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沒有
沒有。
還是沒有。
終於找不著了啊。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機，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東諾夫的型號。我戴上耳機尋找一個哪怕隻是聽著熟悉一點的，沒有蘇聯味道，但是至少有一點俄羅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著。
有意大利歌劇，有百老匯音樂劇，有交響樂，有爵士樂，大概也有俄羅斯的流行歌曲，搖滾風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尋找的是自己的往日，這方麵的話我已經說過太多，已經不能再說。我想起了“前蘇聯”一詞，本來我覺得莫名其妙，誰不知道蘇聯已經“前”了？加一“前”字純粹脫褲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機上找尋歌曲的經驗使我想起了那種前朝“遺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蘇聯的遺老，於是從遺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嗎？
曆史，使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許多“前”一去不複返了。
但是飛機的服務極好，至少飛機上沒有我國民航上常見的那種飛行小姐紮堆聊天的。飛機起飛十多分鍾了，已經完全平衡地飛行了，空中小姐們仍然緊緊係住安全帶，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國或有的那種把最好的座位留給機組人員，先為自己再為人民服務的路子。直到統一宣布了可以不係安全帶了，她們才開始走動，廁所也才開始啟用，這是全球飛行業務中極嚴格的一批人，畢竟是俄羅斯人，沒有中國人那麽“靈活”。
八個半小時以後，到達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國際機場旁邊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覺是原始的大片白樺林，而不是我想象的山毛櫸，像我在《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中描寫過的。我還發現，在俄羅斯畫家偏愛的風景畫中，樹木，特別是白樺起著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維坦的《春天和大水》。我可憐的美術鑒賞能力和背景，使我喜愛列維坦勝過了法國和荷蘭的大師。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紹說列維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脫離蘇聯和遠離俄羅斯方麵是最積極的，它現在已經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還能把列維坦算作俄羅斯畫家嗎？
莫斯科機場的屋頂仍然像是懸掛著金屬易拉罐式的銅圓環，像我之前看到過的那樣。俄羅斯是一個金屬與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祖國進行曲》的歌詞完全是事實。這首歌是杜納耶夫斯基作的曲，曾經膾炙人口，中國的“進步”青年無人不唱，頭兩句的旋律還作過莫斯科廣播電台對外廣播的呼號，響徹全球。當然，機場裏已經大大增加了商業氣氛，而且許多是英語的標誌、廣告和霓虹燈，品牌也是國際化了的，例如耐克的對號與蘇格蘭威士忌的“紅方”“黑方”和更昂貴的“藍方”，好像還有維多利亞秘密牌的女子內衣。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1988年訪問匈牙利的情景，那時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係還存在著相當的問題。當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紹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的情況的時候，他們的筆會領導人不斷用英語說著——應該說是喊著：“brother countries!”——兄弟國家嘛。
我也想到，一個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五十年代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時氣壯山河的長篇講演更持久？半個世紀多前，大概也隻有我這樣的中華少年革命人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位據說在斯大林大清洗中立過功勞的同誌的宏文讜論。現在，不論俄國還是中國，有幾個人像我這樣還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二、宇宙飯店
我和妻與原來的助手崔建飛同誌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飯店。說是前兩年鐵凝全家來旅遊也在這裏住過。一個四星級大飯店，大堂裏明晃晃地設有賭博場地，當然還沒有拉斯維加斯或者葡京飯店那種規模。住房裏可以看到稱作“歐洲電視”的高塔和設計氣魄宏大的加加林紀念碑，像是一個長長的大鈍角三角形，最短的底邊在下，最尖的一角頂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難忘的是宇宙飯店的餐廳：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樹，就是俄羅斯那首令我眩迷癡醉的民歌，先是高聳入雲得近於孤單，而又委婉多情得近於淒涼的男高音的領唱，你原以為已經沒有可能給這樣的領唱以回應了，它隻能曲高和寡地懸掛在那裏了；然而狂歡式的近於暴烈的火一樣的合唱響起，於是孤高的英雄與廣場和四鄉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掃蕩一切的宇宙偉力。我那年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在香港太古廣場聽俄羅斯（馬戲團）小醜藝人唱這首歌乞討的感受，發表在《南方周末》上。
11月16日與17日，我有兩個晚上在這個餐廳裏吃飯。兩個晚上都有民歌民樂。飛機上沒有的地麵上有。一個男子用彈撥樂器伴奏，兩個青春無瑕的姑娘唱歌。有時她們倆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搖鼓。我完全沒有語言學的根據，但是我堅定地認為，英語的girl最好譯成“女孩”，俄語的“捷烏什卡”隻能譯成“姑娘”。這次旅行中，俄國譯員把“捷烏什卡”說成“小姐”，我無法接受。
她們還在。民歌還在。她們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樹，唱了紅莓花開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書名號因為這就是她們唱的內容與心情，而不僅是歌曲題目。她們唱的卻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節奏一樣，旋律頗有區別，十分歡快活潑，接近說話——訴說——呼喚，似乎這些歌曲並沒有固定的樂譜。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縣聽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陝北民歌——愛情“酸曲”上回歸。
尤其是她們唱的《有誰知道他呢》，韻味悠長，純情無限，天真無邪。一麵唱一麵輕輕搖著身體，像是微風中的花朵。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她們的歌聲直出直入，無裝飾、無表演、無技巧，自語自歎，卻又俏皮諧謔，靈動隨意。每句詞都是以“啊、呀、nia、lia、達、掐”押韻，比中文詞唱起來動人得多，開放得多，也熱烈得多。這樣的歌聲是無法抵擋的，聲聲入耳入心，令人心蕩神迷，難以自已，揮之不去。事隔數周，我至今一閉上眼耳邊就有她們的“有誰知道他呢”響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難唱出效果來。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歲時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場滑冰。可惜每周隻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戀的一年。那是我開始寫作的一年。那是我歡呼祖國“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時都充盈著想象和感動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與歌唱過十九歲。我在什刹海冰場上聽到原汁原味的蘇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演唱的《有誰知道他呢》。我還知道這個合唱團是根據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沒有辦法，在宇宙飯店雪球樹餐廳聽到的演唱給了我十九歲在滑冰場上的感覺。沒有辦法，蘇聯就是我的十九歲，就是我的初戀，我的文學生涯的開端。我告訴崔建飛，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知道蘇聯已經“變修”，已經成為我們“敵人”的時候，我感到的是撕裂靈魂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超過了處決我本人。本人處決了理想和夢還在，而蘇聯變修了呢？世界就是這樣崩潰的。現在說起來未免無趣，老掉了牙，沒有什麽出息，不像男子漢喲！
