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外行和專業的曆史學家看來，1991年蘇聯的解體或許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少數曆史事件中的一個。羅馬帝國的衰亡、第三帝國的興起，以及美國人在蘇聯人之前成功地登上月球，更不必說那些不太轟動的事件了，評論員認為從常規來看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評論員強烈地預感到了這一點，卻難以預測。在我們努力對過去進行“預測”時，我們會遇到兩個問題：（1）至少回想起來，不會認為事情還有另外的情形；（2）甚至會認為，實際上人們可以很容易地“事先”預測到這些事件會怎樣發生。
我們如何知道人們會犯這些錯誤？認知心理學家巴拉克·費謝霍夫找到了一種精巧的方法，可以測出人們是否高估了他們可以預測到特定事件結局的程度，以至形勢發生不同尋常的變化時不夠驚訝。費謝霍夫向參與者提供了足夠的信息以確立多個曆史事件的背景。例如，費謝霍夫描寫了1814年孟加拉的形勢，那個時候，英國企圖加強對印度的控製。他們不得不對付來自廓爾喀族人（尼泊爾的主要居民）的襲擊。英國的指揮官決定占領山區來對付廓爾喀族人的襲擊。費謝霍夫提供了入侵時的詳細背景信息，然後問參與者結果會怎麽樣。他告訴其他參與者同樣的信息，但是也告訴了他們真實的結局（僵持狀態）。他問這些參與者如果沒有告訴他們這樣的結局的話，他們會認為是什麽樣的結局。費謝霍夫發現如果參與者知道了這個結局，他們通常會高估這種可能性。
我和崔英奎認為如果人們願意建立明確的因果模式，那麽就比較容易避免這種後知之明的錯誤發生。明確的模式可能會找到預示不止一種結局的因素，結果，人們可能就不會認為某種特定的結局會出現。而且，當人們的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候，人們會感到很意外。意外可能會促使人們搜索可能的相關因素，並修正這個模式，從而使人們對這個世界有更精確的了解。另一方麵，如果這種塑造不夠明確，如果有眾多因素被認為是與特定的結局潛在相關的，那麽就比較容易想到一個特定的事件會如它實際發生的那樣發生。我們在一係列對韓國人和美國人的比較實驗中對這些看法進行了測試。
在一項研究中，我們告訴參與者們有關一位年輕的神學院學生的情況，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是一個仁慈而又虔誠的人。當他穿過校園去布道的時候，他碰到一個人躺在門口求救。我們告訴參與者這位神學院的學生布道遲到了。
在情形a中，參與者不知道這位神學院的學生做了什麽，我們讓他們談一談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發現這個學生沒有幫忙他們會多麽吃驚。韓國和美國的參與者認為這個學生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是80%，並且指出如果這個學生不幫忙，他們會感到十分意外。在情形b中，我們告訴參與者這個學生幫助了這個求救者。在情形c中，我們告訴參與者這個學生沒有幫助求救者。我們問情形b和c中的參與者，如果我們沒有告訴他們這個學生做了什麽，那麽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這個學生的實際行為會讓他們多麽吃驚。情形b中，韓國和美國的參與者指出他們認為其提供幫助的可能性為80%，這個學生確實提供了幫助的話，兩組參與者們都不會感到意外。在情形c中，這個學生出人意料地沒有救助那個求助的人，情形c中的美國人說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提供救助的可能性為80%，而這個人沒有提供救助，這使他們感到極其意外。相反，情形c中的韓國參與者說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提供救助的可能性隻有50%，這個學生沒有提供救助，他們並沒有感到什麽意外。因此，美國人感到意外而韓國人沒有，韓國人表現出後知之明的偏見。在我們的研究中，這個場景描寫的是對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學生做的一個真實試驗。在我們研究中的那些傑出青年很可能會救助倒在大門口奄奄一息的人——除非他們十分匆忙。
