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我是學曆史的，自小對文學也很有興趣，記得有一次在哥倫比亞大學章回小說討論會上，有一個美國學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說書目，大約有四十幾部一百多本，他說：“中國作品實在太多了，誰可能把那麽多的作品看完呢？”我舉手說：“我統統讀過了。”他不相信，反問我說：“你怎麽可能讀那麽多書？”我說我在中學讀書，沒有女同學同我談戀愛，也沒有球可打，更不會滑冰、跳迪斯科，沒辦法之下，隻好看小說了。我對文學大概就止於對這些書的欣賞罷了，所以我隻能算是欣賞文學的讀者而已，實在不夠資格以行家來談文學，尤其沒有資格談台灣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覺得台灣近二十年的文學成就遠超過50年代或30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為太忙，對台灣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說到口述曆史，口述曆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用來吃飯的工作。
既然我與文學和口述曆史都有些關係，現在我就把個人的一點體驗與看法報告一下。
首先來談一談什麽叫口述曆史。 什麽叫口述曆史？
我寫過幾本口述曆史，加起來可能銷了一百多萬本，而且現在仍繼續出版。而什麽叫口述曆史呢？有人問我：“你的口述曆史是不是胡適先生講，你記，就成了？”“你怎麽能記那麽多呢？”另外，我寫李宗仁的口述曆史，他們也說：“你怎麽寫那麽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的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曆史，胡先生的口述隻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寫李宗仁口述曆史更麻煩，因為李先生是軍人，他連寫封信都要找秘書，口述時也隨便講講，我必須細心地找資料去編、去寫、去考證，不明白的還要回頭和他再商討。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講的話習慣上就是命令，有疑問反問他時，他都說：“沒錯！沒錯！”我說：“大概有點錯吧。”他立刻又說：“沒錯！沒錯！”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當兵也隻是個少尉，而他是上將，以一個少尉來指揮上將是很難的，所以我隻好慢慢地想法子說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問題反複問他，結果他說：“有書為證，沒問題！沒問題！”於是拿了一大堆書給我看，結果都是稗官野史一類的書，我說：“你們做司令官的，如果情報不正確的話，像台兒莊等戰役就沒法打勝仗了；我們搞曆史、寫文章的也一樣，如果情報不正確也會鬧出笑話來，您剛剛說的這些‘情報’雖然有書為證，卻也可能是假情報。”他說：“有點道理，有點道理。”費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進入狀態。不過李宗仁的口述曆史，統計起來，大概隻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麵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所以，所謂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隻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隻有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若問口述曆史與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這樣說：口述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口述曆史可以慢慢談、慢慢問，可以加以補充改正，而其他曆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倫比亞大學有世界性的口述曆史學部，也有中國的口述曆史學部，但在那裏正式工作的隻有夏連蔭小姐和我兩個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寫，隻有我中英文都寫，所以那時我所做的中國口述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國口述曆史。後來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曆史，那是當年我們在美國向胡適之先生建議的。後來胡先生到了台灣，我們給他寫了一封信，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見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9年12月5日條），說“台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曆史部”。這就是“中研院”口述曆史部的由來。所以，“中研院”口述曆史是胡先生寫了那封信才開始的。
