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章本該為你講述最近50年中的政治改革的信息，但實際上它包含的是幾點說明和幾分歉意
如果早知寫一部世界曆史如此困難，我就不會貿然接受這項工作。當然，任何人如果足夠勤奮，有足夠的毅力，樂意花上五六年時間泡在圖書館的舊書堆裏麵，他都能編出一部記載每個國家，每個世紀發生的重大事件，但這不是我出本書的宗旨。出版商希望出版一部富於節奏感的書——一個精神抖擻跳躍的而不是蝸牛般的緩慢爬行的曆史書。現在，當這本書即將完成時，我發現有些章節生動流暢，有些章節卻好像在久已遺忘的年代的荒涼沙漠中蹣跚跋涉，時而毫無進展，時而過分沉溺於富有動感和浪漫色彩的爵士樂中。我並不喜歡這樣。建議將整部手稿毀掉，從頭再寫過，但出版商並不同意這樣做。
還有解決難題的第二個方法，我將打出的手稿帶給幾位樂於助人的朋友，請他們閱讀之後，幫忙提出寶貴意見。可這個方法同樣令人失望，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見、喜好與至愛。他們都想知道，為什麽我沒有提及他們最喜歡的國家、最崇敬的政治領袖、甚至他們最喜歡的罪犯。對其中的某些人來說，拿破侖和成吉思汗是應該受到最高評價，而在我看來，兩者遠不如喬治·華盛頓、居斯塔夫·瓦薩、漢謨拉比、林肯及其他的許多人。我解釋說我已經盡最大的努力保持對拿破侖的公正性，由於篇幅有限，我隻能用短短的幾段進行描寫。至於成吉思汗，我隻承認他在大規模屠殺方麵表現出來非凡的能力，因此我不打算為他費更多的筆墨。
“到目前為止你寫得很好，”另一個批評家說道，“但是你為什麽沒有提及清教徒？我們正在慶祝清教徒抵達普利茅斯300周年。他們應該占有更多的版麵。”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寫的是一部美國史，那麽我一定會用前十二章的一半篇幅來介紹清教徒。可這本書是一部“人類的曆史”，而清教徒登陸普利茅斯的事情，直到好幾個世紀以後才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再說，美利堅合眾國最初是由13個州共同組建的；並且，美國頭20年曆史中出現的傑出人物大多來自弗吉尼亞、賓夕法尼亞、尼維斯島，而不是馬薩諸塞。因此，用一頁的篇幅和一幅地圖來講述清教徒的故事，已經足夠了。
隨後，史前學家站出來了。他們以恐龍的名義質問我，這是史前期專家的質問：為什麽沒有給神奇的科洛馬努人進行更多的描述？因為早在10萬年前，他們就已經創造了相當高級的文明了。
是的，為什麽沒有描寫他們呢？原因很簡單。我並不像某些最著名的人類學家那樣對早期人類的成就那麽有興趣。盧梭和一些18世紀的哲學家創出“高貴的野蠻人”一詞，他們構想了這麽一群生活在創世之初的幸福境界中的人類。我們的現代科學家把這些誤為我們的祖父輩所喜愛的“高貴的野蠻人”扔掉了，並開始對法蘭西穀地的“優秀的野蠻人”頂禮膜拜。他們在3.5萬年前結束了矮眉毛、低等的尼安德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鄰居的原始野蠻的生活方式，還向我們展示了克羅馬農人的繪畫和雕刻的作品。因此，我們在他們麵前必須極盡溢美之詞。
拓荒者
我並不是說科學家的研究有什麽錯誤。可我認為，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了解還非常膚淺，要想精確描述早期的歐洲社會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寧願閉口不談某些事情也比瞎編亂造好得多。
另外還有一些批評者，他們直言不諱地指責我在敘述中的不公平。為什麽我不提愛爾蘭、保加利亞、暹羅（泰國的舊稱），卻硬把荷蘭、冰島、瑞士這樣的國家拉進來？我的回答是本人並沒有將哪個國家硬拉進來，是由於當時形勢的主流將它們推向了我，我根本無法將它們排除在外。為了讓大家理解我的選擇，請允許我申明這本曆史書在選擇那些主要成員時的依據。
原則隻有一條，那就是“某個國家或個人是否倡導了推動文明發展的新思想或者進行了某些影響曆史進程的活動。”這不是個人的好惡問題。憑借的完全是客觀冷靜、幾乎是數學運算般精確的判斷。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種族扮演過比蒙古人更形象化、更為獨特的角色，但是從成就和知識進步的角度來說，每個民族都不輸給其他民族。
