞都是如此，隻有何心隱把它落到了實處。
實際上，“聚合堂”是一個社會改造計劃。政治上，何心隱把分散從事經營生產的小農戶組合起來，由“聚合堂”出麵統一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交納賦稅錢糧，統一協調對付各級官員剝削農民的種種不法行為，統一保護農民的集體利益。經濟上，何心隱在“聚合堂”中設立征糧、催糧、管糧、分糧的管理幹部，實行精細分工、嚴密組織、公平分配的管理製度，這是一個驚雷，因為他把千百年來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第一次通過合作化的方式組織了起來，初步實現了農村的合作化生產經營模式。教育上，何心隱主張人人平等，無論你是窮人還是貴族，都有享受教育的權利，他創辦學院，集中所有的學生食宿在校，搞軍事化管理。課程的設置可謂五花八門，除了王陽明心學外，還有農業、經濟、原始物理、原始化學，甚至是烹飪。經過一係列的改造，何心隱把他的家鄉變成了一個“人人平等”的樂園。
依何心隱的見解，“聚合堂”不過是對農村改造、改革、改良的試驗室，可君主專製的明帝國政府注意到，即使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也能注意到，“聚合堂”正在搞自治。“自治”就是分裂，就是要獨立自主，就是要遊離到政府之外，不承認政府的存在，這是任何一個獨裁者都不允許的。
首先是地方官找麻煩，加重賦稅。何心隱不可能和官府明目張膽地對抗，雖然他有一張能把死人說活的嘴，也有心學的強大力量作為心理支撐，但在擁有權力的政府麵前，他隻能認栽。其次是地方鄉紳的反對，如果人人都平等，人人都能享受教育，那鄉紳在地方的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他們千方百計阻撓何心隱樂園的前進。最後的結果則是，在各方勢力的圍剿下，何心隱的財政發生困難，“聚合堂”在敲鑼打鼓中開張，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這一劇烈的打擊並未讓何心隱心灰意懶，相反，困難和逆境讓他快速地成長。他謹遵王陽明早期提倡的“知行合一”，把心學思想毫無保留地投入到現實中去。
42歲時，何心隱家鄉的地方官強征“皇木”稅，何心隱認為地方官是在濫收稅，於是寫信不陰不陽地臭罵了地方官一頓。地方官暴跳如雷，把何心隱捉到監獄，準備判他一個無期徒刑，幸好他一位同道認識當時在浙江大權在握的總督胡宗憲。在胡宗憲的幫助下，何心隱才重見青天。
在政府官員們的認識中，何心隱獨來獨往，我行我素，永不安分。政府說“是”，他絕對說“非”；政府說“非”，他肯定說“是”。他在家鄉受到嚴厲的監視，行動受阻，出獄兩年後，他北上到達北京。
在北京，他以心學家的身份受到了北京底層民眾的熱烈歡迎。有那麽一段時間，在心學信奉者禦史耿定向的幫助下，何心隱講學、著書、辯論，忙了個四腳朝天。就在這萬般忙碌中，有一天他見到了未來的首輔、手腕強硬的張居正。當時張居正正在國立大學（國子監）擔任二把手，沒有政治權力，卻有文化權力。
那天二人相會的情況是這樣的：何心隱正在耿定向家和其聊天，忽然張居正來了。何心隱馬上躲了起來。張居正早就聽說大名鼎鼎的何心隱在這裏，於是要求見一麵。耿定向按何心隱的叮囑說何心隱病了，不能見客。張居正走後，耿定向問何心隱，為何不肯見他？
何心隱神秘地說：“這個人將來會掌握天下權柄。”
耿定向半信半疑，說：“如果真是如此，你更應該見他，如果能和他搭上關係，將來王陽明心學可能會成為顯學。”
何心隱歎息道：“嚴嵩（當時的首輔）想消滅道學而辦不到，徐階（大學士）想扶持道學也不成，能興滅道學的隻有這個人。你記住：這個人一定會殺我！”
耿定向仍然不太相信，因為他不太了解何心隱，正如他不了解張居正一樣。
張居正在那時就已抱定了一有機會必要對國家實行改革的決心。但他的改革手法是自上而下的，通過掌握國家權力對體製進行改革。而何心隱的改革思路則是從下到上，也就是說，先從普通民眾的覺醒、自治、獨立、自主開始。二人都想把國家拉到繁榮富強的軌道上，可在張居正看來，何心隱的思路是大逆不道，從底層開始的改革即使僥幸成功，江山社稷也必會受到動搖，因為底層一旦成功了，力量就會壯大，動搖上層是水到渠成的事。
何心隱說張居正將來必殺他，不僅僅是殺他本人，還要殺掉蠱惑人心的王陽明心學。
這件事告訴我們，何心隱和張居正沒有見麵。而另外一個故事則告訴我們，兩人見麵了，而且有一段充滿殺機的對話。
何心隱問張居正：“您可知道王陽明心學嗎？”
張居正點頭說：“知道一點，本來是好東西，卻被一些爛人給弄壞了。”
何心隱說：“恐怕是被一些頑梗分子給誤解壞了。”
張居正陰冷地看向何心隱說：“你們總想著要飛起來，我看你們永遠都飛不起來！”（“爾時時欲飛，欲飛不起也！”）
何心隱方寸亂了，後來他對耿定向說：“張居正這小子肯定要殺我。”
“爾時時欲飛”大概是心學家們給張居正的深刻印象，這些人總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樣上躥下跳，永不安分。
張居正對那些心學家何以有這樣的印象？黃宗羲的分析一針見血：心學家們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時常向人推銷“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獲取民心；心學家們大都是聰明極致的人，是出色的實用心理學家，而且王陽明心學本身就是讓人頓時可以“明心見性”的學說，經過他們些許的努力，就會獲得很多人的親睞；尤其重要的是，心學家們永不言敗，認準了目標矢誌不移，從沒有一時一刻“放下”的時候；最後，王陽明心學本身就有打破傳統、挑戰權威的思想。黃宗羲說，這些人隨時會把傳統和政府尊崇的聖人與禮儀掀翻在地，從不客氣，從不愧疚。
何心隱和張居正見麵後的第二年，又做了件讓人瞠目結舌的事，即謀劃除去嚴嵩。
嚴嵩當時以內閣首輔的身份臭名遠揚，何心隱和耿定向一直想把他除掉。耿定向認為應該聯合政府官員們的力量共同對嚴嵩進行彈劾，何心隱冷笑，說耿定向對王陽明心學的造詣太淺。他說，你那種辦法是以卵擊石，事倍功半。當今天下誰不知嚴嵩最受皇帝寵愛？向皇帝控訴嚴嵩和向老虎申訴小老虎的惡跡有什麽區別？耿定向問何心隱有何妙計，何心隱說：“不能靠常規方法，該用陰招時就必須要用。王陽明在江西剿匪全用陰謀，何曾用過陽謀？”
何心隱的陰招就是：積極拉攏朱厚熜最信任的道士藍道行，並且獲得成功。有一天，何心隱得知嚴嵩有奏疏奉上，立即讓藍道行在朱厚熜麵前占卜，得了一卦：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
朱厚熜正在納悶，嚴嵩樂顛顛地來了，說有事上告。朱厚熜為此開始警覺嚴嵩，據說，正是因此，嚴嵩後來迅速垮台。
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當嚴嵩得知自己中了何心隱的奸計後，馬上準備對何心隱下手。何心隱沒有力量和嚴嵩對抗，於是將梁汝元的本名改為何心隱，逃之夭夭。
王陽明心學訓導出的心學家大都有何心隱的特質：從不與對手正麵對抗，也從不做不必要的犧牲。一切在良知的指引下，該出手就出手，該逃跑就逃跑。
何心隱後來的歲月可謂東跑西顛，李贄後來評價他“獨來獨往”大概是迫不得已。他在福建大概待了十年，直到嚴嵩垮台後，他的危機才有所緩和，跑到重慶做了重慶知府程學博的參謀。前麵我們說過，心學家大都是出色的軍事家，何心隱發揮了這一心學家的長處，在他的幫助下，程學博把重慶的白蓮教起義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史書說，何心隱每出奇計，計計得逞，白蓮教徒眾成了何心隱手中的木偶。
