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人對脫離語境（脫離語境就是指脫離內容看論證結構）的懷疑以及對隻根據抽象的命題進行推理的厭惡與東方人對邏輯缺乏興趣有著固有的聯係。我和阿若·諾仁紮彥、愛德華·e.史密斯、金秉俊的兩項研究表明了21世紀的亞洲普通人如何仍然保持著這種狀態。
考慮下麵的兩個歸納論證。其中一個是否比另一個更令人信服呢？
（1）所有的鳥都有尺骨動脈。
因此，所有的鷹都有尺骨動脈。
（2）所有的鳥都有尺骨動脈。
因此，所有的企鵝都有尺骨動脈。
（不必知道什麽是尺骨動脈。實際上，這裏用的是一個“空白”屬性，這樣真實的知識就不會評估人們的歸納論證。）
要判斷人們在推理中多大程度上本能地依賴於形式邏輯或經驗知識的一個方法就是看他們如何使各種屬性“具體化”——上麵例子中的“尺骨動脈”——從上級範疇（鳥）到下級範疇（鷹、企鵝）。注意這兩個論證具有同樣的前提，但是它們的結論在目標（鳥）的典型性上出現了差異。鷹比企鵝更具鳥的特征。在你評價像上麵一樣的命題時，如果你是采用純粹邏輯式的評價，那麽你會補充出這兩個論證暗含的中間前提（所有的鷹都是鳥，所有的企鵝都是鳥）。如果人們這樣做了，就會發現這兩個論證同樣令人信服。但是人們往往發現對典型情況的論證比對非典型情況的論證更讓人感到信服。以前的經驗使人們感到把鷹看作鳥比把企鵝看作鳥感覺更舒服些。我請韓國、亞裔美國、歐裔美國的參與者們評價20個這樣的論證的說服力，10個論證的結論中有像鷹這樣的典型目標，10個論證的結論中是像企鵝這樣的非典型目標。我們發現韓國人對典型論證比對非典型論證更信服一些。相反，歐裔美國人幾乎對典型論證和非典型論證一樣信服。亞裔美國人的反應介於歐裔美國人和韓國人之間。
考慮下麵的論證。你認為哪一個在邏輯上是正確的？
前提1：警犬沒有老的。
前提2：一些受過高度訓練的狗老了。
結論：一些受過高度訓練的狗不是警犬。
前提1：一切用植物做成的東西都對健康有益。
前提2：香煙是用植物做成的。
結論：香煙有益於健康。
前提1：a中沒有一個屬於b。
前提2：c中一些屬於b。
結論：c中的一些不屬於a。
第一個論證有意義，有合理的結論；第二個論證也有意義，但是其結論是不合理的；第三個論證太抽象，根本沒有什麽實在的意義。但是這三個論證在邏輯上都是正確的。
當論證有意義且其結論合理的時候，人們會對論證邏輯的正確性得出正確的判斷。當論證有意義且其結論不合理的時候，人們就很容易判斷錯。我們給韓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們看了一些論證，這些論證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不正確的，其結論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然後讓他們評價每一個論證中從前提推出的結論是否合乎邏輯。我們檢查了4種推論法，從最簡單的演繹推理（modus ponens：若a則b，已知a則推論b）到上麵第三個例子中的難以理解的結構。
韓國和美國的學生都傾向於認為結果合理的推論是正確的。就如我們所料到的，韓國人比美國人更易受結論真實性的影響。由於韓國的參與者不如美國的參與者善於進行邏輯推理從而導致了這種差異，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韓國人和美國人在純粹抽象的推論方麵犯了同樣多的錯誤。這兩組的差異似乎是美國人隻是比韓國人更習慣於把邏輯規則運用到普通事件上，從而更容易忽視結論的合理性。東亞人很可能把邏輯拋到一邊，而讚成結論的代表性和合理性。他們也很可能不顧邏輯而讚同結論的合理性。
