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燈:我與《公論報》的一段因緣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公論報》是台灣大老李萬居先生創辦的日報，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創刊，那時台北市僅有《新生報》一家大報，新辦報紙發展的空間很大，《公論報》得天時。李萬居是台灣雲林人，早年留學法國，學成後參加國民政府對日抗戰，既受政府重視，也得地方愛戴，《公論報》得人和。他以台灣人來台灣辦一份地方性的報紙，“地利”更不成問題。創刊以後也曾受十方矚目，贏得“台灣大公報”的美名。
《公論報》副刊名叫“日月潭”，創刊時由陳玉慶主編，副刊的名稱是他取的，常刊登黎烈文、靳以、豐子愷、畢璞的文章，頗有一番盛況。後來他另有高就，文學評論家王聿均接編，也曾刊登胡適、陳其祿、施翠峰多位名家的文章，也曾主辦文藝周刊，陳紀瀅、趙友培、葉石濤、李辰冬、王集叢諸家雲集。後來王聿均辭職專心研究史學，與文藝界漸行漸遠，一九五二年蕭鐵接編“日月潭”，這時《中央日報》已遷來台北，《民族報》已創刊，《中華日報》已設北部版，聯合報的前身《聯合版》已出現，《公論報》需要和他們一爭長短。
蕭鐵曾主編《掃蕩報》副刊，《掃蕩報》因經營不善停刊，他有挫折感，很想借《公論報》副刊一償未了之願。他約我為“日月潭”寫那個名叫“小方塊”的專欄，所謂“小方塊”，是在副刊固定的位置、由固定的人執筆，刊出一篇八百字的短文，四麵用直線圍成方形，夾敘夾議，亦莊亦諧，評論眼前大家關心的事情。那時中央、新生兩報副刊都有這種方塊，很受歡迎，蕭老編想急起直追。我不願寫這種惹是生非的文章，再三婉謝，蕭老編說：“老弟！我四十歲了，不能再失敗，你要幫我的忙！”他介紹我進《掃蕩報》，又介紹我進台灣電台，他這句話對我有千鈞之重，我隻有勉為其難。
我決定寫讀書，寫看戲，寫中西格言，寫風土文物，我避免評述當前人物的賢愚和施政得失，大體上我學周作人、培根、愛默生，不學魯迅。我還沒有摸到寫方塊的訣竅，總是在一篇短文裏使用了太多的材料，三個月後漸漸力不從心，我腹中實在沒有那麽豐富的蘊藏，蕭鐵也在“中廣”公司節目部工作，天天見麵，壓力很大，不能斷稿，沒奈何終於向當天的新聞找話題，新聞天天層出不窮，材料也就取之不竭，寫小方塊的人自來都是跟新聞，我不能例外。
還記得我曾批評高雄市長謝掙強，謝掙強在台中當麵問李萬居，你辦的報紙怎麽罵我？李社長愕然，原來他從來不看副刊。他回到台北找出那篇文章，對編輯部說了一句話：“這哪裏是罵？”我這才知道李社長曾經有一份名單交給編輯部，榜上列名的人都不能罵，新聞中若有是是非非牽涉到他們，都要刪除，這是李社長獨一無二的作風，可以看出他為人坦誠厚道。我看到那份名單，其中沒有謝掙強，也沒有一個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的人，據說那些人都是捐錢支持辦報的鄉親，他們不搞政治活動，名字沒有機會見報，除非什麽緋聞之類。
一九五三年以前，吳國楨做台灣省主席，政府要人之中隻有他支持《公論報》，我因寫方塊而勤讀《公論報》，沒有看到一篇捧吳的文章。有一天新聞報道吳氏的公開談話，他勸公務員“向下看”，政府管理眾人之事，眾人都在下麵，越往上看，看到的人越少，越往下看，看到的人越多，你做的事情越能滿足眾人的需要。這條新聞倒是《公論報》的獨家，我讀後大受感動，立即寫了一篇短評發揮一番，《公論報》似乎隻有這一篇文章捧了吳國楨。
我對李萬居社長蓄積的敬意越來越多，可是《公論報》的景況越來越壞了，紙張油墨的品質低，染黑了讀者的兩隻手，鉛字不能每天更新，字跡難以清晰美觀，新聞來源狹窄，副刊稿費先是降低，後是拖欠，最後根本不再寄出稿費通知單。蕭鐵頓足長歎：“完了完了！《公論報》走上了《掃蕩報》的舊路！”他說報館一旦鬧窮，什麽錢都不能欠，隻能欠稿費，但是節流節到作家的柴米油鹽，絕對不能挽救報紙刊物的危亡，他在新聞文化界看過一些興衰，深深了解這是一條絕路。
