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組》發表沒有兩天，《人民文學》雜誌的一位工作人員騎著摩托車到西四北小絨線胡同27號我的家，給我送來了476元人民幣的稿費。476元，相當於我的87元6角4分的月薪的5倍以上。這也夠驚天動地的。
先是聽到對號入座的工作部門同誌對於小說的爆炸性反應：主要是“我們這兒並不是那樣呀”之類。其實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著由韋君宜、黃秋耘主編的《文藝學習》雜誌，展開了對於《組》的討論。我收到這一期大規模討論的雜誌的時候真是樂不可支。第一篇無保留地稱讚小說的文章題名《生活的激流在奔騰》。第二篇就是嚴厲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闖將而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劉紹棠、叢維熙、邵燕祥也還有劉賓雁等都寫了文章讚揚這篇小說。而一批我的共青團幹部戰友，包括李友賓、戴宏森、王恩榮等著文批評之。後麵這幾個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榮同誌還是我的老同學，是我介紹他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我從身份上說正好處於讚成的與反對的兩組人之間。然而我又是小說的作者，對小說負有不可轉移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這麽大動靜，看到人們爭說《組織部》，看到行行整齊的鉛字裏王蒙二字出現的頻率那麽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歡這個，喜歡成為人五人六，喜歡出名，喜歡成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裏這樣說，相當不好意思地說。
與此同時，我的《青春萬歲》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審通過。我們訂了合同，我得到了預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雖然這種說法令人惡心。正在籌備複刊的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員、著名電影評論家梅朵先生找我約稿。他們已從作協等處得知我的長篇小說即將出版。作協領導、老作家劉白羽同誌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預告了文學新人的成績，他說張曉的《工地上的星光》與王蒙的《青春萬歲》反映了文學新人的成果。於是文匯報的人帶著預付的500元現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連載《青春萬歲》。我給他們講了該小說的故事性不強，也許不適報紙連載。但他們堅持要載。
到了次年1月，我沒有在報上看到連載，我問是怎麽回事，過了一段時間，他們說是計劃選個五六萬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罷。
與此同時，批判《組》的調子漸高。出現了一些傳聞。《中國青年報》的張總編輯與佘副總編輯，兩位關心我提攜我與我私交甚好的領導，找我談話，他們憂心忡忡，他們認為我捅了個大漏子，他們告訴我已經有人將此文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相提並論了。他們讓我做好思想準備，要有自我批評。他們還引用一位剛剛調入我區工作的老區來的女領導同誌的話說：“王蒙，有點不聽話呀。”
同時，組織討論的《文藝學習》的主編與副主編韋君宜與黃秋耘也找我談，說是他們原沒有想到此事鬧得這麽大，不好收場。黃是連連歎息，背誦小說裏的詞語，並表示可能遇到麻煩，他本人則對小說一百個欣賞。他的表現是既感動又無奈。韋則表達了對我的器重與愛護之情，同時試圖幫助我認識到小說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確對待批評。韋的愛人是楊述，時任市委文教書記，我知道韋的意見裏包含著市領導的意思，我必須好好聽取。
君宜還轉達了楊述對於我在《北京日報》副刊上發表的散文詩《新年》的批評，說是那篇東西看不出時代特點。是的，我寫了時光，卻沒有刻意去寫肅反、合作化、總路線等時代的特色。但是我以為，那種對於時光的珍惜與敏感，也絕對不是舊中國的文人寫得出來的。
到了這時候，我自幼受到的黨的教育訓練就起作用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表示一定認真聽取意見，提高認識，三省吾身，聞過則喜。同時我也辯解：《組》不是反對黨的東西。當然，不論動機如何，如果有很嚴重的後果，我當正視與汲取教訓。
1957年2月，文匯報突然（我的感覺是突然）發表李希凡的長文，對於《組》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從政治上上綱，幹脆把小說往敵對方麵揭批，意在一棍斃命。我一驚，我並非沒有想到與該報的相處上的小小不順遂，但是我很清醒，從政治上往對立方麵打，需要認真對待，這是大事，而其他隻是小事一椿。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榮曆史的包袱，我無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無法接受李代表革命來揭批我。我很快給公認的文藝界的最高領導周揚同誌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身份，求見求談求指示。