接下來談談口述曆史的起源，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倫·芮文斯（an nevins）自誇口述曆史的名詞是他發明的說起。當時他創出的名詞是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曆史”，而現在這個名詞已經世界通行了，所以這個名詞事實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艾倫·芮文斯一個人搞起來的。 口述曆史的曆史
艾倫·芮文斯提出了oral history的名詞，但我對他說：“你不是口述曆史的老祖宗，而隻是名詞的發明人。”在我看來，oral history至少有兩千年的曆史，不過那時不叫口述曆史，口述曆史是在中國和外國都有的老傳統。我們學曆史的人一般分曆史為兩大部門：一種是未記錄的曆史，英文叫作unrecorded history；另一種是有記錄的曆史，英文叫作recorded history，我們中國有記錄的曆史應該從孔子的《春秋》算起，而孔子的《春秋》卻斷自唐堯虞舜，那麽唐堯虞舜的曆史都隻是傳聞，也就是口述曆史了。後來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為憑推出來的史前曆史。孔子向來自稱“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論語》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經學生或學生的學生記下來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曆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書《禮記·檀弓》，記載了許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記。諸如此類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傳統，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曆史。
後來秦始皇焚書，弄得漢初無書可讀，於是找一些學界耆宿如伏勝等加以口述，代代相傳，成了漢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漢朝四百年間，古文家都不被承認，隻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視（事實上《左傳》並非偽書，而是被作偽者劉歆動過手腳。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讀《魯史》的筆記——有哲學氣味的筆記，也可說是根據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筆記。但是《魯史》是什麽樣的書？作者又是誰？我大膽假設：《魯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傳》的原來麵目即是《魯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書失傳後，被劉歆在“中秘書”發現，乃改頭換麵，倒果為因，搞出《左氏傳》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口述曆史在中國史學上的實例
另外，劉漢以後也有很突出的口述曆史，那就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列傳七十篇（再大膽假設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聽途說的，要不然就是interview他人聽來的，也就是根據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編寫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傳》寫荊軻刺秦王那一段，他說得很明顯，現在抄錄下來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
從以上所錄看來，司馬遷認為他的故事比傳聞更為正確，因為他是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公孫和董又是直接聽夏無且大夫說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醫生”，當暗殺進行之時，“夏醫生”幫著“老板”用“藥囊”打過荊軻，其話當然可信。這是一篇極好的文學著作和曆史，而司馬遷就講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講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來，口述曆史（也可以說是口述文學）在中國至少有兩千年的曆史了。
