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四部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大學》中提出了個人的道德修養是實現全部政治理想的基礎思想。它說：“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反過來，此書又提出“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的命題。
這個在邏輯上未必經得住推敲的命題卻為許多代的中國士人所信奉。修、齊、治、平，是中國封建社會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隻是在道德層麵上，個人是高度受重視的。至於個人的正當利益，卻少有論述。儒家的第二號人物孟子提出“義利之辯”，他輕視“利益”的觀念，而強調“道義”是高於一切的，儒家還提出了“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命題，認為為了道義原則而犧牲生命是最崇高光榮的事。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修齊治平”的理論人們講得少了，共產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民主主義也好，更側重的是社會的製度方麵的變革。但是對於家庭的重視卻是一直很少變化的。中國古典的八種美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中，前兩種就是專門講家庭和血緣關係的。儒家學說首先不是人權的學說而是人的義務的學說，它認為：人是生存在與他人，特別是與自己的親屬的倫理關係的鏈條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有相應的義務；如果各安其位，各行其義務，這個社會就是清明和太平的，反之就將是災難。甚至婚姻的基礎也不是愛情，而是倫理義務。在中篇小說《拂曉前的葬禮》中，強壯而有活力的主人公被強迫和他所不愛的女人成婚，理由是因為他的母親去世，而他的父親和他幼小的弟弟妹妹，都需要一個能勞動的女人來操持家務。當主人公拒絕這樁婚姻時，他的父親和弟妹全都跪在他的麵前，向他哀求，於是他不得不接受這樁婚姻。中國曆史上確有過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大家庭，世人以擁有這樣的家庭和大量的子孫後裔為人生的最大幸福。一般人也強調家庭的意義。“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殺者，很大一部分是由於不僅在社會集團中受到批判鬥爭孤立，而且在家庭中也處境不妙才走上了絕路的。至今，一個獨身者仍然會受到過多的關心和忠告，會有許多人幫助他或她尋找婚姻伴侶。
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在人民革命中受到了很大衝擊，因為領導這一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主張“階級論”，認為人的歸屬首先是階級，其次才是家庭。黨提倡那些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或反動地主家庭的人與自己的父母劃清界限。多有革命者檢舉自己的家人的反革命罪行的情況，這種行為受到表彰和肯定。
現在的計劃生育大大增加了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獨生子女被稱為家中的小太陽，有許多家庭孩子處於家中的特權地位。
近年來這些情況開始有些變化，獨身者、不結婚而與異性同居者、結婚而不要孩子者，在大城市逐漸多了起來，但在整個人口中，他（她）們隻占極少數。
在中文中，國家的概念是崇高的，國家一詞既是country，又是nation，並且也是state。在古老的中國，國的概念還與君的概念密不可分，因此對國與君的忠誠被視為極大的美德。但中國又屢屢發生農民革命與改朝換代的事情，不斷地發生背叛、變節、歸順新主子的故事，這裏常常發生政治道德政治價值上的悖論。從孔子治《春秋》時起，哲人們就致力於以說得通的政治道德政治價值論點來說明曆史的變革。然而，這始終是中國的政治哲學上的一個無法完全解決的難題。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屈辱經驗大大加強了國家觀念的民族主義色調。愛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外來侵略壓迫、拯救瀕臨滅亡的中華民族，一直是近現代中國最富有動員力的政治主題。
在中國的傳統哲學與曆史發展中，少有多元製衡的觀念與實踐。適應著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與嚴格的尊卑長幼秩序，儒家強調的是中庸之道，即通過抑製極端主義的偏激做法來維持社會的平衡。曆史上中國人提倡忠君，同時又抨擊暴政，要求君王愛民如子，並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同樣，在提倡孝敬父母、師長的同時，提出“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儒家的理想包括了被統治者的忠誠與馴服，但它的前提是統治者的仁愛、謹慎、寬容和在道德教化方麵的表率作用。至今，中國的執政黨仍然時時強調黨員幹部的身教勝於言教；至今，中國共產黨選拔幹部的標準仍然是德才兼備，就是說，把一個人的道德表現、道德形象，視為擔任幹部的首要的條件。“仁政”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理想，這也是官員的腐敗問題在中國往往會引發特別激動的情緒的一個原因。
