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迫使馮國璋下達了“討伐令”後，馮段關係也沒有變得更好，原因是馮國璋仍然處處埋設伏筆。比如，“討伐令”並非出自大總統命令，而是使用了“參陸辦公處”的名義，這麽做就是為了保留他自己講和的餘地。徐樹錚對此大加譏諷，說：“什麽參陸辦公處，那不過是聽值員司抽煙喝茶歇歇腿的午朝門罷了，怎麽可以下命令指揮軍隊呢？豈不是天大笑話！”
又比如，北軍南下要假道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偏偏拒絕假道。段祺瑞親赴總統府，要求對陳光遠予以懲戒，馮國璋則說要懲戒陳光遠也可以，但前提是必須先對傅良佐有個說法。馮段為此大吵一頓，彼此間都不惜惡語相向。
最讓段祺瑞感到生氣的莫過於對馮玉祥事件的處理。在討伐張勳時，段派重新起用馮玉祥，馮玉祥也響應段祺瑞的號召，參加了討伐戰役。按照道理，馮玉祥似乎應該站在皖係這一邊，但在馮國璋、李純的籠絡下，馮玉祥卻投向直係，而後又在南軍發動進攻時，拒絕服從段祺瑞的作戰命令。
段祺瑞要求馮國璋下令將馮玉祥調至福建，其本意是讓馮部遠離比較敏感的長江地域。馮國璋調倒是調了，可調馮玉祥去的地方卻不是福建，而恰恰是最為敏感的湖北。
就在北軍殺向兩湖，南北大戰一觸即發之際，馮玉祥突然在武穴發出主和通電。武穴地處鄂皖贛三省交界處，軍事地位十分重要，馮部的這一行動自然也影響到了北軍的南進計劃。 <h4>大禮</h4>
雖然馮國璋並未直接指使馮玉祥阻撓“討伐”，但他在發出“討伐令”後仍與西南方麵保持著秘密聯係，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惲寶惠已出任國務院秘書長，有一次他到總統府去蓋印，恰巧看到內務總長錢能訓正一手拿著一支毛筆，另一隻手捧著個水煙袋，在那裏搖頭晃腦地低聲吟誦，就好像舊時私塾裏的學生在寫文章一樣。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麐則站在錢能訓身旁，嘴裏不停地和他一起推敲著幾個字。
惲寶惠走近一看，原來這兩個人看的是一篇由張一麐擬寫、馮國璋具名的發給西南方麵的密電稿。
惲、張、錢都屬馮派，但錢是總統府外的人，一般情況下，馮國璋不會也不敢請府外的人來斟酌這樣的密電稿，錢亦不例外。現在出現這種情況，據惲寶惠估計，一定是馮國璋認為密電關係重要，乃至於對秘書長的水平都有些信不過，所以才把長於文筆的錢能訓找來幫忙。
馮國璋與直係明裏暗裏的小動作，使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計劃在重啟後再次陷入步履維艱的狀態：在兩湖，馮玉祥的武穴通電直接導致張懷芝的兩萬人馬被迫滯留九江，其餘各部官兵的情緒也大受影響；在四川，川督劉存厚在滇軍的壓力下，已經表示要與西南一致。
馮國璋既然已經下達了“討伐令”，段祺瑞要想從根本上扭轉眼前的不利局勢，就隻好依靠他自身的軍事實力了。
段祺瑞雖然已實際掌握軍權，可以調遣國內部隊，但由於北洋係內部派係分化嚴重，使得軍權也成了被稀釋的軍權。具體來說，對於皖係或親皖力量，段祺瑞是調得動的。問題是像張懷芝、倪嗣衝這樣的部隊，不是戰鬥力不強，就是湊數的雜牌，這也使得皖係盡管看上去人多勢眾，其實真正能打仗、敢打仗，可以派用場的卻不多。段祺瑞對此有很清醒的認識。“討伐令”下達之前，他在與徐世昌、徐樹錚討論時，就認為要製止直係與南方和談，單靠皖係是不行的。
皖係不行，“兩棲督軍”曹錕等人倒是很能打，並且已殺上兩湖前線。可人家畢竟屬於直係，上陣時都懷著自己的小九九，不可能完全聽你調遣。
這時徐樹錚提出，應該加速實現“借奉打直”和打擊南方各派的計劃。
分化後的北洋係除出現直皖兩大係統外，還形成了遊離於兩大勢力之間的若幹小集團，奉天巡按使張作霖的奉係即為其中之一。
奉係雖為北洋旁係，但這個集團的發展勢頭不錯，隱隱然已有趕追直皖的勢頭。徐樹錚和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在士官學校期間即為好友。徐是七期，楊是八期，二人給外界的印象都是“大言不慚，狂妄過人”，彼此也特別氣味相投。徐樹錚通過楊宇霆了解到張作霖久有向關內擴張之誌，便想對這部分力量加以利用。
徐樹錚主張引奉軍入關，並分別將其駐紮於京漢、津浦兩線以助戰，這也是奉軍入關和在北京發生政變傳言的原始出處。不過他的這一主張起初並沒有得到段祺瑞的同意，因為段祺瑞深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奉軍入關，再要讓奉軍退回關外絕非易事。
現在眼看形勢惡化，段祺瑞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也隻能飲鴆止渴，放手一搏。徐樹錚隨即前往東北，親自實施“借奉打直”方案。
張作霖乃胡子出身，生就的也是胡子脾氣，上他的山頭如果不帶點禮物、給點甜頭，人家憑什麽要白白給你賣力？
這筆禮物從何送起呢？段祺瑞在辭去總理前，曾訂有中日軍械借款協定。馮國璋便利用該協定向日本借款購買了一批軍械，其中光是步槍就有兩萬七千餘支。
段祺瑞事先對此一無所知，馮國璋也未與其商量。依照馮國璋的安排，這批軍械準備用來擴張自己的個人勢力，即將直係的兩個旅擴編為兩個師。不料此事不僅為徐樹錚所偵悉，而且他還探聽到了軍械運抵秦皇島的日期。
徐樹錚於是決定劫械。他知道段祺瑞不會同意，所以在沒有進行請示的情況下，就與楊宇霆商量好了行動步驟，並交給對方一張他在任陸軍次長時所留下的蓋有陸軍部關防印的空白公文。
楊宇霆拿著公文，以要用於南征為由，率部在秦皇島截留了軍械。軍械一到手，徐、楊就進行了瓜分，其中奉軍獲得的槍支就有一萬七千餘支。有“大禮”在手，徐樹錚這才大大方方地到沈陽會晤張作霖。
奉軍當時隻有三個師，而且所有武器裝備都很陳舊，張作霖久欲擴軍，隻是苦無軍械。徐樹錚送給他的這批軍械槍炮齊全，已足夠編成六七個混成旅。興奮之餘，他一口答應派奉軍入關南征，並按照徐樹錚提出的條件，授其以統帥權——在隨後成立的關內奉軍總司令部名單上，張作霖本人自任總司令，徐樹錚為副司令，但可代行總司令的一切職權，入關的奉軍也由徐樹錚直接指揮。 <h4>教猱升木</h4>
