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菊人
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遊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為唐先生的散文集《五十年代的塵埃》寫序，那時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後曆經《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曆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曆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唐德剛先生寫曆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眼目擊。
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源於唐先生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作，收在《五十年代的塵埃》一書裏。現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曆史事件，由於唐先生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在本書裏，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曆史》的文章和《小說和曆史》的講稿，據唐先生的見解，曆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造的阿q為例，社會上本來並無阿q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q的特性，所以唐先生說：“曆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麵。”
唐先生創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記述的是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隻是格於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從1985年6月1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唐先生所言曆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唐先生所說“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
《戰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實質上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盡管是在西安，但唐先生仍照直講話，極為難得。例如說：“‘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隻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地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
唐先生是曆史學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負責口述曆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憶錄》事成及出版的經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曆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並樂於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唐先生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宗仁回憶錄》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人，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蔣廷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的口述自傳，均無中文稿，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還是中文稿之出版，都經過相當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經詳細地說明了經過，在此就不複述了。
不過，有一點不能不敘述，那就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征不信”、“九分證據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自己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唐先生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因為箍得太多，李宗仁有點怏怏然，但是經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他後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象，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工夫，隻有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曆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除了對《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作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是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
唐先生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裏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詞便知詞義，但在拚音文字裏便各個詞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計算機，唐先生認為這個理由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於1981年的年末，計算機之漢字化已經實現。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拚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拚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拚音語言來得更方便。”這最後一點意見是主張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
