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開始寫作以後才閱讀《人民文學》《文藝報》並且開始關注我們的所謂文壇風雲的。此前，我的印象是大多數時文不好看，一個毛頭小夥子，一拿起筆來就有一種全蓋帽兒的雄心或者野心，這雖然幼稚，卻不足為奇：如果我認為我寫的是現有文壇的成果的延伸，也許我最好是不寫，繼續積極地當我的團幹部，前途可能要更無量得多。
一九五四年文藝報上開始批判“一本書主義”，我完全讀不明白，作家的任務除了一本書又一本書以外，難道還有什麽別的東西更重要更神聖不成？一本書主義不好，兩本書、三本書還是零本書、沒有書就更好嗎？
在對於丁玲的種種批評之中，沒有比批“一本書主義”更荒唐，更不得人心的了。我這個當時的局外人認為。
出現了對於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的批評，批得崇高輝煌。我記得是宋之的同誌寫了這樣的高屋建瓴的文字。而我最初讀這篇小說時，感覺寫得委婉深情，是那些年我讀過的本國小說中比較動人的一篇，高於許多其他篇的一篇。例如報紙上登過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作品，描寫一個農村青年去結婚，一路上急人所急，難人所難，又是救病人，又是堵口子，又是排解交通事故……把新娘和親友急壞了，最後在遲到多時、衣無完布的情況下舉行了婚禮。這樣的小說意思雖好，實在難於恭維。這個作品，倒是報上加了編者按大力提倡的。
而1955年開始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更使我一頭霧水。毛主席的按語是寫得真棒，針針見血，字字轟鳴，不但振聾發聵，而且天翻地覆——也就頭暈目眩了。這個事件引發了各機關的肅反運動，我們一個小單位，把炊事員揪出來了，他說了一點關於宋慶齡的話。有幾天不讓他做飯而是讓他掃地。河北高中一位老相識，也是地下外圍組織的成員，更是被揪鬥了個不亦樂乎。我暗暗吃驚，覺得可憂可怖。我覺得做得有點過頭了，但總歸是英明偉大之舉。我要從中好好學習提高。
而1954年我發表的《小豆兒》是非常革命的，是肅反題材（發表後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肅反題材的光）。在寫完《青春萬歲》初稿後，我開始寫一點短東西。寫完不貼郵票就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學》雜誌。那時候規定，稿件郵遞是免收郵費的。稿子上我在結尾處有大段抒情，安東諾夫的路子。我自以為小說的重點不在檢舉壞人，而在於突出新中國的青少年，麵臨著怎樣的光明與黑暗的對比與急劇轉變。我聽說過一個因小兒麻痹症後遺而跛了腿的小孩的故事，她常常挨母親的打，但是解放以後同樣挨打時候她哭叫道：“毛主席不許打人！”這位殘疾女孩信賴著呼喚著共產黨，毛主席！她的故事令我涕淚橫流。
我的《小豆兒》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學》雜誌（當時是全國最有權威和地位的所謂“皇家”刊物）副主編葛洛全部刪除。我很心疼，便寫了信去抗議。葛主編接見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寫得蕪雜和俗氣。這是我的“酸的饅頭——sentimental”（感傷）主義的首次受挫。
我的《春節》原是一篇散文，寄給《新觀察》，編輯的退稿信說，我寫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鍾時間編了一個故事，把同樣的內容串了起來，寄出去，立即在《文藝學習》發出並受到誇獎。我一直不好意思編故事，用編故事的方法寫小說我總覺得近於以雕蟲小技騙人。我後來終於承認，寫小說離不開編故事。
唉，寫小說不可太俗氣，太俗了像賣狗肉包子。也不可太清高自戀：太自命清高了，你根本就不該涉足小說，這是一種自古以來就流行於酒肆茶館，為引車賣漿販夫走卒之流所喜愛的，有大說宏文的文體。
