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是否應該設法把其他文化的技能傳授給孩子們？或者教育家是否應該關注那些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認為重要的東西？
美國人習慣於聽到有關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在亞洲和美國的學業方麵成功的消息。當聽到在美國的日本商人的孩子被認為“沒有學習能力”而退學這個消息的時候，大家都很震驚。日本的孩子沒有對因果關係進行分析的能力，例如分析曆史，而這對美國的孩子來說隻是小兒科，於是日本的這些孩子就會被認為是認知能力差。
美國的教育家認為有時候亞洲人所欠缺的並不僅僅是因果分析這方麵。辯論是學習分析思維能力、加強對他人觀點有效性的自覺反思的重要教育工具。這種觀點被越來越多的非西方人士所認可。辯論培訓成了美國小型的出口產業，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特別是亞洲人，在美國的校園裏進行辯論。
幾年前，來自韓國的研究生金喜君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心理學，在課堂上，她的美國老師不斷地要求她大聲說話，結果她被激怒了。老師不斷地告訴她不能夠把教學資料上的內容大聲說出來就意味著沒有完全理解該資料，不管在什麽情況下，大聲說、聆聽老師和同學的反應都會有助於她更好地理解知識。金喜君認為事情並不是這樣的。相反，她認為她和她的亞洲同學以及亞裔美國學生從“說”中並不能獲益，因為他們理解材料內容的根本方式不是通過口頭來理解。在東方，學習知識是無聲的而不是用“說”來學習知識，這是長期的傳統了，就如公元前6世紀中國老子所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金喜君通過回答在我們的工作中提出的分析思維和整體思維之間的區別解釋了這種差異。分析思維把世界剖析為有限數量的分離的物體，這些物體有獨特的屬性，可以很清楚地進行歸類，並適合用語言來表達。整體觀的思維是對更廣泛的物體及其各種關係的反映，在屬性或類別方麵，這些物體間沒有什麽明顯的差別，不太適合用語言來表現。
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實際上發現用語言來表達思維相對比較困難，為了對此進行檢驗，金喜君讓人們在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時大聲說出來。這對歐裔美國人沒有產生什麽影響，但是對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產生了有害影響。就像這本書中其他研究東西方思維本質差異的工作一樣，這項工作很具說服力，其實踐意義極為重要。在美國的課堂上該如何教育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呢？要求他們進行口頭表達、與同學們分享他們的思想觀點，這是不是又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呢？這會不會削弱通過整體觀的方式看世界的能力呢？或者說這是否僅僅是為世界準備的一種常識，口頭表達能力，即便是難以獲得，但是它早晚會派上用場？
亞洲人的認知有兩個突出優勢：（1）亞洲人能比西方人看到更多確定的環境或背景這個事實；（2）能全麵、辯證、選取中間道路解決問題的方式。暫且把是否將這些能力教授給西方人這個問題放在一邊，認知心理學家戴維·梅耶和戴維·凱厄斯的研究工作顯示，在知覺和知覺驅動的行為方麵突破“瓶頸”可能會驚人地容易。可以教人們接觸更大範圍的不同刺激，對其做出快速、準確的反應，並進行適當數量的培訓。整體論、辯證法的推理方式中認知部分在我看來是很艱難的事。這些東西隱藏在感知、哲學甚至是性情裏麵，所以要進行很大改變，似乎很令人懷疑。但是，我很高興有人證明我的看法是錯誤的。
過去100年關於智力測試的一項權威假設就是，能夠用文化公平的方式測驗智力。專家們認為文化偏見會潛入到以語言為基礎的智力測試中。即便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會接觸到不同的詞匯——跨文化、跨語言的詞匯，比較已經變得幾乎毫無意義。但是多數人認為，如果智力測試不用詞匯而是用其他方式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比較，才是合理的。
看一下圖8–1，圖上有許多盒子。這個圖和一些著名實驗中發現的問題類似，這些實驗聲稱是沒有文化偏見的，比如卡特爾文化公平智力測驗以及瑞文漸進測驗。受試者的任務就是看矩陣中上方的前幾個物體，然後判斷下一個物體應該是矩陣下麵6個圖中的哪一個。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圓、正方形和三角形，因此，看起來這是相當公平的。此處測試的隻是處於自然狀態的智力。但是，根據這本書所提出的觀點來看，這個測試看來是迎合了西方人的特征。這個測試的內容包括識別相關的各種特征、決定如何歸類、找到一種能得到最佳解釋的範疇應用方式。
