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與中共學術交流的整個計劃推動之下，我由紐約市立大學派往中國大陸做交換教授，教授美國史六個月。離鄉撇井三十餘年，一旦身返故裏，晤兒時夥伴，觸景生情，其中酸甜苦辣的情緒，實非親曆其境者所可想象於萬一。同時通過深入的觀察，我覺得今日大陸上最苦的還是農民，什麽水利、電力等建設，不是沒有，但是由於人口的失去控製和工業發展的緩慢，農民的衣食住行、教育、衛生等最基本的生活條件，卻改善得極其有限！
筆者幼年是在大陸農村的泥土裏長大的，對那時農民的疾苦知道得太深刻了。良心驅使我誠心誠意地希望他們在過去三十年內，能有個徹底的翻身。
三十年不是個短日子！他們今日仍然很苦，胡為乎而然呢？迷惘之餘，這才使我想到對台灣農民的生活也作點粗淺的了解和觀察。這就是我撰寫本文的原始動機。 不敢麻煩公家
今年（1981）八月下旬，承在台北舉行的“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中幾位老朋友的邀請，我在紐約取得了可以進入台灣十天的過境簽證，飛到台北。我想在這極短的停留期間，利用會外餘暇，到台灣農村裏去看看。但我不敢也不願麻煩官方，我隻是私下向我在台灣省公路局任職的表弟表示，希望他能替我借一部小汽車，並利用他本省籍夫人的親友關係，替我在台灣鄉間找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中等農民’的家庭”，讓我不拘形跡地去訪問一下。
在三十多年前的大陸上，表弟便一直是聽我使喚的“小鬼”，我是他的“大王”，我們之間的感情，真比親兄弟還要親。後來我去美國，他在一偶然機緣下，進入台灣。在台灣娶妻生子，家庭十分幸福，工作也相當順利。他生性厚重，人緣又好，三十年的定居，也可說是台灣的老鄉裏了。但是當我們又碰到一起時，在心理上，他還是我的“小表弟”——雖然最近他已有了一個孫子——我這個“大王”，還可把他這“小鬼”使得團團轉，甚至他的幾個可愛的孩子也被我這位遠道而來的“表伯”動員了起來。男公子替我做照相師，小女孩則替我做閩南語的翻譯。
組織了這樣一個有效率的“考察隊”，我就真的深入台灣農村了。
8月21日的台北，晴朗而熾熱。一大早表弟便帶了一部有空調的小汽車來接我下鄉。我們從高速公路直奔台中，再轉入支線，在鄉野中隨意遨遊——看看農村的外貌。表弟說，台灣真是個寶島，物產豐盛；而我在土地膏腴之外，也顯然看出了人民勤奮和當局複興農村的成績。
在台灣農村中，我們很難看到破爛失修的房屋——這一點，今日美國的農村都沒有做到。在美國農村中，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一些破爛、失修或廢棄的農房，斑斑山野頗不雅觀；台灣農莊雖小，但大體都收拾得幹幹淨淨的，一眼看去，甚是賞心悅目，顯出朝氣。
我們在農村中盡情巡回。中午則開到南投午餐，下午繼續遊覽，直到深夜才開到埔裏的一家小食鋪去吃“一魚三味”。一日之遊，到處都使我體察到人民安居樂業的升平氣氛。這些鄉裏小飯館，差不多都有冷氣設備，服務人員笑臉迎人，繁忙而溫和有禮。他（她）們也都能說一口清晰的國語，不像香港、廣州，乃至上海，居民仍以說方言為當然。筆者在上海見到我幾位“安徽佬”的堂弟妹，他們私下彼此交談，有時且用“滬語”，真把我這位“二哥”氣得胡子直豎。但是今日在台灣反而處處說國語，也真是難能可貴。
後來我們又訪問了我們的司機老王的家。
老王自稱是“毛澤東的小同鄉”，他那口“湘潭國語”便遠沒有他那時髦而美麗大方的本省籍夫人說得流利。她告訴我，她小的時候是被“賣”到台北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但是她今天本省話已不大會說了。
老王住的是一所兩房一廳，外加浴室、廚房和前後兩麵陽台的現代公寓。窗明幾淨，壁紙花色鮮明。室內十九英寸彩色電視機、電冰箱、音響、洗衣機、收錄兩用機、高腳電風扇……一應俱全。沙發、桌椅也樣樣入時。美中不足的是，他們的長子去年在考大學期間不幸遊水被溺死。他夫人以漂亮的國語為我說東說西，足使我忘記做客台灣。我想我故鄉合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達此程度，那該多好！ 桃園張家
