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八大處是我十分喜愛的一個地方。它比香山更自然也更佛教。山勢舒展，山路純樸，山林大體自然。長綠樹與落葉樹，喬木與灌木，花和草都很繁盛，遠望一片蒼翠。八處景點是八處佛寺。一處長安寺與八處證果寺（秘魔崖）偏於南北兩隅，二處到七處連成一片。上到七處寶珠洞可以鳥瞰北京城。那裏的地勢有一段平緩的道路與輝煌的牌坊，令我想到唐僧取經，所謂西天，當是類似西山八大處中的六處香界寺與七處寶珠洞這樣的地方吧。
八處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協的創作別墅。文代會上我聽浩然說到他在八處寫長篇，應該就是《豔陽天》吧。能把宣傳功能鮮明的小說寫出那麽多生活氣息，算是難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詩裏看到他有在那一類別墅呆過的跡象，他的詩描寫呆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熱的生活的急迫心情。
而長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個培訓中心，組織幹部學習的地方，至今。
1962年秋，我得到邀請，中國文聯將在長安寺舉辦為期兩周的讀書會，內容主要是反（蘇）修。
從1959年下半年以來，中蘇關係已經成了僅次於糧食問題的人們關心的話題。我的心情一言難盡。
有什麽辦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時代毫無保留地，以全部心靈接受了蘇聯的影響尤其是蘇聯文藝的影響的。保爾·柯察金直接影響了我的生活道路選擇。《喀秋莎》是我第一個學會的蘇聯歌曲，我的政治意識，青春覺醒，陽光感受，獻身願望都來自這首像“明媚的春光”（出自《喀》的歌詞）一樣的歌。無論如何，蘇聯的小說，蘇聯的詩，蘇聯的音樂，蘇聯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蘇聯而俄羅斯而烏克蘭而格魯吉亞。由文學與音樂而電影而繪畫而芭蕾舞民間舞紅軍舞蹈而俄語的卷舌音，我都癡迷。我也沒有忘記斯大林。我會唱許多歌頌斯大林的歌：“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鷹在歌唱……”“我們遼闊的祖國日新月異……”1949年剛剛解放，12月份就到處為斯大林賀壽，毛主席其時正在蘇聯，參加了賀壽大會，還給斯帶去了壽禮，包括山東出品的蘿卜青菜和河北鴨梨。1953年斯大林逝世時全國哭成一團。
我曾經為中蘇友好的詞語而感動，首長致詞的時候有過這樣的話：“中蘇友好是萬古長青的事業。”萬古長青，隻這四個字也讓我心滿意足，陽光燦爛。
斯大林去世後我漸漸感到了中蘇關係中出現了新的不確定因素。我的一個心情十分費解，我覺得一個有著費奧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靜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的合唱《有誰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樂四重奏》，有那麽多偉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敵視，不可以戰勝的。我可能永遠愛他們。
然後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車”。然後中蘇鬥爭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知道此事與中國的反右派之間有一點小小的關係。很可能中國的一部分老“右派”有親美的問題，而另一部分相對年輕一點的“右派”有親蘇的問題。那麽親美親蘇，都有點冒傻氣，政治上太嫩了點。當然還有人因為“反蘇”而劃為右派，那是順手鋤耘，被劃的人硬要自找麻煩罷了。我的許多“不健康”的情緒、“不健康”的思想，都與蘇聯有關。從小太受蘇聯的影響，是我的原罪之一。而且這裏有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問題，蘇聯本來就不像想像的那樣夢幻，當初蘇聯老大哥叫得未免肉麻，蘇聯的麻煩至少不比中國少。從長遠看，中國必須擺脫蘇聯附庸的形象。這些我從一上來就不是不懂。我始終認為這是毛澤東的無法宣示的兩大戰略舉措，為中華民族建立的兩大奇勳：一個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動。一個是和蘇聯決裂，擺脫開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走自己的路，最後又和美國開始發展某種往來。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時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風等左翼作家左翼知識分子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蘇聯現在是往臭裏搞，我再明白事理也還是憂心忡忡。
