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燈:廣播文學先行一步
文學江湖：回憶錄四部曲之四 作者：王鼎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掃蕩報》停刊以後，我轉入“中國廣播公司”台灣廣播電台工作，負責搜集資料供應節目使用。資料科是個“人才轉運站”，卜幼夫的夫人（小說家無名氏的弟妹），李春陔（黨務專家），還有一位莫太太，當時著名的反共作家，《毛澤東殺死了我的丈夫》一書的作者，還有一位經濟學者（忘了名字），都曾來資料科短暫共事。
那時“中廣”總經理董顯光經常出國，副總經理曾虛白坐鎮當家，他覺得節目播出的文稿語句生硬艱深，大眾難以接受，主張建立“廣播文學”。那時“編輯組”主管節目稿件，寇世遠做組長，他奉命草擬大綱呈閱，曾副總對空泛的理論沒有興趣，他從每天修改廣播稿入手，稿件播出以前送到他那裏審閱，他親筆批改再交給執筆人。這就惹怒了一位編撰，他本是湖南省參議會的參議員，逃難入台，同鄉照顧他到電台為一個叫做“自由談”的節目主稿。他說：“這年頭君擇臣、臣亦擇君，曾虛白不能拿我做小學生！”立即拂袖而去，節目出現空檔。
這時所謂白色恐怖已經彌漫，寇世遠因案被捕（後來成為著名的布道家）。王健民接任科長（他是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他對我的文章有印象，命我趕寫一篇十分鍾的“說話稿”緊急填補，他要我以“車禍”為題，配合台灣省政府推動的交通安全。我的文章大意是，台灣本來汽車很少，市民對車禍沒有戒心，現在汽車增加了很多，司機又喜歡超速，以致常在十字路口傷人。我說而今而後，市民必須記得汽車是“市虎”，司機也必須記得他操縱的是殺人凶器。行人在馬路上是弱者，汽車是強者，政府的天職是壓製強者、保護弱者，對闖下大禍的司機定要追究責任，嚴厲懲罰。
今天看來，這篇文章為我以後二十年寫時事評論定下調子，中庸溫和，責備強者，希望政府維持社會的公平。二十年後，我才發覺我的想法迂闊，在這方麵我是後知後覺。
緊接著我奉命寫一篇二十分鍾的“對話稿”，討論台灣是否可以跳舞，交“民間夜話”節目使用。今天看來，跳舞不成問題，但是自我有記憶以來，跳舞是個大問題，它和人民大眾的生活方式差距太大，引人嫉恨，它和政府耳提麵命的戰時要求違反，激發群眾的製裁心，但是跳舞也一直在上流社會和富裕階層存在。一九四六年我道經上海，各報正熱烈辯論跳舞存廢，我既溫習了反對的理由，也吸收了讚成的理由，成竹在胸，一揮而就。既是對話就得布置衝突，我那時已熟讀若幹劇本，略窺門徑，節目中男女交談，一個讚成跳舞，一個反對跳舞，雙方各執一詞，暢所欲言，執筆人沒有預存立場。最後暗示這是意識形態問題，跳舞的害處既沒有乙方所說的那樣大，跳舞的益處也沒有甲方所說的那樣多，聽眾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編撰科長王健民，編審組長匡文炳，節目部主任邱楠，這幾位層峰上憲對我的寫作能力滿意，我能根據命題作文，能寫流暢的白話文，能寫對話，內容直指現實而又不流於偏激，寫作的速度也夠快，正是他們心目中的人選，我立刻由資料科調到編撰科，接替那位參議員的工作。曾虛白根本不知道有我這麽一個人，可是我總以為我是在他倡導廣播文學的時候應運而出，我有責任研究、實踐、宣揚他的主張。
緊接著一九五一年三月到了，台灣慶祝“蔣總統複行視事”周年，電台製作大型的特別節目，節目內容要先寫成文字稿，上級指定由我執筆。論年齡我是後進，論資曆我是新進，這樣重要這樣敏感的工作，正是節目部放在我麵前的一塊試金石。
“蔣‘總統’複行視事”是怎麽一回事？也許得解釋一下。
國共內戰有所謂三大戰役，國軍在這三次戰役中都打了敗仗，幾乎可以說全軍覆沒，國內國外都認為蔣介石總統無法收拾大局，副總統李宗仁又自信可以爭取美援進行和談，一九四九年一月，蔣總統宣布引退，李副總統代行職權。
依中華民國憲法，如果總統“因故不能視事”，由副總統代行職權，如果總統“缺位”，由副總統繼位。蔣氏引用的是前一條文，他仍是總統，隻是目前不能處理政務。
李代總統爭取美援失敗，和談也破裂，共軍渡江，國民政府遷台北，李氏飛美養病。一九五○年三月，蔣總統認為“不能視事”的原因消失，宣布“複行視事”，報紙標題為了減少字數，稱為“總統視事”，廣播跟著報紙走，也用“總統視事”。我一看這四個字就覺得怪怪的，仔細一想，“總統視事”和“總理逝世”根本聽不出分別來，這還了得，文字獄就在你身邊！傳統語文教育重視字形，忽略字音，製定憲法的國民大會留下這樣一個瑕疵。
我立刻去見節目部主任邱楠，說明顧慮，他立刻拿起電話報告中央黨部第四組，從前的宣傳部。四組不敢怠慢，當天以“最速件”行文各報社電台改用“總統複職”。自此以後，所有的公開文件都不用“視事”，隻見“複職”，雖然違背憲法也顧不得了。
進了廣播這一行，才知道同音字是一大患。那時稱讚人才，常說他是某一行業的“奇葩”，這兩個字難聽，經我“揭發”，廣播予以淘汰，報紙雜誌繼之。菲政府很像“匪政府”，改成菲律賓政府就清楚了，十月十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聽來好像是“偽中華民國”，改成“是中華民國……”就安全了。台中有一家農民廣播電台，農民節那天，電台為了顯示專業特色，整天呼喊“各位農胞”，聽來像“膿包”。
由同音字容易出錯，我進一步發現雙聲疊韻也容易聽錯，像七點半／七點吧，甜豆漿／鹹豆漿，王明東口頭報名，登記下來的名字是王明登，老師呼喊李瑞蘭，跑過來的是李瑞蓮。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人也許是無線電報務員，他們常常口頭傳送電碼，“一”和“七”容易相混，“零”和“六”容易相混，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他們改變字音，讀“一”為“麽”，讀七為“拐”，讀“零”為“洞”，讀“六”為“路”，造成明顯的區別。
