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第三種觀點值得考慮，這種觀點認為世界或許是向同化的方向發展，而不是繼續存在分歧，但是，同化不僅僅是建立在西方化的基礎之上的，它也是以東方化為基礎的，也是建立在以各種社會體係和價值觀相融合為基礎的新的認知形式基礎之上的。
毫無疑問，有些跡象表明西方發現東方也有令人著迷之處。當世界上其他人在喝可口可樂、穿牛仔服的時候，西方人很快把他們自己的烹飪風格與東方的融為一體。現在，韓國人有1/3是基督教徒，但是卡茨基爾山上數不清的旅遊勝地以前是迎合信奉猶太教的中產階級，現在卻轉變為研究佛經的中心。西方許多主流醫生們接受了整體醫學的一些概念，在現代西方的療法中，他們甚至還推薦古代亞洲的療法來治療從頭痛到惡心這樣的病症。更重要的是，治療需要治療全身而不是隻針對某個部位做治療。億萬美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是比足球媽媽還時髦就是比隔壁的保險代理商還酷，現在這些人都練起了瑜伽和太極。個人主義的傳統令人感到疏遠，許多美國人發現了這一點，他們都把東方的集體形式作為療治社會混亂的良藥。美國全部的產業都采用的是日本開創的老板—員工的關係模式。而東方人在教育中也強調辯論，西方人也在體驗不要求命題對錯的邏輯體係。20世紀許多偉大的物理學家，像尼爾斯·玻爾，就把他們在量子力學方麵取得的進步歸功於對東方思想的了解。在西方的靈長類動物學家認為對於猩猩來說隻有母親——嬰兒的關係是重要關係的時候，日本的靈長類動物學家看到了穩定的猩猩社會中複雜的相互關係。最初的，人們對這個觀點不予理睬，現在日本人的這個觀點在該領域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認可。盡管我沒有強調，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了解，本書中的觀點一半應歸功於東方的思想家和實驗者，一半應歸功於西方的思想家和實驗者。我堅信東亞人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涉足將會改變我們對人類思維和行為的看法。
如果社會實踐、價值觀、信仰和科學主題發生融合，那麽我們可以說思維過程中的差異也會逐漸消失。有證據顯示社會實踐中的變化，甚至是社會趨勢暫時狀態中的變化都會改變人們感知和思維的方式。
我們的許多研究對象都包括亞裔美國人。因為他們與亞洲人的社會體驗差異很大，我們認為他們的感知和思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與其他西方人會很類似。實際上，這些參與者的感知模式和推理風格總是介於亞洲和歐裔美國的參與者之間，有時候與歐裔美國人難以區分。
說明認知是可以改變的其他的一些工作來自對真正二元文化背景的人們的研究。證據顯示這些人不僅僅具有介於這兩種文化間的價值觀和信仰，而且他們的認知過程也是介於這兩種文化之間的——或者，至少能夠把這兩種文化的推理特征進行轉換。因果感知的研究表明來自中國香港的人們看到具有西方象征的東西，比如米老鼠、美國的國會大廈，就會“得到指點”，這就促使他們用西方的方式來回答因果問題，這比他們得到象征東方的東西（例如廟宇、龍）的指點時，其回答更具西方特色。同樣，如果讓亞裔美國人先回憶他們作為美國人的體驗，那麽他們對自然因果關係問題的回答會采用西方的方式，這比讓他們先回憶他們作為亞洲人的體驗的回答更具西方特色。
北山誌乃及其同事發現，認知過程即便隻在另一種文化中度過了相對有限的一段時間，也可以進行改進。在一項特別的實證過程中，他們給日本和美國的參與者看了幾個正方形中畫直線的例子。然後，把他們帶到這個房間的另一個位置，給他們看了一個與剛才看到的大小不同的正方形。然後讓他們在這個正方形中畫一條線，這條線要麽與他們看過的線一樣長，要麽比例上相同。美國人更精確地畫出了一條長度絕對相同的線，這表明美國人更善於忽視背景。日本人更精確地畫出了一條具有同樣比例長度的線，這說明日本人更善於把物體與背景聯係起來。接下來，北山誌乃及其同事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們對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的美國人（通常是幾個月）以及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的日本人（通常是幾年）的行為進行了觀察。