“建國史討論會”開得相當忙亂。一禮拜會期之後，我的過境簽證已到期，本該立刻出境，然終承大會“接待組”諸執事先生的幫忙，把限期延長了幾天，直至9月4日。就在限期屆滿的前一日，表弟果然替我在桃園縣鄉下找到了一家頗具代表性的“中等農家”，讓我去拜訪一番。
9月3日的早晨，也正是台風過境之後、簽證將限滿之時，天氣不算太熱。我們一行再度自台北動身，循高速公路南下桃園。車行約五十公裏右轉入支線，再轉便轉入一條鄉村小徑。就在這條小徑的開端，有一位中年人坐在一輛發光的摩托車上，正在等著我們。表弟和他招呼一下，他便掉轉車頭為我們作向導。
這條小徑雖也是柏油碎石路麵，但卻“小”得出奇。在車內向外看，我覺得路麵比車身還要窄。幸好我們的老王技術好，一路有驚無險。他開了約一兩公裏，再穿過一條窄得怕人的石橋，車子便在一座村莊前的洋灰廣場停下了。
下車後，表弟替我介紹，這位領導我們的中年人叫張學意，他便是這座房子的主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台灣農民。今天我們就來拜訪他。
張君極其謙恭地領我們進入他的住宅。那是一座低矮的平瓦房，一進門便是張家的客室，約十四五英尺見方。下麵是一麵平整光滑、現方塊赭黑色花紋的水磨洋灰地麵。這水磨地麵如果打上蠟，是會光彩鑒人的，不打蠟也一樣的光滑可愛。頭頂上麵的天篷，則是經過化學處理的栗殼色長條木板鑲成，整齊而美觀。四壁是白色石灰粉牆，加點黑色線條圖案。靠下方則是晶潔的玻璃門窗，我們就是從這個門進來的。
客室上方，放有一座台製十九英寸、裝有防塵門扇的三洋牌彩色電視機，機上橫臥著一架大型立體音響，喇叭箱則放在地下兩側。左側牆邊便是一張三人藤座木框沙發，下端橫放著一張同型單人沙發，再下邊靠牆邊有一張藤麵搖椅，沙發前則是一張精致的咖啡台。
張君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坐在這木製沙發上，敬煙奉茶，我們就這樣子“聊”了起來。 阿增的大家庭
張先生是客家人，祖籍廣東陸豐。他曾祖是位苦力，於清末受雇來台開墾，後來娶妻生子，便在台灣落戶了。定居後他又搬了幾次家，直到學意的父親張阿增中年時才遷來此地。他們現在的門牌地址是：桃園縣楊梅鎮瑞塘裏七鄰，草瀾坡十七號。
阿增不識字。在“日據時代”，他向當地地主租了兩甲地（亦即兩公頃，或三十市畝，合4.932英畝），當了佃農。阿增（現已七十六歲）有兩個兒子，長子便是張學意君，現年五十二歲；次子學國，比哥哥小九歲，現在也已四十三歲了。學意在日據時代進過小學和初一，學國則於光複後在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畢業。他弟兄二人又各生子女五人。學意的長女秀珍，今年二十六歲，已於去年結婚，嫁了位外省籍的軍人，已隨夫遷居，所以現在的張家還有九個孩子。他們和學意、學國兩對中年夫婦，以及阿增老夫婦同吃同住，一家十五口，三代同堂。
但是按照當局“戶籍法”的規定，他們十五人卻被分成兩戶，今日台灣農村習俗仍是以男為主的，戶長都是男人。張家兩戶中的長房是以學意為戶長，他一對夫婦、四個孩子作為一戶，另加祖母（阿增的妻子），共有七口。二房學國一家則以祖父阿增為戶長，一戶八口。雖然在戶籍上他們一定得分成兩戶，他們自己在生活上和財產上則並未分家。一家個別的收入都合在一起，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大家公吃公住。由於阿增不識字，學意很自然地就變成一家的實際“首長”了。 佃農翻身的經過
據學意告訴我，在日據時代，他們當佃農的生活是十分貧困的（原因很多）——“合家每月隻能吃到一次肉”，學意那時也“從未穿過長褲子”。
光複後稍好，但也好得有限，家中有時吃的還是番薯飯。
但是在1953——1954年間，生活便漸漸開始好轉了。原因是那時當局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當局用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商業作抵償，收購了所有地主的土地，然後再以這土地低償分給無地農民。一般農民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耕後付，於十年之內，向當局購得全部土地所有權，但是每戶分地最高額則以三甲（四十五市畝）為限。
這樣一來，他們張家乃於旦夕之間，由無地的佃農一躍而成為擁有兩甲地的自耕農了。至於他們其後在十年之內，一共向政府付還了多少“低償”的地價，學意已記不清。我想這數目字不難查到，也就未向他追問了。
