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冬，我寫了兩首新詩，一首是《鳥兒》：“不，不能夠沒有鳥兒的翅膀/不能夠沒有勇敢的飛翔/不能夠沒有天空的召喚/不然，生活是多麽荒涼”
另一首是《宮燈》，“點點暗紅的宮燈/像城市的美麗的眼睛/顧盼我吧，我也注視著你/心中溫煦如幹罷醇酒”
形勢已經有了一點鬆動，處境（表麵上）已經有所好轉，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經有了一點溫暖，三麵紅旗仍然高舉著，但鬥的勁稍稍平緩了一些，知識分子和一些相對比較實是求是一點的幹部們，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滿幻想，也許終於能夠做一點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樂莊大田幹活，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約稿信，編輯張慕蘭，評論家許覺民的愛人，要求與我見麵。當然這封信是楊述的愛人韋君宜（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關照發出的。確實，除了愛人的溫暖支撐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貴人”相助。我的經曆，我的為人，我的所謂“才”，使我很少處於絕望狀態。在整個反右過程中，中國青年報張總編輯、佘副總編輯，也一直關心著我，他們的多次談話幫助了我度過這樣一個艱難的時刻。我至今記得佘世光同誌的名言：“不論什麽情況什麽事情，不能有對黨的絲毫不滿，不滿像種子，它會生根發芽長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後來1959年，他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可能促進了團市委對於我們這些人的出路的考慮。很快先是把我們調回城裏，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到房山、延慶等地調查青年生活文娛學習婚姻等諸方麵的狀況。陳家台，大次洛，這些長滿核桃、杏、梨、棗的山野與齋堂溝大同小異，但人們說話的口音又不同了。我們在王滸同誌率領下來到這裏，不但開座談會，整理材料還貨真價實地參加勞動，插白薯秧，間穀子苗。這方麵的經驗幫助我寫出了短篇小說《夜雨》與《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學》後者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王滸同誌是汪家鏐同誌(後曾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愛人，這時也小有麻煩。三樂莊階段，雖然已經進入了我們下放勞動改造的後期，規模日小，但不時有人補充進來，原因多樣化。其中有一個中層幹部，雖然來了，仍然擺著架子，並從我們原八班的人的鬥來鬥去的現象，說是看到了資產階級的本性，醜惡麵目之類。
到了暑期以後，我分配到了北京師範學院教中文去了。
就這樣，連續四年的體力勞動生活草草結束。我想，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間許多事物包括政治運動也包括文藝作品的發展規律。想想我們這些人，反右鬥爭，批判改造，脫胎換骨雲雲，講得何等驚天動地，烈火驚雷；結果，做點農活，搞點副食，自行胡亂開會批評檢討一通，說一大堆虛恭一般的廢話，一、二、三，哨也沒吹就散夥了。