威廉·邁克蓋爾指出，當人們被要求判斷彼此具有邏輯關係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時，他們對這些可能性的判斷會連成一串，從整體上增加邏輯的一致性。例如，邁克蓋爾問人們下麵的可能性有多大：（1）那個夏天將會鬧旱災；（2）幹旱就意味著海灘會由於那些未稀釋的廢物而受汙染；（3）如果海灘被汙染了，當局就會關閉海灘；（4）海灘會被關閉。邁克蓋爾發現，僅僅因為讓他們考慮一下這些事件成為真實的可能性，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人們對相關命題認識的邏輯連貫性就提高了。在對上麵所列出的眾多條目進行可能性評估兩周後，參與者給出的各種命題的可能性判斷比他們一開始還沒有來得及思考之前更符合邏輯的要求了。因此，盡管人們不願意海灘被關閉，但是在思考了一段時間之後，與其他命題相比，海灘被關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這就直接或間接地表明海灘會被關閉，他們對他們夏天的海邊計劃愈加悲觀了。
阿若·諾仁紮彥和金秉俊猜想亞洲人不大會通過思考一些預示著非期望後果的信息而把他們的信仰轉向不愉快的方向——因為東亞人不太習慣於把邏輯運用到日常生活事件上，因此他們可能成功地堅守他們要思考的對其他命題的信仰。他們向韓國和美國的學生提出了一些彼此有邏輯關係的命題，但是這些命題中又摻雜了許多其他的東西，這樣參與者就不會意識到要測試的是他們對可能性判斷的連貫性。比如，下麵的命題，在問卷中比比皆是：
外出吃飯的價格會上漲。
如果餐館裏更加嚴格的衛生規範會提高雇用新員工的成本，那麽外出吃飯的價格就會上漲。
餐館更加嚴格的衛生規範會提高雇用新員工的成本。
一些命題是積極的，比如“更多的窮人將會得到足夠的食物並且健康地生存”。其他的命題，像上麵那個有關外出吃飯價格上漲的命題是不會引人注意的。阿若·諾仁紮彥和金秉俊讓參與者談一談各種命題的可能性。這種詢問分兩次進行，一次在他們讀完一個命題後馬上回答，一次在他們讀完所有的命題幾分鍾後再回答。
韓國和美國的參與者在第一次測試中表現出了同樣的連貫性，兩組的連貫性是相同的。第二次對肯定命題的判斷，其連貫性兩組都有增加，但是美國人在對否定命題的判斷中仍保持著連貫性，韓國人則不然。很顯然，當邏輯按照期望的方向發展時，對其他命題信仰的邏輯暗示對韓國人的判斷不太可能產生像對美國人那樣的影響。
考慮下麵的兩個歸納論證。其中一個是否比另一個更令人信服呢？
（1）所有的鳥都有尺骨動脈。
因此，所有的鷹都有尺骨動脈。
（2）所有的鳥都有尺骨動脈。
因此，所有的企鵝都有尺骨動脈。
（不必知道什麽是尺骨動脈。實際上，這裏用的是一個“空白”屬性，這樣真實的知識就不會評估人們的歸納論證。）
要判斷人們在推理中多大程度上本能地依賴於形式邏輯或經驗知識的一個方法就是看他們如何使各種屬性“具體化”——上麵例子中的“尺骨動脈”——從上級範疇（鳥）到下級範疇（鷹、企鵝）。注意這兩個論證具有同樣的前提，但是它們的結論在目標（鳥）的典型性上出現了差異。鷹比企鵝更具鳥的特征。在你評價像上麵一樣的命題時，如果你是采用純粹邏輯式的評價，那麽你會補充出這兩個論證暗含的中間前提（所有的鷹都是鳥，所有的企鵝都是鳥）。如果人們這樣做了，就會發現這兩個論證同樣令人信服。但是人們往往發現對典型情況的論證比對非典型情況的論證更讓人感到信服。以前的經驗使人們感到把鷹看作鳥比把企鵝看作鳥感覺更舒服些。我請韓國、亞裔美國、歐裔美國的參與者們評價20個這樣的論證的說服力，10個論證的結論中有像鷹這樣的典型目標，10個論證的結論中是像企鵝這樣的非典型目標。我們發現韓國人對典型論證比對非典型論證更信服一些。相反，歐裔美國人幾乎對典型論證和非典型論證一樣信服。亞裔美國人的反應介於歐裔美國人和韓國人之間。
考慮下麵的論證。你認為哪一個在邏輯上是正確的？
前提1：警犬沒有老的。
前提2：一些受過高度訓練的狗老了。
結論：一些受過高度訓練的狗不是警犬。
前提1：一切用植物做成的東西都對健康有益。
前提2：香煙是用植物做成的。
結論：香煙有益於健康。
前提1：a中沒有一個屬於b。
前提2：c中一些屬於b。
結論：c中的一些不屬於a。
