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線天:明日隔山嶽 世事兩茫茫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七二年六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九月，他的次子蔣孝武出麵創設“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職銜是“主任”，十位作家奉召擔任理事，從旁輔佐烘托，我是其中之一。此一任命由資深作家尹雪曼打電話通知，事先沒有醞釀谘商，這個團體也是自上而下組織的，此時還沒有會員，理事來自官派，而非出於選舉。
尹雪曼當時擔任“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參事，依當時的說法，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是蔣經國政治資本的蓄水庫，也是替官邸辦差的“內務府”，蔣孝武涉足江湖的第一站，就由這個委員會安排。這個委員會所屬的單位，都以“欣欣”作冠號，當時稱退役軍人為榮譽國民，簡稱“榮民”，欣欣向榮，這些單位都是為榮民而存在的，都和退役軍人共榮。蔣孝武領導的這個新單位命名“華欣”，略示區隔，另開係統，顯然是費了心思的。
既然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麵的一個團體，會員資格也就限定是退除役軍人，這樣對社會上已有的文藝團體不致構成壓力。十位作家理事也“應該”都是退除役軍人，他們的名字除了尹雪曼以外，我隻記得小說家鄧文來、司馬中原，還有詩人彭邦楨。今天我特地買了尹雪曼的三大冊回憶錄，也沒查到這十個人的名單，他對晚年的這一殊遇語焉不詳。我是“退除役”係統以外的人，何以破格入選，至今沒找到答案。
我們受命之初，除了尹雪曼、鄧文來兩位近水樓台，別人都沒和蔣孝武見過麵，我甚至沒見過他的照片。第一次接近這位“少主”，倒像是經過設計，“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正式成立之前，我奉命出席“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輔導會議。我一九四九年離開軍中的時候，退除役製度尚未建立，我並沒有退除役軍人的身份，臨時填表納入建製。與會代表由世界各地雲集，場麵壯。其中多有國際上功成名就之士，足見二十年來深耕廣植，成樹成林。在會場裏，我見到了蔣孝武。
那時他應該是二十七歲，形象如江南才子，文弱安靜，並無蹈厲奮發之氣。以貌取人，他的祖父英武，他的父親厚重，他皮膚太白太嫩，下巴太瘦，使我想起施叔青在小說裏怎樣形容香港男孩：“看上去有些薄幸”。自從他的哥哥孝文長年臥病以來，他是蔣家事實上的“長孫”，父祖對他期望很高，道路傳言，蔣經國培養他做第三代接班人，可是他哪裏像是治國的才器？再說父親祖父年事已高，時間上也來不及了，他斬蛇起義，竟由我們這樣十個人做從龍之臣，我心中閃過一絲淒涼。
我第一次接觸“退除役文化”，極不喜歡會場的氣氛和議事方式，我坐在會場裏想我自己的心事。皇孫口含權力的魔戒出生，墜地並非呱呱，而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下地上惟我獨尊”，一定很難伺候。“近王則多爭”，他周圍又豈能眾緣和諧，有人愛畫小圈子，分派係，傾軋排擠是一定上演的戲碼，興也要鬥，亡也要鬥，不鬥不亡，可是不鬥也不興，以蔣孝武之閱曆秉賦，他又哪裏知道如何維持平衡，如何保護善良，如何分辨忠讒？我想起誰留下的一句話：“所有的孩子都是貴族，所有的貴族都是孩子。”
另一個顧慮是，特務機構對蔣孝武身旁的人一定格外關心，特務的一雙眼睛，我一想起來就體溫下降，血壓升高。當年他祖父的親信都得加入特務組織，保持純度，這個傳統恐怕也要繼續綿延的吧，我已四十七歲，人生中一切奇跡都已不會發生，我生命中應該出現的人都已出現，所有應該付出的熱情幻想都已付訖，這時候來了一個蔣孝武，使我有造化弄人之感。
那時我在“中國廣播公司”節目部上班，輔導會開會期間，我早晨六點鍾趕到辦公室處理急件，八點再去開會。每天黎明時分，新聞部派專人到幾家大報去取剛出爐的報紙，我打開《中央日報》一看，有一條消息說，蔣經國“今天”上午召見十位作家，再看名單，正是我們十名理事，這件事情事先沒人通知我，我略一沉思，當機立斷，你既然不通知，我當然“不知道”，我的父親住在南投女兒家，腸胃不適，我要探病去。我放下報紙，寫了一張便條放在節目部主任楊仲揆的位子上，略作說明，轉身離開“中廣”，直奔火車站。
