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這部奇書，讀者們不論年齡大小、時代先後、地域差異多大、政治社會製度如何不同，讀後都會有不同的領悟。
一個讀者個體，他從小到老、從華南到華北、從小學到大學、從國內到海外、從大陸到台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由於生活經驗的變換、知識接觸麵的擴大，他每次讀《紅樓》也會“別有一番滋味”。 一
筆者幼讀《紅樓》，亦嚐為“焚稿”垂淚，為“問菊”著迷。它是青年人情竇初開時的愛情寶庫，也是學習古今文學的初階——論舊詩詞，則盛唐而後、《花間》之前，芹溪之作品亦足以亂真；論白話文，則胡適、魯迅亦難望其項背。老實說，在筆者這輩“五四”以後出生的“作家”，它對我們都是新舊文學習作的啟蒙教科書。
大學時代，在防空洞再細讀《紅樓》，筆者便覺得它在文學之外實在也是一部社會史巨著——是反映我們那個兩千年未嚐有基本變動的儒家宗法社會的綜合記錄。
食色性也。“寶黛之戀”，兩千年來，何代無之？而“金玉之緣”，因“父母之命”而“終成眷屬”——在筆者這一輩以上的老人，除了“私奔”之外，亦絕無他途可循。結兩千年婚姻製度之總賬，曹霑真是第一支筆。
作為一個對社會科學才剛啟蒙的大學生，筆者在大學時代便體察出，社會科學上所揭出的“文化衝突”的概念，便是曹雪芹這位第一流天才服裝設計師，終使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都變成“半截美人”的症結所在。滿人天足，也可說痛恨纏足。康熙帝曾下詔禁止纏足，然終以入關不久，為使漢族臣民休養生息、“不願擾民”而中止。
入關百年後，滿人已泰半漢化，入境從俗，一切從漢家製度，唯獨纏足一項，以其太痛苦、太野蠻，而終未接受。曹氏本漢家子，而早入旗籍，從旗俗。入關恢複漢家舊儀，一切心悅誠服，獨對纏足一項，《紅樓》作者發生了心理上的“文化衝突”而無法處理。芹溪若使寶、黛、春、雲諸美盡纏其足，豈非人間慘事？而雪芹述筆之初，“脂硯”以次讀者或男或女，幾全係滿人，對此慘事，何能接受？
反之，若使晴雯、芳官、鴛鴦、琥珀……在粉白黛綠之間盡成“鳳陽”大腳婦人，豈不煞盡風景？因此，最佳辦法則唯有秉筆不書，馬虎了事。
芹溪為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而社會科學家，諸“夫子言之”、“概念化”（conceptualize）之，使吾心有戚戚焉！淺通之、深索之，始知鑽研《紅樓》，亦固有“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道也。
大學中期，膽大心粗，不自藏拙，竟於史係學刊上撰寫萬言長文曰《淺論我國腳藝術的流變》以申述之。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之“腳”，固均在詳細玩摩之列也。惜戰時印刷不易，拙文迄未流傳，終至遺失，迄今念之。
大學結業後，留學美國，亦嚐與愛好文藝之同學合組白馬文藝社自娛。斯時適亦僑居紐約之胡適之先生，曾戲呼之為“海外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同仁每談《紅樓》，予亦屢提“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social science approach）應為探索《紅樓》方式之一。新紅學之考證派，隻是研究者之起步，為一“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而非研究學術之終極目標也。其時海內“階級分析”之說正盛極一時。“階級分析”亦“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重要方麵也，偏好之，何傷大雅；罷黜百家，則托拉斯矣。
70年代“文革”以後，海峽兩岸文禁頓解。前“白馬社”舊人周子策縱，竟能重集海外同好，醵資於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於1980年間召開“第一屆國際《紅樓夢》學術討論會”，而征文及於下走。予因將數十年久積心頭之“社會科學處理方法”以治“紅學”之法螺舉例再吹之，因撰拙文《曹雪芹的“文化衝突”》，以就正於同文，時以限於篇章，書未盡意。 二
其實“文化衝突”一概念，於時興“社會科學”上並不隻限於兩族（滿漢）之間也。文化衝突亦有古今之時限。新史學上有所謂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處理古事物之大忌，亦即時代不同而引起觀念衝突之一種也——斯於“美學”則尤為顯而易見者。雪芹之撰《紅樓》放諸主角服飾之設計，此一“衝突”即彰明較著，而每為一般讀者乃至為紅樓男女“繡像”之藝術家所忽略，舉例以明之：
