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納和特朗皮納斯的研究清楚地說明，西方對於有關獨立性和相互依賴性問題的看法根本不是堅如磐石的。在西方國家中發現的這些差異也有相當的規律性。一般來說，地中海周邊的國家加上比利時和德國介於東亞國家和深受新教、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影響的國家之間。甚至還有比這個更多的規律性，有人曾經說“思想在向西遷移”，意思是說在文明從其發源地向西遷移的過程中，個體的價值觀、自由、理性和普遍主義的主導地位在日益提升。巴比倫人編製了法典，並對法律進行普及。猶太人強調個體的獨特性。希臘人更加重視個體，並信奉個人自由、辯論精神和形式邏輯。羅馬人帶來了理性的天賦，就像中國在科技領域的成就一樣——在沉寂了千年之後——他們的繼承者——意大利人重新發現了這些價值，進一步弘揚和發展了希臘和羅馬時代的成就。開始於德國、瑞士，遍及法國和比利時的新教改革又提出了個人責任和宗教活動的定義。這次改革也削弱了對家庭和其他封閉團體的責任感。這些價值都在英國卡爾文教派的亞文化中得到了強化，這些文化包括清教徒和長老會教徒的文化，他們平等主義的意識形態為美國的政體奠定了基礎。（托馬斯·傑斐遜寫道：“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都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他隻是在解釋清教徒的支持者約翰·洛克的思想。）
特納和特朗皮納斯還有霍夫斯泰德對社會價值觀的研究結果幾乎正好是沿著東–西方意識形態的軌跡循路而行。一個國家越往西，這個國家對獨立性價值觀的認可程度就越深。歐洲文化中的這些差異表現在美國所繼承的亞文化中，這一事實在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這樣的學者所寫的移民文化曆史中有論證。我曾經認識一位著名的社會科學家，他是蘇格蘭裔美國人，是一位頑固的長老會會員，沉浸在卡爾文主義的精神中。他有一個兒子也是社會科學家，20世紀70年代時美國的工作崗位緊缺，他的兒子不得不為保住飯碗而奮鬥。盡管很容易就能幫助兒子，但是他從未幫助他的兒子走出困境。他的一個信奉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的朋友點頭讚同他在麵臨個人痛苦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這一姿態。他的猶太教和天主教同事對此則很震驚，難以相信他會如此冷血，沒有感情。透過這則逸事，以更科學點的說法來看，我們發現，在我們的研究中，美國參與者中信奉新教的白人表現出了最具“西方”模式的行為，天主教和少數派群體中的成員，包括非裔與西班牙裔美國人，則有些接近東方的模式。
在各種重要的社會行為和價值觀方麵，東方文化內部也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其中一些與獨立性和相互依賴性有關。
1982年，自“文革”以來的第一部西方戲劇在北京上演，那時我正好在北京。這個劇本是亞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劇本的選擇令我感到很奇怪。我認為這個劇本不僅極具西方特色而且也是美國所特有的。其核心人物是一個推銷員，“一個掛著笑容、皮鞋鋥亮，開著藍色的車總在外奔走的人”。令我驚訝的是，這個劇本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來到中國協助戲劇製作的亞瑟·米勒對該劇本在中國受到的歡迎給出了令人滿意的理由。“這個劇本是關於家庭的，”他說，“而中國人發明了家庭。”他可能還會說這個劇本也是關於麵子的，或者說是得到群體尊重的需求，中國人也發明了麵子。
日本人或許和中國人一樣在意麵子，但是與家庭的直接關係不大，他們對公司承擔了更多的責任。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有其他一些顯著的差異。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哲學家中村元、心理學家多拉·迪恩和社會哲學家林語堂詳細地描述了這些差異。雖然中國人和日本人比西方人更多地受到社會約束力的束縛，但是中國人的束縛主要來自權力機構，而日本人的束縛主要來自同仁。例如，中國的課堂是由老師來控製的，而日本的課堂是由同班同學來控製的。多拉·迪恩寫道：“中國人強調特殊的雙方關係而又保持各自的個體身份，而日本人則傾向於把自己隱沒在群體中。”雖然中國人和日本人平常都循規蹈矩地生活著，但是，據說中國人在各種要求下會有點兒惱火，而日本人則對此安然接受。日本人和德國人、荷蘭人一樣都要求在生活的各個方麵井井有條，而中國人與地中海周邊的國家一樣，喜歡一種比較隨意的生活方式。