吃肉的次數隨著土地改革而多起來，張家田莊上生產量也增加了——最後竟然增加到一倍以上。主要的原因是當局成立了“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複會”），供應化學肥料，並改良農作物的品種。這樣，連他們村前池塘內所養的淡水魚的品種也一道“改良”了。
生產量大增之後，農民的生活自然也就一天天地好起來。
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天助之外，還要靠自助。他們桃園農民在土地改革之後，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在日據時代，他們原已有農會組織，但那老農會不發生太大的作用。現在這個新農會組織擴大了，工作也積極起來，農會之下，他們又組織了農田水利委員會，擴大了水源，也掌握了最經濟有效的灌溉技術。農會同時對會員農場裏的產品也作出了最有組織和最有效的推廣。在政府有計劃的輔導之下，“穀賤傷農”這一傳統現象已基本上消除——穀價由政府做有計劃的調整和控製。
據張君告訴我，他們擁有兩公頃土地，一年兩熟的農場上，每年可實收穀子兩萬六千台斤（一台斤約六百克），約值新台幣二十萬元（約合美金五千三百元）。除去成本和一切開支，他們可淨得新台幣八萬元（美金兩千一百元）上下。
農會的職權既然一天天地大起來，通過這個組織，農民也就真正變成他們根生土長的土地上的主人翁了。學意的弟弟學國現在便是楊梅鎮農會的產品推廣員。因為成績卓著，農會也發給他每月一萬五千元的報酬。
隨著台灣工商業的急劇發展，農村人口一天天地流向都市，農忙時人手不足，散工和雇農的工資乃隨之直線上升，據說最高的近來已達到八百元新台幣（美金二十一元強）一天。人工太貴，隻好改用機器，所以張家也以八萬新台幣的代價購了一部拖拉機，其後又買了插秧機和收割機。但是他們一共隻有兩頃地，還不足五英畝，這些大機器顯然是缺少足夠的用武之地。兩公頃的地一下子犁掉了，人反而嫌無事可做。有勤勞習慣的人一旦閑起來，他們就要找兼差，學意便是這樣在農忙之暇，在台灣客運公司找了個兼差。農場上的事愈來愈少了，他這個兼差反而逐漸地變成他的主要職業了。
在台灣客運公司裏，張學意的工資是新台幣一萬三千元（約合美金二百六十餘元）一月。
我把他兄弟二人每年的年薪（另加獎金兩萬元）所得加一加，竟多至三十五萬元（合美金八千元上下）。另外學意、學國的太太也都在做些成衣加工；十幾歲的孩子們，不時地也都能三萬五萬地賺回來。這樣一個農民的家庭，也實在太富足了。張君微笑著說，真正的好轉也隻是最近十年的事。最近十年為什麽有這樣大的變化呢？這也是我想知道而還沒有知道的事。
“張先生，”我說，“這樣一來，你兄弟二人的工資，不是比你農場裏的收入還要高得多嗎？”
“是的嘛，”他說，“薪金現在是我們的主要收入，農業反而是我們的副業……沒有薪金收入，專靠農業，生活是改善不了太多的。”
“你兄弟二人都在外邊做事，那麽田留給誰來種呢？”我不禁茫然。
“5點鍾下班回來再做嘛，”他回答得甚為輕鬆，“我們有機器，花不了多少時間。”
“你們一切都用化肥，那麽人畜的糞便都不用了？”我再追問他一句，因為他家中除了十五個人之外，還有兩頭豬、三條狗和若幹隻貓。
“糞便用在菜園上。”他說。 中農家庭的收支
張學意君是一位謙謙君子，有著中國淳樸農民最可敬可愛的鄉村氣味。他不太愛說話，但是他回答我的問題卻是有條不紊。我的問題，或許在他聽來都是一些不必要問的問題，他所回答的也隻是台灣農村裏盡人皆知的一些常識，所以他說起來顯得極其平淡而輕鬆。而我這位重洋之外飛回來的外行，則對他每一句回答都感到新奇和驚異，因為我每問一個問題，都使我想到自己故鄉中農民現有的和過去的生活狀況。所以我尤其喜歡替他們張家算賬。
照我算來，他家庭每年都有很多的結餘。“剩下的錢都存到銀行去嗎？”我不免要問。張君說，他家內現款不多，有錢也不存入銀行，因為他們農村裏一直流行“入會”的辦法——以前大陸上也有——那就是“會員”大家分別集資，每年按時抽簽，誰得簽，誰就取得當年大家所集的全部“會錢”。
張家或許在前些年也得過簽——總之，他們兩年前曾以現款二百五十萬元投資房地產，在附近鎮上買了一所有二十五坪（1坪約合3.3平方米）麵積的鋪麵房屋。房價似乎是十萬元一坪。張君沒有告訴我這座房產出租後的房租所得——可能也因為他尚未詳細核算。但是我以市麵最低利率百分之五來替他算一算，則他家所得房租至少也在十二萬五千元左右。