在日本生活的美國人會斷然轉向日本人的方向，生活在美國的日本人實際上與本土的美國人沒有什麽區別。這個研究並未真正地證明在另一種文化中的時間因素會使行為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其他的解釋也是可行的。但是結果很有啟發性——僅僅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一段時間，認知過程就可以得到改進。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二元文化的”。我們意識到與他人的關係，以及我們想與他人聯係的程度，是時時在變化的。這種與他人相關的不斷變動的差異是否與感知和思維的差異有關呢？社會心理學家烏爾裏奇·庫南及其同事們做了一些非凡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在實驗室裏對社會定位進行簡單的控製會對我們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例如，他們讓參與者讀一段話，並把所有第一人稱複數代詞（we、us、our）畫上圓圈，通過這種方式來引導參與者進行相互依存、集體主義的定位；再讓參與者把所有第一人稱單數代詞（i、me、my）畫上圓圈，以此引導參與者進行獨立、個人主義的定位。他們發現，受到相互依賴性引導的參與者比受獨立性引導的參與者的場依賴性要強，團體隱蔽圖形測試說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他們識別一個陷入比較複雜的背景中的簡單圖形會更難。庫南和達夫納·奧瑟曼，用同樣的方法發現人們能夠記住曾經在其中看到具體物體的背景——這種在知覺上把物體和背景連在一起的結果——受到相互依賴性引導後比受到獨立性引導後效果更好。
因此，我們的行為在某個時候在某些方麵更像東方人，某個時候又更像西方人。典型的社會實踐的改變會導致感知和典型思維模式的改變。
因此，我認為兩者都向另一個方向移動就會相遇。東方和西方促進了世界的融合，兩個地區的社會和認知方麵得到了體現，但也發生了轉變——就像蒸燉的食物中的個別配料，可以識別出來，但是整體發生了變化，配料也就變了。希望這種食物中包含每種文化的精華，這應該不算過分。
毫無疑問，有些跡象表明西方發現東方也有令人著迷之處。當世界上其他人在喝可口可樂、穿牛仔服的時候，西方人很快把他們自己的烹飪風格與東方的融為一體。現在，韓國人有1/3是基督教徒，但是卡茨基爾山上數不清的旅遊勝地以前是迎合信奉猶太教的中產階級，現在卻轉變為研究佛經的中心。西方許多主流醫生們接受了整體醫學的一些概念，在現代西方的療法中，他們甚至還推薦古代亞洲的療法來治療從頭痛到惡心這樣的病症。更重要的是，治療需要治療全身而不是隻針對某個部位做治療。億萬美國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不是比足球媽媽還時髦就是比隔壁的保險代理商還酷，現在這些人都練起了瑜伽和太極。個人主義的傳統令人感到疏遠，許多美國人發現了這一點，他們都把東方的集體形式作為療治社會混亂的良藥。美國全部的產業都采用的是日本開創的老板—員工的關係模式。而東方人在教育中也強調辯論，西方人也在體驗不要求命題對錯的邏輯體係。20世紀許多偉大的物理學家，像尼爾斯·玻爾，就把他們在量子力學方麵取得的進步歸功於對東方思想的了解。在西方的靈長類動物學家認為對於猩猩來說隻有母親——嬰兒的關係是重要關係的時候，日本的靈長類動物學家看到了穩定的猩猩社會中複雜的相互關係。最初的，人們對這個觀點不予理睬，現在日本人的這個觀點在該領域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認可。盡管我沒有強調，但是我們應該清楚地了解，本書中的觀點一半應歸功於東方的思想家和實驗者，一半應歸功於西方的思想家和實驗者。我堅信東亞人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涉足將會改變我們對人類思維和行為的看法。
如果社會實踐、價值觀、信仰和科學主題發生融合，那麽我們可以說思維過程中的差異也會逐漸消失。有證據顯示社會實踐中的變化，甚至是社會趨勢暫時狀態中的變化都會改變人們感知和思維的方式。