有時人們認為一種獨特的社會關係是日本所特有的。這就是amae，日本的心理分析學家土居健郎對這個概念做過詳細論述。amae描述的關係是下級、小孩或員工可以做出不合時宜的行為，例如，要一件昂貴的玩具或者提出公司政策所不允許的晉升要求——相信雙方的關係相當親密，並會得到上級的縱容。amae促進了這種關係的發展，並進一步增進了雙方的信任，鞏固了他們之間的聯係，盡管這些結果會使下級的自主權受到削弱。
然而，東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真正差異使我們不能無視這個事實，那就是東方和西方在許多重大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屬性方麵存在巨大的差異。
特納和特朗皮納斯還有霍夫斯泰德對社會價值觀的研究結果幾乎正好是沿著東–西方意識形態的軌跡循路而行。一個國家越往西，這個國家對獨立性價值觀的認可程度就越深。歐洲文化中的這些差異表現在美國所繼承的亞文化中，這一事實在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這樣的學者所寫的移民文化曆史中有論證。我曾經認識一位著名的社會科學家，他是蘇格蘭裔美國人，是一位頑固的長老會會員，沉浸在卡爾文主義的精神中。他有一個兒子也是社會科學家，20世紀70年代時美國的工作崗位緊缺，他的兒子不得不為保住飯碗而奮鬥。盡管很容易就能幫助兒子，但是他從未幫助他的兒子走出困境。他的一個信奉盎格魯–撒克遜新教的朋友點頭讚同他在麵臨個人痛苦的情況下所表現出的這一姿態。他的猶太教和天主教同事對此則很震驚，難以相信他會如此冷血，沒有感情。透過這則逸事，以更科學點的說法來看，我們發現，在我們的研究中，美國參與者中信奉新教的白人表現出了最具“西方”模式的行為，天主教和少數派群體中的成員，包括非裔與西班牙裔美國人，則有些接近東方的模式。
在各種重要的社會行為和價值觀方麵，東方文化內部也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其中一些與獨立性和相互依賴性有關。
1982年，自“文革”以來的第一部西方戲劇在北京上演，那時我正好在北京。這個劇本是亞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劇本的選擇令我感到很奇怪。我認為這個劇本不僅極具西方特色而且也是美國所特有的。其核心人物是一個推銷員，“一個掛著笑容、皮鞋鋥亮，開著藍色的車總在外奔走的人”。令我驚訝的是，這個劇本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來到中國協助戲劇製作的亞瑟·米勒對該劇本在中國受到的歡迎給出了令人滿意的理由。“這個劇本是關於家庭的，”他說，“而中國人發明了家庭。”他可能還會說這個劇本也是關於麵子的，或者說是得到群體尊重的需求，中國人也發明了麵子。
日本人或許和中國人一樣在意麵子，但是與家庭的直接關係不大，他們對公司承擔了更多的責任。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有其他一些顯著的差異。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哲學家中村元、心理學家多拉·迪恩和社會哲學家林語堂詳細地描述了這些差異。雖然中國人和日本人比西方人更多地受到社會約束力的束縛，但是中國人的束縛主要來自權力機構，而日本人的束縛主要來自同仁。例如，中國的課堂是由老師來控製的，而日本的課堂是由同班同學來控製的。多拉·迪恩寫道：“中國人強調特殊的雙方關係而又保持各自的個體身份，而日本人則傾向於把自己隱沒在群體中。”雖然中國人和日本人平常都循規蹈矩地生活著，但是，據說中國人在各種要求下會有點兒惱火，而日本人則對此安然接受。日本人和德國人、荷蘭人一樣都要求在生活的各個方麵井井有條，而中國人與地中海周邊的國家一樣，喜歡一種比較隨意的生活方式。
有時人們認為一種獨特的社會關係是日本所特有的。這就是amae，日本的心理分析學家土居健郎對這個概念做過詳細論述。amae描述的關係是下級、小孩或員工可以做出不合時宜的行為，例如，要一件昂貴的玩具或者提出公司政策所不允許的晉升要求——相信雙方的關係相當親密，並會得到上級的縱容。amae促進了這種關係的發展，並進一步增進了雙方的信任，鞏固了他們之間的聯係，盡管這些結果會使下級的自主權受到削弱。
然而，東西方文化中存在的真正差異使我們不能無視這個事實，那就是東方和西方在許多重大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屬性方麵存在巨大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