亞述國王提克·皮萊薩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色彩。可對我們來說，很可能不存在他這個人。同樣，荷蘭共和國的曆史這樣吸引人，也並不是因為德·魯伊特（17世紀荷蘭海軍上將）的士兵曾經在泰晤士河中垂釣過，而是因為北海邊的這塊彈丸小國竟成為無數紛繁複雜的逃亡人士的避難所，這些奇怪的人們在這裏討論著不受歡迎的話題，發表奇怪的看法。
全盛時期的雅典或佛羅倫薩，其人口也隻不過是堪薩斯城的十分之一。可如果這兩個地中海小城中隻要一個不曾存在過，我們目前的文明就會是另外一種景象。密蘇裏河畔的繁華大都市堪薩斯城顯然沒有如此高的曆史地位（我謹此向懷安特縣的好人們致以誠摯的歉意）。
由於我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請允許我講述另一個事實。
當我們準備去看醫生的時候，我們必須事先弄明白他到底是外科醫生、門診醫生、順勢療法醫生或者信仰療法醫生，因為我們要清楚他會從哪個角度來為我們治病。我們在為自己選擇曆史學家時，也該像選擇醫生那樣謹慎。我們常常這樣認為，“好呀，曆史就是曆史”，於是抓起一本曆史書就亂讀一氣。可一個在蘇格蘭偏遠落後、受嚴格長老會教派教養長大的作者，和一個從小就被領去聽不相信任何魔鬼存在的羅伯特·英格索爾的精彩講演的鄰居，他們看待人類關係中的每一個問題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到了一定的時候，即使他們後來早就忘記了早期的教育，也不再踏足教堂或講演廳，但是童年時代在他們身上烙下的早年的印象會一直跟隨他們，在他們的言談舉止和寫作中無可避免地流露出來。
在本書的前言中，我曾告訴你們，我並不是沒有錯誤的曆史向導。現在本書將近尾聲，我還是要重複這一點。我生長在一個老派的自由主義家庭，在這個對達爾文及其他19世紀科學先驅持寬容態度的環境中成長。我的童年生活幾乎是和我的叔叔一起度過的，他收藏了16世紀偉大的法國散文作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為我出生在鹿特丹，在高達市求學，不斷接觸到埃拉斯穆斯這位偉大的寬容者，出於某種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這位“寬容”的偉大倡導者征服了並不寬容的我。後來，我發現了阿爾托·法朗士（法國小說家），而我與英語的第一次接觸是偶然看到一本薩克雷的《亨利·艾司芒德》。在所有的英文作品中，這部小說留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
如果我出生在一個舒適的中西部城市，也許會對童年聽過的讚美詩情有獨鍾。可我對音樂的最早記憶，要追溯到童年的一個午後，我母親第一次帶我去聽巴赫的賦格曲。這位偉大的清教徒音樂大師完美樂章征服了我純潔的心靈，以致一旦我聽到祈禱會上普通的讚美詩，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嚴厲的懲罰，令我苦不堪言。
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從小就享受著阿爾諾山穀溫暖和煦的陽光，那麽我也會熱愛絢麗奪目、光線明亮的圖畫。可我現在對這些之所以毫無感覺，那是因為我早期的藝術熏陶來自於一個天氣陰沉的國度。那裏少有陽光，天空灰蒙，極少會有雨過天晴的時候，偶爾投下的陽光猛烈照射著大地，使一切都呈現黑白分明的景色。
我特意舉出這些事實，好讓你們了解這本曆史書的作者本人的傾向。這樣也許你們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觀點。
征服西部