《紅樓》第三回，黛玉初見寶玉時，且看這位“衙內”所穿的衣服：
（黛玉一看）卻是位青年公子：頭上戴著束發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蹬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麵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
寶玉這位貴公子這時所穿的是一套傳統中國自唐及明的“古裝”。我國“古裝”經過兩千年以上的不斷改進，在設計上對“美”的研究，加上絲綢製造業在發展中的配合，真可說是登峰造極。它對一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官僚大帝國中上層社會中士女的打扮，真是美不勝收——和邊疆的少數民族相比，我們實在是太高級了、太美了。
古人所謂“上國衣冠”，所謂“滿朝朱紫”、“襟袖飄香”……“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都不是空吹的形容詞。它和“四夷”的服飾相比，那“上國衣冠”確是太高雅了。後來滿族入主中原，原曾有“易服”之議，可惜“美學”終於敵不過統治者的“自尊心”，而使“馬蹄袖”、“豬尾巴”把我們醜化了兩百多年。
所以我國“古裝”的設計也確有其超越時代的“客觀的美”。時至民國，還有個酷愛古裝的留學生馬君武歌頌它是“百看不厭古時裝”。服裝設計師曹雪芹，他顯然與馬君武有同好，致使榮、寧二府的主子穿的幾乎（著重“幾乎”二字）都是“古裝”，賈寶玉這位貴公子初見表妹，便是個（夾雜少許胡服的）古裝公子。他的高雅華貴之像也被所有替他“造像”的畫家——從清末的版畫、石印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水彩畫——幾乎“造”出千篇一律的古裝之像。
其實賈公子原是曹霑筆下的旗人，他平時家居，頭上是吊著條辮子的。
且看上引同回，寶玉見過妹妹之後，遵祖母之命去看過媽媽回來時的穿著，便從“古裝”變成“時裝”了。
（黛玉見他）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帶：頭上周圍一轉的短發，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發，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垂在腦後）（此四字為筆者所加），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戴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麵半露鬆綠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麵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
這一下，豈不糟糕？原來天下第一美男子、古今美女夢中的“白馬王子”，原來腦殼之後還拖了一條怪模怪樣的“豬尾巴”（pigtail），這成何事體？所以一切繡像畫家、水彩畫家——包括北京出版的英文版“紅樓插圖”和名家題詠的“紅樓月曆”，都“辛亥革命”起來，把美男子賈寶玉的“豬尾巴”剪掉了。
你說寶玉因年經，初見林妹妹時還拖條“辮子”，長大了就沒有了。那麽，讀者賢達，您就錯了，賈公子在“怡紅院”一天到晚都拖著辮子呢！
不信且看第二十一回，那個小無賴看到漂亮的表妹史湘雲剛梳完了頭、洗完了臉，他不但要使用湘雲用過的髒水，還要湘雲替他梳頭。那個爽快的丫頭湘雲不幹。
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隻得扶過他的頭來梳篦。原來寶玉在家並不戴冠，隻將四圍短發編成小辮，往頂心發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絛結住。自發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麵又有金墜腳兒。湘雲一麵編著、一麵說道：“這珠子隻三顆了，這一顆不是了，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麽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叫人揀去了，倒便宜了揀的了。”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人鑲了什麽戴去了呢！”寶玉不答……
如此看來，寶二爺不但在家中“不出門”時總拖著辮子——湘雲替他梳辮子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出得園去，和一些小戲子、小相公胡來時，也拖著辮子，並把辮子上珍貴的飾物偷偷地送人了。
