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你的為政比較粗線條，比較寬鬆放手，你的老百姓也就比較淳樸忠厚。你的為政過於苛細，過嚴過死，無所不至，你的老百姓也就狡黠難管和怨聲載道。
災禍正是福祉的倚靠，福氣正是災禍的包藏。誰知道福氣與災禍的終極標準與運轉的根本規律呢？這裏並沒有絕對的正解指標。正常會轉化為奇——詭異、另類、非正常。善良或善（擅）長會轉化為妖魔邪惡、怪力亂神。在何者為正、何者為奇，何者為善、何者為妖邪的問題上，人們感到困惑迷失，已經好久的時間了。
所以說，聖人方正講原則，但是不傷害他人；清廉嚴肅，但是不刺痛誰；直截了當，但是不放肆；光明朗悅，但是不炫耀自身。
為政苛細，明察秋毫，包攬一切，幹預一切，這其實是一種極權主義的思路。是《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我們》這三部著名的“反麵烏托邦”小說係列所描寫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社會生活現象。《一九八四》中描寫由老大哥通過電視機帶領全國人民做體操，而且他們的電視接收機具有監控攝像功能，任何一個人不好好做操，都會被懲罰。《美麗新世界》中所有百姓的婚配都由政府按照優生原則掌握，包括做愛，也是按照規定的時間表與要求細則進行。這樣的問題其實早在《老子》中，中國人已經提出了自己的警告。
當然後兩本長篇小說具有反蘇傾向，其中的反共主義並不可取，但是作為小說，其不無誇張地描寫一種其政察察的極端畫麵，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
至於《美麗新世界》一書則描寫了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效率和科學都異化了，成了人生的對立物。它的時間采用“福特紀元”，即自福特公司發明的生產流水線為新紀元的開始，這樣的流水線摧毀了人生人性人道的最後防線。
其政悶悶的國家，例子不好舉。但是我們有一些說法做法，可以參照。如講放手，講抓大放小，講放開一批。再如把計劃改為規劃，講調動積極性，講相信人，講寬以待人，講寬鬆的環境，講意向協議，講模糊數學，講掌握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講和稀泥、搗糨糊、協調一下、必要的妥協，講先擱一擱放一放、冷處理、不了了之、宜粗不宜細??
還有我們最喜歡講的“基本上”、“有一定效果”；還有“找他談談話”、“安慰一下”、“做點工作”、安排一個虛職??都不無其政悶悶的意思。相反，事必躬親，事無巨細，無微不至，心細如發，對於修表、刺繡、精密儀器等行業的從業者也許是必需的品質，但是對於從政者、執政者、領導人來說，未必總是正麵的特性。
按現代西方的行政理論，人們不僅應該懂得橫向的分權，也應該懂得縱向的分權。該科長管的事，處長不要越俎代庖，局長與部長更莫不如此。胡適對蔣介石也提過類似的意見，他說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打網球，手下送來了加急電報。一份電報看了，艾說，此事應由國務卿處理，照打球不誤。又一份電報來了，他說應由五角大樓處理，仍然照打網球。據說胡適的此文使蔣大不高興。
其政悶悶與其政察察的分析中，我還體會到並且也從百姓的所謂淳淳與缺缺中，發展引申到高調與低調的意趣。
悶悶，應該是粗疏的、相對低調的施政。作為施政者，你提出來的目標都應該是做得到的可操作的，即可兌現可檢驗的。所以正常情況下，施政者的目標應該集中在民生問題上，因為民生目標是最少爭議、最可以通過實踐達到的。
而其政察察，則擺出一副全能全知的姿態，擺出一副曆史從今天開始的姿態，必然會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使執政施政過度地意識形態化、理想化、高調化、泛漫化、無邊化。其結果隻能造成過高的預期值，造成百姓的缺缺，或者解釋為刁鑽狡猾——這也是執政者教的。或者將缺缺解釋為牢騷滿腹，其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全民的言行不一、大言欺世的惡劣風氣。
我去過一些東南亞國家，他們那裏也有嚴重的貪腐問題，但百姓的反應並不十分強烈，原因是他們的其政悶悶，絕不察察。他們執政的調子本來就不高，社會期待的標準也不高。
人當然有私心，這是他們的邏輯。這當然是不足為訓的。但是它從一個側麵給人一個啟發：執政者的號召政策調門過高，如動輒要求大家犧牲自身利益，舍己為人，其結果是百姓未必按你的高調行事，卻以你的高調來衡量你自身，反過來對你的表現嚴苛評判，認為你壓根就沒有做到那個超級高標準，隻能使你誠信掃地。
竊以為，還不妨將悶悶與難得糊塗的說法相聯係。我們講為政或管理要抓大放小，其意在於有精明也有糊塗，有管嚴管住的，也有其實管也管不了，不如適當放手的。