我和崔英奎進行了另一項研究，這個研究證明東方人對不曾意料到的結局不像美國人那樣大驚小怪。我們向韓國和美國的參與者描繪了我們的研究，或者對每項研究給他們一個假定或者是兩個互相衝突的假定——一個假定預測的是該項研究的真實成果，另一個假定的預測則正好相反。例如，我們告訴一些參與者研究現實主義可以促進心理健康。我們告訴其他參與者的假設是樂觀主義可以促進心理健康。然後，所有的參與者都去讀實際的研究，發現現實主義促進心理健康。我們讓參與者指出這個發現多麽令人吃驚、多麽有趣。當我們給出兩個強烈對立的假定的時候，美國人感到更為意外，並且認為這項研究更為有趣，而當我們給出兩個相反的假定的時候，韓國的參與者並沒有感到比隻給出真實發現的假定更為意外或有趣。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東方人在認為世界是極為複雜的這個觀點上比西方人更接近真理，西方人在他們所建立的世界的明確模式方麵無疑是太過於頭腦簡單了。東方人常常在應該感到驚訝的地方卻不感到大驚小怪，這或許是他們為更加適應一係列可能的因果關係所付出的小小代價。
另一方麵，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簡單的模式是最有用的模式——至少在科學上是如此——因為這樣的模式易於反駁，從而也易於改進。亞裏士多德的大部分物理命題都被證明是明顯錯誤的。但是亞裏士多德認為世界是可以經實驗進行探索的，中國人則不這麽認為，結果是西方人創立了現在的物理原理。中國人或許已經了解了超距作用的法則，卻沒有辦法改進它。當這個原理被證明是正確的時候，實際上是西方的科學家的功勞。他們最初不相信這個原理，而實際上是他們提出所有的運動都是碰撞時才產生的，各種物體隻能在相互碰撞時才能發生作用。
西方人在科學上的成功，以及他們在進行因果分析時會犯某些錯誤，這些都有同樣的根源。追求個人目標的自由促使人們建立情景模式，從而達到這些目標，進而又使人們把從結果到可能的原因這樣逆向的研究模式化。有了係統的檢測模式的方法，就如在科學上一樣，這個模式可能是正確的。但是西方人的模式明顯地太局限於目標物體及其屬性，而忽視了背景可能發揮的作用。當我們將嘈雜混亂的日常生活模式化時，辨別錯誤就更為困難。一個錯誤的模式是難於糾正的。因此，西方人盡管有科學的頭腦，但是他們尤其容易受到基本歸因錯誤的影響，高估了人類行為的可預測性。
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西方人偏好簡單，東方人喜好複雜，其中包含的不僅僅是他們不同的歸因方法。他們的偏好延伸到了更普遍的組織知識的方式。
我們如何知道人們會犯這些錯誤？認知心理學家巴拉克·費謝霍夫找到了一種精巧的方法，可以測出人們是否高估了他們可以預測到特定事件結局的程度，以至形勢發生不同尋常的變化時不夠驚訝。費謝霍夫向參與者提供了足夠的信息以確立多個曆史事件的背景。例如，費謝霍夫描寫了1814年孟加拉的形勢，那個時候，英國企圖加強對印度的控製。他們不得不對付來自廓爾喀族人（尼泊爾的主要居民）的襲擊。英國的指揮官決定占領山區來對付廓爾喀族人的襲擊。費謝霍夫提供了入侵時的詳細背景信息，然後問參與者結果會怎麽樣。他告訴其他參與者同樣的信息，但是也告訴了他們真實的結局（僵持狀態）。他問這些參與者如果沒有告訴他們這樣的結局的話，他們會認為是什麽樣的結局。費謝霍夫發現如果參與者知道了這個結局，他們通常會高估這種可能性。
我和崔英奎認為如果人們願意建立明確的因果模式，那麽就比較容易避免這種後知之明的錯誤發生。明確的模式可能會找到預示不止一種結局的因素，結果，人們可能就不會認為某種特定的結局會出現。而且，當人們的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時候，人們會感到很意外。意外可能會促使人們搜索可能的相關因素，並修正這個模式，從而使人們對這個世界有更精確的了解。另一方麵，如果這種塑造不夠明確，如果有眾多因素被認為是與特定的結局潛在相關的，那麽就比較容易想到一個特定的事件會如它實際發生的那樣發生。我們在一係列對韓國人和美國人的比較實驗中對這些看法進行了測試。
在一項研究中，我們告訴參與者們有關一位年輕的神學院學生的情況，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是一個仁慈而又虔誠的人。當他穿過校園去布道的時候，他碰到一個人躺在門口求救。我們告訴參與者這位神學院的學生布道遲到了。
