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了東方人和西方人在語言使用方麵的重大差異，僅僅是由於語言導致了用動詞或名詞來組織世界這樣的差異，這可能嗎？西方語言鼓勵人們使用名詞，從而帶來對物體的歸類劃分，而東方語言鼓勵人們使用動詞，結果人們比較強調各種關係，有關知識組織的發現僅僅是由於這個事實嗎？更進一步說，這本書中所證明的認知差異有多少是因為語言而產生的？實際上在這本書中討論的認知差異與印歐語係和東亞語言之間的差異有許多類似的東西。這些東西尤其引人注目，因為東亞語言，比較引人注目的就是漢語和日語，它們自身就在許多方麵存在著很大差異，然而它們彼此也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從而使得它們與印歐語係不同。
除了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慣例——指稱、句子中動詞的位置、名詞作為屬概念的標記性等——還有幾個方麵，在語言的運用上也體現了範疇使用的差異。
西方人對範疇的關注反映在語言上。“類別”名詞短語對講英語的人比講漢語的人更普遍一些，或許是因為西方語言標記得更明確。實際上，在漢語中沒法說明“squirrels eat nuts”和“this squirrel is eating the nut”這兩個句子之間的差別。隻有語境才能提供這一信息。講英語的人從語言標記就可以知道談論的是一個範疇還是一個個體。
希臘語及其他印歐語言都提倡依照它們自己的習慣把物體的屬性變成實體——隻要加上後綴“ness”或者與“ness”效果相同的東西就行了。哲學家戴維·莫澤指出這種方式會促使我們進一步把物體的屬性當作抽象的實體，從而起到理論解釋的作用。柏拉圖實際上也認為這些抽象觀念在自然世界中比物體的屬性具有更大的現實性。對抽象觀念的這種理論化程度在中國的哲學中從來就不曾有過。
東亞的語言是高度“語境化的”。比較突出的就是一詞多義，因此要想理解這些詞就要了解句子的語境。英語單詞相對來說意義比較明顯，另外講英語的人也很注重使每個詞、每個句子盡可能少地依賴語境。語言人類學家希絲證明美國的中產階級父母有意盡可能地使那些對孩子們講的語言脫離語境。他們極力使每個單詞脫離動詞的語境而可以單獨理解。在給小孩讀一篇有關狗的文章時，父母會問小孩是什麽動物（“一條小狗，對了”），誰有一條狗（“對了，希瑟有一條狗”）。父母所用的單詞離開了原來的語境，與其他的語境連在一起，而在這個語境中這個詞具有同樣的含義。
西方語言使人們專注於與背景相對的物體。英語是“主語突出”的語言。即便是在“下雨了”（it is raining）這樣的句子中也必須有主語。相反，漢語、日語、朝鮮語是“主題突出”的語言。句子都有位置，特別是第一個位置，這個位置上應該是現在的話題：“這個地方，滑雪不錯”（this ce，skiing is good）。這個事實使我們可以從另一個方麵來解釋我們以前的發現。在看了水下的景象之後，美國人開始描述物體（“有一條大魚，可能是鮭魚，向左邊遊去了”），而日本人首先建立一種背景（“看起來像一個池塘”）。從語法的角度來講這並不是必需的，地道的日語句子是從背景和話題開始，而不是像英語中的句子那樣一下子直奔主題。
對於西方人來說，行為的實施者是自己；對於東方人來說，行為是與他人有關的東西或者是各種力量鬥爭抗衡的結果。在漢語和日語中表示“i”的詞有許多，反映了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因此，有與我的同事相關的“i”，有與我的配偶相關的“i”等。對於日本人來說，要想找到適用於“me”的屬性就比較難，而找到適用於特定背景和特定關係的自己的屬性就容易多了。語法也反映了對行為如何產生的不同認識。大多數西方語言都是“施動的”，其語言傳達的是自我在操縱這個世界這樣的觀點——“he dropped it.”（西班牙語是個例外）。東方的語言相對來說不是施動的——“it fell from him”，或隻說“fell”。
其他群體的人在問某個人是否再來點兒茶時，語言習慣上的差異使說漢語的人和說英語的人都很吃驚。用漢語問就是：“再喝點兒嗎？”（drink more？）用英語問“再來點兒茶嗎？”（more tea？）對於講漢語的人來說，很顯然，人們說要再喝的是茶，因此再提茶有點兒多餘。對於講英語的人來說，很顯然，人們是指喝茶這件事，是與其他的活動相對立的，因此，“再喝點兒嗎？”這個問題用來指喝茶也很古怪。
據語言人類學家愛德華·薩丕爾和本傑明·沃爾夫看來，語言間結構的差異反映在人們習慣性的思維過程中。這一假說幾十年來不斷受到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的青睞。
記得我和季李軍、張智勇研究過語言本身是否影響人們對物體歸類的方式。我們給中國、美國的大學生看了一些三個一組的詞匯（例如熊貓、猴子、香蕉），然後讓他們指出三個詞中哪兩個詞關係最密切。中國學生有的生活在美國，有的生活在中國，對他們的測試用的是英文或中文。