再進一步，我發現廣播稿聽不懂或聽不清楚的地方，大半由文言的詞匯或句法造成，文言求簡，盡量使用單音詞，同音混淆的情形嚴重。文言還有一些詞匯，聲音模糊不清。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寫廣播稿要遵守多少清規戒律，最簡易的辦法是對文言保持警惕，努力向日常生活中的白話靠近，幾千年來，列祖列宗天天改進說話的方式，早已把一切容易聽錯難以聽懂的詞語淘汰幹淨了。
“人民大眾”早已把辛棄疾換成辛稼軒，把讀物換成讀本，把出租計車換成計程車。早已把“如”換成如果，把“但”換成但是，把“雖”換成雖然。在他們口頭，大雁、小燕、油桶、水桶、飯桶、聽筒、信筒，分得清清楚楚。他們不在乎多一個字，他們叫爸爸、媽媽、哥哥、太太、奶奶、公公、婆婆，他們說“老”鼠，石“頭”，桌“子”，尾“巴”。……
再進一步，我發現句子太長也使聽眾窮於應付，時間不停留，後浪前浪，印象殘缺不全。那時流行長句。執筆人常把一句文言直譯為一句白話，泥濘不堪。更重要的原因該是受“歐化”影響，英文句法繁複綿密，聽覺來不及破解。我這裏還有中央通訊社譯的新聞稿，每條新聞的第一句總是很長很長，堪稱歐化長句的典範： <blockquote>
每三年舉行一次三十四個國家一百多位權威學者參加的國際防癌會議
美國國務院否認外傳美國空車噴射機進駐蘇俄剛剛從摩洛哥撤出的空軍基地
行政院院長今天下午三點鍾在立法院第二十六會期第三次會議中答複立法委員周雍能張其彭牛踐初魯蕩平就施政報告提出的詢問 </blockquote>
廣播記者爭相仿效，於是在實況轉播中可以聽到：
“步下飛機的樸總統夫人穿的是蘋果（停頓換氣然後）綠的旗袍”
某太太聽到這裏，很納悶她為什麽“不”下飛機，然後，是了，她還沒穿好衣服。
“美輪美奐的大會堂中間懸掛著總統（停頓換氣然後）的肖像”
節目未完，警備總部派人上門來了，懸掛著“總統”？搞什麽鬼？
“人民大眾”口頭溝通沒有這樣的句子，國語專家何容說，通常一句話不超過十個字，因為人在一呼一吸之間可以講十個字，換氣最好也換句。
一九五二年這一年，我在“全國各公民營電台聯合主辦”的《廣播雜誌》（周刊）上發表了十六篇文章，其中七篇專門討論廣播語言，九篇連帶討論廣播語言。我也在台北市記者公會的會刊上發表文章，討論播音員和廣播編輯的專業角色。台灣報刊涉及這方麵的論述，大概以這一組文章最早。
那時，“大眾傳播”一詞尚未在台灣出現，新聞學家還沒把廣播列為正式的門類。當然現在大不相同了，多少研究論文，四海已無閑田。
那時政工幹校首先重視廣播，然後是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他們以職業訓練的觀點重視我的建議。正聲廣播電台創辦人夏曉華，致力提高民營電台的文化水平，也吸收采納我的觀點。“中廣”招訓新播音員，增加一門課程，叫做“怎樣寫廣播稿”，約我擔任講員。
各廣播電台漸漸重視文稿，“講話節目”的重要超過音樂，寫稿好手知名度漸增，警察電台有羅蘭、盧毓恒，正聲電台有夏曉華、李廉、賴光臨，“中廣”公司有紐先鍾、郝肇嘉、趙淑敏、萬傑卿、駱仁逸，我跟他們頗有淵源。軍中播音另成係統，大作家朱西寧、管管、吳東權、瘂弦早年都曾是節目部過客。軍中康樂人才無數，他們有演話劇說相聲的經驗，語言能力強。政工幹校教授祝振華是語言傳播的專家，他也成就了許多優秀的人才。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廣”出版《空中雜誌》半月刊，“熱門音樂”主持人劉恕主編，他約我寫一個專欄，後來結集出版單行本，書名《廣播寫作》。在台灣，這是第一本有關廣播語言的專門著作。“中廣”救我於窮途之中，這本書算是我的回報。
有人以資深作家為對象，作一係列的訪問，冠之以“奠基者”。我對這位熱心人說，我處處都是“後學”，隻有當年在廣播文學肇造的時代，算是放下一兩塊石頭。
當然，以上僅是廣播文學的語言問題，除此以外，我在題材結構和媒體特性方麵也說了很多話，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人人說“學然後知不足”，我的經驗是“用然後知不足”，我總是還沒有學，就要用，一麵用，一麵學。
進廣播電台做了專業撰稿人，這才發現自己的文章有很大的缺點，嚴肅枯燥，入理而不能入情。那時候，我是說一九五一年，別人寫的稿子也是如此，“混”下去沒有問題，但是我立誌要做他們中間最好的一個。
國民政府雖在抗戰勝利後實施憲政，黨營的廣播事業仍有訓政思維，人站在麥克風前說話那就是天降大任，你既然是宣講天經地義，當然可以用直率的、熱烈的、肯定的口吻直接灌輸給對方，排闥直入，不容商量。“真理”是自上而下的一條鞭，接受宣傳是公民的一項義務，一個人是否可以救藥，要看他對“總統”文告、《中央日報》社論的態度。那時雜誌、報紙也都步步向你逼近，麵無表情。
那時台灣的宣傳頗有悲劇氣氛，中共在大陸各地展開清算鬥爭，餘悸猶在，大難將臨。茅蕉對秦王說過：“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媒體發出“死亡”的警報。田單守即墨，“將帥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黃宗羲說：“士君子有成天下之心，乃能死天下之事，有死天下之心，乃能成天下之事。”一股氣在鬱結激蕩，宣傳品反應最直接，因此最快顯示出來，它們像舊約時代的先知一樣，預察毀滅將臨，起來奔走呼號。
那時大家的口頭禪是良藥苦口利於病，“糖衣”兩個字後麵緊跟著“毒藥”，真理總是帶著壓力，趣味是為了熊掌而必須舍棄的魚，人應該自動接近有益的經驗教訓，不可等待它向你討好獻媚。廣播教忠教孝，說仁說義，可以提升人的品質，如果有人不愛聽，他應該檢討自己的人品，不是檢討宣傳的內容。偶然有聽眾投書“中廣”，批評講話節目硬性說教難以接受，“中廣”節目部有人懷疑投書者決非忠貞軍民，主張把來信交給警備司令部參考。
