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亂花:霓虹燈下的讀者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九五七年某日，台北市馬路旁邊出現一座大型的霓虹廣告，商家在中華路旁邊進入“西門町”的地方架設了一麵“牆”，布滿各色燈管，中華路是一條大街，“西門町”是商業中心，夜晚雨後，燈光把滿街照成彩霞。對我而言，這也許是台灣第一個商用的戶外霓虹燈吧？乍見之下，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這得耗費多少瓦電！那時一般家庭每個房間隻有一盞四十燭光的燈泡，每個開關旁邊都貼著“隨手關燈”。
對我而言，這一片霓虹是一個劃時代的訊號。想那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第二天美國派出第七艦隊，以“協防”名義使“台灣海峽中立化”。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和談成功，兩岸長期對峙之局已成。一九五三年九月，台灣開始第一個經濟建設計劃。國民政府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回台北述職，他在三軍球場對三千聽眾演說：“這個國家曾經由軍人管理，由學人管理，都沒有管好，現在讓商人試試吧。”建設台灣優於收複大陸，政策大轉彎，“總統”、“行政院長”、“經濟部長”都沒露過口風，蔣大使算是替他們升起“重商”的燈球。國民黨拋棄計劃經濟，比“彼岸”提前三十年。
一九五七年，台灣的第二期經濟建設計劃正在進行，經濟每年以平均百分之十七的速度增長，市麵一年比一年增添視覺變化。台灣別稱綠島，四季常青，植物以綠色為主，喜歡攝影的人都說顏色單調，美中不足。市政府沿路安全島上種植紅色杜鵑花。進入六十年代，連人行道也鋪紅磚，夏天走在上麵，體驗紅塵滾滾，地磚印滿外圓內方的圖形，步步生錢，為後來的“台灣錢淹腳目”設下伏筆。
露出朽木模樣的電線杆，次第換成鋼筋水泥澆灌，高大英挺，上麵的燈型也設計一新，光茫雪白，改造了夜景。
再到後來，新建的公寓安裝朱紅大門，大飯店采宮殿式紅椽碧瓦，“壓力克”出現，商店的招牌用工業技術製作，一眼望去，長街儼如懸燈結彩，加上紅色計程車滿街流動，布成一片燦爛。
第三期經濟建設計劃是一九六一年開始的，“經濟起飛”的口號也是此時提出來的。社會進步首先反映在女人的臉上，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必然產生美女，台北街頭多麗人，豔陽天，柏油路，蹬著高跟鞋的女孩比她們的姐姐姑姑當年漂亮，布料紡織染色進步，人要衣裝，家庭講究營養，飲食造人，隻見血色豔麗，明眸皓齒，玉腿修長，上麵再也沒有蚊蟲叮咬的創痕，“紅豆冰棒”一詞從此消失。
以前常見老翁坐地修理木屐，現在妙齡女郎擺設攤位修補玻璃絲襪，不時有摩托車呼嘯而過，後座妙齡女郎的長發隨風揚起。“隨手關燈”的字樣不見，商家推行“分期付款”，勸人“先享受”，報紙刊出學者的新說：“節儉是落後地區的道德”。
社會繁榮也反映在服務業上。小吃店的廁所改稱洗手間，再改稱化妝室，門牆油漆得光潔悅目。商店晉級為百貨公司，理發店晉級為理發廳，中南部農村的少女一批一批湧進大城謀職，她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知道應該怎樣做，她們做店員，你買東西方便多了，她們做理發師，你理發也舒服多了。想當年洗頭的時候，水溫忽冷忽熱，如同得了瘧疾，刮臉之前，熱毛巾突然蒙住口鼻，燙得你幾乎窒息，如果顧客有心髒病，這就是謀殺。說時遲、那時快，好像一夕之間這些俱成陳跡，處處給你新的待遇。
我初到台灣的時候很難看到冷氣，曾幾何時，沒裝冷氣的計程車無人乘坐，沒有冷氣的商店無人光顧，飯店一定有冷氣，吃飯喝茶不再汗流浹背，還可以聽到音樂，高級飯店還聘請歌女現場駐唱，給你下酒。
想那些我蹉跎的歲月！青天白日下，國旗鮮豔，永不褪色，大禮堂內國父遺像臉上卻爬滿小蟲。我身高一米八五，人家端詳我，不再說“你可以當排頭兵，扛機槍”，而是說“你這身材不會跳舞，簡直暴殄天物”。青年戰鬥訓練變成娛樂，防空洞供男女幽會，逃家的孩子也在此藏身。年輕的小說家隱地，曾租住加以裝修的防空洞，成為有史以來別出心裁的書房，文壇一景。“國貨公司”充斥法國酒、美國煙、英國衣料，漫畫家問“這是哪國的貨？”“中廣”公司打破創建以來的傳統，播送流行歌曲，節目部儲備廣播劇的音效資料，從軍中錄來各種號音，希望我能一一注明用途，我已大半不能分辨。
長話短說，台灣十年生聚，大眾開始追求舒適，社會也急急忙忙提供舒適。那時所謂舒適，不過是“人生的意義就是甩掉皮靴躺在床上”，那麽枕戈待旦就免談了，“麻將不離手，小吃不離口”，也沒有多大罪惡，那麽臥薪嚐膽去他的吧！讀者大眾麵對文學作品，他有星期六的心理，不是星期一的心理，他是進戲院的心理，不是進課堂的心理，他是放假的心理，不是加班的心理，是穿便服的心理，不是穿禮服的心理，是準備約會情人，不是準備拜訪教授。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現實主義也都是大勢所趨，潮流比人強，那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埋在線裝書裏吧！