此前，經過千辛萬苦，最後幾周我和生了一場大病一樣，頭暈腦脹，眼冒金星，寢食難安，四肢喪力，全無把握，我寫完了《青春萬歲》的初稿。怕手稿丟掉，我把相當一部分稿子抄寫到大型筆記本上，再買了大量五百字一張的豎寫稿紙，往稿紙上謄。除了我自己，我還委托我的妹妹王鳴與一位同事朱文慧同誌幫助我謄寫。謄也謄完了，時至1954年冬，距離開始動筆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學就是這樣一種東西，任何得意特別是失意者，賦閑者，自命懷才不遇的窮酸者，自戀者，夢遊者，熱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與編輯出版人員有私人關係者……都可一試，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差不多隻有寫作不由計劃安排，你想寫就寫，寫好了就能成事，那個時代有誌於寫作者何其多也。
同時，你一旦從事了那個叫做習作（一種酸酸的謙虛的說法）的事兒，你不管是怎麽樣地學富五車，有怎樣的職位與學曆，具備多麽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經驗閱曆，多少才華靈感、奇思妙想和犧牲精神英雄氣概……你仍然是不夠用的，你最多隻算是半瓶子醋。
但是也確有這樣的寫作者，虔敬，獻身，追求，忘我，一股腦兒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獻給了文學，這樣的人很難容於人眾，也很難容於同道，也很難得到知音。並不是所有的讀者都喜歡匍伏著痛哭流涕著去仰視文學。他們寧願意去讀書解愁破悶，借他人之故事言語澆自己之塊壘。一個作家把文學想得太高太高，高入雲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聖徒來設計。他們成功的可能性不超過百分之一。而多半會搞得最後鼻青臉腫——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親的一位同鄉、同學，他就是來自老解放區，時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的潘之汀老師。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裏新住宅區。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樓，我很欣賞。潘老師的妻子是一位話劇演員。身材嬌好風韻猶存的她對我說：“趕明兒你寫了劇本我們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來信說：“你有了不起的才華……”，這樣的說法又使我發了一回高燒，隻如快樂死了一回，又一縷“香魂”慢悠悠甜絲絲活了回來。
他說他把稿子介紹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室負責人吳小武。吳筆名蕭也牧，他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的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受到丁玲帶頭的嚴肅批評。小說寫一個知識分子男與工農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寫男要賞月，女則抱怨月亮不如燒餅，不能解決饑餓問題。這樣的小說與這樣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題為《作為一種傾向來看》），包括上綱上線的文題，今日讀起有喜劇色彩，但當時造成的卻是貨真價實的悲劇。此後吳小武的外形與言談，聲調與舉止，都給我以背時晦氣的感覺。
於是我晝夜苦等，夢裏也看到了吳小武老師，得到了他的指點。我給他打電話的時候，聲音顫抖，活像一個太監在與皇上說話。吳告訴我，是編輯劉令蒙在審稿。直到次年春夏，沒有消息，電話也打不到劉編輯，忽然又從團市委領導處得到劉編輯在反胡風運動中“有事”的傳聞，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國青年出版社就在東四十二條老君堂，離我工作與居住的地點很近。我騎著自行車去到出版社門口，看到一些戴著深度眼鏡，說著南方口音的官話的一臉書氣的編輯上班或者下班。我欲問無門，欲鑽（營）無路，欲討好無緣，欲交流不配，欲哭無淚。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變得近於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萬歲》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頭。假如一隻烏鴉向我連叫數聲，我想這很可能是稿子被徹底否定的標誌……到了1955年冬，吳小武並找上了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老作家蕭殷找我談話。我們是在蕭老師家、東城區趙堂子胡同八號（後蕭老師到廣東工作，此院轉售予臧克家詩人）談的。蕭老師高度評價了稿子的基礎和我的“藝術感覺”，指出書稿主要問題在於主線，沒有主線成不了書。