早在中學生的暑期學習團管夥食的時候，我就聽過周揚的報告，有關領導還特別說到過，新解放區的學生隻知道丁玲艾青，他們哪裏知道周揚的地位和影響！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約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談。顧名思義，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過的地方，是一個古色古香的中式大會客廳。此後，我在文化部上崗時在此辦過公，至今仍有時在此會見外賓。我與孑民堂確實有緣。
周揚開宗明義，告訴我小說毛主席看了，他不讚成把小說完全否定，不讚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談到北京沒有這樣的官僚主義的論斷。他說毛主席提倡的是兩點論，是保護性的批評等等，令我五內俱熱。
周揚也和我討論，他說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領導也討論過，是不是人年歲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說隻有青年才反對官僚主義呢？這些問題的提出令我汗顏，我怎麽可能主張隻要青年不要領導不要老革命呢。我隻是略微解釋了一下，我並沒有試圖把林震當英雄典範來寫，在小說中，我要表達的是對林式人物的命運頗感困惑而不是樹立榜樣。
我的說話大致謙虛適度。我看得出周揚的滿意，通過開青年作者會，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樣地口出狂言，惹惱領導。這時周皺著眉頭說，有一個表現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麽呢，他揚言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文學成績不如革命前，中國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文學成就不如座談會前。你對此什麽看法？
我完全體味到了這個問題的敏感性與嚴重性。我知道他說的是劉紹棠。我回答說，談這樣重大的問題，應該有更全麵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嚴肅的立論，而不能隨便一說。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揚喜形於色。他一再表示對我的態度的讚許，重複我的話，同時噓寒問暖，關切備至。甚至於說，你怎麽這樣瘦啊，檢查過x光沒有？沒有肺結核吧？
形勢突變。我聽了毛主席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錄音。主席說，有個王蒙寫了一篇小說，什麽什麽，一些人準備對他圍剿，把他消滅。主席說，我看也是言過其詞。主席說王蒙我不認識，也不是我的兒女親家，但是對他的批評我就不服。比如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中央出過王明，說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沒有官僚主義？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說，小說有缺點，正麵人物寫得不好。對缺點要批評，一保護，二批評，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說著說著找不著香煙了，便說“糧草沒有了”。據說是陸定一連忙給主席送去了煙。
如此這般，化險為夷，遇難成祥，我的感覺是如坐春風，如沐春雨。我同時告誡自己，不可輕浮，注意表現，在自天而降的幸運麵前更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北京日報的記者對我進行采訪，我的回答刊登於報紙後由新華社發了通稿，我是說各種對小說的議論批評對於我還是有幫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評，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當然，把小說看成政治上的異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實的，我讚成對於作品進行兩點論的分析，我還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寫作質量，大意如此。於是各方讚揚王某的謙虛謹慎，嚴格要求自己。但是吳小武對我說，你說棍子也有好處，這是不對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歡迎。
近半個世紀後的2005年，寫到這些事，我塗了兩首舊詩，七律，《感懷》詩曰：