心學家何心隱的軍事才能並未僅僅體現在重慶，他在流亡福建的十年中，曾到當地少數民族地區傳授神乎其神的軍事常識，後來，這些少數民族兵團靠著何心隱的軍事思想和政府作對，搞得政府頭痛不已。
1573年，朱翊鈞（明神宗）繼位，張居正獨攬大權，發動改革。改革的其中一條則是毀掉天下書院，何心隱七竅生煙，宣稱要到采取任何手段把張居正搞掉。張居正也大發雷霆，把“妖人”“逆犯”“盜犯”“奸犯”的帽子統統扣到了何心隱腦袋上，命令各地政府全力緝拿他。何心隱沒有別的辦法，隻好東躲西藏。
1579年，62歲的何心隱被捕，在被逮捕他的地方官處決之前，何心隱說：“就憑你能殺的我了嗎？殺我的不是你，而是某人。”
這個“某人”就是張居正。
何心隱在武昌被處決時，武昌底層人民號啕大哭，對何心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悲痛不已，這足以說明，心學家在當時有多得人心。
何心隱對王陽明心學左派理論上並沒有突破性的貢獻，與其稱他為心學理論家，不如稱他為心學實踐家。終其一生，他始終在努力實踐心學思想勾畫出的理想藍圖，屢敗屢戰，直到最後徹底失敗。
他對心學的實踐更能讓社會底層快速而徹底地覺醒，他反對君主專製，認為人們應該擁有自己的自由空間，他反對政府打著為民謀福利的幌子橫征暴斂，他認為應該在地方，尤其是行政單位最小的鄉村實行完全的自治，讓所有人都受到最完美的教育（這個教育當然是心學教育）。顯然，這在君主獨裁國家必然行不通。所以，何心隱心學的處境非常尷尬：他口口聲聲宣傳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心學卻沒有實踐的機會！
和大多數心學家一樣，何心隱同樣強調作為單個人的重要性。他說，人是天地的心，如果一個人不能支配自己，那天地就不存在。天地不存在，天下國家從何而來？所以，想要天下國家在正軌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每個人可以支配自己。但這在明代，幾乎是癡心妄想。
何心隱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宗師級人物除了李贄外，還有一個人必須要說。此人就是焦竑，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全才人物。焦竑是出色的史學家、金石文字學家、考據學家、文獻目錄學家、印刷出版家、哲學家、佛學家，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藏書，他的家就是個中型圖書館，幾乎在國家圖書館找不到的書，在他這裏總能如願以償。
焦竑師從何心隱，不過何心隱並未在理論上為心學做出貢獻，所以焦竑也隻是學到了心學“挑戰權威”的精髓。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學道者當掃盡古人芻狗（芻狗指木偶，暗指那些被理學家所恭維的死聖人），從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
焦竑大概是才華橫溢到極致的緣故，所以想引佛入儒，把王陽明心學左派變成徹底的禪宗。雖然這件事已被他們的鼻祖王汝中在理論上完成了，可很多心學家還是認為王陽明心學是儒學，而不是邪門歪道的佛學。焦竑不得不失敗，後來，他大致對王陽明心學左派思想做了一個總結，這個總結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思想主旨。
第一，現成良知：“致良知”不是應當實現的未來的課題，而是現實具備於自己心中原理的實行，也就是說，人人都不必去向內致良知，隻向外發散良知，而且這種發散不是你有意為之，而是良知的自我運行。
第二，“四無”說：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心的活動也是無善無惡的。
第三，“童心”說：所有人都具備了赤子之心，這一赤子之心是天理至純的典型。
第四，“滿街聖人”：所有人都原封不動地是聖人。
第五，擺脫思想束縛：輕視經書和聖人，將客觀的社會性課題直接作為主觀的自己內心的課題。一切外在規範的評判標注都在我心上，我心就是上帝，我自然就是上帝。
如果把這些思想和王陽明心學思想相對照，則會發現，二者恐怕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王陽明雖然沒有說“現成良知”，可他始終承認人人的確有良知，一些人看上去沒有良知，隻是因為他們不能知行合一。至於“四無說”，王陽明沒有否認過。而童心說，則是王陽明經常提到的人應該擁有一顆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童心，心學家並不是讓你像小孩子那樣不懂事，而是希望你應該像孩子那樣什麽私欲都不想，長此以往，就能鍛造出良知的威力。
至於“滿街聖人”說，在王陽明的《傳習錄》中有此論述。而擺脫思想束縛，是王陽明一直提倡的，不要被任何的經典和聖人嚇倒，一個人如果成為思想和聖人的奴隸，那就不可能獨立自主，擁有自尊。
焦竑不過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一個帳幕，拉起它，目的是為了帳幕後的頂級光輝人物——李贄。 <h4>三、心學巨子李贄</h4>
王陽明“天泉證道”的1527年，李贄在福建泉州出生。這位多年以後的心學巨子從一出生就注定了他的前途。
李贄曾有段自我評價，非常忠實：“我從小性格倔強，難以馴化。不信道家學說，不信儒家學說，不信神仙鬼怪，討厭道士，特別討厭的是隻知一心讀八股文、考科舉的書呆子。”他甚至是咬牙切齒道：“平生最不愛被人管。”
李贄的傳記作者指出，李贄是個性格急躁，不講情麵，常常當麵指責別人過錯的人。而且直率任性，說話辦事不計後果。他不是個隨和的人，喜歡爭辯。但這種爭辯隻是和特別投機的朋友，對於他不喜歡的人，他連一句話都不肯說。
李贄小時候的性格就異常叛逆，喜歡標新立異，有這樣一件事可作證明。
《論語》中，孔子的學生樊遲問孔子如何種菜種糧。孔子回答：“種糧，我不如糧農；種菜，我不如菜農。”孔子後來對人說：“樊遲真是個小人。”
李贄的父親要他以此主題寫一篇文章。李贄這樣寫道：“樊遲問孔子怎樣種糧種菜，孔子不能回答，說自己在這方麵不如農民。而孔子之所以要在背後罵樊遲為‘小人’，就是因為樊遲明知孔子對種糧種菜一竅不通，還要提問，孔老頭大跌麵子，怎能容忍？”
這種議論簡直是驚天之語，自孔子被尊為聖人後，沒有人敢說孔子的壞話，而李贄卻把孔子說成了一個虛榮心十足的老頭，這種膽量和這種分析能力在那個時代實在是少有。
由此可知，他後來成為道學家們眼中十惡不赦的“異端”，也就不足為奇了。
李贄能有後來的名聲，全拜劫難所賜。二十六歲時，他參加鄉試。別人都對這件事誠惶誠恐，兢兢業業地學習，而他則報以玩世不恭的態度。臨考前，才找來前輩們做的八股文幾十篇，背誦一遍，後來居然過關。李贄仰天狂笑：“這就是遊戲，東拚西湊就能過關，看來，那些考官對聖學也是狗屁不通。”
按理，李贄中鄉試後應該到北京參加會試。可他沒有去，理由是北京太遠。他隻想在老家附近找個小官做，可他的性格使他處處碰壁。直到三年後，他才被任命為河南共城縣的儒學教師。這是個尷尬的職務，地位低，收入少，隻能維持自己不被餓死。
在河南共城做了三年儒學教師後，李贄又獲得了另外一個職務：南京國子監教官。正當他要貢獻能力時，他的父親去世，按儒家傳統，他必須回家守孝。1562年，36歲的李贄守孝完畢，全家搬遷到北京，希望能在北京找到晉身的階梯。遺憾的是，在北京謀一份官職更難，而且李贄的性格又要求他不許主動求人，所以他隻好以開館教學為生。1565年，李贄獲得了北京國子監教官的職務，他還沒有來得及慶祝，二兒子就夭折，任職三個月後，祖父又去世，李贄不得不離開北京，回家守孝。
到此為止，李贄的運氣太差了，但離盡頭還遠著呢。