如果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正確的話，那麽對說雙語的中國人進行測試時所使用的語言要做個區分。當用漢語進行測試的時候，中國的學生會傾向於把關係（猴子、香蕉）作為分組的基礎，而在用英語進行測試的時候，中國的學生會更傾向於使用分類學的範疇（熊貓、猴子）來作為分組的基礎。但是，身為能說兩種語言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心理語言學家對他們所稱的“配位型”雙語者和“複合型”雙語者進行了區分。配位型雙語者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學第二語言相對比較晚的人，並且第二外語的使用也僅限於一些固定背景。對於這樣的人來說，世界在頭腦中的影像在一種語言中與在另一種語言中是不同的。複合型雙語者就是那些第二語言學得比較早，並且在很多背景下都使用該語言的人。世界在這些人頭腦中的影像應該是融合體，因為這兩種語言並不是為不同的功能而使用的，或者說並不是不同的背景專用不同的語言。我們對這兩種雙語者進行了測試。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人可以說是“配位型”雙語者，因為他們學英語相對比較晚，並且英語的使用多數也僅限於學校這個正式的環境中。來自中國香港、新加坡的人成為“複合型”雙語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他們學英語相對較早，使用英語的場合較多。另外，這些社會，特別是中國香港，是高度西方化的社會。
如果是不同的語言會在頭腦中產生不同的影像，從而語言使人們對世界的理解產生了差異的話，那麽我們找到的支持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應該是配位型雙語者，至少，在用英語進行測試和用漢語進行測試時，組詞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語言的結構特征會產生不同的思維過程，從而使語言產生差異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說即便是複合型雙語者在用英語測試和用漢語測試時，也會用不同的方式組詞。當然了，如果語言對認知並不重要的話，比如說對我們第一組的歸類並不重要，那麽我們可以說語言對另外的歸類也不會有什麽影響。
其結果再明確不過了。首先，對歐裔美國人用英語進行測試，對配位型的講漢語的人用漢語進行測試，這兩者之間有顯著的差異，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美國人根據分類學的範疇進行分組的可能性是根據關係進行分組的兩倍。在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居民用漢語進行測試的時候，根據關係進行分組的可能性是根據分類學範疇進行分組的兩倍，不管是在本土還是在美國，其結果都是如此。其次，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居民進行測試所使用的語言確實使結果產生了很大的差異。在用英語對他們進行測試的時候，他們根據關係進行分組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看來，對於這些參與者來說，英語比漢語更能促使人們用不同的方式來表現這個世界。
但是對於來自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複合型雙語者來說，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首先，他們在分組的時候實際上在向西方靠攏——他們仍然是根據關係而不是分類學的範疇進行分組，但是這種傾向相對於配位型的講普通話和閩南話的人來說小得多。更重要的是，複合型雙語者不管用漢語還是用英語進行測試，其結果都沒有絲毫的差異。
其結果在他們的結論中已經很清楚了。文化對思維有一種獨立於語言之外的影響。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不管用什麽語言對講漢語的配位型雙語者和講漢語的複合型雙語者進行測試，都與美國人不同。配位型和複合型雙語者之間的差異也表明文化差異是獨立於語言之外的。來自西化地區的複合型雙語者在向西方轉化——在同樣的程度上，不管用什麽語言進行測試。語言的影響是獨立於文化之外的，這一點也很清楚——但是隻適用於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配位型雙語者。在用英語測試或用漢語進行測試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不同的。
我們嚐試解答薩丕爾—沃爾夫問題，因為這與我們的工作相關——它必須是實驗性的，因為我們已經在討論與單一思維過程相關的幾個研究——這個答案就是隻要不同的語言與不同的表現形式結合在一起，那麽語言的確會影響思維。
因此，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相對於西方人來說，東方人更多的是從各種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而西方人更傾向於從可以歸入各個範疇的靜止物體來看這個世界。育兒的習慣在產生這些不同看法方麵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東亞的孩子們的注意力被引向各種關係，而西方的孩子們其注意力被引向了各種物體及其所屬的範疇。或許，語言至少在引起人們的注意力方麵起到了作用，或許在穩定貫穿人們生活的不同傾向性方麵起到了作用。實際上在促使人們從範疇或關係方麵來描繪這個世界方麵，語言的結構似乎沒有起到什麽作用。
