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與1949年初，這是一個嚴寒的冬天。冀高的學生多來自河北各縣，由於戰爭，他們無法回家鄉度寒假，省教育廳乃組織了“冬令營”。國民黨的省長楚溪春還來了一趟此校。為了迎接解放，我寒假期間也不回家，住在冰窖般的學生宿舍。夜裏太冷，我甚至把桌椅板凳也壓到被褥上。然後同學們發展到半夜劈了桌椅點火。夥食達到了難以下咽的程度。我懂了，如果沒有一點油水，隻是白水煮蘿卜，煮白菜，放點鹽，那菜吃起來相當苦。我從家裏得到了極少的一點零花錢，就到地安門附近的老德順牛奶場的門市部喝一碗牛奶，多麽香甜的牛奶啊，隻是喝了這次就沒有再喝的錢了。當局發行“金元券”並且限價，不準漲錢，沒幾天，老德順幹脆打烊了。
一個政權一種社會製度的末日更像是鬧劇、喜劇和荒誕劇。物價一天漲幾次，租房以幾袋洋麵計價而不是算錢，學生包圍了市黨部，並將“國民黨”三個字更改成“刮民黨”，而報紙上居然登出了要人的講話，說是這是對國民黨的侮辱。不這樣登還好，這樣一登，真叫我們痛快。在所謂“國民大會”上，蔣“當選”為“大總統”，而江蘇某報的頭題是蔣當選為“小總統”，後續報道說，由於“受害人”（蔣）未起訴，法院未有計劃處理此事。一家虧損太多的報紙，幹脆發一個號外，說是共產黨的幾位司令被俘，當時賣的時候就沒有人相信，但是人的心理是即使是謠言也要聽聽它在說些什麽，於是號外賣掉不少。於是“當局”以散布假消息為罪名處罰該報停刊三日，眾人分析說，停報三日，它也總算賺了一筆。沿長江一個城市，說是國民黨的官太太陪美軍軍官跳舞，中途停電，然後發生了強xx案。與此同時，盛傳四川有個叫楊妹的女子，從生下來就不用吃飯，於是組織了醫學專家追蹤調查，將楊妹的身體檢查情況包括婦科檢查情況全部登在報上，最後說是從肛門處檢查出了食物殘渣，證明人不吃飯還是辦不到的。然後報紙上又挖苦，說是當代中國科學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證明人必須吃飯。
隨著解放軍在遼沈戰役中大獲全勝，入關包圍了平、津，對立方麵自知大勢已去，一片蕭條。學生中的地富子弟，絕望中貼出布告，搞什麽“自救先鋒隊”，淒厲地號召學生參加“平津保衛戰”，垂死掙紮一番，但應者寥寥。而學校原有的中統特務組織社團“暮鼓社”，張貼一些半哀鳴半狂吠半抽搐的怪聲怪氣的文字，宣傳共產黨怎麽不好，揚言要消滅“匪諜”。
晚上自習時讀革命書籍，被一位報名欲參加上述“先鋒隊”的學生看到，他陰沉地說：“小王蒙，小王蒙，別看你，哼……”
我未動聲色。
隨著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勢日益明朗，地下組織的活動也就大膽起來。由於我校的一位鍋爐工是黨員，我們的活動乃以鍋爐房為大本營，雖未正式溝通，冀高二、三年級的另一個規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員已經與我們並肩戰鬥上了。我們準備了大量標語口號宣傳品，並且不約而同地以“晨鍾社”（向暮鼓社叫板）學生社團的名義在一個晚上鋪天蓋地地張貼滿學校。而學校的原當局留守班子已經癱瘓，不起任何作用。一個政權垮起來，竟是這樣不堪一擊，摧枯拉朽，誇張一點，更像是兒童遊戲而不像是嚴峻的鬥爭。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軍正式的入城式前數日，有部分先遣部隊入城，路經地安門一帶。解放軍穿著灰色棉襖，樸素整齊，精神奕奕。我校師生擠在校門口觀看。“我們的，我們的！”我心裏想。
這時看到一位省教育廳的留守人員，我便湊過去問道：“請問您作何感想？”
他怪笑了一聲，隻是重複說：“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聲音尖厲淒慘，哭笑不得。
我想他的潛台詞是“我算什麽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為什麽要問他這樣一個絕非善意的問題呢？我也想不出動機來。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勝利者的快意。惡作劇，玩玩爪下的老鼠，這種愛好不僅屬於貓兒。
接著以學聯名義進行了大量校園內與街道上的宣傳慶祝活動。各種標語隨便寫。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國去”，“打到英國去”……也有針對性有限的說法：“現在是晨鍾的時代，讓暮鼓見鬼去吧”。