現代政治學有一個說法，就是說執政者要有一定的常規性。我不知其詳。但我想，對於一個科學家、藝術家、明星來說，天才是大有助益的。而政治家過於天才型了，過於個性化、與眾不同，想象力過於豐富了，創意洶湧而來了，也許並不總是對於治國平天下有好處。政治是大家的事，是日常的事。其政悶悶，也許比其政驚雷閃電、其政鯤鵬龍虎更好。
從悶悶產生淳淳，察察產生缺缺，老子把論述引向哲學層麵，提出了關於禍福轉化的思想。
有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有趣故事。而在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某些錯誤後，毛主席多次引用老子的“禍兮??福兮??”的話來消除喪氣，增加信心。
在我們的經典文化與民間中，表達類似內容的說法還有很多，如“滿招損，謙受益”、“吃一塹，長一智”、“月盈則虧，水滿則溢”、“物極必反”、“多難興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樂極生悲”、“否極泰來”、“置之死地而後生”，等等，都是中國的先人在複雜詭譎的世事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它教給我們，看事物至少看兩麵，正麵與負麵，前麵與背麵，效果收益與損失危險。任何事物都不是隻有一種解釋、一種後果、一個方向的。
老子在這裏是緊接著悶悶與察察的辨析而談禍福的轉化的。原因是悶悶看似不佳，卻能使民淳淳。察察看似精明強悍，無敵於天下，卻會使民缺缺。為政行事，切不可隻看隻想一麵的理，而忘了另一麵另一類另外的可能。下棋也是一樣，越是不會弈棋的人越是隻想著自己怎麽走怎麽出招怎麽妙極，從不考慮對方會有什麽回應棋局會不會逆轉。
正化為奇、奇化為正的思想精彩。大清王朝自以為是正統，稱孫中山等為亂黨，後來民國成了正統，袁世凱、張勳等才是妖孽。蔣介石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為“匪”，而我們也曾稱蔣為匪幫。斯大林曾稱南斯拉夫鐵托為叛徒、機會主義，我們後來又稱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為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後來又一陣風吹了，後來蘇聯垮台了??
再舉個輕鬆些的例子，當我觀看實力相仿的兩個球隊比賽時，一會兒你覺得優勢在這邊，一分鍾後你又覺得優勢是在那邊，誰勝誰負，誰正誰奇，這裏有什麽規律嗎？是偶然的嗎？有規律你為什麽鬧不明白呢？是偶然為什麽行家又看出了那麽多道理，出現那麽多評論？看乒乓球賽更是如此，一球之爭，勝也勝得飛快，敗也敗得偶然，一會兒是甲方主動，勝劵在握，一會兒是乙方反敗為勝，令你大跌眼鏡。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分鍾下一秒鍾，小小的一個黃球會飛到什麽地方去。
這不就是“人之迷，其日固久”嗎？老子那麽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這個局呀。事物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化，認識到這一點還不算是最困難的。困難在於你怎麽樣在你最困難、你被指責為“妖”的局麵下，盡快扭轉不利的局麵，同時在你被認為是正是善的情勢下，怎麽樣警惕與防止複化為“妖”、化為“奇”，怎麽樣防止至少是推遲再次進入逆境的時間表。
老子的這一段論述，同樣包含著“道可道非常道”的含義，誰正誰奇，誰善誰妖，這都是可道的一時之道、權宜之道，不是常道。但同時，無常、人之迷日久、正化為奇、善化為妖??恰恰是常道——大道的體現，叫做認識其常者，非常道，認識其無常者，反而是常道。認定是絕對真理的人常常掌握不住絕對真理，而認識到真理的相對性的人，卻稍稍接近了一下絕對真理。這個說法是深刻而且悲哀的。因為它有一種危險，顛覆一切判斷、價值、造成
世界末日式的混亂與崩潰。
當然，我們也不妨與老子辯論，這樣一來，會不會走入相對主義的泥沼呢？會不會我們再無是非真假美醜善惡之辨了呢？那樣我們豈不更蠢、更沒有希望、更沒有活頭了嗎？