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歎妙哉。
誤解方愁誠似巧，夾擊複笑妒猶猜。
河東皓月千山靜，案底閑花四海開。
大塊文章皆勝景，逢源蜀道過蓬萊。
激浪排空海未驚，滄桑一粲意從容。
朝雲嫵媚詩千裏，暮雨迷蒙霧幾重？
尷尬風流成百味，縱橫嘲謔也多情。
可憐猶夢如椽筆，寫過春秋寫月明。
頭一首詩的第二句“九命”，俗說狗（或貓）有九條命，聽北京人這樣說過，而在新疆的少數民族中，我也聽到過這種說法，而羊通祥，指常常逢凶化吉。
第三句謂淺者但知什麽聰明不聰明，哪裏知道境界與心胸。
妬猶猜，即猜忌之意。
第五句暗含反“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其意而用之。
第六句含“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閑花雲雲，指文學，謙詞也。
第七句的大塊不是文章的定語。用李白《夜宴春桃李園序》意：“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大塊是指大自然，語出《莊子》。
第八句，指在艱難的道路上常有師友相助。蓬萊指仙境。此句亦含“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詩意。
第二首，朝雲句或可指《青春萬歲》。
暮雨句或可參考我在2005年《收獲》雜誌上發表的中篇小說《秋之霧》。
“朝雲暮雨”，語出宋玉《高唐賦》。
而《尷尬風流》，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書的題目。
如椽筆，可參閱拙作舊詩《秋興》。
尾句“春秋”或謂指拙作“季節係列”。而“月明”，或指拙作《青狐》。
北京市文聯也召開了座談會談這篇小說。我從而結識了林斤瀾、鄧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對《組》大唱讚歌，抨擊棍子，情緒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則談笑風生，海闊天空，閃轉騰挪，行雲流水，不濺水滴，不沾泥點，與作品與批判都保持著絕佳的距離。我的印象是有點不知所雲，但又都很學問，很教授，很瀟灑，很老練，很成熟，與毛頭小子們果然不同。林斤瀾著重談小說技巧，不談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這個選擇他一直延續至今）。端木蕻良談到了李長之叔叔在《文藝學習》上發表的批評文章，關於典型問題，李說寫北京有這樣的幹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師則說自己與李都是教條主義——我的印象是，教條主義是一頂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後，傳出來一個說法，說是市文聯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個詞：“五小鬧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還有劉紹棠、叢維熙，可能還有邵燕祥幾個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動靜。文壇上的“詞兒”，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詩：“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賣雜貨》流行歌曲也唱：“風波浪裏危險多”。與當時的總的情況相比較，這倒也不足掛齒，它並沒有引起我的足夠的注意。很久之後我才明白，文壇多事，成為水深浪闊的險地，除了抓鬥爭的方針外，文壇本身的不忿兒，不服，白眼兒紅眼兒，惡語傷人或者傷人不帶惡語，也構成了每次大動幹戈的輿論基礎，群眾基礎。
先是聽到對號入座的工作部門同誌對於小說的爆炸性反應：主要是“我們這兒並不是那樣呀”之類。其實這些人多是我的熟人、好友。接著由韋君宜、黃秋耘主編的《文藝學習》雜誌，展開了對於《組》的討論。我收到這一期大規模討論的雜誌的時候真是樂不可支。第一篇無保留地稱讚小說的文章題名《生活的激流在奔騰》。第二篇就是嚴厲批判的了。一篇批判指出：林震不是革命的闖將而是小資產階級狂熱分子。一批青年作家，劉紹棠、叢維熙、邵燕祥也還有劉賓雁等都寫了文章讚揚這篇小說。而一批我的共青團幹部戰友，包括李友賓、戴宏森、王恩榮等著文批評之。後麵這幾個人也是我的朋友、熟人和半熟人，王恩榮同誌還是我的老同學，是我介紹他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我從身份上說正好處於讚成的與反對的兩組人之間。然而我又是小說的作者，對小說負有不可轉移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本身也奇了。
看到作品引起這麽大動靜，看到人們爭說《組織部》，看到行行整齊的鉛字裏王蒙二字出現的頻率那麽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歡這個，喜歡成為人五人六，喜歡出名，喜歡成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裏這樣說，相當不好意思地說。