密歇根大學的丹尼斯·帕克、特裏·海登以及中國心理學研究所的荊其誠和我帶領下的研究小組一起用三種不同的方法對美國和中國的大學生和略年長者進行了智力測試——記憶速度測試法。這種方法與智商得分是有關係的（至少，在西方的人群中這個問題得到了檢驗）。在相關的比較人群中，對一般信息采用百分製得分的方式（還是與智商得分高度相關）。
圖8–1 文化公平智力測驗
我們用方程式表示每一小組的速度和記憶能力，結果顯示美國和中國年輕人的平均分數相同，年紀較大的美國人和中國人也是如此（年輕人的速度要快得多，有很好的記憶力，因此不可能跨越年齡組而具有同樣的變量），他們在信息方麵也有同樣的百分製得分。（在我們研究的事例中，年歲大一些的，在信息方麵得分比較高。）盡管這種方式與兩個很不相同的智力測試都相匹配，但美國的年輕人和年歲大一些的人在文化公平智力測驗方麵都比中國人得分高。
現在看一看圖8–2。受試者被要求看著頂部的模板，然後，對已編號的模塊進行適當安排，從而產生一隻“跑著的鳥”和一隻“飛著的鳥”。（為了避免給讀者添麻煩，我在下麵給出了答案！）
圖8–2 “七巧板”
這個項目看起來好像是為測試高中生空間關係智能而由教育測試服務部門設計的。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有上千年的曆史了，當時設計的目的是為了對中國的官吏進行挑選。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今天的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在教小學生們如何解決類似的問題。另外，比較特殊的空間分析要求能讀、寫象形文字，亞洲文化的整體觀本質似乎培養出了這種空間能力。
確實，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通常在空間能力方麵勝過了歐裔美國人（這些差異通常是很大的）。如果認為這些人群都是隨機的樣本，有些人就會說亞洲人比來自歐洲文化的人更聰明。確實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主張就包括在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爾斯·默瑞的《鍾形曲線》中各類值得商榷的命題中——還有主張認為這一發現是遺傳差異的有力證據，因為這種對空間能力的測試顯然是文化公平方麵的智力測試。
人種的多樣性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在這些原因當中，由於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而也使教育和工作環境更加豐富多彩。我們的工作也強烈支持“多樣化的觀點有助於解決問題”這種論點。東亞人和來自歐洲文化的人在認知的定位和能力方麵存在巨大差異，看起來他們在特定的環境中極有可能互補。我們希望對所有問題的研究最好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參與，這比所有的人都來自一種文化背景要好得多。
這種多樣性的優勢是否會持久，這要看我們是否參與到這個世界範圍的均質化過程中。
美國人習慣於聽到有關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在亞洲和美國的學業方麵成功的消息。當聽到在美國的日本商人的孩子被認為“沒有學習能力”而退學這個消息的時候，大家都很震驚。日本的孩子沒有對因果關係進行分析的能力，例如分析曆史，而這對美國的孩子來說隻是小兒科，於是日本的這些孩子就會被認為是認知能力差。
美國的教育家認為有時候亞洲人所欠缺的並不僅僅是因果分析這方麵。辯論是學習分析思維能力、加強對他人觀點有效性的自覺反思的重要教育工具。這種觀點被越來越多的非西方人士所認可。辯論培訓成了美國小型的出口產業，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特別是亞洲人，在美國的校園裏進行辯論。
幾年前，來自韓國的研究生金喜君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心理學，在課堂上，她的美國老師不斷地要求她大聲說話，結果她被激怒了。老師不斷地告訴她不能夠把教學資料上的內容大聲說出來就意味著沒有完全理解該資料，不管在什麽情況下，大聲說、聆聽老師和同學的反應都會有助於她更好地理解知識。金喜君認為事情並不是這樣的。相反，她認為她和她的亞洲同學以及亞裔美國學生從“說”中並不能獲益，因為他們理解材料內容的根本方式不是通過口頭來理解。在東方，學習知識是無聲的而不是用“說”來學習知識，這是長期的傳統了，就如公元前6世紀中國老子所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金喜君通過回答在我們的工作中提出的分析思維和整體思維之間的區別解釋了這種差異。分析思維把世界剖析為有限數量的分離的物體，這些物體有獨特的屬性，可以很清楚地進行歸類，並適合用語言來表達。整體觀的思維是對更廣泛的物體及其各種關係的反映，在屬性或類別方麵，這些物體間沒有什麽明顯的差別，不太適合用語言來表現。