這裏，同樣有老子等著你，老子的辯證法是沒有盡頭的，是“其為正也，莫知其極，孰知其極”的。所以老子早就預告過了，預警過了，後麵還要講：“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還有“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用有限的文字語言講說無限的大道，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用“可道”來講說常道，包括著述《道德經》，這本身就包含著自相矛盾的契機。這裏有一個語言的陷阱：真理一經語言文字的表述，就變成了有空子可鑽的東西，就變成了用語言文字不難宣稱駁倒至少是不難煞有介事、振振有詞地予以駁斥的東西了。用語言駁斥語言，是天下最輕鬆的遊戲。任何一種語言，說到東就漏掉了西，說到冷就漏掉了熱，用語言與語言抬杠，這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遇到成心抬杠、成心找別扭的人，一加二等於三也可能被此人駁倒。所以禪要講“不可說，不可說”，孔夫子也要講“述而不作”。老子做了，他已經不知不善了啊。
要掂量老子的某些論述的含金量，不能僅僅從語言文字的釋義上斟酌，還要從實踐、從經驗、從悟性、從審美上去尋找探索對照。
至於“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句式不能不讓人想起孔子的詩教，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所謂“溫柔敦厚”、“盡善盡美”。“某而不某”的造句句式，就是在提倡一種美德的同時防止它的過分，防止它極端化、極而反，走向反麵。這也是一種道德理想，也是不能抬杠的。其實，方正了自然會傷害壞人小人偽君子；清廉了自然會刺痛腐敗者行賄者市井庸人無賴；直截了當了自然會在得到欣賞讚美的同時受到反對。就一個掌權者來說，沒有不提倡直言而提倡曲意奉承者的，然而翻開曆史，到處是直言者們的血跡斑斑與阿諛奉承者們的飛黃騰達。說不定正是老子看到了上述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才提醒方正的人注意不割——不割傷旁人，清廉者要注意不劌——不刺痛什麽人，直言者不肆——別忘記了分寸。
光而不耀，則更重要啦。因為即使是聖人，也有不能免俗的時候，也有光耀一番的場合與場麵出現，也有“春風得意馬蹄疾”的表現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麵，從根本上說，聖人應該是不耀的、沒有光環的，也不可能經過認證與公民投票確認。
不應該有光環的聖人，結果一不小心有了一點點光輝，必然有人受不了。你已經傷害了旁人，你已經引起了厭煩至少是嫉妒了。不是嗎？
同樣是：孰能無過，孰能免禍？
因此，儒與道就都更加主張適可而止，見好就收。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正複為奇，善複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你的為政比較粗線條，比較寬鬆放手，你的老百姓也就比較淳樸忠厚。你的為政過於苛細，過嚴過死，無所不至，你的老百姓也就狡黠難管和怨聲載道。
災禍正是福祉的倚靠，福氣正是災禍的包藏。誰知道福氣與災禍的終極標準與運轉的根本規律呢？這裏並沒有絕對的正解指標。正常會轉化為奇——詭異、另類、非正常。善良或善（擅）長會轉化為妖魔邪惡、怪力亂神。在何者為正、何者為奇，何者為善、何者為妖邪的問題上，人們感到困惑迷失，已經好久的時間了。
所以說，聖人方正講原則，但是不傷害他人；清廉嚴肅，但是不刺痛誰；直截了當，但是不放肆；光明朗悅，但是不炫耀自身。
為政苛細，明察秋毫，包攬一切，幹預一切，這其實是一種極權主義的思路。是《美麗新世界》、《一九八四》、《我們》這三部著名的“反麵烏托邦”小說係列所描寫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社會生活現象。《一九八四》中描寫由老大哥通過電視機帶領全國人民做體操，而且他們的電視接收機具有監控攝像功能，任何一個人不好好做操，都會被懲罰。《美麗新世界》中所有百姓的婚配都由政府按照優生原則掌握，包括做愛，也是按照規定的時間表與要求細則進行。這樣的問題其實早在《老子》中，中國人已經提出了自己的警告。
當然後兩本長篇小說具有反蘇傾向，其中的反共主義並不可取，但是作為小說，其不無誇張地描寫一種其政察察的極端畫麵，是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
至於《美麗新世界》一書則描寫了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效率和科學都異化了，成了人生的對立物。它的時間采用“福特紀元”，即自福特公司發明的生產流水線為新紀元的開始，這樣的流水線摧毀了人生人性人道的最後防線。
其政悶悶的國家，例子不好舉。但是我們有一些說法做法，可以參照。如講放手，講抓大放小，講放開一批。再如把計劃改為規劃，講調動積極性，講相信人，講寬以待人，講寬鬆的環境，講意向協議，講模糊數學，講掌握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講和稀泥、搗糨糊、協調一下、必要的妥協，講先擱一擱放一放、冷處理、不了了之、宜粗不宜細??