我說過，四年的勞動生活我仍然陽光。雖然這一段時間我也常常吟詠薛寶釵的詠香詩：“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複年年”，而且沒當右派前，硬是體會不了這首詩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擔石溝山峰之重疊峻峭，三樂莊之一望無垠，我卻又心胸朗闊起來。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歸自然而斤斤於榮辱得失也！寵辱無驚，說著好聽，做起來是多麽困難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幹部”們都是搭自軍餉至雁翅的班車，再從雁翅上火車到門頭溝。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選擇了淩晨三時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裏，到雁翅火車站的辦法。以至有人查問這樣做是什麽意思。到底是什麽意思我也說不太清，可能吧，一個是認為我們這些人應該多吃點苦，應該多鍛煉鍛煉。一個是都是一個等級的人一起走，反而會輕鬆些，更主要的是淩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喬木灌木花草中行進，這是何等地開闊快活。人生中再沒有幾次這樣星夜走山路的機會了。
我也為在一擔石溝挑水上山的火爆場麵而大笑。雨季造林後幾天，需要及時補水。平常空手難以攀登的崎嶇山路，挑滿了兩桶水飛跑而上，成為一場沒有明說比賽的大比賽。為了抄近路，甚至不走已有的路而是另辟蹊徑，走在雜草棵子，亂石叢中，連躥帶蹦，連滑帶溜，勢如黃羊野鹿。平時空著手走到那裏肯定要打滑的地方，壓上份量以後，反而腳下生根，穩如泰山，步履堅實，一步一個腳印。同時要檢查水的保持情況。有一個人由於丟水太多，最後隻剩下了兩個半桶而被指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挑水的人的姿勢千姿百態，有的腰被壓成了八道彎，受到大家笑罵，有的一副驕蠻樣子，活像是金牌獲得者——並沒有人賞識誇獎。有的連說帶笑，有的氣喘如牛，有的咬牙切齒，被稱作是作“操狗”狀，有的悶頭苦幹，我則一邊使勁一邊說便宜話：“本人挑擔，重量在若有若無之間……”勞改不忘牛皮，勞動是樂生的第一要素，既然馬克思這樣說的，事實自然如此。而下山的時候，由於往下狂奔，嘰裏咣當，眾桶齊鳴，出溜到井邊，誰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跑下來的。
在南苑，第一年風調雨順，大蘿卜長得令人擊節讚歎。而收秋時我負責看青，每夜拿著六節電池的大手電、軍棍到處巡邏，一麵看月亮一麵背誦李白的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深深打動我心。但我絕無任何具體想頭。“看青”中認識了市河北梆子劇團的一位看青者，他老哥不但給我講了好多尚小雲、李桂雲的逸事，還款待了我許多燒烤的青玉米。對不起，我們倆也搞了點看守自盜。皎皎明月夜，天涯淪落人，青煙獨嫋嫋，新黍香噴噴，已棄輕飄夢，常懷慚愧心，午夜觀獾走，薄明喜鳥吟。個中的美感與至少是肚腹的滿足感，在當時是一個奇跡。
除了月夜讀李白與閑聽戲曲大家的逸事外，我看青的結果是結餘了若幹糧票，帶回北京補助家裏。到1961年，我已經有兩個兒子了。夜班看青，有糧食的補助。
南苑我們的副食生產基地邊是一大片墳地，我們奉命在那裏遷過屍，麵對爛棺木與骷髏遺骸，我們無喜無悲無懼，有過我輩經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驚，地裂不動。我看青時常常到墳地一帶小坐，夜深人靜，在那裏可以聽到市區方向順風傳來的話聲笑聲，旁觀俗世，兼思彼岸，遐想萬年，不過如斯。在那裏有時還聽到一種據說叫“地牛”的蟲子的叫聲，悶聲如牛，暗嗚如虎。說這種蟲子是把嘴伸入地下才叫喚起來的。我也數次聽到貓頭鷹的啼叫，由於我認知上已經得悉貓頭鷹乃是益鳥，便不覺難聽，更不覺不祥。右派與貓頭鷹，當然是前者更晦氣。
既空前又絕後，在三樂莊的這個護秋之月，我第一次感到與秋天，與月夜，與莊稼，與星空，與城鄉，與墳墓，與蟲鳥獾狐，與李白和蘇軾，與唐詩和宋詞，與地球的自轉和公轉，與陰曆和陽曆是這樣近這樣親，一種與萬物融為一體的感覺，一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的感覺，一種獨來獨往飄然遺世自由逍遙含淚微笑的感覺，一種既悲涼又淒美、豁達、清幽的感覺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比什麽都美好！