說過這段簡短但必要的題外話之後，讓我們回到最近50年的曆史上來吧。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但似乎都不是那麽至關重要。大多數強國不再僅僅是政治機構，他們還變成了大型商業企業，他們修築鐵路，他們開辟並資助通往世界各地的新航線。他們發展電報事業，將自己與不同的屬地聯係起來。並且，他們穩步擴充著在各大陸的殖民地。每一塊可能的亞、非領土都被這些敵對強國中的某一個所占有。法國宣布阿爾及利亞、馬達加斯加、安南（今越南）及東京灣（今北部灣）是他的領地。德國聲稱對西南及東部非洲的一些地區擁有所有權。他不僅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麥隆、新幾內亞及許多太平洋島嶼上建立了定居點，還以幾個傳教士被殺作為冠冕堂皇的借口霸占了中國黃海邊上的膠州灣。意大利人陰謀將阿比尼西亞（埃塞俄比亞）據為己有，結果被尼格斯（埃塞俄比亞國王）的黑人士兵打得慘敗，隻好從土耳其蘇丹手裏奪取了北非的的黎波裏聊以自慰。俄國占領了整個西伯利亞，又強占了中國的旅順港。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日本擊敗中國，強占了台灣島，1905年又宣布朝鮮國是他的殖民地。1883年，世界上空前強大的殖民帝國——英國，對埃及采取“保護”措施。他竭盡全力完成這項任務，並且掠取了這個被忽略的國家的物質財富。1886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以後，埃及就一直處於外國侵略的威脅之中。英國卓有成效地實施著自己的“保護”計劃，同時攫取巨大的物質利益。在接下來的30年時間裏，英國發動了一係列殖民戰爭。1902年，經過3年苦戰，他征服了由德瓦士蘭和奧林琪自由州組成的布爾共和國（即現在的南非）。與此同時，他還鼓勵野心勃勃的殖民者塞西爾·羅茲為一個巨大的非洲聯邦打下基礎。這個國家從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一直延伸到尼羅河口，還一個不漏地把沒有歐洲主子的島嶼和省份都納入自己的囊中。
1885年，比利時精明的國王利奧波德利用探險家亨利·斯坦利的發現，建立了剛果自由政府。這塊幅員遼闊的熱帶土地最初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大帝國，但是由於多年的治理不善，比利時人將其吞並，1908年淪為他的殖民地，並廢除了這位肆無忌憚的皇帝所縱容的官僚腐敗現象。隻要能獲得象牙與天然橡膠，這位皇帝可是顧不上土著居民的命運的。
至於美利堅合眾國，因為他們的本土已經非常廣闊，所以擴張領土的欲望並不強烈。不過西班牙人在古巴（西班牙在西半球的最後一塊領地）實行殘酷統治，這實際上迫使華盛頓政府再也不能袖手旁觀。經過一場短暫而毫不起眼的戰爭，西班牙人被趕出了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賓，後兩者則成美國的囊中之物。
當然世界格局以這樣一種方式發展自有道理。英國、法國、德國的工廠數量的急劇增加，這迫切要求更多的原料。同時，歐洲工人的不斷增加，食品的需求量也與日俱增。到處都在呼籲開辟更多更豐富的市場，發現更容易開采的煤礦、鐵礦、橡膠種植園和油田，增加小麥和穀物的供應。
歐洲大陸的單純政治事件在人們眼裏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了，這些人正計劃開通維多利亞湖的汽船航線或修築山東省內的鐵路。他們知道歐洲仍然留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但他們漠然置之。由於純粹的冷漠或疏忽，他們為子孫們留下了一筆充滿仇恨與痛苦的可怕遺產。不知從何時起，歐洲的東南部一直是刀光劍影，血流不斷，慘不忍睹。在19世紀70年代期間，塞爾維亞、保加利亞、門的內哥羅（今黑山）及羅馬尼亞的人民再次打響了自由保衛戰，卻遭到土耳其人（在眾多西方列強的支持下）的殘酷鎮壓。
1876年，保加利亞發生了極其殘暴的大屠殺，俄國人民終於忍無可忍，俄羅斯政府被迫出麵幹涉，這種情形就像麥金利總統不得不出兵古巴，製止惠勒將軍的行刑隊在哈瓦那的暴行一樣。1877年4月，俄國軍隊越過多瑙河，直取希普卡要塞。接著，他們攻克普內瓦那，然後揮師南下，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門下。土耳其急忙向英國求援，英國政府站在土耳其蘇丹一邊，遭到許多英國人的譴責，但是首相迪斯雷利決定出麵幹涉。他剛剛把維多利亞女王扶上印度女皇的寶座，他喜歡活潑的土耳其人，討厭在國內殘酷虐待猶太人的俄國人，決定進行武裝幹涉。俄國被迫於1878年簽署了《聖斯特凡諾和約》，巴爾幹問題則留給同年六七月的柏林會議上解決。