而街頭宣傳熱鬧非凡，鑼鼓喧天，我化了裝，不知從哪裏找來一件貓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無師自通地扭秧歌，然後是大鑼鼓，然後我們給圍觀的市民講演。我相信，跳舞與唱歌一樣，也是屬於革命屬於共產黨的，國民黨時候，隻有闊太太與不正經的女人跳交際舞，而共產黨發動了全民跳舞，多麽動人！一次我講什麽叫解放，我說，原來人民被捆綁著，現在，共產黨把人民身上的繩索解開了，原來人民被反動派監禁著，現在我們放出來了，這就是解放！聽眾為我的話鼓掌歡呼叫好起來。我體會到了在廣場直接向無組織的烏合之眾宣傳鼓動的風險與樂趣。一次講話熱烈成功，同樣內容的另一次講話可能毫無效果，再另一次講話也可能被轟下台。這種不確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種吧。
此後在學習延安版的《整風文獻》時，我讀到了本書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講話《論宣傳鼓動》，我很傾心。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一手製造的《國會縱火案》庭審中的自我辯護講演早已經如雷貫耳，我是耳熟能詳。後來看了蘇聯與保加利亞聯合攝製的以此為題材的影片，我更是五體投地。我渴望做一個季米特洛夫式的革命鼓動家。我一直夢想著這樣的場麵：不覺悟的人民群眾被蒙蔽，被誤導，我以革命家的身份去講演，雄辯的言詞扭轉了乾坤，人民流著熱淚皈依了革命，用大刀和長矛向階級敵人的頭上殺去。
解放軍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們看到了立在檢閱車上的毛主席。我們看到了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裝甲車、騎兵……我體會到那種真理終於物質化為強力，正義終於變成了轟轟烈烈的行進，受壓迫者終於翻身成了統治者的快樂。
在順城街宣武門附近的北大四院禮堂舉行了北平市地下黨員的大會，會場上震響著《國際歌》的歌聲，主席台上懸掛著我們還相當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動的鐮刀斧頭紅旗。彭真、林彪、聶榮臻、葉劍英、趙振聲（李葆華）（李大釗同誌的兒子，時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職）等一個又一個地講話，會議從下午兩點開到午夜，中間由會議組織者出去采購燒餅、火燒、大餅、醬肉、窩頭、麵包……采購者給各小餐館“包了圓”。滿場飛著熟食快餐，一幅共產共享的圖景。小子何能？與聞其盛，恭逢其盛，直如上了天一般。世上沒有比革命成功更愜意更提氣的事了。
在王府井帥府園的國立藝專（後中央美院，後拆除）禮堂，由周恩來作了傳達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報告，萬裏長征隻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彈呀等等著名論斷使我等如醉如癡。周總理的聲音與風度也同樣迷人。
還由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生（或學校）工作委員會召開過一次學生中的地下黨員大會。我看到被介紹給大家認識的大學委的委員，中學委的委員這些具有原先絕對秘密的身份的同誌的公開亮相，我對他們佩服羨慕到了極點。我們的中學委書記是楊伯箴（後任團北京市委書記、駐瑞典公使與外交學院院長），副書記是光采照人的女同誌杜萍（後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等）。有一位女同誌身穿當時並不多見的皮夾克，我尤其覺得她的風度像是蘇聯的革命家蘇菲婭。即使從地下黨的領導人的風采上我也深信最最優秀的人才已經集中到中國共產黨內,得人心者得人才，勢非可當。所有的名詞：黨、委員、書記、支部、貫徹、群眾（工作）、積極分子、先鋒作用、核心、作風、思想意識……都使我如饑似渴，如聞天啟。我聽到一個人議論某某在“鬧情緒”，我覺得連“鬧情緒”三個字也那麽特殊、有新意、有創造性，一個人能夠鬧情緒，多麽革命，多麽偉大，多麽不同凡響！