讀者的口味發生無情的改變，我們曾經信奉古典主義時期一位大師的主張，文學要“給讀者以知識，給讀者以教訓，給讀者以娛樂”，現在他們隻要娛樂。他們不再願意“聽戰敗的故事，作戰勝的夢”，分擔曆史的壓力，也不欣賞那些半醉不醒的喃喃囈語，顛倒常情，人生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如果人生確實如此，他們也要逃避。
小說組的學長張雲家，為了辦文藝函授學校，向政府申請登記，公文批下來，把文藝列入“娛樂事業”，我們大驚稱怪。查問之後，得知這是美國的職業分類，台灣搬過來照用。我們頓時有一落千丈之感，“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原是一個馬戲團（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中國大陸上有幾家報紙，幹脆把文學副刊附加在娛樂版之內了）！
以前，中國的小說人人懂，大家可以有不同層次的“懂”，現代主義“基要派”的小說難懂，你讀了，全懂或者全不懂，你得照著批評家的規格去懂，大家所“懂”者相同。這樣，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家就站在文學金字塔的尖端，成了少數，他們很自負地、很愉快地脫離了大眾。
文評家和文學史家特別看重這些人，文學藝術永遠需要創新，創新不惜冒進，別人跟不上來。創新“可能”失敗，但守舊“必然”失敗，創新失敗還可以給後人留下啟發，留下借鏡，成為文學園地的綠肥，所以有遠見的人都會站在他們一邊。這樣的作品恐怕也隻有對現在的作家有意義，或者對將來的讀者有意義了。
也有一些作家，他們的人數稍稍多一些，他們本來也有那種銳敏，也有那種才氣，現代主義大潮湧現時，他們也曾初試啼聲，受人器重，他們左手牽住的是白日飛升的仙人，右手握緊的是貪戀凡塵的眾生，究竟跟大多數文學人口難割難舍，進兩步退一步，終於鬆開了左手。這些作家居於金字塔的中層，他們從兩邊得到一些，也都從兩邊失去一些，文評家希望這些中堅分子“先普及文學、後提高讀者”，看來普及有功，提高有限。
還有一些作家，明快果決，豎起通俗文學的旗幟。“但願文章中天下”，通俗就是通俗，“俗”而能“通”，也非泛泛可以做到。我愛文學，我愛銷路，我愛群眾，有何不可？那些把文學標尺磨成一把利刃向我割席示威的人，恐怕是因為沒吃到葡萄，那一束叫做文藝批評的鮮花算什麽，那幾行叫做文學史的墓誌銘算什麽，這是什麽年頭了，君不聞“錢在說話人在聽！”六十年代，這些作品是文學人口的速食，報紙雜誌爭相延攬，書市場為之一片火紅，達官貴人富商大賈，這才對“文學”一詞有些新的印象，這是金字塔的基層。
我不舉例，我並非在寫文學史，我想說，文學人口的割裂分化，從那時就開始了，六十年代，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選邊站。我是在中間插隊落戶的，我一直緊緊拉住兩邊，直到雙手酸麻，同時放開。市場機製一旦自動執行，也許隻有“偉大的作家”可以改變，但當代並無那樣的作家，或者時代已不複出現那樣的作家，於是狹義的文學屬於小眾，山高月小（我首先使用“小眾”一詞，後來學者又由日本引進“分眾”）。廣義的文學民有民享，江河日下。到了“後現代”，“文學作品”對讀者大眾的神經還有多大交感互動？也幸虧大眾還有電視劇可看，有網路可讀，文學因緣藕斷絲連，文學史家睜大眼睛等待轉機。
大眾由求舒適進而求逸樂，求生理刺激，色情讀物也昌盛一時。色情讀物一稱黃色書刊，“黃色”一詞來自西風，十九世紀美國出現低級趣味的報紙，用黃色紙張印刷，被稱為黃色新聞，延伸出黃色歌曲、黃色小說。
據我耳目所及，五十年代有一位貴婦人小試出版事業，她從美國的冷戰經費中拿到一筆錢，辦了一份周刊，參與反共宣傳。這份周刊篇幅不多，沒有封麵，也不裝訂，外形仿佛一份小報，用今天的話來說，它是消費式的讀物，鎖定爭取一般小市民。貴婦人對這等事不甚了了，信任她在香港物色的主編，主編引進香港的“一毫子小說”（花一毛港幣可以在地攤上買到的小冊子），每期刊載一個短篇做頭條文章。
這個短篇不算很短，占據四分之三的篇幅，一次刊完。故事情節公式化，中共的女間諜以色相引誘國民黨的男間諜，幾番風雨，男性英雄以床上功夫征服了女性敵手，於是女間諜交出工作機密，中共的情報網瓦解。別小看了這個模式，張愛玲的小說《色戒》，李安拍出來的電影《色戒》，無非如此，張愛玲寫得含蓄，李安拍得精致，貴婦人那份周刊哪裏能比？那些作者文筆粗劣，情節醜惡，即使《十日談》、《洛麗泰》、《金瓶梅》、《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作者一一複生，也無法為他辯護。那些作者對情報工作也毫無認識，所謂“任務”，幼稚簡單，“反共宣傳”徒然誘引低級原始的欲念，恐怕還隻限於對低級的原始人。
貴婦人興趣廣泛，她的周刊匆匆收場，市場的潛力仍在。那時有十幾家內幕雜誌，以報道政壇內幕為號召，政壇當然有內幕，可是他們怎能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怎敢公布，所謂內幕隻有一個聳動的標題，真正的生存之道還是要繼續開采“黃礦”，當作“賣點”。這些雜誌每期都有黃色故事，寫的是升鬥小民淫亂荒唐。這些作者比較用功，能把《素女經》、《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之類的性典譯成白話，拿來描寫人物的動作，發表以後，陸續印成小冊子，交給報攤半公開發售。那時大家稱這些東西為黃色讀物，沒得玷辱了“小說”二字。