蕭鐵病了！一九五三年四月住進台大醫院，住院期間，他推薦我代編“日月潭”，報社同意。我立即停寫方塊文章，我對會計室說，月初發薪水的時候，請他們通知蕭太太領款，我不要任何酬勞。那時台大醫院是台北惟一的高水準醫院，病床都控製在某些人手裏，住院要講關係，《公論報》的記者竟要不到病床，還是《中央日報》記者王康出麵促成。台大醫院號稱“台灣人的醫院”，居然如此蔑視台灣人辦的報紙。入院以後，醫生來問病情，順便問到病人的職業，聽到《公論報》的名字，居然問“你們的報紙在哪裏出版”？台灣籍的醫生居然完全不知道台灣人辦了這樣一張報紙，蕭老編對我發了一陣感慨。
蕭鐵住院治療四個多月，出院後身體衰弱，勉強可以到“中廣”新聞組值班發稿，不能到《公論報》編報，但是《公論報》的工作不能放棄，不僅要靠那一份薪水，他還住了報社的宿舍，“日月潭”仍由我繼續代勞，我仍然不要任何報酬。
我與報社增加接觸，知道了一些事情。李萬居社長連任三屆省議員，競選需要花錢，他本身並無雄財，難免挪用報社經費，他為人清廉耿介，不肯利用職權斂財，挪用的款項無法歸還，報社財務狀況因之惡化，可見他對整個生涯缺少通盤久遠的規劃。
吳國楨做省主席的時候，也曾支持《公論報》的發展，他曾委托《公論報》代印“統一發票”。省政府防止商家漏稅，規定每筆交易超過新台幣十元者必須開發票，而發票由省府統一印發。可想而知，《公論報》攬到一筆大生意。不幸《公論報》的印刷工廠不能按時交貨，害得全省商店沒有發票使用，營業幾乎停頓，這筆生意吹了。
吳國楨又委托《公論報》編台灣省年鑒，規定省府所屬機構一律預約，這也是一筆長期生意，可是《公論報》收了各機構預交的費用，年鑒卻編不出來，這筆生意也斷了！
一年一度，省議會要對省政府進行“總質詢”，每年此時，重量級的省議員李萬居，必定針對省政缺失，提出許多尖銳的問題，果然是言人之所不敢言，即使是對吳國楨也不客氣。他的質詢照例是《公論報》第一版頭條新聞，這是李先生的風骨膽識，也是《公論報》的一個賣點。
吳國楨下台以後，俞鴻鈞當主席，省政府的一位廳長答複李萬居的質詢，他指出，各民營報紙處理這樣的新聞，照例把質詢全文用大一號的字排在前麵，官員的答複照例用小一號的字登在後麵，而且質詢一字不漏，答複語焉不詳，他認為太不公平。李萬居當即對他說，你看明天的《公論報》好了，保證你的答複登在前麵，我的質詢登在後麵，用一樣的字體，也一樣詳盡。
省議會在台省中部開會，采訪記者要把新聞稿托付北上的火車帶到台北，編輯部派人到台北火車站取稿，也不知哪個環節出了毛病，《公論報》沒收到這份稿件，第二天《公論報》上也就沒有這條新聞，李社長大失麵子，雖然再過一天可以補登，但頭條新聞竟是別家報紙的舊聞。
由以上幾件事故看，《公論報》已失去競爭的能力。
近人惋惜《公論報》之困頓憔悴，大都強調政府的打壓，忽略了李萬居先生領導和經營上的缺點。打壓當然是有的，最出色的記者，最重要的主筆，最得力的經理人員，先後因案入獄，不過《公論報》始終人才濟濟，表現了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精神。那年代各報都在高壓之下，《新生報》喪失的精英也很多，那些人的遭遇也更慘烈。今天回想，《公論報》仍有他的優勢，依國民黨的政策，他必須留下一份本省人辦的報紙，予以較多的自由，對外裝點民主門麵，對內安撫本土人心，最好是留下兩家本土報紙，使他們互相牽製，一如他留下外省人辦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在這種政策之下，《公論報》應該享有優先名額，辦報的人要能拿捏火候，得寸進尺，得尺退寸，常常擺出姿勢引誘他容忍，乘隙冒進，長期抗戰，積小勝為大勝，別人能，《公論報》不能。這也許是李萬居社長可愛的地方，但“可愛”不能保證事業成功。