這樣的事可不能開玩笑，我必須努力學習文件，反修防修，站穩立場，一直聽上邊的，就這麽鬥下去，來不得半點差池。
西山讀書會的安排十分愜意，上午讀書或討論，下午看參考影片：《雁南飛》《晴朗的天空》《人與獸》《湖畔》，還有一部描寫冷戰中分屬兩個陣營的一男一女之間的愛情的故事片。此外給我們放映了一些記錄片，有呼拉圈舞，有西方評論人士對蘇聯的“新浪潮”的分析和報道。讀書會的夥食極好，營養、花色、易消化、光潔素雅，在經過六十年代初的糧食困難之後，能到一個地方連吃兩周高級夥食，不能等閑視之。何況秋高氣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學”們一起於月夜從二處遊到四處五處，樹影婆娑，山寺寧靜，月光清寒，石路如玉，與白天匆匆來一趟遊八大處的感覺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學而時飛之不亦說（悅）乎。
各省來的多是當地文藝口頭麵人物，有文聯作協負責人，有刊物劇團負責人等。而北京市來的三個人，一是鍾敬文教授，一是畫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過帽子問題的，不知為何這樣安排。
文聯學習部王部長，聯絡部沈部長（女）在這裏頂攤，二位都是老延安。沈慧同誌能幹爽麗，令人愉快。人們說，她是延安時期的幾大美女之一，其他還有張穎（曾任劇協黨組書記）和陸璀（曾任對外友協副主席）等。她說起在延安的時期，說：“那是我的黃金時代。”我後來把此話說給父親，父親想了想，說，“我在想什麽時候是我的黃金時代，我想的結果是我的黃金時代還沒有開始呢。”他的話讓我感到絕望，1963年，他已經52歲，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經沒有多少未來，他還能等到什麽樣的黃金時代呢？
文聯黨組負責人與副主席劉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漢、老舍等來看望學員，講話聚餐，十分紅火。劉芝明曾在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過宣傳方麵的工作，主持過批判蕭軍。他到北京後工作並不順利，他給人的感覺是喜怒不形於色，臉上如戴著麵具。而田漢老舍兩位大作家則精神奕奕，情緒飽滿，位居人上。共進晚餐時，鍾敬文老先生向劉芝明同誌表示他要好好學習，要控訴赫魯曉夫，因為他的“犯錯誤”是上了“赫光頭”的當。我也緊接著表示決心，說是對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劉芝明安慰我說：“你還年輕嘛……”他還小聲囁嚅：王某，很聰明嘛。
田漢講話大罵赫魯曉夫這個“光頭”，他打趣說，“雖然我也是光頭……”幽默而又鮮明堅定。能這樣講話也是一種自信和受信任的體現。
老舍也講反修，說是現在蘇聯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國，要看毛主席了嘛。在這樣敏感同時具有核心性複雜性的問題上，他同樣講得同仇敵愾，有一種政治上的堅定與使命感，（被）信任感與光榮感乃至滿足感。聽到黨外高級人士這樣心明眼亮地論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紛歧與前途。我佩服，又略感不安，由他老人家包括田漢同誌來論述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的爭論與前途，似乎不那麽順溜，不那麽自然。你又不能不欽佩黨的領導的深入人心，怎麽指怎麽打，萬眾一心，從來沒有疑問。
我聽得專心致誌，點頭稱是，心領神會，醍醐灌頂。從反右以後，我深深明了，在咱們這裏，沒有比領導的態度更重要的了，生殺予奪，吉凶福禍，全看領導對你的印象。我下了死的決心，一定要明白表示，反複證明，王某是最最尊重領導，服從領導的。不信你試試？