他回家沒有太多的錢埋葬祖父和之前死掉的父親，還有停棺多年的曾祖父。他隻好把妻子和三個女兒留在共城，買了一塊地，讓他們維持生計。而一年後，河南大旱，他的兩個女兒沒有撐下去，活活餓死。三年後，李贄從老家回到共城，隻見到了精神已不大正常的妻子和唯一的骨瘦如柴的女兒。李贄悲慟萬分，要死要活。
他不相信命運對他如此不公，1566年他回到北京，被分派到禮部擔任小官職，這也是個隻能吃飽肚子的工作。1571年，他又被調到南京刑部擔任下級官員，這仍然是個隻能吃飽肚子的工作。這一年，李贄已經四十四歲，幾乎很少有人像他命運多舛到這個地步。在南京刑部工作的六年後，李贄的春天看似來了。張居正推行改革，破格用人，李贄很讚同張居正的改革方案，於是被任命為雲南姚安知府。可是這遲來的春天已經溫暖不了李贄多年來坎坷冷凍的心，勉強任職三年後，李贄揮一揮衣袖，離開姚安，來到了他朋友耿定理家中。耿定理的兄弟正是那位用詭計捉拿顏鈞的耿定向，這位忠實的朱熹理學衛道士當然不會允許兄弟引狼入室。李贄當時雖然沒有徹底地成為心學門徒，但他的種種思想已和王陽明心學的提倡不謀而合。耿定理是心學家，當然和李贄談得來，而且還讓李贄做了家族少年們的老師。可耿定理不久就去世了，耿定向驅逐了李贄，理由是：怕你教壞了小孩。
李贄留下一封信，強烈反駁耿定向。李贄說，他教不壞小孩，教壞小孩的是現行教育。耿定向懶得理他，李贄放眼四望，已沒有地方可以容身，除了老家。
1585年，李贄回到泉州老家，他的家族所有人都詢問他的成就。如你所知，李贄拿不出來。他越是不回答，家族的追問就越激烈。他的妻子成了精神病，每天都折磨他，李贄一氣之下，跑到湖北省東北部的麻城，住進了他朋友主持的維摩庵。李贄和家人徹底決裂，三年後，他和塵世決裂：到麻城三十裏的龍潭芝佛院落發為僧。這一年，李贄六十二歲，身體雖然衰老，但心卻依然年輕。他開始參悟王陽明心學，並且心有靈犀地一看就懂，他的“異類”和“異端”形象逐漸樹立起來了。
李贄先在舉止上瘋狂：他經常下館子吃肉喝酒，每次都把自己喝得醉醺醺，滿臉通紅，連光光的頭皮也泛著紅光，走在街上搖搖晃晃，嘴裏時常說出瘋瘋癲癲的酒話。他聲名大振，很多人慕名而來向他請教道學。在這時，李贄就故意把眉頭一皺，袖子一甩，訓斥道：“大好時光，在這裏讀死書，還不如找幾個歌女、喝點小酒、唱個小曲有意思！”幾個調皮的讀書人就真的找來幾個歌女，李贄大笑，稱讚道：“這樣好！這樣好！比和道學（理學）先生在一起強多了！”
舉止上的瘋狂隻是骨肉，必須要有靈魂，這個靈魂就是李贄在思想上的“大逆不道”。
道學家們說：“天不生仲尼（孔子），萬古如長夜。”
李贄說：“我呸！難道孔子沒有出世之前，人們一天到晚點著蠟燭走路？”
道學家們還說：“孔子乃萬世師表。”
李贄說：“我還呸！一個人來到人間，自有他發揮作用的地方，不可能等著從孔子那裏得到傳授，然後才有謀生的本領。假如一定要等著從孔子那裏學得點什麽才能生存，那麽，孔子沒有降生之前的幾千年，人們就不過日子了嗎？”
我們今天來看這兩個反駁，不足為奇。但在明代，這可是極端的思想反動。孔子是所有讀書人心目中的上帝，即使是皇帝，也要對孔子畢恭畢敬。道學家們說，凡是孔子說的都是對的，凡是說孔子不對的都是異端。孔子的是非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是非，可李贄卻懷疑孔子，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是王陽明心學中典型的“輕視權威”思想，“心即理”的直觀展現。李贄對這個國家崇拜孔子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我從小就讀孔子的書，卻不了解儒家學說。從小尊崇孔子卻也不知道他為什麽值得尊敬。我覺得自己像一個站在人叢中看戲的小矮人，除了前麵人的後背，什麽都看不見。人家說戲唱得好，我也跟著說好，隨聲附和。在未學王陽明心學前，我就像一條哈巴狗。前麵狗看見生人叫起來，後麵的狗聽見叫聲也跟著叫，其實連半個人影也沒有看見。”
李贄的意思是說，那些尊崇孔子的人隻是人叢中的“矮子”，是“哈巴狗”。他說，他決定不再做哈巴狗，而做一個人，一個完全按內心良知去做事的人。
對於孔子，李贄頗多微詞。他說：“《論語》記載孔子吃東西非常挑剔，顏色不好的不吃，味道不香的不吃，做得不好不吃，菜不新鮮不吃。這種人，簡直就是矯情，哪裏有聖人的一點模樣？”
對於《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對一位老者又打又罵“老而不死是為賊”的情景，李贄戲謔道：“孔子真是大慈大悲。”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在李贄的思想中，根本就沒有什麽聖人：堯舜和路人甲是一樣的，因為王陽明說過，我們擁有良知的心是評價一切客觀事物的最後依據，所以，李贄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麽聖人，如果真有聖人，那大家都是聖人，如果沒有，那大家全是俗人。
李贄的第二個“大逆不道”就是肯定正當的人欲，反對理學家們虛偽的禁欲主義。他把天理和百姓的生活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他說：“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除了穿衣吃飯，還有什麽人倫物理？世上一切都是衣和飯而已，所以隻要是與衣和飯有關的，就是天理。一切與衣和飯沒有關係的，就不是天理。”
理學家說要滅掉人的私心，彰顯公心。李贄反駁說：“私心就是人心。人必有私，而後才能見心。如果沒有私心，那就沒有心了。比如種地的，肯定有個秋天收獲的私心，才肯下功夫努力種田。讀書人肯定有個進取的私心，然後才肯下功夫學習。所以說，你要是不給別人報酬，沒有人會為你工作。那些血戰沙場的將士必有封爵的心，才肯奮力殺敵。”李贄重點指出，大家都說孔子是聖人，其實孔子私心更重，他為什麽那麽賣力地推銷自己的思想，還不是因為有“沽名釣譽”的私心？
這種把人的行為動力歸根到個人利益、個人欲望的行為，恰好和理學家們提出的“人必須要忽視個人利益，祛除欲望”的思想針鋒相對，李贄可謂是吃了熊心豹子膽。
在那些禮教維護者看來，李贄對聖人的懷疑和對他們的攻擊隻是隔靴搔癢，但李贄第三個“大逆不道”的行徑就讓他們無法忍受了，這就是李贄對道學家們的直接攻擊。
他說：“道學家全是偽君子。當有利可圖時，他們就說，為天地立心，為萬民請命，削尖腦袋向上爬；當國家和民族遭遇危機時，他們躲藏起來說，聖人教導我們要明哲保身。”李贄評價說：“這些家夥可真是機靈鬼。”
對於這些機靈鬼，李贄有著超絕的看法：他們為什麽要學理學呢？很簡單，因為他們要靠理學發家致富。很多人不學理學而能發家致富，是因為他們有才華。而理學家一點才華都沒有，所以必須要學習理學，理學是國家意識形態，所以誰學了它誰就容易獲取榮華富貴。他們隻是把理學當成發家致富的踏腳板，一旦得償所願，就不可能再深究，於是，我們見到的很多理學家都是無能之輩。平居無事，隻知道打躬作揖，終日正襟危坐，和泥塑差不多，以為雜念不起，超凡入聖。可一旦有警，則麵麵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諉，以為是明哲保身。國家所以總是缺乏人才，就是因為這樣的人充斥著政府。理學家們不但能力差勁，道德素質也成問題。所以李贄說，這些家夥是滿口仁義道德，肚裏卻是男盜女娼。
李贄最引人注目的“大逆不道”應該是對儒家規定的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顛倒，他說，隻有朋友倫理才是真倫理，其他都是扯淡。李贄一生中朋友很少，但都是知心朋友，他一生顛沛流離，都是朋友幫他渡過的難關，這大概是他的感同身受。李贄一生仕途波折，所以沒有君臣倫理的概念，他父親、祖父、曾祖父的去世為他增添了仕途的阻礙（他要回家守孝）和金錢（他要花錢）上的麻煩，所以很厭惡父子倫理。至於兄弟和夫婦，更為李贄所反對。他質問，做弟弟的憑什麽就要對哥哥畢恭畢敬，做妻子的憑什麽就要對丈夫舉案齊眉？所以他認為，五倫中隻有“朋友”的誠信之理才是真正的倫理。