原來如此！原來我的救苦救難神靈活菩薩，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偉大的主線！主線就是俺的魂兒啊！也就是俺的劊子手，喪門神！這樣的詞別說寫出來，理解並且實行起來，過去咱是聽也沒聽過。我隻知道寫長篇最難的是結構，哪裏知道結構裏還有個“主線”老人家，他老就長在小說的命門穴上！
身材高大，駝著背，不停地吸著香煙，手指薰得黑黑的吳小武同誌肯定了我的激情，說：這篇東西改好，你會取得大的成功。吳小武愛說的一個詞是“磨”，“還要好好磨一磨”。他這個磨字我聽著很苦。蕭殷老師則說準備由作協出具公函，給我請半年的創作假。
蕭老師還談到他因身體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種補劑，好像叫做什麽“肝精”。他們二位也談到了蕭師一本書的稿費的事。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碰到高興的事就想起杜甫，雖然杜甫的詩作與我的經曆壓根就不沾邊。我以為，底下的事就該是一順百順，一通百通了。
……我現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這樣的結果而是另一樣呢？如果吳小武與蕭殷是把我的初稿幹淨利落地否定了呢？我還有勇氣繼續努力嗎？多麽脆弱的青春、才華、激情和創造的衝動呀！除了感激這些恩師，我能從中得出點什麽更多的體悟來呢？
在等待消息的這一年我還寫過話劇劇本，我寫在一間大辦公室，午夜，掛鍾敲響了12時，各地傳來與階級敵人戰鬥的報告，事業波瀾壯闊，工作人員卻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與偉大的事業，這就是張力之所在，戲劇性之所在。
我把這個劇本的草稿寄給了曹禺大師。我很快接到他的答複，他邀我到他家共進午餐。他那時似乎住在鐵獅子胡同。他說我寫得有味道，但是內容不易掌握，說不清楚。此後數十年，我有機會見到曹師，他常常回憶他初讀我的習作時的感想。
團市委痛快地批準了我的創作假。我至今記得時任團市委副書記，後來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與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汪家鏐見到我的作協公函時說了一句：“作家協會，了不起！”是的，當時什麽什麽家協會的稱謂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應邀出席了由作協與團中央聯合召開的第一次青年創作者會議。我嚐到了夢想成真的滋味。怕驕傲，會議不叫青年作家，隻叫作者。但眾與會者還是跟得了氣成了仙一樣。我一下子就這樣成了青年作家啦，真是又幸運又慚愧，僅僅一個《小豆兒》一個《春節》，隻有汗顏。我想起了耀眼的魯迅的書《致青年作家》與高爾基的同名書籍。大會安排我們住在正陽門旅館，暖氣熱得我無法入眠。我確實感到了“燒得難受”的滋味……
以短訓班方式開會，茅盾、老舍、周揚、陳荒煤等都給我們講了課。茅公講人物的出場，老舍講語言。周揚講文藝思想，他似乎寧願與作家們拉開點距離，他一上來就說：“你們是搞形象思維的，而我是搞邏輯思維的啦，哈哈哈……”他笑得得意洋洋。可能由於我是當時區的團委副書記，很被會議組織者看重，安排了當組長之類，但是我完全辜負了期望，根本沒有考慮過自己可以從政治上發揮點優勢，可以導一導別人的向，卻隻剩下了自慚形穢。《小豆兒》遠遠談不上精彩，而寫出來《海濱的孩子》那樣漂亮的兒童文學小說的宋蕭平卻隻算會議的列席者。