一個離職的陸軍次長，公然盜用關防，與人合謀劫取槍械，還在無中央正式任命的情況下當了奉軍副司令，此事在北京政治圈中傳為奇談。徐樹錚膽子之大，令北洋係內部全都為之咋舌不已，段祺瑞聽聞後也很吃驚，對左右說：“又錚（徐樹錚的字）闖禍了！”
眾所周知，徐樹錚乃段之心腹。徐樹錚闖了禍，段祺瑞不得不幫他擦屁股，於是一邊給徐樹錚發電報，責備他“違法亂紀”，一邊向張作霖下命令，要求將扣留的軍械運回北京。
張作霖哪裏肯將到嘴的肥肉再吐出來，他複電說奉軍本來就要興兵對南方進行“討伐”，正打算籌措軍械呢，現在中央主動把槍械送來了，正好！
徐樹錚則致電陸軍總長段芝貴，說明此事與段祺瑞無關，並要他轉告段祺瑞，說張作霖扣留這批軍械，將用於編練入關的奉軍，對主戰派是有利的。
後來有一天，徐樹錚和曾毓雋都在段祺瑞那裏，段祺瑞便又提起了這件事，認為徐樹錚劫械是“教猱升木”。
“教猱升木”乃中國的一句古語。猱者，猴也，教猴子爬樹。也就是教唆壞人幹壞事的意思。段祺瑞話裏有話，他認為徐樹錚是以槍械為誘餌，引誘奉軍入關，屬於一種不道德的政治行為。
徐樹錚馬上說：“那麽‘長江三督’之‘升木’（暗指主和）又是誰教的呢？”段祺瑞頓時語塞。
馮國璋得報後，固然心疼丟失的槍械，但與劫械案相比，奉軍入關才是真正要他性命的大事。
徐樹錚到沈陽本是秘密行動，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京城內早就傳得沸沸揚揚。對徐樹錚此番用意也是說法頗多，有說他要助張作霖複辟的，有說要助張作霖倒馮的。馮國璋聽到後，急忙派人給徐樹錚發電報，要他“回京息謠”。
徐樹錚回了封電報，大意是：“一不複辟，二不倒馮。”
馮國璋再讓段祺瑞召徐樹錚回京。段祺瑞無法推辭，便照他的意思給徐樹錚發了電報。徐樹錚回電雲：“國事日亟，匹夫有責，樹錚隻知有國家，他非所知，一時不等即回，異日當赴師門領責。”
1918年2月中下旬，奉軍一部開進關內，分駐於秦皇島等地。2月26日，馮國璋在總統府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對付奉軍入關。會上，他質問段祺瑞：“這次奉軍出兵入關，事前既未奉命，也未呈報，居心何在？”段祺瑞回答說不知道。
馮國璋又接著大聲問道：“前任陸軍次長徐樹錚到奉天做何勾結？”段祺瑞更難以作答。
馮國璋開這個會是想要段祺瑞叫張作霖撤兵，可奉軍原本就是段祺瑞召來的，他本人即便不同意劫械，卻也不反對奉軍入關。這種情況下，你讓他怎麽叫張作霖撤兵呢？
退一步說，就算他老段出於引狼入室的顧慮，肯去跟張作霖說，事到如今，那張作霖也要願意聽啊！
奉軍繼續源源不斷地進關，其中有一支隊伍甚至開到京津線上的廊坊，且人不解裝，馬不卸鞍，戒備森嚴。
京城形勢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隨之謠言四起，議論紛紛。馮國璋趕緊給張作霖直接發去電報，問對方用意何在。張作霖複電言稱要“保護總統”。
馮國璋跟著就又發去一份電報，說政府既沒有命令，北方也沒有戰事，我這個總統要你保護什麽？他同時以邊防重要為由，命令張作霖召還入關部隊。
張作霖不再加以掩飾，他直言奉軍入關，執行的是北京政府的“討伐令”，部隊一到南方戰場，就會歸曹錕、張懷芝節製。接著，徐樹錚通電就任奉軍副司令，並開始指揮關內奉軍為前線的直魯兩軍建造運輸橋。
至此，奉軍進關的秘密水落石出。國務總理王士珍一看主戰派竟然擺出了這樣的陣勢，便再也無心給馮段之爭當墊背了。他讓國務院秘書長惲寶惠替他擬了一個請假的呈文，並且叫惲寶惠代他呈遞。之後也不向馮國璋打招呼，便換上便衣，悄然掛冠而去。
惲寶惠原以為馮國璋會因為這一突發事件而驚詫，或至少在臉上露出各種複雜的表情。可是奇怪的是，當馮國璋看完王士珍的呈文後，卻並未有任何詫異之色。隻見他很自如地在呈文上批了幾個字，意思是請假照準，由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兼代。
等惲寶惠辦好命令，送到錢能訓的家裏請他副署時，錢同樣幹脆得很，拿過命令就在後麵寫上了“錢能訓”三個字。
在惲寶惠看來，這是馮派在主戰派的猛烈打擊之下，已毫無還手之力的一種表現。事實也正是如此，王士珍逃至天津後，即提出正式辭職，並寫了一封信給馮段二位老友，發誓今後決不回京任職。緊接著，馮國璋又在段祺瑞等人的壓力下，公布了“國會組織法”等條例，這就意味著一旦時機成熟，段祺瑞就可以通過新國會的選舉登上總統的寶座，馮國璋連自己屁股下的那把交椅都岌岌可危了。 <h4>眾望所歸</h4>
麵對著皖係在軍事、政治上雙管齊下，馮國璋所能做的除了服軟還是服軟。他不得不親自登門拜訪段祺瑞，邀其出來組閣，後來見段祺瑞一再婉言謝絕，又請徐世昌出麵相勸。
段祺瑞不是不想出山，但他知道馮國璋並非真心希望他再次組閣，另外，他還聽從了曹錕的建議，認為如果急於出山，可能會導致主和派的李純“驚而致變”，從而影響前線部隊的士氣。
段祺瑞和主戰派能夠恢複主動地位，奉軍自然立了首功。利用徐樹錚送來的“大禮”，張作霖一共新編了六個混成旅，其中四個旅暫駐於關外，隻有兩個旅即刻開入關內。此時段祺瑞雖然隻有一個參戰督辦的名義，但對國內部隊的組建擁有核準權，奉軍這六個混成旅最後也要到他那裏備案。
張作霖的報告送上來以後，段祺瑞估計張作霖不願意把所有新編部隊都放入關內，就按照這一實際情況，在正式文件上批示將關外的四個旅劃歸張作霖指揮，關內的兩個旅劃歸徐樹錚指揮。
看到報告，徐樹錚認為入關和歸他指揮的奉軍太少，起碼應該關內關外一半對一半。由於文件已經段祺瑞批示，他不能怪自己的幕主，便把火發到了張作霖身上。
曾毓雋為息事寧人，就勸他說，何必計較一旅之得失，我代你籌措兩百萬元，給你補充一個旅的人馬怎麽樣？
徐樹錚依舊覺得不公平，認為被張作霖這個“胡子”狠狠宰了一刀。曾毓雋見狀要做和事佬，便在天津宴請張作霖、徐樹錚，楊宇霆也奉陪末座。
酒喝到一半，徐樹錚忽然對張作霖說：“大哥你現在既有地盤，又有兵力，可你不要逞強！我現在固然兵力單薄，不能打敗你，然而如果實在不行，我將來總有一天要帶日本兵打你。”
徐樹錚的一番話引得滿座失色。張作霖的態度卻非常冷靜，他急忙舉杯對徐樹錚說：“老弟何至於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嗎？幹杯，幹杯！”
曾毓雋作為東道主非常尷尬，第二天便告訴了段祺瑞。段祺瑞聽了隻是搖頭：“又錚到處樹敵，亦徒呼奈何？”