李贄似乎和道學有不共戴天之仇，道學讚同的他必然反對，而道學反對的他肯定讚同。秦始皇在儒家知識分子那裏從來就沒有好印象，可李贄卻稱秦始皇為“千古一帝”；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被理學家稱為淫蕩之舉，可李贄卻說，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都是善擇佳偶的人，應該讚頌；理學家說武則天是個惡女人，李贄卻說，武則天有愛人才之心，是千古帝王群中難得的一位，尤其她還是個女人，就更可貴了；陳勝是個造反家，李贄卻說他是千古第一人。
恐怕隻有一種主張，李贄才和士大夫們極不情願地站在了一起，那就是對民變的看法。李贄認為，民變就是百姓良知喪失的後果，所以對於民變，李贄深惡痛絕。
但在這一點上，李贄又是矛盾的。這從他評點《水滸傳》上就能看得出來。一方麵，他讚賞宋江投降後征討方臘的大義，可另一方麵，他對一百單八條好漢又傾注了濃重的感情。他認為，官逼民反，民如果還不反，那也是良知喪失的標誌。也就是說，他認可農民的造反，正如他認可陳勝造反一樣，可有個前提，必須是官逼了，民才反。
理學家們隻記住了他認可《水滸傳》中的造反，卻刻意忘記了他對現實中民變的攻擊，因為所有的理學家都知道，如果不鏟除這個“異端”，那他們就對不起天上的聖人們。
1602年，禮部的一位官員向當時的萬曆皇帝朱翊鈞控訴李贄，首先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論，然後就是李贄不檢點的私生活。據這位官員說，李贄在寺廟中招收女弟子，經常和這些女弟子裸泳。
李贄有女弟子不假，可真不至於達到裸泳的地步。朱翊鈞暴怒，下令緝拿李贄。李贄意料之中地被捕，下錦衣衛獄。審訊官要他交代大逆不道的罪行。李贄冷笑道：“我寫的書很多，而且在民間流傳，這些書的內容對國家，對真正的儒教有益無損，你們可去查。”
審訊官也冷笑，說：“和尚，你還不知你已大難臨頭？”
李贄望著陰森森的監獄，笑了笑，說：“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
審訊官發現了他的頑固，以後就拒絕審問了。而李贄在監獄中有足夠的時間開始思考他的“天下第一好死”。
在獄中三月後的某一天，李贄要守衛給他拿來剃刀，他要剃頭。剃刀拿來，李贄趁看守不防備，一把奪過其手中的剃刀，用盡渾身力氣向喉管上切了進去，然後猛地拔出，一股鮮血噴射而出，黑暗的監獄中出現一道鮮紅的彩虹。
李贄倚著牆慢慢地坐了下去，鮮血染紅了他的前胸，開始向牢房的低窪處緩緩地流淌。看守目瞪口呆許久才反應過來，要跑出去找醫生，李贄拉住他，艱難地搖了搖頭。
看守小聲問：“和尚，痛不痛？”
李贄用手指蘸血寫了兩個字：“不痛。”
看守再問：“為何要自殺？”
李贄再蘸血艱難地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此後，牢房裏再無聲息，隻有血水在地上流淌。李贄去世，享年75歲。
李贄的去世，使生機勃勃的王陽明心學左派戛然而止。李贄之後雖有“東林黨”黨徒信奉心學，但在李贄和他前輩們創造的輝煌麵前，微若螢火，不值一提。我們注意到一個很明顯的事實：自王陽明去世後，心學左派從迅速崛起到李贄之死的銷聲匿跡，明帝國政府對心學左派的態度並不強硬。心學左派唯一遭受的打擊就是張居正廢天下書院，但隨著張居正的去世，書院重開，左派心學家們重新回歸。何心隱的死和李贄的死隻是政府處理的個案，政府從來未對心學左派進行過全麵打擊。
李贄是把王陽明心學推到極致的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他對當時的道學家掌管天下思想的肮髒醜態進行了激烈的批駁，他希望國家和政府應該像大海一樣“不留死屍”，像龍門一樣“不點破額”（皆為裁汰冗員之意），如此，才能“一代比一代高”。王陽明在發現個人價值時主張“我”時還有些扭扭捏捏，但李贄主張“我”時就是毫無顧忌的赤裸裸，他就是上帝，就是人類的最終裁判，“顛倒了千萬世之是非”。
李贄讓平民階層覺醒的速度加快，質量提高，甚至影響到了高級知識分子階層。最被我們所知的明末“東林黨”已過分地強調自己，而和國家針鋒相對。這正是心學左派的思想：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萬曆中期的首輔王錫爵曾質問過東林黨領導人顧憲成：“為什麽朝廷說是，民間（在野的東林黨）就必說非。”顧憲成反問：“為什麽民間說是，朝廷就必說非？”
朝廷和民間在思想上已形成尖銳的對立，明帝國的覆亡指日可待了。
從王陽明去世的1529年到李贄去世的1602年，73年時間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璀璨時代，之後，隨著明帝國的滅亡，滿清統治中國，王陽明心學被徹底掃蕩和鎮壓，從此銷聲匿跡了好久好久。
然而，人人都知道，王陽明心學思想是壓製不住的，它必然卷土重來。 <h4>四、心學在清朝</h4>
1644年，清帝國繼承了明帝國的遺產，統治中國。有些人在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時發現，明帝國政府在統一思想上做得很差勁，對百姓的思想控製太寬鬆。所以明帝國後期層出不窮的民變，除了天災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陽明心學的泛濫，也就是心學洪流讓底層民眾過分覺醒，讓他們有理由去爭取獨立和平等。清朝統治者認為，王陽明心學是洪水猛獸，必須嚴厲禁止；朱熹理學最適合治國，必須高調提倡。
當然，清朝統治者們禁止的是王陽明心學左派，對於已經趨向於朱熹理學的右派，他們不太禁止但也不支持。這似乎給了王陽明心學滿血複活的機會，一批心學大師站到了清朝思想聖壇上。他們是孫奇逢、李顒、毛奇齡。確切地說，他們是王陽明心學的修正主義者。
孫奇逢在明帝國就是名聲大振的人物，他曾營救過被權監魏忠賢陷害的忠義之士，也曾帶領全族抵抗過清軍，明亡後，他帶領弟子隱居深山，講學不輟。清政府多次請他出山，都被他以“逃跑”的形式拒絕，後來在河南輝縣的蘇門山終老，他活得幾乎過了頭，享年九十二。
孫奇逢原本是王陽明心學忠實門徒，認為“天理”兩個字是自己體貼出來的，不是那些好為人師的人製定出來的。他說，王陽明的“良知”說，是王陽明自得而來，和孟子的良知無關。他認為王陽明提出的“心即理”很有道理，不過，王陽明心學中禪的成分太大，導致了心學左派的洪流在民間沸騰，人人都能成為聖人，人人就都可以自以為是，我行我素。而在廟堂上，心學左派產生的畸形“東林黨”，往往空談，意氣用事，才導致了國家的覆滅。他認為這樣很不好，於是傾向於朱熹理學的“慎獨”，也就是說，還是需要通過外在的種種規矩來修行才可以真切地體貼到“良知”的效用。
不過，雖然用朱熹理學來矯正王陽明心學，可孫奇逢還是堅持王陽明心學中的“知行合一”。他說，必須要付諸實踐，從眼前一言一行做起，不要浪費掉一天甚至一時。
我們都知道，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讓人矯正自己的意識，孫奇逢提“知行合一”就特別重視“行”，這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悄悄的轉變：王陽明心學變成了崇實經世的思想。
這其實也是王陽明最大的心願，心學本來就是要拿來用的，而不是用來講的。孫奇逢被後人稱為學術界的“泰山北鬥”，可能正是他把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做了調和，雖然成績微小，但他畢竟做了努力，而且開了修正王陽明心學的先河。