在這個會議上青年作者們最常說的詞兒有這麽幾個，一個是“發”，可不是如今的發財的意思，指的是發表，誰的什麽什麽作品發了。這就立刻顯得高人一等，誰的什麽什麽作品不發了，就是失敗了倒黴了江郎才盡了前途暗淡了。第二個詞是集子，因為大部分與會者都是寫短小作品的，誰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書，誰自然比僅僅在報刊上印成鉛字又高明成功了許多。第三個詞是入會，像劉紹棠什麽的，早已經加入作協成為會員，又比我輩寫了個把東西就來開會強得多闊得多了。
由於《小豆兒》，我在兒童文學組，我有機會瞻仰邵燕祥的風采，他寫過《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兒童文學。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團的副團長。他穿著一件米黃色風衣，坐車時喜歡站在車門邊。我覺得他的姿態像普希金，我正陶醉於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夠寫出普希金一類的作品。
在這個會議上。我也有機會看到戴寬邊深色鏡框眼鏡的劉紹棠，他常常叼著香煙，說話聲大氣粗。他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出版）合同與稿酬，當時他正熱衷於像蘇聯的潘菲洛夫那樣，寫出中國的《磨刀石農莊》。這部小說以鴻篇巨製、一部接著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國，很少有人讀過。說是劉老弟還在會上提出，寧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組會上聽到老詩人臧克家對於劉紹棠輟學（北京大學）搞專業創作的微詞。先是劉考上了北大中文係，受到全國的稱讚。後來，他不可能安心就學，被中國青年報的文藝部主任吳一鏗同誌調到報社“養”了起來。我在兒童文學組還結識了鄭文光、劉厚明、柯岩等作家，並與他們時有快樂的聚會。文光是歸國華僑，有點實力，家有廚師，我們不止一次能在他那裏改善生活研討乃至朗讀作品。其樂何如！
會中，周總理會見了大家，並與大家在北京飯店大廳翩翩起舞。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空前記錄，也差不多是最後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陽光檔案了。
會議組織了一次活動，眾與會者與本市文學青年見麵。我見到了組織這次活動的團市委某中層領導人，我才知道，我所豔羨的劉紹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團幹部眼中是思想成問題、政治上不開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類青年——我卻並沒有珍視我的幹部資曆與身份。而從劉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們是怎樣地帶幾分輕狂，輕視和厭惡一心熱愛文學、卻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當不友好的話對另一個青年作家說：“你就撅他！駁兒他！千萬別搭理他！”我和他們最終也無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來就夾在當間兒啦。
一九五四年文藝報上開始批判“一本書主義”，我完全讀不明白，作家的任務除了一本書又一本書以外，難道還有什麽別的東西更重要更神聖不成？一本書主義不好，兩本書、三本書還是零本書、沒有書就更好嗎？
在對於丁玲的種種批評之中，沒有比批“一本書主義”更荒唐，更不得人心的了。我這個當時的局外人認為。
出現了對於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的批評，批得崇高輝煌。我記得是宋之的同誌寫了這樣的高屋建瓴的文字。而我最初讀這篇小說時，感覺寫得委婉深情，是那些年我讀過的本國小說中比較動人的一篇，高於許多其他篇的一篇。例如報紙上登過一位著名老作家的作品，描寫一個農村青年去結婚，一路上急人所急，難人所難，又是救病人，又是堵口子，又是排解交通事故……把新娘和親友急壞了，最後在遲到多時、衣無完布的情況下舉行了婚禮。這樣的小說意思雖好，實在難於恭維。這個作品，倒是報上加了編者按大力提倡的。