當天我再坐夜車趕回台北，第二天楊仲揆對我說：“昨天上午鄧文來開車來接你，我說你到南投去了，他連呼糟糕。”華欣那邊有人向我解釋，蔣經國接見的日程需要保密，所以沒有頭一天通知我，為什麽單單對我保密？如果需要區分間隔，那又何必一並召見？我懶得把其中情由告訴蔣孝武爭取他的諒解，我想的是《紅樓夢》裏什麽人說過的話，這塊寶玉也好，石頭也好，我不要了，你們拿去玩吧！
退除役官兵的輔導會議開過，“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正式成立，我去開會如儀。接著開第二次會議，訂立組織章程，蔣孝武多次點名要我提供意見，尤其是討論“理事是否可以兼任總幹事”的時候，蔣孝武一定要我表態，別人隻是冷冷地看我，他們似乎一切早有默契，隻有我蒙在鼓裏。我惟恐總幹事的帽子套在我的頭上，不再參加會議，有一次鄧文來特別打電話來，強調蔣主任催促出席，我仍然托詞堅辭。
聯誼會辦了一份文藝雜誌，鄧文來主編，我以作者的身份仍和他們時常聯係。聯誼會的辦公室很小，分內外兩間，我在“外間”常有機會碰見“蔣主任”，他很客氣，有時邀我到“內間”小坐，談論雜誌的內容，談吐不俗。他抽煙，我看見他親手把落在辦公桌上的煙灰收拾幹淨。他曾捐出薪水救助貧病作家，他也曾替作家向政府爭取稿費免征所得稅，他的應酬盡量排在中午，晚上回家陪母親吃飯。我覺得他的教養沒有外界傳說的那樣壞。
不久發生了一件事，使我覺得我淡出華欣是做對了。
他請來一位名教授做副主任，然後出國開會，這位新到差的副主任代拆代行，下條子把退役軍人出身的工作人員都開除了，另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補上來，其中多半是他的學生。失去工作的人嘩然，聯名向“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趙聚鈺告狀請願，一個新上任的副主管怎可如此輕舉妄動，恐怕是經過蔣孝武的授意或同意吧，趙聚鈺不便處理，拖到蔣孝武回來。
蔣孝武支持副主任的決定，同時安撫“原告”。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幾位支薪辦事的退役軍人雖然頗有文名，所受的正式教育並不完整，如果蔣孝武決定換血重整，他應該親自處理，何以自己躲開？而副主任受此重托，態度何以如此魯莽，手法何以如此粗糙？基礎未固，新人未舊，何以急著出重手整肅？實在令人百思不解。蔣孝武頂著退除役輔導委員會的招牌出山，如此鄙薄退役軍人，他對他父親的方略完全漠然。還有蔣孝武這樣做，顯然沒有向趙聚鈺“請示”，六十二歲糖尿病纏身的父親，把二十七歲不通世故的兒子，交給五十九歲的心腹，種種心情意願他完全沒有領會，如此不知分寸，難怪後來“江南命案”把他牽連在內（一九八四），他那時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行走，大概也沒有事事請示一把手汪老將軍，那是他父親托孤寄命的大臣。這年孝武三十九歲，再過四年他就沒有父親了。
後來“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升格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十理事功未成身先退，新班底新業務新辦公廳，拉到許多值錢的廣告，包製政府部門高成本的宣傳節目，很像是一般商營的傳播公司。我很納悶，蔣家培養子弟，如何可以讓他與民爭利起家？如果希望他做一番事業，應該給他一個基金會，讓他幫助別人，累積聲望，看來他的老太爺也糊塗一時。
“華欣”的生意火紅，他的一位親信興致衝衝地告訴我，他們打算把“標準教科書”的印刷生意搶過來，這是一隻生金蛋的母雞。那時中小學教科書有四門功課由“國立編譯館”統編，由九家書店包印，所有中小學一律采用，的確是一宗穩賺不賠的大生意。不知怎麽我聽了有點心疼孝武，我衝口說，這種家喻戶曉的錢蔣孝武不能賺，將來每個學生家長給孩子買書，人人想起每一本書蔣孝武抽走了幾元幾角幾分錢，蔣孝武在全民心目中會留下什麽樣的形象？那人像是很忠心，他表示“我今天就去告訴孝武”，他用一半是威脅、一半是開玩笑的語氣拖了個尾巴：“我要告訴他，這些話都是你說的！”他這句話使我發覺蔣孝武身旁並無諍友。