與此同時，我的《青春萬歲》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審通過。我們訂了合同，我得到了預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雖然這種說法令人惡心。正在籌備複刊的上海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命工作人員、著名電影評論家梅朵先生找我約稿。他們已從作協等處得知我的長篇小說即將出版。作協領導、老作家劉白羽同誌在《人民日報》上撰文預告了文學新人的成績，他說張曉的《工地上的星光》與王蒙的《青春萬歲》反映了文學新人的成果。於是文匯報的人帶著預付的500元現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連載《青春萬歲》。我給他們講了該小說的故事性不強，也許不適報紙連載。但他們堅持要載。
到了次年1月，我沒有在報上看到連載，我問是怎麽回事，過了一段時間，他們說是計劃選個五六萬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罷。
與此同時，批判《組》的調子漸高。出現了一些傳聞。《中國青年報》的張總編輯與佘副總編輯，兩位關心我提攜我與我私交甚好的領導，找我談話，他們憂心忡忡，他們認為我捅了個大漏子，他們告訴我已經有人將此文與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相提並論了。他們讓我做好思想準備，要有自我批評。他們還引用一位剛剛調入我區工作的老區來的女領導同誌的話說：“王蒙，有點不聽話呀。”
同時，組織討論的《文藝學習》的主編與副主編韋君宜與黃秋耘也找我談，說是他們原沒有想到此事鬧得這麽大，不好收場。黃是連連歎息，背誦小說裏的詞語，並表示可能遇到麻煩，他本人則對小說一百個欣賞。他的表現是既感動又無奈。韋則表達了對我的器重與愛護之情，同時試圖幫助我認識到小說中的一些缺陷，以便正確對待批評。韋的愛人是楊述，時任市委文教書記，我知道韋的意見裏包含著市領導的意思，我必須好好聽取。
君宜還轉達了楊述對於我在《北京日報》副刊上發表的散文詩《新年》的批評，說是那篇東西看不出時代特點。是的，我寫了時光，卻沒有刻意去寫肅反、合作化、總路線等時代的特色。但是我以為，那種對於時光的珍惜與敏感，也絕對不是舊中國的文人寫得出來的。
到了這時候，我自幼受到的黨的教育訓練就起作用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表示一定認真聽取意見，提高認識，三省吾身，聞過則喜。同時我也辯解：《組》不是反對黨的東西。當然，不論動機如何，如果有很嚴重的後果，我當正視與汲取教訓。
1957年2月，文匯報突然（我的感覺是突然）發表李希凡的長文，對於《組》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從政治上上綱，幹脆把小說往敵對方麵揭批，意在一棍斃命。我一驚，我並非沒有想到與該報的相處上的小小不順遂，但是我很清醒，從政治上往對立方麵打，需要認真對待，這是大事，而其他隻是小事一椿。
我放不下自己的光榮曆史的包袱，我無法相信李希凡比我更革命，我無法接受李代表革命來揭批我。我很快給公認的文藝界的最高領導周揚同誌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身份，求見求談求指示。
早在中學生的暑期學習團管夥食的時候，我就聽過周揚的報告，有關領導還特別說到過，新解放區的學生隻知道丁玲艾青，他們哪裏知道周揚的地位和影響！
想不到的是很快我接到了回信，約我前往中宣部他住的孑民堂一談。顧名思義，孑民堂就是蔡元培（字孑民）住過的地方，是一個古色古香的中式大會客廳。此後，我在文化部上崗時在此辦過公，至今仍有時在此會見外賓。我與孑民堂確實有緣。
周揚開宗明義，告訴我小說毛主席看了，他不讚成把小說完全否定，不讚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談到北京沒有這樣的官僚主義的論斷。他說毛主席提倡的是兩點論，是保護性的批評等等，令我五內俱熱。
周揚也和我討論，他說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領導也討論過，是不是人年歲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說隻有青年才反對官僚主義呢？這些問題的提出令我汗顏，我怎麽可能主張隻要青年不要領導不要老革命呢。我隻是略微解釋了一下，我並沒有試圖把林震當英雄典範來寫，在小說中，我要表達的是對林式人物的命運頗感困惑而不是樹立榜樣。
我的說話大致謙虛適度。我看得出周揚的滿意，通過開青年作者會，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樣地口出狂言，惹惱領導。這時周皺著眉頭說，有一個表現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麽呢，他揚言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文學成績不如革命前，中國延安文藝座談會後的文學成就不如座談會前。你對此什麽看法？