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鑒》，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麵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燥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所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唐先生的高明之處。
2003年8月25日溫哥華
（遠流版原序）
唐德剛先生把他的文章交遠流出版，承出版社的遊奇惠小姐叫我寫序，我答應了。此次出版一共兩部，就是《史學與紅學》與《書緣與人緣》。猶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我曾為唐先生的散文集《五十年代的塵埃》寫序，那時我還在《明報月刊》工作，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壯年時期，此後曆經《中報》和《中報月刊》，再經《百姓半月刊》，至今退休在溫哥華，真是歲月滄桑。如今讀唐德剛先生這些文章，感到像是讀曆史一樣，然而又不像是在讀曆史，卻是像觀劇一樣，慨唐德剛先生寫曆史猶如重現人物和事件，使讀者讀來有如親眼目擊。
這是很不容易的，這種成就，來源於唐先生也喜歡文學，並且也曾從事文學創作，像他早期所寫的散文，也就是《海外論壇》上的文章，便是他的文學創作，收在《五十年代的塵埃》一書裏。現在這本《史學與紅學》則是學術著作，談的是重大的曆史事件，由於唐先生的文筆有文學筆底，寫得靈活，因而讓讀者不忍停下來，這就是文學筆法的功勞。
在本書裏，特別有《文學與口述曆史》的文章和《小說和曆史》的講稿，據唐先生的見解，曆史和小說是很難分別的，以魯迅所創造的阿q為例，社會上本來並無阿q其人，可是又似乎是實有其人，每個中國人都有阿q的特性，所以唐先生說：“曆史是根據實人實事所寫的社會現象，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二者是一個銅元的兩麵。”
唐先生創作了一部六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戰爭與愛情》，記述的是他的友人所說的大陸見聞，都是實人實事，隻是格於這位友人的要求，不能用真名和實地，從1985年6月1日開始，在紐約《北美日報》連載。這是唐先生所言曆史與小說有時候不可分的證明，因為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所說的都是事實，完全符合唐先生所說“小說則是根據實有的社會現象而創造出的虛人虛事”的通則。
《戰爭與愛情》這部小說，是說中國大陸上的人和事的，充滿辛酸與離奇，而本書實質上卻不是小說，而是論述，但論述當中卻可讀性甚高。其中《論中國大陸落後問題的秦漢根源——1987年在西安“周秦漢唐史學研討會”宣讀之論文》，盡管是在西安，但唐先生仍照直講話，極為難得。例如說：“‘階級鬥爭’，便是中世紀‘上帝’這一絕對真理的延續。概念既然絕對化，隻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這樣大膽地說話，是要有學術求真的勇氣的。
唐先生是曆史學家，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市立大學教書，而在哥大之時負責口述曆史的工作，曾獲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親自口述其生平，這是非常有價值的。本書收輯有《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的滄桑——〈李宗仁回憶錄〉中文版代序》，撰述《李宗仁回憶錄》事成及出版的經過。李宗仁能有機會暢談他的曆史故事，成為他晚年最重視並樂於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唐德剛先生主其事，李宗仁能夠暢所欲言、深自欣慰的機會就沒有了。李宗仁與中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唐先生做了很有意義的工作。
《李宗仁回憶錄》是唯一有中文稿的，其他人，包括胡適、孔祥熙、陳立夫、顧維鈞、張發奎、蔣廷黻、陳光甫、蔣彝、吳國楨、李漢魂、何廉等人的口述自傳，均無中文稿，這是唐德剛先生個人循李宗仁之請，在正常英文撰述工作之外的“額外工作”。然而，無論英文稿還是中文稿之出版，都經過相當的周折，作者在文中已經詳細地說明了經過，在此就不複述了。
不過，有一點不能不敘述，那就是李宗仁的口述跟胡適的絕不相同。胡適是一位“無征不信”、“九分證據不講十分話”的大學者、考據家，所以他向唐先生所講的話，絕大部分是可信的，可以照錄的。但李宗仁的口述卻不然，他“信口開河，不能入書”，但他有堅強的信心，認為自己所講的無一不可以寫下。這就要唐先生先做說服的工作。唐先生用了極大的耐性，心平氣和，轉彎抹角，慢慢解釋，把與史實不符的地方，全給他“箍”掉了，再就可靠的史料，改寫而補充之。最初因為箍得太多，李宗仁有點怏怏然，但是經過唐先生的耐心解釋，他後來也接受了。我們可以想象，這一定費了唐先生的許多工夫，隻有像唐先生這樣精通近代史而又有資料可以稽查的人才能勝任，否則，口述曆史的人又怎能心服口服呢？
除了對《李宗仁回憶錄》的成書過程作了清楚的交代以外，有篇文章也值得一提，這便是《殺一個文明容易建一個文明很難——對漢字拉丁化的意見》一文，這是唐先生的講演，是由湯晏先生整理的。在這篇講演中，唐先生是反對漢字拉丁化的，認為“這是大膽假設，但沒有小心求證，太誇大了，太渲染了。這種說法，我以前相信，但自從哥倫比亞大學轉來紐約市立大學教書後，就不再相信了”。
唐先生舉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是令人欽佩的。其中以羊字為例，英語裏羊總稱為sheep，公羊叫ram，母羊叫ewe，山羊叫goat，羔羊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中文我們一看詞便知詞義，但在拚音文字裏便各個詞不同，令人難以記認。而且主張漢字拉丁化的理由是方塊字不能搞計算機，唐先生認為這個理由似是而非。唐先生這篇演講作於1981年的年末，計算機之漢字化已經實現。唐先生以幽默的口吻說：“如果一定要廢漢字，則辦法很多，但漢字拉丁化或拚音化方案是最不足取的一種辦法，是最壞的一種途徑。因為創造一個拚音文字很難，不如來學一種現成的拚音語言來得更方便。”這最後一點意見是主張消滅中文、否棄中文了，當然為唐先生所不取。
本書還有多篇文章未及一一介紹，如論述《紅樓夢》的著作，如論讀《資治通鑒》，以及論《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桃園縣的“下中農”的生活，等等，都是極可一讀的文章。前麵說過，唐先生文筆好，極枯燥的題目也寫得十分動人，容易閱讀，這種優點是極難得的，而每篇每個問題都是為人所關心的，足以為我們解惑，這是唐先生的高明之處。
2003年8月25日溫哥華
（遠流版原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