再看我們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年幼時做過叫花子，也當過和尚，他年老時最忌諱這一段，那時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頌德，說朱元璋功業蔽天、“光被四表”，誰知馬屁拍在馬腳上，朱元璋認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當和尚，和尚頭“光被四表”，所以把這馬屁精給宰了。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蓋祖廟、修族譜時，對自己的身世總得有個交代啊，但是那些搖筆杆子的什麽“大學士”，誰敢執筆呢？他們想來想去，想出個聰明辦法來——來搞個“口述曆史”，說群臣愚魯，對聖上祖宗盛德，才難盡述，伏乞聖主略敘列祖列宗之天縱英明事跡，愚臣庶可據以跪錄，等等。誰知朱元璋倒也大方，他就真把他過去當和尚、做叫花子的往事，毫無隱諱地全盤托出。這篇文章也是中國口述曆史和口述文學上的傑作，沒有口述曆史這個傳統，這篇文章是無法執筆的（原文見《七修類稿》）。
另外如太平天國覆滅時，忠王李秀成的供詞（口供）也是我國傳統“口述曆史”的上品。據說，當忠王李秀成被曾國藩抓了，忠王用廣西話招供，曾國藩聽不懂，隻好叫李秀成自己寫，於是李秀成一麵講一麵寫，完成了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忠王李秀成供狀》。
大陸上最好、最出色的一本口述曆史的書，應是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他把他一妻一妾裝模作樣的種種情形寫得非常真切動人。
從以上這麽多例證我們可以明白，口述曆史這個名詞還沒有到中國之前，我們早就有口述曆史的事實了。 西洋傳統史學中的口述曆史
在西方，從古希臘、古羅馬的荷馬（homer，公元前9世紀）和希羅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紀）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曆史”，甚而蘇格拉底、釋迦、耶穌、摩西等的言論也是口述後記錄下來的。荷馬是位瞎子，他的史料如“木馬兵”等，幾乎全是“聽”來的。希氏的故事，很多也得自“傳聞”——人家告訴他的“口述曆史”。然而，西方傳統“口述曆史”中和我們有直接關係和影響的，那就是《馬可·波羅遊記》了，這是一部“口述曆史”的千載奇書，我想借此機會介紹一下。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十七歲那年（1271），隨父親和一位叔父啟程來中國，那是他的處女行，但他父親和叔父卻是第二次來中國。他們循古絲綢之路東行，路經波斯、蔥嶺，入中國新疆、甘肅，經敦煌過西安（那條唐三藏取經的路），吃盡千辛萬苦，曆時三年，才到達中國元代的大都（北京），向元世祖忽必烈報到。其後，他們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國一住十七年，備受寵遇。並以色目要員的身份，由忽必烈差遣，周遊中國，並參加火箭攻克襄陽的激戰。小馬可且自炫曾為揚州太守（位同今日的上海市長）。那時的中國是世界的主宰，生活水平超過歐洲甚多。馬可·波羅三人進入中國，直如板兒進入大觀園、中國貧農到了巴黎，目不暇接。一住十七年之後，忽必烈年老，馬可·波羅等亦倦鳥思歸，衣錦還鄉。此時正值蒙古帝國欽察汗的可汗（駐波斯）喪偶，北京忽必烈擬送一貴族女子去波斯為欽察汗的可汗續弦，三位波羅乃膺命護送。他們於1292年自北京動身，取水道經泉州、新加坡，穿印度洋，趕往今日炮火連天的伊朗。護衛六百人，巨舶十餘艘，在三位波羅率領之下，曆時三年，始完成任務。於是順路還鄉，回到威尼斯故裏。他們一行離開故鄉，前後已二十五年，鄉音無改而人事全非，然波羅三人畢竟衣錦榮歸，光耀故裏。
馬可·波羅這趟亞洲之旅，在中古時期是不可思議的；他的故事之能震動人心，自不在話下。意大利那時小城邦林立，人民目光如豆，馬可·波羅等自大元帝國歸來，自然一開口便以“百萬”（million）為單位。百萬也就成了馬可的諢名。孰知“馬百萬”還鄉不久，就碰上威尼斯和熱那亞（genoa）兩個城邦之間的戰爭。“馬百萬”那時不過四十開外，一戰被俘，便做了熱那亞的戰俘，囚於戰俘營。恰好事有巧合，他同囚難友卻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名叫魯斯特企羅（rustichello），一個善吹，一個善寫，二人一拍即合，在戰俘大牢之內，他倆就擬定一個“口述曆史”計劃，寫起書來。二人所說的都是當時當地通行的意大利法語（france-italian），書成之後，他們就以“百萬”作書名。後來譯成其他的語言就改稱《馬可·波羅遊記》了。
《百萬》書成於印刷術傳入歐洲之前，但初稿方出，立刻便勢如野火，傳抄、翻譯，很快便傳遍歐洲，其後各種不同的抄本竟多至一百四十餘種。由此可見《馬可·波羅遊記》實在是我輩搞口述曆史這一行中影響最大的一部世界名著。事實上，後來名震世界的熱那亞晚輩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到美洲去探險，就是根據馬氏遊記想到東方尋找中國，結果找錯了，反而發現了美洲。“口述曆史”意外地發生了這麽大的功效，這是馬可·波羅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口述曆史與文學
我們談口述曆史與文學，應先擴大來談文學與曆史，才能厘清它們兩者的關係。我本來學曆史，但對文學有興趣，所以我編了十六字真言來涵蓋文學與曆史。那就是“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十六個字。