而在她們唱起雪球樹的時候，我更加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蘇聯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樹還在，《有誰知道他呢》還在，紅莓花兒還在，俄羅斯姑娘的頭飾與衣服花邊還在，她們的天真與微笑還在，比“時代的榮譽、智慧和良心”（蘇聯共產黨不斷自詡的一個套話）更天長地久。
我趕緊布置要給她們小費。我畢竟是跟上了時代。藝術與小費不沾邊，友誼、青春、愛情與夢裏都不包含小費。然而，藝術的創造者傳達者是人，藝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羅斯唱歌的姑娘們是不拒絕小費的。隻要理念、不要利益的偉大實驗未能成功，遺憾啊您哪。
給小費的行為中還包含了顯示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大好形勢的崇高動機。
順便記一筆，斯大林雖然眾說紛紜，雖然現在的俄羅斯人不見得願意正麵地談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歡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團還在。幾個俄羅斯朋友向我說明了這一點。
三、給列寧鞠躬
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紅場。日程上寫的是遊覽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對於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來說，離不開紅場：克裏姆林宮、紅星、列寧墓——列寧斯大林墓——列寧墓，去過一次的人還會知道聖巴蘇教堂、沙皇時期法國老板建的大百貨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正好是二十年前，彈指一揮，人間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間。那次由於目的地是塔什幹，沒有怎麽在莫斯科活動，當時想去克裏姆林或者列寧墓也排不起隊。我那年住在俄羅斯飯店，出門就是紅場。兩支隊伍擺在眼前，要排隊，必須有枯立五個小時以上的準備。
現在的列寧墓則每周隻開放兩天，參觀人數不多。就這樣此地還不斷有人發出取消這一陵墓的言論。我們在小雪中排隊，大家都很嚴肅，一次次反複進行安全檢查，進入陵墓以後不得出聲，不得交頭接耳。五十餘年前，有幸去瞻仰過列寧遺體的人都對我講墓前的紅軍衛士如何如銅像般一動也不動。現在倒是也沒有這樣嚴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寧的麵孔與衣裝新鮮明麗，我恭恭敬敬地給遺體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寧墓瞻仰得這樣遲。
如果是當年……而現在俄羅斯不乏對列寧的不敬乃至褻瀆的說法。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草率和隨意呢？難道能夠無視曆史？難道曆史就像打秋千一樣地搖擺極端？
無言。無聲勝有聲。
我們也看到了紅場檢閱台背麵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羅希洛夫、柯希金、斯維爾德洛夫，等等。銅牌與字跡依舊。
我們進入了克裏姆林，裏邊有一個現代化的辦公會議樓，是依據赫魯曉夫的命令修建的，為此拆除了大量古跡，真是得不償失。許多次蘇共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在這裏開的。另一個簡樸的樓掛著俄羅斯的三色國旗，是現任總統普京的辦公地點。更多的是看了裏麵的東正教堂，古色古香，蠟燭點燃，教堂特有的氣味濃烈。蘇維埃時期這些教堂隻能算是博物館，現在香火旺了起來。我乘機學到了一點有關東正教的知識，東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橫，說明耶穌的頭部也曾被釘住，下端一個斜橫，高的一端是一位聖徒寧死不屈，至死承認耶穌是主的兒子，從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嚇倒了改了口的軟骨頭，便從低端墮入了地獄。二分法的傳統，“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羅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羅斯去。克裏姆林正在脫掉意識形態的外衣。雖然大紅星仍然閃爍。說是那紅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資無數，用了不知多少昂貴的紅寶石，使之晝夜閃光，明耀寰宇。現在也有激進人士不斷要求拆星、移星，當局以成本太高而財政困難不幹。
我們也去了大百貨公司。與我之前來的時候不同，現在櫃台上擺著的多是西歐進口名牌貨，應有盡有，規模與購物環境極佳。然後克裏姆林宮的鍾樓上大鍾響了，正午十二時鍾聲“敲”出原蘇聯、現俄羅斯的國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詞是“俄羅斯聯合各自由盟員共和國，行成永遠不可摧毀的聯盟……”
在小風雪中我們到了蘇聯一本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中描寫過的阿爾巴特街。一條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味的旅遊街，街中心有賣禮品的攤檔，而不是貼著牆根兒。過去，這裏住過一些蘇聯要人高幹子弟。現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區”和商業街。這裏的俄式大餐實在味道好極。我們點牛肉，不是大塊牛排而是罐燜，點雞肉，上的也不是半隻西裝雞而是基輔式的黃油雞卷：把一片雞肉卷成卷，內裝洋蔥、蘑菇、奶酪等餡子，外裹蛋汁澱粉，煎熟，使我想起當年莫斯科餐廳在北京開業時的盛況。不知俄羅斯是否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口味介於東西之間，我輩華人易於接受俄餐。
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綠。所有的理念都應該通向生活。附麗於生活，就沒有，至少有可能減少破滅和虛空。
四、莫斯科
莫斯科畢竟是一個大地方，大都會，大國首都。
與二十年前的造訪時相比，莫斯科煥然一新，地麵大大地擴大了。我們住的宇宙飯店，原來隻是郊區的田野。雖然不乏高層樓廈，基本風格仍然是石塊、磚木、水泥與鋼筋結構，浮雕式的建築，與紐約或者香港的玻璃鋼梁摩天大廈風味不同。建築並不林立，仍然是“我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仍然是“能夠自由呼吸”的足夠空間。
妻一到莫斯科就說：“莫斯科顯得大氣。”我補充說：“就像北京。”人們常常批評北京已經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韻味，很可能這個批評是正確的，而且我曾經設想，如果我們的申奧口號不是“新北京，新奧運”，而是“老北京，新奧運”該有多好。幸好，搞申奧翻譯的人明了這一點，英語的譯文就根本沒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跡。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廣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倫敦矜持，羅馬雍容而悉尼舒適，維也納華美而柏林嚴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紐約高聳。北京和莫斯科一樣，大氣，而莫斯科卻顯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種我們在北京展覽館、上海展覽館身上已經領略了造型所謂的斯大林式建築，在莫斯科一共七個。底盤大，樓層越是往上越是減少麵積，像擺放好了的積木。正中的塔樓好像豎著一根旗杆，頂著一顆紅星。我在布達佩斯等東歐城市也看到過蘇聯援建的這種類型的建築。