李顒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性格孤僻，但好學，全靠自學讀通了經史諸子以及佛、道典籍。成年後，明朝滅亡，他南下講學，影響極大。滿清政府要他出來做官，他寧死不為。有一次，地方官親自到他家中，他躺在床上六天六夜，絕食六天六夜，最後，他居然要拔刀自殺，地方官見這人簡直變態，急忙逃走，再也沒有來請過他。李顒晚年反鎖房門，過起了置身墳墓般的生活，直到1705年去世，他活的時間也很長，享年78歲。
李顒雖然博學，但學術思想的源泉卻是王陽明心學。他指導他們的弟子說：“做學術先要看陸九淵、楊簡（陸九淵心學慈湖學派創始人）、陳白沙，尤其是王陽明，闡明心性，直指本源。把他們的思想搞通了，就能見到大道。”
他也強調“知行合一”，認為“上口不上身”的口耳記誦之學不值一提。在他晚年，他提出了“明體適用”的思想。所謂“體”就是王陽明心學，而“用”則指的是經世致用的一類實學。這是他對王陽明心學的修正，王陽明心學發展到後來，逐漸流入枯禪虛空中，李顒希望用“實學”來補充它，從而矯正它。
我們可以從李顒開的一個書單中明白他這一思想。在“明體”類的書籍中，他選了陸九淵、王陽明、王汝中、王艮、陳白沙等心學大師的著作，還有朱熹、二程、吳與弼、薛瑄等理學大師的著作。
在“適用”類書籍中，他選了諸如《武備誌》《資治通鑒綱目大全》《大明會典》《曆代名臣奏議》《水利全書》《地理險要》等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書籍作為弟子們的必讀書。
李顒和從前的心學家們一樣，激烈反對八股文。他說：“八股文就是洪水猛獸，束縛人心的最大枷鎖。洪水猛獸雖然危害人類，但隻造成對人身體的侵害。而八股文的泛濫，使一代學人醉生夢死，渾然不覺，禍患無窮。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可怕的：人心陷溺之深，終會昏死過去。”
他主張應該自由講學，自由講學應該講實學，人人都可以成為某個領域才華橫溢的人，如此才能讓國家的人才越來越多，而清初的八股取士，隻能取到如李贄所謂的白癡人才。
孫奇逢和李顒對王陽明心學的理解和修正還停留在王陽明心學本身的思想洞窟中，毛奇齡已經開始觀察和修正王陽明心學中的“事功”思想。
明帝國滅亡的前一年（1643年），毛奇齡出生於浙江蕭山，成年後，他曾參加過抗擊清政府的義軍，失敗後在江淮東躲西藏達三十年之久。這三十年他並未浪費，全身心地鑽研王陽明心學，成績不俗。
與孫奇逢和李顒不同的是，毛奇齡做過清朝的官，而且還是國家人才儲備庫翰林院的學士。這大概緣於兩點：第一，毛奇齡出生在明帝國滅亡前夕，對明帝國的感情並不深；第二，受到王陽明心學提倡建立“事功”的思想，他認為應該到政府的大平台中去尋找機會創建事功。
毛奇齡在鑽研王陽明心學的同時也探究朱熹理學。朱熹理學把“聖學”和“聖功”割裂開來，王陽明心學則把二者合二為一，毛奇齡認為王陽明說得對，並且側重於“聖功”。他說，一個人修身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事功”應該成為每個人人生中唯一要追尋的東西。他反對空言說經，認為講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講實學，學生聽完後就可以去實踐中用的。
毛奇齡還有個突破性的思想，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中“重農抑商”的思想是大錯特錯，因為商人創造的“事功”更顯眼，更有分量，國家應該支持，而不應該打壓。
無論是孫奇逢、李顒還是毛奇齡，他們和清初的那些心學家諸如黃宗羲、張履祥、顏元一樣，給人的感覺是，他們在心學聖壇上的身份模模糊糊。一方麵，他們聲稱自己的思想來源於王陽明，而另一方麵，他們又用理學給王陽明心學增加了許多成分，在他們身上，我們發現王陽明心學有點四不像了。甚至張履祥和顏元，從伏首王陽明掉頭又批判王陽明，可他們批判的武器中，仍然有王陽明心學的思想。
這種遮遮掩掩，甚至是反戈相擊大概是迫不得已。清朝統治者對王陽明心學一點好感都沒有，作為生存在極權下的思想家們，也隻能遮遮掩掩。雖然如此，王陽明心學在清朝卻不絕如縷，一遇國家民族危急時刻，王陽明心學就如沉寂待發的火山一樣，衝天而起，火光駭人。
1840年，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的軍隊正式在海上麵對麵，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慘敗，從此開始了它屈辱悲慘的晚清史。實際上就在鴉片戰爭的很多年前，清王朝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乃至思想危機已露苗頭。政治腐敗是罪魁禍首，直接導致官員道德素質的下滑，社會風氣的頹廢，思想世界的單調乏味更加重了這些危機。
江蘇揚州人焦循首倡王陽明的“致良知”，他提出最應該先致良知的就是皇帝，皇帝治理天下應該用良知來讓百姓富裕起來，不能總是對百姓空講義而不講利。他巧妙地將“義利”結合起來，要人摒棄理學家的義利水火不容的觀點。他說，一個政府的良知就是要滿足人們正當的欲望。和王陽明以及門徒一樣，焦循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和王陽明“拔本塞源論”的思想一模一樣。
不過，焦循並非是個傻嗬嗬的樂觀主義者，他看到了當時社會的重重矛盾，所以提出了“變通”。“變通”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大題目，王陽明曾說過，《易》就是變，變則通，心學就是一門隨時變通的學問。焦循對這一思想變本加厲：一切政令措施，應該審時度勢，因時製宜，社會變革勢在必行，誰都阻擋不住！
焦循所謂的“變通”可不是讓農民起義，他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來說話的。“暴力革命”是焦循強烈反對的，他說這些人隻有破壞性根本沒有建設性。他警告統治者，如果你不主動變革，那自有些“小人”先變革，到那時，天下大亂，就很難收拾了。他焦慮地問統治者：你能做到的事為何要等別人拿著刀來逼你做呢？
焦循的心學思想也隻能是口號，沒有統治者意識到和有能力做變革，哪怕是“致”那麽一點點良知，滿足百姓的欲望，都無法做到。
焦循是江湖心學者，林則徐則是廟堂心學家。
林則徐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虎門銷煙”，他從低級官員一直做到總督，可謂仕途暢通。他的為政總結就是：盡心。
林則徐是不折不扣的王陽明門徒，王陽明心學思想深入骨髓。林則徐所處的中國，閉關鎖國，死氣沉沉，而世界風暴已經開始刮起，林則徐發揮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要人睜眼看世界，認為人隻有麵對現實，勇敢地學習先進技術和思想，才能抵抗強敵的挑戰。
林則徐有一股王陽明的勁頭：遇事必盡心盡力，哪怕是不可為的事，但良知認為應該去做，他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在廣東虎門焚燒西洋人的鴉片煙時，所有人都反對，因為這樣會給他本人引來麻煩，但林則徐卻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以避之。”堅決銷毀鴉片。後來的事情正如別人所預料的那樣，英國人把軍艦開到中國大門口，中國政府打不過人家，隻好把林則徐當成替罪羊，發配邊疆。