那時台灣收音機稀罕，為廣播節目寫稿的人難得聽見自己的節目，更難得聽見別人談論自己的節目，政府管製製造收音機的器材，誰家的收音機壞了，還得向治安機關報廢備案，交回零件，《廣播雜誌》還得開個專欄，告訴大家怎樣使用收音機。一九五三年“中廣”公司成立業務所，使用美國進口的器材裝配收音機，每架售價新台幣八百元，而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收音機顯然難以普及。
“中廣”公司節目部設在新公園一角，隔著公園和省立博物館相望，博物館後麵新公園裏有一個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宮燈式”的建築物，底座很高，頂端像博士帽，下麵用木材雕成窗欞，窗欞裏麵裝著播音喇叭，地下有電線和節目部發音室連接，坐在花架下麵可以聽到廣播節目。這是日本治理台灣留下的設備，外形美觀，聲音輕柔，想不到日本在冷酷的軍國主義時代也有這樣溫暖的設計。
夜晚無事，我常坐花架下的長椅上聽自己寫的講話節目，琢磨語文方麵應該改進的地方。夏天總是滿座，他們大概都是家中沒有收音機的人吧，後來認識編劇家朱白水，他說他也經常是座上聽眾。也許是因為那裏燈光並不明亮，我們沒有在那裏相遇。
我觀察他們的舉動，尋找文稿的得失，終於發現“趣味”重要，如果有人聽到一半，起身離去，多半因為語言無味。有一次，一位老者拄著拐杖，經過花架底下，喇叭正在播送我寫的節目，他恰巧聽見一句有趣的話，居然站在那裏聽完下麵“無趣”的部分。正如朱白水所說，編劇要坐在台下看演出，才知道劇本應該怎樣修改，我也從文稿變成聲音以後，尋找聽眾的好惡，發現稿本潛在的、隱藏的、習焉不察的瑕疵。
一年又一年，公園裏的喇叭不再發聲，據說是因為收音機逐漸普及了，“中廣”切斷線路。一年又一年，據說因為台灣風氣日趨浮華，人民生活和時代任務脫鉤，為了喚起“平時如戰時”的意識，軍方在台北市火車站前的廣場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貝作強悍的呼喊，我坐在新公園的辦公室裏都能聽見，火車站裏鵠立買票引領候車的人群，尤其是夏天，心情本來焦躁，聲音暴力增加他們的痛苦不安。冬天夜間，那時路上行人車輛稀少，月色慘白，長街寂無人聲，惟有這高分貝音波來者不善，像冰冷的怒潮撞在牆上又潑回來，頓覺氣氛恐怖。日本人裝設的喇叭那樣輕聲細語，這一具喇叭竟然如此粗魯。
再過一些時候，高音喇叭消失了。據說美國政要費吳生的夫人訪問台灣，住在車站附近的旅館裏，夜間被迫接受這無法拒絕的喧嘩，難以安眠。她寫了一封信向某某人投訴，中央高層這才進行檢討，發現台北市的“中央車站”關係國際視聽，為免目中無人，決定把喇叭拆除。自此以後，我發覺宣傳風格逐漸改變，以前像注射一樣“自外打進”的做法從各方麵步步退縮，軍方提供這個喇叭可以當做符號，它是戰時與和平時宣傳的分水嶺。
我的覺悟比較早，從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我連年尋找趣味，學習怎樣使聽眾“欣然接受”，不必倚仗外力強製，我怕有一天“外力”無能為力，我希望那一天不受淘汰。我想起夏丏尊曾在雜誌中開設“文章病院”，“中廣”沒有病院，我隻有自病自醫。我相信趣味是可以“發現”的，“發現”是角度問題，是態度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訓練學習，一個人能在一秒鍾內算出五位數和五位數相加，那是上帝的事，一個人能在一秒鍾內算出一位數和兩位數相加，那是教師的事。
教師在哪裏？“中廣”撤出南京，帶來許多劇本，我為了研究小說的結構，一一閱讀，發現了丁西林、李健吾、莎士比亞的幽默，他們顯示語言的新功能，人生的新樣相，簡直是個發明家。丁西林含蓄從容，有紳士風度；李健吾比較尖刻，能把法國喜劇完全用中國話寫出來，使我這個依賴譯本的人驚為奇遇；莎士比亞的機智和哲理又在兩人之上。我反複熟讀他們的劇本，並且把莎氏喜劇中有趣的句子全部摘抄在筆記本上，時時溫習。資料室書架上也有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我讀了，算是個反麵教材吧，他的語言風格正是我要掙脫的羅網。
小說方麵，我讀到狄更斯的《塊肉餘生錄》，都德的《小東西》，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傳》，還有錢鍾書的《圍城》，批評家稱道這些作品有多方麵的成就，我管不了那麽多，隻吸收其中的喜趣。散文方麵我讀到梁實秋、林語堂、陳西瀅，我喜歡他們甚於魯迅，梁氏散文有時裝腔作勢，使我想象喜劇演員的身段，林語堂以白話稀釋中國典故和成語，似正似反，若即若離，用他的方法調和廣播和文言的關係，效果極好。
天緣湊巧，“中廣”開辦了一批新節目，其中有個“電影介紹”，由我執筆，我每天都要去看一部電影，工作壓力很大，常常在電影院裏睡著了。那年代，美國好萊塢傾盡全力征服第三世界的觀眾，台灣電影院大量放映美國影片，我非常喜歡喜劇明星鮑勃霍伯和大衛尼文。即使是西部片和愛情片，也都有笑料穿插陪襯。記得有一部間諜片，情節緊張，甲方的間諜請乙方的間諜抽煙，香煙在嘴裏爆炸了，乙方間諜倒地不起，甲方間諜把手中的空盒丟在他身上，揚長而去，這時鏡頭推近盒上的一行字顯示出來：“吸煙有害健康”，順手點染，無意得之，最適合廣播取法。
修這一門功課，大概費了我十年工夫。要寫有趣味的文章，先要有“有趣味”的想法，要有“有趣味”的想法，就要做有趣味的人，這等於要我脫胎換骨。人生在世豈能脫胎換骨？最多也隻有變化氣質吧，我像神農嚐百草那樣吞食一切有趣的東西，沒有中毒。我在大刺激大震蕩之後一度陷入昏沉麻痺，了無生趣，職業訓練使我慢慢醒過來，如同溺水者浮上水麵。