難忘的還有勞動期間的休假生活。在桑峪，說的是每兩個月休息四天，秋天農忙，加上躍進的熱火，曾經時隔三個多月才休息一次。在一擔石溝，每月休息四天，大致符合每周歇一天的規矩。到了三樂莊，則是兩周休息兩天，休息是更正常些了。
休息時我與芳喜歡做的一件事是到北海前門附近的茶座上要一點醬油瓜子，喝茶，閑聊，盛夏則可能點一點冷飲。柳條拂麵，水波蕩漾，陽光在頭頂的席棚縫隙中與水波上閃爍。鼻孔裏飄動著些微的魚腥與荷葉清香氣息。我們談勞動中的趣聞，談讀書，談電影新片與最近流行的歌曲。我們也談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家事，計劃財務收支與購物目標，就是經過在北海茶座的商談，我們購買了一台鄭州產紅燈牌兩用四電子管收音機，所謂兩用就是它可以帶電唱機，我以為它能讓我聽到洪亮的意大利美聲獨唱呢，實際效果很差。
而且每次品茗清談都講許多有希望有趣味的事情，得出共同的結論就是生活可愛，形勢大好，身體健康，思考有收獲，困難正一步步克服，幸福正一點點締造，明天更美好，前途極光明！
……回憶種種，郊區勞動有關記憶，多屬正麵。但是我仍然坐下了作夢、夢囈乃至惡夢的毛病。直到十餘年後，二十餘年後，我有時會在剛剛睡下不久夢中罵人，家鄉話與北京話，童年記憶，葷素全席，外加呻吟、憋氣，據說煞是嚇人。一擔石溝期間有一位先生認為我的夢囈乃是思想有問題的表現，提出指責，未獲響應，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測。
上述惡夢的主要特點是夢中罵人，罵得筋疲力盡，四肢如鐵，顯然與體力上的疲勞有關，與心情上的表麵豁達開朗，實仍有壓抑多多有關。
另外還有一種夢，與其說是惡夢，不如說是酸夢。我與芳1957年結婚，那時她的學業未完，我們分別生活於太原與北京，此後我下去勞動，又分了手。我休假回京，她有時住在她母親與姐姐家，有時住在我家，兩處一在西四，一在崇文區光明樓，當時認為相距甚遠。我們的休假都采取突然宣布式，為的是怕說早了影響勞動情緒與改造自覺。兩端都沒有電話，我都是突然回家，但是不知道芳在哪裏。有時我先到了西四，見沒有芳，趕緊倒公共汽車無軌電車往光明樓走，誰知此時她正坐在從光明樓到西四的公共交通車輛上，來回一找，休假時間能丟掉相當一部分。好久好久了，直到早已時過境遷，也許我們是共同住在某個外國的賓館裏，同一張床上，我仍會在夢中來回坐車，互相尋找，擦肩而過，失之交臂，而且電話不通，呼叫不靈，停電停燈停車，苦不堪說。
而有一次臨時休假，正碰到芳在我的家，而且她剛好買了一個西瓜，正好我們一起吃瓜，這是我那個年代最快樂的記憶之一。
你可以有大的快樂，事業，社會，人民……這些你都沒有了，你也仍然會有小的快樂，西瓜，茶水，買到了便宜的處理貨物。反正你應該快樂，你必須快樂，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話。
這是我1989年寫的小說《我又夢見了你》的一個來由。
從我個人來說，這四年的勞動經曆仍然寶貴，可以說是缺什麽補什麽，這四年我經曆的，正是我過去從沒有過見聞，更沒有親曆的。從國家來說呢，稀裏糊塗弄了那麽多高工資的農工生手，（再降級降薪也比雇農業工人昂貴啊）也沒有什麽人研究這種勞動對知識分子到底起了什麽樣的作用，政治社會經濟財政效益到底如何？一筆糊塗賬。似乎太大方，太粗糙了。
頗有領導自覺與心胸的班長，被分到了一處養兔，他本來就是做這方麵的工作的。其他人有的去中學教書，有的到機關做事，還有一位降格從中級領導當了小領導，各歸各位。一時夤緣時會在大時代與大家熱鬧了一陣子，乃至可以說是威風了一陣子的班長或不無寂寞。攀援之心，人皆有之，施展之心，人皆有之，耍鬧之心，人皆有之，非（被認定派定的）分之心，人皆有之。王侯將相，人五人六，寧有種乎？而能實現一番發揮一番的機遇是這樣少有，或者，隻能變形地假實現代實現那麽一下兩下，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優孟衣冠，自作多情，夢裏吃肉包，吹牛皮自慰……這還是好的。弄不好就隻能飲鳩止渴，剜肉補瘡，捉襟見肘，鋌而走險，直到吮癰舐痔，醜態百出。