黃色讀物漸漸滲入青少年的閱讀範圍，進入學校。未經報道的消息說，有一天，某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學突然集合學生檢查書包，發現半數學生是帶著那種小冊子來上課的，這件事引起教育界人士的憂慮。
那幾年下班以後，我常獨自坐在新公園的長椅上冥想，遠處有穿著校服背著書包的女生走進，四顧無人，坐下來看書，看完了，四顧無人，隨手丟進路邊的垃圾筒裏。她走後我悄悄去撿起書本察看，不出所料，正是那種小冊子。
那時沒有民意調查，隻能如此如此，略見一斑。
那個“惡名昭彰”的文化清潔運動“除三害”，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中出現的。某天早晨，我打開《中央日報》，赫然有“中國文藝協會”的宣言，說是文化界有“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必須掃除。宣言由全體會員署名，我也在內，事實上“文協”總幹事照名冊抄錄，沒有通知我們。
當時我想，中共辦這等事，也要開個大會舉手表決，有個形式，走個過場，想不到“文協”看得透、做得出，幹脆都省了。我當時想，以後也許還有個什麽樣的運動，我也不知不覺成了發起人，心中立時發生反感，怪不得當年梁實秋、錢歌川拒絕參加“文協”！雖然我也認為黃色有害，卻始終未寫一字，未發一言。
事後知道，這件事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幕後主動，“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都無須解釋，所謂“黑色的罪”，指的是某些“文化人”以揭發陰私勒索錢財。其時“赤色”全被警備司令部壓製，“黑色”代表性很小，主要目標是對付黃色，“文協”作業時並稱三害，借重曆史人物的光環引人注目。
依中央黨部作業人員估量，“黃色”確已成為社會大患，除害符合大眾意願，“赤色”、“黃色”相提並論，出自蔣介石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那年代蔣介石說話也是一句抵八千句。想不到運動出門，輿論界齊聲反對，《自由中國》雜誌一字千金，《聯合報》也有它的權威地位，“中廣”公司是黨營事業，節目部主任邱楠也公開說，除三害運動沒有法律根據，報刊可以向法院提出控訴。輿論一片叫停，演出頓失精彩。
反對的理由是維護言論自由。我當時很難理解，民營大報為何要把色情書寫的自由、新聞報道的自由、批評時政的自由綁在一起，後來弄明白了，民營報紙正發展“社會新聞”，開拓銷路，社會新聞采登社會上發生的犯罪案件和色情事故，前者如搶劫、殺人、強奸、貪汙，後者如通奸、亂倫、婚變、戀愛糾紛，在在和讀者的七情六欲相應。軍國大事的消息平板空洞，好像與自己並不相幹。社會新聞的記者大都有文學天才，擅長捕捉細節，也擅長加入想象把事件放大。“文協”掃黃，等於向社會新聞的正當性挑戰。
“文協”的領導人張道藩支持除三害，他對新聞界發表公開談話，其中有這樣幾句：“假如有一天，不幸報紙也成為黃色新聞的大本營，人手一份，甚至我們將來有了電視，更變成黃色文化的放映機，深入每一個家庭，這個問題就不堪設想了！”這話打擊麵太大了，簡直把報紙列為假想敵嘛，道公到底是書生，不知道“拉攏明天的敵人，打擊今天的敵人”，結果引起報界更大的疑慮。
當時新聞界給這個運動定了性，今天的研究論文據以給這個運動定了罪。
在我看來，這個運動失敗了，依舊依舊，黃肥藍瘦。主持《自由青年》半月刊的呂天行是雜誌界的名人，他借用三個人的名字說明情況，這三個人跟雜誌報紙沒有關係，呂天行把名字抽離本尊，僅僅使用文字表麵的意思，牽強附會，聊博一笑。第一位台大知名的教授黃得時（黃色得天時，雜誌內容色情當令）。第二位台北市長黃啟瑞（雜誌創刊靠黃色一炮而紅，打開銷路）。第三位曾任軍法局長的新聞人物包啟黃（打開雜誌看，包你是黃色的！）。由於三位黃先生的知名度很高，呂天行的妙語成了當時文化界熱門的談話資料。
經此一役，黨中央看清張道藩對社會實在沒有什麽影響力，“文協”不堪大用，據我記憶，自此以後，道公專心做他的“立法院長”，對文化工作再也沒有聲音，“文協”也“躲進小樓成一統”去了（後來連“小一統”的局麵也出現嚴重危機）。
除三害旨在貫徹蔣公的意誌，卻任由“文協”孤軍深入，片甲無回，哪像新聞界反對出版法修正案，陳誠放話擺平、“立法院”反對電力加價，黨團運作擺平？這又是為什麽？
天威難測，予忖度之，種種跡象顯示，蔣公高下在心，政府畫下了紅線，領袖的英明偉大，第一家庭的尊嚴，反共國策的道德基礎，軍隊特務的“聖雄”形象，絕對禁止碰觸，同時也讓出空間，允許官吏有些貪汙，人民生活有些腐化，工商有些為富不仁，輿論如同花匠，可以修枝剪葉，這樣可以給人民的精神苦悶留下出路，所以天不滅黃。
現代小說作家要釋放潛意識，選用題材有“性解放”的傾向，卡繆寫的《異鄉人》，男主角聽到他的母親死了，他的反應是去和女朋友做愛，一時奉為經典。某一天，我和幾位小說作家聊天，有這樣一段話：