劍走偏鋒向來就是徐樹錚的風格，此舉固然有得罪張作霖之虞，可是也把話說到了明處，而且恰恰暗合了張作霖的做事方式。之後張作霖把關外的那四個旅也全都派入了關內，其中兩個旅用於江西，兩個旅用於湖南，其餘兩個旅歸參戰督辦處統轄。
奉軍的全力加盟，使得北軍在兵力使用上更加遊刃有餘。1918年3月18日，曹錕所部由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指揮，一舉攻克嶽州，南方聯軍沿粵漢鐵路南逃。主戰派由此聲勢大振，“長江三督”也不敢再唱反調了。第二天，曹錕領銜聯合包括“長江三督”在內的十九省區的督軍、都統致電段祺瑞，請其立即出山組閣。電文中稱，在此“國家不幸，變亂迭生”的環境下，朝野上下“鹹以聲望素著、中外信仰者，非公（指段祺瑞）莫屬”。
同一天，北洋元老徐世昌告誡馮國璋：“非段複出，恐有兵變。”日本公使林權助連連會晤有關人士，催段複出，他還特地讓人轉告段祺瑞，要段拿出政治勇氣，不要再推辭了。
就像曾在三造共和中展示過的那樣，段祺瑞再次以眾望所歸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麵前，而馮國璋卻幾乎成了和黎元洪一樣的陪襯，以至於沒有誰會把穩定局勢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
從接到聯合電文那一刻起，馮國璋這個既倒黴又可憐的代大總統就已徹底認輸。在再次敦請段祺瑞接受組閣大命時，他指天發誓願與段祺瑞同生死、共患難，同時還自動承認了向院方完全交權的各項條件，就差沒跪下來哀求了。
見此情景，段祺瑞方才答應出任內閣總理，不久又組成了由清一色皖係政客所組成的新內閣。
段祺瑞上台時，政府“財政困窘，朝不謀夕”，這也是王士珍要掛冠而去、馮國璋要再三再四地請段幫其收拾局麵的原因之一，而要在短時間內緩解北京政府的財政狀況，段內閣所能采取的又隻能是老辦法，即向日本借款。 <h4>西原借款</h4>
“一戰”期間，日本財政界為了製止金融混亂，調劑物價平衡，其首腦人物正極力鼓勵向國外投資，以便減少國內籌碼的過度集中。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實際就帶有一定的投資放債性質。西原還曾經主張，所有對華借款均應由中日實業家先行協商妥定，然後再交雙方外交部承認。
可是西原和寺內內閣真正想要的，其實不是一筆筆地做這種落袋為安的短線小生意，他們要做的是中長線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並助其成功。西原就親口對章宗祥說過，寺內渴望中國有一個堅強的人能夠擔負統一中國的重任，而這個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並支持段祺瑞執政，確實是寺內的真實意願。此後盡管中國政壇潮起潮落，變幻不定，南北軍政界也不斷有新的強人出現，有的聲勢還蓋過段祺瑞，然而寺內直到下台之前，從來也沒有對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顧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非常徹底且毫不動搖。
對段祺瑞的借款請求，寺內內閣幾乎來者不拒。從1917年至1918年，僅西原就一共經手了八筆對華借款，它們被統稱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內就借出三筆，每筆都有兩千萬日元。“西原借款”前後總計達到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但它還隻占段祺瑞對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統計，其總額一共達到了五億日元（也有資料認為接近四億日元）。這些借款表麵上係由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和日本興業銀行承借，但實際上都是由日本政府從國庫預備金內撥出的錢。
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銀行、鐵路、林礦、電信等名目簽約。“西原借款”中的八筆借款有五筆都假借了辦交通事業的名義，其數額達到九千萬日元。其操作過程，一般是經辦的中國交通部先收錢，然後再“借”給財政部，用於彌補各項軍政開支的缺口。
葉恭綽身為交通次長，認為錢是用交通部的名義借來的，還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責任，因此主張將借款留在交通部專款專用，以便今後“業務發展，盈利增加，還有歸還的希望”。他親自去見段祺瑞，提出：“這樣的借款在經濟上毫無計劃，借來的錢隨手用掉，將來怎樣還本付息？”
段祺瑞對此並沒有什麽表示，隻是說：“財政部當有統籌的辦法。”
財政部是用錢的部門，哪有什麽統籌或賺錢的辦法。葉恭綽斷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將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塗蟲，對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實上，他開始打算借的時候就沒打算還，經常跟身邊人說的是：“咱們對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時。這些借款，誰打算還它呀？到時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於“一瞪眼完了”，是因為包括“西原借款”在內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們的借款條件很低，都是以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作為抵押品，等於是空頭支票，就算中國政府最後不還款，日本債權方麵對於約定擔保品也無法進行處分——電線、森林之類的根本就無法變現！
