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有句話反映了對個人主義的文化偏見：“槍打出頭鳥。”一般來說，東亞人不像西方人那樣關注個人的目標或自我提高。他們所關注的是集體的目標和協調行動。維持一種和諧的社會關係可能比個人的成功更重要。成功常常被看作是集體的目標而不是個人的功績。人們並不祈求個體與眾不同。對於亞洲人來說，自我的良好感覺就是自己是所屬群體所希望的、是大家所期望的。人們並不在意待遇平等與否。
適用於東亞人各種關係的那些規則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是通過角色而不是通過宇宙來體現的。一位亞洲的朋友告訴我，拜訪美國家庭的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每個人感謝的都是人之外的事物，譬如“謝謝你擺的桌子”、“謝謝你洗的車”。而在亞洲國家，每個人在特定的背景下都有明確的義務，你不必感謝人們履行他們的義務。選擇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並不重要。
上了年紀的美國人中大多數都會記得他們的識字課本《迪克與珍妮》。迪克、珍妮和他們的狗斯寶特都是十分活躍的個體。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版本（直到20世紀60年代，該書都被人們廣泛使用），第一頁描寫的是一個小男孩跑著穿過一塊草坪。第一句是：“看見迪克跑，看見迪克玩，看見迪克跑著玩。”從西方人的心態來說，這些傳達了有關小孩的幾個基本信息。在同一時代的中國識字課本的第一頁是一個大一點兒的男孩肩上馱著一個小男孩：“哥哥照顧小弟弟，哥哥愛弟弟，弟弟愛哥哥。”小孩初次遇到的印刷字傳達的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人們之間的關係，這似乎很重要。
實際上，西方風格的自我對東亞人來說隻是一種想象。哲學家胡適說在以人為中心的儒家哲學中，人不能孤立存在；所有行為必須是存在於人與人的相互行為之中。人總是存在於一定的環境之中——存在於特定的情況下、與你有特定關係的人之間——各種屬性或行為不受環境的影響這對於亞洲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人類學家愛德華·t.霍爾引入了“弱聯係”社會和“強聯係”社會這樣的概念來捕捉自我理解的差異。對於西方人，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具有獨立於環境或一定人際關係之外的屬性。這個自我——這個不容滲透的自由的人——可以從一個群體遷到另一個群體，從一種環境移到另一種環境生存而自身無所改變。但是對於東方人來說，人是相互聯係的、變化的、一定條件下的人。哲學家孟旦指出，東亞人從他們自己與整體的關係來理解自我，比如家庭、社會。參與各種關係的人，行動是可能的，但是純粹獨立的行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因為所有的行動都與他人有關，或至少會影響到他人，因此關係的和諧成了社會生活的主要目標。我用圖式來描述對群體中、親密的朋友圈中和家庭中的自我的不同認識，這個圖也表示出了群體內與群體外或者最多隻是彼此認識的人之間的相對距離。東方人會感覺自己是包含在他們所屬的群體之中的，而與圈外的人是有距離的。他們會感覺自己與群體內的成員很相似，他們比較信任圈內的人，而不太信任圈外的人。西方人會感覺與圈內的人有點兒疏遠，並不嚴格區分圈內和圈外的人。
一些語言學事實也證明了東西方的社會心理差異。在中國沒有“個人主義”這個詞，比較接近的詞叫“自私”。漢字“仁”——仁愛——意思是兩個人。在日語裏麵，“我”這個詞是指超越環境之外的、不受條件製約的、一般化的，有著自己的屬性、目標、能力和喜好的自我——在交談中不常用。日語中的“我”有多種表示法，視談話對象和背景而定。當一位日本女士做正式報告時，她通常會用watashi，這是與“i”最為接近的日語。當一位男士指與他大學好友相關的自己時，他可能會說“boku”或“ore”。當父親與孩子講話的時候，他要用otosan（爸爸）這個詞。一位年輕的女孩與家人談話的時候，她可能會用自己的別名：“tomo今天要去上學。”日本人經常稱他們自己jibun，jibun的意思是指“my portion”（我的一部分）。