據說斯大林原來下令修建四十處這樣的大樓，作為“二戰”勝利的紀念與“二戰”期間莫斯科建築受到破壞的補償。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隻修建了七處，斯大林逝世，於是此種樓不再。現在七處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學和俄羅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龐然大物。靠近紅場最近的一處這樣的大樓現在隻是普通的居民樓。
莫斯科河給莫斯科帶來了好風水。到處看得見莫斯科河。來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學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欄杆，下麵就是莫斯科河，遠處——其實不然不遠，就是紅場，克裏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寧山，一首蘇聯歌曲《列寧山》是我們年輕時候最喜愛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說“之一”。“穿過朝霞太陽照在列寧山，峻峭的山嶺多麽神往……當我們回憶少年的時光，當年的歌聲又在蕩漾……世界的希望，俄羅斯的心髒，我們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嶺雲雲恐是譯者杜撰，因為列寧山名為山，實際隻是一個大高地，整個高地歸莫斯科大學所有，開闊平坦。歌詞裏還有一句“工廠的煙囪高高插入雲霄”，與現代環保觀念不甚吻合，回憶起來有點滑稽。事實確是如此，從麻雀山看下去煙囪不少。其實當年我們開始搞五年計劃的時候，我們的夢想也是到處架起煙囪，各種黑煙、黃煙、白煙、紅煙齊冒。
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寫過莫斯科大學給我以傻氣的印象，奇怪的是，這一次，在俄國人不乏對於斯大林式建築嘲笑抨擊的時候，我反而覺得“莫大”這種大樓也挺氣魄。是不是我的審美也受國家關係的影響呢？是不是因了蘇聯的變成“前”我反而遺老起來了呢？反正你不把它當成美夢看也不把它當成敵人看，你反而與之容易交往與溝通。這一回我兩次造訪莫大，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雪夜。白天有許多遊人，包括凍得發抖的穿著婚紗拍結婚照的少男少女。蘇維埃時期則是結婚者必在這裏照相。雪夜中的莫斯科大學，燈火璀璨，光明令人仰視。雪花輕落，別來無恙，好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過。曆史怒吼長嘯，鐵血生死，狂舞疾轉，然後山河依然，城市依然，大學依然，生活依舊。現在有幾百名中國留學生在此就學。
然而這麽偉大的蘇聯，偉大的俄國，偉大的莫斯科，怎麽連一條一截高速公路都沒有呢？尤其是雪後，莫斯科的堵車甚至超過了我所體驗過的以交通堵塞聞名於世的墨西哥城。雪後，我在莫斯科每天用在路上的時間五六個小時，而參加活動的時間隻有路上時間的一半。說是沒有錢，說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過路收費，所以也就無法進行良性循環，也就沒有人投資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與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談話，他說，中國、匈牙利現在經濟改革還來得及，因為革命前的商人企業家還都活著，而蘇聯十月革命已經六十餘年，懂商品經濟的人已經死光了，再想搞什麽商品經濟，隻怕後繼無人了呢。當時我還以為他是說笑話。
俄國朋友說我們是幸運的，抵達莫斯科的時候是深秋，樺樹上的葉子還沒有落盡，柳條還是綠的，十月陽春，信然。幾天後大雪飄飛，寒風怒吼，冬天來了。
五、莫斯科與北京
不，莫斯科與北京還是不同。莫斯科沒有那麽多鋪麵、攤販、商店。看來，莫斯科的改革雖然激進，卻沒有像北京那樣深入到社會每一個角落。是不是這樣反而多了些“人文精神”，少了些銅臭呢？至少表麵看是如此。中國的不少人文知識分子大概喜歡這樣。
何況莫斯科比北京有更多的空地，更多的即使白雪覆蓋下仍然保持碧綠的草坪，尤其是叢叢樹林，樹遠比人多得多。而莫斯科的四周，幹脆被森林所包圍。偉大的俄羅斯呀，得天獨厚的俄羅斯呀，這裏有更多的被有心人們苦苦守護了半天仍然守不住的大自然。
但不論是入境、住店……辦手續都相當慢，住酒店還動輒扣住你的護照，過數小時至一兩天才還給你。這些事上，“前蘇聯”並沒有怎麽“前”，前起來也並非易事。有人說，中國規定，邊防辦入境手續正常情況下不得超過四十秒鍾，而俄國規定不得少於四分鍾。反正我覺得他們的認真管理精神大大超過了方便服務精神。
莫斯科有北京想象不到高質量的街頭雕塑。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羅蒙諾索夫，包括馬克思。我們在街旁的樹林中看到一位老人家的慈祥的塑像，我們問這是誰，答：馬克思。多麽慚愧，竟然認不出馬克思來了，在莫斯科。用文化人物名字命名了許多大街與廣場，你覺得這確是一個重視文化、尊崇藝術的國家。蘇維埃時期被貶斥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坐式雕像也於近年落成。我想起了《白夜》《白癡》《卡瑪拉佐夫兄弟》《被汙辱與被損害的》，想起陀氏的癲癇病，想起他的陪綁絞刑，想起他的酷愛輪盤賭，想起他的落筆萬言、泥沙俱下、拷問靈魂、扭住脖頸的文風，悲憫無限的陀氏終於坐到了莫斯科的街頭，這使我感從中來，不勝唏噓。
我忽然怪想，俄羅斯的文學太沉重、太悲哀、太激情，也太偉大、太發達了，這是不是造就她擁有獨一無二的曆史因素之一呢？
彼得大帝的雕像就矗立在從莫大回紅場的路上，底座是一艘巨大的帆船，身高兩米多的彼得一世手持雙筒望遠鏡向遠處（應該是向西方吧）眺望，氣魄宏偉異常。而一想到北京近年來勉勉強強弄起的城市雕塑，實在牛不起來。
說是人們不一定願意多提蘇聯的話題。說是蘇聯七十年，農業產量始終沒有達到過沙皇時期的最高水平。而現在俄國人的收入也低於蘇聯的水準……上蒼保佑吧。然而，莫斯科人穿戴打扮仍然美好，莫斯科姑娘的美麗度遠遠超過其他訪問過的數十個國家和數百個城市，莫斯科的餐館仍然頗有情調品味。
你到莫斯科大劇院看戲，你覺得這裏的人的文化素質很高。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新版的《天鵝湖》，白天鵝最後沒有得救，而是死在了魔鬼手裏。當黑天鵝攪得王子迷失本性的時候，背景上出現了一個小景框，小框裏是白天鵝的悲戚與掙紮，音樂也變得急促不安，驚慌乃至於恐怖，令人神移。去掉了大團圓的結局，留下了沉重的困惑與遺憾，留下了沉重的悲劇感。
劇場的秩序與氛圍極佳，比北京的劇場文化強。
蘇聯說沒有就沒有了，蘇共說解散就解散了，盧布說貶值就土崩瓦解，一塌糊塗，而莫斯科居然基本平靜有序，至少不像南斯拉夫也不像烏克蘭。再想想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亂局……這在使你歎息的同時卻也使你讚歎。
六、動蕩年代的愛情
為了發行新版的拙作中短篇小說集俄文版，我們在“找到你自己”書店舉行與讀者見麵會。
這個集子由托洛普采夫翻譯編輯，他的眼光比較藝術。他選的是《夜的眼》《雜色》《木箱深處的紫綢花服》《深的湖》《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園的故事》《焰火》《他來》等。
（俄女學者兼我們的導遊阿克桑娜博士表達了對於“紫綢花服”的理解與欣賞。而在我們後來訪問阿拉木圖的時候，哈薩克斯坦國家圖書館館長穆拉特先生引用“月光園”的故事評述世界與兩國關係的失而複得，這都應該感謝這個譯本。）
書店的樓下是禮品店，其中也有不少中國禮品，包括佛像、吉祥物、燈籠、刺繡等，快到聖誕節了，各種商品密密麻麻，碰頭、撞臉、擋胳臂、絆腿，使我想起兒時舊北京街上開的文具店。
三十多個讀者等候因為塞車而遲到一個多小時的我們，氣氛比我想象的熱烈。我的印象是他們對於中國的事情都很有興趣，但又都不甚了解，特別是近年來的發展，他們想象不出來。
有一個中年男子提出與我共唱蘇聯歌曲。我們一起唱了一些比較流行的，諸如《喀秋莎》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後來我唱起《五一檢閱歌》：“柔和晨光/在照耀著/克裏姆林古城牆/無邊無際蘇維埃聯邦/正在黎明中蘇醒……”他和了幾句後拍著腦袋表示已記不起歌詞。我又唱了地下時候學會的第二首蘇聯歌：“我們的將軍就是伏羅希洛夫/從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員……”（第一首是喀秋莎，當然。）還有另一首歌頌蘇聯名將肖爾斯的歌：“隊伍沿著河岸……在那紅旗下麵/躺著一位遊擊隊長……”他唱不出來了。