我們的許多研究對象都包括亞裔美國人。因為他們與亞洲人的社會體驗差異很大，我們認為他們的感知和思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與其他西方人會很類似。實際上，這些參與者的感知模式和推理風格總是介於亞洲和歐裔美國的參與者之間，有時候與歐裔美國人難以區分。
說明認知是可以改變的其他的一些工作來自對真正二元文化背景的人們的研究。證據顯示這些人不僅僅具有介於這兩種文化間的價值觀和信仰，而且他們的認知過程也是介於這兩種文化之間的——或者，至少能夠把這兩種文化的推理特征進行轉換。因果感知的研究表明來自中國香港的人們看到具有西方象征的東西，比如米老鼠、美國的國會大廈，就會“得到指點”，這就促使他們用西方的方式來回答因果問題，這比他們得到象征東方的東西（例如廟宇、龍）的指點時，其回答更具西方特色。同樣，如果讓亞裔美國人先回憶他們作為美國人的體驗，那麽他們對自然因果關係問題的回答會采用西方的方式，這比讓他們先回憶他們作為亞洲人的體驗的回答更具西方特色。
北山誌乃及其同事發現，認知過程即便隻在另一種文化中度過了相對有限的一段時間，也可以進行改進。在一項特別的實證過程中，他們給日本和美國的參與者看了幾個正方形中畫直線的例子。然後，把他們帶到這個房間的另一個位置，給他們看了一個與剛才看到的大小不同的正方形。然後讓他們在這個正方形中畫一條線，這條線要麽與他們看過的線一樣長，要麽比例上相同。美國人更精確地畫出了一條長度絕對相同的線，這表明美國人更善於忽視背景。日本人更精確地畫出了一條具有同樣比例長度的線，這說明日本人更善於把物體與背景聯係起來。接下來，北山誌乃及其同事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他們對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時間的美國人（通常是幾個月）以及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的日本人（通常是幾年）的行為進行了觀察。在日本生活的美國人會斷然轉向日本人的方向，生活在美國的日本人實際上與本土的美國人沒有什麽區別。這個研究並未真正地證明在另一種文化中的時間因素會使行為產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其他的解釋也是可行的。但是結果很有啟發性——僅僅在另一種文化中生活一段時間，認知過程就可以得到改進。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是“二元文化的”。我們意識到與他人的關係，以及我們想與他人聯係的程度，是時時在變化的。這種與他人相關的不斷變動的差異是否與感知和思維的差異有關呢？社會心理學家烏爾裏奇·庫南及其同事們做了一些非凡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在實驗室裏對社會定位進行簡單的控製會對我們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例如，他們讓參與者讀一段話，並把所有第一人稱複數代詞（we、us、our）畫上圓圈，通過這種方式來引導參與者進行相互依存、集體主義的定位；再讓參與者把所有第一人稱單數代詞（i、me、my）畫上圓圈，以此引導參與者進行獨立、個人主義的定位。他們發現，受到相互依賴性引導的參與者比受獨立性引導的參與者的場依賴性要強，團體隱蔽圖形測試說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他們識別一個陷入比較複雜的背景中的簡單圖形會更難。庫南和達夫納·奧瑟曼，用同樣的方法發現人們能夠記住曾經在其中看到具體物體的背景——這種在知覺上把物體和背景連在一起的結果——受到相互依賴性引導後比受到獨立性引導後效果更好。
因此，我們的行為在某個時候在某些方麵更像東方人，某個時候又更像西方人。典型的社會實踐的改變會導致感知和典型思維模式的改變。
因此，我認為兩者都向另一個方向移動就會相遇。東方和西方促進了世界的融合，兩個地區的社會和認知方麵得到了體現，但也發生了轉變——就像蒸燉的食物中的個別配料，可以識別出來，但是整體發生了變化，配料也就變了。希望這種食物中包含每種文化的精華，這應該不算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