在情形a中，參與者不知道這位神學院的學生做了什麽，我們讓他們談一談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發現這個學生沒有幫忙他們會多麽吃驚。韓國和美國的參與者認為這個學生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是80%，並且指出如果這個學生不幫忙，他們會感到十分意外。在情形b中，我們告訴參與者這個學生幫助了這個求救者。在情形c中，我們告訴參與者這個學生沒有幫助求救者。我們問情形b和c中的參與者，如果我們沒有告訴他們這個學生做了什麽，那麽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提供幫助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這個學生的實際行為會讓他們多麽吃驚。情形b中，韓國和美國的參與者指出他們認為其提供幫助的可能性為80%，這個學生確實提供了幫助的話，兩組參與者們都不會感到意外。在情形c中，這個學生出人意料地沒有救助那個求助的人，情形c中的美國人說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提供救助的可能性為80%，而這個人沒有提供救助，這使他們感到極其意外。相反，情形c中的韓國參與者說他們認為這個學生提供救助的可能性隻有50%，這個學生沒有提供救助，他們並沒有感到什麽意外。因此，美國人感到意外而韓國人沒有，韓國人表現出後知之明的偏見。在我們的研究中，這個場景描寫的是對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學生做的一個真實試驗。在我們研究中的那些傑出青年很可能會救助倒在大門口奄奄一息的人——除非他們十分匆忙。
我和崔英奎進行了另一項研究，這個研究證明東方人對不曾意料到的結局不像美國人那樣大驚小怪。我們向韓國和美國的參與者描繪了我們的研究，或者對每項研究給他們一個假定或者是兩個互相衝突的假定——一個假定預測的是該項研究的真實成果，另一個假定的預測則正好相反。例如，我們告訴一些參與者研究現實主義可以促進心理健康。我們告訴其他參與者的假設是樂觀主義可以促進心理健康。然後，所有的參與者都去讀實際的研究，發現現實主義促進心理健康。我們讓參與者指出這個發現多麽令人吃驚、多麽有趣。當我們給出兩個強烈對立的假定的時候，美國人感到更為意外，並且認為這項研究更為有趣，而當我們給出兩個相反的假定的時候，韓國的參與者並沒有感到比隻給出真實發現的假定更為意外或有趣。
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東方人在認為世界是極為複雜的這個觀點上比西方人更接近真理，西方人在他們所建立的世界的明確模式方麵無疑是太過於頭腦簡單了。東方人常常在應該感到驚訝的地方卻不感到大驚小怪，這或許是他們為更加適應一係列可能的因果關係所付出的小小代價。
另一方麵，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簡單的模式是最有用的模式——至少在科學上是如此——因為這樣的模式易於反駁，從而也易於改進。亞裏士多德的大部分物理命題都被證明是明顯錯誤的。但是亞裏士多德認為世界是可以經實驗進行探索的，中國人則不這麽認為，結果是西方人創立了現在的物理原理。中國人或許已經了解了超距作用的法則，卻沒有辦法改進它。當這個原理被證明是正確的時候，實際上是西方的科學家的功勞。他們最初不相信這個原理，而實際上是他們提出所有的運動都是碰撞時才產生的，各種物體隻能在相互碰撞時才能發生作用。
西方人在科學上的成功，以及他們在進行因果分析時會犯某些錯誤，這些都有同樣的根源。追求個人目標的自由促使人們建立情景模式，從而達到這些目標，進而又使人們把從結果到可能的原因這樣逆向的研究模式化。有了係統的檢測模式的方法，就如在科學上一樣，這個模式可能是正確的。但是西方人的模式明顯地太局限於目標物體及其屬性，而忽視了背景可能發揮的作用。當我們將嘈雜混亂的日常生活模式化時，辨別錯誤就更為困難。一個錯誤的模式是難於糾正的。因此，西方人盡管有科學的頭腦，但是他們尤其容易受到基本歸因錯誤的影響，高估了人類行為的可預測性。
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西方人偏好簡單，東方人喜好複雜，其中包含的不僅僅是他們不同的歸因方法。他們的偏好延伸到了更普遍的組織知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