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通過不同的途徑來理解世界並沒有阻止人們對知識的組織。西方人脫離背景、強調物體，東方人關注整體和各種關係，從而產生了不同的推理方式。
除了我們已經討論過的慣例——指稱、句子中動詞的位置、名詞作為屬概念的標記性等——還有幾個方麵，在語言的運用上也體現了範疇使用的差異。
西方人對範疇的關注反映在語言上。“類別”名詞短語對講英語的人比講漢語的人更普遍一些，或許是因為西方語言標記得更明確。實際上，在漢語中沒法說明“squirrels eat nuts”和“this squirrel is eating the nut”這兩個句子之間的差別。隻有語境才能提供這一信息。講英語的人從語言標記就可以知道談論的是一個範疇還是一個個體。
希臘語及其他印歐語言都提倡依照它們自己的習慣把物體的屬性變成實體——隻要加上後綴“ness”或者與“ness”效果相同的東西就行了。哲學家戴維·莫澤指出這種方式會促使我們進一步把物體的屬性當作抽象的實體，從而起到理論解釋的作用。柏拉圖實際上也認為這些抽象觀念在自然世界中比物體的屬性具有更大的現實性。對抽象觀念的這種理論化程度在中國的哲學中從來就不曾有過。
東亞的語言是高度“語境化的”。比較突出的就是一詞多義，因此要想理解這些詞就要了解句子的語境。英語單詞相對來說意義比較明顯，另外講英語的人也很注重使每個詞、每個句子盡可能少地依賴語境。語言人類學家希絲證明美國的中產階級父母有意盡可能地使那些對孩子們講的語言脫離語境。他們極力使每個單詞脫離動詞的語境而可以單獨理解。在給小孩讀一篇有關狗的文章時，父母會問小孩是什麽動物（“一條小狗，對了”），誰有一條狗（“對了，希瑟有一條狗”）。父母所用的單詞離開了原來的語境，與其他的語境連在一起，而在這個語境中這個詞具有同樣的含義。
西方語言使人們專注於與背景相對的物體。英語是“主語突出”的語言。即便是在“下雨了”（it is raining）這樣的句子中也必須有主語。相反，漢語、日語、朝鮮語是“主題突出”的語言。句子都有位置，特別是第一個位置，這個位置上應該是現在的話題：“這個地方，滑雪不錯”（this ce，skiing is good）。這個事實使我們可以從另一個方麵來解釋我們以前的發現。在看了水下的景象之後，美國人開始描述物體（“有一條大魚，可能是鮭魚，向左邊遊去了”），而日本人首先建立一種背景（“看起來像一個池塘”）。從語法的角度來講這並不是必需的，地道的日語句子是從背景和話題開始，而不是像英語中的句子那樣一下子直奔主題。
對於西方人來說，行為的實施者是自己；對於東方人來說，行為是與他人有關的東西或者是各種力量鬥爭抗衡的結果。在漢語和日語中表示“i”的詞有許多，反映了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因此，有與我的同事相關的“i”，有與我的配偶相關的“i”等。對於日本人來說，要想找到適用於“me”的屬性就比較難，而找到適用於特定背景和特定關係的自己的屬性就容易多了。語法也反映了對行為如何產生的不同認識。大多數西方語言都是“施動的”，其語言傳達的是自我在操縱這個世界這樣的觀點——“he dropped it.”（西班牙語是個例外）。東方的語言相對來說不是施動的——“it fell from him”，或隻說“fell”。
其他群體的人在問某個人是否再來點兒茶時，語言習慣上的差異使說漢語的人和說英語的人都很吃驚。用漢語問就是：“再喝點兒嗎？”（drink more？）用英語問“再來點兒茶嗎？”（more tea？）對於講漢語的人來說，很顯然，人們說要再喝的是茶，因此再提茶有點兒多餘。對於講英語的人來說，很顯然，人們是指喝茶這件事，是與其他的活動相對立的，因此，“再喝點兒嗎？”這個問題用來指喝茶也很古怪。
據語言人類學家愛德華·薩丕爾和本傑明·沃爾夫看來，語言間結構的差異反映在人們習慣性的思維過程中。這一假說幾十年來不斷受到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的青睞。
記得我和季李軍、張智勇研究過語言本身是否影響人們對物體歸類的方式。我們給中國、美國的大學生看了一些三個一組的詞匯（例如熊貓、猴子、香蕉），然後讓他們指出三個詞中哪兩個詞關係最密切。中國學生有的生活在美國，有的生活在中國，對他們的測試用的是英文或中文。