那些年，各軍事單位、各縣市的機關學校曾經接到公文，必須訂閱“公營”的報紙，訂費才可以報銷。所謂公營，暗指黨營的《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或省營的《新生報》。民營的《聯合報》崛起，大家愛看，推銷報紙的商人和訂戶合作，每天送來的是《聯合報》，月底送來的收據是《中央日報》，可是《公論報》完全沒有這樣的吸引力！各報的內容開始多元化，李社長仍然全神貫注社論和第一版的頭條，不及其他，驚人的頭條新聞隻能偶爾有，驚人的社論可供外國通訊社摘要發出電訊，博得國際聲譽，市場效用很小。《公論報》雖有最好的主筆如夏濤聲、倪師壇、鄭士鎔、朱文伯、謝漢儒、李梅生，也都難以戰術補救戰略的錯誤。
至於廣告，我在《公論報》初學乍練的那幾年，工商業不發達，廣告難得，各報倚賴“交際廣告”和政府公告。交際廣告是台灣特產，送行祝壽追悼都可以登廣告表示，一大群親友署名，注明“有誌一同”，十分新奇。政府機關招生、放榜、招標、開標必須登報公告，這種公告隻送給“公營”報紙刊登，“私營”報紙無份。後來台北市的九家“私營”報紙首先給自己正名為“民營報紙”，並成立“台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向政府力爭。一九五二年，省政府規定，“每一份公告送三個單位刊登”，“台北市民營報業廣告聯營處”算一個單位，也就是九家民營報平分一份廣告費，《公論報》也是聯誼會成員，應該有份。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日，蕭鐵再度住院，三月十七日早晨六時，以胃潰瘍兼肝硬化病逝，享年僅四十歲，結婚五周年，有二子一女。臥病期間，王康照料最多，逝世後友好治喪，王康出力最大，十四年後，王康在台北市記者公會出版的《采訪集粹》中寫懷舊文章，稱蕭鐵為編輯采訪和文藝寫作的全才，為老友立下記錄，卻隻字未提自己當年的義行。
蕭鐵湖南長沙人，本名蕭挹湘，名字像詩人。抗戰發生，投入《掃蕩報》工作，報社保送入中央軍校十四期深造，改名蕭鐵，表示軍人要有堅強的意誌，但是畢業後回報社主編副刊，一生未脫離新聞文化界。一九四四年一月，熊佛西在桂林辦《當代文藝》，蕭鐵擔任編輯，桂林新文學雜誌社出版新文學小說專號，蕭鐵主編。抗戰勝利，擔任南京《和平日報》記者、中央通訊社記者、“中國廣播公司”新聞編輯、台灣《掃蕩報》副刊主編、《公論報》副刊主編。作品以報道文學見長，也寫小說和劇本，散文淺白親切，堪稱白話文學的示範，待人接物也坦誠平實，一如其文。他去世前夜夢見回湖南打遊擊，算是軍校教育在他的靈魂上留下的烙印，令人泫然。
出殯那天，我由殯儀館到火葬場含淚參與，“中廣”總經理董顯光、代總經理曾虛白，《掃蕩報》社長蕭讚育、副社長易家馭，都沒有現身，也沒送花圈表示悼念，王康大歎人情澆薄。《公論報》社長李萬居也沒來，他派主任秘書到場問我“由‘中廣’公司帶來多少治喪費”，我隨口回答新台幣六千元，他掏出一張空白支票，填上六千元的數目，把支票交給蕭太太，坐上三輪車揚長而去。天哪，事實上“中廣”公司一文未出，那一丁點子喪葬費還得檢具死亡證明書向中央黨部申請，我帶來的六千元乃是全體同仁的奠儀。那時沒有保險製度，某一同仁有重大災害，照例由眾家同仁捐款支應，同仁死亡時，辦理喪事的人立即提早募集奠儀，請會計室墊付，日後再從各同仁的薪水中扣還。我和那主任秘書都誤解了對方的語意，天哪，那時《公論報》的財務狀況已經嚴重惡化，晚上印報用的紙張油墨下午才進貨到門，六千元啊！我在“中廣”公司的薪水每月三百元，一般同仁所送的奠儀不過五十元，倉促之間我呆了。蕭鐵在國民黨旗下效命十六年，為《公論報》效力才兩年，李萬居社長顯然是不要輸給“中廣”，受了我的誤導一擲六千金。我望著主任秘書的背影，難過了一陣子。