賈寶玉拖辮子是肯定的了。問題是曹雪芹把他（她）們一切“古裝化”矣，為什麽卻舍不得把美男子寶二爺的“豬尾巴”割掉呢？須知雪芹雖愛“古裝”，他也愛他那18世紀清朝極盛時期高級社會裏的“時裝”，雖然這條“鬆花大辮子”的男人“時裝”，在我們有“現時觀念”作祟的讀者們看來是“七醜八怪”，但是縱在20世紀初元，它還是“美”得很呢。請聽“我的朋友”李宗仁先生剪辮子之前的回憶：
（宣統元年，1909，廣西陸軍小學）的製服全是呢料子，還有一套嗶嘰的。冬季則有呢大衣。每人每學期發兩雙皮鞋……當時我們的服飾是十分別致的，學生多數拖著一條長辮子，卻穿著現代式的陸軍製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來，雖有不調和之感，但在那時是覺得十分神氣美觀的。我們的留日返國的教官，以及少數得風氣之先的梧州籍同學，間或有將辮子剪去的，也有少數將後腦剃光或剪短，把前麵的頭發編成辮子，再把辮子盤成一個餅貼在頭頂上，然後戴上軍帽的。但他們在寢室內或操場上脫掉軍帽時，卻備覺難看（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三章第三節）。
李宗仁在20世紀初年，穿洋服、戴洋帽、上洋操，還覺得“豬尾巴”“十分神氣美觀”；我們的美學大師曹霑，在18世紀中葉，不肯在美男子寶玉頭上“割愛”，是十分可以理解的。這條嵌珠大辮子，在18世紀的曹雪芹看來，是其美無比呢。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還要把我們的大眾情人賈寶玉的頭上加上一條“豬尾巴”，那就不成話了。所以我們的紅樓畫家諸同誌便全體動員，把賈公子的辮子割掉了。 三
綜上所述，不過舉一反三。蓋新興社會科學中諸“法則”與“概念”，極多均可引入作研討新紅學之新方向。弗洛伊德之唯性論、馬列恩斯之階級分析說、社會學、倫理學、經濟學、心理學研究中之種種成果，均可引為借鏡。
憶早年讀中國文學史如新興諸大家中之胡適、胡小石、胡雲翼等人以及專論傳統小說之周氏兄弟——樹人、作人——等，無不以“說部”為“明清文學”之主流。
然唐詩、宋詞、元曲之後，何以異軍突起，章回小說頓成兩朝文學之中堅，時至清末，書目竟多至一千六百餘種，直如野火之燎原，一發不可收拾？諸文學史家則均瞠目不知所對。晚近諸大家粗通漢籍、論文海外，竟以兩朝顯學比之歐西作品，直是糟粕之與珠玉，簡直不屑一顧，則尤為不可思議。
需知戲曲、小說均為構成人類文明社會生活成分之一部，深受社會經濟“供需律”w of supply and demand）之支配。戲曲、小說古已有之，然其“大眾化”（socialization）則有待於現代都市化工商業社會（urbanization）之崛起。有都市化之工商業社會，始有小市民階級之壯大；有壯大之小市民階級，始有小市民精神文明之“需要”，有此小市民之“需要”，始有應運而生之“供應”。
戲曲、小說之興起，必以小市民之“需要”為基礎——否則隻限於貴族之“梨園”、宮廷之“秘籍”（今日吾人於海外仍可欣賞巨冊繪圖足本殿版《金瓶梅》即屬後者之一種）；無小市民之社會基礎，則戲曲、小說便無大眾化之可能。吾人熟讀歐洲史，固知此理，中外皆然也。
西歐中小城市之興起，約始於十五六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後，小市民有此“精神食糧”之需要，西班牙空前名著之《堂吉訶德》始應運而生。《堂吉訶德》之前，西班牙非無小說也；《堂吉訶德》之後，西班牙更是作品備出，而《堂吉訶德》之所以一枝獨秀者，百年創作，沙裏淘金，千枝一秀之成果也。
16世紀之初，西、葡兩國中分天下，沿海城鎮首先都市化，而平民文學亦隨風而起，非偶然也。然西、葡兩國好景不長，後來居上則英吉利也，法蘭西也。無十八九世紀西歐之重商主義、工業革命，即無蓬勃之西歐說部文學，可斷言也。文學為時代之產品，所反映者為當世之社會生活與人民心態。故治西洋文學史者，如對西洋史學與西方社會之發展狀況初不經心，而一味以文論文，則未有不緣木求魚者也。治中國文學史者，如對“中國社會發展史”毫無概念，隻一味批卷子看文章而臧否作者，則批者縱滿腹洋文、全盤西化，亦終不免八股習氣也。 四
我國社會經濟之都市化實始於南宋。殘趙雖偏安一隅，然其在工商業經濟上之成就則遠邁漢唐。其經濟中心則為運河南段、長江下遊、太湖沿岸之三角地區。
蒙人入主，中原諸省備受荼毒，獨於揚州及蘇杭一帶優渥有加，未遭嚴重損失，國史與私人記述記錄均詳。西人馬可·波羅亦親見之。
元去明來，江南遂為國家經濟首善之區，中小城鎮俱已漸次都市化，手工業之蓬勃，古所未有。有此豐裕小市民之社會基礎，則大眾化之戲曲、小說乃應運而生。暇時每讀明人筆記，事例萬端，此信念乃益堅信不移。