如果薩丕爾—沃爾夫假說正確的話，那麽對說雙語的中國人進行測試時所使用的語言要做個區分。當用漢語進行測試的時候，中國的學生會傾向於把關係（猴子、香蕉）作為分組的基礎，而在用英語進行測試的時候，中國的學生會更傾向於使用分類學的範疇（熊貓、猴子）來作為分組的基礎。但是，身為能說兩種語言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心理語言學家對他們所稱的“配位型”雙語者和“複合型”雙語者進行了區分。配位型雙語者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學第二語言相對比較晚的人，並且第二外語的使用也僅限於一些固定背景。對於這樣的人來說，世界在頭腦中的影像在一種語言中與在另一種語言中是不同的。複合型雙語者就是那些第二語言學得比較早，並且在很多背景下都使用該語言的人。世界在這些人頭腦中的影像應該是融合體，因為這兩種語言並不是為不同的功能而使用的，或者說並不是不同的背景專用不同的語言。我們對這兩種雙語者進行了測試。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人可以說是“配位型”雙語者，因為他們學英語相對比較晚，並且英語的使用多數也僅限於學校這個正式的環境中。來自中國香港、新加坡的人成為“複合型”雙語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為他們學英語相對較早，使用英語的場合較多。另外，這些社會，特別是中國香港，是高度西方化的社會。
如果是不同的語言會在頭腦中產生不同的影像，從而語言使人們對世界的理解產生了差異的話，那麽我們找到的支持薩丕爾－沃爾夫假說的應該是配位型雙語者，至少，在用英語進行測試和用漢語進行測試時，組詞的方式是不同的。如果語言的結構特征會產生不同的思維過程，從而使語言產生差異的話，那麽我們可以說即便是複合型雙語者在用英語測試和用漢語測試時，也會用不同的方式組詞。當然了，如果語言對認知並不重要的話，比如說對我們第一組的歸類並不重要，那麽我們可以說語言對另外的歸類也不會有什麽影響。
其結果再明確不過了。首先，對歐裔美國人用英語進行測試，對配位型的講漢語的人用漢語進行測試，這兩者之間有顯著的差異，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美國人根據分類學的範疇進行分組的可能性是根據關係進行分組的兩倍。在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居民用漢語進行測試的時候，根據關係進行分組的可能性是根據分類學範疇進行分組的兩倍，不管是在本土還是在美國，其結果都是如此。其次，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居民進行測試所使用的語言確實使結果產生了很大的差異。在用英語對他們進行測試的時候，他們根據關係進行分組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看來，對於這些參與者來說，英語比漢語更能促使人們用不同的方式來表現這個世界。
但是對於來自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複合型雙語者來說，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首先，他們在分組的時候實際上在向西方靠攏——他們仍然是根據關係而不是分類學的範疇進行分組，但是這種傾向相對於配位型的講普通話和閩南話的人來說小得多。更重要的是，複合型雙語者不管用漢語還是用英語進行測試，其結果都沒有絲毫的差異。
其結果在他們的結論中已經很清楚了。文化對思維有一種獨立於語言之外的影響。我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不管用什麽語言對講漢語的配位型雙語者和講漢語的複合型雙語者進行測試，都與美國人不同。配位型和複合型雙語者之間的差異也表明文化差異是獨立於語言之外的。來自西化地區的複合型雙語者在向西方轉化——在同樣的程度上，不管用什麽語言進行測試。語言的影響是獨立於文化之外的，這一點也很清楚——但是隻適用於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配位型雙語者。在用英語測試或用漢語進行測試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不同的。
我們嚐試解答薩丕爾—沃爾夫問題，因為這與我們的工作相關——它必須是實驗性的，因為我們已經在討論與單一思維過程相關的幾個研究——這個答案就是隻要不同的語言與不同的表現形式結合在一起，那麽語言的確會影響思維。
因此，有充分的證據證明，相對於西方人來說，東方人更多的是從各種關係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而西方人更傾向於從可以歸入各個範疇的靜止物體來看這個世界。育兒的習慣在產生這些不同看法方麵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東亞的孩子們的注意力被引向各種關係，而西方的孩子們其注意力被引向了各種物體及其所屬的範疇。或許，語言至少在引起人們的注意力方麵起到了作用，或許在穩定貫穿人們生活的不同傾向性方麵起到了作用。實際上在促使人們從範疇或關係方麵來描繪這個世界方麵，語言的結構似乎沒有起到什麽作用。
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通過不同的途徑來理解世界並沒有阻止人們對知識的組織。西方人脫離背景、強調物體，東方人關注整體和各種關係，從而產生了不同的推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