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是序言，就應該寫得簡明扼要；然而，本序言應是一個宇宙容器、一艘飛船，它將載讀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觀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後的篇章使讀者了解到地球上諸重大事件那樣。
研究曆史的全球性方法並不是一種新方法。實際上，它表示啟蒙時代的編史傳統又得到恢複；在啟蒙時代，對世界曆史的意法如同當時所要求的那樣，是與關於進步的流行觀點相適應的。在啟蒙時代之前，西方曆史學家由於需要使所有已知的曆史事件符合於僵硬的《聖經》框架，受到了束縛。他們習慣將過去劃分成與《但以理書》中所預言的亞達、波斯、希臘和羅馬這四大世界帝國相對應的幾個曆史時期。但是，到17世紀後期，這一傳統的劃分麵對有關中國和印度的新的曆史資料而愈益顯得不適當。首先明確打破這種世界史編纂舊模式的是伏爾泰的《論各國習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這兩部書不僅論述了《聖經》中古代的幾個傳統地區，也論述了中國、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紀末，對全球曆史的興趣開始漸漸消失。而更科學的曆史觀念的產生，確立了資料須真實可靠的標準，這類標準是那時在論述除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時所沒有的。曆史編纂視野狹隘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也許是由於好戰的民族國家的興起，它推動了民族國家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曆史的編纂。這種局限於民族國家曆史的曆史編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不過，在過去數十年裏，對世界曆史的興趣又開始恢複。曆史研究的不斷進步現已大大擴大了可靠資料的範回，而兩次世界大戰和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隨著通訊聯絡的飛快進步，迫使人們普遍承認"一個世界"的事實。表明這一新的曆史編纂趨向的是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1919年）、拉爾夫·特納的《偉大的文化傳統》（1941年）、威廉·h·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社會史》（1963年）以及當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曆史雜誌》和《人類史》。
這種新的興趣之所以迄今對課堂教學未產生什麽影響，顯然是由於對世界曆史的教學法是否切實可行這一點存有疑慮。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認為世界曆史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或所有文明的曆史的總和，那麽上述疑慮是完全有道理的。當然，這種看法是十分荒謬的。就歐洲近代史課程而言，它畢竟不是依次講述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家、巴爾幹半島和波羅的海諸國家的曆史。更確切地說，它雖然要講述諸主要國家內部的基本發展，但同樣重要的是，還要探討那些曾對整個歐洲大陸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世界近代史課程與此相同，雖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諸主要地區的基本特點和發展曆程，但同樣重要的是，還要研究那些曾對整個世界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因而，現在的問題並不是世界曆史課程涉及的史實繁雜，而是觀察角度不同，即世界曆史課是從全球的而不是從地區或民族的角度講述曆史。
如果考察從哥倫布航海到法國大革命爆發這一近代初期階段，觀察角度不同的含義也許可得到具體說明。在歐洲曆史課中，對於近代初期階段，通常主要講述的不外乎是：16世紀的王朝衝突、新教反抗、海外擴張；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專製君主國的興起、英國革命；18世紀的王朝戰爭和殖民戰爭、啟蒙運動、開明專製君主。
世界近代史課常常保留這些傳統課題，同時還增加其他有關非歐洲地區的曆史發展的課題。最後結果是，世界曆史課負擔過重，成了一門既不是專門講述歐洲曆史又不是專門講述世界曆史的課。因此，從新開始，將這門保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礎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這樣做了，顯而易見，西歐的崛起是近代初期階段中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發展。在15世紀末，歐洲僅僅是歐亞大陸四個文明中心之中的一個，而且，決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到18世紀末，西歐已控製了外洋航線，組織起遍及全球、可謀取暴利的貿易，並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亞的廣大地區。因此，這一階段作為從1492年以前的諸地區彼此隔絕到19世紀西歐建立世界霸權的過渡時期，在世界曆史上據有突出地位。
如果以這一觀點評價近代初期階段，那麽顯而易見，有關歐洲曆史的傳統課題與世界曆史是不相幹的，必須拋棄。因此，本書中取代歐洲曆史課的傳統課題並予以強調的是以下三大課題：
1.歐洲擴張的根源（為什麽進行擴張的是歐洲而不是歐亞其他文明中心）。
2.歐洲擴張前夕的儒家世界、穆斯林世界和非歐亞大陸世界（它們的基本狀況、製度及其影響歐洲擴張的性質和進程的方式）。
3.歐洲擴張的階段（伊比利亞階段，1500－1600年；荷蘭、法國、英國階段，1600-1763年；西伯利亞的俄羅斯階段）。
這一結構使這些世紀裏世界曆史的主要趨向顯得十分清楚，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結構不比歐洲曆史課通常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結構更難於理解。此外，還應該指出的是，西歐在近代初期階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強調，並不是因為本書偏向西方，而是因為從全球觀點看，這時的歐洲實際上是世界變化的動力之源。19世紀和別世紀的情況也是如此。在19世紀，世界曆史的主要特點是歐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在20世紀，非西方世界開始反對歐洲的霸權。事實就是，從1500年以來，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務中起變革和決定性作用的地區。因此，在近代，世界曆史以歐洲為中心，正如出於同一原因。在公元前數千年裏，以中東為中心，在中世紀的若幹世紀裏，以蒙古帝國和伊斯蘭教帝國為中心一樣。為什麽本書的結構實質上以歐洲的崛起、居支配地位、衰落和勝利為基礎呢？其原因就在於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和本書的章節標題所反映的那樣，以歐洲為中心並不排除全球性的觀點和範圍。後兩者是富有意義且能立足的世界曆史課所必不可少的。