我的小組會批修發言受到同組學員讚揚，因為我是鑽到這些反麵教材作品的創作構思、藝術思維裏分析批判的，我斷定蘇聯的這些文藝作品，確實用藝術的語言傳播著和平主義、人性論、頹廢、消沉，對革命的失望……我確實認為，批修的另一麵就是給自己打預防針，就是改造思想，就是棄舊圖新，我的發言必須觸及靈魂（當時尚無此詞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領導鼓勵我說，你確有才華，今後隻要是方向正確，定能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很感謝，同時深感方向正確雲雲，談何容易。我也奇怪，為什麽凡是離文藝界的點距離的，都知道文藝界應該走什麽方向，都能敏感到文藝工作的方向問題，絲毫不用費力就能知道該如何糾正文藝工作的方向錯誤。而凡是搞了文藝的人，從事文藝創作的人，都那麽糊塗，那麽不爭氣，老是不知道正確的方向在哪裏老是給領導添憂增亂。或許這就是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看來隻有從未上過廬山的人才明白得了廬山的方向。可憐的文藝呀，鬧得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東南西北，更分不清左與右了。
這個讀書會上當然有濃厚的政治空氣，大家都講學習，講政治，講鬥爭，講思想改造。隻有一位地方的歌舞團創作員說了幾句笑話，說是他們那裏的俏皮話是：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條條在手，何愁不受批評……”
眾人一笑，沒有人認真。
也是在這個讀書會上，我第一次閱讀了作為反麵教材印發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我不覺得他寫得多麽深刻，但很真實，其中寫到舍不得很快將午餐吃下去，因為一天隻有吃飯這一會兒屬於自己一節，特別真實。連連的躍進加班中，我有過類似的體驗。作品還寫到被流放者用“小胡子爸爸”稱呼斯大林，則是到了新疆才明白的，維吾爾族有這種稱呼，布魯特大大，撒卡拉阿卡（小胡子爸爸，大胡子大哥）都是很普通的、有時帶有反諷意味，有時又是很親切的說法。
全世界的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確實驚心動魄。一邊是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一邊是毛主席、中國、阿爾巴尼亞、還有一些國家的加括弧、括弧裏另加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政黨。你能掉以輕心嗎？伊姆雷·納吉原來是匈牙利的領導人之一，他最後被槍決了，與他混到一起的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則隻是因為他是個書生，勉強保住了性命，何去何從，能大意嗎？我當時常說的一句話是，對於一切教訓，王蒙不敢忘記，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
那時候經常自收音機裏聽到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從一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到九評，當讀到蘇共言論的引文時，廣播員用一種特殊的，不屑的，平板的，反諷的，幹脆說是陰陽怪氣的調子，一聽到這種調子，你不由得產生出你台麵上端上了一盤紅燒蒼蠅的感覺。
而集中學習是一項美差，把旅遊、療養、學習、轉彎子、改造思想舒舒服服地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學習一開頭，就注定了是分之百的圓滿成功。
八處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有一作協的創作別墅。文代會上我聽浩然說到他在八處寫長篇，應該就是《豔陽天》吧。能把宣傳功能鮮明的小說寫出那麽多生活氣息，算是難為了浩然了。另外我在郭小川的一首詩裏看到他有在那一類別墅呆過的跡象，他的詩描寫呆在山上渴望快快下山投入火熱的生活的急迫心情。
而長安寺一直是中宣部的一個培訓中心，組織幹部學習的地方，至今。
1962年秋，我得到邀請，中國文聯將在長安寺舉辦為期兩周的讀書會，內容主要是反（蘇）修。
從1959年下半年以來，中蘇關係已經成了僅次於糧食問題的人們關心的話題。我的心情一言難盡。
有什麽辦法，我是在天真的童年、少年時代毫無保留地，以全部心靈接受了蘇聯的影響尤其是蘇聯文藝的影響的。保爾·柯察金直接影響了我的生活道路選擇。《喀秋莎》是我第一個學會的蘇聯歌曲，我的政治意識，青春覺醒，陽光感受，獻身願望都來自這首像“明媚的春光”（出自《喀》的歌詞）一樣的歌。無論如何，蘇聯的小說，蘇聯的詩，蘇聯的音樂，蘇聯的歌曲都令我醉迷。由蘇聯而俄羅斯而烏克蘭而格魯吉亞。由文學與音樂而電影而繪畫而芭蕾舞民間舞紅軍舞蹈而俄語的卷舌音，我都癡迷。我也沒有忘記斯大林。我會唱許多歌頌斯大林的歌：“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鷹在歌唱……”“我們遼闊的祖國日新月異……”1949年剛剛解放，12月份就到處為斯大林賀壽，毛主席其時正在蘇聯，參加了賀壽大會，還給斯帶去了壽禮，包括山東出品的蘿卜青菜和河北鴨梨。1953年斯大林逝世時全國哭成一團。