中國共產黨人強調自己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而無產階級由於一無所有，由於失去的是鎖鏈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所以是最大公無私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提出個人利益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革命利益。解放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周恩來為“學習雷鋒”題詞時提出要“公而忘私”“奮不顧身”。毛澤東的“老三篇”上出現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說法。中國報刊上還出現過“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的提法。“文革”中，提出了“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口號。當時有許多說法提倡大公無私。如“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把有限的自我，融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等。對個人利益的極端漠視，影響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妨礙了文化、科學、藝術的繁榮。
早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人們已經提出張揚個性的啟蒙主張。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大大發展以來，人們更傾向於合理地界定與保護個人的合法權益，注意運用個人利益原則來刺激勞動的積極性。在文化藝術上發展與張揚個性也被各方麵所認可。與此同時，又產生了見利忘義、貪汙腐化、道德滑坡、信仰危機以及社會犯罪現象有所增加的問題。中國的執政黨與政府，則一直強調集體主義與繼承革命傳統，強調兩個文明一起抓，希望能建立起一個富裕而且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迄今為止，這方麵仍然麵臨著巨大的挑戰。
簡單的結論：
(1)中國的文化傳統比較強調群體和集體，強調個人對自身的道德約束與個人對集體的奉獻直至犧牲，這與西方的文化傳統有所不同。
(2)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社會理想正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遠非一帆風順和輕鬆愉快，相反，這是一個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充滿了價值失範的陷阱與價值歧義的衝突的過程，對這個過程做出輕率的判斷和幹預，是危險的。
(3)中國永遠不可能全盤西化，過去不可能，現在不可能，將來也不可能。同時中國必然走向現代化，必然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人類的普遍價值觀念的整合，並在這一整合過程中，做出對全世界全人類的貢獻。
這個在邏輯上未必經得住推敲的命題卻為許多代的中國士人所信奉。修、齊、治、平，是中國封建社會士人的最高人生理想。隻是在道德層麵上，個人是高度受重視的。至於個人的正當利益，卻少有論述。儒家的第二號人物孟子提出“義利之辯”，他輕視“利益”的觀念，而強調“道義”是高於一切的，儒家還提出了“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命題，認為為了道義原則而犧牲生命是最崇高光榮的事。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修齊治平”的理論人們講得少了，共產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民主主義也好，更側重的是社會的製度方麵的變革。但是對於家庭的重視卻是一直很少變化的。中國古典的八種美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中，前兩種就是專門講家庭和血緣關係的。儒家學說首先不是人權的學說而是人的義務的學說，它認為：人是生存在與他人，特別是與自己的親屬的倫理關係的鏈條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有相應的義務；如果各安其位，各行其義務，這個社會就是清明和太平的，反之就將是災難。甚至婚姻的基礎也不是愛情，而是倫理義務。在中篇小說《拂曉前的葬禮》中，強壯而有活力的主人公被強迫和他所不愛的女人成婚，理由是因為他的母親去世，而他的父親和他幼小的弟弟妹妹，都需要一個能勞動的女人來操持家務。當主人公拒絕這樁婚姻時，他的父親和弟妹全都跪在他的麵前，向他哀求，於是他不得不接受這樁婚姻。中國曆史上確有過四世同堂、五世其昌的大家庭，世人以擁有這樣的家庭和大量的子孫後裔為人生的最大幸福。一般人也強調家庭的意義。“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殺者，很大一部分是由於不僅在社會集團中受到批判鬥爭孤立，而且在家庭中也處境不妙才走上了絕路的。至今，一個獨身者仍然會受到過多的關心和忠告，會有許多人幫助他或她尋找婚姻伴侶。
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在人民革命中受到了很大衝擊，因為領導這一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主張“階級論”，認為人的歸屬首先是階級，其次才是家庭。黨提倡那些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或反動地主家庭的人與自己的父母劃清界限。多有革命者檢舉自己的家人的反革命罪行的情況，這種行為受到表彰和肯定。