那年代，國民黨內營求追逐的人以公共汽車的乘客自況，他們稱追隨中山先生從事革命運動的人為“搭頭班車”，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抗戰的人“搭二班車”，到了蔣經國時代已是“末班車”了，至於蔣孝武，大概是收班之前的“區間車”，並非由起點駛到終站，而是在全線之中行經其中一段。雖然這樣說，蔣孝武依然熱得燙人，改善現況的人要騎馬找馬，蔣孝武門前可以接近多少權貴，滿足現況的人用心自保，公子在父親前提起誰的名字，誰的吉凶禍福也許添了變數，官場中人到底不是乘客，他沒有一定的終站，隨時可以換車。
我對“華欣”的態度大概要引起某些人的猜度，沒有誰跟我談論蔣孝武，可是該來的總是要來，終於我聽到一句話：“跟蔣孝武做事是一條絕路。”我立刻反擊，“對我也許是絕路，對你老兄是金光大道。”他愕然，我說我拙於應付複雜的環境，總是弄得關係很僵硬，我“中廣”失敗可以到“時報”混一混，我在“時報”失敗可以到“中國電視”混一混，如果我在蔣孝武那裏失敗了，那就是得罪了整個國民黨係統，還有何處可以容身？你老兄精明幹練，蔣孝武一定欣賞你提拔你，將來蔣孝武繼大位掌大權，那就是你老兄蛟龍得雲雨的時候。他聽了半信半疑而去。
以後蔣孝武舍棄“華欣”，去主持對大陸廣播，我和他的左右再無交集，隻是每年還收到他的賀年片，固然是秘書作業，收件人的名單是他核定的。賀年片的尺寸不大，我曾看見某報的社長把它夾在隨身攜帶的日記本裏，“偶然”露出來讓別人看見。一九七八年我離開台灣，“更隔蓬山一萬重”，就算他是台灣上空一顆明星，我站在腳尖上也隻見雲霧了。
數算在台灣的那些日子，我的生命中還有一個餘波。
詩人瘂弦要到美國進修，當時他擔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期刊部總編輯，統領三個雜誌：《幼獅文藝》、《幼獅月刊》和《幼獅學報》，也編印文學叢書。
“幼獅”屬於蔣經國手創的青年救國團，那時救國團的主任是李煥，執行長是宋時選，李煥因輔佐蔣經國執政而深入黨務，宋時選成為救國團實際上的負責人。宋氏讚成瘂弦進修，但是他要瘂弦找一個代理人方可成行，瘂弦連舉兩人，宋氏都予以否決，於是瘂弦想到我，宋先生的反應是“他肯來嗎？”
事後回想，救國團人才濟濟，何需外求，宋氏顯然是借此機緣，擴大物色可用之人。我因為自己少年失學，總是鼓勵別人多讀一點書，瘂弦資質，十倍於我，萬事俱備，隻欠一個高等學位，如今“隻要我一點頭，他就進了威斯康辛大學的校門”，成人之美，如此輕易，我一時忘其所以，竟答應去替他看守攤位，為期一年。
那時我承“中國文藝協會”值年常務理事王藍介紹，已和美國西東大學遠東研究院院長楊覺勇博士見麵，他以助理研究員的名義聘我去編寫中文教材，我完全沒有設想，一年以後，如果瘂弦延期回國，那怎麽辦，瘂弦回來了，救國團不放我走，那又怎麽辦。
其實西東大學的聘函已經寄來了，比我的預期大大提前，聘函寄到“中國文藝協會”由“果老”王藍轉交，文協總幹事把這封信扣住了，他要弄權。半年以後，楊覺勇院長打電話催促，原信這才出土。果老由總幹事扣壓信件，回想“文協”創辦人張道公當年為作家服務的精神，慨歎文協之墮落，可是瘂弦留學成行，也由此“因緣具足”，瘂弦到底是有福之人。
那時蔣介石總統已去世（一九七五），“副總統”嚴家淦繼位，到一九七八年任滿，蔣經國是下屆“總統”惟一人選，他手創的救國團行情節節高漲，宋時選執行長是蔣家近親，影響力大於一般近臣，我到“幼獅”上班，贏得許多人刮目相看，“文協”扣壓信件的人也許後悔多此一舉。
我在幼獅公司布達代理任命的當場直言無隱：“我來替瘂弦站崗，隻有一年。”以後每隔一兩個月，我總要在會報中找機會重複這句話，遇上棘手的事情，我會推諉“等瘂弦回來再說吧”。我處處刻意做成活扣。宋執行長在外麵開會赴宴，有人找他談文藝方麵的事情，他總是告訴對方“王鼎鈞到我們那裏去了，這件事可以先找他談談”。他帶我出席救國團的大小會議，當麵向別人介紹：“我們對王先王雖無重金，卻是禮聘”，好像是要打一個死結。今天回想，我好像和他鬥心眼兒，實在對不起他。
那時我已從“中國廣播公司”退休，“中廣”黎世芬總經理因籌辦“中國電視公司”得罪了王昇，正刻意向李煥傾斜，他教親信請我吃飯，說是商量如何編寫一本新的“中廣”曆史。我對來使說，我很了解黎先生的心思，他對“中廣”的貢獻很大，很想以“中廣史”的名義留下詳細的記述，無意和以前兩任總經理並列，也就是“往事”從簡，近事求詳。“不幸”我以前伺候過董顯光和魏景蒙，他們也有許多貢獻，我不能把“中廣”史寫成黎總的功業史。“依你看誰來執筆才合適呢”，我說這件事要找黎先生栽培提拔的人來做，士為知己者死，他可以各為其主。來使知道黎總並不怎麽照顧我，以為我有怨詞，我趕緊聲明：“黎總有為有守，我很敬佩，凡是對他不利的話我絕不說，凡是對他不利的事我絕不做，天鵝臨死唱一支歌，烏鴉臨死撒一泡屎，我做天鵝，不做烏鴉。”