滿人南侵，雖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江南在全國經濟上之領導地位並未動搖；再經康熙六十年（1662——1722）與民休息的升平之治，則十七八世紀間，我國江南手工業中小城鎮與夫小市民階級之興起，可能為全球之冠（更深入比較非關本題，故曰“可能”），有此小市民階級之基礎，“說部文學”始漸成氣候，“供需律”規範之也。斯時不但書賈之業大盛，與書賈血肉相關之職業批書人與職業作家乃一時俱起，“市場經濟”使然也。
金聖歎（1608——1661）便是職業文學批評家之一代奇才，置金君於世界任何文學批評圈內，其才亦不多讓，金某如不中年被害，則渠在文學批評上之成就，當更不可限量。然何以17世紀中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姑蘇能出一金聖歎，斯亦社會經濟發展之結果也。
聖歎死後之百餘年，曆經雍正、乾隆兩朝（1723——1795），正值公曆之18世紀，亦清室之極盛時代，帝王與上層士大夫之沉湎於金石書畫、四庫典籍，而民間之沉迷於言情小說、悲喜戲曲，不特時人有紀錄明文，吾人亦可於想象中得之。斯時江南出版業之盛極一時，毋庸贅言；小市民之愛好讀品，亦舉手可得，讀小說自是一時風氣。
曹雪芹祖孫三代寄居江南六十餘年（1663——1728），原是“南人”，富而有暇，平時聲色犬馬之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男女教育又均超人一等，其闔府上下，沉溺於時尚之小說，亦不難想象——大觀園中偷讀“傳奇”，即有明證。
再者，以創作《儒林外史》而馳名後世之吳敬梓（1701——1754）亦以皖人而寄居南京，《外史》什九即成書於南京。敬梓亦紈絝子而有才華，少年豪縱，不事生產，不求富貴，而以憤世嫉俗、著書罵人為樂，結果雖非“淚盡”，然亦以中年貧病而死，頗類雪芹。
敬梓、雪芹同時、同鄉（雪芹南京人，說南京話，《紅樓夢》中辭例至多；敬梓安徽全椒人，寄居南京。全椒實南京之“郊區”也，口音相似。胡適每好說“我的安徽同鄉吳敬梓”，其實胡適的“徽州”土話，吳敬梓聽來，一句不懂也。而吳敬梓倒是曹雪芹的真正“同鄉”），二人又有同好，性格狂狷、反抗，亦複相同。雙方均中年“食粥”而死，也大同小異，可惜一南一北，正如莊周與孟軻，兩位才人，終無一麵之緣。然二人均以不求之名而名垂後世，斯蓋當時知識分子風氣使然。清末文人有評梅巧玲、梅蘭芳祖孫之言曰：“所操至賤，而享名獨優！”
著稗官野史、寫言情小說，在18世紀的中國雖非至賤，終非高尚職業。文人學士才人如曹雪芹、吳敬梓者，竟願破產為之，蓋從所好，而群眾亦好之——亦如清末民初京戲界之票友，爾自好之，台下好之者亦眾也。
爬格子、寫文章的窮朋友，你爬出來沒人看，你爬它做甚？爬出來，雖“賒酒食粥”，隻要有人看，能膾炙人口，自得其樂，也就顧不得許多了——這就是阿q之所以為阿q，曹雪芹、吳敬梓之所以為曹雪芹、吳敬梓吧。 五
前文已敘明言情與社會小說古已有之，然何獨盛於都市小資產階級興起之後歟？說來亦無啥深文大義。
蓋以耕耘為本的農業經濟大帝國之內，農民勞動力為從事生產之最大資本。農村三月閑人少！抽出時間讓富有勞動力之青年子弟入學讀書是為最大之浪費。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農民來說，在生產勞動上，無此必要也。子弟三人，有一人入學，則損失三分之一之勞動力。在機器生產之前，農民一人之勞作，尚不足夠供應三五人之食用，胼手胝足，自顧之不暇，哪得餘資遣子弟上學讀書？
加以我國古代，啟蒙求學非為生產之必需，而為謀求進學、中舉、升官而發財也。然升官發財，豈可幸致？為此希望極微之彩票而影響舉家衣食之犧牲，有實際生活體驗之農民不願為也。筆者近年返鄉，細訪農村，仍見有此反教育之現象，遑論千百年前！
以舉國務農之大帝國，偶有城鎮，包括其國都，均為文盲麇集之農村市集而已，與現代經濟之都市化，在性質上則迥然有別矣。農民原亦有其精神文化之需要，此需要則由職業化之講書人、講古人、說書人及夏誌清教授所謂之說話人（見夏著《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以供給之。
說書人時亦有其腳本，書商間亦以此腳本售諸少數市集讀書人以牟利。此但為少數有此需要者作有限度之供應，非今日市場經濟上之所謂通用商品modities）也。
此種說書人之腳本，雖亦為“讀”書人所喜愛，然其撰寫體例與特色，則著重於“聽”眾也。“聽眾”情緒之反應，為著作者最原始、最緊要之考慮，至於個體“讀者”之如何反應，則初不在編書者慎重考慮之列也。
以故當我國農業經濟逐步進入都市化了的工商業經濟時，小說作者之體例乃逐漸由著重“聽眾”團體之反應，而轉向“讀者”個體之反應矣。
蓋都市社會與農業社會迥異。教育在純農業社會中為“浪費”；而教育在工商業社會中則為“必需”。小市民對“深文大義”之作品，在工作上無追求之必要；而小市民“讀書識字”則為謀生求職之必需。既讀書識字矣，則工餘之暇，讀“說部”以自娛，民有所“需”，市有所“供”，則章回小說泛濫矣。