——內戰期間，華北某地的一個小夥子被國軍抓去當兵，輾轉來到台灣，當年他十幾歲，現在三十多歲了。如果有一天他回到故鄉探望老母，老人家的雙眼已經瞎了，他們母子怎樣相見？
——盲聾作家海倫凱勒拜訪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她用手仔細摸了艾森豪威爾的臉。
——好！就讓母親用觸覺認識兒子，這個題材要怎樣處理才算“現代”？
——她摸遍兒子全身，如果連生殖器也摸了，那就很現代！
於是引發一場大笑。
那時，小說對“性”仍是點到為止，我問一位小說作家，現代小說是文學中的異味，你們為什麽沒把“性”當做大菜端上來？他說黃色讀物泛濫，我們不蹚這渾水。
可是“天下萬事皆有定時”，到了彌賽亞應該出生的時候，你就是把全城的嬰兒都殺了，也抵擋不住。一九六二年九月，著名的女作家郭良蕙出版了她的長篇小說《心鎖》，書中對性愛的描寫“自五四以來最露骨大膽”。一九六三年一月，“內政部”下令查禁，四月，“中國文藝協會”和青年寫作協會開除她的會籍，郭良蕙的聲望陡增，《心鎖》盜印本的銷路也一倍又一倍增加，禁書無用，這又是一個例證。
《心鎖》的寫作技巧並無多少突破，取材卻非常前衛。據我所知，《心鎖》先由《征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副刊連載，老編徐蔚忱已對原稿略作刪節，書店出版時，郭女士又在剪報的文本上有幾處割愛，可是出版後仍然引起軒然大波！可見她創作時領先的程度。
“文協”開除郭良蕙，由前輩大作家謝冰瑩在理事會上提出。“文協”未設理事長，會務由常務理事輪值，那天晚上輪到趙友培主持會議，他非常謹慎，依照議事規則處理這個提案，自己完全中立。提案人認為郭良蕙長得漂亮，服裝款式新穎，注重化妝，長發垂到腰部，在社交圈內活躍，既跳舞又演電影，引起流言蜚語。當時社會純樸，她以這樣一個形象，寫出這樣一本小說，社會觀感很壞，人人戴上有色眼鏡看男女作家，嚴重妨害“文協”的聲譽，應該把她排除到會外。謝老前輩言詞激烈，態度堅定，說服了其他理事，通過提案。那時張道藩常常不能到“文協”開會，他定下口頭公約，缺席的理事對會議通過的議案，事後隻能同意，不得反對。他和陳紀瀅都覺得對郭良蕙無須這樣激烈，但也都在“公約”的約束下默認了。
青年寫作協會開除郭良蕙，出於鳳兮堅持。他說青少年看內幕雜誌，老師可以沒收，可以處罰，《心鎖》出版後，它是文學，學生書包裏有“文學”老師不知怎麽辦。青少年看內幕雜誌，偷偷摸摸，怕人發現，“文學”可以大大方方地閱讀，男生可以大大方方把它介紹給女生，少男少女無異服下催情劑，一切過程都縮短了，此風絕不可長，青年寫作協會的宗旨是維護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能有這樣的會員。
開除定案，各報登出消息。那時大家認為“文協”、“青協”都是代表官方，無論做什麽事大家都冷淡對待。強烈的反彈來自香港，大部分刊物禁止入境，所見二三，持論不外是創作自由之類。獨有一家《七彩畫報》（中外畫刊？）在文藝版刊出一篇文章，它說文藝社團不去保護作家，反而順從政府的好惡打壓會員，這是“世上最無恥的行為！”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嶄新的角度，我把這篇文章拿給趙友培先生看，他默然無語。
後來友老告訴我，他已向道藩先生進言，“文協”和政府的關係，可以由相輔相成調整為“相異相生”，“文協”專門協助作家創作發表，給作家營造有利的環境，作家被捕，“文協”作保，作家坐牢，“文協”送飯，作家挨罵，“文協”勸架，作家遭謗，“文協”調查真相後澄清。政府的願望無非是文藝步步向前向上，“文協”也是，彼此著力點不同，效果卻能相加，道公聽了十分讚成。道公晚年在口述回憶錄時表示，文協唱“紅臉”，警總唱“黑臉”，殊途可以同歸，不過他已沒有機會實行。
想當年國民黨還有“迷信”，以為風氣風俗可以由一二人轉移，可以挽狂瀾於既倒，錯錯錯！莫莫莫！文藝工作逆水行舟的事，黨部好像從此不做了！
郭良蕙的反應又是如何呢，據說她十分沮喪，“冷對千夫指”畢竟很難，八十年代《心鎖》解禁，新聞記者造訪，她才正式說出感受。一九六五年我接編《征信新聞》人間副刊，刊載她心鎖事件後的第一個長篇《青草青青》，內容很“清潔”，我去信讚許她寫得好，一麵心中暗想，她好像並沒有意識到她在文學發展中的角色。
台灣文藝界曾經有人討論，作家創作究竟應該“做得早”、還是“做得好”？做得早、開風氣，做得好、集大成，都可以在文學史上留下名字。做得早是馬背上的皇上，做得好是龍椅上的皇上，馬背上到底風險大，風霜多。《心鎖》一出，台灣的“色情讀物”晉級為“色情文學”，八十年代，色情文學又晉級為“情色文學”，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郭良蕙是先驅，也是先烈，她做得早，未能做得更好。
小說當然可以寫“性”，小說表現人生，“性”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今天文學有商品的性格，作家寫性，究竟是出於商業動機、還是藝術要求？如果兩者都有，孰輕孰重？社會付出成本，回收的是什麽？這個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解決。世上有些問題也許永遠不能解決，最後不了了之，色情情色，是否也到了這個“無是無非，亦是亦非”的境界？