圖3–1 東方與西方對自我、群體內和群體外之間的關係的看法
在韓國，“could youe to dinner？”這個句子中，“you”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選用不同的詞——這在許多語言中都是司空見慣的現象，“dinner”也一樣，這要看你邀請的是一個學生還是一位教授。這種情況反映的不僅僅是禮貌或自謙，而且反映了東方人認為人在與不同的人交往時表現不同這樣的觀念。
“談談你自己”看起來是一種十分直截了當地詢問某人情況的一句話，但是其答案要看你是在什麽樣的社會中問這個問題的。北美的人們會跟你談他們的人格特點（友情、工作情況）、職業類別（“老師”、“我在一家製造集成電路的公司工作”）、喜愛的活動（“我常常去野營”）。美國人的自我描述不受環境影響。中國、日本、韓國的自我卻對環境有很強的依賴性（“我工作嚴肅認真”“我喜歡與朋友們開玩笑”）。有研究發現當要求日本人和美國人描繪特定背景下的自己或者沒有什麽特定情境下的自己時，日本人如果不參照一個特別的場合（在工作、在家，和朋友們在一起等），就很難描繪他們自己；相反，當調查人員指定一個背景的話，美國人就不知道該怎麽說了——“我就是我”。在描繪他們自己的時候，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其他社會角色作參照（我是約翰的朋友），而美國人很少這樣。另一項研究也發現有兩倍於美國人的日本人在自我描繪的時候會參照他人（“我與姐姐一起做晚飯”）。
在調查北美人的特點和喜好時，他們對自身的特點有很高的估計。在問卷調查中，北美人把他們自己描繪得比他們實際上要獨特得多，而亞洲人就不會這樣。西方人在環境和他們擁有的物體上也追求與眾不同。社會心理學家金藝珍和黑茲爾·馬庫斯要求美國人和韓國人從一係列東西中挑出一個自己比較喜歡的，美國人會選擇最稀有的物品，而韓國人會選擇最普通的物品。若要選擇一支鋼筆作為禮品，美國人會選擇最不多見的顏色，而東亞人則會選擇最普通的顏色。
在日語中自尊這個詞是serufu esutiimu，日本本土根本就沒有表達自己感覺良好的概念的詞。西方人比東方人更關注自我提升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美國人比日本人更會對自己做出由衷的正麵評價。讓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進行自我評估，結果，就像沃比根湖的孩子們一樣，他們的自我評價都比平均水平要高得多。亞洲人在很多方麵對自己的評價都很低，不僅對自己的正麵評價少，而且還認為自己有許多負麵特征。這不僅僅反映了亞洲社會比北美社會更要求人謙虛。實際上，亞洲人是為了讓別人覺得自己是謙虛的，內心則感到懊悔。但即使是在完全不記名的情況下，自我評價的結果差異還是存在的。
並不是亞洲人感覺自己很糟糕，而是因為，根本沒有那麽強烈的文化認同感覺自己很特別或具有不同尋常的才智。個人和社會間的關係不在於樹立一種優越感或獨特性，而是在相互支撐的社會關係中獲得和諧、在實現集體的目標中盡到自己的責任。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與自吹自擂相反。如果我想與群體的成員打成一片，就必須去除自身使他人感到討厭或會阻礙任務完成的因素。亞洲人教導孩子們要與他人融合在一起、和睦相處，與此相反的是，一些美國的小孩在學校時，每個人都有一天是“重要人物”。（在我的家鄉，幾年前，學校委員會就“學校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傳授知識還是反複灌輸自尊”進行辯論。與此同時我還看到了一幅漫畫，漫畫上有一個門，門上寫著“自尊室”。）
日本的孩子被教授如何進行自我批評，這是為了增進與他人的關係，也是為了使他們熟練掌握處理各種問題的能力。通過自我批評來追求完美的生活態度要持續一生。老師們都是在工作10年之後才會樹立起自己的威望。實際上，在整個事業中，日本教師都受到同行的監督和幫助，業務能力才得以提高。而美國則是把師範院校的大學畢業生培訓幾個月就讓他們走進課堂，然後就順其自然，不管成功與否，是好是壞就看學生們的運氣了。