研究曆史的全球性方法並不是一種新方法。實際上，它表示啟蒙時代的編史傳統又得到恢複；在啟蒙時代，對世界曆史的意法如同當時所要求的那樣，是與關於進步的流行觀點相適應的。在啟蒙時代之前，西方曆史學家由於需要使所有已知的曆史事件符合於僵硬的《聖經》框架，受到了束縛。他們習慣將過去劃分成與《但以理書》中所預言的亞達、波斯、希臘和羅馬這四大世界帝國相對應的幾個曆史時期。但是，到17世紀後期，這一傳統的劃分麵對有關中國和印度的新的曆史資料而愈益顯得不適當。首先明確打破這種世界史編纂舊模式的是伏爾泰的《論各國習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這兩部書不僅論述了《聖經》中古代的幾個傳統地區，也論述了中國、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紀末，對全球曆史的興趣開始漸漸消失。而更科學的曆史觀念的產生，確立了資料須真實可靠的標準，這類標準是那時在論述除希臘文明和羅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時所沒有的。曆史編纂視野狹隘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也許是由於好戰的民族國家的興起，它推動了民族國家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曆史的編纂。這種局限於民族國家曆史的曆史編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不過，在過去數十年裏，對世界曆史的興趣又開始恢複。曆史研究的不斷進步現已大大擴大了可靠資料的範回，而兩次世界大戰和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隨著通訊聯絡的飛快進步，迫使人們普遍承認"一個世界"的事實。表明這一新的曆史編纂趨向的是h.g.韋爾斯的《世界史綱》（1919年）、拉爾夫·特納的《偉大的文化傳統》（1941年）、威廉·h·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人類社會史》（1963年）以及當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曆史雜誌》和《人類史》。
這種新的興趣之所以迄今對課堂教學未產生什麽影響，顯然是由於對世界曆史的教學法是否切實可行這一點存有疑慮。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認為世界曆史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或所有文明的曆史的總和，那麽上述疑慮是完全有道理的。當然，這種看法是十分荒謬的。就歐洲近代史課程而言，它畢竟不是依次講述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家、巴爾幹半島和波羅的海諸國家的曆史。更確切地說，它雖然要講述諸主要國家內部的基本發展，但同樣重要的是，還要探討那些曾對整個歐洲大陸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世界近代史課程與此相同，雖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諸主要地區的基本特點和發展曆程，但同樣重要的是，還要研究那些曾對整個世界有影響的力量或運動。因而，現在的問題並不是世界曆史課程涉及的史實繁雜，而是觀察角度不同，即世界曆史課是從全球的而不是從地區或民族的角度講述曆史。
如果考察從哥倫布航海到法國大革命爆發這一近代初期階段，觀察角度不同的含義也許可得到具體說明。在歐洲曆史課中，對於近代初期階段，通常主要講述的不外乎是：16世紀的王朝衝突、新教反抗、海外擴張；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專製君主國的興起、英國革命；18世紀的王朝戰爭和殖民戰爭、啟蒙運動、開明專製君主。
世界近代史課常常保留這些傳統課題，同時還增加其他有關非歐洲地區的曆史發展的課題。最後結果是，世界曆史課負擔過重，成了一門既不是專門講述歐洲曆史又不是專門講述世界曆史的課。因此，從新開始，將這門保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礎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這樣做了，顯而易見，西歐的崛起是近代初期階段中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發展。在15世紀末，歐洲僅僅是歐亞大陸四個文明中心之中的一個，而且，決不是最重要的一個。到18世紀末，西歐已控製了外洋航線，組織起遍及全球、可謀取暴利的貿易，並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亞的廣大地區。因此，這一階段作為從1492年以前的諸地區彼此隔絕到19世紀西歐建立世界霸權的過渡時期，在世界曆史上據有突出地位。
如果以這一觀點評價近代初期階段，那麽顯而易見，有關歐洲曆史的傳統課題與世界曆史是不相幹的，必須拋棄。因此，本書中取代歐洲曆史課的傳統課題並予以強調的是以下三大課題：
1.歐洲擴張的根源（為什麽進行擴張的是歐洲而不是歐亞其他文明中心）。
2.歐洲擴張前夕的儒家世界、穆斯林世界和非歐亞大陸世界（它們的基本狀況、製度及其影響歐洲擴張的性質和進程的方式）。
3.歐洲擴張的階段（伊比利亞階段，1500－1600年；荷蘭、法國、英國階段，1600-1763年；西伯利亞的俄羅斯階段）。
這一結構使這些世紀裏世界曆史的主要趨向顯得十分清楚，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一結構不比歐洲曆史課通常所遵循的截然不同的結構更難於理解。此外，還應該指出的是，西歐在近代初期階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強調，並不是因為本書偏向西方，而是因為從全球觀點看，這時的歐洲實際上是世界變化的動力之源。19世紀和別世紀的情況也是如此。在19世紀，世界曆史的主要特點是歐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在20世紀，非西方世界開始反對歐洲的霸權。事實就是，從1500年以來，西方一直是在世界事務中起變革和決定性作用的地區。因此，在近代，世界曆史以歐洲為中心，正如出於同一原因。在公元前數千年裏，以中東為中心，在中世紀的若幹世紀裏，以蒙古帝國和伊斯蘭教帝國為中心一樣。為什麽本書的結構實質上以歐洲的崛起、居支配地位、衰落和勝利為基礎呢？其原因就在於此。但是，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和本書的章節標題所反映的那樣，以歐洲為中心並不排除全球性的觀點和範圍。後兩者是富有意義且能立足的世界曆史課所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