還有我們最喜歡講的“基本上”、“有一定效果”；還有“找他談談話”、“安慰一下”、“做點工作”、安排一個虛職??都不無其政悶悶的意思。相反，事必躬親，事無巨細，無微不至，心細如發，對於修表、刺繡、精密儀器等行業的從業者也許是必需的品質，但是對於從政者、執政者、領導人來說，未必總是正麵的特性。
按現代西方的行政理論，人們不僅應該懂得橫向的分權，也應該懂得縱向的分權。該科長管的事，處長不要越俎代庖，局長與部長更莫不如此。胡適對蔣介石也提過類似的意見，他說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打網球，手下送來了加急電報。一份電報看了，艾說，此事應由國務卿處理，照打球不誤。又一份電報來了，他說應由五角大樓處理，仍然照打網球。據說胡適的此文使蔣大不高興。
其政悶悶與其政察察的分析中，我還體會到並且也從百姓的所謂淳淳與缺缺中，發展引申到高調與低調的意趣。
悶悶，應該是粗疏的、相對低調的施政。作為施政者，你提出來的目標都應該是做得到的可操作的，即可兌現可檢驗的。所以正常情況下，施政者的目標應該集中在民生問題上，因為民生目標是最少爭議、最可以通過實踐達到的。
而其政察察，則擺出一副全能全知的姿態，擺出一副曆史從今天開始的姿態，必然會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使執政施政過度地意識形態化、理想化、高調化、泛漫化、無邊化。其結果隻能造成過高的預期值，造成百姓的缺缺，或者解釋為刁鑽狡猾——這也是執政者教的。或者將缺缺解釋為牢騷滿腹，其原因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全民的言行不一、大言欺世的惡劣風氣。
我去過一些東南亞國家，他們那裏也有嚴重的貪腐問題，但百姓的反應並不十分強烈，原因是他們的其政悶悶，絕不察察。他們執政的調子本來就不高，社會期待的標準也不高。
人當然有私心，這是他們的邏輯。這當然是不足為訓的。但是它從一個側麵給人一個啟發：執政者的號召政策調門過高，如動輒要求大家犧牲自身利益，舍己為人，其結果是百姓未必按你的高調行事，卻以你的高調來衡量你自身，反過來對你的表現嚴苛評判，認為你壓根就沒有做到那個超級高標準，隻能使你誠信掃地。
竊以為，還不妨將悶悶與難得糊塗的說法相聯係。我們講為政或管理要抓大放小，其意在於有精明也有糊塗，有管嚴管住的，也有其實管也管不了，不如適當放手的。
現代政治學有一個說法，就是說執政者要有一定的常規性。我不知其詳。但我想，對於一個科學家、藝術家、明星來說，天才是大有助益的。而政治家過於天才型了，過於個性化、與眾不同，想象力過於豐富了，創意洶湧而來了，也許並不總是對於治國平天下有好處。政治是大家的事，是日常的事。其政悶悶，也許比其政驚雷閃電、其政鯤鵬龍虎更好。
從悶悶產生淳淳，察察產生缺缺，老子把論述引向哲學層麵，提出了關於禍福轉化的思想。
有個“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的有趣故事。而在蘇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某些錯誤後，毛主席多次引用老子的“禍兮??福兮??”的話來消除喪氣，增加信心。
在我們的經典文化與民間中，表達類似內容的說法還有很多，如“滿招損，謙受益”、“吃一塹，長一智”、“月盈則虧，水滿則溢”、“物極必反”、“多難興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樂極生悲”、“否極泰來”、“置之死地而後生”，等等，都是中國的先人在複雜詭譎的世事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它教給我們，看事物至少看兩麵，正麵與負麵，前麵與背麵，效果收益與損失危險。任何事物都不是隻有一種解釋、一種後果、一個方向的。
老子在這裏是緊接著悶悶與察察的辨析而談禍福的轉化的。原因是悶悶看似不佳，卻能使民淳淳。察察看似精明強悍，無敵於天下，卻會使民缺缺。為政行事，切不可隻看隻想一麵的理，而忘了另一麵另一類另外的可能。下棋也是一樣，越是不會弈棋的人越是隻想著自己怎麽走怎麽出招怎麽妙極，從不考慮對方會有什麽回應棋局會不會逆轉。
正化為奇、奇化為正的思想精彩。大清王朝自以為是正統，稱孫中山等為亂黨，後來民國成了正統，袁世凱、張勳等才是妖孽。蔣介石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為“匪”，而我們也曾稱蔣為匪幫。斯大林曾稱南斯拉夫鐵托為叛徒、機會主義，我們後來又稱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為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後來又一陣風吹了，後來蘇聯垮台了??