斯蒂文·海因及其同事做了一個試驗，找到了西方人自我感覺良好的推動力與亞洲人自我提升的驅動力之間的差別。試驗人員讓加拿大和日本的學生進行假的“創造力”測試，然後把“反饋信息”告訴他們，這些信息表明他們做得很好或者是很差。試驗人員接著對參與者進行秘密觀察，看他們在同一件事情上能撐多久。如果成功了（試驗人員說他們做得很好），加拿大的學生會撐得更久；而日本人則是失敗了會愈挫愈勇。日本人並不是受虐狂，他們隻不過是發現了自我提升的機會並抓住了它。這項研究在東西方技能開發方麵有重大意義。西方人可能會擅長從一開始就做得比較好的幾件事，而東方人更有可能成為雜家。
適用於東亞人各種關係的那些規則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是通過角色而不是通過宇宙來體現的。一位亞洲的朋友告訴我，拜訪美國家庭的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每個人感謝的都是人之外的事物，譬如“謝謝你擺的桌子”、“謝謝你洗的車”。而在亞洲國家，每個人在特定的背景下都有明確的義務，你不必感謝人們履行他們的義務。選擇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來說，並不重要。
上了年紀的美國人中大多數都會記得他們的識字課本《迪克與珍妮》。迪克、珍妮和他們的狗斯寶特都是十分活躍的個體。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版本（直到20世紀60年代，該書都被人們廣泛使用），第一頁描寫的是一個小男孩跑著穿過一塊草坪。第一句是：“看見迪克跑，看見迪克玩，看見迪克跑著玩。”從西方人的心態來說，這些傳達了有關小孩的幾個基本信息。在同一時代的中國識字課本的第一頁是一個大一點兒的男孩肩上馱著一個小男孩：“哥哥照顧小弟弟，哥哥愛弟弟，弟弟愛哥哥。”小孩初次遇到的印刷字傳達的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人們之間的關係，這似乎很重要。
實際上，西方風格的自我對東亞人來說隻是一種想象。哲學家胡適說在以人為中心的儒家哲學中，人不能孤立存在；所有行為必須是存在於人與人的相互行為之中。人總是存在於一定的環境之中——存在於特定的情況下、與你有特定關係的人之間——各種屬性或行為不受環境的影響這對於亞洲人來說是難以想象的。人類學家愛德華·t.霍爾引入了“弱聯係”社會和“強聯係”社會這樣的概念來捕捉自我理解的差異。對於西方人，我們可以說一個人具有獨立於環境或一定人際關係之外的屬性。這個自我——這個不容滲透的自由的人——可以從一個群體遷到另一個群體，從一種環境移到另一種環境生存而自身無所改變。但是對於東方人來說，人是相互聯係的、變化的、一定條件下的人。哲學家孟旦指出，東亞人從他們自己與整體的關係來理解自我，比如家庭、社會。參與各種關係的人，行動是可能的，但是純粹獨立的行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因為所有的行動都與他人有關，或至少會影響到他人，因此關係的和諧成了社會生活的主要目標。我用圖式來描述對群體中、親密的朋友圈中和家庭中的自我的不同認識，這個圖也表示出了群體內與群體外或者最多隻是彼此認識的人之間的相對距離。東方人會感覺自己是包含在他們所屬的群體之中的，而與圈外的人是有距離的。他們會感覺自己與群體內的成員很相似，他們比較信任圈內的人，而不太信任圈外的人。西方人會感覺與圈內的人有點兒疏遠，並不嚴格區分圈內和圈外的人。
一些語言學事實也證明了東西方的社會心理差異。在中國沒有“個人主義”這個詞，比較接近的詞叫“自私”。漢字“仁”——仁愛——意思是兩個人。在日語裏麵，“我”這個詞是指超越環境之外的、不受條件製約的、一般化的，有著自己的屬性、目標、能力和喜好的自我——在交談中不常用。日語中的“我”有多種表示法，視談話對象和背景而定。當一位日本女士做正式報告時，她通常會用watashi，這是與“i”最為接近的日語。當一位男士指與他大學好友相關的自己時，他可能會說“boku”或“ore”。當父親與孩子講話的時候，他要用otosan（爸爸）這個詞。一位年輕的女孩與家人談話的時候，她可能會用自己的別名：“tomo今天要去上學。”日本人經常稱他們自己jibun，jibun的意思是指“my portion”（我的一部分）。
圖3–1 東方與西方對自我、群體內和群體外之間的關係的看法
在韓國，“could youe to dinner？”這個句子中，“you”要根據不同的情況選用不同的詞——這在許多語言中都是司空見慣的現象，“dinner”也一樣，這要看你邀請的是一個學生還是一位教授。這種情況反映的不僅僅是禮貌或自謙，而且反映了東方人認為人在與不同的人交往時表現不同這樣的觀念。