我就這樣風風火火地大大革起命來，勝利起來，凱歌行進起來。世界已經是我們的了，中國已經是我們的了。北京或北平已經是我們的了。我已經知道北平即將更名為北京了。三月，我參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的胸標與袖標，值夜班的時候我配備了左輪手槍……無限光榮，無限自信，無限驕傲。
隻是在半個世紀多以後在我動筆回憶這一切的時候，我才不禁想到，對於我來說，革命是不是太輕易了呢？輕易的勝利裏邊，是不是孕藏著什麽危險，什麽後患呢？
一個政權一種社會製度的末日更像是鬧劇、喜劇和荒誕劇。物價一天漲幾次，租房以幾袋洋麵計價而不是算錢，學生包圍了市黨部，並將“國民黨”三個字更改成“刮民黨”，而報紙上居然登出了要人的講話，說是這是對國民黨的侮辱。不這樣登還好，這樣一登，真叫我們痛快。在所謂“國民大會”上，蔣“當選”為“大總統”，而江蘇某報的頭題是蔣當選為“小總統”，後續報道說，由於“受害人”（蔣）未起訴，法院未有計劃處理此事。一家虧損太多的報紙，幹脆發一個號外，說是共產黨的幾位司令被俘，當時賣的時候就沒有人相信，但是人的心理是即使是謠言也要聽聽它在說些什麽，於是號外賣掉不少。於是“當局”以散布假消息為罪名處罰該報停刊三日，眾人分析說，停報三日，它也總算賺了一筆。沿長江一個城市，說是國民黨的官太太陪美軍軍官跳舞，中途停電，然後發生了強xx案。與此同時，盛傳四川有個叫楊妹的女子，從生下來就不用吃飯，於是組織了醫學專家追蹤調查，將楊妹的身體檢查情況包括婦科檢查情況全部登在報上，最後說是從肛門處檢查出了食物殘渣，證明人不吃飯還是辦不到的。然後報紙上又挖苦，說是當代中國科學研究的一大成果是證明人必須吃飯。
隨著解放軍在遼沈戰役中大獲全勝，入關包圍了平、津，對立方麵自知大勢已去，一片蕭條。學生中的地富子弟，絕望中貼出布告，搞什麽“自救先鋒隊”，淒厲地號召學生參加“平津保衛戰”，垂死掙紮一番，但應者寥寥。而學校原有的中統特務組織社團“暮鼓社”，張貼一些半哀鳴半狂吠半抽搐的怪聲怪氣的文字，宣傳共產黨怎麽不好，揚言要消滅“匪諜”。
晚上自習時讀革命書籍，被一位報名欲參加上述“先鋒隊”的學生看到，他陰沉地說：“小王蒙，小王蒙，別看你，哼……”
我未動聲色。
隨著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勢日益明朗，地下組織的活動也就大膽起來。由於我校的一位鍋爐工是黨員，我們的活動乃以鍋爐房為大本營，雖未正式溝通，冀高二、三年級的另一個規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員已經與我們並肩戰鬥上了。我們準備了大量標語口號宣傳品，並且不約而同地以“晨鍾社”（向暮鼓社叫板）學生社團的名義在一個晚上鋪天蓋地地張貼滿學校。而學校的原當局留守班子已經癱瘓，不起任何作用。一個政權垮起來，竟是這樣不堪一擊，摧枯拉朽，誇張一點，更像是兒童遊戲而不像是嚴峻的鬥爭。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軍正式的入城式前數日，有部分先遣部隊入城，路經地安門一帶。解放軍穿著灰色棉襖，樸素整齊，精神奕奕。我校師生擠在校門口觀看。“我們的，我們的！”我心裏想。
這時看到一位省教育廳的留守人員，我便湊過去問道：“請問您作何感想？”
他怪笑了一聲，隻是重複說：“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聲音尖厲淒慘，哭笑不得。
我想他的潛台詞是“我算什麽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為什麽要問他這樣一個絕非善意的問題呢？我也想不出動機來。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勝利者的快意。惡作劇，玩玩爪下的老鼠，這種愛好不僅屬於貓兒。
接著以學聯名義進行了大量校園內與街道上的宣傳慶祝活動。各種標語隨便寫。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國去”，“打到英國去”……也有針對性有限的說法：“現在是晨鍾的時代，讓暮鼓見鬼去吧”。