節目部設在二樓，整層樓用甘蔗板隔間，記者、編審、播音員分間辦公。這年三月，節目部主任邱楠到任，他把隔間拆除，各組在一個大廳之內共處，一人說話大家都聽得見，我的生命中出現了王大空。
那時王大空已是有名的廣播記者，儀表俊雅，音質清亮。那時人才缺乏，他能編、能譯、能采訪、能播音，十分難得。我曾在《美麗的謎麵》一文中記述他在新聞采訪方麵的傑出表現。現在要補述他的另一方麵。他談吐詼諧，是個十分有趣的人，他在新聞組說話常常引得各組同事哄堂大笑。他有時也捧著一杯熱茶在各組間走來走去，涉口成趣，臨場效果超過談笑風生。我佩服他，他是當時語言沙漠中的綠洲，對我有啟蒙之功。我對他說，我要把他的妙語雋言記下來編一本書，叫做“空言集成”，使當代後世欣賞欽佩他的才華。
“空言集成”徒托空言，我現在把他的代表作記下來幾條，表示對他的追思。
那時大家初到台灣，前途茫茫。王大空遇見老朋友，對方問他“近來好嗎”？他的回答是“我比將來好”！聽者始而愕然，繼而失笑。這句話擊中了大家的潛意識，立刻成為經典名句。
那時台灣標榜戰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未久，許多動人的口號猶在人心，反共文宣再度拿出來使用。例如丘吉爾號召英國人“流血、流淚、流汗”，王大空在底下緊接一句“流精”，四者都是生命的消耗而已，嚴肅立即化為輕鬆，而輕鬆中另有嚴肅。
各界如有新聞發布，照例“招待記者”，王大空桌上的請柬越來越多，佛教也未能免俗。王大空對我們說，“和尚吃十方，新聞記者吃十一方，和尚也要招待記者。”有人戲言這句話可以上新聞學校招生的海報。
“中央黨部”定了個“讀訓周”，台北市黨營文化事業的人員，齊集“實踐堂”讀蔣公的訓詞，“中廣”播音員白銀上台朗讀，我們大家在台下“聽訓”，每天早晨七點半到八點舉行，不許占用辦公時間。王大空拒絕參加，事後要我告訴他讀訓心得，我歎了一口氣說：“他講的話都很對，可是，如果我照他的話去做，我混不下去。”王大空馬上接口：“那當然，他如果也照自己說的話去做，他也混不下去。”語氣幹脆爽利，辦公室裏的人聽見了笑不可仰。我的天！那年頭，這一笑的代價可是超過千金哪！
“中國廣播公司”的前身中央廣播電台，成立於一九二八年，二十年後，初創時期的職員都升為一級主管，掌理人事、會計、總務、工程（後來又有安全），這些單位屬於“管理部門”，節目（後來又有廣告）屬於“業務部門”，廣播電台應該為業務而設，業務掛帥，“中廣”公司的情形相反，管理掛帥，電台好像為管理而設。管理部門的幾位領袖人物在位甚久，用人如蜘蛛結網，各據領域，節目部楊仲揆稱之為“四大家族”。
“中廣”按年資付薪水，業務部門的人員流動頻繁，幾乎都是新進，待遇普遍偏低。論工作，做節目要每天產生新內容，奔波操勞，超過總務會計甚多。那時“中廣”難以羅致優秀的記者和作家，這是主要的原因。
“中廣”有單身宿舍和眷屬宿舍，分配權操在管理部門手中。我有一段時間睡在辦公桌上，而“四大家族”的某子弟考取軍校，他在單身宿舍的鋪位空在那裏，以備放假時偶然小住，一直保留到他軍校畢業。王大空是節目部第一紅人，他為了奉養嶽母，想由一房一廳的宿舍換到兩房一廳，節目部為他爭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的順位還得排在總務部一個文書抄寫之後。公司本部眷屬宿舍集中的地方有兩個廁所，其中一個開放公用，一個加鎖，由某幾個家庭專用。
王大空怎麽看待這件事呢，他說，“他們”是革命先烈投胎，國民黨前生欠他們一筆債，他們今生來討債，來報複，他們要拖垮“中廣”。“我們”是軍閥轉世，當年迫害革命黨，現在活該給他們“墊底兒”，受欺壓剝削。他那年也許三十歲，絕對沒跟佛教結緣，他的表述是文學表述，不是宗教表述，他流露的不是信仰，是幽默感。
都說五十年代是台灣的恐怖時期，王大空口沒遮攔，麵不改色，直到一九六○年作風依舊。這年六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問台灣，王大空到機場采訪，趕回公司搶發新聞，他匆匆走進大辦公室，先說一句“救星的救星來了”！反共文宣說蔣介石是民族救星，事實上台灣靠美國政府協防保護，艾森豪威爾以超強大國的元首訪問台灣小島，國民黨人可謂久旱逢甘霖，而王大空以“救星的救星”表述之，特務細胞在旁聽了，怒形於色。但是王大空由記者升新聞科長，“科”升格為“組”，他也升為新聞組長，節目部主任邱楠調新聞局，副主任李荊蓀升主任，王大空升副主任，李荊蓀升副總經理，王大空升主任，一帆風順。
王大空並沒有特殊背景，“中廣”總經理魏景蒙用人惟才，不拘細節，魏氏有特殊背景，安全部門無法阻擋。但是賬單擺在那裏，你終有一天要簽字支付，等到魏景蒙去，黎世芬來，副總經理出缺，王大空想層樓更上，就障礙重重了。
王大空麵不改色，蔣公七十大慶，“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善頌善禱，提出一句口號：“人生七十才開始”。王大空看到新聞報道，立刻接了一句：“開始生病”。
有一個笑話，據說是王大空的創作。貓為了捕鼠，在洞口學狗叫，老鼠認為很安全，走出洞外探看。貓撲上去，捉住了。老鼠納悶：我剛才明明聽見的是狗叫啊！貓對他說：“你現在知道了吧，學外國話很重要！”
那些年，王大空是個極受歡迎的人物，每逢吃喜酒的時候，我總千方百計和他同桌，或者坐在他的鄰席。像他這樣的人是稀有的，八十年代我上網找資料，發現山西運城地委書記宣傳部長也叫王大空，此人也擅長搞笑，受人歡迎。同名同姓，時隔三十年，遙遙相應。細想起來，大陸上有許多事情都比台灣晚出三十年。
王大空絕頂聰明，但是不能抑製天性中的幽默，即使別人看來那是小小的愚蠢。一位同事對我說：王大空不斷犯錯誤，所以他很可愛。後來張繼高做新聞部主任，他與王大空同為“中廣”雙璧。張的一言一行恰到好處，“像手術刀一樣精確”，可敬不可愛，兩人同為紅塵中的奇觀。《世說新語》說顧愷之才與癡各半，也許王大空的幽默癖是一種“癡”，癡中有才。後來幽默大師林語堂回到台灣，幾場演講平淡無奇，“中廣”同仁十分詫異，“他還不如王大空嘛！”