為了讓他放心，我重申“我是過客，不是歸人”，幼獅的那把椅子隻坐一年，決不流連。他認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一年以後很難脫身。我說常言道沒有走不了的客人，他說救國團也沒有留不住的客人，我們倆打賭，後來我贏了，隨即匆匆出國，也沒找他討賭債。
那時我在《中國時報》已經邊緣化，餘老板突然約我進入他個人的小辦公室內談話，那時大理街的辦公大樓已經很大，他這個辦公室的空間卻是極小，卻也不厭其小，通常奉召入內的隻是獨自一人，私密的性質很高。他送我一支派克金筆，然後說：“以後人間副刊可以跟幼獅文藝合辦一些事情。”人間副刊由高信疆主編，我連算是一個作者都很勉強，此事何以單獨交給我辦？我與信疆的關係恐將因此緊張起來，我厭倦這樣的遊戲。二十年曉風殘月，餘先生的父權形象對我已無魅力，我也許早已進入第二反抗期，我坦率表明，我和幼獅約定隻待一年，但求無過，他高聲回應一句：“沒有啊！”好像怪我說謊，我保持沉默，多言無益，最後他會知道我是誠實的。
這是我跟餘先生最後一次單獨見麵，以餘氏之英明，應該發現我不堪再用，我寫出“魚不能以餌維生，花不能以瓶為家”，也自知此地不宜再留。出國前夕，他送我五千美金做路費，我拜而受之，留下一句：“這筆錢就當做餘先生發給我的退休金吧。”以後的事果然如此。
雖然信誓旦旦隻有一年，我朝九晚五很少遲到，除非到外麵開會，從不缺席，進了辦公室埋頭工作，不到別的單位去串門子聯絡感情，別人看來我哪裏像個點水蜻蜓？要別人了解你很難，我是怕三大期刊有什麽言差語錯，擔待不起。
那時《幼獅文藝》由朱榮智、黃武忠合編，《幼獅月刊》由沈謙、那思陸合編，《幼獅學報》由廖玉蕙主編，他們後來都成了名家。美術編輯黃力智誠懇篤實，可信可托，後來對我有長期協助，天賜良緣，他和期刊部的“秘書小姐”張泠成為佳偶。在幼獅的那段日子，他們都還年輕，雖說七十年代意識形態鬆綁，還是外弛內強，鼓舞年輕人的冒險精神，驅使他們去踩地雷，這種事我鄙而不為，我願陪伴他們順利度過這一段尷尬歲月。他們編務自主，我先讀原稿，後看清樣，工作仍然繁重，幼獅一年，我的近視眼加深了五十度。
這三大期刊都預先鎖定讀者對象，《幼獅文藝》針對中學生，《幼獅月刊》針對大學生，《幼獅學報》是教授和學人的園地。我代班期間，宋執行長指示針對小學生出刊《幼獅少年》，這份刊物要彩色印刷，要有大量的插圖和照片，文章要活潑，要滿足少年人的趣味，對幼獅來說，他的構想很“前衛”，很能“突破”。
為了辦新刊物，公司聘周浩正做主編，孫小英做編輯，劉俐、詹宏誌都還是學生，課外也來打工，他們改變“老青年”端莊樸素的形象，端出“新少年”活潑快樂的品牌，期刊部頓時五彩繽紛，“紅杏枝頭春意鬧”，我得以分享更多的青春朝氣。這時《幼獅月刊》像校園，《幼獅文藝》像花園，《幼獅少年》像樂園，大受學生歡迎，銷數一路躥升，幼獅公司上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也沾光不少。
幼獅跟學校有密切關係，我也因此常常出入校園，我坐在萬國戲院對麵那間危樓上，窗外的風聲雨聲好像都是大群學生的笑聲讀書聲。我一步踏進辦公室，英氣撲麵而來。期刊部之外，經理部的李本軒副理，幼獅廣播電台的呂令魁台長，幼獅通訊社的齊治平社長，救國團主辦學生活動的葉蔭總幹事，也處處照顧我這個新人。執行長宋時選先生人稱“宋公”，誠懇和藹，他的風格很吸引我，拿他和李煥相比，李似軍師，宋似牧師，李似中醫，宋似西醫，見李如讀《三國演義》，見宋如讀《鏡花緣》，憶李如憶華山，憶宋如憶泰山。如果李實際主持一切，我不敢進幼獅，進來以後也許真的出不去，我和宋因此有緣，也因此緣分甚淺，我感謝也慚愧。
我這年五十一歲，見過多少老油條，老狐狸，老官僚，老江湖，那些人麵目詭異，語言曖昧，使我苦於周旋，幼獅期刊部成了我的世外桃源。宋執行長想留下我繼續工作，我實在累了！他告訴我“社會需要我，總勝過我需要社會”，想要別人了解你千難萬難，我怎能告訴他，我需要瘂弦這個朋友，並不需要救國團，社會需要我好好地寫文章，並不需要我圍繞在大人物身旁猜謎鬥牌消耗餘年。水深江湖闊，我操舟弄潮，耗盡銳氣，喪失自信，我對宋公說：“恨不早遇十年。”
感謝瘂弦言而有信，一九七七年初夏他如期歸來，我到飛機場去接他，熱烈握手之後我對他說：“從今天起我就不到幼獅上班了。”感謝宋公寬宏大量，未予深究，如果他哼一聲，我的出國夢還哪裏做得成？他一念之仁，成全了我以後三十年的文學生活。