這樣一來，我倒可替他張家一年的收入排個大致不差的流水賬，項目大致如下：
一、兩兄弟工資總收入——三十五萬元。
二、房租或利息收入——十二萬五千元。
三、妻子兒女零工工資——十萬元。
四、農產品純收入——八萬元。
五、農業副產品（豬和魚）——三萬元。
上五項合計總收入——六十八萬五千元（約合美金一萬八千元強）。
關於張家一年支出的情形，我也大致替他算了一算。
在過去的中國農村裏，通常一家最大的支出便是食糧。在張學意和我談到他家中開支的情況之時，他說他二十萬元的農業收入要扣除十二萬元的成本。這十二萬元中，除掉種子、肥料和機器折舊之外，顯然也包括他全家食糧的總消耗，因為他說他們食糧自給，副食品蔬菜、雞、鴨、鵝、魚，也都自給。平時主婦們上鎮市去買菜，少許油、鹽之外，所買的隻有豬肉一項。每年這項豬肉的消費，可能也略相當於他們售出兩頭豬的價格。
所以他們張家基本上還保留了我國傳統農村自給自足的若幹遺風。他們平時賺的錢，是賺一個留一個的。
因此除掉十二萬元的農業成本和日常的豬肉消費之外，他家最大的開支便是田賦、灌溉水費、日用電費和日用瓦斯費了。他們每月支出電費五百，每年六千；瓦斯費每月三百，一年三千六；田賦每年七千；水費七千。
所以張家每年要用現款支付的租稅和生活費，約在四萬五千元上下。另外再花錢，那就屬於教育和奢侈品之列了。例如張君的小侄女現在校中學古箏，一部古箏的價格便是七千元。至於張家妯娌的金首飾的消費，那自然又當別論了。
總之，經過我和張君計算之後，我答出個大致不差的結論，那便是他們張家在一切必需的消費之外，每年要結餘三四千美金作存款來儲蓄，那實在是舉手之勞的事。張君微笑，認為我這一估計不太離譜。 富翁的遠景
我們暢談之後，張君又率領我們一行去參觀他住宅的各部分。
這是一幢有五十坪麵積的老農莊。有一半翻成西式住宅——客廳和臥房，一半依舊。廚房中灶頭亦有老灶和瓦斯灶兩種。全屋雖無自來水，但屋後那口由巨石緊蓋的水井卻由馬達抽水，用水管通向廚房。廚房內外且有各種家用的大小機器，如揉麵機、抽水機、脫水機等。我問張太太為什麽不買一部洗衣機。
“啊，農人的衣服泥土太多，不能用洗衣機，”她說，“池塘內洗很方便，我們用個脫水機就足夠了。”
按財力，他張家也可裝空調和電話的。但是他們全家一致都說空調無必要。鄉村清風習習，並不熱。筆者本人也住在紐約郊區（鄉下），的確知道空調無必要，尤其是經常在戶外工作的農人，室內室外溫度懸殊太大，對健康也不好。
至於那架美國佬不可或缺的電話，中國農民可能尚無使用它的習慣，平時也無此必要，正如張君所說的：“要用電話，到鎮上去打好了。”
他們張家現在也有足夠的財力把老屋全部翻修或重建。但是他們不能做，也不願做。原因是由於台灣工業的迅速成長，他們瑞塘裏這一地帶已被劃成工業擴展區。政府不許區內再興建普通民房住宅。
這一規定，在生活上對張家雖有不便，但在經濟遠景上他們是竭誠擁護的，因為農村土地一旦劃為工業區，地價勢必隨之上漲。
張家現有農場地兩甲，合六千坪。劃為工業區之後，地價已漲至五千元一坪。全場地價總值如今已超過三千萬新台幣，以目前台幣、美幣兌換率來折換，則張家之地現在已值美金七十八萬元有奇。再加上他們既有的生財，則張家今日已是一個擁有一百萬美金財產的大富戶！
由一個“未穿過長褲子”的佃農，轉化成一位百萬富翁，是個奇跡嗎？不是！我們讀西洋史的人，知道這類事情太多了，沒啥稀奇。在西歐、北美工業革命的曆史中，這例子是千千萬萬的。張君的好運道，隻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通例之一，不是什麽例外。
但是久處通都大邑之後，今日突然麵對張君那樣淳樸的鄉村氣味，傾聽他那誠實無華的農人的語言，再看看他家中那位耳聾、蹣跚的祖母和赤足而害羞的兒童，我是感慨萬千的。我國傳統的良民氣質和農村生活，太健康、也太可敬可愛了。若說我們五千年文明是真有什麽偉大的話，它便是建築在這些基礎之上的啊！但眼看著它就要被狡猾而汙濁的“都市”所淹沒了。
現代化！現代化！你是人類生活史上的魔鬼！還真是什麽進步啊、發展啊！但是，看到張家的情況，我也不斷地想起我的故鄉來。兩地農民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但是二者之間的物質條件和教育水平就有天壤之別了。 張家的衣食住行