那時色情大軍之中沒有一兵一卒是台灣人。曾經讀到陳秀美教授的論文摘要，他說色情文學是“外省作家的第二個出身”。那麽第一個出身是什麽？反共文學嗎？思想起來，好不令人汗顏。
可是“天下萬事皆有定時”，八十年代前後，本省作家後生可畏，藝高與膽大成正比，寫“性”更細致淋漓，也得到更大的聲譽，學者改稱“情色小說”，一字顛倒，亮出藝術護照，作品介紹見之於《紐約時報》的書評，大英百科全書寫入每年一本的“別冊”，天下地上，再無貶詞。這也是“外省播種本省豐收”嗎？不知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外省作家的罪業？
對我而言，這一片霓虹是一個劃時代的訊號。想那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第二天美國派出第七艦隊，以“協防”名義使“台灣海峽中立化”。一九五三年七月，韓戰和談成功，兩岸長期對峙之局已成。一九五三年九月，台灣開始第一個經濟建設計劃。國民政府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回台北述職，他在三軍球場對三千聽眾演說：“這個國家曾經由軍人管理，由學人管理，都沒有管好，現在讓商人試試吧。”建設台灣優於收複大陸，政策大轉彎，“總統”、“行政院長”、“經濟部長”都沒露過口風，蔣大使算是替他們升起“重商”的燈球。國民黨拋棄計劃經濟，比“彼岸”提前三十年。
一九五七年，台灣的第二期經濟建設計劃正在進行，經濟每年以平均百分之十七的速度增長，市麵一年比一年增添視覺變化。台灣別稱綠島，四季常青，植物以綠色為主，喜歡攝影的人都說顏色單調，美中不足。市政府沿路安全島上種植紅色杜鵑花。進入六十年代，連人行道也鋪紅磚，夏天走在上麵，體驗紅塵滾滾，地磚印滿外圓內方的圖形，步步生錢，為後來的“台灣錢淹腳目”設下伏筆。
露出朽木模樣的電線杆，次第換成鋼筋水泥澆灌，高大英挺，上麵的燈型也設計一新，光茫雪白，改造了夜景。
再到後來，新建的公寓安裝朱紅大門，大飯店采宮殿式紅椽碧瓦，“壓力克”出現，商店的招牌用工業技術製作，一眼望去，長街儼如懸燈結彩，加上紅色計程車滿街流動，布成一片燦爛。
第三期經濟建設計劃是一九六一年開始的，“經濟起飛”的口號也是此時提出來的。社會進步首先反映在女人的臉上，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必然產生美女，台北街頭多麗人，豔陽天，柏油路，蹬著高跟鞋的女孩比她們的姐姐姑姑當年漂亮，布料紡織染色進步，人要衣裝，家庭講究營養，飲食造人，隻見血色豔麗，明眸皓齒，玉腿修長，上麵再也沒有蚊蟲叮咬的創痕，“紅豆冰棒”一詞從此消失。
以前常見老翁坐地修理木屐，現在妙齡女郎擺設攤位修補玻璃絲襪，不時有摩托車呼嘯而過，後座妙齡女郎的長發隨風揚起。“隨手關燈”的字樣不見，商家推行“分期付款”，勸人“先享受”，報紙刊出學者的新說：“節儉是落後地區的道德”。
社會繁榮也反映在服務業上。小吃店的廁所改稱洗手間，再改稱化妝室，門牆油漆得光潔悅目。商店晉級為百貨公司，理發店晉級為理發廳，中南部農村的少女一批一批湧進大城謀職，她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麽，知道應該怎樣做，她們做店員，你買東西方便多了，她們做理發師，你理發也舒服多了。想當年洗頭的時候，水溫忽冷忽熱，如同得了瘧疾，刮臉之前，熱毛巾突然蒙住口鼻，燙得你幾乎窒息，如果顧客有心髒病，這就是謀殺。說時遲、那時快，好像一夕之間這些俱成陳跡，處處給你新的待遇。
我初到台灣的時候很難看到冷氣，曾幾何時，沒裝冷氣的計程車無人乘坐，沒有冷氣的商店無人光顧，飯店一定有冷氣，吃飯喝茶不再汗流浹背，還可以聽到音樂，高級飯店還聘請歌女現場駐唱，給你下酒。
想那些我蹉跎的歲月！青天白日下，國旗鮮豔，永不褪色，大禮堂內國父遺像臉上卻爬滿小蟲。我身高一米八五，人家端詳我，不再說“你可以當排頭兵，扛機槍”，而是說“你這身材不會跳舞，簡直暴殄天物”。青年戰鬥訓練變成娛樂，防空洞供男女幽會，逃家的孩子也在此藏身。年輕的小說家隱地，曾租住加以裝修的防空洞，成為有史以來別出心裁的書房，文壇一景。“國貨公司”充斥法國酒、美國煙、英國衣料，漫畫家問“這是哪國的貨？”“中廣”公司打破創建以來的傳統，播送流行歌曲，節目部儲備廣播劇的音效資料，從軍中錄來各種號音，希望我能一一注明用途，我已大半不能分辨。
長話短說，台灣十年生聚，大眾開始追求舒適，社會也急急忙忙提供舒適。那時所謂舒適，不過是“人生的意義就是甩掉皮靴躺在床上”，那麽枕戈待旦就免談了，“麻將不離手，小吃不離口”，也沒有多大罪惡，那麽臥薪嚐膽去他的吧！讀者大眾麵對文學作品，他有星期六的心理，不是星期一的心理，他是進戲院的心理，不是進課堂的心理，他是放假的心理，不是加班的心理，是穿便服的心理，不是穿禮服的心理，是準備約會情人，不是準備拜訪教授。個人主義、享樂主義、現實主義也都是大勢所趨，潮流比人強，那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埋在線裝書裏吧！
讀者的口味發生無情的改變，我們曾經信奉古典主義時期一位大師的主張，文學要“給讀者以知識，給讀者以教訓，給讀者以娛樂”，現在他們隻要娛樂。他們不再願意“聽戰敗的故事，作戰勝的夢”，分擔曆史的壓力，也不欣賞那些半醉不醒的喃喃囈語，顛倒常情，人生怎麽會是這個樣子，如果人生確實如此，他們也要逃避。