能與王大空先生共事是我的奇遇，他處處從眼前景、身邊事取材，啟發性超過丁西林、李健吾、鮑勃霍伯、大衛尼文，那時我的世界一片渾沌，他無情的犀利冷雋像雷電一樣，穿透濃霧，顯示丘壑。有時候他太狠了，這個“狠”字是總經理魏景蒙對他的一字褒貶，先賢說治重病要用猛藥。今天回想，當年大背景一片肅殺，王大空的聲音是“沙漠中的駝鈴”，每逢聽見有人以兩岸的“恐怖時期”相提並論，我心中暗想畢竟有些分別，這一邊，五十年代有個王大空，那一邊要八十年代才有。
那時“中廣”總經理董顯光經常出國，副總經理曾虛白坐鎮當家，他覺得節目播出的文稿語句生硬艱深，大眾難以接受，主張建立“廣播文學”。那時“編輯組”主管節目稿件，寇世遠做組長，他奉命草擬大綱呈閱，曾副總對空泛的理論沒有興趣，他從每天修改廣播稿入手，稿件播出以前送到他那裏審閱，他親筆批改再交給執筆人。這就惹怒了一位編撰，他本是湖南省參議會的參議員，逃難入台，同鄉照顧他到電台為一個叫做“自由談”的節目主稿。他說：“這年頭君擇臣、臣亦擇君，曾虛白不能拿我做小學生！”立即拂袖而去，節目出現空檔。
這時所謂白色恐怖已經彌漫，寇世遠因案被捕（後來成為著名的布道家）。王健民接任科長（他是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他對我的文章有印象，命我趕寫一篇十分鍾的“說話稿”緊急填補，他要我以“車禍”為題，配合台灣省政府推動的交通安全。我的文章大意是，台灣本來汽車很少，市民對車禍沒有戒心，現在汽車增加了很多，司機又喜歡超速，以致常在十字路口傷人。我說而今而後，市民必須記得汽車是“市虎”，司機也必須記得他操縱的是殺人凶器。行人在馬路上是弱者，汽車是強者，政府的天職是壓製強者、保護弱者，對闖下大禍的司機定要追究責任，嚴厲懲罰。
今天看來，這篇文章為我以後二十年寫時事評論定下調子，中庸溫和，責備強者，希望政府維持社會的公平。二十年後，我才發覺我的想法迂闊，在這方麵我是後知後覺。
緊接著我奉命寫一篇二十分鍾的“對話稿”，討論台灣是否可以跳舞，交“民間夜話”節目使用。今天看來，跳舞不成問題，但是自我有記憶以來，跳舞是個大問題，它和人民大眾的生活方式差距太大，引人嫉恨，它和政府耳提麵命的戰時要求違反，激發群眾的製裁心，但是跳舞也一直在上流社會和富裕階層存在。一九四六年我道經上海，各報正熱烈辯論跳舞存廢，我既溫習了反對的理由，也吸收了讚成的理由，成竹在胸，一揮而就。既是對話就得布置衝突，我那時已熟讀若幹劇本，略窺門徑，節目中男女交談，一個讚成跳舞，一個反對跳舞，雙方各執一詞，暢所欲言，執筆人沒有預存立場。最後暗示這是意識形態問題，跳舞的害處既沒有乙方所說的那樣大，跳舞的益處也沒有甲方所說的那樣多，聽眾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編撰科長王健民，編審組長匡文炳，節目部主任邱楠，這幾位層峰上憲對我的寫作能力滿意，我能根據命題作文，能寫流暢的白話文，能寫對話，內容直指現實而又不流於偏激，寫作的速度也夠快，正是他們心目中的人選，我立刻由資料科調到編撰科，接替那位參議員的工作。曾虛白根本不知道有我這麽一個人，可是我總以為我是在他倡導廣播文學的時候應運而出，我有責任研究、實踐、宣揚他的主張。
緊接著一九五一年三月到了，台灣慶祝“蔣總統複行視事”周年，電台製作大型的特別節目，節目內容要先寫成文字稿，上級指定由我執筆。論年齡我是後進，論資曆我是新進，這樣重要這樣敏感的工作，正是節目部放在我麵前的一塊試金石。
“蔣‘總統’複行視事”是怎麽一回事？也許得解釋一下。
國共內戰有所謂三大戰役，國軍在這三次戰役中都打了敗仗，幾乎可以說全軍覆沒，國內國外都認為蔣介石總統無法收拾大局，副總統李宗仁又自信可以爭取美援進行和談，一九四九年一月，蔣總統宣布引退，李副總統代行職權。
依中華民國憲法，如果總統“因故不能視事”，由副總統代行職權，如果總統“缺位”，由副總統繼位。蔣氏引用的是前一條文，他仍是總統，隻是目前不能處理政務。
李代總統爭取美援失敗，和談也破裂，共軍渡江，國民政府遷台北，李氏飛美養病。一九五○年三月，蔣總統認為“不能視事”的原因消失，宣布“複行視事”，報紙標題為了減少字數，稱為“總統視事”，廣播跟著報紙走，也用“總統視事”。我一看這四個字就覺得怪怪的，仔細一想，“總統視事”和“總理逝世”根本聽不出分別來，這還了得，文字獄就在你身邊！傳統語文教育重視字形，忽略字音，製定憲法的國民大會留下這樣一個瑕疵。
我立刻去見節目部主任邱楠，說明顧慮，他立刻拿起電話報告中央黨部第四組，從前的宣傳部。四組不敢怠慢，當天以“最速件”行文各報社電台改用“總統複職”。自此以後，所有的公開文件都不用“視事”，隻見“複職”，雖然違背憲法也顧不得了。
進了廣播這一行，才知道同音字是一大患。那時稱讚人才，常說他是某一行業的“奇葩”，這兩個字難聽，經我“揭發”，廣播予以淘汰，報紙雜誌繼之。菲政府很像“匪政府”，改成菲律賓政府就清楚了，十月十日“為中華民國國慶日”，聽來好像是“偽中華民國”，改成“是中華民國……”就安全了。台中有一家農民廣播電台，農民節那天，電台為了顯示專業特色，整天呼喊“各位農胞”，聽來像“膿包”。
由同音字容易出錯，我進一步發現雙聲疊韻也容易聽錯，像七點半／七點吧，甜豆漿／鹹豆漿，王明東口頭報名，登記下來的名字是王明登，老師呼喊李瑞蘭，跑過來的是李瑞蓮。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人也許是無線電報務員，他們常常口頭傳送電碼，“一”和“七”容易相混，“零”和“六”容易相混，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他們改變字音，讀“一”為“麽”，讀七為“拐”，讀“零”為“洞”，讀“六”為“路”，造成明顯的區別。