林則徐是那個時代最合格的官員，官事無巨細，必親自參與謀劃，待人溫和、誠懇，嚴以律己，用良知來對待一切人和事。
他是心學踐履者，而他最後的命運卻告訴我們，王陽明心學在那時顯然已無法再在中國成長。
和林則徐同歲的嘉慶年間的進士姚瑩同樣是心學踐履者，崇拜王陽明達到難以理解的程度。當有人質疑王陽明時，他憤怒地說：“王陽明豈是你這樣的人可以評說的，給我閉嘴！”
和林則徐一樣，姚瑩同樣強調王陽明所強調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心力的巨大作用。姚瑩說：“人就應該有一股無所畏懼的精神，認準了是良知許可的，就去做，這才是陽明的忠實弟子。”
同時，姚瑩也主張要變通，不能死守著傳統不放，祖宗那點東西如果有用當然好，如果沒有用，留著隻能是累贅。
鴉片戰爭期間，他曾提出仿造外國軍艦和大炮的主張，後來他激進的思想害了他，他被貶到西藏，卻毫不消沉，收集當時出版的關於“外夷”的書籍，製定了“製馭”的方略。他說：“應該派人到夷人那裏，探查其虛實，學其長處，反過來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固我國家。”
姚瑩的這種心學思想也隻能停留在理論上，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機會讓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其實，從清朝開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兩百年間，心學家們所創建的“事功”寥寥無幾。他們隻能偶爾迸發出思想的星星火光，但這就足夠了，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h4>五、心學改變中國</h4>
使一個國家改變，無外乎兩個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前麵我們說過，王陽明心學在這兩方麵都是一把鋒利的武器。
滿清政府統治的中國自鴉片戰爭後開始向下坡路飛奔，太平天國運動險些撬開了它滅亡的墳墓，它雖然僥幸躲過這一劫，但也是奄奄一息，再加上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持續的攻擊，清政府下的中國已是危如累卵。人人都知道必須改變，但人人都不知道該怎麽變，心學門徒們因此挺身而出。
晚清三傑中的曾國藩和左宗棠是王陽明心學的推重者，曾國藩後來雖然頭腦發熱反駁王陽明，但連他自己都無法否認，他在平定太平天國叛亂中執行的團練政策是從王陽明那裏偷來的，他在給他家人的書信中，屢次提到要以良知為人生信條，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說曾國藩屬於三心二意的心學門徒，那左宗棠則把王陽明當成一生的偶像，推崇之，效仿之。左宗棠“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業績和他從王陽明心學中吸取的精神力量關係密切。
左宗棠雖然年輕時受到的是朱熹理學教育，但卻側重於“經世致用”，而朱熹理學對這一塊的涉及非常少，所以左宗棠就拋開朱熹理學去讀實用類的書籍。他後來始終不能考中進士，和他對朱熹理學的漠然有直接關係。雖然不是進士，但左宗棠憑借聰明的頭腦始終充當當時許多頂級大員的參謀。太平天國之亂時，左宗棠擔任曾國藩的參謀，曾國藩大為賞識，命他自行組織軍隊直接和太平軍作戰。從此，左宗棠如蛟龍入海，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搞定陝、甘回民的叛亂，收複了此前失去的西藏，毫無疑問地成為晚清的三根巨柱之一。
他對王陽明的崇敬幾乎到了癡醉的程度，王陽明曾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他幾乎是生吞活剝了這句話：天下之盜賊易去，人心之盜賊難除。
他認為，隻要祛除私欲物欲，把個人生死利害榮辱拋到腦後，隻問是否利於天下國家，這就是致良知，就可以做到“修齊治平”。
左宗棠把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大加發揮，他說，一個人隻要能夠克製自己，就必能克製敵人。一個人必須先自強，才能戰勝敵人。自強的方法不必拘泥傳統，應該向西方列強學習，畢竟他們比我們強。而我們向他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戰勝他們。他到處興辦近代工業企業，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強”運動中去，直到他的暮年，他還堅信一點：隻要人人都堅持本心（良知），自強自立，就必能讓國家強大，戰勝外敵。
左宗棠屬於掌握權力的王陽明心學門徒，而康有為與他的戰友梁啟超先是屬於沒有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後來則成了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所以他們的故事就異常精彩。
康有為1858年生於廣東南海，自幼讀書就很有主見，而且從古典理學中找不到樂趣，所以搜索百家，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這產生了一個弊端：樣樣通則樣樣鬆。所以後來有些嚴肅的學者評價康有為的思想理論時，說他是野路子出生。康有為學習王陽明心學不知是什麽時候的事，1888年，他就無所畏懼地向皇帝上書請求變法圖強，但當時慈禧太後掌握權力，所以他的上書石沉大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康有為恰好在北京準備進行會試，他倡導舉子們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並同時要求政府能進行變法。年輕的皇帝被康有為一幹人等的熱血所激勵，突破慈禧太後的重重阻撓，終於在1898年開始變法，這場變法進行了三個多月就以流血收場，史稱“百日維新”。
康有為非常讚賞王陽明心學，排斥朱熹理學，他說隻要真切地致良知，就能使人具有確乎不拔、獨立不懼的精神，做到大難臨頭時“不動心”，不退縮。
他還提到了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說他目睹天下殘破如此，實在不忍心，必須站出來為天下為國家為百姓貢獻精力和智慧。
我們注意到，作為當時還未進入仕途掌握權力的康有為，他沒有使用暴力手段推翻國家，而是采用了相對溫和的改良主義，一部分原因是康有為畢竟還是個知識分子，長期受儒家忠君愛國的教育，另一方麵則是他對王陽明保衛國家的欽慕，使他不可能做出違背王陽明心願的事情來。
不過，當百日維新開始後，康有為的思想開始變化了。他教唆光緒皇帝向慈禧太後奪權，結果計劃失敗，康有為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從開始的溫和改良思想到後來的動用暴力手段鏟除慈禧太後，康有為恰好符合了心學家的一貫思路：一旦手中有權，必走上集權道路。正如王陽明在江西剿匪時，向王瓊要到了所有大權一樣。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暢通無阻地推行他們的理想，這是良知告訴他們的，並非是野心家所能感悟到的。
康有為的失敗，不是王陽明心學的失敗，而是那個時代形勢所造成的，因為當時沒有人可以撼動慈禧太後的力量，當然，這是曆史的問題，在此不須深究。