而街頭宣傳熱鬧非凡，鑼鼓喧天，我化了裝，不知從哪裏找來一件貓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無師自通地扭秧歌，然後是大鑼鼓，然後我們給圍觀的市民講演。我相信，跳舞與唱歌一樣，也是屬於革命屬於共產黨的，國民黨時候，隻有闊太太與不正經的女人跳交際舞，而共產黨發動了全民跳舞，多麽動人！一次我講什麽叫解放，我說，原來人民被捆綁著，現在，共產黨把人民身上的繩索解開了，原來人民被反動派監禁著，現在我們放出來了，這就是解放！聽眾為我的話鼓掌歡呼叫好起來。我體會到了在廣場直接向無組織的烏合之眾宣傳鼓動的風險與樂趣。一次講話熱烈成功，同樣內容的另一次講話可能毫無效果，再另一次講話也可能被轟下台。這種不確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種吧。
此後在學習延安版的《整風文獻》時，我讀到了本書收入的季米特洛夫的一次講話《論宣傳鼓動》，我很傾心。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一手製造的《國會縱火案》庭審中的自我辯護講演早已經如雷貫耳，我是耳熟能詳。後來看了蘇聯與保加利亞聯合攝製的以此為題材的影片，我更是五體投地。我渴望做一個季米特洛夫式的革命鼓動家。我一直夢想著這樣的場麵：不覺悟的人民群眾被蒙蔽，被誤導，我以革命家的身份去講演，雄辯的言詞扭轉了乾坤，人民流著熱淚皈依了革命，用大刀和長矛向階級敵人的頭上殺去。
解放軍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們看到了立在檢閱車上的毛主席。我們看到了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裝甲車、騎兵……我體會到那種真理終於物質化為強力，正義終於變成了轟轟烈烈的行進，受壓迫者終於翻身成了統治者的快樂。
在順城街宣武門附近的北大四院禮堂舉行了北平市地下黨員的大會，會場上震響著《國際歌》的歌聲，主席台上懸掛著我們還相當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動的鐮刀斧頭紅旗。彭真、林彪、聶榮臻、葉劍英、趙振聲（李葆華）（李大釗同誌的兒子，時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職）等一個又一個地講話，會議從下午兩點開到午夜，中間由會議組織者出去采購燒餅、火燒、大餅、醬肉、窩頭、麵包……采購者給各小餐館“包了圓”。滿場飛著熟食快餐，一幅共產共享的圖景。小子何能？與聞其盛，恭逢其盛，直如上了天一般。世上沒有比革命成功更愜意更提氣的事了。
在王府井帥府園的國立藝專（後中央美院，後拆除）禮堂，由周恩來作了傳達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報告，萬裏長征隻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彈呀等等著名論斷使我等如醉如癡。周總理的聲音與風度也同樣迷人。
還由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學生（或學校）工作委員會召開過一次學生中的地下黨員大會。我看到被介紹給大家認識的大學委的委員，中學委的委員這些具有原先絕對秘密的身份的同誌的公開亮相，我對他們佩服羨慕到了極點。我們的中學委書記是楊伯箴（後任團北京市委書記、駐瑞典公使與外交學院院長），副書記是光采照人的女同誌杜萍（後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等）。有一位女同誌身穿當時並不多見的皮夾克，我尤其覺得她的風度像是蘇聯的革命家蘇菲婭。即使從地下黨的領導人的風采上我也深信最最優秀的人才已經集中到中國共產黨內,得人心者得人才，勢非可當。所有的名詞：黨、委員、書記、支部、貫徹、群眾（工作）、積極分子、先鋒作用、核心、作風、思想意識……都使我如饑似渴，如聞天啟。我聽到一個人議論某某在“鬧情緒”，我覺得連“鬧情緒”三個字也那麽特殊、有新意、有創造性，一個人能夠鬧情緒，多麽革命，多麽偉大，多麽不同凡響！
我就這樣風風火火地大大革起命來，勝利起來，凱歌行進起來。世界已經是我們的了，中國已經是我們的了。北京或北平已經是我們的了。我已經知道北平即將更名為北京了。三月，我參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的胸標與袖標，值夜班的時候我配備了左輪手槍……無限光榮，無限自信，無限驕傲。
隻是在半個世紀多以後在我動筆回憶這一切的時候，我才不禁想到，對於我來說，革命是不是太輕易了呢？輕易的勝利裏邊，是不是孕藏著什麽危險，什麽後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