成行有日，我也沒去向他麵報行期。那時首長們有一慣例，你若出國辭行，他會送一張支票“以壯行色”，一般行情是美金三千元，這筆債無論如何不能再欠，我還債的能力太低，難道今生真能變牛變馬？我除了向《中國時報》請假，其他那些結了緣的機關一概沒去打擾。
幼獅之遇是我在台灣最後一首小詞，調寄《如夢令》，小令短促，適可而止，以後台灣政治生態變化，宋公是君子，守常應變，想見一番辛苦。他是虔誠的基督徒，我也隻有進教堂祈禱，閉上眼。隻見水晶體如電視節目突然中斷了的熒光幕。
尹雪曼當時擔任“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參事，依當時的說法，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是蔣經國政治資本的蓄水庫，也是替官邸辦差的“內務府”，蔣孝武涉足江湖的第一站，就由這個委員會安排。這個委員會所屬的單位，都以“欣欣”作冠號，當時稱退役軍人為榮譽國民，簡稱“榮民”，欣欣向榮，這些單位都是為榮民而存在的，都和退役軍人共榮。蔣孝武領導的這個新單位命名“華欣”，略示區隔，另開係統，顯然是費了心思的。
既然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麵的一個團體，會員資格也就限定是退除役軍人，這樣對社會上已有的文藝團體不致構成壓力。十位作家理事也“應該”都是退除役軍人，他們的名字除了尹雪曼以外，我隻記得小說家鄧文來、司馬中原，還有詩人彭邦楨。今天我特地買了尹雪曼的三大冊回憶錄，也沒查到這十個人的名單，他對晚年的這一殊遇語焉不詳。我是“退除役”係統以外的人，何以破格入選，至今沒找到答案。
我們受命之初，除了尹雪曼、鄧文來兩位近水樓台，別人都沒和蔣孝武見過麵，我甚至沒見過他的照片。第一次接近這位“少主”，倒像是經過設計，“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正式成立之前，我奉命出席“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輔導會議。我一九四九年離開軍中的時候，退除役製度尚未建立，我並沒有退除役軍人的身份，臨時填表納入建製。與會代表由世界各地雲集，場麵壯。其中多有國際上功成名就之士，足見二十年來深耕廣植，成樹成林。在會場裏，我見到了蔣孝武。
那時他應該是二十七歲，形象如江南才子，文弱安靜，並無蹈厲奮發之氣。以貌取人，他的祖父英武，他的父親厚重，他皮膚太白太嫩，下巴太瘦，使我想起施叔青在小說裏怎樣形容香港男孩：“看上去有些薄幸”。自從他的哥哥孝文長年臥病以來，他是蔣家事實上的“長孫”，父祖對他期望很高，道路傳言，蔣經國培養他做第三代接班人，可是他哪裏像是治國的才器？再說父親祖父年事已高，時間上也來不及了，他斬蛇起義，竟由我們這樣十個人做從龍之臣，我心中閃過一絲淒涼。
我第一次接觸“退除役文化”，極不喜歡會場的氣氛和議事方式，我坐在會場裏想我自己的心事。皇孫口含權力的魔戒出生，墜地並非呱呱，而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下地上惟我獨尊”，一定很難伺候。“近王則多爭”，他周圍又豈能眾緣和諧，有人愛畫小圈子，分派係，傾軋排擠是一定上演的戲碼，興也要鬥，亡也要鬥，不鬥不亡，可是不鬥也不興，以蔣孝武之閱曆秉賦，他又哪裏知道如何維持平衡，如何保護善良，如何分辨忠讒？我想起誰留下的一句話：“所有的孩子都是貴族，所有的貴族都是孩子。”
另一個顧慮是，特務機構對蔣孝武身旁的人一定格外關心，特務的一雙眼睛，我一想起來就體溫下降，血壓升高。當年他祖父的親信都得加入特務組織，保持純度，這個傳統恐怕也要繼續綿延的吧，我已四十七歲，人生中一切奇跡都已不會發生，我生命中應該出現的人都已出現，所有應該付出的熱情幻想都已付訖，這時候來了一個蔣孝武，使我有造化弄人之感。
那時我在“中國廣播公司”節目部上班，輔導會開會期間，我早晨六點鍾趕到辦公室處理急件，八點再去開會。每天黎明時分，新聞部派專人到幾家大報去取剛出爐的報紙，我打開《中央日報》一看，有一條消息說，蔣經國“今天”上午召見十位作家，再看名單，正是我們十名理事，這件事情事先沒人通知我，我略一沉思，當機立斷，你既然不通知，我當然“不知道”，我的父親住在南投女兒家，腸胃不適，我要探病去。我放下報紙，寫了一張便條放在節目部主任楊仲揆的位子上，略作說明，轉身離開“中廣”，直奔火車站。
當天我再坐夜車趕回台北，第二天楊仲揆對我說：“昨天上午鄧文來開車來接你，我說你到南投去了，他連呼糟糕。”華欣那邊有人向我解釋，蔣經國接見的日程需要保密，所以沒有頭一天通知我，為什麽單單對我保密？如果需要區分間隔，那又何必一並召見？我懶得把其中情由告訴蔣孝武爭取他的諒解，我想的是《紅樓夢》裏什麽人說過的話，這塊寶玉也好，石頭也好，我不要了，你們拿去玩吧！