小說組的學長張雲家，為了辦文藝函授學校，向政府申請登記，公文批下來，把文藝列入“娛樂事業”，我們大驚稱怪。查問之後，得知這是美國的職業分類，台灣搬過來照用。我們頓時有一落千丈之感，“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原是一個馬戲團（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發現中國大陸上有幾家報紙，幹脆把文學副刊附加在娛樂版之內了）！
以前，中國的小說人人懂，大家可以有不同層次的“懂”，現代主義“基要派”的小說難懂，你讀了，全懂或者全不懂，你得照著批評家的規格去懂，大家所“懂”者相同。這樣，現代主義的文學作家就站在文學金字塔的尖端，成了少數，他們很自負地、很愉快地脫離了大眾。
文評家和文學史家特別看重這些人，文學藝術永遠需要創新，創新不惜冒進，別人跟不上來。創新“可能”失敗，但守舊“必然”失敗，創新失敗還可以給後人留下啟發，留下借鏡，成為文學園地的綠肥，所以有遠見的人都會站在他們一邊。這樣的作品恐怕也隻有對現在的作家有意義，或者對將來的讀者有意義了。
也有一些作家，他們的人數稍稍多一些，他們本來也有那種銳敏，也有那種才氣，現代主義大潮湧現時，他們也曾初試啼聲，受人器重，他們左手牽住的是白日飛升的仙人，右手握緊的是貪戀凡塵的眾生，究竟跟大多數文學人口難割難舍，進兩步退一步，終於鬆開了左手。這些作家居於金字塔的中層，他們從兩邊得到一些，也都從兩邊失去一些，文評家希望這些中堅分子“先普及文學、後提高讀者”，看來普及有功，提高有限。
還有一些作家，明快果決，豎起通俗文學的旗幟。“但願文章中天下”，通俗就是通俗，“俗”而能“通”，也非泛泛可以做到。我愛文學，我愛銷路，我愛群眾，有何不可？那些把文學標尺磨成一把利刃向我割席示威的人，恐怕是因為沒吃到葡萄，那一束叫做文藝批評的鮮花算什麽，那幾行叫做文學史的墓誌銘算什麽，這是什麽年頭了，君不聞“錢在說話人在聽！”六十年代，這些作品是文學人口的速食，報紙雜誌爭相延攬，書市場為之一片火紅，達官貴人富商大賈，這才對“文學”一詞有些新的印象，這是金字塔的基層。
我不舉例，我並非在寫文學史，我想說，文學人口的割裂分化，從那時就開始了，六十年代，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選邊站。我是在中間插隊落戶的，我一直緊緊拉住兩邊，直到雙手酸麻，同時放開。市場機製一旦自動執行，也許隻有“偉大的作家”可以改變，但當代並無那樣的作家，或者時代已不複出現那樣的作家，於是狹義的文學屬於小眾，山高月小（我首先使用“小眾”一詞，後來學者又由日本引進“分眾”）。廣義的文學民有民享，江河日下。到了“後現代”，“文學作品”對讀者大眾的神經還有多大交感互動？也幸虧大眾還有電視劇可看，有網路可讀，文學因緣藕斷絲連，文學史家睜大眼睛等待轉機。
大眾由求舒適進而求逸樂，求生理刺激，色情讀物也昌盛一時。色情讀物一稱黃色書刊，“黃色”一詞來自西風，十九世紀美國出現低級趣味的報紙，用黃色紙張印刷，被稱為黃色新聞，延伸出黃色歌曲、黃色小說。
據我耳目所及，五十年代有一位貴婦人小試出版事業，她從美國的冷戰經費中拿到一筆錢，辦了一份周刊，參與反共宣傳。這份周刊篇幅不多，沒有封麵，也不裝訂，外形仿佛一份小報，用今天的話來說，它是消費式的讀物，鎖定爭取一般小市民。貴婦人對這等事不甚了了，信任她在香港物色的主編，主編引進香港的“一毫子小說”（花一毛港幣可以在地攤上買到的小冊子），每期刊載一個短篇做頭條文章。
這個短篇不算很短，占據四分之三的篇幅，一次刊完。故事情節公式化，中共的女間諜以色相引誘國民黨的男間諜，幾番風雨，男性英雄以床上功夫征服了女性敵手，於是女間諜交出工作機密，中共的情報網瓦解。別小看了這個模式，張愛玲的小說《色戒》，李安拍出來的電影《色戒》，無非如此，張愛玲寫得含蓄，李安拍得精致，貴婦人那份周刊哪裏能比？那些作者文筆粗劣，情節醜惡，即使《十日談》、《洛麗泰》、《金瓶梅》、《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作者一一複生，也無法為他辯護。那些作者對情報工作也毫無認識，所謂“任務”，幼稚簡單，“反共宣傳”徒然誘引低級原始的欲念，恐怕還隻限於對低級的原始人。
貴婦人興趣廣泛，她的周刊匆匆收場，市場的潛力仍在。那時有十幾家內幕雜誌，以報道政壇內幕為號召，政壇當然有內幕，可是他們怎能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怎敢公布，所謂內幕隻有一個聳動的標題，真正的生存之道還是要繼續開采“黃礦”，當作“賣點”。這些雜誌每期都有黃色故事，寫的是升鬥小民淫亂荒唐。這些作者比較用功，能把《素女經》、《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之類的性典譯成白話，拿來描寫人物的動作，發表以後，陸續印成小冊子，交給報攤半公開發售。那時大家稱這些東西為黃色讀物，沒得玷辱了“小說”二字。
黃色讀物漸漸滲入青少年的閱讀範圍，進入學校。未經報道的消息說，有一天，某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學突然集合學生檢查書包，發現半數學生是帶著那種小冊子來上課的，這件事引起教育界人士的憂慮。