先說“六經皆史”，這是清代章學誠說的（其實西方也有“二經皆史”之說，指《新約全書》《舊約全書》），他認為不隻六經，其實諸子百家皆史，我倒認為不隻諸子百家皆史，甚至小說如《封神榜》《西遊記》《鏡花緣》《金瓶梅》皆有其曆史價值。其次“諸史皆文”，譬如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一部文學作品，所謂“文章西漢兩司馬”，司馬遷的曆史散文早被公認是上等的文學作品。我們讀西洋史也一樣，可以見到許多很好的曆史文學，譬如《丘吉爾回憶錄》曾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定有它特別好的地方。我讀這本書時，看到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有一次丘吉爾與希特勒約期見麵，由於丘吉爾講話不小心，批評了希特勒，希大為生氣，取消了約會，從此以後，丘與希再也沒有見過麵。這件事如果由我們來寫，可能秉筆直書寫成：“某年某月某日，丘吉爾應與希特勒在某處碰頭，後來希特勒取消約會，所以兩人一直未曾相見。”但《丘吉爾回憶錄》卻是這樣寫的：“希特勒自此以後就失去見到我的機會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這個事實和“自此以後我們兩個都沒有見過麵”沒有兩樣，但在《丘吉爾回憶錄》中的筆調卻一直強調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比一般人的寫法精彩多了。這也就是把曆史作品的文學性加強以後，可讀性增加了。
古代曆史中，《後漢書》有十幾家，為什麽後人獨推範曄的《後漢書》，其他都不傳？這並不表示其他《後漢書》曆史寫得不好，而是文章沒有範曄的好，所以也可以說百家皆史、良史皆文。
最後說“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從中西古代曆史來看，都是因為它是好文學所以才傳下來。因為古代沒有很好的印刷術，光靠手抄，所以隻有好文章才會被抄下來。但是這種“文史不分”、“史以文傳”的傳統現在已漸漸衰微，就以寫中國曆史的作品來看，美國人大都老老實實平鋪直敘，但英國人寫曆史就注重文學修養，他們寫史的第一條件是要英文寫得好，與美國並不要求英文寫得好、隻要求正確與否不一樣。我的同事中英文好的都是英國人。這是歐洲老傳統與美國商業社會對曆史態度的不同之處。現在美國新曆史學家很少有文學氣味，所以把他們的東西當曆史看可以，當資料看也可以，但是要當文學看就差多了。 現代史學
這種美國式的曆史趨勢，愈來愈可怕，也就是說曆史漸漸被科學所汙染。在美國，曆史現在叫作social science 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種社會科學。如此一來，曆史就變成枯燥無味的東西了。例如我執教過的紐約市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就是把曆史劃入社會科學院和政治學院。我在哥大曾向院長建議，曆史應在文學院而不應在社會科學院。像我們中國的各大學，曆史係都在文學院的，但我的建議當然不會被采納。
西方的曆史學除了歸入社會科學、愈來愈枯燥而外，最糟的是計算機普遍應用以後，曆史已被計算機征服……
計算機的應用改變了整個學術界的狀況。我在美國三十年來老跟著計算機跑，常有跟不上的感覺。我想，再過一百年，曆史研究會變得不可思議。那時，我們回頭看胡適、餘英時等曆史學者，也再看看自己，一個個都會變成不堪一看的冬烘先生。將來什麽事都根據計算機，學者的努力將會是白費心機。譬如胡適用了十多年時間研究《水經注》，將來一按電鈕，嘩啦啦什麽都出來了，結果胡適搞了十幾年，計算機幾秒鍾就出來了。這種曆史研究趨勢，受科技發展的洶洶來勢影響，將會一發不可收拾。上次參加在美國舉行的“辛亥革命會議”，大陸一個學者寫信給我說大陸上看不到台灣地區及日本、美國的資料，問我能否幫他搜集一些辛亥革命的資料。我想我這麽忙怎麽幫他呢？於是我到圖書館請教管理員，向他要一些辛亥革命的資料，要他告訴puter怎麽做法。他說：“好，你給我一個題目。”於是我給他“中國辛亥革命”。他說“我告訴你怎麽做”，首先找到“革命”，一按鈕，“革命”的資料嘩啦啦立刻就顯示出來了；其次“中國”，於是“中國革命”的資料立刻又顯示出來；再接1911年，又噠噠噠噠大約三十秒鍾就印出了一大堆“中國辛亥革命”的資料。這些資料如果自己來抄，至少要兩三個月才能抄完。我日常工作很忙，怎麽可能有兩三個月的工夫去幫助朋友查抄這些資料呢？但用計算機，我查抄這些資料給他，隻花了三十秒鍾。所以我說計算機是很可怕的。
在計算機科技的發展下，人的生命將逐漸失去意義。試想三十秒鍾可以得到的東西，還要胡適這些大家做什麽？我們學曆史的還有什麽用？學曆史的要靠什麽吃飯？不過，事實上不必如此悲觀，因為曆史中還有一部分是可以和科技抗戰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煉的，那就是曆史之中還有文學。 口述曆史與文學的展望
