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冬,張作霖自京返奉,途中下榻薑家屯。出現在薑家屯鄉人麵前的張作霖一手撐手杖,一手拿紙煙,他身材不高,白麵黑發,態度文雅得像文人,而不是一個武夫。


    不過這隻是從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以時政觀察家的角度來看,張作霖有著迥然不同的形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往訪張作霖,他見到的張作霖“麵色紅潤,兩目常下垂,發言時偶爾舉目一視,雖對外賓表示禮貌,但其驕人淩人之概,時時顯露”。


    當著孟祿的麵,張作霖縱論國內政壇百象,且一語驚人:“中國大病,在‘官胡子’太多!中國大多數官吏,都是吃幹薪不做事,國家焉有不窮?政治焉有不壞?這一些王八蛋,應當把他們都宰殺個幹幹淨淨。”


    張作霖認為當時的督軍省長、總長督辦,全都是該殺的“官胡子”,因為這些人“哪一個不是做兩三年官,便稱幾百萬、幾千萬,他們哪來那個錢,還不是小民的!”


    身為民國的封疆大吏,張作霖一方麵說自己也算“官胡子”,也該殺,但他又為自己辯護說,任職以來,他拿的省長薪金、督軍薪金,幾年下來積攢了五百萬,全在官銀號放著,分文未動(張作霖的個人生意龐大,生活中主要靠這方麵開支)。


    張作霖拋出“官胡子論”,不是要朝其他省的同僚開炮,而是劍指中央政府。他先將唾沫星子噴到時任總統徐世昌身上:“大總統的家人,有一人兼十來個差的,總統是一國的表率,竟任家人這樣,真真豈有此理!”接著便數落起了靳雲鵬內閣。


    靳雲鵬是張作霖在直皖戰爭後一手扶上馬的,但上台後在財政上焦頭爛額,窮於應付。尤其是1921年11月,北京爆發金融風潮,國內催餉,國外逼債,令靳雲鵬幾乎陷入絕望境地。張作霖曾在北京目睹金融風潮的可怕,“國家銀行,弄糟到這步田地,成何事體”?


    雖然自己一度是靳內閣的鐵杆支持者,但麵對此情此景,張作霖仍對靳內閣產生出了恨鐵不成鋼之感:“外國人每說中國窮,其實中國何嚐窮?不過錢都入了官吏的私囊。中國財政,隻要有個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點外債算個什麽?”


    說起財政危機和外債,張作霖在任上也遭遇過,不過憑借王永江理財,他不僅成功地渡過危機,而且還可以拿出來自詡:“我接奉天省事情的時候,奉天欠兩千萬外債,現在不到六年,我把這些外債都還幹淨了,另外還積了兩千萬出來。”


    以此及彼,讓張作霖有了為別人指點江山的底氣:“拿奉天省作個比例,可見整理全中國的財政也是不難的。全國這點外債,東三省若發展發起來,使使勁,隻三省之力也可還清了。”說到興奮處,他甚至誇下海口:“隻要我姓張的今天發一道命令,使人民每人攤多少公債還外債,不數日就可把錢湊齊。”


    雖然沒有真的下過那道“命令”,但據張作霖說,是他在緊急時候拿出奉天的省款,籌了三百萬接濟,國家銀行才未倒閉,而他幫了中央政府,非但沒落下好話,還惹來非議。張作霖對此憤憤不平:“這些渾蛋報紙,又說我有什麽野心,什麽條件,真是放屁。我是幹幹淨淨無條件接濟的,絲毫沒有什麽野心。”


    事已至此,張作霖也不打算再支持靳雲鵬這個“扶不起的阿鬥”了,他對孟祿說:“外邊人常常不問緣由,責我們不服從中央命令。不知道像這麽糟的中央政府,叫人怎樣服從啊?”又就靳內閣表明態度:“外邊都傳說我讚助靳內閣,說他是我的親戚,全是胡說。我何嚐讚成他。他把政治弄得一塌糊塗,我還讚成他嗎?我告訴你們吧,中央政治不久就得變動一下。”


    張作霖與孟祿談話之前,中央政局果然發生了大變動。1921年12月17日,靳雲鵬宣布內閣總辭職。一周後,梁士詒內閣成立。


    雖然張作霖口口聲聲“朝野沒有一個好東西,把他(指靳內閣)推下去,再來一個,還是那樣”,但實際梁士詒內閣也是由張作霖所全力扶持,包括張作霖的兒女親家鮑貴卿也進入內閣,當了陸軍總長,所以外界也稱其為“奉係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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