事實上，中國政府後來真正還清的借款隻有一筆，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其餘都變成了“爛賬”。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實足交款，未取回扣和傭金，後來又連本利都未能夠收回，從這個角度上講，相當於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國庫的錢支付中國政府的開支，中方確實是占了大便宜。
寺內內閣樂於如此賠本賺吆喝似的不斷借錢給中國政府，最主要的條件還是要看到段祺瑞“有所作為”，換句話說，就是希望段內閣能夠持之不懈地對南方用兵，以完成南北統一。在商定新一筆借款時，日方明確告訴段內閣，稱此次借款是認定北京政府尚有統一能力，若北京政府不能戡平“粵亂”（指護法戰爭），則西南尚有“偽政府”（指護法軍政府）存在，即使條件談妥，借款也不能交付。
負責經辦對日借款的“親日派”曹汝霖曾提出一個觀點：沒有列強實力作為後盾，誰也不能統一中國。段祺瑞對這一觀點是讚同的，他也認為，自己要完成南北統一，暫時不能不借助於日本的力量。
段內閣和寺內內閣盡管出發點大不相同，但在促成中國統一這一目標上，卻能達成驚人的一致。段祺瑞因此主張“內政方針不能不隨外交為轉移”。他對皖督倪嗣衝表示：“粵亂不平，則政府無由存在，故無論如何困難，必先戡定粵省，一息尚存，此誌不渝！”
段祺瑞通令各省，稱北軍為“國軍”，南軍為“敵軍”，不許再用南軍、北軍字樣，同時要求“所有前敵將帥，仍當振勵士氣，迅赴事機”。已經回到北京的徐樹錚也公開聲稱，此番不打到廣州，決不罷休。
在組閣後的第四天，徐樹錚與段祺瑞商定了新的用兵計劃，準備乘攻占嶽州的餘威，以直軍為主力肅清湘東的南軍，同時抽調魯軍、浙軍、贛軍、奉軍“援閩、攻粵、入川”。
1918年4月中旬，北軍雖在湖南打了一些勝仗，但在湘東連續失利，不少師旅潰不成軍，有的旅傷亡過半，有的師隻剩下數百人。為挽救湘東失利所帶來的被動局麵，段祺瑞斷然決定“南巡”。
這次“南巡”責任重大，不僅要振奮前線士氣，還要對李純等“長江三督”進行協調，而就在段祺瑞乘輪赴寧，即將與李純會晤的途中，卻差點因此遭遇不測。 <h4>昏招</h4>
當時段祺瑞乘坐的是“楚育艦”，一部分隨員乘坐的是“楚材艦”。在行至漢口劉家廟附近時，適值招商局的“江寬號”客輪開來。“楚育艦”速度快，已經開過去了，“楚材艦”則與“江寬號”撞個正著，前者的船頭碰著了後者的船腰，兩船都幾乎沉沒。
當年袁世凱複辟帝製時，段祺瑞的義子羅鳳閣曾被人收買，欲行刺段，後又中途悔悟並離開了段公館。袁世凱死後，段祺瑞原諒了他，他也重新到陸軍部辦公，這次隨段南下，他正好就坐在“楚材艦”上。
發現兵艦可能要沉沒，羅鳳閣和一個姓楊的團長急忙坐上救生船，之後他拔出佩刀，要砍斷救生船的纜索。可是沒想到忙中出錯，隻砍了一邊的纜索，救生船直吊起來，把羅、楊拋入江中，二人都因此被淹死了。
對義子死於非命，段祺瑞極為惋惜，難過傷心了好幾天。不過這次“南巡”確實成果不小，除了暫時安撫住李純等人外，段祺瑞還在漢口召集督軍會議，對作戰行動重新做出部署。
會議決定對廣東、四川隻預定作戰方案，如果西南“再肆反抗”，才發動進攻。湖南則成為北軍需要肅清的重點，曹錕、張懷芝、張敬堯被責成共同作戰，以克複衡陽、衡山。
會議一結束，吳佩孚即率部沿鐵路直趨長沙，南方聯軍望風披靡，紛紛向湘南撤退。隨後，吳佩孚與張敬堯會師於長沙，張懷芝進入醴陵，包括奉軍在內的其他部隊也都相繼開入了湖南。南方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見勢不妙，趕緊逃往廣西桂林。南方聯軍自行瓦解，其中的粵、桂軍各回本省，湘軍則退集粵桂邊境。
雖然在漢口會議上宣布要放棄“攻粵、入川”計劃，但段祺瑞內心裏其實並沒有放棄這一目標，因為隻有“攻粵、入川”，才能最終完成他的統一設想。回京後，段祺瑞在向馮國璋詳述南下經過時，仍強調：“北軍應以攻粵為優先。”
接到攻湘勝利的消息，段祺瑞喜不自勝，他當即給曹錕發去急電，要曹錕轉令吳佩孚繼續追擊湘軍，直搗“兩粵”（即兩廣）。按照這一電令，吳佩孚率部相繼攻克衡陽、衡山，但隨後卻按兵不動，不再向南進攻。
事情還得先從吳佩孚的上司曹錕身上講起。徐樹錚引奉軍入關，奉軍首先進入的地域是直隸，而直隸又是曹錕的地盤，這就已經讓曹錕感到了不安。接著馮國璋又暗地通知他，說段祺瑞、徐樹錚要升他為兩湖檢閱使兼湖南督軍，徐樹錚自己則出任直隸督軍。曹錕聽後，認為段、徐是在對他施行明升暗降、調虎離山之計，於是慌忙從武漢跑回保定。等徐樹錚聞訊趕到武漢向他做解釋時，已經遲了一步，曹錕在當天上午就動身北上了。
徐樹錚對此很不高興，慨歎：“曹三（曹錕在家排行第三）目光短淺，放著大功（指在南北戰爭中建功）不就，真是坐失良機！”曹錕卻仍對徐樹錚那不知真假的“奪位之舉”耿耿於懷，說：“這小子太損了，要把我這攤連鍋端哪。”
曹錕是北洋督軍中的第一號實力人物，又是主戰派大將。他若有個風吹草動，將對主戰派造成極大打擊。段、徐隻能做出讓步，段祺瑞為此還請求總統府特授曹錕勳一位，授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
可是段祺瑞的這一籠絡手段並未讓曹錕感到滿足，後者仍然一個勁兒地請辭和請假，這又反過來令段祺瑞和徐樹錚感到對方有了異心。奉段祺瑞之命，徐樹錚親自到漢口勸阻曹錕不要辭職或請假，他同時在漢口做出新的部署，把南下奉軍的兩個旅編為一個支隊開往前線，名為增援，聽候曹錕的調遣，實際是對曹錕所部的行動進行監視。
正是由於不再信任曹錕、吳佩孚，段祺瑞在給曹錕發急電，要求吳佩孚繼續追擊湘軍的同時，又任命皖係的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省長。
曹錕本身是直隸督軍，他當然可以不在乎一個湖南督軍，吳佩孚則不然。就實際情況而言，攻湘最賣力氣、戰功最大的是吳佩孚，張敬堯在湘東曾多次敗給湘軍，這個敗軍之將能夠進入長沙隻不過是借了吳佩孚的光。如果論功行賞，新任湘督應該是吳佩孚，而不是張敬堯。
看到湘督居然落到了他很看不起的張敬堯頭上，吳佩孚極為憤慨，認為段祺瑞隻是把自己當成了一個為他賣命的走狗，常說：“做走狗，也不是這樣做法！”段祺瑞催促他乘勝前進，直搗粵桂，他就偏偏置之不理，按兵不動。
另外，吳佩孚和馮國璋還有一段淵源。曹錕早在率部南征之前，就任命吳佩孚為第三師師長。當時有人也想奪這一職位，便向總統府寫匿名信控告吳佩孚。馮國璋先找人打聽了一下吳佩孚的品行，然後就表示誰也不能撤吳佩孚，要堅決保住他的師長位置。