曆史雖然被科學瓜分了，幸好曆史中還有文學的一部分，使我們有飯吃、有興趣繼續搞下去。然而，我並不是說科學不重要。所以曆史雖然向科學靠攏，但沒有科學也沒有曆史。而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學，那麽曆史就要自殺了，學曆史的人，他的人生也沒有意義了。所以現階段曆史中還有口述部分是很有生命的，我寫了不少口述曆史的東西，盡量把這些書的可讀性提高。當年我為顧維鈞先生編寫回憶錄，他與我談了許多外交上的逸事，我請他盡量詳細地講，尤其他當袁世凱秘書時所見聞的一些逸事。顧先生起先不肯講，經我再三追問才勉強講出來，結果後來發現那些都是很有味道的曆史文學。這一類的口述曆史是保存文學成分較多的曆史，不是數字也不是科學，將來可讀性之高一定超過一般曆史，因為看曆史的人並非都是史學專家，多數隻為了得一點曆史知識而去閱讀，如果沒有可讀性就沒有人看了。我想凡是夠資格做口述曆史的人，都應該有幾分文學的素養。而且凡是夠資格寫的人都會講，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德就是有技術（寫史的技術）。我與胡適先生談，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可惜我沒那麽多時間去搞。胡適、顧維鈞、黃沈亦雲（黃郛夫人）都很會講，所以他們的回憶錄都很有可讀性。因此，十幾年前我回台灣，想到曾兼任過中央大學校長的“老總統”，如果可以請到他老人家做個口述曆史，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沒有如願，“總統”就過世了。我一直很難過，這麽好的口述曆史竟沒有傳下來！
如今學曆史的人百分之八十會向科技投降，我也投降了百分之七八十，還好有百分之二三十我們可以抗戰到底。所以寫曆史必須用文學來寫，並與新聞合作（新聞是當前的曆史），才能把未被科學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來。現在搞口述曆史要像桃園三結義一樣，把曆史、文學、新聞三位結成一體，變成劉、關、張三兄弟，就可以寫成很好的曆史了。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四期
我是學曆史的，自小對文學也很有興趣，記得有一次在哥倫比亞大學章回小說討論會上，有一個美國學者列了一堆章回小說書目，大約有四十幾部一百多本，他說：“中國作品實在太多了，誰可能把那麽多的作品看完呢？”我舉手說：“我統統讀過了。”他不相信，反問我說：“你怎麽可能讀那麽多書？”我說我在中學讀書，沒有女同學同我談戀愛，也沒有球可打，更不會滑冰、跳迪斯科，沒辦法之下，隻好看小說了。我對文學大概就止於對這些書的欣賞罷了，所以我隻能算是欣賞文學的讀者而已，實在不夠資格以行家來談文學，尤其沒有資格談台灣和香港等名作家的作品。我覺得台灣近二十年的文學成就遠超過50年代或30年代的作家，可惜我因為太忙，對台灣和香港的大批作家的作品看得太少。
其次說到口述曆史，口述曆史是我的本行，也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用來吃飯的工作。
既然我與文學和口述曆史都有些關係，現在我就把個人的一點體驗與看法報告一下。
首先來談一談什麽叫口述曆史。 什麽叫口述曆史？
我寫過幾本口述曆史，加起來可能銷了一百多萬本，而且現在仍繼續出版。而什麽叫口述曆史呢？有人問我：“你的口述曆史是不是胡適先生講，你記，就成了？”“你怎麽能記那麽多呢？”另外，我寫李宗仁的口述曆史，他們也說：“你怎麽寫那麽多呢？”我的回答是：“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的曆史，而是口述史料。”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曆史，胡先生的口述隻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寫李宗仁口述曆史更麻煩，因為李先生是軍人，他連寫封信都要找秘書，口述時也隨便講講，我必須細心地找資料去編、去寫、去考證，不明白的還要回頭和他再商討。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講的話習慣上就是命令，有疑問反問他時，他都說：“沒錯！沒錯！”我說：“大概有點錯吧。”他立刻又說：“沒錯！沒錯！”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當兵也隻是個少尉，而他是上將，以一個少尉來指揮上將是很難的，所以我隻好慢慢地想法子說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問題反複問他，結果他說：“有書為證，沒問題！沒問題！”於是拿了一大堆書給我看，結果都是稗官野史一類的書，我說：“你們做司令官的，如果情報不正確的話，像台兒莊等戰役就沒法打勝仗了；我們搞曆史、寫文章的也一樣，如果情報不正確也會鬧出笑話來，您剛剛說的這些‘情報’雖然有書為證，卻也可能是假情報。”他說：“有點道理，有點道理。”費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進入狀態。不過李宗仁的口述曆史，統計起來，大概隻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從圖書館、報紙等各方麵資料補充與考證而成的。所以，所謂口述曆史並不是一個人講一個人寫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隻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一般而言，大學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非學術人士的口述史料隻有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若問口述曆史與一般史料有何不同，大概可以這樣說：口述曆史是活的史料，其他史料是死無對證的，口述曆史可以慢慢談、慢慢問，可以加以補充改正，而其他曆史就不能如此。