再進一步，我發現廣播稿聽不懂或聽不清楚的地方，大半由文言的詞匯或句法造成，文言求簡，盡量使用單音詞，同音混淆的情形嚴重。文言還有一些詞匯，聲音模糊不清。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寫廣播稿要遵守多少清規戒律，最簡易的辦法是對文言保持警惕，努力向日常生活中的白話靠近，幾千年來，列祖列宗天天改進說話的方式，早已把一切容易聽錯難以聽懂的詞語淘汰幹淨了。
“人民大眾”早已把辛棄疾換成辛稼軒，把讀物換成讀本，把出租計車換成計程車。早已把“如”換成如果，把“但”換成但是，把“雖”換成雖然。在他們口頭，大雁、小燕、油桶、水桶、飯桶、聽筒、信筒，分得清清楚楚。他們不在乎多一個字，他們叫爸爸、媽媽、哥哥、太太、奶奶、公公、婆婆，他們說“老”鼠，石“頭”，桌“子”，尾“巴”。……
再進一步，我發現句子太長也使聽眾窮於應付，時間不停留，後浪前浪，印象殘缺不全。那時流行長句。執筆人常把一句文言直譯為一句白話，泥濘不堪。更重要的原因該是受“歐化”影響，英文句法繁複綿密，聽覺來不及破解。我這裏還有中央通訊社譯的新聞稿，每條新聞的第一句總是很長很長，堪稱歐化長句的典範： <blockquote>
每三年舉行一次三十四個國家一百多位權威學者參加的國際防癌會議
美國國務院否認外傳美國空車噴射機進駐蘇俄剛剛從摩洛哥撤出的空軍基地
行政院院長今天下午三點鍾在立法院第二十六會期第三次會議中答複立法委員周雍能張其彭牛踐初魯蕩平就施政報告提出的詢問 </blockquote>
廣播記者爭相仿效，於是在實況轉播中可以聽到：
“步下飛機的樸總統夫人穿的是蘋果（停頓換氣然後）綠的旗袍”
某太太聽到這裏，很納悶她為什麽“不”下飛機，然後，是了，她還沒穿好衣服。
“美輪美奐的大會堂中間懸掛著總統（停頓換氣然後）的肖像”
節目未完，警備總部派人上門來了，懸掛著“總統”？搞什麽鬼？
“人民大眾”口頭溝通沒有這樣的句子，國語專家何容說，通常一句話不超過十個字，因為人在一呼一吸之間可以講十個字，換氣最好也換句。
一九五二年這一年，我在“全國各公民營電台聯合主辦”的《廣播雜誌》（周刊）上發表了十六篇文章，其中七篇專門討論廣播語言，九篇連帶討論廣播語言。我也在台北市記者公會的會刊上發表文章，討論播音員和廣播編輯的專業角色。台灣報刊涉及這方麵的論述，大概以這一組文章最早。
那時，“大眾傳播”一詞尚未在台灣出現，新聞學家還沒把廣播列為正式的門類。當然現在大不相同了，多少研究論文，四海已無閑田。
那時政工幹校首先重視廣播，然後是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他們以職業訓練的觀點重視我的建議。正聲廣播電台創辦人夏曉華，致力提高民營電台的文化水平，也吸收采納我的觀點。“中廣”招訓新播音員，增加一門課程，叫做“怎樣寫廣播稿”，約我擔任講員。
各廣播電台漸漸重視文稿，“講話節目”的重要超過音樂，寫稿好手知名度漸增，警察電台有羅蘭、盧毓恒，正聲電台有夏曉華、李廉、賴光臨，“中廣”公司有紐先鍾、郝肇嘉、趙淑敏、萬傑卿、駱仁逸，我跟他們頗有淵源。軍中播音另成係統，大作家朱西寧、管管、吳東權、瘂弦早年都曾是節目部過客。軍中康樂人才無數，他們有演話劇說相聲的經驗，語言能力強。政工幹校教授祝振華是語言傳播的專家，他也成就了許多優秀的人才。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廣”出版《空中雜誌》半月刊，“熱門音樂”主持人劉恕主編，他約我寫一個專欄，後來結集出版單行本，書名《廣播寫作》。在台灣，這是第一本有關廣播語言的專門著作。“中廣”救我於窮途之中，這本書算是我的回報。
有人以資深作家為對象，作一係列的訪問，冠之以“奠基者”。我對這位熱心人說，我處處都是“後學”，隻有當年在廣播文學肇造的時代，算是放下一兩塊石頭。
當然，以上僅是廣播文學的語言問題，除此以外，我在題材結構和媒體特性方麵也說了很多話，那是六十年代的事了。
人人說“學然後知不足”，我的經驗是“用然後知不足”，我總是還沒有學，就要用，一麵用，一麵學。
進廣播電台做了專業撰稿人，這才發現自己的文章有很大的缺點，嚴肅枯燥，入理而不能入情。那時候，我是說一九五一年，別人寫的稿子也是如此，“混”下去沒有問題，但是我立誌要做他們中間最好的一個。
國民政府雖在抗戰勝利後實施憲政，黨營的廣播事業仍有訓政思維，人站在麥克風前說話那就是天降大任，你既然是宣講天經地義，當然可以用直率的、熱烈的、肯定的口吻直接灌輸給對方，排闥直入，不容商量。“真理”是自上而下的一條鞭，接受宣傳是公民的一項義務，一個人是否可以救藥，要看他對“總統”文告、《中央日報》社論的態度。那時雜誌、報紙也都步步向你逼近，麵無表情。
那時台灣的宣傳頗有悲劇氣氛，中共在大陸各地展開清算鬥爭，餘悸猶在，大難將臨。茅蕉對秦王說過：“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媒體發出“死亡”的警報。田單守即墨，“將帥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黃宗羲說：“士君子有成天下之心，乃能死天下之事，有死天下之心，乃能成天下之事。”一股氣在鬱結激蕩，宣傳品反應最直接，因此最快顯示出來，它們像舊約時代的先知一樣，預察毀滅將臨，起來奔走呼號。
那時大家的口頭禪是良藥苦口利於病，“糖衣”兩個字後麵緊跟著“毒藥”，真理總是帶著壓力，趣味是為了熊掌而必須舍棄的魚，人應該自動接近有益的經驗教訓，不可等待它向你討好獻媚。廣播教忠教孝，說仁說義，可以提升人的品質，如果有人不愛聽，他應該檢討自己的人品，不是檢討宣傳的內容。偶然有聽眾投書“中廣”，批評講話節目硬性說教難以接受，“中廣”節目部有人懷疑投書者決非忠貞軍民，主張把來信交給警備司令部參考。
那時台灣收音機稀罕，為廣播節目寫稿的人難得聽見自己的節目，更難得聽見別人談論自己的節目，政府管製製造收音機的器材，誰家的收音機壞了，還得向治安機關報廢備案，交回零件，《廣播雜誌》還得開個專欄，告訴大家怎樣使用收音機。一九五三年“中廣”公司成立業務所，使用美國進口的器材裝配收音機，每架售價新台幣八百元，而我的薪水每月三百元，收音機顯然難以普及。