正式會見開始前一位年長的、身材仍然不錯的女士來找我，向我介紹，她是一位詩人，我國蘇聯文學翻譯家與研究家老g當年的戀人。g隻是代號，不是高或者甘。我與老g是友人。女士把一本影集給我看，老g當年在莫斯科留學時候與她同班同學，那時他竟是這樣瀟灑英俊。內中有不少他們二人的合影，可以想象二人的感情的火熱。影集中也包括了老g後來的照片，有他後來在國內結婚後的全家福。最後一張是老g前幾年不幸猝逝後的靈堂，黑幔上寫著老g的名字，懸掛著的是女詩人青年時代戀人的遺像，叫作天人相隔。
我驚訝震動，不僅在於她與老g的早年戀情，而在於老g從來沒有、國內也從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這段故事。而當年的蘇聯姑娘，卻坦白自然得很，這也是文化的差異嗎？
更令人震撼的是時間，時間比你想象得有力得多，無情得多，時間主宰著我們，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經評論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間的轉移來寫時間。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軍占領下的北京度過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與壯年。而俄羅斯呢，一到俄羅斯青年時代的記憶就紛至遝來，渾若不勝。
朋友告訴我，老g與這位俄羅斯女詩人的愛情是不可能實現的，雙方政府都有禁令，後來，兩國關係又敵對成了那個樣子。所以，雖然八十年代初期老g曾經供職於我駐莫斯科大使館，也不可能與之見麵，直到1991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後，老g費了老大的勁才終於找到了女詩人。
還說什麽呢？恩怨情仇，藕斷絲連。又是近鄰，又是第三國際，又是共同的理念，牢不可破、萬古長青……本是同根生，這是曆史？這是命運？這是天意？你永遠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靜、非常旁觀地談這個“外國”，看這個國家。你為她付出了太多的愛與不愛，希望與失望，夢迷與夢醒，歡樂、悲哀與恐懼……這占據了我們這一代人還有上一代人特別是革命的老知識分子的一生。而後，錯錯錯，莫莫莫；長已已，永惻惻。你老了，去了，她也老了。
七、波羅的海的夕陽
這次還去了聖彼得堡。這個城市的古老名稱，源於耶穌的十二個聖徒之一的聖彼得。後來改成彼得格勒，是為了紀念彼得一世即力行新政的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後定名為列寧格勒，當然是為了永憶列寧。現在又改了回去。城市的名字改了，但是城市所處的州的名稱沒有改，仍是列寧格勒州。而莫斯科通往聖彼得堡的火車站也仍然名為列寧格勒火車站。想洗淨一段重要的，震動了世界也改變了世界，震動了本國也改變了本國的曆史談何容易？價值選擇的變易不能代替曆史的書寫，而書寫曆史不等於曆史本身。當我與該城的漢學家們座談時，一位女學者問我：“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們改革得太慢了？”我說：“沒有啊，你們連城市的名字都改了呀……”有同行者以為我語帶嘲諷，實無此意！我怎麽會覺得他們慢呢？
我不想再寫這裏的涅瓦河、冬宮、阿弗洛爾巡洋艦、購自埃及的獅身人麵像。也不再寫這裏的大街了，有一首民歌叫作“沿著彼得大街”，抒發一個喝醉了酒的馬車夫趕車的情景，歌曲裏有車夫吆喝馬的叫聲。是我記錯了嗎？當我問導遊哪裏是彼得大街時，導遊表示不知道。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曾經在與列寧格勒紅霞工廠結成姊妹關係的北京有線電廠做共青團的工作，我在彼得堡，竟忘記了問這家工廠的情況。一位中國人告訴我，即使還有，也早已麵目全非嘍。
感謝導遊帶我們去“木木餐廳”用飯，餐廳門口有屠格涅夫小說中的狗“木木”的雕像，飯後老板送給我第一版“木木”的複製本。後來我們又到柴可夫斯基與科學院餐館用餐。就衝這些餐館名稱也令人欽佩。彼得堡全城就是博物館，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墳墓都在這裏。
11月21日我們碰到了風雪，可能沒有普希金小說裏描寫的“暴風雪”那樣激烈，但已經可觀。風是白色的，雪是散漫無形的，風成了雪的力量，雪成了風的形體。街道與巨石建築也在瞬間出現了白色，剩下的河流顯得格外黝黑。我在風雪中踉踉蹌蹌地奔向也是普希金描寫過的“青銅騎士”——彼得大帝銅像前留影紀念。那裏有交通警察，近處不得停車。咯噠一聲，攝影完畢，膠片也沒有了。
由於當天夜間還要乘車返莫斯科，我們便回旅館休息。天昏地暗，疲勞的我們迅即躺下，合上眼睛。突然，一片火光使我驚醒，滿室通紅。睜開眼，得知紅光來自窗戶。走到窗前，拉開窗簾，才知道天空忽然局部放晴，看整個天幕，遠邊仍是烏雲。看海洋，似乎也陰沉得很。隻有海平線上，留出了窄窄的卻是明亮的長長光帶，紅色、金色、橙色、玫瑰色、紫色、藍色、褐色……光芒四射，儀態萬方，霞光千裏，為宇宙紮上彩帶。夕陽就停泊在波羅的海的海麵上，夕陽傲視著我們，滿目風光，滿身驕傲。
我與妻都驚呆了。我們被一種狂喜的心情攫住。這像是沉鬱中一次歡樂的爆炸，像是神聖的顯示，像是波羅的海與聖彼得堡再次舉行了開光典禮，像盤古開天的巨斧劈出了六合的輝煌，像是寂默之中突然鐃鈸齊鳴，響起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大合唱——《光明頌》。誰都知道彼得堡陰沉、寒冷的冬天，知道彼得堡一年隻有六十個好天，卻不知道暴風雪後突然展示的波羅的海的夕陽美輪美奐。
我們住在波羅的海宮，隔窗望去就是波羅的海、芬蘭灣。而過去，芬蘭灣的風光隻在列賓的油畫裏見過。現在看出去，已經沒有當年的野生水生植物，卻多了一個燈光晝夜眨眼的海濱夜總會。遠處也有燈火，我開始以為是芬蘭，後來導遊告訴我那邊是喀琅施塔得島。這個島的名稱我也不陌生，因為蘇聯七彩電影（那時叫七彩，以示比五彩更多彩）《難忘的一九一九》中有這個島的水兵叛變的故事，有一個鏡頭是斯大林乘著摩托快艇破浪前行，前來解決水兵叛變問題，像聖者下凡一樣，一時全電影院的觀眾歡聲雷動。
很快，夕陽落入波羅的海，天立刻黑下來，陰雲重新彌漫，風雪再次接續。我相信2004年彼得堡的寒冬自今夜開始。
謝謝你，波羅的海的夕陽，我相信你是特意衝破烏雲，一顯靈驗，一展風采，向我們說一聲“你好”的。波羅的海的夕陽是太陽、海、芬蘭灣和城市的精魂，是兩個彼得和一個列寧的精魂，是俄羅斯、蘇聯的精魂，是衛國戰爭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英勇犧牲了的百萬列寧格勒人的精魂！法西斯硬是拿不下這個光明的城市，曆史早已證明。
八、俄羅斯永在
這次去俄羅斯是應俄羅斯總統駐西伯利亞聯邦區全權代表、俄中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俄方主席德列切夫斯基先生的邀請進行友好訪問而進行的。而首先倡議這一安排的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他們要利用此行我在莫斯科之際舉行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的儀式。
儀式上，依例所長季塔連柯院士有兩個提問。一個是：“您是否準備繼續致力於我們的人民之間的和平與友好？”一個是：“……致力於科學的發展繁榮？”我都回答了“是的”，然後他將博士證書交到我手裏。
這讓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婚姻儀式與法庭上作證前的宣誓；還有來自蘇聯，和在中國的規矩一樣的少先隊的誓言“時刻準備著”。人們是需要許諾的，中國古人稱之為“然諾”，李白的“古風”裏盛讚魯仲連“一諾千金”的精神。我也應當記住這兩項肯定的答複。
儀式後是我的講演與學者們的發言。其中索羅金先生主要講了我的《季節》係列，華克生講了《活動變人形》，而托洛普采夫講了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他們甚至談到了近兩年堪稱暢銷的《我的人生哲學》與《青狐》。他們還是真的了解情況啊。我想起1989年春陪當時的外交部部長錢其琛同誌宴請其時的蘇聯外長謝瓦爾澤納德時的一件事，“謝”外長提到了我的《活動變人形》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事，此書的俄語版一次印了十萬冊，一搶而光，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文版平裝第一次印刷二萬九千冊，加精裝不過三萬餘冊。我向客人介紹了這一情況，並且說我正在考慮今後是不是主要應為俄羅斯讀者寫作。於是引起了大笑。
前些時候讀報看到，“謝”先生由於格魯吉亞的“天鵝絨革命”已經被迫提前退休。也是命吧。我想起了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最後的台詞，由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路曦扮演的索尼婭，撫摸著由金山扮演的，狂暴之後陷於極度頹喪的萬尼亞舅舅的頭，她說：“我們會有休息的，我們會有休息的，休息啊……”
話劇由蘇聯專家列斯裏導演。