吳佩孚得知後自然對馮國璋感恩戴德，現在見段祺瑞這樣“不辨賢愚”，就更增加了對馮國璋的好感。馮國璋主和，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於是吳佩孚也擁護馮國璋的主張，不但不再向南進攻，還與湘軍往來接洽，商定南北兩軍各守原有陣地，互不侵犯。
發現湖南戰場陷入停滯，段祺瑞馬上明白自己出了昏招。他趕緊設法補救，派徐樹錚赴湘南前線，對吳佩孚重點拉攏。孰料此舉非但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反而適得其反，曹錕聞訊後認為徐樹錚是在收買自己的部下、拆自己的台，對此極為不滿。在未經段祺瑞批準的情況下，他就又擅自跑到天津“養屙”去了，臨走時還帶走了司令部的全部人馬。
至於吳佩孚，到底是個品行經過馮國璋考查的人。他畢生所堅持的軍人品質之一，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背叛有恩於自己的上司，無論是馮國璋還是曹錕。徐樹錚在他身上同樣一無所獲。 <h4>“買賣”</h4>
由直係帶頭，前線官兵厭戰情緒高漲，北軍將領們也紛紛開始出現懈怠情緒。曹錕前腳一走，山東督軍張懷芝後腳就跟著溜之乎也，拋給段祺瑞的理由是“湘贛兩省無須檢閱”，他得“回魯剿匪”。
見北軍各部都在溜號，剛當上湘督的張敬堯不免心慌意亂，居然也發來電報，要求暫行停戰，與南軍議和。老段複電狠狠訓斥了他一番，嚴令無中央命令，不許停戰議和。
張敬堯是本係人馬，段祺瑞可以對他進行訓斥約束，不準其停戰議和，但張部實力有限，難堪大任。除去自己的皖係，段祺瑞能依仗的便隻有奉係了。段祺瑞、徐樹錚打算在漢口設立奉軍前敵總指揮部，將關內奉軍全部投入湖南戰場，繼續對南軍作戰。
問題是奉軍既不是他老段的，也不是小徐的，歸根到底，它屬於張作霖所有。在其他北軍紛紛後退或作壁上觀的情況下，張作霖又豈肯拿自己的資本去給皖係做賭注？
曹錕、張懷芝不聽約束，奉軍不為所用，眼看統一南北的夢想又將有化為泡影的可能，段祺瑞致電徐樹錚，發出聲聲歎息：“此次頓挫，實出意外。”
在南北戰爭進行的同時，京城內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也正進入高潮，這就是新國會選舉。
馮國璋自入京就任以來，其身份始終是代理大總統，而非正式總統。其間，段祺瑞成立了臨時參議院，這一機構的成立，在為主戰派“合法驅馮”提供便捷之路的同時，也讓馮國璋看到了扶正成為正式大總統的機會。在段祺瑞辭職下台之後，馮國璋便密囑手下幫其提早策劃和準備。
馮幕人員對憲法、國會選舉這一套缺乏研究，最後經人推薦，把財政總長王克敏叫到大總統府，讓他負責經辦這宗“買賣”。
王克敏起初聽到讓他辦這件事很高興，但回家後仔細一想，認為此事還得慎重。原因是馮國璋愛財吝嗇是有名的，如果到時耍滑頭，要他王克敏在財政部或銀行先行借墊活動費用，那自己就虧大了。
王克敏拿定主意，隻有馮國璋肯自掏腰包，才答應幫忙。於是他第二天就邀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麐同見馮國璋，並且一開口便提出此事需款兩百萬元。
馮國璋聽後被嚇了一大跳，過了一會兒才勉強說道：“現有南京匯來的利息四十萬元，先拿去用吧。”
馮國璋一邊把四十萬元的支票親手交到王克敏手裏，一邊鄭重地對他說道：“此事須辦得有把握。”
經費被縮水到了兩折，還要辦得有把握，王克敏真是無語了，同時也慶幸自己有先見之明。他迅速把支票移交給憲法研究會，讓研究會負責打理，之後便向馮幕人員聲明：“隻此一次，下次不管！”
研究會具體打理的人係山西商人出身，凡事都要精打細算，又得知經費是總統從自己腰包裏摳出來的，更加不敢怠慢。他把四十萬元分派給各省在京的舊國會議員，讓這些人回籍“辦理”選舉——每人發給交際費及路費兩千元，以能當選為限，若不能當選，原款還得退回。
此時舊國會已被解散了將近一年，議員們潦倒京城，經濟上都十分拮據。聽到這一辦法後，許多人都不願回籍“辦理”，怕萬一馮國璋不能當選，會還不起這筆債務。
馮國璋雖花了代價，做了準備，但他對新國會選舉顯然缺乏信心，所以才視“國會組織法”等條例的出台為威脅。事實上，馮國璋運作政治的水平和技能，確實不能與段祺瑞、徐樹錚相提並論，憲法研究會也絕非安福係的對手。
安福係的稱謂始於臨時參議院開會期間。當時徐樹錚讓同樣出自段派的王揖唐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租了一座較為寬大的四合院，作為親段議員經常聚會之所，名為梁宅。
聚會梁宅的議員既無組織，亦無領導，隻是大家在夜間無事的時候，隨便在裏麵坐坐。當時人也不多，或三五人，或十餘人，彼此閑談。閑談的內容雖然有時也涉及政治問題，但沒有任何會議形式，僅僅是同人之間交換政見、聯絡感情而已。
後來知道梁宅的人日漸增多，便添設了娛樂設施，像棋類、麻將牌什麽的、應有盡有。這樣，梁宅又兼有俱樂部的性質。 <h4>大勢已去</h4>
梁宅真正熱鬧起來，是在臨時參議院將要結束之時。因為大家都知道，“國會組織法”等條例必將公布，有關未來新國會選舉的事情已成為中心話題。
這時徐樹錚計劃幫助段祺瑞成立政黨，以便在新國會選舉中取得優勢。他讓曾組織過政黨的王揖唐負責籌劃。王揖唐就在一次聚會中提出，將來要到各地方“經營”選舉，就必須成立一個正式的政治組織，方好號召。
民初因黨爭激烈，政黨二字在社會上的名聲並不好。大家都覺得取名某某黨派不妥，但“梁宅”又是叫熟了的名稱，好像也不太合適。於是有人提議說，這個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嗎，安國福民，名字不僅脫俗別致，還含有吉祥之意，不如就稱為安福俱樂部吧。
與會者一致同意，梁宅就此搖身一變，成了安福俱樂部，也即後來轟動一時的安福係。
安福係在本質上與政黨也有很大區別，它既無黨綱，又無政策，說到底仍相當於一個議員招待所，隻是大家每月都固定接受著徐樹錚、王揖唐的津貼和招待。最早安福係的列名議員也很少，不過數十人而已，但這數十名議員各省皆有，新國會選舉一開始，他們就各回本省，代表安福係“經營”選舉。