維新派的二號人物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弟子，同樣也是王陽明心學最忠實的門徒。不過，在對待心學的態度上，梁啟超要遠比康有為簡易明快。
梁啟超擁有超人的智慧，四歲即能讀《四書》，特別喜歡談豪傑哲人的嘉言懿行，七歲讀透中國曆史，九歲可以寫出千字的文章，十七歲中舉人後開始跟隨康有為。雖然他被稱為康有為的助手和弟子，但在思想上，尤其是王陽明心學思想上，他遠勝於老師。
梁啟超熱情維護王陽明心學，有人說王陽明心學是枯禪，梁啟超反駁說：“孔子自得之學在從心所欲，孟子自得之學在不動心。後人一談到王陽明心學，就誣為逃禪，實在是不懂裝懂。”梁啟超解釋說，王陽明心學是孔子之學和孟子之學的結晶，既能讓我們不動心，又能讓我們可以從心所欲，達到這一境界的就是王陽明所提倡的“練心”“養心”。
養心到底有多重要，梁啟超危言道：“每個人眼前都有富貴利益、耳目聲色、遊玩嗜好來奪我們的誌向。這正如八十歲的老頭過危橋，稍不小心，一落千丈，粉身碎骨。還有利害毀譽、苦樂生死來侵襲我們，如果沒有堅定的心力，一經小勝就驕傲，一經挫折就氣餒，臨事失措，身敗名裂，這就是古今能成大事的人少之又少的緣故。”
如何養心呢？梁啟超的方法仍然是王陽明的：靜坐。先消除雜慮，然後到事上去磨練內心。他說：“靜坐養心於是分兩種，一種是收斂其心（靜坐），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身，誌氣如神；另外一種是縱心（事上磨練），遍覽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者可以模擬一件困難在眼前，如何來克服它，最好想象一下當你麵對生死存亡關頭時該如何行事，日日思之，熟能生巧，將來有事就可以把模擬放到現實，必能渡過難關。”
這兩種練心的方式是王陽明心學獨有的，它不是讓我們胡思亂想，而是要把胡思亂想先祛除，然後嚴肅地模擬困難的來臨和解決困難的方法，這些方法當然很簡單，那就致良知。
梁啟超謹遵王陽明的教誨，用王陽明的“萬物一體之仁”、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樹立為天下國家獻身的誌向。他激烈地斥責數千年來充斥著中國每一個角落的“看客”們，他大罵這些人是沒有責任心和惻隱之心的無腦動物。這些人隻計較自己的利害，對於群體的利害和國家的危亡始終采取看客的態度。
不做看客，就必須要做到“至誠”，隻要人人都做到“至誠”——對自己的心中賊誠實地祛除，對客觀世界的現狀真誠地對待——這個國家就會有希望。
王陽明心學始終提倡豪傑主義，梁啟超也說，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王陽明心學中無所畏懼的聖人、超人的精神。如何做超人，梁啟超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祛除心中的奴隸。
首先是不要做古人的奴隸，特別是那些死掉的聖人的奴隸，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他激烈地發揮王陽明“學貴自得”的觀點說，心是我的，聽一句話，受一句教，隻有我用心，才能有這句話，有這句教。可我思考後有兩個結果：一是，那句話是錯的；二是，那句話是對的，我該如何？尤其是當那句話是古聖人說的時。梁啟超的答案是：相信自己心的判斷！
第二，不可做世俗的奴隸。也就是說，要有獨立思想和獨立意識，不可人雲亦雲，尤其是那些俯仰隨人、隨波逐流的人，正是王陽明最鄙視的人。梁啟超認為，任何人來到世上就必有用處，人人都有當頂天立地大丈夫的潛質，所以不必借助他人的扶助和庇護。
第三，不可做境遇的奴隸。人生在世，有順境就必有逆境，順境時，不可消磨誌氣，逆境時不能放棄心中的夢想，每個人應該發揮自信、自尊的固有價值，和逆境做生死鬥爭，才有機會成為勝利者，屹立於世。如果不敢鬥爭，那就會成為境遇的奴隸。他擴大到國家說，一個國家如果安於現狀，跟著境遇走，那不但會成為境遇的奴隸，還會成為別國的奴隸。他認為中國人應該拋掉傳統中的保守思想，要做個冒險家。他強烈批判老子思想，認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懦弱無能的表現，正是這種思想的深入人心，所以才消滅了中國人本應該具有的冒險精神，隨遇而安，必將失敗。人們必須要自信、敢想敢幹，要像初生的牛犢一樣敢衝敢闖，以絕大的氣魄和絕大的膽量，為改造中國而拚盡全力。
最後，無論何時，都不要喪失信心。梁啟超說，哀莫大於心死，一個人如果心死了，那就成了行屍走肉。所以必須要“正本”“養心”“致良知”。他說，世界上那些能夠做出驚天動地事業的人都是內心強大、自信滿滿的人。沒有一顆自信的心，就不可能有未來。
梁啟超博學百家思想，但其核心思想卻是王陽明心學的“獨立自主”，過度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比如他非常強調自信心，並武斷地說，人隻要有自信心，就能戰勝逆境，就能創建大功。與其說他的思想是心學思想，不如說是心靈雞湯。他的《少年中國說》處處充斥著這種雞湯味，的確能鼓舞人心，除了這些，就沒有別的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用王陽明心學作為武器發動的“百日維新”最終以慈禧太後的反擊而失敗，不過他們讓當時已成古老僵屍的中國聞到了一股新氣息，實際上這一氣息還是王陽明心學的氣息。人人都認為，康有為和梁啟超試圖改造中國的失敗不是王陽明心學的失敗，而是他們本身的問題，比如先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沒有權力的光緒皇帝身上，後來又頭腦發熱準備向慈禧太後奪權。
於是，另外一批王陽明心學的鬥士們登上了曆史舞台，這一次，王陽明心學好像可以呼風喚雨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是溫和的改良，孫中山、汪精衛、宋教仁、章炳麟則主張暴力革命。先來看偉大人物、王陽明的門徒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年輕時受的是西方式的近代教育，後來主攻醫學，但他從小就崇拜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眼見中國殘破，於是棄醫從武，決定反清。他秘密組織了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複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會旨，開始踏上了他反清革命的征途。他在南中國各地發動小規模的“起義”，這種“起義”有個很大的特點：直接針對當地政府高級官員進行恐怖襲擊。他屢敗屢戰，從不言退。他四處流亡，那顆反清的心卻從未黯淡過。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的革命事業獲得的豐厚的回報。王陽明心學在他的革命人生中到底起了什麽作用呢？
首先是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加強，他提出了“知難行易”論，但他的目的是強調人的信仰，也就是強調“知”，認為隻要將信仰問題解決了，一切事情就都好辦了。也就是說，隻要那些抱著炸藥包向清政府官員猛衝的革命黨人接受他的思想，統一認識，協調鬥爭，就能“驅除韃虜”，在日後的南北混戰中，他也成功地讓他的人接受了他的思想，統一認識，打垮北方軍閥，建立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其次，是對王陽明注重“心”的重申上，孫中山提出“心為萬事之本”的理論。反清時期，雖然有很多人把自己當成人肉炸彈，但孫中山還是認為這樣的人太少，為什麽少？就是因為人們的心裏存在著不能坦然麵對死亡的障礙。孫中山力圖喚起所有的民眾，要他們都以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掃清革命與建設的路障。這一思想貫穿於孫中山的後半生，在他晚年改組國民黨時，仍堅持“心為萬事之本源”的思想。