退除役官兵的輔導會議開過，“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正式成立，我去開會如儀。接著開第二次會議，訂立組織章程，蔣孝武多次點名要我提供意見，尤其是討論“理事是否可以兼任總幹事”的時候，蔣孝武一定要我表態，別人隻是冷冷地看我，他們似乎一切早有默契，隻有我蒙在鼓裏。我惟恐總幹事的帽子套在我的頭上，不再參加會議，有一次鄧文來特別打電話來，強調蔣主任催促出席，我仍然托詞堅辭。
聯誼會辦了一份文藝雜誌，鄧文來主編，我以作者的身份仍和他們時常聯係。聯誼會的辦公室很小，分內外兩間，我在“外間”常有機會碰見“蔣主任”，他很客氣，有時邀我到“內間”小坐，談論雜誌的內容，談吐不俗。他抽煙，我看見他親手把落在辦公桌上的煙灰收拾幹淨。他曾捐出薪水救助貧病作家，他也曾替作家向政府爭取稿費免征所得稅，他的應酬盡量排在中午，晚上回家陪母親吃飯。我覺得他的教養沒有外界傳說的那樣壞。
不久發生了一件事，使我覺得我淡出華欣是做對了。
他請來一位名教授做副主任，然後出國開會，這位新到差的副主任代拆代行，下條子把退役軍人出身的工作人員都開除了，另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補上來，其中多半是他的學生。失去工作的人嘩然，聯名向“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趙聚鈺告狀請願，一個新上任的副主管怎可如此輕舉妄動，恐怕是經過蔣孝武的授意或同意吧，趙聚鈺不便處理，拖到蔣孝武回來。
蔣孝武支持副主任的決定，同時安撫“原告”。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幾位支薪辦事的退役軍人雖然頗有文名，所受的正式教育並不完整，如果蔣孝武決定換血重整，他應該親自處理，何以自己躲開？而副主任受此重托，態度何以如此魯莽，手法何以如此粗糙？基礎未固，新人未舊，何以急著出重手整肅？實在令人百思不解。蔣孝武頂著退除役輔導委員會的招牌出山，如此鄙薄退役軍人，他對他父親的方略完全漠然。還有蔣孝武這樣做，顯然沒有向趙聚鈺“請示”，六十二歲糖尿病纏身的父親，把二十七歲不通世故的兒子，交給五十九歲的心腹，種種心情意願他完全沒有領會，如此不知分寸，難怪後來“江南命案”把他牽連在內（一九八四），他那時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行走，大概也沒有事事請示一把手汪老將軍，那是他父親托孤寄命的大臣。這年孝武三十九歲，再過四年他就沒有父親了。
後來“華欣文藝工作者聯誼會”升格為“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十理事功未成身先退，新班底新業務新辦公廳，拉到許多值錢的廣告，包製政府部門高成本的宣傳節目，很像是一般商營的傳播公司。我很納悶，蔣家培養子弟，如何可以讓他與民爭利起家？如果希望他做一番事業，應該給他一個基金會，讓他幫助別人，累積聲望，看來他的老太爺也糊塗一時。
“華欣”的生意火紅，他的一位親信興致衝衝地告訴我，他們打算把“標準教科書”的印刷生意搶過來，這是一隻生金蛋的母雞。那時中小學教科書有四門功課由“國立編譯館”統編，由九家書店包印，所有中小學一律采用，的確是一宗穩賺不賠的大生意。不知怎麽我聽了有點心疼孝武，我衝口說，這種家喻戶曉的錢蔣孝武不能賺，將來每個學生家長給孩子買書，人人想起每一本書蔣孝武抽走了幾元幾角幾分錢，蔣孝武在全民心目中會留下什麽樣的形象？那人像是很忠心，他表示“我今天就去告訴孝武”，他用一半是威脅、一半是開玩笑的語氣拖了個尾巴：“我要告訴他，這些話都是你說的！”他這句話使我發覺蔣孝武身旁並無諍友。
那年代，國民黨內營求追逐的人以公共汽車的乘客自況，他們稱追隨中山先生從事革命運動的人為“搭頭班車”，追隨蔣介石參加北伐抗戰的人“搭二班車”，到了蔣經國時代已是“末班車”了，至於蔣孝武，大概是收班之前的“區間車”，並非由起點駛到終站，而是在全線之中行經其中一段。雖然這樣說，蔣孝武依然熱得燙人，改善現況的人要騎馬找馬，蔣孝武門前可以接近多少權貴，滿足現況的人用心自保，公子在父親前提起誰的名字，誰的吉凶禍福也許添了變數，官場中人到底不是乘客，他沒有一定的終站，隨時可以換車。