與第一屆國會相比，新國會選舉有了很大不同。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時，辛亥革命剛剛勝利不久，政治勢力和金錢對選舉不是說完全沒有影響，但影響還不是太大。當時能夠操縱選舉的，也主要是省議會和縣議會，選出來的議員一般都是當地士紳或有名望人士。
到新國會選舉時，政治勢力和金錢已經完全滲入選舉之中。馮國璋緊緊巴巴掏出來的那四十萬元根本就不夠用，段祺瑞花在競選上的錢隻多不少，不過這些都沒有要他本人操心，交通係和徐樹錚早早就把經費都籌措好了。
此外，對選舉的操縱力量，也從地方上升到了中央。馮國璋及其幕僚直到選舉開始都搞不清如何運作，隻知道把錢扔給憲法研究會，而憲法研究會也是把經費分配出去就算了事。安福係則不是這樣，徐樹錚、王揖唐全都如臨大敵，直接在中央坐鎮指揮，徐樹錚還親自擬定候選人名單，並指揮地方長官對選舉進行幹預。
在具體選舉方法上，安福係采取的是“分區包辦”法。比如山東省被劃分為四個選區，每個選區發給選舉費一萬五千元，由山東督軍責成四個道尹（民國時隸屬於省長的地方官員），按徐樹錚所圈定的名單“選舉”。在湖南，王揖唐派他的侄兒督陣，將大量偽票投入票箱，使得原定候選人全部“當選”。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容易操縱。黑龍江即為一例，該省分兩個選區，分別為龍江道選區和綏蘭道選區。擔任綏蘭道選區監督的道尹是與直係有關的人，這就對安福係操縱選舉造成了很大障礙。徐樹錚采取的辦法是，在選舉前夕便以國務院名義，調該道尹進京谘詢。在其離開黑龍江省期間，另擇聽話的人代理職務。
其實，如果撇開其中過多的弄虛作假及舞弊成分，安福係的競選不可謂不認真，其認真程度甚至與西方社會的那些競選班子有一拚。在這樣強大的對手麵前，憲法研究會等班子簡直如同渣渣一般——黑龍江省的選舉結果出來了，二十多員議員，被安福係全鍋端！
黑龍江省一省如此，其他省份亦大同小異，即便在馮國璋的老巢江蘇，安福係亦大獲全勝。
憲法研究會敗北，馮國璋的那四十萬支票也沒能要回來，這讓他始終耿耿於懷，直到臨終時還對自己的長子說：“王克敏這小子騙去了我四十萬元……”
新國會尚未組成，馮國璋已知大勢已去，便一再向外界宣布自己不再參加總統競選。
這時段祺瑞也正在考慮總統的人選問題。皖係內部已經有人主張舉段為總統，他們的理由是本係在選舉中費盡氣力，自然就應該選舉自己的首領當總統，而且想要搞政治，最好還是親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
就當時的情勢來說，段祺瑞隻要參加總統競選，就一定能選上。可是他考慮到，北洋係已分裂為直皖兩係，馮國璋身為直係首領，如舉段而不舉馮，勢必導致直奉兩係的分化趨勢更為嚴重。
在皖係內部，也有人推舉徐世昌為總統。徐世昌是北洋元老，與皖直兩係都有淵源，以徐代馮，無人可以反對，直係也能夠接受。段祺瑞本人決定采納這一意見。
考慮成熟後，段祺瑞就登門拜訪馮國璋，這也是他再次組閣以來第一次拜訪總統。馮國璋對此早有心理準備，在段祺瑞攤牌之後，他馬上表示願將總統讓給徐世昌。
段祺瑞又對他說：“四哥願屈尊退當副總統，芝泉亦無異議。”
中國人向來都習慣了能上不能下，“退當副總統”哪裏是“四哥”能夠接受的。馮國璋擺了擺手，說：“算啦，我已決定息影林泉。”接著他又帶著疑惑的神情問段祺瑞：“芝泉你呢？”
馮國璋顯然對段祺瑞是否留任總理的事非常關心。段祺瑞知道，如果馮國璋選擇徹底離開政壇，則他的總理也不能再當了，否則難以平息馮國璋及其直係的怨憤。於是他連忙說：“芝泉亦不當總理。”
此語一出，二人相視而笑。 <h4>重新擺一副棋局</h4>
段祺瑞以為自己不當總理，與馮相約共同下野，就可以對馮有個交代，但他想錯了，對馮而言，失去總統寶座的“創傷”豈是這麽容易就可以撫平的？
段祺瑞走後，馮國璋恨恨地對身邊的親信說：“國璋在北洋軍政界混了幾十載，倘竟使老段得誌，真是枉活一世！”
馮國璋要反擊、要報複，競選場上做不到的，他得從別的地方再找補回來。老段對什麽念念不忘？毫無疑問還是南北統一，是主戰政策。既然如此，那他馮國璋就要繼續推動主和，讓老段不能“得誌”，而這正是他和直係的優勢所在。
當初馮國璋被迫下達“討伐令”，但馮玉祥一個武穴通電，便讓段祺瑞及其主戰派陷入了困境。這一事件的直接幕後策劃者是李純，跑到馮玉祥那裏指使他發通電的則是陸建章，馮國璋就是要用陸建章來重新擺一副棋局。
陸建章在清末時在段祺瑞手下任協統，由於他脾氣傲上，和段祺瑞常鬧意見。有一次二人又發生衝突，段祺瑞氣憤之餘，罰他下跪，陸建章受此屈辱，一怒而辭去了協統之職。
到了袁世凱執政時期，陸建章著實紅過一陣，並曾作為袁的心腹出任陝西將軍。不久，護國戰爭爆發，陸建章被逐出陝西，從此失意於政壇。等到段祺瑞掌權，陸建章不甘寂寞，欲順著段祺瑞這架梯子圖謀複出，可是段祺瑞對他印象不好，也沒給他機會，這讓陸建章非常不滿，便常仗著老北洋人的資格，倚老賣老地大罵段祺瑞。
馮國璋與段祺瑞，一個主和，一個主戰，府院雙方明爭暗鬥。陸建章毫不猶豫地加入了擁馮反段的行列，開始南下北上地為主和派穿針引線。
馮玉祥原為陸建章的部下，陸建章對其極為器重，不僅將馮玉祥從營長一路提拔到旅長，還將自己太太的侄女許配給馮，與馮結成了姻親。因為這層關係，陸建章特地跑到湖北，鼓動馮玉祥發出武穴通電，從而打響了反段主和的第一炮。
離開武穴後，陸建章潛往南京，住在其子陸承武的家裏，與主和派首領之一、江蘇督軍李純秘密往來。李純送給他十萬元，派他到上海活動，以反對北京政府對南方用兵為名，與孫中山派來的南方代表進行接觸和聯絡。
這麽一圈跑下來，陸建章已是名聲在外，直皖兩係都對他不敢小覷。獲知督軍團即將在天津舉行會議，馮國璋便暗中授意陸承武把他父親從上海請到天津，準備讓這位主和派的“運動專家”說服各方，使得督軍團會議全麵有利於主和，從而給老段一個下馬威。
陸建章由滬回津本是一次秘密行動，但民國新聞自由，記者無孔不入。他剛在天津碼頭下船，就被記者發現了，第二天陸建章到天津的消息已經刊登在報紙上。
當時奉軍司令部就設在天津的河北造幣廠內。徐樹錚的副官長首先看到這一消息，急忙向任奉軍副司令的徐樹錚報告。徐樹錚一聽就知道了陸建章所為何來，遂讓副官長與陸建章聯係一下，說想約對方談談。
副官長遵命給陸建章打了電話。陸建章還以為徐樹錚不知道自己來津的目的，而且他也想見一見徐樹錚，借以觀察段派動靜，便反過來約請徐樹錚到自己的住所來晤談。
徐樹錚聽後答複說，因為公務特別忙，無暇分身，隻好請“老伯”到雲貴會館一聚。雲貴會館是奉軍司令部在津辦事處所在地，陸建章的兒媳就勸公公不要前往，免生意外。