這次著名的會議完全操控在迪斯雷利手裏。這位聰明的老頭，卷曲的頭發梳得油光發亮，態度高傲卻又帶有一種玩世不恭的幽默感和天才的恭維本領，甚至連以強硬著稱的俾斯麥都要甘拜下風。在柏林，這位英國首相費盡心機地嗬護著他的土耳其盟友的利益。門的內哥羅、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宣布為獨立的王國。保加利亞在沙皇亞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騰堡的亞曆山大親王的統治下獲得半獨立地位。然而，由於英國過分關心土耳其蘇丹的命運（英國視土耳其為自己阻止俄國西進的重要門戶），這幾個國家均未獲得充分發展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機會。
更糟的是，柏林會議允許奧地利從土耳其手中接管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作為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地加以統治。雖然奧地利把這兩塊長期被忽視的地區打理得井井有條，但這裏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塞爾維亞人。這裏早年曾是斯蒂芬·杜山創建的大塞爾維亞帝國的一部分。早在14世紀初期，杜山成功抵禦過土耳其人，使西歐免遭入侵。塞爾維亞首都烏斯庫勒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個半世紀前已經是一個文化中心。塞爾維亞人對自己昔日的光榮刻骨銘心。他們對出現在這兩個省內的奧地利人充滿了仇恨，因為他們覺得從傳統的各方麵權利來說，這裏是他們自己的領土。
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王儲斐迪南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被刺身亡。暗殺者是一名塞爾維亞學生，他這樣做純粹是出於愛國動機。
不過，這次可怕的災難雖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唯一原因，但是它是那場戰爭的直接導火索。我們不能歸咎於那個狂熱的塞爾維亞學生或他的奧地利受害者。其根源應該追溯到著名的柏林會議，那時的歐洲過分忙於物質文明的建設，無暇顧及古巴爾幹半島的某個角落裏，那個被遺忘的古老民族的渴望與夢想。
如果早知寫一部世界曆史如此困難，我就不會貿然接受這項工作。當然，任何人如果足夠勤奮，有足夠的毅力，樂意花上五六年時間泡在圖書館的舊書堆裏麵，他都能編出一部記載每個國家，每個世紀發生的重大事件，但這不是我出本書的宗旨。出版商希望出版一部富於節奏感的書——一個精神抖擻跳躍的而不是蝸牛般的緩慢爬行的曆史書。現在，當這本書即將完成時，我發現有些章節生動流暢，有些章節卻好像在久已遺忘的年代的荒涼沙漠中蹣跚跋涉，時而毫無進展，時而過分沉溺於富有動感和浪漫色彩的爵士樂中。我並不喜歡這樣。建議將整部手稿毀掉，從頭再寫過，但出版商並不同意這樣做。
還有解決難題的第二個方法，我將打出的手稿帶給幾位樂於助人的朋友，請他們閱讀之後，幫忙提出寶貴意見。可這個方法同樣令人失望，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見、喜好與至愛。他們都想知道，為什麽我沒有提及他們最喜歡的國家、最崇敬的政治領袖、甚至他們最喜歡的罪犯。對其中的某些人來說，拿破侖和成吉思汗是應該受到最高評價，而在我看來，兩者遠不如喬治·華盛頓、居斯塔夫·瓦薩、漢謨拉比、林肯及其他的許多人。我解釋說我已經盡最大的努力保持對拿破侖的公正性，由於篇幅有限，我隻能用短短的幾段進行描寫。至於成吉思汗，我隻承認他在大規模屠殺方麵表現出來非凡的能力，因此我不打算為他費更多的筆墨。
“到目前為止你寫得很好，”另一個批評家說道，“但是你為什麽沒有提及清教徒？我們正在慶祝清教徒抵達普利茅斯300周年。他們應該占有更多的版麵。”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寫的是一部美國史，那麽我一定會用前十二章的一半篇幅來介紹清教徒。可這本書是一部“人類的曆史”，而清教徒登陸普利茅斯的事情，直到好幾個世紀以後才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再說，美利堅合眾國最初是由13個州共同組建的；並且，美國頭20年曆史中出現的傑出人物大多來自弗吉尼亞、賓夕法尼亞、尼維斯島，而不是馬薩諸塞。因此，用一頁的篇幅和一幅地圖來講述清教徒的故事，已經足夠了。