我國沿海城鎮之大規模都市化，始於《南京條約》後之五口通商。既有千萬麇集五口之小市民，章回小說泛濫至一千六百餘種，則亦是市場商品興旺之常情，不足怪矣。
一個讀者個體，他從小到老、從華南到華北、從小學到大學、從國內到海外、從大陸到台灣、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由於生活經驗的變換、知識接觸麵的擴大，他每次讀《紅樓》也會“別有一番滋味”。 一
筆者幼讀《紅樓》，亦嚐為“焚稿”垂淚，為“問菊”著迷。它是青年人情竇初開時的愛情寶庫，也是學習古今文學的初階——論舊詩詞，則盛唐而後、《花間》之前，芹溪之作品亦足以亂真；論白話文，則胡適、魯迅亦難望其項背。老實說，在筆者這輩“五四”以後出生的“作家”，它對我們都是新舊文學習作的啟蒙教科書。
大學時代，在防空洞再細讀《紅樓》，筆者便覺得它在文學之外實在也是一部社會史巨著——是反映我們那個兩千年未嚐有基本變動的儒家宗法社會的綜合記錄。
食色性也。“寶黛之戀”，兩千年來，何代無之？而“金玉之緣”，因“父母之命”而“終成眷屬”——在筆者這一輩以上的老人，除了“私奔”之外，亦絕無他途可循。結兩千年婚姻製度之總賬，曹霑真是第一支筆。
作為一個對社會科學才剛啟蒙的大學生，筆者在大學時代便體察出，社會科學上所揭出的“文化衝突”的概念，便是曹雪芹這位第一流天才服裝設計師，終使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都變成“半截美人”的症結所在。滿人天足，也可說痛恨纏足。康熙帝曾下詔禁止纏足，然終以入關不久，為使漢族臣民休養生息、“不願擾民”而中止。
入關百年後，滿人已泰半漢化，入境從俗，一切從漢家製度，唯獨纏足一項，以其太痛苦、太野蠻，而終未接受。曹氏本漢家子，而早入旗籍，從旗俗。入關恢複漢家舊儀，一切心悅誠服，獨對纏足一項，《紅樓》作者發生了心理上的“文化衝突”而無法處理。芹溪若使寶、黛、春、雲諸美盡纏其足，豈非人間慘事？而雪芹述筆之初，“脂硯”以次讀者或男或女，幾全係滿人，對此慘事，何能接受？
反之，若使晴雯、芳官、鴛鴦、琥珀……在粉白黛綠之間盡成“鳳陽”大腳婦人，豈不煞盡風景？因此，最佳辦法則唯有秉筆不書，馬虎了事。
芹溪為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而社會科學家，諸“夫子言之”、“概念化”（conceptualize）之，使吾心有戚戚焉！淺通之、深索之，始知鑽研《紅樓》，亦固有“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道也。
大學中期，膽大心粗，不自藏拙，竟於史係學刊上撰寫萬言長文曰《淺論我國腳藝術的流變》以申述之。大觀園中，諸姑娘、奶奶之“腳”，固均在詳細玩摩之列也。惜戰時印刷不易，拙文迄未流傳，終至遺失，迄今念之。
大學結業後，留學美國，亦嚐與愛好文藝之同學合組白馬文藝社自娛。斯時適亦僑居紐約之胡適之先生，曾戲呼之為“海外第三個中國文藝中心”。同仁每談《紅樓》，予亦屢提“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social science approach）應為探索《紅樓》方式之一。新紅學之考證派，隻是研究者之起步，為一“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而非研究學術之終極目標也。其時海內“階級分析”之說正盛極一時。“階級分析”亦“社會科學處理”之一重要方麵也，偏好之，何傷大雅；罷黜百家，則托拉斯矣。
70年代“文革”以後，海峽兩岸文禁頓解。前“白馬社”舊人周子策縱，竟能重集海外同好，醵資於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於1980年間召開“第一屆國際《紅樓夢》學術討論會”，而征文及於下走。予因將數十年久積心頭之“社會科學處理方法”以治“紅學”之法螺舉例再吹之，因撰拙文《曹雪芹的“文化衝突”》，以就正於同文，時以限於篇章，書未盡意。 二
其實“文化衝突”一概念，於時興“社會科學”上並不隻限於兩族（滿漢）之間也。文化衝突亦有古今之時限。新史學上有所謂以“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處理古事物之大忌，亦即時代不同而引起觀念衝突之一種也——斯於“美學”則尤為顯而易見者。雪芹之撰《紅樓》放諸主角服飾之設計，此一“衝突”即彰明較著，而每為一般讀者乃至為紅樓男女“繡像”之藝術家所忽略，舉例以明之：
《紅樓》第三回，黛玉初見寶玉時，且看這位“衙內”所穿的衣服：