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與徐樹錚是士官學校的同學，陸建章的這個兒媳也就是陸承武的太太，與徐樹錚的太太也是同學。此前，由陸承武介紹，陸建章已與徐樹錚見過多次，每次見麵，徐樹錚都是一口一個“老伯”，以晚輩自居，態度很是恭敬。
另一方麵，徐樹錚雖然已躋身武將之列，可是平時給人的印象都是文質彬彬，一副儒雅氣度。這些都讓陸建章覺得，盡管雙方政見不同，但徐樹錚這個“晚輩儒將”還不至於會拿他這個“老伯”怎麽樣，兒媳婦的擔心純屬多慮。 <h4>真小人</h4>
這天上午9點，陸建章依約前往雲貴會館。他出門時意態悠閑，行若無事，身邊僅帶有隨從一人。二人起先套的是馬車，馬車行至一座橋頭，站崗警察一看陸建章身份不一般，急忙舉手敬禮，誰知就在他一舉手的瞬間，一股風將他的帽子吹落於馬前。受了驚的馬回身便跑，趕車人也約束不住，最後馬一直跑到了陸建章的家門口才停下來。
按照舊時代的說法，這就跟大風吹斷了軍營旗杆一樣，乃不祥之兆，可是已經答應徐樹錚要赴約，總不可能因為一個聽上去頗為荒唐的理由就取消約定，那豈不讓知曉內情的人笑掉大牙？
陸建章從馬車上下來後猶豫了一會兒，才讓家人打電話給汽車行，把汽車叫來後重新坐車前往雲貴會館。
到雲貴會館門口時，早有保安隊吹著接官號列隊迎接，奉軍參謀長楊宇霆也已親自站在門口恭候。隨即楊宇霆便將陸建章迎入客廳，隨從則被安排到了傳達室。
在客廳裏，陸建章並沒有見到徐樹錚，他急忙問楊宇霆：“徐司令上哪兒去啦？”楊宇霆回答說徐樹錚正在外麵開會，很快就會回來，請他稍等片刻。
陸建章這才放下心。時近中午，楊宇霆陪著他吃了午飯。就在快吃完飯的時候，忽然聽到外麵喊“徐司令回來了”。
少頃，徐樹錚直入飯廳。見到陸建章，依舊還像原來那樣恭敬謙遜，先問“老伯安好”，再問“吃得合適嗎”。
寒暄一番後，徐樹錚讓陸建章到後花園花廳內休息，說自己隨後就來。陸建章以為花廳僻靜，便於談心，因此沒有產生一點懷疑。
兩個長袍馬褂的人領著陸建章進後花園。進了後花園，陸建章卻沒有看到有什麽廳屋，更不用說花廳了，這才知道大事不好。
領陸進花園的其中一人這時說道：“送大帥升天！”陸建章悔之莫及，不由哀歎了一聲：“我不值得死在一個小孩子手中……”話音尚未落地，即被一槍斃命。
徐樹錚誘殺陸建章，就跟策劃劫械案一樣，都是先斬後奏，段祺瑞事先完全不知情。當有人將徐樹錚設計扣留陸建章的情況向他報告，並請求對陸建章從寬發落時，段祺瑞聽了還很詫異，說：“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道，你趕緊回天津，告訴他們不要這樣胡來。”
那人走了之後不久，徐樹錚的副官長就從天津打來長途電話，向曾毓雋報告了陸建章被殺的消息。曾毓雋急忙轉報段祺瑞，段祺瑞聽聞後驚訝萬狀，瞪目半晌才說出話來：“又錚闖的禍太大了！現在這樣吧，你先到總統麵前，探聽他的口氣如何。你就當成我還不知道這件事。”
當曾毓雋跑到總統府的時候，馮國璋也已經得到了消息。不等曾毓雋開口，他就先問道：“你是為了又錚的事情來的嗎？”
曾毓雋趕緊回答：“是。我來請示總統，這事該怎麽辦？”
馮國璋憤憤地說：“又錚在芝泉（段祺瑞）左右，一向為所欲為，今天這事未免太荒唐了。說好是責任內閣，你回去告訴芝泉，他怎麽辦，我就怎麽用印好了。”
徐樹錚誘殺陸建章一案發生後，有兩個人同時給外界留下了可怕的印象。
一個自然是徐樹錚。他與陸建章的兒子兒媳皆為留日同學，彼此相處也很好，然而僅僅因為政爭，竟然就六親不認、先發製人。其下手之狠辣幹脆與不計後果，實在令人側目。
另一個則是馮玉祥。陸建章於他有知遇之恩，又是至親，可是在誘殺案發生後，他不但絕口不提此案，表現得像一個沒事人一樣，而且還主動向段祺瑞和主戰派示好，自告奮勇要前往福建打廣東。
如果說在這幕大戲中徐樹錚扮了一回真小人，那馮玉祥的角色無疑就是偽君子。事實上，他們後來的種種言行作為，也恰如其分地驗證了人們對他們的這一印象。
徐樹錚的做法在北洋係內部引起了強烈不滿，連段芝貴都發出了“相煎何急”的感慨。段祺瑞也覺得徐樹錚行事太過分，以至於說了好幾個“該死”，然而事實已成，又不得不予以遷就。
徐樹錚一幹掉陸建章，就讓人將事先草擬好的一份致國務院、陸軍部的電報發了出來，同時，又給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方樞打電話，要方樞擬就一道命令，革去陸建章的軍職、勳位、勳章。
方樞隻得照此辦理，並在命令上照本宣科，寫上“茲據副司令徐樹錚電稱，陸建章由滬到津，來營煽惑，當場拿獲槍決”等詞句。 <h4>風向突變</h4>
雖然馮國璋已經聲明怎麽蓋印都可以，但方樞拿來請他蓋印的這道命令仍讓他覺得難以容忍。他把眼光停留在命令上有兩三分鍾，似乎在凝神注視，但同時又像在思索著什麽，之後臉上慢慢地露出了不以為然的神情。
馮國璋一麵用手指著命令，一麵轉過臉對方樞說：“陸朗齋（陸建章的字）就是有一百個該死，徐樹錚也不是能夠槍斃他的人，況且徐樹錚這個副司令，到底是誰給的他？所以我認為這個命令可以不下，你們再斟酌斟酌吧！”
在馮國璋說這些話時，方樞隻是默默地坐在那裏，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在馮國璋說完之後，他仍然一言不發，如同木雕泥塑一般。
大概覺得像這樣的僵局就算再堅持個八分鍾十分鍾，也不會再有什麽好結果，馮國璋就隨手把“陸令”放到一邊，接著再看其他還沒有看過的命令。最後，他把所有命令全部看完了，已從國務院回到總統府的惲寶惠也全部蓋好了印，並且一件一件遞還給了方樞。
就在這時，馮國璋又把“陸令”重新拿在手上，翻過來倒過去地足足看了三四遍。說是在看，其實倒不如說是還在思索什麽，終於，他似乎下定了“由你們去造吧”的決心，帶著極不滿意的表情將“陸令”往惲寶惠麵前一推，意思是可以蓋印了。
等惲寶惠把印蓋好，交還給方樞時，方樞仍是一言不發地收拾著所有命令。完了，他向馮國璋鞠一躬，便退出了春耦齋。
方樞走後，馮國璋才憤憤地對惲寶惠說：“你看，這有多麽荒唐！徐樹錚這麽胡鬧，難道芝泉（段祺瑞）就一點兒也不管嗎？”
從劫械案到誘殺案，段祺瑞對徐樹錚確實一路縱容下來。這固然是因為小徐在他心目中獨一無二，即便闖下天大的禍，也願意替對方背下黑鍋，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徐樹錚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歸根結底還是為他老段著想。