蕭鐵既已仙逝，我即向編輯部交出代理的工作，後來報社又找我正式接編，這年我二十九歲。我那時還有虛榮心，總覺得在這種因果關係中得到一份工作很有麵子，可是我也得對作家負責，報社知道我心裏想什麽，主動說“稿費一定要發”。可是這句諾言並未兌現，我又沒學會斷然求去，立場十分艱難，我還沒學會怎樣處理這種艱難，隻能一天一天熬過。
我在代編期間，已知“日月潭”嚴重缺稿，我想起努力寫作逐漸得名的本省籍作家，他們也許念鄉土之誼“捐”出幾篇稿子。我從林海音女士處討來一份名單，以蕭鐵的名義發出約稿信，隻有廖清秀寄來散文和短篇小說，還寄來悼念蕭鐵的文章，非常難得！
我正式接手以後，有人替我籌畫，那時香港的報刊不準在台灣行銷，台灣的讀者看不見香港發表的文章，報社可在香港請人剪報寄來使用。香港環境複雜，作者的背景難明，《自立晚報》副刊轉載香港的文章出過嚴重錯誤，我沒那個擔當。
幸虧這時（一九五四）李辰冬教授創辦文藝函授學校，約我批改作業，我心念一動，我是夏丏尊的信徒，願意在文學路上做提燈人，正好拿他們寫的文章登在“日月潭”上，無論如何，習作變成鉛字，對他們是一大鼓勵，他們也欣然同意。那時學習文學寫作的風氣大盛，參加函校的人很多，後來在詩歌、散文、小說各領域內都有人成為名家。李博士從未借學生的成就抬高自己，那些成了名的人也多半不提這段經曆，我讀名詩人瘂弦的自述，高僧聖嚴法師的自傳，他們寫下當年初學的經過，不過我那時沒有看到他的作業。
那時新詩再度革命，稱為現代詩，副刊對尚在實驗階段的作品總是推拒，惟有“日月潭”可以說虛席以待，不僅每天都有一首詩，每星期還有一天全版是詩，號稱新詩專頁。這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可是被我自己的“解釋”弄砸了。有人問我為什麽登那麽多新詩，我應該說詩如何重要，現代詩的遠景如何遠大，那時我還沒學會像寫社論那樣致辭，竟然用寫雜文的口吻漫談，我說《公論報》很窮，詩人不要稿費，我說《公論報》校對粗疏，錯字很多，現代詩用字匪夷所思，即使排錯了讀者也看不出來。我不知道那人是來摸底的，一下子把詩人都得罪了，四十年後，我把這一段掌故告訴詩人梅新，他說了兩個字：糟糕！
確實糟糕，藍星詩社直接和編輯部接洽，副刊每周減少一天，開辟新詩周刊。他們沒和我連絡。五十年後，詩人向明告訴我，那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創刊。多年以後，現代詩人縷述創新聲開風氣的艱難，記下某報某刊經常采用新詩，列為知音功臣，無人提到“日月潭”的名字，我對《公論報》有愧了。
《公論報》名記者林克明對我有很多支持，他翻譯了《安妮日記》交“日月潭”連載。安妮是猶太女孩，父母為逃避納粹迫害，藏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城外一家工廠的密室內，安妮從那天起寫日記。那年她十三歲，她寫了兩年，然後全家被人出賣，荷蘭納粹將他們送回德國集中營。安妮在大戰結束前得了斑疹傷寒，不治身死，她的日記留下來，安妮死後三年出版，立刻造成轟動。林克明是這本日記的第一個中文譯者。
他還經常供給影評，文筆見解都很出色。那時電影生意發達，凡是熱門的片子都有“五大”：大導演、大明星、大公司、大銀幕，還有一項是大廣告。影片商人肯花錢宣傳，但是也常常挾廣告影響報社的新聞和影評，《公論報》的廣告少，受到的幹擾也少，那些影評獨立而獨到，確是副刊版麵上可以稱述的一欄。後來知道影評出自林夫人婉如女士手筆。
編輯部還有黃己辛先生、林伊祝先生，文筆極好，也幫了我的忙。
我大概編到一九五五年，無力支持，提出辭呈，報社請劉枋女士接任，以後我賣文買米，逐水草而居，漸行漸遠。劉枋晚年在“爾雅”出版文集《小蝴蝶與半袋麵》，書中有她自己寫的小傳，其中竟然未列主編《公論報》副刊，可以想見她這一段工作經驗的滋味。