（黛玉一看）卻是位青年公子：頭上戴著束發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戲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蹬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麵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
寶玉這位貴公子這時所穿的是一套傳統中國自唐及明的“古裝”。我國“古裝”經過兩千年以上的不斷改進，在設計上對“美”的研究，加上絲綢製造業在發展中的配合，真可說是登峰造極。它對一個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官僚大帝國中上層社會中士女的打扮，真是美不勝收——和邊疆的少數民族相比，我們實在是太高級了、太美了。
古人所謂“上國衣冠”，所謂“滿朝朱紫”、“襟袖飄香”……“裙拖六幅湘江水，鬢聳巫山一段雲”，都不是空吹的形容詞。它和“四夷”的服飾相比，那“上國衣冠”確是太高雅了。後來滿族入主中原，原曾有“易服”之議，可惜“美學”終於敵不過統治者的“自尊心”，而使“馬蹄袖”、“豬尾巴”把我們醜化了兩百多年。
所以我國“古裝”的設計也確有其超越時代的“客觀的美”。時至民國，還有個酷愛古裝的留學生馬君武歌頌它是“百看不厭古時裝”。服裝設計師曹雪芹，他顯然與馬君武有同好，致使榮、寧二府的主子穿的幾乎（著重“幾乎”二字）都是“古裝”，賈寶玉這位貴公子初見表妹，便是個（夾雜少許胡服的）古裝公子。他的高雅華貴之像也被所有替他“造像”的畫家——從清末的版畫、石印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水彩畫——幾乎“造”出千篇一律的古裝之像。
其實賈公子原是曹霑筆下的旗人，他平時家居，頭上是吊著條辮子的。
且看上引同回，寶玉見過妹妹之後，遵祖母之命去看過媽媽回來時的穿著，便從“古裝”變成“時裝”了。
（黛玉見他）一回再來時，已換了冠帶：頭上周圍一轉的短發，都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發，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垂在腦後）（此四字為筆者所加），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著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戴著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麵半露鬆綠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麵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
這一下，豈不糟糕？原來天下第一美男子、古今美女夢中的“白馬王子”，原來腦殼之後還拖了一條怪模怪樣的“豬尾巴”（pigtail），這成何事體？所以一切繡像畫家、水彩畫家——包括北京出版的英文版“紅樓插圖”和名家題詠的“紅樓月曆”，都“辛亥革命”起來，把美男子賈寶玉的“豬尾巴”剪掉了。
你說寶玉因年經，初見林妹妹時還拖條“辮子”，長大了就沒有了。那麽，讀者賢達，您就錯了，賈公子在“怡紅院”一天到晚都拖著辮子呢！
不信且看第二十一回，那個小無賴看到漂亮的表妹史湘雲剛梳完了頭、洗完了臉，他不但要使用湘雲用過的髒水，還要湘雲替他梳頭。那個爽快的丫頭湘雲不幹。
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著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隻得扶過他的頭來梳篦。原來寶玉在家並不戴冠，隻將四圍短發編成小辮，往頂心發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絛結住。自發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麵又有金墜腳兒。湘雲一麵編著、一麵說道：“這珠子隻三顆了，這一顆不是了，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麽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叫人揀去了，倒便宜了揀的了。”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人鑲了什麽戴去了呢！”寶玉不答……
如此看來，寶二爺不但在家中“不出門”時總拖著辮子——湘雲替他梳辮子也不是第一次了，他出得園去，和一些小戲子、小相公胡來時，也拖著辮子，並把辮子上珍貴的飾物偷偷地送人了。