在哥倫比亞大學有世界性的口述曆史學部，也有中國的口述曆史學部，但在那裏正式工作的隻有夏連蔭小姐和我兩個人。夏小姐英文很好，中文不太能寫，隻有我中英文都寫，所以那時我所做的中國口述曆史就成了世界最早的中國口述曆史。後來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也有口述曆史，那是當年我們在美國向胡適之先生建議的。後來胡先生到了台灣，我們給他寫了一封信，胡先生回了一封信（見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1959年12月5日條），說“台北‘中研院’也成立了口述曆史部”。這就是“中研院”口述曆史部的由來。所以，“中研院”口述曆史是胡先生寫了那封信才開始的。
接下來談談口述曆史的起源，這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倫·芮文斯（an nevins）自誇口述曆史的名詞是他發明的說起。當時他創出的名詞是oral history，翻成中文就是“口述曆史”，而現在這個名詞已經世界通行了，所以這個名詞事實是哥倫比亞大學的艾倫·芮文斯一個人搞起來的。 口述曆史的曆史
艾倫·芮文斯提出了oral history的名詞，但我對他說：“你不是口述曆史的老祖宗，而隻是名詞的發明人。”在我看來，oral history至少有兩千年的曆史，不過那時不叫口述曆史，口述曆史是在中國和外國都有的老傳統。我們學曆史的人一般分曆史為兩大部門：一種是未記錄的曆史，英文叫作unrecorded history；另一種是有記錄的曆史，英文叫作recorded history，我們中國有記錄的曆史應該從孔子的《春秋》算起，而孔子的《春秋》卻斷自唐堯虞舜，那麽唐堯虞舜的曆史都隻是傳聞，也就是口述曆史了。後來的三皇五帝也都是以口述為憑推出來的史前曆史。孔子向來自稱“述而不作”，所以他的作品如《論語》等也都是由孔子口述，經學生或學生的學生記下來的，自然也是一部有名的口述曆史了。孔子另外一部可靠的書《禮記·檀弓》，記載了許多孔子的事，都是孔子口述、弟子所記。諸如此類夫子“述”之、弟子“作”之的作品，就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傳統，也就是“述而不作”的最典型口述曆史。
後來秦始皇焚書，弄得漢初無書可讀，於是找一些學界耆宿如伏勝等加以口述，代代相傳，成了漢代的今文家，所以在漢朝四百年間，古文家都不被承認，隻有口述而成的今文家才受重視（事實上《左傳》並非偽書，而是被作偽者劉歆動過手腳。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春秋》是孔子讀《魯史》的筆記——有哲學氣味的筆記，也可說是根據儒家思想而整理的筆記。但是《魯史》是什麽樣的書？作者又是誰？我大膽假設：《魯史》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左傳》的原來麵目即是《魯史》，孔子因之作《春秋》，此書失傳後，被劉歆在“中秘書”發現，乃改頭換麵，倒果為因，搞出《左氏傳》來。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口述曆史在中國史學上的實例
另外，劉漢以後也有很突出的口述曆史，那就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列傳七十篇（再大膽假設一下）可能有一半是他道聽途說的，要不然就是interview他人聽來的，也就是根據口述史料加以整理編寫而成的。最好的例子是《刺客列傳》寫荊軻刺秦王那一段，他說得很明顯，現在抄錄下來看看：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為餘道之如是。
從以上所錄看來，司馬遷認為他的故事比傳聞更為正確，因為他是聽公孫季功和董生說的。而公孫和董又是直接聽夏無且大夫說的，而夏是秦始皇的“私人醫生”，當暗殺進行之時，“夏醫生”幫著“老板”用“藥囊”打過荊軻，其話當然可信。這是一篇極好的文學著作和曆史，而司馬遷就講明他所用的是口述史料，其他未講的正不知有多少。
由此看來，口述曆史（也可以說是口述文學）在中國至少有兩千年的曆史了。
再看我們安徽出的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年幼時做過叫花子，也當過和尚，他年老時最忌諱這一段，那時有位士子上表歌功頌德，說朱元璋功業蔽天、“光被四表”，誰知馬屁拍在馬腳上，朱元璋認為“光被四表”是嘲笑他幼年當和尚，和尚頭“光被四表”，所以把這馬屁精給宰了。可是等到老朱老了，要蓋祖廟、修族譜時，對自己的身世總得有個交代啊，但是那些搖筆杆子的什麽“大學士”，誰敢執筆呢？他們想來想去，想出個聰明辦法來——來搞個“口述曆史”，說群臣愚魯，對聖上祖宗盛德，才難盡述，伏乞聖主略敘列祖列宗之天縱英明事跡，愚臣庶可據以跪錄，等等。誰知朱元璋倒也大方，他就真把他過去當和尚、做叫花子的往事，毫無隱諱地全盤托出。這篇文章也是中國口述曆史和口述文學上的傑作，沒有口述曆史這個傳統，這篇文章是無法執筆的（原文見《七修類稿》）。
另外如太平天國覆滅時，忠王李秀成的供詞（口供）也是我國傳統“口述曆史”的上品。據說，當忠王李秀成被曾國藩抓了，忠王用廣西話招供，曾國藩聽不懂，隻好叫李秀成自己寫，於是李秀成一麵講一麵寫，完成了這篇至情至性的好文章——《忠王李秀成供狀》。