而1955年開始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更使我一頭霧水。毛主席的按語是寫得真棒，針針見血，字字轟鳴，不但振聾發聵，而且天翻地覆——也就頭暈目眩了。這個事件引發了各機關的肅反運動，我們一個小單位，把炊事員揪出來了，他說了一點關於宋慶齡的話。有幾天不讓他做飯而是讓他掃地。河北高中一位老相識，也是地下外圍組織的成員，更是被揪鬥了個不亦樂乎。我暗暗吃驚，覺得可憂可怖。我覺得做得有點過頭了，但總歸是英明偉大之舉。我要從中好好學習提高。
而1954年我發表的《小豆兒》是非常革命的，是肅反題材（發表後我才明白我是沾了肅反題材的光）。在寫完《青春萬歲》初稿後，我開始寫一點短東西。寫完不貼郵票就把稿子寄到《人民文學》雜誌。那時候規定，稿件郵遞是免收郵費的。稿子上我在結尾處有大段抒情，安東諾夫的路子。我自以為小說的重點不在檢舉壞人，而在於突出新中國的青少年，麵臨著怎樣的光明與黑暗的對比與急劇轉變。我聽說過一個因小兒麻痹症後遺而跛了腿的小孩的故事，她常常挨母親的打，但是解放以後同樣挨打時候她哭叫道：“毛主席不許打人！”這位殘疾女孩信賴著呼喚著共產黨，毛主席！她的故事令我涕淚橫流。
我的《小豆兒》的抒情尾巴被《人民文學》雜誌（當時是全國最有權威和地位的所謂“皇家”刊物）副主編葛洛全部刪除。我很心疼，便寫了信去抗議。葛主編接見了我，指出那一段我寫得蕪雜和俗氣。這是我的“酸的饅頭——sentimental”（感傷）主義的首次受挫。
我的《春節》原是一篇散文，寄給《新觀察》，編輯的退稿信說，我寫得很有感情，但是太散漫了。接到退稿，我用二十分鍾時間編了一個故事，把同樣的內容串了起來，寄出去，立即在《文藝學習》發出並受到誇獎。我一直不好意思編故事，用編故事的方法寫小說我總覺得近於以雕蟲小技騙人。我後來終於承認，寫小說離不開編故事。
唉，寫小說不可太俗氣，太俗了像賣狗肉包子。也不可太清高自戀：太自命清高了，你根本就不該涉足小說，這是一種自古以來就流行於酒肆茶館，為引車賣漿販夫走卒之流所喜愛的，有大說宏文的文體。
此前，經過千辛萬苦，最後幾周我和生了一場大病一樣，頭暈腦脹，眼冒金星，寢食難安，四肢喪力，全無把握，我寫完了《青春萬歲》的初稿。怕手稿丟掉，我把相當一部分稿子抄寫到大型筆記本上，再買了大量五百字一張的豎寫稿紙，往稿紙上謄。除了我自己，我還委托我的妹妹王鳴與一位同事朱文慧同誌幫助我謄寫。謄也謄完了，時至1954年冬，距離開始動筆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學就是這樣一種東西，任何得意特別是失意者，賦閑者，自命懷才不遇的窮酸者，自戀者，夢遊者，熱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與編輯出版人員有私人關係者……都可一試，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計劃經濟的年代，差不多隻有寫作不由計劃安排，你想寫就寫，寫好了就能成事，那個時代有誌於寫作者何其多也。
同時，你一旦從事了那個叫做習作（一種酸酸的謙虛的說法）的事兒，你不管是怎麽樣地學富五車，有怎樣的職位與學曆，具備多麽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經驗閱曆，多少才華靈感、奇思妙想和犧牲精神英雄氣概……你仍然是不夠用的，你最多隻算是半瓶子醋。
但是也確有這樣的寫作者，虔敬，獻身，追求，忘我，一股腦兒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獻給了文學，這樣的人很難容於人眾，也很難容於同道，也很難得到知音。並不是所有的讀者都喜歡匍伏著痛哭流涕著去仰視文學。他們寧願意去讀書解愁破悶，借他人之故事言語澆自己之塊壘。一個作家把文學想得太高太高，高入雲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聖徒來設計。他們成功的可能性不超過百分之一。而多半會搞得最後鼻青臉腫——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親的一位同鄉、同學，他就是來自老解放區，時任北京電影製片廠編劇的潘之汀老師。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裏新住宅區。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樓，我很欣賞。潘老師的妻子是一位話劇演員。身材嬌好風韻猶存的她對我說：“趕明兒你寫了劇本我們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來信說：“你有了不起的才華……”，這樣的說法又使我發了一回高燒，隻如快樂死了一回，又一縷“香魂”慢悠悠甜絲絲活了回來。