我叫我的青年“照相師”給學意的夫人——張謝李妹女士照幾張相作紀念。張太太是一位溫和而端莊大方的中年婦女，雖然已是望五之年，看來卻比她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她的發型是台北市上通行的一種，相當美觀；身穿的是一套滌棉綸的西式服裝，十分整潔，顏色也很調和，長褲上的褲縫熨得筆直；足下一雙“半高跟”，也很入時。我想這就是一位農村婦女嗎？至少，她的婆婆卻是一位百分之百的“劉姥姥”啊！
筆者幼年是在大陸農村的泥土裏長大的，對那時農民的疾苦知道得太深刻了。良心驅使我誠心誠意地希望他們在過去三十年內，能有個徹底的翻身。
三十年不是個短日子！他們今日仍然很苦，胡為乎而然呢？迷惘之餘，這才使我想到對台灣農民的生活也作點粗淺的了解和觀察。這就是我撰寫本文的原始動機。 不敢麻煩公家
今年（1981）八月下旬，承在台北舉行的“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中幾位老朋友的邀請，我在紐約取得了可以進入台灣十天的過境簽證，飛到台北。我想在這極短的停留期間，利用會外餘暇，到台灣農村裏去看看。但我不敢也不願麻煩官方，我隻是私下向我在台灣省公路局任職的表弟表示，希望他能替我借一部小汽車，並利用他本省籍夫人的親友關係，替我在台灣鄉間找一個“最具代表性的‘中等農民’的家庭”，讓我不拘形跡地去訪問一下。
在三十多年前的大陸上，表弟便一直是聽我使喚的“小鬼”，我是他的“大王”，我們之間的感情，真比親兄弟還要親。後來我去美國，他在一偶然機緣下，進入台灣。在台灣娶妻生子，家庭十分幸福，工作也相當順利。他生性厚重，人緣又好，三十年的定居，也可說是台灣的老鄉裏了。但是當我們又碰到一起時，在心理上，他還是我的“小表弟”——雖然最近他已有了一個孫子——我這個“大王”，還可把他這“小鬼”使得團團轉，甚至他的幾個可愛的孩子也被我這位遠道而來的“表伯”動員了起來。男公子替我做照相師，小女孩則替我做閩南語的翻譯。
組織了這樣一個有效率的“考察隊”，我就真的深入台灣農村了。
8月21日的台北，晴朗而熾熱。一大早表弟便帶了一部有空調的小汽車來接我下鄉。我們從高速公路直奔台中，再轉入支線，在鄉野中隨意遨遊——看看農村的外貌。表弟說，台灣真是個寶島，物產豐盛；而我在土地膏腴之外，也顯然看出了人民勤奮和當局複興農村的成績。
在台灣農村中，我們很難看到破爛失修的房屋——這一點，今日美國的農村都沒有做到。在美國農村中，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一些破爛、失修或廢棄的農房，斑斑山野頗不雅觀；台灣農莊雖小，但大體都收拾得幹幹淨淨的，一眼看去，甚是賞心悅目，顯出朝氣。
我們在農村中盡情巡回。中午則開到南投午餐，下午繼續遊覽，直到深夜才開到埔裏的一家小食鋪去吃“一魚三味”。一日之遊，到處都使我體察到人民安居樂業的升平氣氛。這些鄉裏小飯館，差不多都有冷氣設備，服務人員笑臉迎人，繁忙而溫和有禮。他（她）們也都能說一口清晰的國語，不像香港、廣州，乃至上海，居民仍以說方言為當然。筆者在上海見到我幾位“安徽佬”的堂弟妹，他們私下彼此交談，有時且用“滬語”，真把我這位“二哥”氣得胡子直豎。但是今日在台灣反而處處說國語，也真是難能可貴。
後來我們又訪問了我們的司機老王的家。
老王自稱是“毛澤東的小同鄉”，他那口“湘潭國語”便遠沒有他那時髦而美麗大方的本省籍夫人說得流利。她告訴我，她小的時候是被“賣”到台北的，所以是地地道道的“本省人”，但是她今天本省話已不大會說了。
老王住的是一所兩房一廳，外加浴室、廚房和前後兩麵陽台的現代公寓。窗明幾淨，壁紙花色鮮明。室內十九英寸彩色電視機、電冰箱、音響、洗衣機、收錄兩用機、高腳電風扇……一應俱全。沙發、桌椅也樣樣入時。美中不足的是，他們的長子去年在考大學期間不幸遊水被溺死。他夫人以漂亮的國語為我說東說西，足使我忘記做客台灣。我想我故鄉合肥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達此程度，那該多好！ 桃園張家
“建國史討論會”開得相當忙亂。一禮拜會期之後，我的過境簽證已到期，本該立刻出境，然終承大會“接待組”諸執事先生的幫忙，把限期延長了幾天，直至9月4日。就在限期屆滿的前一日，表弟果然替我在桃園縣鄉下找到了一家頗具代表性的“中等農家”，讓我去拜訪一番。