隨後，史前學家站出來了。他們以恐龍的名義質問我，這是史前期專家的質問：為什麽沒有給神奇的科洛馬努人進行更多的描述？因為早在10萬年前，他們就已經創造了相當高級的文明了。
是的，為什麽沒有描寫他們呢？原因很簡單。我並不像某些最著名的人類學家那樣對早期人類的成就那麽有興趣。盧梭和一些18世紀的哲學家創出“高貴的野蠻人”一詞，他們構想了這麽一群生活在創世之初的幸福境界中的人類。我們的現代科學家把這些誤為我們的祖父輩所喜愛的“高貴的野蠻人”扔掉了，並開始對法蘭西穀地的“優秀的野蠻人”頂禮膜拜。他們在3.5萬年前結束了矮眉毛、低等的尼安德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鄰居的原始野蠻的生活方式，還向我們展示了克羅馬農人的繪畫和雕刻的作品。因此，我們在他們麵前必須極盡溢美之詞。
拓荒者
我並不是說科學家的研究有什麽錯誤。可我認為，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了解還非常膚淺，要想精確描述早期的歐洲社會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寧願閉口不談某些事情也比瞎編亂造好得多。
另外還有一些批評者，他們直言不諱地指責我在敘述中的不公平。為什麽我不提愛爾蘭、保加利亞、暹羅（泰國的舊稱），卻硬把荷蘭、冰島、瑞士這樣的國家拉進來？我的回答是本人並沒有將哪個國家硬拉進來，是由於當時形勢的主流將它們推向了我，我根本無法將它們排除在外。為了讓大家理解我的選擇，請允許我申明這本曆史書在選擇那些主要成員時的依據。
原則隻有一條，那就是“某個國家或個人是否倡導了推動文明發展的新思想或者進行了某些影響曆史進程的活動。”這不是個人的好惡問題。憑借的完全是客觀冷靜、幾乎是數學運算般精確的判斷。在曆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種族扮演過比蒙古人更形象化、更為獨特的角色，但是從成就和知識進步的角度來說，每個民族都不輸給其他民族。
亞述國王提克·皮萊薩的一生充滿了戲劇性色彩。可對我們來說，很可能不存在他這個人。同樣，荷蘭共和國的曆史這樣吸引人，也並不是因為德·魯伊特（17世紀荷蘭海軍上將）的士兵曾經在泰晤士河中垂釣過，而是因為北海邊的這塊彈丸小國竟成為無數紛繁複雜的逃亡人士的避難所，這些奇怪的人們在這裏討論著不受歡迎的話題，發表奇怪的看法。
全盛時期的雅典或佛羅倫薩，其人口也隻不過是堪薩斯城的十分之一。可如果這兩個地中海小城中隻要一個不曾存在過，我們目前的文明就會是另外一種景象。密蘇裏河畔的繁華大都市堪薩斯城顯然沒有如此高的曆史地位（我謹此向懷安特縣的好人們致以誠摯的歉意）。
由於我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請允許我講述另一個事實。
當我們準備去看醫生的時候，我們必須事先弄明白他到底是外科醫生、門診醫生、順勢療法醫生或者信仰療法醫生，因為我們要清楚他會從哪個角度來為我們治病。我們在為自己選擇曆史學家時，也該像選擇醫生那樣謹慎。我們常常這樣認為，“好呀，曆史就是曆史”，於是抓起一本曆史書就亂讀一氣。可一個在蘇格蘭偏遠落後、受嚴格長老會教派教養長大的作者，和一個從小就被領去聽不相信任何魔鬼存在的羅伯特·英格索爾的精彩講演的鄰居，他們看待人類關係中的每一個問題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到了一定的時候，即使他們後來早就忘記了早期的教育，也不再踏足教堂或講演廳，但是童年時代在他們身上烙下的早年的印象會一直跟隨他們，在他們的言談舉止和寫作中無可避免地流露出來。