大陸上最好、最出色的一本口述曆史的書，應是末代皇帝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他把他一妻一妾裝模作樣的種種情形寫得非常真切動人。
從以上這麽多例證我們可以明白，口述曆史這個名詞還沒有到中國之前，我們早就有口述曆史的事實了。 西洋傳統史學中的口述曆史
在西方，從古希臘、古羅馬的荷馬（homer，公元前9世紀）和希羅多德（herodotus，公元前5世紀）的作品都是第一流的“口述曆史”，甚而蘇格拉底、釋迦、耶穌、摩西等的言論也是口述後記錄下來的。荷馬是位瞎子，他的史料如“木馬兵”等，幾乎全是“聽”來的。希氏的故事，很多也得自“傳聞”——人家告訴他的“口述曆史”。然而，西方傳統“口述曆史”中和我們有直接關係和影響的，那就是《馬可·波羅遊記》了，這是一部“口述曆史”的千載奇書，我想借此機會介紹一下。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意大利威尼斯人，在他十七歲那年（1271），隨父親和一位叔父啟程來中國，那是他的處女行，但他父親和叔父卻是第二次來中國。他們循古絲綢之路東行，路經波斯、蔥嶺，入中國新疆、甘肅，經敦煌過西安（那條唐三藏取經的路），吃盡千辛萬苦，曆時三年，才到達中國元代的大都（北京），向元世祖忽必烈報到。其後，他們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國一住十七年，備受寵遇。並以色目要員的身份，由忽必烈差遣，周遊中國，並參加火箭攻克襄陽的激戰。小馬可且自炫曾為揚州太守（位同今日的上海市長）。那時的中國是世界的主宰，生活水平超過歐洲甚多。馬可·波羅三人進入中國，直如板兒進入大觀園、中國貧農到了巴黎，目不暇接。一住十七年之後，忽必烈年老，馬可·波羅等亦倦鳥思歸，衣錦還鄉。此時正值蒙古帝國欽察汗的可汗（駐波斯）喪偶，北京忽必烈擬送一貴族女子去波斯為欽察汗的可汗續弦，三位波羅乃膺命護送。他們於1292年自北京動身，取水道經泉州、新加坡，穿印度洋，趕往今日炮火連天的伊朗。護衛六百人，巨舶十餘艘，在三位波羅率領之下，曆時三年，始完成任務。於是順路還鄉，回到威尼斯故裏。他們一行離開故鄉，前後已二十五年，鄉音無改而人事全非，然波羅三人畢竟衣錦榮歸，光耀故裏。
馬可·波羅這趟亞洲之旅，在中古時期是不可思議的；他的故事之能震動人心，自不在話下。意大利那時小城邦林立，人民目光如豆，馬可·波羅等自大元帝國歸來，自然一開口便以“百萬”（million）為單位。百萬也就成了馬可的諢名。孰知“馬百萬”還鄉不久，就碰上威尼斯和熱那亞（genoa）兩個城邦之間的戰爭。“馬百萬”那時不過四十開外，一戰被俘，便做了熱那亞的戰俘，囚於戰俘營。恰好事有巧合，他同囚難友卻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名叫魯斯特企羅（rustichello），一個善吹，一個善寫，二人一拍即合，在戰俘大牢之內，他倆就擬定一個“口述曆史”計劃，寫起書來。二人所說的都是當時當地通行的意大利法語（france-italian），書成之後，他們就以“百萬”作書名。後來譯成其他的語言就改稱《馬可·波羅遊記》了。
《百萬》書成於印刷術傳入歐洲之前，但初稿方出，立刻便勢如野火，傳抄、翻譯，很快便傳遍歐洲，其後各種不同的抄本竟多至一百四十餘種。由此可見《馬可·波羅遊記》實在是我輩搞口述曆史這一行中影響最大的一部世界名著。事實上，後來名震世界的熱那亞晚輩冒險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到美洲去探險，就是根據馬氏遊記想到東方尋找中國，結果找錯了，反而發現了美洲。“口述曆史”意外地發生了這麽大的功效，這是馬可·波羅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口述曆史與文學
我們談口述曆史與文學，應先擴大來談文學與曆史，才能厘清它們兩者的關係。我本來學曆史，但對文學有興趣，所以我編了十六字真言來涵蓋文學與曆史。那就是“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十六個字。
先說“六經皆史”，這是清代章學誠說的（其實西方也有“二經皆史”之說，指《新約全書》《舊約全書》），他認為不隻六經，其實諸子百家皆史，我倒認為不隻諸子百家皆史，甚至小說如《封神榜》《西遊記》《鏡花緣》《金瓶梅》皆有其曆史價值。其次“諸史皆文”，譬如司馬遷的《史記》就是一部文學作品，所謂“文章西漢兩司馬”，司馬遷的曆史散文早被公認是上等的文學作品。我們讀西洋史也一樣，可以見到許多很好的曆史文學，譬如《丘吉爾回憶錄》曾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定有它特別好的地方。我讀這本書時，看到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有一次丘吉爾與希特勒約期見麵，由於丘吉爾講話不小心，批評了希特勒，希大為生氣，取消了約會，從此以後，丘與希再也沒有見過麵。這件事如果由我們來寫，可能秉筆直書寫成：“某年某月某日，丘吉爾應與希特勒在某處碰頭，後來希特勒取消約會，所以兩人一直未曾相見。”但《丘吉爾回憶錄》卻是這樣寫的：“希特勒自此以後就失去見到我的機會了！”（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這個事實和“自此以後我們兩個都沒有見過麵”沒有兩樣，但在《丘吉爾回憶錄》中的筆調卻一直強調he lost his chance to see me！比一般人的寫法精彩多了。這也就是把曆史作品的文學性加強以後，可讀性增加了。