9月3日的早晨，也正是台風過境之後、簽證將限滿之時，天氣不算太熱。我們一行再度自台北動身，循高速公路南下桃園。車行約五十公裏右轉入支線，再轉便轉入一條鄉村小徑。就在這條小徑的開端，有一位中年人坐在一輛發光的摩托車上，正在等著我們。表弟和他招呼一下，他便掉轉車頭為我們作向導。
這條小徑雖也是柏油碎石路麵，但卻“小”得出奇。在車內向外看，我覺得路麵比車身還要窄。幸好我們的老王技術好，一路有驚無險。他開了約一兩公裏，再穿過一條窄得怕人的石橋，車子便在一座村莊前的洋灰廣場停下了。
下車後，表弟替我介紹，這位領導我們的中年人叫張學意，他便是這座房子的主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台灣農民。今天我們就來拜訪他。
張君極其謙恭地領我們進入他的住宅。那是一座低矮的平瓦房，一進門便是張家的客室，約十四五英尺見方。下麵是一麵平整光滑、現方塊赭黑色花紋的水磨洋灰地麵。這水磨地麵如果打上蠟，是會光彩鑒人的，不打蠟也一樣的光滑可愛。頭頂上麵的天篷，則是經過化學處理的栗殼色長條木板鑲成，整齊而美觀。四壁是白色石灰粉牆，加點黑色線條圖案。靠下方則是晶潔的玻璃門窗，我們就是從這個門進來的。
客室上方，放有一座台製十九英寸、裝有防塵門扇的三洋牌彩色電視機，機上橫臥著一架大型立體音響，喇叭箱則放在地下兩側。左側牆邊便是一張三人藤座木框沙發，下端橫放著一張同型單人沙發，再下邊靠牆邊有一張藤麵搖椅，沙發前則是一張精致的咖啡台。
張君很熱情地招待我們坐在這木製沙發上，敬煙奉茶，我們就這樣子“聊”了起來。 阿增的大家庭
張先生是客家人，祖籍廣東陸豐。他曾祖是位苦力，於清末受雇來台開墾，後來娶妻生子，便在台灣落戶了。定居後他又搬了幾次家，直到學意的父親張阿增中年時才遷來此地。他們現在的門牌地址是：桃園縣楊梅鎮瑞塘裏七鄰，草瀾坡十七號。
阿增不識字。在“日據時代”，他向當地地主租了兩甲地（亦即兩公頃，或三十市畝，合4.932英畝），當了佃農。阿增（現已七十六歲）有兩個兒子，長子便是張學意君，現年五十二歲；次子學國，比哥哥小九歲，現在也已四十三歲了。學意在日據時代進過小學和初一，學國則於光複後在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畢業。他弟兄二人又各生子女五人。學意的長女秀珍，今年二十六歲，已於去年結婚，嫁了位外省籍的軍人，已隨夫遷居，所以現在的張家還有九個孩子。他們和學意、學國兩對中年夫婦，以及阿增老夫婦同吃同住，一家十五口，三代同堂。
但是按照當局“戶籍法”的規定，他們十五人卻被分成兩戶，今日台灣農村習俗仍是以男為主的，戶長都是男人。張家兩戶中的長房是以學意為戶長，他一對夫婦、四個孩子作為一戶，另加祖母（阿增的妻子），共有七口。二房學國一家則以祖父阿增為戶長，一戶八口。雖然在戶籍上他們一定得分成兩戶，他們自己在生活上和財產上則並未分家。一家個別的收入都合在一起，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大家公吃公住。由於阿增不識字，學意很自然地就變成一家的實際“首長”了。 佃農翻身的經過
據學意告訴我，在日據時代，他們當佃農的生活是十分貧困的（原因很多）——“合家每月隻能吃到一次肉”，學意那時也“從未穿過長褲子”。
光複後稍好，但也好得有限，家中有時吃的還是番薯飯。
但是在1953——1954年間，生活便漸漸開始好轉了。原因是那時當局推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政策。當局用日本遺留下來的工商業作抵償，收購了所有地主的土地，然後再以這土地低償分給無地農民。一般農民可以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耕後付，於十年之內，向當局購得全部土地所有權，但是每戶分地最高額則以三甲（四十五市畝）為限。
這樣一來，他們張家乃於旦夕之間，由無地的佃農一躍而成為擁有兩甲地的自耕農了。至於他們其後在十年之內，一共向政府付還了多少“低償”的地價，學意已記不清。我想這數目字不難查到，也就未向他追問了。
吃肉的次數隨著土地改革而多起來，張家田莊上生產量也增加了——最後竟然增加到一倍以上。主要的原因是當局成立了“農村複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複會”），供應化學肥料，並改良農作物的品種。這樣，連他們村前池塘內所養的淡水魚的品種也一道“改良”了。