我完全體味到了這個問題的敏感性與嚴重性。我知道他說的是劉紹棠。我回答說，談這樣重大的問題，應該有更全麵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嚴肅的立論，而不能隨便一說。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揚喜形於色。他一再表示對我的態度的讚許，重複我的話，同時噓寒問暖，關切備至。甚至於說，你怎麽這樣瘦啊，檢查過x光沒有？沒有肺結核吧？
形勢突變。我聽了毛主席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錄音。主席說，有個王蒙寫了一篇小說，什麽什麽，一些人準備對他圍剿，把他消滅。主席說，我看也是言過其詞。主席說王蒙我不認識，也不是我的兒女親家，但是對他的批評我就不服。比如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中央出過王明，說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百分之九十就不行？北京就沒有官僚主義？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王蒙有文才，有希望。主席又說，小說有缺點，正麵人物寫得不好。對缺點要批評，一保護，二批評，不是一棍子打死。
主席說著說著找不著香煙了，便說“糧草沒有了”。據說是陸定一連忙給主席送去了煙。
如此這般，化險為夷，遇難成祥，我的感覺是如坐春風，如沐春雨。我同時告誡自己，不可輕浮，注意表現，在自天而降的幸運麵前更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北京日報的記者對我進行采訪，我的回答刊登於報紙後由新華社發了通稿，我是說各種對小說的議論批評對於我還是有幫助的，包括棍子式的批評，也有令人警惕的作用。當然，把小說看成政治上的異己之作是不符合事實的，我讚成對於作品進行兩點論的分析，我還要提高改善自己的寫作質量，大意如此。於是各方讚揚王某的謙虛謹慎，嚴格要求自己。但是吳小武對我說，你說棍子也有好處，這是不對的，棍子就是棍子，不能歡迎。
近半個世紀後的2005年，寫到這些事，我塗了兩首舊詩，七律，《感懷》詩曰：
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歎妙哉。
誤解方愁誠似巧，夾擊複笑妒猶猜。
河東皓月千山靜，案底閑花四海開。
大塊文章皆勝景，逢源蜀道過蓬萊。
激浪排空海未驚，滄桑一粲意從容。
朝雲嫵媚詩千裏，暮雨迷蒙霧幾重？
尷尬風流成百味，縱橫嘲謔也多情。
可憐猶夢如椽筆，寫過春秋寫月明。
頭一首詩的第二句“九命”，俗說狗（或貓）有九條命，聽北京人這樣說過，而在新疆的少數民族中，我也聽到過這種說法，而羊通祥，指常常逢凶化吉。
第三句謂淺者但知什麽聰明不聰明，哪裏知道境界與心胸。
妬猶猜，即猜忌之意。
第五句暗含反“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其意而用之。
第六句含“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之意。閑花雲雲，指文學，謙詞也。
第七句的大塊不是文章的定語。用李白《夜宴春桃李園序》意：“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大塊是指大自然，語出《莊子》。
第八句，指在艱難的道路上常有師友相助。蓬萊指仙境。此句亦含“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詩意。
第二首，朝雲句或可指《青春萬歲》。
暮雨句或可參考我在2005年《收獲》雜誌上發表的中篇小說《秋之霧》。
“朝雲暮雨”，語出宋玉《高唐賦》。
而《尷尬風流》，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拙作新書的題目。
如椽筆，可參閱拙作舊詩《秋興》。
尾句“春秋”或謂指拙作“季節係列”。而“月明”，或指拙作《青狐》。
北京市文聯也召開了座談會談這篇小說。我從而結識了林斤瀾、鄧友梅、葛翠琳等作家。青年作家都對《組》大唱讚歌，抨擊棍子，情緒激昂，真心支持。而老作家（其中不少是在高校工作的名人）則談笑風生，海闊天空，閃轉騰挪，行雲流水，不濺水滴，不沾泥點，與作品與批判都保持著絕佳的距離。我的印象是有點不知所雲，但又都很學問，很教授，很瀟灑，很老練，很成熟，與毛頭小子們果然不同。林斤瀾著重談小說技巧，不談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這個選擇他一直延續至今）。端木蕻良談到了李長之叔叔在《文藝學習》上發表的批評文章，關於典型問題，李說寫北京有這樣的幹部，是不典型的。端木老師則說自己與李都是教條主義——我的印象是，教條主義是一頂十分愜意十分暖人的帽子。
此後，傳出來一個說法，說是市文聯一位中年作家撰了一個詞：“五小鬧北京”——指的是除我外，鄧友梅的《在懸崖上》，還有劉紹棠、叢維熙，可能還有邵燕祥幾個人的作品引起了一些動靜。文壇上的“詞兒”，比作品多多。正如杜甫詩：“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賣雜貨》流行歌曲也唱：“風波浪裏危險多”。與當時的總的情況相比較，這倒也不足掛齒，它並沒有引起我的足夠的注意。很久之後我才明白，文壇多事，成為水深浪闊的險地，除了抓鬥爭的方針外，文壇本身的不忿兒，不服，白眼兒紅眼兒，惡語傷人或者傷人不帶惡語，也構成了每次大動幹戈的輿論基礎，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