然後是午宴。在主人們輪流進行的熱情洋溢幾乎是溢美有加的祝酒詞後麵，我致了答詞。我說：“蘇聯，俄羅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時代的夢。現在，蘇聯沒有了，我的夢想已經比青年時期發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羅斯還在，莫斯科還在，中俄人民的友誼還在，而且一切會更加繁榮和美麗。”
我相信我的話打動了俄羅斯朋友，這從他們目光的突然閃亮中完全可以看出來。中國的熟語叫作為之動容，我也看到什麽叫為之動容了。
沒有。
還是沒有。
終於找不著了啊。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機，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東諾夫的型號。我戴上耳機尋找一個哪怕隻是聽著熟悉一點的，沒有蘇聯味道，但是至少有一點俄羅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著。
有意大利歌劇，有百老匯音樂劇，有交響樂，有爵士樂，大概也有俄羅斯的流行歌曲，搖滾風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尋找的是自己的往日，這方麵的話我已經說過太多，已經不能再說。我想起了“前蘇聯”一詞，本來我覺得莫名其妙，誰不知道蘇聯已經“前”了？加一“前”字純粹脫褲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機上找尋歌曲的經驗使我想起了那種前朝“遺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蘇聯的遺老，於是從遺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嗎？
曆史，使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許多“前”一去不複返了。
但是飛機的服務極好，至少飛機上沒有我國民航上常見的那種飛行小姐紮堆聊天的。飛機起飛十多分鍾了，已經完全平衡地飛行了，空中小姐們仍然緊緊係住安全帶，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國或有的那種把最好的座位留給機組人員，先為自己再為人民服務的路子。直到統一宣布了可以不係安全帶了，她們才開始走動，廁所也才開始啟用，這是全球飛行業務中極嚴格的一批人，畢竟是俄羅斯人，沒有中國人那麽“靈活”。
八個半小時以後，到達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國際機場旁邊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覺是原始的大片白樺林，而不是我想象的山毛櫸，像我在《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中描寫過的。我還發現，在俄羅斯畫家偏愛的風景畫中，樹木，特別是白樺起著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維坦的《春天和大水》。我可憐的美術鑒賞能力和背景，使我喜愛列維坦勝過了法國和荷蘭的大師。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紹說列維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脫離蘇聯和遠離俄羅斯方麵是最積極的，它現在已經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還能把列維坦算作俄羅斯畫家嗎？
莫斯科機場的屋頂仍然像是懸掛著金屬易拉罐式的銅圓環，像我之前看到過的那樣。俄羅斯是一個金屬與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祖國進行曲》的歌詞完全是事實。這首歌是杜納耶夫斯基作的曲，曾經膾炙人口，中國的“進步”青年無人不唱，頭兩句的旋律還作過莫斯科廣播電台對外廣播的呼號，響徹全球。當然，機場裏已經大大增加了商業氣氛，而且許多是英語的標誌、廣告和霓虹燈，品牌也是國際化了的，例如耐克的對號與蘇格蘭威士忌的“紅方”“黑方”和更昂貴的“藍方”，好像還有維多利亞秘密牌的女子內衣。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1988年訪問匈牙利的情景，那時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係還存在著相當的問題。當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紹中國文學與中國社會的情況的時候，他們的筆會領導人不斷用英語說著——應該說是喊著：“brother countries!”——兄弟國家嘛。
我也想到，一個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五十年代的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時氣壯山河的長篇講演更持久？半個世紀多前，大概也隻有我這樣的中華少年革命人如饑似渴地閱讀這位據說在斯大林大清洗中立過功勞的同誌的宏文讜論。現在，不論俄國還是中國，有幾個人像我這樣還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二、宇宙飯店
我和妻與原來的助手崔建飛同誌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飯店。說是前兩年鐵凝全家來旅遊也在這裏住過。一個四星級大飯店，大堂裏明晃晃地設有賭博場地，當然還沒有拉斯維加斯或者葡京飯店那種規模。住房裏可以看到稱作“歐洲電視”的高塔和設計氣魄宏大的加加林紀念碑，像是一個長長的大鈍角三角形，最短的底邊在下，最尖的一角頂端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難忘的是宇宙飯店的餐廳：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樹，就是俄羅斯那首令我眩迷癡醉的民歌，先是高聳入雲得近於孤單，而又委婉多情得近於淒涼的男高音的領唱，你原以為已經沒有可能給這樣的領唱以回應了，它隻能曲高和寡地懸掛在那裏了；然而狂歡式的近於暴烈的火一樣的合唱響起，於是孤高的英雄與廣場和四鄉的人民群眾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掃蕩一切的宇宙偉力。我那年寫過一篇文章，說我在香港太古廣場聽俄羅斯（馬戲團）小醜藝人唱這首歌乞討的感受，發表在《南方周末》上。
11月16日與17日，我有兩個晚上在這個餐廳裏吃飯。兩個晚上都有民歌民樂。飛機上沒有的地麵上有。一個男子用彈撥樂器伴奏，兩個青春無瑕的姑娘唱歌。有時她們倆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搖鼓。我完全沒有語言學的根據，但是我堅定地認為，英語的girl最好譯成“女孩”，俄語的“捷烏什卡”隻能譯成“姑娘”。這次旅行中，俄國譯員把“捷烏什卡”說成“小姐”，我無法接受。
她們還在。民歌還在。她們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樹，唱了紅莓花開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晚。我不用書名號因為這就是她們唱的內容與心情，而不僅是歌曲題目。她們唱的卻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節奏一樣，旋律頗有區別，十分歡快活潑，接近說話——訴說——呼喚，似乎這些歌曲並沒有固定的樂譜。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縣聽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陝北民歌——愛情“酸曲”上回歸。