最後一點，孫中山受王陽明心學左派，尤其是何心隱的“知行”影響極大。孫中山開始革命時，和民間秘密教會的關係非比尋常，而且他本人就是上海青幫的弟子。何心隱當初也和白蓮教來往密切，並且還製訂了不可告人的計劃，隻是因為後來突然被殺，計劃未見天日而已。孫中山讓他的人進行暗殺這一行為本身就是王陽明心學左派那些徒手能縛龍蛇的人的最愛，“俠客”“壯士”都是明朝後期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
在這一點上，汪精衛的思想和行為首當其衝。
汪精衛在今天的中國受到的評價是不堪入耳的，但在清末民初時，他就是淩然正氣的熱血英雄。汪精衛1883年生於廣東番禺，五歲時就在父親的教導下開始學習，八九歲時就能自己讀書，而且頗有見地。汪精衛的父親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遊，汪精衛受父親影響，也對二人產生了興趣，陸遊的豪放文風和王陽明靈動的心學讓汪精衛異常歡喜，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二人的著述上，尤其是王陽明。
和很多王陽明心學的信奉者一樣，汪精衛也非常重視人的“心力”的作用，他後來跟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每次都被孫中山的演講激得熱血澎湃。於是，他頭腦一熱，準備搞刺殺。但這是個有難度的事，因為當時孫中山手下所有人都是殺手，而且殺的人都是政府高級官員。汪精衛想要一舉成名，必須要找更大的家夥，他挑來選去，挑中了當時的攝政王載灃作為自己成名的靶子。
遺憾的是，他沒有成功，而且還被活捉。在獄中，他反複默誦王陽明心學思想，王陽明告訴人們，在良知的指引下勇敢去做，失敗了也不要害怕，殺身成仁是天下第一等好死。汪精衛每每想到王陽明這樣的思想就激動起來，寫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千古絕句。不過，他沒有被殺，武昌起義後，他被釋放。或許是獄中生活給了他很多人生的啟示，或許是他致良知的功夫不深，自此之後，他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直到後來抗日戰爭期間，他縱身一跳，跳到了日本人的陣營，成了賣國賊。汪精衛是如何走上這條被萬人唾罵的路，並不是我們要解釋的問題。我們隻是想說，汪精衛早期受王陽明心學的影響深入骨髓。
他曾有一段“釜薪”論，很讓人動容：“煮飯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蝕，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黨人，百折不撓，再接再厲。薪之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萬丈，顧體質雖毀，借其餘熱，可以熟飯。此正如我革命黨人，一往獨前，舍生取義……我乃王守仁信徒，故不願為釜，而願為薪。”
這正是從王陽明心學思想衍發而來，為了正義，可舍生忘死。汪精衛是鼓吹暗殺活動最狂熱的革命黨人，也許有人說他是急躁冒進，但當時跟隨孫中山的，哪一個不是急躁冒進？如果不是武昌起義意外地爆發，而且爆發之後又產生了讓人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各地紛紛宣布獨立），孫中山的革命路恐怕要走很久很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終點。
還有人說，汪精衛雖然信奉王陽明心學，但做不到“知行合一”。這顯然是事後追溯，因為汪精衛後來賣國，所以就把他從前的幹淨之身也潑上髒水。
汪精衛何嚐沒有知行合一？刺殺攝政王，是神鬼皆驚的大事，連孫中山都不敢想，而汪精衛一想到就去做了。即使是為了成名，人家也有這個“行”的膽量！
孫中山和汪精衛是暴力革命的實踐者，而宋教仁則是暴力革命的理論家。
宋教仁是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是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幼年接受儒家教育，但考中秀才後，眼見國家殘破，就放棄科舉，和革命黨人走到了一起。
宋教仁是徹頭徹尾的王陽明心學研究者，投身革命運動後，幾乎每天晚上都在讀王陽明的著作和王陽明年譜，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可以成為幾本書。宋教仁最後得出結論說，王陽明對於當時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國、對中國革命大有益處，比如“致良知”“知行合一”“事上練”都是當時治療中國的一劑良藥。
在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對王陽明心學精粹有著相當深刻的辨析解讀： <blockquote>
觀《王陽明年譜》，記先生龍場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餘以為此言誠是，但案之於心的聖人之道一方麵則固不錯，然聖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學，原是混圓一團之象，舉天下萬事萬物皆包含在內焉，所謂一以貫之者是也。若分別之，則固有二方麵，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學問，物的即物質上之學問，所謂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謂致焉者，致此者也。若盡用力於一方麵，而遺其一方麵焉，則所謂道也，所謂學問也，皆不完全矣。吾嚐謂中國自三代以下，學者無論如何純粹，皆得聖人之道之半部分，誤認半部為總體，使天地間真理與人道皆不現出渾圓之象，與在哥倫布未發現新大陸以前之地球相似。蓋人類進化未達極點，亦不能怪其然也。陽明先生之此說，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吾人可以聖人之道一貫之旨為前提，而先從心的方麵下手焉，則陽明先生之說，正吾人當服膺之不暇者矣。 </blockquote>
宋教仁通過對王陽明的著作和年譜的研讀，將王陽明的思想和學說貫穿於其對革命理論的宣傳中去。比如，關於樹立革命誌向的問題，王陽明關於立誌的言論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他說，要確立革命的誌向，首先必須除去自己的私欲：“言我輩初立誌時，千罪萬過，洗滌不勝，每遇事，心亦知其當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實踐者常多，則人欲蔽之也，故現惟以克欲為第一工夫。”而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練”的思想，宋教仁說：“有良知而不致與無良知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