我對“華欣”的態度大概要引起某些人的猜度，沒有誰跟我談論蔣孝武，可是該來的總是要來，終於我聽到一句話：“跟蔣孝武做事是一條絕路。”我立刻反擊，“對我也許是絕路，對你老兄是金光大道。”他愕然，我說我拙於應付複雜的環境，總是弄得關係很僵硬，我“中廣”失敗可以到“時報”混一混，我在“時報”失敗可以到“中國電視”混一混，如果我在蔣孝武那裏失敗了，那就是得罪了整個國民黨係統，還有何處可以容身？你老兄精明幹練，蔣孝武一定欣賞你提拔你，將來蔣孝武繼大位掌大權，那就是你老兄蛟龍得雲雨的時候。他聽了半信半疑而去。
以後蔣孝武舍棄“華欣”，去主持對大陸廣播，我和他的左右再無交集，隻是每年還收到他的賀年片，固然是秘書作業，收件人的名單是他核定的。賀年片的尺寸不大，我曾看見某報的社長把它夾在隨身攜帶的日記本裏，“偶然”露出來讓別人看見。一九七八年我離開台灣，“更隔蓬山一萬重”，就算他是台灣上空一顆明星，我站在腳尖上也隻見雲霧了。
數算在台灣的那些日子，我的生命中還有一個餘波。
詩人瘂弦要到美國進修，當時他擔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期刊部總編輯，統領三個雜誌：《幼獅文藝》、《幼獅月刊》和《幼獅學報》，也編印文學叢書。
“幼獅”屬於蔣經國手創的青年救國團，那時救國團的主任是李煥，執行長是宋時選，李煥因輔佐蔣經國執政而深入黨務，宋時選成為救國團實際上的負責人。宋氏讚成瘂弦進修，但是他要瘂弦找一個代理人方可成行，瘂弦連舉兩人，宋氏都予以否決，於是瘂弦想到我，宋先生的反應是“他肯來嗎？”
事後回想，救國團人才濟濟，何需外求，宋氏顯然是借此機緣，擴大物色可用之人。我因為自己少年失學，總是鼓勵別人多讀一點書，瘂弦資質，十倍於我，萬事俱備，隻欠一個高等學位，如今“隻要我一點頭，他就進了威斯康辛大學的校門”，成人之美，如此輕易，我一時忘其所以，竟答應去替他看守攤位，為期一年。
那時我承“中國文藝協會”值年常務理事王藍介紹，已和美國西東大學遠東研究院院長楊覺勇博士見麵，他以助理研究員的名義聘我去編寫中文教材，我完全沒有設想，一年以後，如果瘂弦延期回國，那怎麽辦，瘂弦回來了，救國團不放我走，那又怎麽辦。
其實西東大學的聘函已經寄來了，比我的預期大大提前，聘函寄到“中國文藝協會”由“果老”王藍轉交，文協總幹事把這封信扣住了，他要弄權。半年以後，楊覺勇院長打電話催促，原信這才出土。果老由總幹事扣壓信件，回想“文協”創辦人張道公當年為作家服務的精神，慨歎文協之墮落，可是瘂弦留學成行，也由此“因緣具足”，瘂弦到底是有福之人。
那時蔣介石總統已去世（一九七五），“副總統”嚴家淦繼位，到一九七八年任滿，蔣經國是下屆“總統”惟一人選，他手創的救國團行情節節高漲，宋時選執行長是蔣家近親，影響力大於一般近臣，我到“幼獅”上班，贏得許多人刮目相看，“文協”扣壓信件的人也許後悔多此一舉。
我在幼獅公司布達代理任命的當場直言無隱：“我來替瘂弦站崗，隻有一年。”以後每隔一兩個月，我總要在會報中找機會重複這句話，遇上棘手的事情，我會推諉“等瘂弦回來再說吧”。我處處刻意做成活扣。宋執行長在外麵開會赴宴，有人找他談文藝方麵的事情，他總是告訴對方“王鼎鈞到我們那裏去了，這件事可以先找他談談”。他帶我出席救國團的大小會議，當麵向別人介紹：“我們對王先王雖無重金，卻是禮聘”，好像是要打一個死結。今天回想，我好像和他鬥心眼兒，實在對不起他。
那時我已從“中國廣播公司”退休，“中廣”黎世芬總經理因籌辦“中國電視公司”得罪了王昇，正刻意向李煥傾斜，他教親信請我吃飯，說是商量如何編寫一本新的“中廣”曆史。我對來使說，我很了解黎先生的心思，他對“中廣”的貢獻很大，很想以“中廣史”的名義留下詳細的記述，無意和以前兩任總經理並列，也就是“往事”從簡，近事求詳。“不幸”我以前伺候過董顯光和魏景蒙，他們也有許多貢獻，我不能把“中廣”史寫成黎總的功業史。“依你看誰來執筆才合適呢”，我說這件事要找黎先生栽培提拔的人來做，士為知己者死，他可以各為其主。來使知道黎總並不怎麽照顧我，以為我有怨詞，我趕緊聲明：“黎總有為有守，我很敬佩，凡是對他不利的話我絕不說，凡是對他不利的事我絕不做，天鵝臨死唱一支歌，烏鴉臨死撒一泡屎，我做天鵝，不做烏鴉。”
為了讓他放心，我重申“我是過客，不是歸人”，幼獅的那把椅子隻坐一年，決不流連。他認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一年以後很難脫身。我說常言道沒有走不了的客人，他說救國團也沒有留不住的客人，我們倆打賭，後來我贏了，隨即匆匆出國，也沒找他討賭債。