賈寶玉拖辮子是肯定的了。問題是曹雪芹把他（她）們一切“古裝化”矣，為什麽卻舍不得把美男子寶二爺的“豬尾巴”割掉呢？須知雪芹雖愛“古裝”，他也愛他那18世紀清朝極盛時期高級社會裏的“時裝”，雖然這條“鬆花大辮子”的男人“時裝”，在我們有“現時觀念”作祟的讀者們看來是“七醜八怪”，但是縱在20世紀初元，它還是“美”得很呢。請聽“我的朋友”李宗仁先生剪辮子之前的回憶：
（宣統元年，1909，廣西陸軍小學）的製服全是呢料子，還有一套嗶嘰的。冬季則有呢大衣。每人每學期發兩雙皮鞋……當時我們的服飾是十分別致的，學生多數拖著一條長辮子，卻穿著現代式的陸軍製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來，雖有不調和之感，但在那時是覺得十分神氣美觀的。我們的留日返國的教官，以及少數得風氣之先的梧州籍同學，間或有將辮子剪去的，也有少數將後腦剃光或剪短，把前麵的頭發編成辮子，再把辮子盤成一個餅貼在頭頂上，然後戴上軍帽的。但他們在寢室內或操場上脫掉軍帽時，卻備覺難看（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三章第三節）。
李宗仁在20世紀初年，穿洋服、戴洋帽、上洋操，還覺得“豬尾巴”“十分神氣美觀”；我們的美學大師曹霑，在18世紀中葉，不肯在美男子寶玉頭上“割愛”，是十分可以理解的。這條嵌珠大辮子，在18世紀的曹雪芹看來，是其美無比呢。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還要把我們的大眾情人賈寶玉的頭上加上一條“豬尾巴”，那就不成話了。所以我們的紅樓畫家諸同誌便全體動員，把賈公子的辮子割掉了。 三
綜上所述，不過舉一反三。蓋新興社會科學中諸“法則”與“概念”，極多均可引入作研討新紅學之新方向。弗洛伊德之唯性論、馬列恩斯之階級分析說、社會學、倫理學、經濟學、心理學研究中之種種成果，均可引為借鏡。
憶早年讀中國文學史如新興諸大家中之胡適、胡小石、胡雲翼等人以及專論傳統小說之周氏兄弟——樹人、作人——等，無不以“說部”為“明清文學”之主流。
然唐詩、宋詞、元曲之後，何以異軍突起，章回小說頓成兩朝文學之中堅，時至清末，書目竟多至一千六百餘種，直如野火之燎原，一發不可收拾？諸文學史家則均瞠目不知所對。晚近諸大家粗通漢籍、論文海外，竟以兩朝顯學比之歐西作品，直是糟粕之與珠玉，簡直不屑一顧，則尤為不可思議。
需知戲曲、小說均為構成人類文明社會生活成分之一部，深受社會經濟“供需律”w of supply and demand）之支配。戲曲、小說古已有之，然其“大眾化”（socialization）則有待於現代都市化工商業社會（urbanization）之崛起。有都市化之工商業社會，始有小市民階級之壯大；有壯大之小市民階級，始有小市民精神文明之“需要”，有此小市民之“需要”，始有應運而生之“供應”。
戲曲、小說之興起，必以小市民之“需要”為基礎——否則隻限於貴族之“梨園”、宮廷之“秘籍”（今日吾人於海外仍可欣賞巨冊繪圖足本殿版《金瓶梅》即屬後者之一種）；無小市民之社會基礎，則戲曲、小說便無大眾化之可能。吾人熟讀歐洲史，固知此理，中外皆然也。
西歐中小城市之興起，約始於十五六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後，小市民有此“精神食糧”之需要，西班牙空前名著之《堂吉訶德》始應運而生。《堂吉訶德》之前，西班牙非無小說也；《堂吉訶德》之後，西班牙更是作品備出，而《堂吉訶德》之所以一枝獨秀者，百年創作，沙裏淘金，千枝一秀之成果也。
16世紀之初，西、葡兩國中分天下，沿海城鎮首先都市化，而平民文學亦隨風而起，非偶然也。然西、葡兩國好景不長，後來居上則英吉利也，法蘭西也。無十八九世紀西歐之重商主義、工業革命，即無蓬勃之西歐說部文學，可斷言也。文學為時代之產品，所反映者為當世之社會生活與人民心態。故治西洋文學史者，如對西洋史學與西方社會之發展狀況初不經心，而一味以文論文，則未有不緣木求魚者也。治中國文學史者，如對“中國社會發展史”毫無概念，隻一味批卷子看文章而臧否作者，則批者縱滿腹洋文、全盤西化，亦終不免八股習氣也。 四
我國社會經濟之都市化實始於南宋。殘趙雖偏安一隅，然其在工商業經濟上之成就則遠邁漢唐。其經濟中心則為運河南段、長江下遊、太湖沿岸之三角地區。
蒙人入主，中原諸省備受荼毒，獨於揚州及蘇杭一帶優渥有加，未遭嚴重損失，國史與私人記述記錄均詳。西人馬可·波羅亦親見之。
元去明來，江南遂為國家經濟首善之區，中小城鎮俱已漸次都市化，手工業之蓬勃，古所未有。有此豐裕小市民之社會基礎，則大眾化之戲曲、小說乃應運而生。暇時每讀明人筆記，事例萬端，此信念乃益堅信不移。
滿人南侵，雖經“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江南在全國經濟上之領導地位並未動搖；再經康熙六十年（1662——1722）與民休息的升平之治，則十七八世紀間，我國江南手工業中小城鎮與夫小市民階級之興起，可能為全球之冠（更深入比較非關本題，故曰“可能”），有此小市民階級之基礎，“說部文學”始漸成氣候，“供需律”規範之也。斯時不但書賈之業大盛，與書賈血肉相關之職業批書人與職業作家乃一時俱起，“市場經濟”使然也。