生產量大增之後，農民的生活自然也就一天天地好起來。
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天助之外，還要靠自助。他們桃園農民在土地改革之後，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在日據時代，他們原已有農會組織，但那老農會不發生太大的作用。現在這個新農會組織擴大了，工作也積極起來，農會之下，他們又組織了農田水利委員會，擴大了水源，也掌握了最經濟有效的灌溉技術。農會同時對會員農場裏的產品也作出了最有組織和最有效的推廣。在政府有計劃的輔導之下，“穀賤傷農”這一傳統現象已基本上消除——穀價由政府做有計劃的調整和控製。
據張君告訴我，他們擁有兩公頃土地，一年兩熟的農場上，每年可實收穀子兩萬六千台斤（一台斤約六百克），約值新台幣二十萬元（約合美金五千三百元）。除去成本和一切開支，他們可淨得新台幣八萬元（美金兩千一百元）上下。
農會的職權既然一天天地大起來，通過這個組織，農民也就真正變成他們根生土長的土地上的主人翁了。學意的弟弟學國現在便是楊梅鎮農會的產品推廣員。因為成績卓著，農會也發給他每月一萬五千元的報酬。
隨著台灣工商業的急劇發展，農村人口一天天地流向都市，農忙時人手不足，散工和雇農的工資乃隨之直線上升，據說最高的近來已達到八百元新台幣（美金二十一元強）一天。人工太貴，隻好改用機器，所以張家也以八萬新台幣的代價購了一部拖拉機，其後又買了插秧機和收割機。但是他們一共隻有兩頃地，還不足五英畝，這些大機器顯然是缺少足夠的用武之地。兩公頃的地一下子犁掉了，人反而嫌無事可做。有勤勞習慣的人一旦閑起來，他們就要找兼差，學意便是這樣在農忙之暇，在台灣客運公司找了個兼差。農場上的事愈來愈少了，他這個兼差反而逐漸地變成他的主要職業了。
在台灣客運公司裏，張學意的工資是新台幣一萬三千元（約合美金二百六十餘元）一月。
我把他兄弟二人每年的年薪（另加獎金兩萬元）所得加一加，竟多至三十五萬元（合美金八千元上下）。另外學意、學國的太太也都在做些成衣加工；十幾歲的孩子們，不時地也都能三萬五萬地賺回來。這樣一個農民的家庭，也實在太富足了。張君微笑著說，真正的好轉也隻是最近十年的事。最近十年為什麽有這樣大的變化呢？這也是我想知道而還沒有知道的事。
“張先生，”我說，“這樣一來，你兄弟二人的工資，不是比你農場裏的收入還要高得多嗎？”
“是的嘛，”他說，“薪金現在是我們的主要收入，農業反而是我們的副業……沒有薪金收入，專靠農業，生活是改善不了太多的。”
“你兄弟二人都在外邊做事，那麽田留給誰來種呢？”我不禁茫然。
“5點鍾下班回來再做嘛，”他回答得甚為輕鬆，“我們有機器，花不了多少時間。”
“你們一切都用化肥，那麽人畜的糞便都不用了？”我再追問他一句，因為他家中除了十五個人之外，還有兩頭豬、三條狗和若幹隻貓。
“糞便用在菜園上。”他說。 中農家庭的收支
張學意君是一位謙謙君子，有著中國淳樸農民最可敬可愛的鄉村氣味。他不太愛說話，但是他回答我的問題卻是有條不紊。我的問題，或許在他聽來都是一些不必要問的問題，他所回答的也隻是台灣農村裏盡人皆知的一些常識，所以他說起來顯得極其平淡而輕鬆。而我這位重洋之外飛回來的外行，則對他每一句回答都感到新奇和驚異，因為我每問一個問題，都使我想到自己故鄉中農民現有的和過去的生活狀況。所以我尤其喜歡替他們張家算賬。
照我算來，他家庭每年都有很多的結餘。“剩下的錢都存到銀行去嗎？”我不免要問。張君說，他家內現款不多，有錢也不存入銀行，因為他們農村裏一直流行“入會”的辦法——以前大陸上也有——那就是“會員”大家分別集資，每年按時抽簽，誰得簽，誰就取得當年大家所集的全部“會錢”。
張家或許在前些年也得過簽——總之，他們兩年前曾以現款二百五十萬元投資房地產，在附近鎮上買了一所有二十五坪（1坪約合3.3平方米）麵積的鋪麵房屋。房價似乎是十萬元一坪。張君沒有告訴我這座房產出租後的房租所得——可能也因為他尚未詳細核算。但是我以市麵最低利率百分之五來替他算一算，則他家所得房租至少也在十二萬五千元左右。
這樣一來，我倒可替他張家一年的收入排個大致不差的流水賬，項目大致如下：
一、兩兄弟工資總收入——三十五萬元。
二、房租或利息收入——十二萬五千元。
三、妻子兒女零工工資——十萬元。
四、農產品純收入——八萬元。
五、農業副產品（豬和魚）——三萬元。
上五項合計總收入——六十八萬五千元（約合美金一萬八千元強）。