他說他把稿子介紹給了中國青年出版社文藝室負責人吳小武。吳筆名蕭也牧，他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的短篇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受到丁玲帶頭的嚴肅批評。小說寫一個知識分子男與工農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寫男要賞月，女則抱怨月亮不如燒餅，不能解決饑餓問題。這樣的小說與這樣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題為《作為一種傾向來看》），包括上綱上線的文題，今日讀起有喜劇色彩，但當時造成的卻是貨真價實的悲劇。此後吳小武的外形與言談，聲調與舉止，都給我以背時晦氣的感覺。
於是我晝夜苦等，夢裏也看到了吳小武老師，得到了他的指點。我給他打電話的時候，聲音顫抖，活像一個太監在與皇上說話。吳告訴我，是編輯劉令蒙在審稿。直到次年春夏，沒有消息，電話也打不到劉編輯，忽然又從團市委領導處得到劉編輯在反胡風運動中“有事”的傳聞，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國青年出版社就在東四十二條老君堂，離我工作與居住的地點很近。我騎著自行車去到出版社門口，看到一些戴著深度眼鏡，說著南方口音的官話的一臉書氣的編輯上班或者下班。我欲問無門，欲鑽（營）無路，欲討好無緣，欲交流不配，欲哭無淚。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變得近於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萬歲》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頭。假如一隻烏鴉向我連叫數聲，我想這很可能是稿子被徹底否定的標誌……到了1955年冬，吳小武並找上了中國作協青年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老作家蕭殷找我談話。我們是在蕭老師家、東城區趙堂子胡同八號（後蕭老師到廣東工作，此院轉售予臧克家詩人）談的。蕭老師高度評價了稿子的基礎和我的“藝術感覺”，指出書稿主要問題在於主線，沒有主線成不了書。
原來如此！原來我的救苦救難神靈活菩薩，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偉大的主線！主線就是俺的魂兒啊！也就是俺的劊子手，喪門神！這樣的詞別說寫出來，理解並且實行起來，過去咱是聽也沒聽過。我隻知道寫長篇最難的是結構，哪裏知道結構裏還有個“主線”老人家，他老就長在小說的命門穴上！
身材高大，駝著背，不停地吸著香煙，手指薰得黑黑的吳小武同誌肯定了我的激情，說：這篇東西改好，你會取得大的成功。吳小武愛說的一個詞是“磨”，“還要好好磨一磨”。他這個磨字我聽著很苦。蕭殷老師則說準備由作協出具公函，給我請半年的創作假。
蕭老師還談到他因身體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種補劑，好像叫做什麽“肝精”。他們二位也談到了蕭師一本書的稿費的事。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我找不到合適的詞句，碰到高興的事就想起杜甫，雖然杜甫的詩作與我的經曆壓根就不沾邊。我以為，底下的事就該是一順百順，一通百通了。
……我現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這樣的結果而是另一樣呢？如果吳小武與蕭殷是把我的初稿幹淨利落地否定了呢？我還有勇氣繼續努力嗎？多麽脆弱的青春、才華、激情和創造的衝動呀！除了感激這些恩師，我能從中得出點什麽更多的體悟來呢？
在等待消息的這一年我還寫過話劇劇本，我寫在一間大辦公室，午夜，掛鍾敲響了12時，各地傳來與階級敵人戰鬥的報告，事業波瀾壯闊，工作人員卻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與偉大的事業，這就是張力之所在，戲劇性之所在。