那幾年下班以後，我常獨自坐在新公園的長椅上冥想，遠處有穿著校服背著書包的女生走進，四顧無人，坐下來看書，看完了，四顧無人，隨手丟進路邊的垃圾筒裏。她走後我悄悄去撿起書本察看，不出所料，正是那種小冊子。
那時沒有民意調查，隻能如此如此，略見一斑。
那個“惡名昭彰”的文化清潔運動“除三害”，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中出現的。某天早晨，我打開《中央日報》，赫然有“中國文藝協會”的宣言，說是文化界有“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黑色的罪”，必須掃除。宣言由全體會員署名，我也在內，事實上“文協”總幹事照名冊抄錄，沒有通知我們。
當時我想，中共辦這等事，也要開個大會舉手表決，有個形式，走個過場，想不到“文協”看得透、做得出，幹脆都省了。我當時想，以後也許還有個什麽樣的運動，我也不知不覺成了發起人，心中立時發生反感，怪不得當年梁實秋、錢歌川拒絕參加“文協”！雖然我也認為黃色有害，卻始終未寫一字，未發一言。
事後知道，這件事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幕後主動，“赤色的毒”，“黃色的害”都無須解釋，所謂“黑色的罪”，指的是某些“文化人”以揭發陰私勒索錢財。其時“赤色”全被警備司令部壓製，“黑色”代表性很小，主要目標是對付黃色，“文協”作業時並稱三害，借重曆史人物的光環引人注目。
依中央黨部作業人員估量，“黃色”確已成為社會大患，除害符合大眾意願，“赤色”、“黃色”相提並論，出自蔣介石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那年代蔣介石說話也是一句抵八千句。想不到運動出門，輿論界齊聲反對，《自由中國》雜誌一字千金，《聯合報》也有它的權威地位，“中廣”公司是黨營事業，節目部主任邱楠也公開說，除三害運動沒有法律根據，報刊可以向法院提出控訴。輿論一片叫停，演出頓失精彩。
反對的理由是維護言論自由。我當時很難理解，民營大報為何要把色情書寫的自由、新聞報道的自由、批評時政的自由綁在一起，後來弄明白了，民營報紙正發展“社會新聞”，開拓銷路，社會新聞采登社會上發生的犯罪案件和色情事故，前者如搶劫、殺人、強奸、貪汙，後者如通奸、亂倫、婚變、戀愛糾紛，在在和讀者的七情六欲相應。軍國大事的消息平板空洞，好像與自己並不相幹。社會新聞的記者大都有文學天才，擅長捕捉細節，也擅長加入想象把事件放大。“文協”掃黃，等於向社會新聞的正當性挑戰。
“文協”的領導人張道藩支持除三害，他對新聞界發表公開談話，其中有這樣幾句：“假如有一天，不幸報紙也成為黃色新聞的大本營，人手一份，甚至我們將來有了電視，更變成黃色文化的放映機，深入每一個家庭，這個問題就不堪設想了！”這話打擊麵太大了，簡直把報紙列為假想敵嘛，道公到底是書生，不知道“拉攏明天的敵人，打擊今天的敵人”，結果引起報界更大的疑慮。
當時新聞界給這個運動定了性，今天的研究論文據以給這個運動定了罪。
在我看來，這個運動失敗了，依舊依舊，黃肥藍瘦。主持《自由青年》半月刊的呂天行是雜誌界的名人，他借用三個人的名字說明情況，這三個人跟雜誌報紙沒有關係，呂天行把名字抽離本尊，僅僅使用文字表麵的意思，牽強附會，聊博一笑。第一位台大知名的教授黃得時（黃色得天時，雜誌內容色情當令）。第二位台北市長黃啟瑞（雜誌創刊靠黃色一炮而紅，打開銷路）。第三位曾任軍法局長的新聞人物包啟黃（打開雜誌看，包你是黃色的！）。由於三位黃先生的知名度很高，呂天行的妙語成了當時文化界熱門的談話資料。
經此一役，黨中央看清張道藩對社會實在沒有什麽影響力，“文協”不堪大用，據我記憶，自此以後，道公專心做他的“立法院長”，對文化工作再也沒有聲音，“文協”也“躲進小樓成一統”去了（後來連“小一統”的局麵也出現嚴重危機）。
除三害旨在貫徹蔣公的意誌，卻任由“文協”孤軍深入，片甲無回，哪像新聞界反對出版法修正案，陳誠放話擺平、“立法院”反對電力加價，黨團運作擺平？這又是為什麽？
天威難測，予忖度之，種種跡象顯示，蔣公高下在心，政府畫下了紅線，領袖的英明偉大，第一家庭的尊嚴，反共國策的道德基礎，軍隊特務的“聖雄”形象，絕對禁止碰觸，同時也讓出空間，允許官吏有些貪汙，人民生活有些腐化，工商有些為富不仁，輿論如同花匠，可以修枝剪葉，這樣可以給人民的精神苦悶留下出路，所以天不滅黃。
現代小說作家要釋放潛意識，選用題材有“性解放”的傾向，卡繆寫的《異鄉人》，男主角聽到他的母親死了，他的反應是去和女朋友做愛，一時奉為經典。某一天，我和幾位小說作家聊天，有這樣一段話：
——內戰期間，華北某地的一個小夥子被國軍抓去當兵，輾轉來到台灣，當年他十幾歲，現在三十多歲了。如果有一天他回到故鄉探望老母，老人家的雙眼已經瞎了，他們母子怎樣相見？
——盲聾作家海倫凱勒拜訪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她用手仔細摸了艾森豪威爾的臉。
——好！就讓母親用觸覺認識兒子，這個題材要怎樣處理才算“現代”？
——她摸遍兒子全身，如果連生殖器也摸了，那就很現代！
於是引發一場大笑。
那時，小說對“性”仍是點到為止，我問一位小說作家，現代小說是文學中的異味，你們為什麽沒把“性”當做大菜端上來？他說黃色讀物泛濫，我們不蹚這渾水。