“中廣”公司節目部設在新公園一角，隔著公園和省立博物館相望，博物館後麵新公園裏有一個方形花架，花架下有一座“宮燈式”的建築物，底座很高，頂端像博士帽，下麵用木材雕成窗欞，窗欞裏麵裝著播音喇叭，地下有電線和節目部發音室連接，坐在花架下麵可以聽到廣播節目。這是日本治理台灣留下的設備，外形美觀，聲音輕柔，想不到日本在冷酷的軍國主義時代也有這樣溫暖的設計。
夜晚無事，我常坐花架下的長椅上聽自己寫的講話節目，琢磨語文方麵應該改進的地方。夏天總是滿座，他們大概都是家中沒有收音機的人吧，後來認識編劇家朱白水，他說他也經常是座上聽眾。也許是因為那裏燈光並不明亮，我們沒有在那裏相遇。
我觀察他們的舉動，尋找文稿的得失，終於發現“趣味”重要，如果有人聽到一半，起身離去，多半因為語言無味。有一次，一位老者拄著拐杖，經過花架底下，喇叭正在播送我寫的節目，他恰巧聽見一句有趣的話，居然站在那裏聽完下麵“無趣”的部分。正如朱白水所說，編劇要坐在台下看演出，才知道劇本應該怎樣修改，我也從文稿變成聲音以後，尋找聽眾的好惡，發現稿本潛在的、隱藏的、習焉不察的瑕疵。
一年又一年，公園裏的喇叭不再發聲，據說是因為收音機逐漸普及了，“中廣”切斷線路。一年又一年，據說因為台灣風氣日趨浮華，人民生活和時代任務脫鉤，為了喚起“平時如戰時”的意識，軍方在台北市火車站前的廣場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貝作強悍的呼喊，我坐在新公園的辦公室裏都能聽見，火車站裏鵠立買票引領候車的人群，尤其是夏天，心情本來焦躁，聲音暴力增加他們的痛苦不安。冬天夜間，那時路上行人車輛稀少，月色慘白，長街寂無人聲，惟有這高分貝音波來者不善，像冰冷的怒潮撞在牆上又潑回來，頓覺氣氛恐怖。日本人裝設的喇叭那樣輕聲細語，這一具喇叭竟然如此粗魯。
再過一些時候，高音喇叭消失了。據說美國政要費吳生的夫人訪問台灣，住在車站附近的旅館裏，夜間被迫接受這無法拒絕的喧嘩，難以安眠。她寫了一封信向某某人投訴，中央高層這才進行檢討，發現台北市的“中央車站”關係國際視聽，為免目中無人，決定把喇叭拆除。自此以後，我發覺宣傳風格逐漸改變，以前像注射一樣“自外打進”的做法從各方麵步步退縮，軍方提供這個喇叭可以當做符號，它是戰時與和平時宣傳的分水嶺。
我的覺悟比較早，從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我連年尋找趣味，學習怎樣使聽眾“欣然接受”，不必倚仗外力強製，我怕有一天“外力”無能為力，我希望那一天不受淘汰。我想起夏丏尊曾在雜誌中開設“文章病院”，“中廣”沒有病院，我隻有自病自醫。我相信趣味是可以“發現”的，“發現”是角度問題，是態度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訓練學習，一個人能在一秒鍾內算出五位數和五位數相加，那是上帝的事，一個人能在一秒鍾內算出一位數和兩位數相加，那是教師的事。
教師在哪裏？“中廣”撤出南京，帶來許多劇本，我為了研究小說的結構，一一閱讀，發現了丁西林、李健吾、莎士比亞的幽默，他們顯示語言的新功能，人生的新樣相，簡直是個發明家。丁西林含蓄從容，有紳士風度；李健吾比較尖刻，能把法國喜劇完全用中國話寫出來，使我這個依賴譯本的人驚為奇遇；莎士比亞的機智和哲理又在兩人之上。我反複熟讀他們的劇本，並且把莎氏喜劇中有趣的句子全部摘抄在筆記本上，時時溫習。資料室書架上也有郭沫若的《屈原》和《虎符》，我讀了，算是個反麵教材吧，他的語言風格正是我要掙脫的羅網。
小說方麵，我讀到狄更斯的《塊肉餘生錄》，都德的《小東西》，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傳》，還有錢鍾書的《圍城》，批評家稱道這些作品有多方麵的成就，我管不了那麽多，隻吸收其中的喜趣。散文方麵我讀到梁實秋、林語堂、陳西瀅，我喜歡他們甚於魯迅，梁氏散文有時裝腔作勢，使我想象喜劇演員的身段，林語堂以白話稀釋中國典故和成語，似正似反，若即若離，用他的方法調和廣播和文言的關係，效果極好。
天緣湊巧，“中廣”開辦了一批新節目，其中有個“電影介紹”，由我執筆，我每天都要去看一部電影，工作壓力很大，常常在電影院裏睡著了。那年代，美國好萊塢傾盡全力征服第三世界的觀眾，台灣電影院大量放映美國影片，我非常喜歡喜劇明星鮑勃霍伯和大衛尼文。即使是西部片和愛情片，也都有笑料穿插陪襯。記得有一部間諜片，情節緊張，甲方的間諜請乙方的間諜抽煙，香煙在嘴裏爆炸了，乙方間諜倒地不起，甲方間諜把手中的空盒丟在他身上，揚長而去，這時鏡頭推近盒上的一行字顯示出來：“吸煙有害健康”，順手點染，無意得之，最適合廣播取法。
修這一門功課，大概費了我十年工夫。要寫有趣味的文章，先要有“有趣味”的想法，要有“有趣味”的想法，就要做有趣味的人，這等於要我脫胎換骨。人生在世豈能脫胎換骨？最多也隻有變化氣質吧，我像神農嚐百草那樣吞食一切有趣的東西，沒有中毒。我在大刺激大震蕩之後一度陷入昏沉麻痺，了無生趣，職業訓練使我慢慢醒過來，如同溺水者浮上水麵。
節目部設在二樓，整層樓用甘蔗板隔間，記者、編審、播音員分間辦公。這年三月，節目部主任邱楠到任，他把隔間拆除，各組在一個大廳之內共處，一人說話大家都聽得見，我的生命中出現了王大空。
那時王大空已是有名的廣播記者，儀表俊雅，音質清亮。那時人才缺乏，他能編、能譯、能采訪、能播音，十分難得。我曾在《美麗的謎麵》一文中記述他在新聞采訪方麵的傑出表現。現在要補述他的另一方麵。他談吐詼諧，是個十分有趣的人，他在新聞組說話常常引得各組同事哄堂大笑。他有時也捧著一杯熱茶在各組間走來走去，涉口成趣，臨場效果超過談笑風生。我佩服他，他是當時語言沙漠中的綠洲，對我有啟蒙之功。我對他說，我要把他的妙語雋言記下來編一本書，叫做“空言集成”，使當代後世欣賞欽佩他的才華。