古代曆史中，《後漢書》有十幾家，為什麽後人獨推範曄的《後漢書》，其他都不傳？這並不表示其他《後漢書》曆史寫得不好，而是文章沒有範曄的好，所以也可以說百家皆史、良史皆文。
最後說“文史不分”、“史以文傳”，從中西古代曆史來看，都是因為它是好文學所以才傳下來。因為古代沒有很好的印刷術，光靠手抄，所以隻有好文章才會被抄下來。但是這種“文史不分”、“史以文傳”的傳統現在已漸漸衰微，就以寫中國曆史的作品來看，美國人大都老老實實平鋪直敘，但英國人寫曆史就注重文學修養，他們寫史的第一條件是要英文寫得好，與美國並不要求英文寫得好、隻要求正確與否不一樣。我的同事中英文好的都是英國人。這是歐洲老傳統與美國商業社會對曆史態度的不同之處。現在美國新曆史學家很少有文學氣味，所以把他們的東西當曆史看可以，當資料看也可以，但是要當文學看就差多了。 現代史學
這種美國式的曆史趨勢，愈來愈可怕，也就是說曆史漸漸被科學所汙染。在美國，曆史現在叫作social science approach，完全看成是一種社會科學。如此一來，曆史就變成枯燥無味的東西了。例如我執教過的紐約市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就是把曆史劃入社會科學院和政治學院。我在哥大曾向院長建議，曆史應在文學院而不應在社會科學院。像我們中國的各大學，曆史係都在文學院的，但我的建議當然不會被采納。
西方的曆史學除了歸入社會科學、愈來愈枯燥而外，最糟的是計算機普遍應用以後，曆史已被計算機征服……
計算機的應用改變了整個學術界的狀況。我在美國三十年來老跟著計算機跑，常有跟不上的感覺。我想，再過一百年，曆史研究會變得不可思議。那時，我們回頭看胡適、餘英時等曆史學者，也再看看自己，一個個都會變成不堪一看的冬烘先生。將來什麽事都根據計算機，學者的努力將會是白費心機。譬如胡適用了十多年時間研究《水經注》，將來一按電鈕，嘩啦啦什麽都出來了，結果胡適搞了十幾年，計算機幾秒鍾就出來了。這種曆史研究趨勢，受科技發展的洶洶來勢影響，將會一發不可收拾。上次參加在美國舉行的“辛亥革命會議”，大陸一個學者寫信給我說大陸上看不到台灣地區及日本、美國的資料，問我能否幫他搜集一些辛亥革命的資料。我想我這麽忙怎麽幫他呢？於是我到圖書館請教管理員，向他要一些辛亥革命的資料，要他告訴puter怎麽做法。他說：“好，你給我一個題目。”於是我給他“中國辛亥革命”。他說“我告訴你怎麽做”，首先找到“革命”，一按鈕，“革命”的資料嘩啦啦立刻就顯示出來了；其次“中國”，於是“中國革命”的資料立刻又顯示出來；再接1911年，又噠噠噠噠大約三十秒鍾就印出了一大堆“中國辛亥革命”的資料。這些資料如果自己來抄，至少要兩三個月才能抄完。我日常工作很忙，怎麽可能有兩三個月的工夫去幫助朋友查抄這些資料呢？但用計算機，我查抄這些資料給他，隻花了三十秒鍾。所以我說計算機是很可怕的。
在計算機科技的發展下，人的生命將逐漸失去意義。試想三十秒鍾可以得到的東西，還要胡適這些大家做什麽？我們學曆史的還有什麽用？學曆史的要靠什麽吃飯？不過，事實上不必如此悲觀，因為曆史中還有一部分是可以和科技抗戰到底的，有一部分是真金不怕火煉的，那就是曆史之中還有文學。 口述曆史與文學的展望
曆史雖然被科學瓜分了，幸好曆史中還有文學的一部分，使我們有飯吃、有興趣繼續搞下去。然而，我並不是說科學不重要。所以曆史雖然向科學靠攏，但沒有科學也沒有曆史。而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學，那麽曆史就要自殺了，學曆史的人，他的人生也沒有意義了。所以現階段曆史中還有口述部分是很有生命的，我寫了不少口述曆史的東西，盡量把這些書的可讀性提高。當年我為顧維鈞先生編寫回憶錄，他與我談了許多外交上的逸事，我請他盡量詳細地講，尤其他當袁世凱秘書時所見聞的一些逸事。顧先生起先不肯講，經我再三追問才勉強講出來，結果後來發現那些都是很有味道的曆史文學。這一類的口述曆史是保存文學成分較多的曆史，不是數字也不是科學，將來可讀性之高一定超過一般曆史，因為看曆史的人並非都是史學專家，多數隻為了得一點曆史知識而去閱讀，如果沒有可讀性就沒有人看了。我想凡是夠資格做口述曆史的人，都應該有幾分文學的素養。而且凡是夠資格寫的人都會講，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德就是有技術（寫史的技術）。我與胡適先生談，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可惜我沒那麽多時間去搞。胡適、顧維鈞、黃沈亦雲（黃郛夫人）都很會講，所以他們的回憶錄都很有可讀性。因此，十幾年前我回台灣，想到曾兼任過中央大學校長的“老總統”，如果可以請到他老人家做個口述曆史，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沒有如願，“總統”就過世了。我一直很難過，這麽好的口述曆史竟沒有傳下來！
如今學曆史的人百分之八十會向科技投降，我也投降了百分之七八十，還好有百分之二三十我們可以抗戰到底。所以寫曆史必須用文學來寫，並與新聞合作（新聞是當前的曆史），才能把未被科學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來。現在搞口述曆史要像桃園三結義一樣，把曆史、文學、新聞三位結成一體，變成劉、關、張三兄弟，就可以寫成很好的曆史了。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