再舉個輕鬆些的例子，當我觀看實力相仿的兩個球隊比賽時，一會兒你覺得優勢在這邊，一分鍾後你又覺得優勢是在那邊，誰勝誰負，誰正誰奇，這裏有什麽規律嗎？是偶然的嗎？有規律你為什麽鬧不明白呢？是偶然為什麽行家又看出了那麽多道理，出現那麽多評論？看乒乓球賽更是如此，一球之爭，勝也勝得飛快，敗也敗得偶然，一會兒是甲方主動，勝劵在握，一會兒是乙方反敗為勝，令你大跌眼鏡。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分鍾下一秒鍾，小小的一個黃球會飛到什麽地方去。
這不就是“人之迷，其日固久”嗎？老子那麽早就發現了這個秘密、這個局呀。事物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化，認識到這一點還不算是最困難的。困難在於你怎麽樣在你最困難、你被指責為“妖”的局麵下，盡快扭轉不利的局麵，同時在你被認為是正是善的情勢下，怎麽樣警惕與防止複化為“妖”、化為“奇”，怎麽樣防止至少是推遲再次進入逆境的時間表。
老子的這一段論述，同樣包含著“道可道非常道”的含義，誰正誰奇，誰善誰妖，這都是可道的一時之道、權宜之道，不是常道。但同時，無常、人之迷日久、正化為奇、善化為妖??恰恰是常道——大道的體現，叫做認識其常者，非常道，認識其無常者，反而是常道。認定是絕對真理的人常常掌握不住絕對真理，而認識到真理的相對性的人，卻稍稍接近了一下絕對真理。這個說法是深刻而且悲哀的。因為它有一種危險，顛覆一切判斷、價值、造成
世界末日式的混亂與崩潰。
當然，我們也不妨與老子辯論，這樣一來，會不會走入相對主義的泥沼呢？會不會我們再無是非真假美醜善惡之辨了呢？那樣我們豈不更蠢、更沒有希望、更沒有活頭了嗎？
這裏，同樣有老子等著你，老子的辯證法是沒有盡頭的，是“其為正也，莫知其極，孰知其極”的。所以老子早就預告過了，預警過了，後麵還要講：“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還有“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用有限的文字語言講說無限的大道，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用“可道”來講說常道，包括著述《道德經》，這本身就包含著自相矛盾的契機。這裏有一個語言的陷阱：真理一經語言文字的表述，就變成了有空子可鑽的東西，就變成了用語言文字不難宣稱駁倒至少是不難煞有介事、振振有詞地予以駁斥的東西了。用語言駁斥語言，是天下最輕鬆的遊戲。任何一種語言，說到東就漏掉了西，說到冷就漏掉了熱，用語言與語言抬杠，這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遇到成心抬杠、成心找別扭的人，一加二等於三也可能被此人駁倒。所以禪要講“不可說，不可說”，孔夫子也要講“述而不作”。老子做了，他已經不知不善了啊。
要掂量老子的某些論述的含金量，不能僅僅從語言文字的釋義上斟酌，還要從實踐、從經驗、從悟性、從審美上去尋找探索對照。
至於“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句式不能不讓人想起孔子的詩教，所謂“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所謂“溫柔敦厚”、“盡善盡美”。“某而不某”的造句句式，就是在提倡一種美德的同時防止它的過分，防止它極端化、極而反，走向反麵。這也是一種道德理想，也是不能抬杠的。其實，方正了自然會傷害壞人小人偽君子；清廉了自然會刺痛腐敗者行賄者市井庸人無賴；直截了當了自然會在得到欣賞讚美的同時受到反對。就一個掌權者來說，沒有不提倡直言而提倡曲意奉承者的，然而翻開曆史，到處是直言者們的血跡斑斑與阿諛奉承者們的飛黃騰達。說不定正是老子看到了上述的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例才提醒方正的人注意不割——不割傷旁人，清廉者要注意不劌——不刺痛什麽人，直言者不肆——別忘記了分寸。
光而不耀，則更重要啦。因為即使是聖人，也有不能免俗的時候，也有光耀一番的場合與場麵出現，也有“春風得意馬蹄疾”的表現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麵，從根本上說，聖人應該是不耀的、沒有光環的，也不可能經過認證與公民投票確認。
不應該有光環的聖人，結果一不小心有了一點點光輝，必然有人受不了。你已經傷害了旁人，你已經引起了厭煩至少是嫉妒了。不是嗎？
同樣是：孰能無過，孰能免禍？
因此，儒與道就都更加主張適可而止，見好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