“空言集成”徒托空言，我現在把他的代表作記下來幾條，表示對他的追思。
那時大家初到台灣，前途茫茫。王大空遇見老朋友，對方問他“近來好嗎”？他的回答是“我比將來好”！聽者始而愕然，繼而失笑。這句話擊中了大家的潛意識，立刻成為經典名句。
那時台灣標榜戰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未久，許多動人的口號猶在人心，反共文宣再度拿出來使用。例如丘吉爾號召英國人“流血、流淚、流汗”，王大空在底下緊接一句“流精”，四者都是生命的消耗而已，嚴肅立即化為輕鬆，而輕鬆中另有嚴肅。
各界如有新聞發布，照例“招待記者”，王大空桌上的請柬越來越多，佛教也未能免俗。王大空對我們說，“和尚吃十方，新聞記者吃十一方，和尚也要招待記者。”有人戲言這句話可以上新聞學校招生的海報。
“中央黨部”定了個“讀訓周”，台北市黨營文化事業的人員，齊集“實踐堂”讀蔣公的訓詞，“中廣”播音員白銀上台朗讀，我們大家在台下“聽訓”，每天早晨七點半到八點舉行，不許占用辦公時間。王大空拒絕參加，事後要我告訴他讀訓心得，我歎了一口氣說：“他講的話都很對，可是，如果我照他的話去做，我混不下去。”王大空馬上接口：“那當然，他如果也照自己說的話去做，他也混不下去。”語氣幹脆爽利，辦公室裏的人聽見了笑不可仰。我的天！那年頭，這一笑的代價可是超過千金哪！
“中國廣播公司”的前身中央廣播電台，成立於一九二八年，二十年後，初創時期的職員都升為一級主管，掌理人事、會計、總務、工程（後來又有安全），這些單位屬於“管理部門”，節目（後來又有廣告）屬於“業務部門”，廣播電台應該為業務而設，業務掛帥，“中廣”公司的情形相反，管理掛帥，電台好像為管理而設。管理部門的幾位領袖人物在位甚久，用人如蜘蛛結網，各據領域，節目部楊仲揆稱之為“四大家族”。
“中廣”按年資付薪水，業務部門的人員流動頻繁，幾乎都是新進，待遇普遍偏低。論工作，做節目要每天產生新內容，奔波操勞，超過總務會計甚多。那時“中廣”難以羅致優秀的記者和作家，這是主要的原因。
“中廣”有單身宿舍和眷屬宿舍，分配權操在管理部門手中。我有一段時間睡在辦公桌上，而“四大家族”的某子弟考取軍校，他在單身宿舍的鋪位空在那裏，以備放假時偶然小住，一直保留到他軍校畢業。王大空是節目部第一紅人，他為了奉養嶽母，想由一房一廳的宿舍換到兩房一廳，節目部為他爭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的順位還得排在總務部一個文書抄寫之後。公司本部眷屬宿舍集中的地方有兩個廁所，其中一個開放公用，一個加鎖，由某幾個家庭專用。
王大空怎麽看待這件事呢，他說，“他們”是革命先烈投胎，國民黨前生欠他們一筆債，他們今生來討債，來報複，他們要拖垮“中廣”。“我們”是軍閥轉世，當年迫害革命黨，現在活該給他們“墊底兒”，受欺壓剝削。他那年也許三十歲，絕對沒跟佛教結緣，他的表述是文學表述，不是宗教表述，他流露的不是信仰，是幽默感。
都說五十年代是台灣的恐怖時期，王大空口沒遮攔，麵不改色，直到一九六○年作風依舊。這年六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訪問台灣，王大空到機場采訪，趕回公司搶發新聞，他匆匆走進大辦公室，先說一句“救星的救星來了”！反共文宣說蔣介石是民族救星，事實上台灣靠美國政府協防保護，艾森豪威爾以超強大國的元首訪問台灣小島，國民黨人可謂久旱逢甘霖，而王大空以“救星的救星”表述之，特務細胞在旁聽了，怒形於色。但是王大空由記者升新聞科長，“科”升格為“組”，他也升為新聞組長，節目部主任邱楠調新聞局，副主任李荊蓀升主任，王大空升副主任，李荊蓀升副總經理，王大空升主任，一帆風順。
王大空並沒有特殊背景，“中廣”總經理魏景蒙用人惟才，不拘細節，魏氏有特殊背景，安全部門無法阻擋。但是賬單擺在那裏，你終有一天要簽字支付，等到魏景蒙去，黎世芬來，副總經理出缺，王大空想層樓更上，就障礙重重了。
王大空麵不改色，蔣公七十大慶，“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善頌善禱，提出一句口號：“人生七十才開始”。王大空看到新聞報道，立刻接了一句：“開始生病”。
有一個笑話，據說是王大空的創作。貓為了捕鼠，在洞口學狗叫，老鼠認為很安全，走出洞外探看。貓撲上去，捉住了。老鼠納悶：我剛才明明聽見的是狗叫啊！貓對他說：“你現在知道了吧，學外國話很重要！”
那些年，王大空是個極受歡迎的人物，每逢吃喜酒的時候，我總千方百計和他同桌，或者坐在他的鄰席。像他這樣的人是稀有的，八十年代我上網找資料，發現山西運城地委書記宣傳部長也叫王大空，此人也擅長搞笑，受人歡迎。同名同姓，時隔三十年，遙遙相應。細想起來，大陸上有許多事情都比台灣晚出三十年。
王大空絕頂聰明，但是不能抑製天性中的幽默，即使別人看來那是小小的愚蠢。一位同事對我說：王大空不斷犯錯誤，所以他很可愛。後來張繼高做新聞部主任，他與王大空同為“中廣”雙璧。張的一言一行恰到好處，“像手術刀一樣精確”，可敬不可愛，兩人同為紅塵中的奇觀。《世說新語》說顧愷之才與癡各半，也許王大空的幽默癖是一種“癡”，癡中有才。後來幽默大師林語堂回到台灣，幾場演講平淡無奇，“中廣”同仁十分詫異，“他還不如王大空嘛！”
能與王大空先生共事是我的奇遇，他處處從眼前景、身邊事取材，啟發性超過丁西林、李健吾、鮑勃霍伯、大衛尼文，那時我的世界一片渾沌，他無情的犀利冷雋像雷電一樣，穿透濃霧，顯示丘壑。有時候他太狠了，這個“狠”字是總經理魏景蒙對他的一字褒貶，先賢說治重病要用猛藥。今天回想，當年大背景一片肅殺，王大空的聲音是“沙漠中的駝鈴”，每逢聽見有人以兩岸的“恐怖時期”相提並論，我心中暗想畢竟有些分別，這一邊，五十年代有個王大空，那一邊要八十年代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