關於張家一年支出的情形，我也大致替他算了一算。
在過去的中國農村裏，通常一家最大的支出便是食糧。在張學意和我談到他家中開支的情況之時，他說他二十萬元的農業收入要扣除十二萬元的成本。這十二萬元中，除掉種子、肥料和機器折舊之外，顯然也包括他全家食糧的總消耗，因為他說他們食糧自給，副食品蔬菜、雞、鴨、鵝、魚，也都自給。平時主婦們上鎮市去買菜，少許油、鹽之外，所買的隻有豬肉一項。每年這項豬肉的消費，可能也略相當於他們售出兩頭豬的價格。
所以他們張家基本上還保留了我國傳統農村自給自足的若幹遺風。他們平時賺的錢，是賺一個留一個的。
因此除掉十二萬元的農業成本和日常的豬肉消費之外，他家最大的開支便是田賦、灌溉水費、日用電費和日用瓦斯費了。他們每月支出電費五百，每年六千；瓦斯費每月三百，一年三千六；田賦每年七千；水費七千。
所以張家每年要用現款支付的租稅和生活費，約在四萬五千元上下。另外再花錢，那就屬於教育和奢侈品之列了。例如張君的小侄女現在校中學古箏，一部古箏的價格便是七千元。至於張家妯娌的金首飾的消費，那自然又當別論了。
總之，經過我和張君計算之後，我答出個大致不差的結論，那便是他們張家在一切必需的消費之外，每年要結餘三四千美金作存款來儲蓄，那實在是舉手之勞的事。張君微笑，認為我這一估計不太離譜。 富翁的遠景
我們暢談之後，張君又率領我們一行去參觀他住宅的各部分。
這是一幢有五十坪麵積的老農莊。有一半翻成西式住宅——客廳和臥房，一半依舊。廚房中灶頭亦有老灶和瓦斯灶兩種。全屋雖無自來水，但屋後那口由巨石緊蓋的水井卻由馬達抽水，用水管通向廚房。廚房內外且有各種家用的大小機器，如揉麵機、抽水機、脫水機等。我問張太太為什麽不買一部洗衣機。
“啊，農人的衣服泥土太多，不能用洗衣機，”她說，“池塘內洗很方便，我們用個脫水機就足夠了。”
按財力，他張家也可裝空調和電話的。但是他們全家一致都說空調無必要。鄉村清風習習，並不熱。筆者本人也住在紐約郊區（鄉下），的確知道空調無必要，尤其是經常在戶外工作的農人，室內室外溫度懸殊太大，對健康也不好。
至於那架美國佬不可或缺的電話，中國農民可能尚無使用它的習慣，平時也無此必要，正如張君所說的：“要用電話，到鎮上去打好了。”
他們張家現在也有足夠的財力把老屋全部翻修或重建。但是他們不能做，也不願做。原因是由於台灣工業的迅速成長，他們瑞塘裏這一地帶已被劃成工業擴展區。政府不許區內再興建普通民房住宅。
這一規定，在生活上對張家雖有不便，但在經濟遠景上他們是竭誠擁護的，因為農村土地一旦劃為工業區，地價勢必隨之上漲。
張家現有農場地兩甲，合六千坪。劃為工業區之後，地價已漲至五千元一坪。全場地價總值如今已超過三千萬新台幣，以目前台幣、美幣兌換率來折換，則張家之地現在已值美金七十八萬元有奇。再加上他們既有的生財，則張家今日已是一個擁有一百萬美金財產的大富戶！
由一個“未穿過長褲子”的佃農，轉化成一位百萬富翁，是個奇跡嗎？不是！我們讀西洋史的人，知道這類事情太多了，沒啥稀奇。在西歐、北美工業革命的曆史中，這例子是千千萬萬的。張君的好運道，隻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通例之一，不是什麽例外。
但是久處通都大邑之後，今日突然麵對張君那樣淳樸的鄉村氣味，傾聽他那誠實無華的農人的語言，再看看他家中那位耳聾、蹣跚的祖母和赤足而害羞的兒童，我是感慨萬千的。我國傳統的良民氣質和農村生活，太健康、也太可敬可愛了。若說我們五千年文明是真有什麽偉大的話，它便是建築在這些基礎之上的啊！但眼看著它就要被狡猾而汙濁的“都市”所淹沒了。
現代化！現代化！你是人類生活史上的魔鬼！還真是什麽進步啊、發展啊！但是，看到張家的情況，我也不斷地想起我的故鄉來。兩地農民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但是二者之間的物質條件和教育水平就有天壤之別了。 張家的衣食住行
我叫我的青年“照相師”給學意的夫人——張謝李妹女士照幾張相作紀念。張太太是一位溫和而端莊大方的中年婦女，雖然已是望五之年，看來卻比她實際年齡年輕得多。她的發型是台北市上通行的一種，相當美觀；身穿的是一套滌棉綸的西式服裝，十分整潔，顏色也很調和，長褲上的褲縫熨得筆直；足下一雙“半高跟”，也很入時。我想這就是一位農村婦女嗎？至少，她的婆婆卻是一位百分之百的“劉姥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