一九五九年九月《公論報》忽傳停刊，不久複刊，但所有權易人。據說李氏請人增資，有錢的大股東反客為主，李公退出舞台。一九六六年李萬居先生逝世，我到靈堂鞠躬致敬，追憶舊緣，久久不能離去。李先生愛台灣，愛新聞事業，愛曆代名賢風骨，但辦報如操舟弄潮，怎一個愛字了得。許君武曾說，中國報業可以分作三個階段、三種形態：書生辦報、流氓辦報、企業家辦報。李先生的失敗象征書生辦報的時代真正結束了。
《公論報》副刊名叫“日月潭”，創刊時由陳玉慶主編，副刊的名稱是他取的，常刊登黎烈文、靳以、豐子愷、畢璞的文章，頗有一番盛況。後來他另有高就，文學評論家王聿均接編，也曾刊登胡適、陳其祿、施翠峰多位名家的文章，也曾主辦文藝周刊，陳紀瀅、趙友培、葉石濤、李辰冬、王集叢諸家雲集。後來王聿均辭職專心研究史學，與文藝界漸行漸遠，一九五二年蕭鐵接編“日月潭”，這時《中央日報》已遷來台北，《民族報》已創刊，《中華日報》已設北部版，聯合報的前身《聯合版》已出現，《公論報》需要和他們一爭長短。
蕭鐵曾主編《掃蕩報》副刊，《掃蕩報》因經營不善停刊，他有挫折感，很想借《公論報》副刊一償未了之願。他約我為“日月潭”寫那個名叫“小方塊”的專欄，所謂“小方塊”，是在副刊固定的位置、由固定的人執筆，刊出一篇八百字的短文，四麵用直線圍成方形，夾敘夾議，亦莊亦諧，評論眼前大家關心的事情。那時中央、新生兩報副刊都有這種方塊，很受歡迎，蕭老編想急起直追。我不願寫這種惹是生非的文章，再三婉謝，蕭老編說：“老弟！我四十歲了，不能再失敗，你要幫我的忙！”他介紹我進《掃蕩報》，又介紹我進台灣電台，他這句話對我有千鈞之重，我隻有勉為其難。
我決定寫讀書，寫看戲，寫中西格言，寫風土文物，我避免評述當前人物的賢愚和施政得失，大體上我學周作人、培根、愛默生，不學魯迅。我還沒有摸到寫方塊的訣竅，總是在一篇短文裏使用了太多的材料，三個月後漸漸力不從心，我腹中實在沒有那麽豐富的蘊藏，蕭鐵也在“中廣”公司節目部工作，天天見麵，壓力很大，不能斷稿，沒奈何終於向當天的新聞找話題，新聞天天層出不窮，材料也就取之不竭，寫小方塊的人自來都是跟新聞，我不能例外。
還記得我曾批評高雄市長謝掙強，謝掙強在台中當麵問李萬居，你辦的報紙怎麽罵我？李社長愕然，原來他從來不看副刊。他回到台北找出那篇文章，對編輯部說了一句話：“這哪裏是罵？”我這才知道李社長曾經有一份名單交給編輯部，榜上列名的人都不能罵，新聞中若有是是非非牽涉到他們，都要刪除，這是李社長獨一無二的作風，可以看出他為人坦誠厚道。我看到那份名單，其中沒有謝掙強，也沒有一個在政府中擔任重要職務的人，據說那些人都是捐錢支持辦報的鄉親，他們不搞政治活動，名字沒有機會見報，除非什麽緋聞之類。
一九五三年以前，吳國楨做台灣省主席，政府要人之中隻有他支持《公論報》，我因寫方塊而勤讀《公論報》，沒有看到一篇捧吳的文章。有一天新聞報道吳氏的公開談話，他勸公務員“向下看”，政府管理眾人之事，眾人都在下麵，越往上看，看到的人越少，越往下看，看到的人越多，你做的事情越能滿足眾人的需要。這條新聞倒是《公論報》的獨家，我讀後大受感動，立即寫了一篇短評發揮一番，《公論報》似乎隻有這一篇文章捧了吳國楨。
我對李萬居社長蓄積的敬意越來越多，可是《公論報》的景況越來越壞了，紙張油墨的品質低，染黑了讀者的兩隻手，鉛字不能每天更新，字跡難以清晰美觀，新聞來源狹窄，副刊稿費先是降低，後是拖欠，最後根本不再寄出稿費通知單。蕭鐵頓足長歎：“完了完了！《公論報》走上了《掃蕩報》的舊路！”他說報館一旦鬧窮，什麽錢都不能欠，隻能欠稿費，但是節流節到作家的柴米油鹽，絕對不能挽救報紙刊物的危亡，他在新聞文化界看過一些興衰，深深了解這是一條絕路。