“談談你自己”看起來是一種十分直截了當地詢問某人情況的一句話，但是其答案要看你是在什麽樣的社會中問這個問題的。北美的人們會跟你談他們的人格特點（友情、工作情況）、職業類別（“老師”、“我在一家製造集成電路的公司工作”）、喜愛的活動（“我常常去野營”）。美國人的自我描述不受環境影響。中國、日本、韓國的自我卻對環境有很強的依賴性（“我工作嚴肅認真”“我喜歡與朋友們開玩笑”）。有研究發現當要求日本人和美國人描繪特定背景下的自己或者沒有什麽特定情境下的自己時，日本人如果不參照一個特別的場合（在工作、在家，和朋友們在一起等），就很難描繪他們自己；相反，當調查人員指定一個背景的話，美國人就不知道該怎麽說了——“我就是我”。在描繪他們自己的時候，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其他社會角色作參照（我是約翰的朋友），而美國人很少這樣。另一項研究也發現有兩倍於美國人的日本人在自我描繪的時候會參照他人（“我與姐姐一起做晚飯”）。
在調查北美人的特點和喜好時，他們對自身的特點有很高的估計。在問卷調查中，北美人把他們自己描繪得比他們實際上要獨特得多，而亞洲人就不會這樣。西方人在環境和他們擁有的物體上也追求與眾不同。社會心理學家金藝珍和黑茲爾·馬庫斯要求美國人和韓國人從一係列東西中挑出一個自己比較喜歡的，美國人會選擇最稀有的物品，而韓國人會選擇最普通的物品。若要選擇一支鋼筆作為禮品，美國人會選擇最不多見的顏色，而東亞人則會選擇最普通的顏色。
在日語中自尊這個詞是serufu esutiimu，日本本土根本就沒有表達自己感覺良好的概念的詞。西方人比東方人更關注自我提升以及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美國人比日本人更會對自己做出由衷的正麵評價。讓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進行自我評估，結果，就像沃比根湖的孩子們一樣，他們的自我評價都比平均水平要高得多。亞洲人在很多方麵對自己的評價都很低，不僅對自己的正麵評價少，而且還認為自己有許多負麵特征。這不僅僅反映了亞洲社會比北美社會更要求人謙虛。實際上，亞洲人是為了讓別人覺得自己是謙虛的，內心則感到懊悔。但即使是在完全不記名的情況下，自我評價的結果差異還是存在的。
並不是亞洲人感覺自己很糟糕，而是因為，根本沒有那麽強烈的文化認同感覺自己很特別或具有不同尋常的才智。個人和社會間的關係不在於樹立一種優越感或獨特性，而是在相互支撐的社會關係中獲得和諧、在實現集體的目標中盡到自己的責任。這些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評——與自吹自擂相反。如果我想與群體的成員打成一片，就必須去除自身使他人感到討厭或會阻礙任務完成的因素。亞洲人教導孩子們要與他人融合在一起、和睦相處，與此相反的是，一些美國的小孩在學校時，每個人都有一天是“重要人物”。（在我的家鄉，幾年前，學校委員會就“學校的主要目標應該是傳授知識還是反複灌輸自尊”進行辯論。與此同時我還看到了一幅漫畫，漫畫上有一個門，門上寫著“自尊室”。）
日本的孩子被教授如何進行自我批評，這是為了增進與他人的關係，也是為了使他們熟練掌握處理各種問題的能力。通過自我批評來追求完美的生活態度要持續一生。老師們都是在工作10年之後才會樹立起自己的威望。實際上，在整個事業中，日本教師都受到同行的監督和幫助，業務能力才得以提高。而美國則是把師範院校的大學畢業生培訓幾個月就讓他們走進課堂，然後就順其自然，不管成功與否，是好是壞就看學生們的運氣了。
斯蒂文·海因及其同事做了一個試驗，找到了西方人自我感覺良好的推動力與亞洲人自我提升的驅動力之間的差別。試驗人員讓加拿大和日本的學生進行假的“創造力”測試，然後把“反饋信息”告訴他們，這些信息表明他們做得很好或者是很差。試驗人員接著對參與者進行秘密觀察，看他們在同一件事情上能撐多久。如果成功了（試驗人員說他們做得很好），加拿大的學生會撐得更久；而日本人則是失敗了會愈挫愈勇。日本人並不是受虐狂，他們隻不過是發現了自我提升的機會並抓住了它。這項研究在東西方技能開發方麵有重大意義。西方人可能會擅長從一開始就做得比較好的幾件事，而東方人更有可能成為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