尤其是她們唱的《有誰知道他呢》，韻味悠長，純情無限，天真無邪。一麵唱一麵輕輕搖著身體，像是微風中的花朵。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她們的歌聲直出直入，無裝飾、無表演、無技巧，自語自歎，卻又俏皮諧謔，靈動隨意。每句詞都是以“啊、呀、nia、lia、達、掐”押韻，比中文詞唱起來動人得多，開放得多，也熱烈得多。這樣的歌聲是無法抵擋的，聲聲入耳入心，令人心蕩神迷，難以自已，揮之不去。事隔數周，我至今一閉上眼耳邊就有她們的“有誰知道他呢”響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難唱出效果來。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歲時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場滑冰。可惜每周隻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戀的一年。那是我開始寫作的一年。那是我歡呼祖國“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開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時都充盈著想象和感動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與歌唱過十九歲。我在什刹海冰場上聽到原汁原味的蘇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演唱的《有誰知道他呢》。我還知道這個合唱團是根據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沒有辦法，在宇宙飯店雪球樹餐廳聽到的演唱給了我十九歲在滑冰場上的感覺。沒有辦法，蘇聯就是我的十九歲，就是我的初戀，我的文學生涯的開端。我告訴崔建飛，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知道蘇聯已經“變修”，已經成為我們“敵人”的時候，我感到的是撕裂靈魂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超過了處決我本人。本人處決了理想和夢還在，而蘇聯變修了呢？世界就是這樣崩潰的。現在說起來未免無趣，老掉了牙，沒有什麽出息，不像男子漢喲！
而在她們唱起雪球樹的時候，我更加感動得說不出話來。蘇聯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樹還在，《有誰知道他呢》還在，紅莓花兒還在，俄羅斯姑娘的頭飾與衣服花邊還在，她們的天真與微笑還在，比“時代的榮譽、智慧和良心”（蘇聯共產黨不斷自詡的一個套話）更天長地久。
我趕緊布置要給她們小費。我畢竟是跟上了時代。藝術與小費不沾邊，友誼、青春、愛情與夢裏都不包含小費。然而，藝術的創造者傳達者是人，藝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羅斯唱歌的姑娘們是不拒絕小費的。隻要理念、不要利益的偉大實驗未能成功，遺憾啊您哪。
給小費的行為中還包含了顯示一下中國改革開放大好形勢的崇高動機。
順便記一筆，斯大林雖然眾說紛紜，雖然現在的俄羅斯人不見得願意正麵地談說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歡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團還在。幾個俄羅斯朋友向我說明了這一點。
三、給列寧鞠躬
到達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紅場。日程上寫的是遊覽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對於我這個年齡的中國人來說，離不開紅場：克裏姆林宮、紅星、列寧墓——列寧斯大林墓——列寧墓，去過一次的人還會知道聖巴蘇教堂、沙皇時期法國老板建的大百貨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正好是二十年前，彈指一揮，人間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間。那次由於目的地是塔什幹，沒有怎麽在莫斯科活動，當時想去克裏姆林或者列寧墓也排不起隊。我那年住在俄羅斯飯店，出門就是紅場。兩支隊伍擺在眼前，要排隊，必須有枯立五個小時以上的準備。
現在的列寧墓則每周隻開放兩天，參觀人數不多。就這樣此地還不斷有人發出取消這一陵墓的言論。我們在小雪中排隊，大家都很嚴肅，一次次反複進行安全檢查，進入陵墓以後不得出聲，不得交頭接耳。五十餘年前，有幸去瞻仰過列寧遺體的人都對我講墓前的紅軍衛士如何如銅像般一動也不動。現在倒是也沒有這樣嚴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寧的麵孔與衣裝新鮮明麗，我恭恭敬敬地給遺體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寧墓瞻仰得這樣遲。
如果是當年……而現在俄羅斯不乏對列寧的不敬乃至褻瀆的說法。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草率和隨意呢？難道能夠無視曆史？難道曆史就像打秋千一樣地搖擺極端？
無言。無聲勝有聲。
我們也看到了紅場檢閱台背麵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羅希洛夫、柯希金、斯維爾德洛夫，等等。銅牌與字跡依舊。
我們進入了克裏姆林，裏邊有一個現代化的辦公會議樓，是依據赫魯曉夫的命令修建的，為此拆除了大量古跡，真是得不償失。許多次蘇共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在這裏開的。另一個簡樸的樓掛著俄羅斯的三色國旗，是現任總統普京的辦公地點。更多的是看了裏麵的東正教堂，古色古香，蠟燭點燃，教堂特有的氣味濃烈。蘇維埃時期這些教堂隻能算是博物館，現在香火旺了起來。我乘機學到了一點有關東正教的知識，東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橫，說明耶穌的頭部也曾被釘住，下端一個斜橫，高的一端是一位聖徒寧死不屈，至死承認耶穌是主的兒子，從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嚇倒了改了口的軟骨頭，便從低端墮入了地獄。二分法的傳統，“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羅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羅斯去。克裏姆林正在脫掉意識形態的外衣。雖然大紅星仍然閃爍。說是那紅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資無數，用了不知多少昂貴的紅寶石，使之晝夜閃光，明耀寰宇。現在也有激進人士不斷要求拆星、移星，當局以成本太高而財政困難不幹。
我們也去了大百貨公司。與我之前來的時候不同，現在櫃台上擺著的多是西歐進口名牌貨，應有盡有，規模與購物環境極佳。然後克裏姆林宮的鍾樓上大鍾響了，正午十二時鍾聲“敲”出原蘇聯、現俄羅斯的國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詞是“俄羅斯聯合各自由盟員共和國，行成永遠不可摧毀的聯盟……”
在小風雪中我們到了蘇聯一本有影響的長篇小說中描寫過的阿爾巴特街。一條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味的旅遊街，街中心有賣禮品的攤檔，而不是貼著牆根兒。過去，這裏住過一些蘇聯要人高幹子弟。現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區”和商業街。這裏的俄式大餐實在味道好極。我們點牛肉，不是大塊牛排而是罐燜，點雞肉，上的也不是半隻西裝雞而是基輔式的黃油雞卷：把一片雞肉卷成卷，內裝洋蔥、蘑菇、奶酪等餡子，外裹蛋汁澱粉，煎熟，使我想起當年莫斯科餐廳在北京開業時的盛況。不知俄羅斯是否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口味介於東西之間，我輩華人易於接受俄餐。
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長綠。所有的理念都應該通向生活。附麗於生活，就沒有，至少有可能減少破滅和虛空。
四、莫斯科
莫斯科畢竟是一個大地方，大都會，大國首都。
與二十年前的造訪時相比，莫斯科煥然一新，地麵大大地擴大了。我們住的宇宙飯店，原來隻是郊區的田野。雖然不乏高層樓廈，基本風格仍然是石塊、磚木、水泥與鋼筋結構，浮雕式的建築，與紐約或者香港的玻璃鋼梁摩天大廈風味不同。建築並不林立，仍然是“我們祖國多麽遼闊廣大”，仍然是“能夠自由呼吸”的足夠空間。
妻一到莫斯科就說：“莫斯科顯得大氣。”我補充說：“就像北京。”人們常常批評北京已經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韻味，很可能這個批評是正確的，而且我曾經設想，如果我們的申奧口號不是“新北京，新奧運”，而是“老北京，新奧運”該有多好。幸好，搞申奧翻譯的人明了這一點，英語的譯文就根本沒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跡。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廣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倫敦矜持，羅馬雍容而悉尼舒適，維也納華美而柏林嚴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紐約高聳。北京和莫斯科一樣，大氣，而莫斯科卻顯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種我們在北京展覽館、上海展覽館身上已經領略了造型所謂的斯大林式建築，在莫斯科一共七個。底盤大，樓層越是往上越是減少麵積，像擺放好了的積木。正中的塔樓好像豎著一根旗杆，頂著一顆紅星。我在布達佩斯等東歐城市也看到過蘇聯援建的這種類型的建築。