蕭鐵病了！一九五三年四月住進台大醫院，住院期間，他推薦我代編“日月潭”，報社同意。我立即停寫方塊文章，我對會計室說，月初發薪水的時候，請他們通知蕭太太領款，我不要任何酬勞。那時台大醫院是台北惟一的高水準醫院，病床都控製在某些人手裏，住院要講關係，《公論報》的記者竟要不到病床，還是《中央日報》記者王康出麵促成。台大醫院號稱“台灣人的醫院”，居然如此蔑視台灣人辦的報紙。入院以後，醫生來問病情，順便問到病人的職業，聽到《公論報》的名字，居然問“你們的報紙在哪裏出版”？台灣籍的醫生居然完全不知道台灣人辦了這樣一張報紙，蕭老編對我發了一陣感慨。
蕭鐵住院治療四個多月，出院後身體衰弱，勉強可以到“中廣”新聞組值班發稿，不能到《公論報》編報，但是《公論報》的工作不能放棄，不僅要靠那一份薪水，他還住了報社的宿舍，“日月潭”仍由我繼續代勞，我仍然不要任何報酬。
我與報社增加接觸，知道了一些事情。李萬居社長連任三屆省議員，競選需要花錢，他本身並無雄財，難免挪用報社經費，他為人清廉耿介，不肯利用職權斂財，挪用的款項無法歸還，報社財務狀況因之惡化，可見他對整個生涯缺少通盤久遠的規劃。
吳國楨做省主席的時候，也曾支持《公論報》的發展，他曾委托《公論報》代印“統一發票”。省政府防止商家漏稅，規定每筆交易超過新台幣十元者必須開發票，而發票由省府統一印發。可想而知，《公論報》攬到一筆大生意。不幸《公論報》的印刷工廠不能按時交貨，害得全省商店沒有發票使用，營業幾乎停頓，這筆生意吹了。
吳國楨又委托《公論報》編台灣省年鑒，規定省府所屬機構一律預約，這也是一筆長期生意，可是《公論報》收了各機構預交的費用，年鑒卻編不出來，這筆生意也斷了！
一年一度，省議會要對省政府進行“總質詢”，每年此時，重量級的省議員李萬居，必定針對省政缺失，提出許多尖銳的問題，果然是言人之所不敢言，即使是對吳國楨也不客氣。他的質詢照例是《公論報》第一版頭條新聞，這是李先生的風骨膽識，也是《公論報》的一個賣點。
吳國楨下台以後，俞鴻鈞當主席，省政府的一位廳長答複李萬居的質詢，他指出，各民營報紙處理這樣的新聞，照例把質詢全文用大一號的字排在前麵，官員的答複照例用小一號的字登在後麵，而且質詢一字不漏，答複語焉不詳，他認為太不公平。李萬居當即對他說，你看明天的《公論報》好了，保證你的答複登在前麵，我的質詢登在後麵，用一樣的字體，也一樣詳盡。
省議會在台省中部開會，采訪記者要把新聞稿托付北上的火車帶到台北，編輯部派人到台北火車站取稿，也不知哪個環節出了毛病，《公論報》沒收到這份稿件，第二天《公論報》上也就沒有這條新聞，李社長大失麵子，雖然再過一天可以補登，但頭條新聞竟是別家報紙的舊聞。
由以上幾件事故看，《公論報》已失去競爭的能力。
近人惋惜《公論報》之困頓憔悴，大都強調政府的打壓，忽略了李萬居先生領導和經營上的缺點。打壓當然是有的，最出色的記者，最重要的主筆，最得力的經理人員，先後因案入獄，不過《公論報》始終人才濟濟，表現了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的精神。那年代各報都在高壓之下，《新生報》喪失的精英也很多，那些人的遭遇也更慘烈。今天回想，《公論報》仍有他的優勢，依國民黨的政策，他必須留下一份本省人辦的報紙，予以較多的自由，對外裝點民主門麵，對內安撫本土人心，最好是留下兩家本土報紙，使他們互相牽製，一如他留下外省人辦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在這種政策之下，《公論報》應該享有優先名額，辦報的人要能拿捏火候，得寸進尺，得尺退寸，常常擺出姿勢引誘他容忍，乘隙冒進，長期抗戰，積小勝為大勝，別人能，《公論報》不能。這也許是李萬居社長可愛的地方，但“可愛”不能保證事業成功。
那些年，各軍事單位、各縣市的機關學校曾經接到公文，必須訂閱“公營”的報紙，訂費才可以報銷。所謂公營，暗指黨營的《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或省營的《新生報》。民營的《聯合報》崛起，大家愛看，推銷報紙的商人和訂戶合作，每天送來的是《聯合報》，月底送來的收據是《中央日報》，可是《公論報》完全沒有這樣的吸引力！各報的內容開始多元化，李社長仍然全神貫注社論和第一版的頭條，不及其他，驚人的頭條新聞隻能偶爾有，驚人的社論可供外國通訊社摘要發出電訊，博得國際聲譽，市場效用很小。《公論報》雖有最好的主筆如夏濤聲、倪師壇、鄭士鎔、朱文伯、謝漢儒、李梅生，也都難以戰術補救戰略的錯誤。