金聖歎（1608——1661）便是職業文學批評家之一代奇才，置金君於世界任何文學批評圈內，其才亦不多讓，金某如不中年被害，則渠在文學批評上之成就，當更不可限量。然何以17世紀中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姑蘇能出一金聖歎，斯亦社會經濟發展之結果也。
聖歎死後之百餘年，曆經雍正、乾隆兩朝（1723——1795），正值公曆之18世紀，亦清室之極盛時代，帝王與上層士大夫之沉湎於金石書畫、四庫典籍，而民間之沉迷於言情小說、悲喜戲曲，不特時人有紀錄明文，吾人亦可於想象中得之。斯時江南出版業之盛極一時，毋庸贅言；小市民之愛好讀品，亦舉手可得，讀小說自是一時風氣。
曹雪芹祖孫三代寄居江南六十餘年（1663——1728），原是“南人”，富而有暇，平時聲色犬馬之外，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男女教育又均超人一等，其闔府上下，沉溺於時尚之小說，亦不難想象——大觀園中偷讀“傳奇”，即有明證。
再者，以創作《儒林外史》而馳名後世之吳敬梓（1701——1754）亦以皖人而寄居南京，《外史》什九即成書於南京。敬梓亦紈絝子而有才華，少年豪縱，不事生產，不求富貴，而以憤世嫉俗、著書罵人為樂，結果雖非“淚盡”，然亦以中年貧病而死，頗類雪芹。
敬梓、雪芹同時、同鄉（雪芹南京人，說南京話，《紅樓夢》中辭例至多；敬梓安徽全椒人，寄居南京。全椒實南京之“郊區”也，口音相似。胡適每好說“我的安徽同鄉吳敬梓”，其實胡適的“徽州”土話，吳敬梓聽來，一句不懂也。而吳敬梓倒是曹雪芹的真正“同鄉”），二人又有同好，性格狂狷、反抗，亦複相同。雙方均中年“食粥”而死，也大同小異，可惜一南一北，正如莊周與孟軻，兩位才人，終無一麵之緣。然二人均以不求之名而名垂後世，斯蓋當時知識分子風氣使然。清末文人有評梅巧玲、梅蘭芳祖孫之言曰：“所操至賤，而享名獨優！”
著稗官野史、寫言情小說，在18世紀的中國雖非至賤，終非高尚職業。文人學士才人如曹雪芹、吳敬梓者，竟願破產為之，蓋從所好，而群眾亦好之——亦如清末民初京戲界之票友，爾自好之，台下好之者亦眾也。
爬格子、寫文章的窮朋友，你爬出來沒人看，你爬它做甚？爬出來，雖“賒酒食粥”，隻要有人看，能膾炙人口，自得其樂，也就顧不得許多了——這就是阿q之所以為阿q，曹雪芹、吳敬梓之所以為曹雪芹、吳敬梓吧。 五
前文已敘明言情與社會小說古已有之，然何獨盛於都市小資產階級興起之後歟？說來亦無啥深文大義。
蓋以耕耘為本的農業經濟大帝國之內，農民勞動力為從事生產之最大資本。農村三月閑人少！抽出時間讓富有勞動力之青年子弟入學讀書是為最大之浪費。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農民來說，在生產勞動上，無此必要也。子弟三人，有一人入學，則損失三分之一之勞動力。在機器生產之前，農民一人之勞作，尚不足夠供應三五人之食用，胼手胝足，自顧之不暇，哪得餘資遣子弟上學讀書？
加以我國古代，啟蒙求學非為生產之必需，而為謀求進學、中舉、升官而發財也。然升官發財，豈可幸致？為此希望極微之彩票而影響舉家衣食之犧牲，有實際生活體驗之農民不願為也。筆者近年返鄉，細訪農村，仍見有此反教育之現象，遑論千百年前！
以舉國務農之大帝國，偶有城鎮，包括其國都，均為文盲麇集之農村市集而已，與現代經濟之都市化，在性質上則迥然有別矣。農民原亦有其精神文化之需要，此需要則由職業化之講書人、講古人、說書人及夏誌清教授所謂之說話人（見夏著《中國古典小說導論》）以供給之。
說書人時亦有其腳本，書商間亦以此腳本售諸少數市集讀書人以牟利。此但為少數有此需要者作有限度之供應，非今日市場經濟上之所謂通用商品modities）也。
此種說書人之腳本，雖亦為“讀”書人所喜愛，然其撰寫體例與特色，則著重於“聽”眾也。“聽眾”情緒之反應，為著作者最原始、最緊要之考慮，至於個體“讀者”之如何反應，則初不在編書者慎重考慮之列也。
以故當我國農業經濟逐步進入都市化了的工商業經濟時，小說作者之體例乃逐漸由著重“聽眾”團體之反應，而轉向“讀者”個體之反應矣。
蓋都市社會與農業社會迥異。教育在純農業社會中為“浪費”；而教育在工商業社會中則為“必需”。小市民對“深文大義”之作品，在工作上無追求之必要；而小市民“讀書識字”則為謀生求職之必需。既讀書識字矣，則工餘之暇，讀“說部”以自娛，民有所“需”，市有所“供”，則章回小說泛濫矣。
我國沿海城鎮之大規模都市化，始於《南京條約》後之五口通商。既有千萬麇集五口之小市民，章回小說泛濫至一千六百餘種，則亦是市場商品興旺之常情，不足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