據說斯大林原來下令修建四十處這樣的大樓，作為“二戰”勝利的紀念與“二戰”期間莫斯科建築受到破壞的補償。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隻修建了七處，斯大林逝世，於是此種樓不再。現在七處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學和俄羅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龐然大物。靠近紅場最近的一處這樣的大樓現在隻是普通的居民樓。
莫斯科河給莫斯科帶來了好風水。到處看得見莫斯科河。來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學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欄杆，下麵就是莫斯科河，遠處——其實不然不遠，就是紅場，克裏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寧山，一首蘇聯歌曲《列寧山》是我們年輕時候最喜愛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說“之一”。“穿過朝霞太陽照在列寧山，峻峭的山嶺多麽神往……當我們回憶少年的時光，當年的歌聲又在蕩漾……世界的希望，俄羅斯的心髒，我們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嶺雲雲恐是譯者杜撰，因為列寧山名為山，實際隻是一個大高地，整個高地歸莫斯科大學所有，開闊平坦。歌詞裏還有一句“工廠的煙囪高高插入雲霄”，與現代環保觀念不甚吻合，回憶起來有點滑稽。事實確是如此，從麻雀山看下去煙囪不少。其實當年我們開始搞五年計劃的時候，我們的夢想也是到處架起煙囪，各種黑煙、黃煙、白煙、紅煙齊冒。
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寫過莫斯科大學給我以傻氣的印象，奇怪的是，這一次，在俄國人不乏對於斯大林式建築嘲笑抨擊的時候，我反而覺得“莫大”這種大樓也挺氣魄。是不是我的審美也受國家關係的影響呢？是不是因了蘇聯的變成“前”我反而遺老起來了呢？反正你不把它當成美夢看也不把它當成敵人看，你反而與之容易交往與溝通。這一回我兩次造訪莫大，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雪夜。白天有許多遊人，包括凍得發抖的穿著婚紗拍結婚照的少男少女。蘇維埃時期則是結婚者必在這裏照相。雪夜中的莫斯科大學，燈火璀璨，光明令人仰視。雪花輕落，別來無恙，好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過。曆史怒吼長嘯，鐵血生死，狂舞疾轉，然後山河依然，城市依然，大學依然，生活依舊。現在有幾百名中國留學生在此就學。
然而這麽偉大的蘇聯，偉大的俄國，偉大的莫斯科，怎麽連一條一截高速公路都沒有呢？尤其是雪後，莫斯科的堵車甚至超過了我所體驗過的以交通堵塞聞名於世的墨西哥城。雪後，我在莫斯科每天用在路上的時間五六個小時，而參加活動的時間隻有路上時間的一半。說是沒有錢，說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過路收費，所以也就無法進行良性循環，也就沒有人投資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與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談話，他說，中國、匈牙利現在經濟改革還來得及，因為革命前的商人企業家還都活著，而蘇聯十月革命已經六十餘年，懂商品經濟的人已經死光了，再想搞什麽商品經濟，隻怕後繼無人了呢。當時我還以為他是說笑話。
俄國朋友說我們是幸運的，抵達莫斯科的時候是深秋，樺樹上的葉子還沒有落盡，柳條還是綠的，十月陽春，信然。幾天後大雪飄飛，寒風怒吼，冬天來了。
五、莫斯科與北京
不，莫斯科與北京還是不同。莫斯科沒有那麽多鋪麵、攤販、商店。看來，莫斯科的改革雖然激進，卻沒有像北京那樣深入到社會每一個角落。是不是這樣反而多了些“人文精神”，少了些銅臭呢？至少表麵看是如此。中國的不少人文知識分子大概喜歡這樣。
何況莫斯科比北京有更多的空地，更多的即使白雪覆蓋下仍然保持碧綠的草坪，尤其是叢叢樹林，樹遠比人多得多。而莫斯科的四周，幹脆被森林所包圍。偉大的俄羅斯呀，得天獨厚的俄羅斯呀，這裏有更多的被有心人們苦苦守護了半天仍然守不住的大自然。
但不論是入境、住店……辦手續都相當慢，住酒店還動輒扣住你的護照，過數小時至一兩天才還給你。這些事上，“前蘇聯”並沒有怎麽“前”，前起來也並非易事。有人說，中國規定，邊防辦入境手續正常情況下不得超過四十秒鍾，而俄國規定不得少於四分鍾。反正我覺得他們的認真管理精神大大超過了方便服務精神。
莫斯科有北京想象不到高質量的街頭雕塑。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羅蒙諾索夫，包括馬克思。我們在街旁的樹林中看到一位老人家的慈祥的塑像，我們問這是誰，答：馬克思。多麽慚愧，竟然認不出馬克思來了，在莫斯科。用文化人物名字命名了許多大街與廣場，你覺得這確是一個重視文化、尊崇藝術的國家。蘇維埃時期被貶斥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坐式雕像也於近年落成。我想起了《白夜》《白癡》《卡瑪拉佐夫兄弟》《被汙辱與被損害的》，想起陀氏的癲癇病，想起他的陪綁絞刑，想起他的酷愛輪盤賭，想起他的落筆萬言、泥沙俱下、拷問靈魂、扭住脖頸的文風，悲憫無限的陀氏終於坐到了莫斯科的街頭，這使我感從中來，不勝唏噓。
我忽然怪想，俄羅斯的文學太沉重、太悲哀、太激情，也太偉大、太發達了，這是不是造就她擁有獨一無二的曆史因素之一呢？
彼得大帝的雕像就矗立在從莫大回紅場的路上，底座是一艘巨大的帆船，身高兩米多的彼得一世手持雙筒望遠鏡向遠處（應該是向西方吧）眺望，氣魄宏偉異常。而一想到北京近年來勉勉強強弄起的城市雕塑，實在牛不起來。
說是人們不一定願意多提蘇聯的話題。說是蘇聯七十年，農業產量始終沒有達到過沙皇時期的最高水平。而現在俄國人的收入也低於蘇聯的水準……上蒼保佑吧。然而，莫斯科人穿戴打扮仍然美好，莫斯科姑娘的美麗度遠遠超過其他訪問過的數十個國家和數百個城市，莫斯科的餐館仍然頗有情調品味。
你到莫斯科大劇院看戲，你覺得這裏的人的文化素質很高。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新版的《天鵝湖》，白天鵝最後沒有得救，而是死在了魔鬼手裏。當黑天鵝攪得王子迷失本性的時候，背景上出現了一個小景框，小框裏是白天鵝的悲戚與掙紮，音樂也變得急促不安，驚慌乃至於恐怖，令人神移。去掉了大團圓的結局，留下了沉重的困惑與遺憾，留下了沉重的悲劇感。
劇場的秩序與氛圍極佳，比北京的劇場文化強。
蘇聯說沒有就沒有了，蘇共說解散就解散了，盧布說貶值就土崩瓦解，一塌糊塗，而莫斯科居然基本平靜有序，至少不像南斯拉夫也不像烏克蘭。再想想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亂局……這在使你歎息的同時卻也使你讚歎。
六、動蕩年代的愛情
為了發行新版的拙作中短篇小說集俄文版，我們在“找到你自己”書店舉行與讀者見麵會。
這個集子由托洛普采夫翻譯編輯，他的眼光比較藝術。他選的是《夜的眼》《雜色》《木箱深處的紫綢花服》《深的湖》《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園的故事》《焰火》《他來》等。
（俄女學者兼我們的導遊阿克桑娜博士表達了對於“紫綢花服”的理解與欣賞。而在我們後來訪問阿拉木圖的時候，哈薩克斯坦國家圖書館館長穆拉特先生引用“月光園”的故事評述世界與兩國關係的失而複得，這都應該感謝這個譯本。）
書店的樓下是禮品店，其中也有不少中國禮品，包括佛像、吉祥物、燈籠、刺繡等，快到聖誕節了，各種商品密密麻麻，碰頭、撞臉、擋胳臂、絆腿，使我想起兒時舊北京街上開的文具店。
三十多個讀者等候因為塞車而遲到一個多小時的我們，氣氛比我想象的熱烈。我的印象是他們對於中國的事情都很有興趣，但又都不甚了解，特別是近年來的發展，他們想象不出來。
有一個中年男子提出與我共唱蘇聯歌曲。我們一起唱了一些比較流行的，諸如《喀秋莎》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後來我唱起《五一檢閱歌》：“柔和晨光/在照耀著/克裏姆林古城牆/無邊無際蘇維埃聯邦/正在黎明中蘇醒……”他和了幾句後拍著腦袋表示已記不起歌詞。我又唱了地下時候學會的第二首蘇聯歌：“我們的將軍就是伏羅希洛夫/從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員……”（第一首是喀秋莎，當然。）還有另一首歌頌蘇聯名將肖爾斯的歌：“隊伍沿著河岸……在那紅旗下麵/躺著一位遊擊隊長……”他唱不出來了。
正式會見開始前一位年長的、身材仍然不錯的女士來找我，向我介紹，她是一位詩人，我國蘇聯文學翻譯家與研究家老g當年的戀人。g隻是代號，不是高或者甘。我與老g是友人。女士把一本影集給我看，老g當年在莫斯科留學時候與她同班同學，那時他竟是這樣瀟灑英俊。內中有不少他們二人的合影，可以想象二人的感情的火熱。影集中也包括了老g後來的照片，有他後來在國內結婚後的全家福。最後一張是老g前幾年不幸猝逝後的靈堂，黑幔上寫著老g的名字，懸掛著的是女詩人青年時代戀人的遺像，叫作天人相隔。