在本書的前言中，我曾告訴你們，我並不是沒有錯誤的曆史向導。現在本書將近尾聲，我還是要重複這一點。我生長在一個老派的自由主義家庭，在這個對達爾文及其他19世紀科學先驅持寬容態度的環境中成長。我的童年生活幾乎是和我的叔叔一起度過的，他收藏了16世紀偉大的法國散文作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為我出生在鹿特丹，在高達市求學，不斷接觸到埃拉斯穆斯這位偉大的寬容者，出於某種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這位“寬容”的偉大倡導者征服了並不寬容的我。後來，我發現了阿爾托·法朗士（法國小說家），而我與英語的第一次接觸是偶然看到一本薩克雷的《亨利·艾司芒德》。在所有的英文作品中，這部小說留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
如果我出生在一個舒適的中西部城市，也許會對童年聽過的讚美詩情有獨鍾。可我對音樂的最早記憶，要追溯到童年的一個午後，我母親第一次帶我去聽巴赫的賦格曲。這位偉大的清教徒音樂大師完美樂章征服了我純潔的心靈，以致一旦我聽到祈禱會上普通的讚美詩，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嚴厲的懲罰，令我苦不堪言。
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從小就享受著阿爾諾山穀溫暖和煦的陽光，那麽我也會熱愛絢麗奪目、光線明亮的圖畫。可我現在對這些之所以毫無感覺，那是因為我早期的藝術熏陶來自於一個天氣陰沉的國度。那裏少有陽光，天空灰蒙，極少會有雨過天晴的時候，偶爾投下的陽光猛烈照射著大地，使一切都呈現黑白分明的景色。
我特意舉出這些事實，好讓你們了解這本曆史書的作者本人的傾向。這樣也許你們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觀點。
征服西部
說過這段簡短但必要的題外話之後，讓我們回到最近50年的曆史上來吧。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情，但似乎都不是那麽至關重要。大多數強國不再僅僅是政治機構，他們還變成了大型商業企業，他們修築鐵路，他們開辟並資助通往世界各地的新航線。他們發展電報事業，將自己與不同的屬地聯係起來。並且，他們穩步擴充著在各大陸的殖民地。每一塊可能的亞、非領土都被這些敵對強國中的某一個所占有。法國宣布阿爾及利亞、馬達加斯加、安南（今越南）及東京灣（今北部灣）是他的領地。德國聲稱對西南及東部非洲的一些地區擁有所有權。他不僅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麥隆、新幾內亞及許多太平洋島嶼上建立了定居點，還以幾個傳教士被殺作為冠冕堂皇的借口霸占了中國黃海邊上的膠州灣。意大利人陰謀將阿比尼西亞（埃塞俄比亞）據為己有，結果被尼格斯（埃塞俄比亞國王）的黑人士兵打得慘敗，隻好從土耳其蘇丹手裏奪取了北非的的黎波裏聊以自慰。俄國占領了整個西伯利亞，又強占了中國的旅順港。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日本擊敗中國，強占了台灣島，1905年又宣布朝鮮國是他的殖民地。1883年，世界上空前強大的殖民帝國——英國，對埃及采取“保護”措施。他竭盡全力完成這項任務，並且掠取了這個被忽略的國家的物質財富。1886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以後，埃及就一直處於外國侵略的威脅之中。英國卓有成效地實施著自己的“保護”計劃，同時攫取巨大的物質利益。在接下來的30年時間裏，英國發動了一係列殖民戰爭。1902年，經過3年苦戰，他征服了由德瓦士蘭和奧林琪自由州組成的布爾共和國（即現在的南非）。與此同時，他還鼓勵野心勃勃的殖民者塞西爾·羅茲為一個巨大的非洲聯邦打下基礎。這個國家從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一直延伸到尼羅河口，還一個不漏地把沒有歐洲主子的島嶼和省份都納入自己的囊中。
1885年，比利時精明的國王利奧波德利用探險家亨利·斯坦利的發現，建立了剛果自由政府。這塊幅員遼闊的熱帶土地最初是一個君主專製的大帝國，但是由於多年的治理不善，比利時人將其吞並，1908年淪為他的殖民地，並廢除了這位肆無忌憚的皇帝所縱容的官僚腐敗現象。隻要能獲得象牙與天然橡膠，這位皇帝可是顧不上土著居民的命運的。