我曾經為中蘇友好的詞語而感動，首長致詞的時候有過這樣的話：“中蘇友好是萬古長青的事業。”萬古長青，隻這四個字也讓我心滿意足，陽光燦爛。
斯大林去世後我漸漸感到了中蘇關係中出現了新的不確定因素。我的一個心情十分費解，我覺得一個有著費奧多洛娃五姐妹的重唱《田野靜悄悄》，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團的合唱《有誰知道他呢》，有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樂四重奏》，有那麽多偉大作家的民族是不可以敵視，不可以戰勝的。我可能永遠愛他們。
然後首先是我自己的“翻車”。然後中蘇鬥爭愈演愈烈。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我知道此事與中國的反右派之間有一點小小的關係。很可能中國的一部分老“右派”有親美的問題，而另一部分相對年輕一點的“右派”有親蘇的問題。那麽親美親蘇，都有點冒傻氣，政治上太嫩了點。當然還有人因為“反蘇”而劃為右派，那是順手鋤耘，被劃的人硬要自找麻煩罷了。我的許多“不健康”的情緒、“不健康”的思想，都與蘇聯有關。從小太受蘇聯的影響，是我的原罪之一。而且這裏有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問題，蘇聯本來就不像想像的那樣夢幻，當初蘇聯老大哥叫得未免肉麻，蘇聯的麻煩至少不比中國少。從長遠看，中國必須擺脫蘇聯附庸的形象。這些我從一上來就不是不懂。我始終認為這是毛澤東的無法宣示的兩大戰略舉措，為中華民族建立的兩大奇勳：一個是一九四九年保留住香港不動。一個是和蘇聯決裂，擺脫開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走自己的路，最後又和美國開始發展某種往來。
但是我仍有悲哀，我少年時期的精神支柱又塌陷了一角一端。丁玲艾青包括胡風等左翼作家左翼知識分子打倒了，我不免嗒然若失。而蘇聯現在是往臭裏搞，我再明白事理也還是憂心忡忡。
這樣的事可不能開玩笑，我必須努力學習文件，反修防修，站穩立場，一直聽上邊的，就這麽鬥下去，來不得半點差池。
西山讀書會的安排十分愜意，上午讀書或討論，下午看參考影片：《雁南飛》《晴朗的天空》《人與獸》《湖畔》，還有一部描寫冷戰中分屬兩個陣營的一男一女之間的愛情的故事片。此外給我們放映了一些記錄片，有呼拉圈舞，有西方評論人士對蘇聯的“新浪潮”的分析和報道。讀書會的夥食極好，營養、花色、易消化、光潔素雅，在經過六十年代初的糧食困難之後，能到一個地方連吃兩周高級夥食，不能等閑視之。何況秋高氣爽，山色宜人，我和“同學”們一起於月夜從二處遊到四處五處，樹影婆娑，山寺寧靜，月光清寒，石路如玉，與白天匆匆來一趟遊八大處的感覺完全不同，人生真有美事，學而時飛之不亦說（悅）乎。
各省來的多是當地文藝口頭麵人物，有文聯作協負責人，有刊物劇團負責人等。而北京市來的三個人，一是鍾敬文教授，一是畫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過帽子問題的，不知為何這樣安排。
文聯學習部王部長，聯絡部沈部長（女）在這裏頂攤，二位都是老延安。沈慧同誌能幹爽麗，令人愉快。人們說，她是延安時期的幾大美女之一，其他還有張穎（曾任劇協黨組書記）和陸璀（曾任對外友協副主席）等。她說起在延安的時期，說：“那是我的黃金時代。”我後來把此話說給父親，父親想了想，說，“我在想什麽時候是我的黃金時代，我想的結果是我的黃金時代還沒有開始呢。”他的話讓我感到絕望，1963年，他已經52歲，在我的心目中他已經沒有多少未來，他還能等到什麽樣的黃金時代呢？
文聯黨組負責人與副主席劉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漢、老舍等來看望學員，講話聚餐，十分紅火。劉芝明曾在中共中央東北局負責過宣傳方麵的工作，主持過批判蕭軍。他到北京後工作並不順利，他給人的感覺是喜怒不形於色，臉上如戴著麵具。而田漢老舍兩位大作家則精神奕奕，情緒飽滿，位居人上。共進晚餐時，鍾敬文老先生向劉芝明同誌表示他要好好學習，要控訴赫魯曉夫，因為他的“犯錯誤”是上了“赫光頭”的當。我也緊接著表示決心，說是對自己的“失足”感到痛心。劉芝明安慰我說：“你還年輕嘛……”他還小聲囁嚅：王某，很聰明嘛。