說實話，班長此人，原是做總務工作的一般幹部，他在帶領我等度過一段特殊時期中顯示了他的沉穩，決斷，堅忍，陰狠，要言不繁，善抓要點，指揮組織精明強悍，富有想像力的種種特點，他的潛力不小，他的誌向不凡，他的“領導”不俗，他的知識麵嫌窄，他的水平不高。
如果有各種條件，他並非不能成就一番事業。悲慘的是，文革一開始，他自盡了。我設想，當了右派，才當了班長，領導了一批原來的局級處級幹部和作家畫家演員以及名門之後的人物，竟成為他此生的一大亮點，在一擔石溝才是他的“黃金時代”！一個人有所實現有所發揮，用家鄉話是一個人有舞台耍把耍把，談何容易！多少人懷才不遇，多少人鬱鬱而終，多少人剛露頭就挨了一悶棍，多少人有這有那就是沒有機遇……悲夫！
另一首是《宮燈》，“點點暗紅的宮燈/像城市的美麗的眼睛/顧盼我吧，我也注視著你/心中溫煦如幹罷醇酒”
形勢已經有了一點鬆動，處境（表麵上）已經有所好轉，至少算得上是人民了。我的心情已經有了一點溫暖，三麵紅旗仍然高舉著，但鬥的勁稍稍平緩了一些，知識分子和一些相對比較實是求是一點的幹部們，不敢相信但仍然充滿幻想，也許終於能夠做一點事情了？
1962年春天，我正在三樂莊大田幹活，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約稿信，編輯張慕蘭，評論家許覺民的愛人，要求與我見麵。當然這封信是楊述的愛人韋君宜（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關照發出的。確實，除了愛人的溫暖支撐住了我以外，我一直有“貴人”相助。我的經曆，我的為人，我的所謂“才”，使我很少處於絕望狀態。在整個反右過程中，中國青年報張總編輯、佘副總編輯，也一直關心著我，他們的多次談話幫助了我度過這樣一個艱難的時刻。我至今記得佘世光同誌的名言：“不論什麽情況什麽事情，不能有對黨的絲毫不滿，不滿像種子，它會生根發芽長大，直到不可收拾。”但後來1959年，他被當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了一通，不久平反。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信可能促進了團市委對於我們這些人的出路的考慮。很快先是把我們調回城裏，組織了一個調查組到房山、延慶等地調查青年生活文娛學習婚姻等諸方麵的狀況。陳家台，大次洛，這些長滿核桃、杏、梨、棗的山野與齋堂溝大同小異，但人們說話的口音又不同了。我們在王滸同誌率領下來到這裏，不但開座談會，整理材料還貨真價實地參加勞動，插白薯秧，間穀子苗。這方麵的經驗幫助我寫出了短篇小說《夜雨》與《眼睛》。前者在《人民文學》後者在《北京文學》上發表了。王滸同誌是汪家鏐同誌(後曾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愛人，這時也小有麻煩。三樂莊階段，雖然已經進入了我們下放勞動改造的後期，規模日小，但不時有人補充進來，原因多樣化。其中有一個中層幹部，雖然來了，仍然擺著架子，並從我們原八班的人的鬥來鬥去的現象，說是看到了資產階級的本性，醜惡麵目之類。
到了暑期以後，我分配到了北京師範學院教中文去了。
就這樣，連續四年的體力勞動生活草草結束。我想，雷聲大，雨點小，虎頭蛇尾，草草收兵，是宇宙間許多事物包括政治運動也包括文藝作品的發展規律。想想我們這些人，反右鬥爭，批判改造，脫胎換骨雲雲，講得何等驚天動地，烈火驚雷；結果，做點農活，搞點副食，自行胡亂開會批評檢討一通，說一大堆虛恭一般的廢話，一、二、三，哨也沒吹就散夥了。
我說過，四年的勞動生活我仍然陽光。雖然這一段時間我也常常吟詠薛寶釵的詠香詩：“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複年年”，而且沒當右派前，硬是體會不了這首詩的沉痛。
回想在桑峪大山中的跋涉，一擔石溝山峰之重疊峻峭，三樂莊之一望無垠，我卻又心胸朗闊起來。何大自然之雍容而人事之局促焉！何人之不能回歸自然而斤斤於榮辱得失也！寵辱無驚，說著好聽，做起來是多麽困難啊，