我把這個劇本的草稿寄給了曹禺大師。我很快接到他的答複，他邀我到他家共進午餐。他那時似乎住在鐵獅子胡同。他說我寫得有味道，但是內容不易掌握，說不清楚。此後數十年，我有機會見到曹師，他常常回憶他初讀我的習作時的感想。
團市委痛快地批準了我的創作假。我至今記得時任團市委副書記，後來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與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汪家鏐見到我的作協公函時說了一句：“作家協會，了不起！”是的，當時什麽什麽家協會的稱謂是很唬人的。
一九五六年春，我應邀出席了由作協與團中央聯合召開的第一次青年創作者會議。我嚐到了夢想成真的滋味。怕驕傲，會議不叫青年作家，隻叫作者。但眾與會者還是跟得了氣成了仙一樣。我一下子就這樣成了青年作家啦，真是又幸運又慚愧，僅僅一個《小豆兒》一個《春節》，隻有汗顏。我想起了耀眼的魯迅的書《致青年作家》與高爾基的同名書籍。大會安排我們住在正陽門旅館，暖氣熱得我無法入眠。我確實感到了“燒得難受”的滋味……
以短訓班方式開會，茅盾、老舍、周揚、陳荒煤等都給我們講了課。茅公講人物的出場，老舍講語言。周揚講文藝思想，他似乎寧願與作家們拉開點距離，他一上來就說：“你們是搞形象思維的，而我是搞邏輯思維的啦，哈哈哈……”他笑得得意洋洋。可能由於我是當時區的團委副書記，很被會議組織者看重，安排了當組長之類，但是我完全辜負了期望，根本沒有考慮過自己可以從政治上發揮點優勢，可以導一導別人的向，卻隻剩下了自慚形穢。《小豆兒》遠遠談不上精彩，而寫出來《海濱的孩子》那樣漂亮的兒童文學小說的宋蕭平卻隻算會議的列席者。
在這個會議上青年作者們最常說的詞兒有這麽幾個，一個是“發”，可不是如今的發財的意思，指的是發表，誰的什麽什麽作品發了。這就立刻顯得高人一等，誰的什麽什麽作品不發了，就是失敗了倒黴了江郎才盡了前途暗淡了。第二個詞是集子，因為大部分與會者都是寫短小作品的，誰做到了把自己的短小作品集合出書，誰自然比僅僅在報刊上印成鉛字又高明成功了許多。第三個詞是入會，像劉紹棠什麽的，早已經加入作協成為會員，又比我輩寫了個把東西就來開會強得多闊得多了。
由於《小豆兒》，我在兒童文學組，我有機會瞻仰邵燕祥的風采，他寫過《毛主席挖的甜水井》，算是兒童文學。他似乎是北京代表團的副團長。他穿著一件米黃色風衣，坐車時喜歡站在車門邊。我覺得他的姿態像普希金，我正陶醉於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我相信邵一定能夠寫出普希金一類的作品。
在這個會議上。我也有機會看到戴寬邊深色鏡框眼鏡的劉紹棠，他常常叼著香煙，說話聲大氣粗。他可以毫無顧忌地談論（出版）合同與稿酬，當時他正熱衷於像蘇聯的潘菲洛夫那樣，寫出中國的《磨刀石農莊》。這部小說以鴻篇巨製、一部接著一部而著名，但是至少是在中國，很少有人讀過。說是劉老弟還在會上提出，寧可少活十年，也要早出作品一星期。我在小組會上聽到老詩人臧克家對於劉紹棠輟學（北京大學）搞專業創作的微詞。先是劉考上了北大中文係，受到全國的稱讚。後來，他不可能安心就學，被中國青年報的文藝部主任吳一鏗同誌調到報社“養”了起來。我在兒童文學組還結識了鄭文光、劉厚明、柯岩等作家，並與他們時有快樂的聚會。文光是歸國華僑，有點實力，家有廚師，我們不止一次能在他那裏改善生活研討乃至朗讀作品。其樂何如！
會中，周總理會見了大家，並與大家在北京飯店大廳翩翩起舞。這是一代青年作者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空前記錄，也差不多是最後一次的舞步匆匆、文思灼灼的陽光檔案了。
會議組織了一次活動，眾與會者與本市文學青年見麵。我見到了組織這次活動的團市委某中層領導人，我才知道，我所豔羨的劉紹棠等知名青年作家，在我的同事某些團幹部眼中是思想成問題、政治上不開展，亟待端正挽救改造的另類青年——我卻並沒有珍視我的幹部資曆與身份。而從劉等人的口中，我也知道他們是怎樣地帶幾分輕狂，輕視和厭惡一心熱愛文學、卻未必有成就的可能的青年人。他用相當不友好的話對另一個青年作家說：“你就撅他！駁兒他！千萬別搭理他！”我和他們最終也無法完全打成一片。我一上來就夾在當間兒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