田漢講話大罵赫魯曉夫這個“光頭”，他打趣說，“雖然我也是光頭……”幽默而又鮮明堅定。能這樣講話也是一種自信和受信任的體現。
老舍也講反修，說是現在蘇聯不行了嘛，世界要看中國，要看毛主席了嘛。在這樣敏感同時具有核心性複雜性的問題上，他同樣講得同仇敵愾，有一種政治上的堅定與使命感，（被）信任感與光榮感乃至滿足感。聽到黨外高級人士這樣心明眼亮地論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紛歧與前途。我佩服，又略感不安，由他老人家包括田漢同誌來論述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的爭論與前途，似乎不那麽順溜，不那麽自然。你又不能不欽佩黨的領導的深入人心，怎麽指怎麽打，萬眾一心，從來沒有疑問。
我聽得專心致誌，點頭稱是，心領神會，醍醐灌頂。從反右以後，我深深明了，在咱們這裏，沒有比領導的態度更重要的了，生殺予奪，吉凶福禍，全看領導對你的印象。我下了死的決心，一定要明白表示，反複證明，王某是最最尊重領導，服從領導的。不信你試試？
我的小組會批修發言受到同組學員讚揚，因為我是鑽到這些反麵教材作品的創作構思、藝術思維裏分析批判的，我斷定蘇聯的這些文藝作品，確實用藝術的語言傳播著和平主義、人性論、頹廢、消沉，對革命的失望……我確實認為，批修的另一麵就是給自己打預防針，就是改造思想，就是棄舊圖新，我的發言必須觸及靈魂（當時尚無此詞通用）。一位外地的老領導鼓勵我說，你確有才華，今後隻要是方向正確，定能做出巨大的貢獻。我很感謝，同時深感方向正確雲雲，談何容易。我也奇怪，為什麽凡是離文藝界的點距離的，都知道文藝界應該走什麽方向，都能敏感到文藝工作的方向問題，絲毫不用費力就能知道該如何糾正文藝工作的方向錯誤。而凡是搞了文藝的人，從事文藝創作的人，都那麽糊塗，那麽不爭氣，老是不知道正確的方向在哪裏老是給領導添憂增亂。或許這就是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看來隻有從未上過廬山的人才明白得了廬山的方向。可憐的文藝呀，鬧得人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東南西北，更分不清左與右了。
這個讀書會上當然有濃厚的政治空氣，大家都講學習，講政治，講鬥爭，講思想改造。隻有一位地方的歌舞團創作員說了幾句笑話，說是他們那裏的俏皮話是：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今日條條在手，何愁不受批評……”
眾人一笑，沒有人認真。
也是在這個讀書會上，我第一次閱讀了作為反麵教材印發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我不覺得他寫得多麽深刻，但很真實，其中寫到舍不得很快將午餐吃下去，因為一天隻有吃飯這一會兒屬於自己一節，特別真實。連連的躍進加班中，我有過類似的體驗。作品還寫到被流放者用“小胡子爸爸”稱呼斯大林，則是到了新疆才明白的，維吾爾族有這種稱呼，布魯特大大，撒卡拉阿卡（小胡子爸爸，大胡子大哥）都是很普通的、有時帶有反諷意味，有時又是很親切的說法。
全世界的兩極對立的冷戰格局確實驚心動魄。一邊是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一邊是毛主席、中國、阿爾巴尼亞、還有一些國家的加括弧、括弧裏另加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政黨。你能掉以輕心嗎？伊姆雷·納吉原來是匈牙利的領導人之一，他最後被槍決了，與他混到一起的著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盧卡契則隻是因為他是個書生，勉強保住了性命，何去何從，能大意嗎？我當時常說的一句話是，對於一切教訓，王蒙不敢忘記，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
那時候經常自收音機裏聽到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從一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到九評，當讀到蘇共言論的引文時，廣播員用一種特殊的，不屑的，平板的，反諷的，幹脆說是陰陽怪氣的調子，一聽到這種調子，你不由得產生出你台麵上端上了一盤紅燒蒼蠅的感覺。
而集中學習是一項美差，把旅遊、療養、學習、轉彎子、改造思想舒舒服服地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學習一開頭，就注定了是分之百的圓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