那時我在《中國時報》已經邊緣化，餘老板突然約我進入他個人的小辦公室內談話，那時大理街的辦公大樓已經很大，他這個辦公室的空間卻是極小，卻也不厭其小，通常奉召入內的隻是獨自一人，私密的性質很高。他送我一支派克金筆，然後說：“以後人間副刊可以跟幼獅文藝合辦一些事情。”人間副刊由高信疆主編，我連算是一個作者都很勉強，此事何以單獨交給我辦？我與信疆的關係恐將因此緊張起來，我厭倦這樣的遊戲。二十年曉風殘月，餘先生的父權形象對我已無魅力，我也許早已進入第二反抗期，我坦率表明，我和幼獅約定隻待一年，但求無過，他高聲回應一句：“沒有啊！”好像怪我說謊，我保持沉默，多言無益，最後他會知道我是誠實的。
這是我跟餘先生最後一次單獨見麵，以餘氏之英明，應該發現我不堪再用，我寫出“魚不能以餌維生，花不能以瓶為家”，也自知此地不宜再留。出國前夕，他送我五千美金做路費，我拜而受之，留下一句：“這筆錢就當做餘先生發給我的退休金吧。”以後的事果然如此。
雖然信誓旦旦隻有一年，我朝九晚五很少遲到，除非到外麵開會，從不缺席，進了辦公室埋頭工作，不到別的單位去串門子聯絡感情，別人看來我哪裏像個點水蜻蜓？要別人了解你很難，我是怕三大期刊有什麽言差語錯，擔待不起。
那時《幼獅文藝》由朱榮智、黃武忠合編，《幼獅月刊》由沈謙、那思陸合編，《幼獅學報》由廖玉蕙主編，他們後來都成了名家。美術編輯黃力智誠懇篤實，可信可托，後來對我有長期協助，天賜良緣，他和期刊部的“秘書小姐”張泠成為佳偶。在幼獅的那段日子，他們都還年輕，雖說七十年代意識形態鬆綁，還是外弛內強，鼓舞年輕人的冒險精神，驅使他們去踩地雷，這種事我鄙而不為，我願陪伴他們順利度過這一段尷尬歲月。他們編務自主，我先讀原稿，後看清樣，工作仍然繁重，幼獅一年，我的近視眼加深了五十度。
這三大期刊都預先鎖定讀者對象，《幼獅文藝》針對中學生，《幼獅月刊》針對大學生，《幼獅學報》是教授和學人的園地。我代班期間，宋執行長指示針對小學生出刊《幼獅少年》，這份刊物要彩色印刷，要有大量的插圖和照片，文章要活潑，要滿足少年人的趣味，對幼獅來說，他的構想很“前衛”，很能“突破”。
為了辦新刊物，公司聘周浩正做主編，孫小英做編輯，劉俐、詹宏誌都還是學生，課外也來打工，他們改變“老青年”端莊樸素的形象，端出“新少年”活潑快樂的品牌，期刊部頓時五彩繽紛，“紅杏枝頭春意鬧”，我得以分享更多的青春朝氣。這時《幼獅月刊》像校園，《幼獅文藝》像花園，《幼獅少年》像樂園，大受學生歡迎，銷數一路躥升，幼獅公司上下“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也沾光不少。
幼獅跟學校有密切關係，我也因此常常出入校園，我坐在萬國戲院對麵那間危樓上，窗外的風聲雨聲好像都是大群學生的笑聲讀書聲。我一步踏進辦公室，英氣撲麵而來。期刊部之外，經理部的李本軒副理，幼獅廣播電台的呂令魁台長，幼獅通訊社的齊治平社長，救國團主辦學生活動的葉蔭總幹事，也處處照顧我這個新人。執行長宋時選先生人稱“宋公”，誠懇和藹，他的風格很吸引我，拿他和李煥相比，李似軍師，宋似牧師，李似中醫，宋似西醫，見李如讀《三國演義》，見宋如讀《鏡花緣》，憶李如憶華山，憶宋如憶泰山。如果李實際主持一切，我不敢進幼獅，進來以後也許真的出不去，我和宋因此有緣，也因此緣分甚淺，我感謝也慚愧。
我這年五十一歲，見過多少老油條，老狐狸，老官僚，老江湖，那些人麵目詭異，語言曖昧，使我苦於周旋，幼獅期刊部成了我的世外桃源。宋執行長想留下我繼續工作，我實在累了！他告訴我“社會需要我，總勝過我需要社會”，想要別人了解你千難萬難，我怎能告訴他，我需要瘂弦這個朋友，並不需要救國團，社會需要我好好地寫文章，並不需要我圍繞在大人物身旁猜謎鬥牌消耗餘年。水深江湖闊，我操舟弄潮，耗盡銳氣，喪失自信，我對宋公說：“恨不早遇十年。”
感謝瘂弦言而有信，一九七七年初夏他如期歸來，我到飛機場去接他，熱烈握手之後我對他說：“從今天起我就不到幼獅上班了。”感謝宋公寬宏大量，未予深究，如果他哼一聲，我的出國夢還哪裏做得成？他一念之仁，成全了我以後三十年的文學生活。
成行有日，我也沒去向他麵報行期。那時首長們有一慣例，你若出國辭行，他會送一張支票“以壯行色”，一般行情是美金三千元，這筆債無論如何不能再欠，我還債的能力太低，難道今生真能變牛變馬？我除了向《中國時報》請假，其他那些結了緣的機關一概沒去打擾。
幼獅之遇是我在台灣最後一首小詞，調寄《如夢令》，小令短促，適可而止，以後台灣政治生態變化，宋公是君子，守常應變，想見一番辛苦。他是虔誠的基督徒，我也隻有進教堂祈禱，閉上眼。隻見水晶體如電視節目突然中斷了的熒光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