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實際上發現用語言來表達思維相對比較困難，為了對此進行檢驗，金喜君讓人們在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時大聲說出來。這對歐裔美國人沒有產生什麽影響，但是對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產生了有害影響。就像這本書中其他研究東西方思維本質差異的工作一樣，這項工作很具說服力，其實踐意義極為重要。在美國的課堂上該如何教育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呢？要求他們進行口頭表達、與同學們分享他們的思想觀點，這是不是又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呢？這會不會削弱通過整體觀的方式看世界的能力呢？或者說這是否僅僅是為世界準備的一種常識，口頭表達能力，即便是難以獲得，但是它早晚會派上用場？
亞洲人的認知有兩個突出優勢：（1）亞洲人能比西方人看到更多確定的環境或背景這個事實；（2）能全麵、辯證、選取中間道路解決問題的方式。暫且把是否將這些能力教授給西方人這個問題放在一邊，認知心理學家戴維·梅耶和戴維·凱厄斯的研究工作顯示，在知覺和知覺驅動的行為方麵突破“瓶頸”可能會驚人地容易。可以教人們接觸更大範圍的不同刺激，對其做出快速、準確的反應，並進行適當數量的培訓。整體論、辯證法的推理方式中認知部分在我看來是很艱難的事。這些東西隱藏在感知、哲學甚至是性情裏麵，所以要進行很大改變，似乎很令人懷疑。但是，我很高興有人證明我的看法是錯誤的。
過去100年關於智力測試的一項權威假設就是，能夠用文化公平的方式測驗智力。專家們認為文化偏見會潛入到以語言為基礎的智力測試中。即便是在特定的文化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會接觸到不同的詞匯——跨文化、跨語言的詞匯，比較已經變得幾乎毫無意義。但是多數人認為，如果智力測試不用詞匯而是用其他方式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比較，才是合理的。
看一下圖8–1，圖上有許多盒子。這個圖和一些著名實驗中發現的問題類似，這些實驗聲稱是沒有文化偏見的，比如卡特爾文化公平智力測驗以及瑞文漸進測驗。受試者的任務就是看矩陣中上方的前幾個物體，然後判斷下一個物體應該是矩陣下麵6個圖中的哪一個。每個人都可以看到圓、正方形和三角形，因此，看起來這是相當公平的。此處測試的隻是處於自然狀態的智力。但是，根據這本書所提出的觀點來看，這個測試看來是迎合了西方人的特征。這個測試的內容包括識別相關的各種特征、決定如何歸類、找到一種能得到最佳解釋的範疇應用方式。
密歇根大學的丹尼斯·帕克、特裏·海登以及中國心理學研究所的荊其誠和我帶領下的研究小組一起用三種不同的方法對美國和中國的大學生和略年長者進行了智力測試——記憶速度測試法。這種方法與智商得分是有關係的（至少，在西方的人群中這個問題得到了檢驗）。在相關的比較人群中，對一般信息采用百分製得分的方式（還是與智商得分高度相關）。
圖8–1 文化公平智力測驗
我們用方程式表示每一小組的速度和記憶能力，結果顯示美國和中國年輕人的平均分數相同，年紀較大的美國人和中國人也是如此（年輕人的速度要快得多，有很好的記憶力，因此不可能跨越年齡組而具有同樣的變量），他們在信息方麵也有同樣的百分製得分。（在我們研究的事例中，年歲大一些的，在信息方麵得分比較高。）盡管這種方式與兩個很不相同的智力測試都相匹配，但美國的年輕人和年歲大一些的人在文化公平智力測驗方麵都比中國人得分高。
現在看一看圖8–2。受試者被要求看著頂部的模板，然後，對已編號的模塊進行適當安排，從而產生一隻“跑著的鳥”和一隻“飛著的鳥”。（為了避免給讀者添麻煩，我在下麵給出了答案！）
圖8–2 “七巧板”
這個項目看起來好像是為測試高中生空間關係智能而由教育測試服務部門設計的。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有上千年的曆史了，當時設計的目的是為了對中國的官吏進行挑選。不管是出於什麽原因，今天的中國人和日本人都在教小學生們如何解決類似的問題。另外，比較特殊的空間分析要求能讀、寫象形文字，亞洲文化的整體觀本質似乎培養出了這種空間能力。
確實，亞洲人和亞裔美國人通常在空間能力方麵勝過了歐裔美國人（這些差異通常是很大的）。如果認為這些人群都是隨機的樣本，有些人就會說亞洲人比來自歐洲文化的人更聰明。確實有這樣的人。這樣的主張就包括在理查德·赫恩斯坦和查爾斯·默瑞的《鍾形曲線》中各類值得商榷的命題中——還有主張認為這一發現是遺傳差異的有力證據，因為這種對空間能力的測試顯然是文化公平方麵的智力測試。
人種的多樣性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在這些原因當中，由於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而也使教育和工作環境更加豐富多彩。我們的工作也強烈支持“多樣化的觀點有助於解決問題”這種論點。東亞人和來自歐洲文化的人在認知的定位和能力方麵存在巨大差異，看起來他們在特定的環境中極有可能互補。我們希望對所有問題的研究最好有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參與，這比所有的人都來自一種文化背景要好得多。
這種多樣性的優勢是否會持久，這要看我們是否參與到這個世界範圍的均質化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