至於廣告，我在《公論報》初學乍練的那幾年，工商業不發達，廣告難得，各報倚賴“交際廣告”和政府公告。交際廣告是台灣特產，送行祝壽追悼都可以登廣告表示，一大群親友署名，注明“有誌一同”，十分新奇。政府機關招生、放榜、招標、開標必須登報公告，這種公告隻送給“公營”報紙刊登，“私營”報紙無份。後來台北市的九家“私營”報紙首先給自己正名為“民營報紙”，並成立“台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向政府力爭。一九五二年，省政府規定，“每一份公告送三個單位刊登”，“台北市民營報業廣告聯營處”算一個單位，也就是九家民營報平分一份廣告費，《公論報》也是聯誼會成員，應該有份。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日，蕭鐵再度住院，三月十七日早晨六時，以胃潰瘍兼肝硬化病逝，享年僅四十歲，結婚五周年，有二子一女。臥病期間，王康照料最多，逝世後友好治喪，王康出力最大，十四年後，王康在台北市記者公會出版的《采訪集粹》中寫懷舊文章，稱蕭鐵為編輯采訪和文藝寫作的全才，為老友立下記錄，卻隻字未提自己當年的義行。
蕭鐵湖南長沙人，本名蕭挹湘，名字像詩人。抗戰發生，投入《掃蕩報》工作，報社保送入中央軍校十四期深造，改名蕭鐵，表示軍人要有堅強的意誌，但是畢業後回報社主編副刊，一生未脫離新聞文化界。一九四四年一月，熊佛西在桂林辦《當代文藝》，蕭鐵擔任編輯，桂林新文學雜誌社出版新文學小說專號，蕭鐵主編。抗戰勝利，擔任南京《和平日報》記者、中央通訊社記者、“中國廣播公司”新聞編輯、台灣《掃蕩報》副刊主編、《公論報》副刊主編。作品以報道文學見長，也寫小說和劇本，散文淺白親切，堪稱白話文學的示範，待人接物也坦誠平實，一如其文。他去世前夜夢見回湖南打遊擊，算是軍校教育在他的靈魂上留下的烙印，令人泫然。
出殯那天，我由殯儀館到火葬場含淚參與，“中廣”總經理董顯光、代總經理曾虛白，《掃蕩報》社長蕭讚育、副社長易家馭，都沒有現身，也沒送花圈表示悼念，王康大歎人情澆薄。《公論報》社長李萬居也沒來，他派主任秘書到場問我“由‘中廣’公司帶來多少治喪費”，我隨口回答新台幣六千元，他掏出一張空白支票，填上六千元的數目，把支票交給蕭太太，坐上三輪車揚長而去。天哪，事實上“中廣”公司一文未出，那一丁點子喪葬費還得檢具死亡證明書向中央黨部申請，我帶來的六千元乃是全體同仁的奠儀。那時沒有保險製度，某一同仁有重大災害，照例由眾家同仁捐款支應，同仁死亡時，辦理喪事的人立即提早募集奠儀，請會計室墊付，日後再從各同仁的薪水中扣還。我和那主任秘書都誤解了對方的語意，天哪，那時《公論報》的財務狀況已經嚴重惡化，晚上印報用的紙張油墨下午才進貨到門，六千元啊！我在“中廣”公司的薪水每月三百元，一般同仁所送的奠儀不過五十元，倉促之間我呆了。蕭鐵在國民黨旗下效命十六年，為《公論報》效力才兩年，李萬居社長顯然是不要輸給“中廣”，受了我的誤導一擲六千金。我望著主任秘書的背影，難過了一陣子。
蕭鐵既已仙逝，我即向編輯部交出代理的工作，後來報社又找我正式接編，這年我二十九歲。我那時還有虛榮心，總覺得在這種因果關係中得到一份工作很有麵子，可是我也得對作家負責，報社知道我心裏想什麽，主動說“稿費一定要發”。可是這句諾言並未兌現，我又沒學會斷然求去，立場十分艱難，我還沒學會怎樣處理這種艱難，隻能一天一天熬過。
我在代編期間，已知“日月潭”嚴重缺稿，我想起努力寫作逐漸得名的本省籍作家，他們也許念鄉土之誼“捐”出幾篇稿子。我從林海音女士處討來一份名單，以蕭鐵的名義發出約稿信，隻有廖清秀寄來散文和短篇小說，還寄來悼念蕭鐵的文章，非常難得！