可是“天下萬事皆有定時”，到了彌賽亞應該出生的時候，你就是把全城的嬰兒都殺了，也抵擋不住。一九六二年九月，著名的女作家郭良蕙出版了她的長篇小說《心鎖》，書中對性愛的描寫“自五四以來最露骨大膽”。一九六三年一月，“內政部”下令查禁，四月，“中國文藝協會”和青年寫作協會開除她的會籍，郭良蕙的聲望陡增，《心鎖》盜印本的銷路也一倍又一倍增加，禁書無用，這又是一個例證。
《心鎖》的寫作技巧並無多少突破，取材卻非常前衛。據我所知，《心鎖》先由《征信新聞》（《中國時報》前身）副刊連載，老編徐蔚忱已對原稿略作刪節，書店出版時，郭女士又在剪報的文本上有幾處割愛，可是出版後仍然引起軒然大波！可見她創作時領先的程度。
“文協”開除郭良蕙，由前輩大作家謝冰瑩在理事會上提出。“文協”未設理事長，會務由常務理事輪值，那天晚上輪到趙友培主持會議，他非常謹慎，依照議事規則處理這個提案，自己完全中立。提案人認為郭良蕙長得漂亮，服裝款式新穎，注重化妝，長發垂到腰部，在社交圈內活躍，既跳舞又演電影，引起流言蜚語。當時社會純樸，她以這樣一個形象，寫出這樣一本小說，社會觀感很壞，人人戴上有色眼鏡看男女作家，嚴重妨害“文協”的聲譽，應該把她排除到會外。謝老前輩言詞激烈，態度堅定，說服了其他理事，通過提案。那時張道藩常常不能到“文協”開會，他定下口頭公約，缺席的理事對會議通過的議案，事後隻能同意，不得反對。他和陳紀瀅都覺得對郭良蕙無須這樣激烈，但也都在“公約”的約束下默認了。
青年寫作協會開除郭良蕙，出於鳳兮堅持。他說青少年看內幕雜誌，老師可以沒收，可以處罰，《心鎖》出版後，它是文學，學生書包裏有“文學”老師不知怎麽辦。青少年看內幕雜誌，偷偷摸摸，怕人發現，“文學”可以大大方方地閱讀，男生可以大大方方把它介紹給女生，少男少女無異服下催情劑，一切過程都縮短了，此風絕不可長，青年寫作協會的宗旨是維護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不能有這樣的會員。
開除定案，各報登出消息。那時大家認為“文協”、“青協”都是代表官方，無論做什麽事大家都冷淡對待。強烈的反彈來自香港，大部分刊物禁止入境，所見二三，持論不外是創作自由之類。獨有一家《七彩畫報》（中外畫刊？）在文藝版刊出一篇文章，它說文藝社團不去保護作家，反而順從政府的好惡打壓會員，這是“世上最無恥的行為！”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嶄新的角度，我把這篇文章拿給趙友培先生看，他默然無語。
後來友老告訴我，他已向道藩先生進言，“文協”和政府的關係，可以由相輔相成調整為“相異相生”，“文協”專門協助作家創作發表，給作家營造有利的環境，作家被捕，“文協”作保，作家坐牢，“文協”送飯，作家挨罵，“文協”勸架，作家遭謗，“文協”調查真相後澄清。政府的願望無非是文藝步步向前向上，“文協”也是，彼此著力點不同，效果卻能相加，道公聽了十分讚成。道公晚年在口述回憶錄時表示，文協唱“紅臉”，警總唱“黑臉”，殊途可以同歸，不過他已沒有機會實行。
想當年國民黨還有“迷信”，以為風氣風俗可以由一二人轉移，可以挽狂瀾於既倒，錯錯錯！莫莫莫！文藝工作逆水行舟的事，黨部好像從此不做了！
郭良蕙的反應又是如何呢，據說她十分沮喪，“冷對千夫指”畢竟很難，八十年代《心鎖》解禁，新聞記者造訪，她才正式說出感受。一九六五年我接編《征信新聞》人間副刊，刊載她心鎖事件後的第一個長篇《青草青青》，內容很“清潔”，我去信讚許她寫得好，一麵心中暗想，她好像並沒有意識到她在文學發展中的角色。
台灣文藝界曾經有人討論，作家創作究竟應該“做得早”、還是“做得好”？做得早、開風氣，做得好、集大成，都可以在文學史上留下名字。做得早是馬背上的皇上，做得好是龍椅上的皇上，馬背上到底風險大，風霜多。《心鎖》一出，台灣的“色情讀物”晉級為“色情文學”，八十年代，色情文學又晉級為“情色文學”，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郭良蕙是先驅，也是先烈，她做得早，未能做得更好。
小說當然可以寫“性”，小說表現人生，“性”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今天文學有商品的性格，作家寫性，究竟是出於商業動機、還是藝術要求？如果兩者都有，孰輕孰重？社會付出成本，回收的是什麽？這個問題到現在也沒有解決。世上有些問題也許永遠不能解決，最後不了了之，色情情色，是否也到了這個“無是無非，亦是亦非”的境界？
那時色情大軍之中沒有一兵一卒是台灣人。曾經讀到陳秀美教授的論文摘要，他說色情文學是“外省作家的第二個出身”。那麽第一個出身是什麽？反共文學嗎？思想起來，好不令人汗顏。
可是“天下萬事皆有定時”，八十年代前後，本省作家後生可畏，藝高與膽大成正比，寫“性”更細致淋漓，也得到更大的聲譽，學者改稱“情色小說”，一字顛倒，亮出藝術護照，作品介紹見之於《紐約時報》的書評，大英百科全書寫入每年一本的“別冊”，天下地上，再無貶詞。這也是“外省播種本省豐收”嗎？不知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外省作家的罪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