有一次休假，“革命幹部”們都是搭自軍餉至雁翅的班車，再從雁翅上火車到門頭溝。但所有有帽子的人，都選擇了淩晨三時起床，夜行山路十八公裏，到雁翅火車站的辦法。以至有人查問這樣做是什麽意思。到底是什麽意思我也說不太清，可能吧，一個是認為我們這些人應該多吃點苦，應該多鍛煉鍛煉。一個是都是一個等級的人一起走，反而會輕鬆些，更主要的是淩晨在大山中、在湍流旁、在喬木灌木花草中行進，這是何等地開闊快活。人生中再沒有幾次這樣星夜走山路的機會了。
我也為在一擔石溝挑水上山的火爆場麵而大笑。雨季造林後幾天，需要及時補水。平常空手難以攀登的崎嶇山路，挑滿了兩桶水飛跑而上，成為一場沒有明說比賽的大比賽。為了抄近路，甚至不走已有的路而是另辟蹊徑，走在雜草棵子，亂石叢中，連躥帶蹦，連滑帶溜，勢如黃羊野鹿。平時空著手走到那裏肯定要打滑的地方，壓上份量以後，反而腳下生根，穩如泰山，步履堅實，一步一個腳印。同時要檢查水的保持情況。有一個人由於丟水太多，最後隻剩下了兩個半桶而被指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挑水的人的姿勢千姿百態，有的腰被壓成了八道彎，受到大家笑罵，有的一副驕蠻樣子，活像是金牌獲得者——並沒有人賞識誇獎。有的連說帶笑，有的氣喘如牛，有的咬牙切齒，被稱作是作“操狗”狀，有的悶頭苦幹，我則一邊使勁一邊說便宜話：“本人挑擔，重量在若有若無之間……”勞改不忘牛皮，勞動是樂生的第一要素，既然馬克思這樣說的，事實自然如此。而下山的時候，由於往下狂奔，嘰裏咣當，眾桶齊鳴，出溜到井邊，誰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麽跑下來的。
在南苑，第一年風調雨順，大蘿卜長得令人擊節讚歎。而收秋時我負責看青，每夜拿著六節電池的大手電、軍棍到處巡邏，一麵看月亮一麵背誦李白的詩。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深深打動我心。但我絕無任何具體想頭。“看青”中認識了市河北梆子劇團的一位看青者，他老哥不但給我講了好多尚小雲、李桂雲的逸事，還款待了我許多燒烤的青玉米。對不起，我們倆也搞了點看守自盜。皎皎明月夜，天涯淪落人，青煙獨嫋嫋，新黍香噴噴，已棄輕飄夢，常懷慚愧心，午夜觀獾走，薄明喜鳥吟。個中的美感與至少是肚腹的滿足感，在當時是一個奇跡。
除了月夜讀李白與閑聽戲曲大家的逸事外，我看青的結果是結餘了若幹糧票，帶回北京補助家裏。到1961年，我已經有兩個兒子了。夜班看青，有糧食的補助。
南苑我們的副食生產基地邊是一大片墳地，我們奉命在那裏遷過屍，麵對爛棺木與骷髏遺骸，我們無喜無悲無懼，有過我輩經曆的人早已做到了山崩不驚，地裂不動。我看青時常常到墳地一帶小坐，夜深人靜，在那裏可以聽到市區方向順風傳來的話聲笑聲，旁觀俗世，兼思彼岸，遐想萬年，不過如斯。在那裏有時還聽到一種據說叫“地牛”的蟲子的叫聲，悶聲如牛，暗嗚如虎。說這種蟲子是把嘴伸入地下才叫喚起來的。我也數次聽到貓頭鷹的啼叫，由於我認知上已經得悉貓頭鷹乃是益鳥，便不覺難聽，更不覺不祥。右派與貓頭鷹，當然是前者更晦氣。
既空前又絕後，在三樂莊的這個護秋之月，我第一次感到與秋天，與月夜，與莊稼，與星空，與城鄉，與墳墓，與蟲鳥獾狐，與李白和蘇軾，與唐詩和宋詞，與地球的自轉和公轉，與陰曆和陽曆是這樣近這樣親，一種與萬物融為一體的感覺，一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的感覺，一種獨來獨往飄然遺世自由逍遙含淚微笑的感覺，一種既悲涼又淒美、豁達、清幽的感覺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比什麽都美好！
難忘的還有勞動期間的休假生活。在桑峪，說的是每兩個月休息四天，秋天農忙，加上躍進的熱火，曾經時隔三個多月才休息一次。在一擔石溝，每月休息四天，大致符合每周歇一天的規矩。到了三樂莊，則是兩周休息兩天，休息是更正常些了。