我正式接手以後，有人替我籌畫，那時香港的報刊不準在台灣行銷，台灣的讀者看不見香港發表的文章，報社可在香港請人剪報寄來使用。香港環境複雜，作者的背景難明，《自立晚報》副刊轉載香港的文章出過嚴重錯誤，我沒那個擔當。
幸虧這時（一九五四）李辰冬教授創辦文藝函授學校，約我批改作業，我心念一動，我是夏丏尊的信徒，願意在文學路上做提燈人，正好拿他們寫的文章登在“日月潭”上，無論如何，習作變成鉛字，對他們是一大鼓勵，他們也欣然同意。那時學習文學寫作的風氣大盛，參加函校的人很多，後來在詩歌、散文、小說各領域內都有人成為名家。李博士從未借學生的成就抬高自己，那些成了名的人也多半不提這段經曆，我讀名詩人瘂弦的自述，高僧聖嚴法師的自傳，他們寫下當年初學的經過，不過我那時沒有看到他的作業。
那時新詩再度革命，稱為現代詩，副刊對尚在實驗階段的作品總是推拒，惟有“日月潭”可以說虛席以待，不僅每天都有一首詩，每星期還有一天全版是詩，號稱新詩專頁。這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可是被我自己的“解釋”弄砸了。有人問我為什麽登那麽多新詩，我應該說詩如何重要，現代詩的遠景如何遠大，那時我還沒學會像寫社論那樣致辭，竟然用寫雜文的口吻漫談，我說《公論報》很窮，詩人不要稿費，我說《公論報》校對粗疏，錯字很多，現代詩用字匪夷所思，即使排錯了讀者也看不出來。我不知道那人是來摸底的，一下子把詩人都得罪了，四十年後，我把這一段掌故告訴詩人梅新，他說了兩個字：糟糕！
確實糟糕，藍星詩社直接和編輯部接洽，副刊每周減少一天，開辟新詩周刊。他們沒和我連絡。五十年後，詩人向明告訴我，那是在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七日創刊。多年以後，現代詩人縷述創新聲開風氣的艱難，記下某報某刊經常采用新詩，列為知音功臣，無人提到“日月潭”的名字，我對《公論報》有愧了。
《公論報》名記者林克明對我有很多支持，他翻譯了《安妮日記》交“日月潭”連載。安妮是猶太女孩，父母為逃避納粹迫害，藏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城外一家工廠的密室內，安妮從那天起寫日記。那年她十三歲，她寫了兩年，然後全家被人出賣，荷蘭納粹將他們送回德國集中營。安妮在大戰結束前得了斑疹傷寒，不治身死，她的日記留下來，安妮死後三年出版，立刻造成轟動。林克明是這本日記的第一個中文譯者。
他還經常供給影評，文筆見解都很出色。那時電影生意發達，凡是熱門的片子都有“五大”：大導演、大明星、大公司、大銀幕，還有一項是大廣告。影片商人肯花錢宣傳，但是也常常挾廣告影響報社的新聞和影評，《公論報》的廣告少，受到的幹擾也少，那些影評獨立而獨到，確是副刊版麵上可以稱述的一欄。後來知道影評出自林夫人婉如女士手筆。
編輯部還有黃己辛先生、林伊祝先生，文筆極好，也幫了我的忙。
我大概編到一九五五年，無力支持，提出辭呈，報社請劉枋女士接任，以後我賣文買米，逐水草而居，漸行漸遠。劉枋晚年在“爾雅”出版文集《小蝴蝶與半袋麵》，書中有她自己寫的小傳，其中竟然未列主編《公論報》副刊，可以想見她這一段工作經驗的滋味。
一九五九年九月《公論報》忽傳停刊，不久複刊，但所有權易人。據說李氏請人增資，有錢的大股東反客為主，李公退出舞台。一九六六年李萬居先生逝世，我到靈堂鞠躬致敬，追憶舊緣，久久不能離去。李先生愛台灣，愛新聞事業，愛曆代名賢風骨，但辦報如操舟弄潮，怎一個愛字了得。許君武曾說，中國報業可以分作三個階段、三種形態：書生辦報、流氓辦報、企業家辦報。李先生的失敗象征書生辦報的時代真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