現在的計劃生育大大增加了孩子在家庭中的重要性，獨生子女被稱為家中的小太陽，有許多家庭孩子處於家中的特權地位。
近年來這些情況開始有些變化，獨身者、不結婚而與異性同居者、結婚而不要孩子者，在大城市逐漸多了起來，但在整個人口中，他（她）們隻占極少數。
在中文中，國家的概念是崇高的，國家一詞既是country，又是nation，並且也是state。在古老的中國，國的概念還與君的概念密不可分，因此對國與君的忠誠被視為極大的美德。但中國又屢屢發生農民革命與改朝換代的事情，不斷地發生背叛、變節、歸順新主子的故事，這裏常常發生政治道德政治價值上的悖論。從孔子治《春秋》時起，哲人們就致力於以說得通的政治道德政治價值論點來說明曆史的變革。然而，這始終是中國的政治哲學上的一個無法完全解決的難題。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屈辱經驗大大加強了國家觀念的民族主義色調。愛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外來侵略壓迫、拯救瀕臨滅亡的中華民族，一直是近現代中國最富有動員力的政治主題。
在中國的傳統哲學與曆史發展中，少有多元製衡的觀念與實踐。適應著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與嚴格的尊卑長幼秩序，儒家強調的是中庸之道，即通過抑製極端主義的偏激做法來維持社會的平衡。曆史上中國人提倡忠君，同時又抨擊暴政，要求君王愛民如子，並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同樣，在提倡孝敬父母、師長的同時，提出“子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儒家的理想包括了被統治者的忠誠與馴服，但它的前提是統治者的仁愛、謹慎、寬容和在道德教化方麵的表率作用。至今，中國的執政黨仍然時時強調黨員幹部的身教勝於言教；至今，中國共產黨選拔幹部的標準仍然是德才兼備，就是說，把一個人的道德表現、道德形象，視為擔任幹部的首要的條件。“仁政”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理想，這也是官員的腐敗問題在中國往往會引發特別激動的情緒的一個原因。
中國共產黨人強調自己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而無產階級由於一無所有，由於失去的是鎖鏈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所以是最大公無私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提出了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提出個人利益應該無條件地服從革命利益。解放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周恩來為“學習雷鋒”題詞時提出要“公而忘私”“奮不顧身”。毛澤東的“老三篇”上出現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說法。中國報刊上還出現過“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的提法。“文革”中，提出了“狠鬥私字一閃念”的口號。當時有許多說法提倡大公無私。如“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把有限的自我，融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等。對個人利益的極端漠視，影響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妨礙了文化、科學、藝術的繁榮。
早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人們已經提出張揚個性的啟蒙主張。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大大發展以來，人們更傾向於合理地界定與保護個人的合法權益，注意運用個人利益原則來刺激勞動的積極性。在文化藝術上發展與張揚個性也被各方麵所認可。與此同時，又產生了見利忘義、貪汙腐化、道德滑坡、信仰危機以及社會犯罪現象有所增加的問題。中國的執政黨與政府，則一直強調集體主義與繼承革命傳統，強調兩個文明一起抓，希望能建立起一個富裕而且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迄今為止，這方麵仍然麵臨著巨大的挑戰。
簡單的結論：
(1)中國的文化傳統比較強調群體和集體，強調個人對自身的道德約束與個人對集體的奉獻直至犧牲，這與西方的文化傳統有所不同。
(2)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中國的傳統道德觀念社會理想正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遠非一帆風順和輕鬆愉快，相反，這是一個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充滿了價值失範的陷阱與價值歧義的衝突的過程，對這個過程做出輕率的判斷和幹預，是危險的。
(3)中國永遠不可能全盤西化，過去不可能，現在不可能，將來也不可能。同時中國必然走向現代化，必然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人類的普遍價值觀念的整合，並在這一整合過程中，做出對全世界全人類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