我驚訝震動，不僅在於她與老g的早年戀情，而在於老g從來沒有、國內也從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這段故事。而當年的蘇聯姑娘，卻坦白自然得很，這也是文化的差異嗎？
更令人震撼的是時間，時間比你想象得有力得多，無情得多，時間主宰著我們，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經評論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間的轉移來寫時間。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軍占領下的北京度過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與壯年。而俄羅斯呢，一到俄羅斯青年時代的記憶就紛至遝來，渾若不勝。
朋友告訴我，老g與這位俄羅斯女詩人的愛情是不可能實現的，雙方政府都有禁令，後來，兩國關係又敵對成了那個樣子。所以，雖然八十年代初期老g曾經供職於我駐莫斯科大使館，也不可能與之見麵，直到1991年，兩國關係正常化以後，老g費了老大的勁才終於找到了女詩人。
還說什麽呢？恩怨情仇，藕斷絲連。又是近鄰，又是第三國際，又是共同的理念，牢不可破、萬古長青……本是同根生，這是曆史？這是命運？這是天意？你永遠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靜、非常旁觀地談這個“外國”，看這個國家。你為她付出了太多的愛與不愛，希望與失望，夢迷與夢醒，歡樂、悲哀與恐懼……這占據了我們這一代人還有上一代人特別是革命的老知識分子的一生。而後，錯錯錯，莫莫莫；長已已，永惻惻。你老了，去了，她也老了。
七、波羅的海的夕陽
這次還去了聖彼得堡。這個城市的古老名稱，源於耶穌的十二個聖徒之一的聖彼得。後來改成彼得格勒，是為了紀念彼得一世即力行新政的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後定名為列寧格勒，當然是為了永憶列寧。現在又改了回去。城市的名字改了，但是城市所處的州的名稱沒有改，仍是列寧格勒州。而莫斯科通往聖彼得堡的火車站也仍然名為列寧格勒火車站。想洗淨一段重要的，震動了世界也改變了世界，震動了本國也改變了本國的曆史談何容易？價值選擇的變易不能代替曆史的書寫，而書寫曆史不等於曆史本身。當我與該城的漢學家們座談時，一位女學者問我：“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們改革得太慢了？”我說：“沒有啊，你們連城市的名字都改了呀……”有同行者以為我語帶嘲諷，實無此意！我怎麽會覺得他們慢呢？
我不想再寫這裏的涅瓦河、冬宮、阿弗洛爾巡洋艦、購自埃及的獅身人麵像。也不再寫這裏的大街了，有一首民歌叫作“沿著彼得大街”，抒發一個喝醉了酒的馬車夫趕車的情景，歌曲裏有車夫吆喝馬的叫聲。是我記錯了嗎？當我問導遊哪裏是彼得大街時，導遊表示不知道。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曾經在與列寧格勒紅霞工廠結成姊妹關係的北京有線電廠做共青團的工作，我在彼得堡，竟忘記了問這家工廠的情況。一位中國人告訴我，即使還有，也早已麵目全非嘍。
感謝導遊帶我們去“木木餐廳”用飯，餐廳門口有屠格涅夫小說中的狗“木木”的雕像，飯後老板送給我第一版“木木”的複製本。後來我們又到柴可夫斯基與科學院餐館用餐。就衝這些餐館名稱也令人欽佩。彼得堡全城就是博物館，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墳墓都在這裏。
11月21日我們碰到了風雪，可能沒有普希金小說裏描寫的“暴風雪”那樣激烈，但已經可觀。風是白色的，雪是散漫無形的，風成了雪的力量，雪成了風的形體。街道與巨石建築也在瞬間出現了白色，剩下的河流顯得格外黝黑。我在風雪中踉踉蹌蹌地奔向也是普希金描寫過的“青銅騎士”——彼得大帝銅像前留影紀念。那裏有交通警察，近處不得停車。咯噠一聲，攝影完畢，膠片也沒有了。
由於當天夜間還要乘車返莫斯科，我們便回旅館休息。天昏地暗，疲勞的我們迅即躺下，合上眼睛。突然，一片火光使我驚醒，滿室通紅。睜開眼，得知紅光來自窗戶。走到窗前，拉開窗簾，才知道天空忽然局部放晴，看整個天幕，遠邊仍是烏雲。看海洋，似乎也陰沉得很。隻有海平線上，留出了窄窄的卻是明亮的長長光帶，紅色、金色、橙色、玫瑰色、紫色、藍色、褐色……光芒四射，儀態萬方，霞光千裏，為宇宙紮上彩帶。夕陽就停泊在波羅的海的海麵上，夕陽傲視著我們，滿目風光，滿身驕傲。
我與妻都驚呆了。我們被一種狂喜的心情攫住。這像是沉鬱中一次歡樂的爆炸，像是神聖的顯示，像是波羅的海與聖彼得堡再次舉行了開光典禮，像盤古開天的巨斧劈出了六合的輝煌，像是寂默之中突然鐃鈸齊鳴，響起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樂的大合唱——《光明頌》。誰都知道彼得堡陰沉、寒冷的冬天，知道彼得堡一年隻有六十個好天，卻不知道暴風雪後突然展示的波羅的海的夕陽美輪美奐。
我們住在波羅的海宮，隔窗望去就是波羅的海、芬蘭灣。而過去，芬蘭灣的風光隻在列賓的油畫裏見過。現在看出去，已經沒有當年的野生水生植物，卻多了一個燈光晝夜眨眼的海濱夜總會。遠處也有燈火，我開始以為是芬蘭，後來導遊告訴我那邊是喀琅施塔得島。這個島的名稱我也不陌生，因為蘇聯七彩電影（那時叫七彩，以示比五彩更多彩）《難忘的一九一九》中有這個島的水兵叛變的故事，有一個鏡頭是斯大林乘著摩托快艇破浪前行，前來解決水兵叛變問題，像聖者下凡一樣，一時全電影院的觀眾歡聲雷動。
很快，夕陽落入波羅的海，天立刻黑下來，陰雲重新彌漫，風雪再次接續。我相信2004年彼得堡的寒冬自今夜開始。
謝謝你，波羅的海的夕陽，我相信你是特意衝破烏雲，一顯靈驗，一展風采，向我們說一聲“你好”的。波羅的海的夕陽是太陽、海、芬蘭灣和城市的精魂，是兩個彼得和一個列寧的精魂，是俄羅斯、蘇聯的精魂，是衛國戰爭中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戰鬥，英勇犧牲了的百萬列寧格勒人的精魂！法西斯硬是拿不下這個光明的城市，曆史早已證明。
八、俄羅斯永在
這次去俄羅斯是應俄羅斯總統駐西伯利亞聯邦區全權代表、俄中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俄方主席德列切夫斯基先生的邀請進行友好訪問而進行的。而首先倡議這一安排的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他們要利用此行我在莫斯科之際舉行授予我榮譽博士學位的儀式。
儀式上，依例所長季塔連柯院士有兩個提問。一個是：“您是否準備繼續致力於我們的人民之間的和平與友好？”一個是：“……致力於科學的發展繁榮？”我都回答了“是的”，然後他將博士證書交到我手裏。
這讓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婚姻儀式與法庭上作證前的宣誓；還有來自蘇聯，和在中國的規矩一樣的少先隊的誓言“時刻準備著”。人們是需要許諾的，中國古人稱之為“然諾”，李白的“古風”裏盛讚魯仲連“一諾千金”的精神。我也應當記住這兩項肯定的答複。
儀式後是我的講演與學者們的發言。其中索羅金先生主要講了我的《季節》係列，華克生講了《活動變人形》，而托洛普采夫講了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他們甚至談到了近兩年堪稱暢銷的《我的人生哲學》與《青狐》。他們還是真的了解情況啊。我想起1989年春陪當時的外交部部長錢其琛同誌宴請其時的蘇聯外長謝瓦爾澤納德時的一件事，“謝”外長提到了我的《活動變人形》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事，此書的俄語版一次印了十萬冊，一搶而光，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文版平裝第一次印刷二萬九千冊，加精裝不過三萬餘冊。我向客人介紹了這一情況，並且說我正在考慮今後是不是主要應為俄羅斯讀者寫作。於是引起了大笑。
前些時候讀報看到，“謝”先生由於格魯吉亞的“天鵝絨革命”已經被迫提前退休。也是命吧。我想起了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最後的台詞，由青年藝術劇院的演員路曦扮演的索尼婭，撫摸著由金山扮演的，狂暴之後陷於極度頹喪的萬尼亞舅舅的頭，她說：“我們會有休息的，我們會有休息的，休息啊……”
話劇由蘇聯專家列斯裏導演。
然後是午宴。在主人們輪流進行的熱情洋溢幾乎是溢美有加的祝酒詞後麵，我致了答詞。我說：“蘇聯，俄羅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時代的夢。現在，蘇聯沒有了，我的夢想已經比青年時期發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羅斯還在，莫斯科還在，中俄人民的友誼還在，而且一切會更加繁榮和美麗。”
我相信我的話打動了俄羅斯朋友，這從他們目光的突然閃亮中完全可以看出來。中國的熟語叫作為之動容，我也看到什麽叫為之動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