第一個論證有意義，有合理的結論；第二個論證也有意義，但是其結論是不合理的；第三個論證太抽象，根本沒有什麽實在的意義。但是這三個論證在邏輯上都是正確的。
當論證有意義且其結論合理的時候，人們會對論證邏輯的正確性得出正確的判斷。當論證有意義且其結論不合理的時候，人們就很容易判斷錯。我們給韓國和美國的大學生們看了一些論證，這些論證有的是正確的，有的是不正確的，其結論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然後讓他們評價每一個論證中從前提推出的結論是否合乎邏輯。我們檢查了4種推論法，從最簡單的演繹推理（modus ponens：若a則b，已知a則推論b）到上麵第三個例子中的難以理解的結構。
韓國和美國的學生都傾向於認為結果合理的推論是正確的。就如我們所料到的，韓國人比美國人更易受結論真實性的影響。由於韓國的參與者不如美國的參與者善於進行邏輯推理從而導致了這種差異，這種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韓國人和美國人在純粹抽象的推論方麵犯了同樣多的錯誤。這兩組的差異似乎是美國人隻是比韓國人更習慣於把邏輯規則運用到普通事件上，從而更容易忽視結論的合理性。東亞人很可能把邏輯拋到一邊，而讚成結論的代表性和合理性。他們也很可能不顧邏輯而讚同結論的合理性。
威廉·邁克蓋爾指出，當人們被要求判斷彼此具有邏輯關係的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時，他們對這些可能性的判斷會連成一串，從整體上增加邏輯的一致性。例如，邁克蓋爾問人們下麵的可能性有多大：（1）那個夏天將會鬧旱災；（2）幹旱就意味著海灘會由於那些未稀釋的廢物而受汙染；（3）如果海灘被汙染了，當局就會關閉海灘；（4）海灘會被關閉。邁克蓋爾發現，僅僅因為讓他們考慮一下這些事件成為真實的可能性，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人們對相關命題認識的邏輯連貫性就提高了。在對上麵所列出的眾多條目進行可能性評估兩周後，參與者給出的各種命題的可能性判斷比他們一開始還沒有來得及思考之前更符合邏輯的要求了。因此，盡管人們不願意海灘被關閉，但是在思考了一段時間之後，與其他命題相比，海灘被關閉成為現實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這就直接或間接地表明海灘會被關閉，他們對他們夏天的海邊計劃愈加悲觀了。
阿若·諾仁紮彥和金秉俊猜想亞洲人不大會通過思考一些預示著非期望後果的信息而把他們的信仰轉向不愉快的方向——因為東亞人不太習慣於把邏輯運用到日常生活事件上，因此他們可能成功地堅守他們要思考的對其他命題的信仰。他們向韓國和美國的學生提出了一些彼此有邏輯關係的命題，但是這些命題中又摻雜了許多其他的東西，這樣參與者就不會意識到要測試的是他們對可能性判斷的連貫性。比如，下麵的命題，在問卷中比比皆是：
外出吃飯的價格會上漲。
如果餐館裏更加嚴格的衛生規範會提高雇用新員工的成本，那麽外出吃飯的價格就會上漲。
餐館更加嚴格的衛生規範會提高雇用新員工的成本。
一些命題是積極的，比如“更多的窮人將會得到足夠的食物並且健康地生存”。其他的命題，像上麵那個有關外出吃飯價格上漲的命題是不會引人注意的。阿若·諾仁紮彥和金秉俊讓參與者談一談各種命題的可能性。這種詢問分兩次進行，一次在他們讀完一個命題後馬上回答，一次在他們讀完所有的命題幾分鍾後再回答。
韓國和美國的參與者在第一次測試中表現出了同樣的連貫性，兩組的連貫性是相同的。第二次對肯定命題的判斷，其連貫性兩組都有增加，但是美國人在對否定命題的判斷中仍保持著連貫性，韓國人則不然。很顯然，當邏輯按照期望的方向發展時，對其他命題信仰的邏輯暗示對韓國人的判斷不太可能產生像對美國人那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