至於美利堅合眾國，因為他們的本土已經非常廣闊，所以擴張領土的欲望並不強烈。不過西班牙人在古巴（西班牙在西半球的最後一塊領地）實行殘酷統治，這實際上迫使華盛頓政府再也不能袖手旁觀。經過一場短暫而毫不起眼的戰爭，西班牙人被趕出了古巴、波多黎各及菲律賓，後兩者則成美國的囊中之物。
當然世界格局以這樣一種方式發展自有道理。英國、法國、德國的工廠數量的急劇增加，這迫切要求更多的原料。同時，歐洲工人的不斷增加，食品的需求量也與日俱增。到處都在呼籲開辟更多更豐富的市場，發現更容易開采的煤礦、鐵礦、橡膠種植園和油田，增加小麥和穀物的供應。
歐洲大陸的單純政治事件在人們眼裏已經變得無關緊要了，這些人正計劃開通維多利亞湖的汽船航線或修築山東省內的鐵路。他們知道歐洲仍然留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但他們漠然置之。由於純粹的冷漠或疏忽，他們為子孫們留下了一筆充滿仇恨與痛苦的可怕遺產。不知從何時起，歐洲的東南部一直是刀光劍影，血流不斷，慘不忍睹。在19世紀70年代期間，塞爾維亞、保加利亞、門的內哥羅（今黑山）及羅馬尼亞的人民再次打響了自由保衛戰，卻遭到土耳其人（在眾多西方列強的支持下）的殘酷鎮壓。
1876年，保加利亞發生了極其殘暴的大屠殺，俄國人民終於忍無可忍，俄羅斯政府被迫出麵幹涉，這種情形就像麥金利總統不得不出兵古巴，製止惠勒將軍的行刑隊在哈瓦那的暴行一樣。1877年4月，俄國軍隊越過多瑙河，直取希普卡要塞。接著，他們攻克普內瓦那，然後揮師南下，一直打到君士坦丁堡的城門下。土耳其急忙向英國求援，英國政府站在土耳其蘇丹一邊，遭到許多英國人的譴責，但是首相迪斯雷利決定出麵幹涉。他剛剛把維多利亞女王扶上印度女皇的寶座，他喜歡活潑的土耳其人，討厭在國內殘酷虐待猶太人的俄國人，決定進行武裝幹涉。俄國被迫於1878年簽署了《聖斯特凡諾和約》，巴爾幹問題則留給同年六七月的柏林會議上解決。
這次著名的會議完全操控在迪斯雷利手裏。這位聰明的老頭，卷曲的頭發梳得油光發亮，態度高傲卻又帶有一種玩世不恭的幽默感和天才的恭維本領，甚至連以強硬著稱的俾斯麥都要甘拜下風。在柏林，這位英國首相費盡心機地嗬護著他的土耳其盟友的利益。門的內哥羅、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宣布為獨立的王國。保加利亞在沙皇亞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騰堡的亞曆山大親王的統治下獲得半獨立地位。然而，由於英國過分關心土耳其蘇丹的命運（英國視土耳其為自己阻止俄國西進的重要門戶），這幾個國家均未獲得充分發展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機會。
更糟的是，柏林會議允許奧地利從土耳其手中接管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作為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地加以統治。雖然奧地利把這兩塊長期被忽視的地區打理得井井有條，但這裏的居民大多數都是塞爾維亞人。這裏早年曾是斯蒂芬·杜山創建的大塞爾維亞帝國的一部分。早在14世紀初期，杜山成功抵禦過土耳其人，使西歐免遭入侵。塞爾維亞首都烏斯庫勒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個半世紀前已經是一個文化中心。塞爾維亞人對自己昔日的光榮刻骨銘心。他們對出現在這兩個省內的奧地利人充滿了仇恨，因為他們覺得從傳統的各方麵權利來說，這裏是他們自己的領土。
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王儲斐迪南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被刺身亡。暗殺者是一名塞爾維亞學生，他這樣做純粹是出於愛國動機。
不過，這次可怕的災難雖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唯一原因，但是它是那場戰爭的直接導火索。我們不能歸咎於那個狂熱的塞爾維亞學生或他的奧地利受害者。其根源應該追溯到著名的柏林會議，那時的歐洲過分忙於物質文明的建設，無暇顧及古巴爾幹半島的某個角落裏，那個被遺忘的古老民族的渴望與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