休息時我與芳喜歡做的一件事是到北海前門附近的茶座上要一點醬油瓜子，喝茶，閑聊，盛夏則可能點一點冷飲。柳條拂麵，水波蕩漾，陽光在頭頂的席棚縫隙中與水波上閃爍。鼻孔裏飄動著些微的魚腥與荷葉清香氣息。我們談勞動中的趣聞，談讀書，談電影新片與最近流行的歌曲。我們也談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家事，計劃財務收支與購物目標，就是經過在北海茶座的商談，我們購買了一台鄭州產紅燈牌兩用四電子管收音機，所謂兩用就是它可以帶電唱機，我以為它能讓我聽到洪亮的意大利美聲獨唱呢，實際效果很差。
而且每次品茗清談都講許多有希望有趣味的事情，得出共同的結論就是生活可愛，形勢大好，身體健康，思考有收獲，困難正一步步克服，幸福正一點點締造，明天更美好，前途極光明！
……回憶種種，郊區勞動有關記憶，多屬正麵。但是我仍然坐下了作夢、夢囈乃至惡夢的毛病。直到十餘年後，二十餘年後，我有時會在剛剛睡下不久夢中罵人，家鄉話與北京話，童年記憶，葷素全席，外加呻吟、憋氣，據說煞是嚇人。一擔石溝期間有一位先生認為我的夢囈乃是思想有問題的表現，提出指責，未獲響應，我也未因此再遭不測。
上述惡夢的主要特點是夢中罵人，罵得筋疲力盡，四肢如鐵，顯然與體力上的疲勞有關，與心情上的表麵豁達開朗，實仍有壓抑多多有關。
另外還有一種夢，與其說是惡夢，不如說是酸夢。我與芳1957年結婚，那時她的學業未完，我們分別生活於太原與北京，此後我下去勞動，又分了手。我休假回京，她有時住在她母親與姐姐家，有時住在我家，兩處一在西四，一在崇文區光明樓，當時認為相距甚遠。我們的休假都采取突然宣布式，為的是怕說早了影響勞動情緒與改造自覺。兩端都沒有電話，我都是突然回家，但是不知道芳在哪裏。有時我先到了西四，見沒有芳，趕緊倒公共汽車無軌電車往光明樓走，誰知此時她正坐在從光明樓到西四的公共交通車輛上，來回一找，休假時間能丟掉相當一部分。好久好久了，直到早已時過境遷，也許我們是共同住在某個外國的賓館裏，同一張床上，我仍會在夢中來回坐車，互相尋找，擦肩而過，失之交臂，而且電話不通，呼叫不靈，停電停燈停車，苦不堪說。
而有一次臨時休假，正碰到芳在我的家，而且她剛好買了一個西瓜，正好我們一起吃瓜，這是我那個年代最快樂的記憶之一。
你可以有大的快樂，事業，社會，人民……這些你都沒有了，你也仍然會有小的快樂，西瓜，茶水，買到了便宜的處理貨物。反正你應該快樂，你必須快樂，如果你是想活下去而不是不想活下去的話。
這是我1989年寫的小說《我又夢見了你》的一個來由。
從我個人來說，這四年的勞動經曆仍然寶貴，可以說是缺什麽補什麽，這四年我經曆的，正是我過去從沒有過見聞，更沒有親曆的。從國家來說呢，稀裏糊塗弄了那麽多高工資的農工生手，（再降級降薪也比雇農業工人昂貴啊）也沒有什麽人研究這種勞動對知識分子到底起了什麽樣的作用，政治社會經濟財政效益到底如何？一筆糊塗賬。似乎太大方，太粗糙了。
頗有領導自覺與心胸的班長，被分到了一處養兔，他本來就是做這方麵的工作的。其他人有的去中學教書，有的到機關做事，還有一位降格從中級領導當了小領導，各歸各位。一時夤緣時會在大時代與大家熱鬧了一陣子，乃至可以說是威風了一陣子的班長或不無寂寞。攀援之心，人皆有之，施展之心，人皆有之，耍鬧之心，人皆有之，非（被認定派定的）分之心，人皆有之。王侯將相，人五人六，寧有種乎？而能實現一番發揮一番的機遇是這樣少有，或者，隻能變形地假實現代實現那麽一下兩下，望梅止渴，畫餅充饑，優孟衣冠，自作多情，夢裏吃肉包，吹牛皮自慰……這還是好的。弄不好就隻能飲鳩止渴，剜肉補瘡，捉襟見肘，鋌而走險，直到吮癰舐痔，醜態百出。
說實話，班長此人，原是做總務工作的一般幹部，他在帶領我等度過一段特殊時期中顯示了他的沉穩，決斷，堅忍，陰狠，要言不繁，善抓要點，指揮組織精明強悍，富有想像力的種種特點，他的潛力不小，他的誌向不凡，他的“領導”不俗，他的知識麵嫌窄，他的水平不高。
如果有各種條件，他並非不能成就一番事業。悲慘的是，文革一開始，他自盡了。我設想，當了右派，才當了班長，領導了一批原來的局級處級幹部和作家畫家演員以及名門之後的人物，竟成為他此生的一大亮點，在一擔石溝才是他的“黃金時代”！一個人有所實現有所發揮，用家鄉話是一個人有舞台耍把耍把，談何容易！多少人懷才不遇，多少人鬱鬱而終，多少人剛露頭就挨了一悶棍，多少人有這有那就是沒有機遇……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