如同劫械案後改變了主和派的被動局麵一樣，誘殺案也使得隨後召開的天津督軍會議風向突變。本來與會者已傾向於主和，隻要陸建章再放一把火，就足以讓會場變成主和派的專場表演。可是陸建章的人頭落地，把好些人都給嚇壞了。
陸建章是袁世凱武衛右軍（即小站練兵的基本部隊）的老人，曾經做過陝西督軍，生前雖已無實權，但還是上將銜的陸軍中將。可是說殺就殺了，死後還要革去軍職、勳位、勳章。主和還是主戰，不就是張嘴表個態嗎，多大的事啊，犯得著觸這個黴頭？
連馮玉祥都做了縮頭烏龜，更沒有誰願意逆勢而動。於是會議基調立刻由主和轉向主戰，眾人不僅一致同意徐世昌為下屆總統，還一致讚同繼續對南方用兵，這裏麵既包括原來的主戰大將張作霖、倪嗣衝，也加入了曹錕、張懷芝。
要繼續南征得有人領銜掛帥。幾個重量級的人物，張作霖、倪嗣衝都不願離開自己的地盤南下，曹錕指盼著當副總統，也不肯走，隻有張懷芝因為在回到山東時，督軍位置已被別人搶走，所以樂於向南找地盤。
1918年6月20日，北京政府連發數道命令，特派張懷芝為援粵軍總司令、吳佩孚為副司令。一周後，段祺瑞下令湘南、湘東各部隊開始總攻，恍惚間，他似乎又看到了南北統一的希望。
可是事與願違，張懷芝在北洋係中資格雖老，卻實在不是一個慣於征戰的良將。相比之下，吳佩孚在軍事上頗有韜略，且已成為北軍中的第一號殺手，然而他又偏偏不買段祺瑞的賬。
為了使吳佩孚能夠為己所用，老段可謂想盡了辦法，使盡了招數。發動總攻之前，他以總理和北洋元老的身份，破例屈尊直接打長途電話給吳佩孚表示慰問，接著又授予吳佩孚“孚威將軍”的稱號。
“將軍”本身是個代表榮譽的虛銜，一般情況下隻有督軍一級的人物下台後才能被授予。吳佩孚僅僅是個師長，既未下台，又無督軍資格，竟然能獲得這樣的頭銜，民國創建以來從無此先例可循，由此足見段祺瑞對他的重視和拉攏。
問題是，吳佩孚雖為北洋新秀，但在自命不凡、剛愎自用方麵，卻與段祺瑞這個老前輩絕對有一拚，更主要的是他隻效忠於馮國璋、曹錕，段祺瑞待他再好、恩寵再多，也休想讓他改換門庭。
7月3日，吳佩孚公然派代表參加衡陽各界人士召開的罷兵息戰大會。在他的影響下，馮玉祥也在湖南常德宣布停戰，整個湖南戰局由此急劇動搖。 <h4>反手一巴掌</h4>
麵對這一情況，段祺瑞急忙授意再次在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以商討應對之策。會上督軍們在口頭上仍堅持要南征，當談到誰來當前鋒時，大家都公推奉軍。與會的張作霖一聽，馬上表示自己隻願當各軍的預備隊。
各軍在前麵耗實力，奉軍在後麵撿現成便宜。其他督軍沒有一個會犯傻到連這點小心眼都看不出，於是都不樂意了。
與會者吵吵鬧鬧，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肯當先鋒的人選。不過大家有一點倒是相當一致，就是向北京政府索要軍餉。
督軍團倒也不是完全在借機要挾政府，自古以來，打仗都不能沒有軍餉，這跟吃不上草料的馬沒法跑路是一個道理。於是段內閣又在錢的問題上動起了腦筋。
其實在段祺瑞重新組閣前後，北京政府可以說就是依靠著對日借款而維持下來的。即便這樣，一旦遇到計劃外的大筆開支，仍然不敷使用，比如這次天津會議，督軍團一開口就是一千五百萬元。為此，西原提出了一個以“幣製借款”為準備金，在中國國內發行“金本位紙幣”的設想。
當西原征求時任交通次長的葉恭綽的意見時，葉恭綽問他：“實行金本位，是不是需要鑄造金幣？”
西原回答：“不必，可以日本金圓做準備。”
葉恭綽認為這就是個問題，因為日本並不是一個產金國家，自己也缺乏生金，以日本金圓做準備並不可靠，同時從中國這一方麵來說，“若不造金的硬幣，那金紙幣所代表的是什麽呢”？
接著他又向西原提了一堆“純技術”問題：例如若以日本金圓做準備，國際比價怎樣定法？中國金幣和日本金圓的比價又怎樣定法？
西原是政治幕僚，不是財政專家或經濟學家、銀行家，頓時被問得啞口無言。
不過西原的設想還是得到了新交通係首領、時任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汝霖的讚同。曹汝霖遂向段祺瑞建議實行幣製改革，其主要措施是成立幣製局發行金幣券（即西原所說的“金本位紙幣”），數額為兩億四千萬元，同時向朝鮮銀行借款八千萬元為三分之一的準備金。
有了這兩億四千萬元，段祺瑞自然就不愁給督軍團發軍餉了。他接受曹汝霖的建議，隨後就讓人擬製金幣券發行條例，交馮國璋公布施行。
不料金幣券條例公布後，立即遭到了四國銀行團的反對，四國銀行團認為中國要搞幣製改革必須事先征得它的同意，不能單獨進行。日本迫於西方國家的壓力，宣布對於“幣製借款”暫時不做考慮，同時將西原撤回了國內。
因為夭折的“幣製借款”，一直以來北京政府都在向日本秘密借款的事也被報界披露出來，一家通訊社還發表了“二萬萬亡國大借款”的消息。消息一出，頓時舉國嘩然，人們對於“二十一條”的遺恨被重新勾起，抗議浪潮此起彼伏，對段內閣乃至段本人的聲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張作霖這次參加天津督軍團會議，無意中發現一個驚人的秘密：從段祺瑞重新組閣起，徐樹錚一共代領奉軍軍餉550萬元，但奉軍隻收到180萬元。
少掉的那370萬元到哪兒去啦？原來都被徐樹錚拿去“經營”國會選舉和編練“參戰軍”了。
事情還不僅限於此。六個新編奉軍旅有兩個旅歸參戰督辦處統轄，徐樹錚把這兩個旅的旅長位置都給了他的士官同學。有人便向張作霖告狀，說徐樹錚挖了奉軍的部隊，“徐、楊（楊宇霆）合謀，內外結成一氣，並將部隊挖去兩個旅，而楊另有所圖，乃大患也。”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雖然徐樹錚曾送來一份“大禮”，可賬算到最後，自己竟然吃了一個更大的暗虧。張作霖氣得直跳腳，他先去段祺瑞麵前告狀，段祺瑞卻很詫異地對他說：“他是副司令，你不在，當然由他行使職權。不然，何必設這麽一個副司令呢？”
張作霖被駁得啞口無言，隻好又直接把徐樹錚找來算賬。以為真相敗露後，對方會驚慌失措乃至討饒，沒料到徐樹錚竟然也表現得理直氣壯，毫無愧疚之感。
在徐樹錚看來，自己對奉軍和他老張算是不錯了。奉軍自入關之後，就不斷地向他要餉，而他不得不為此到處張羅，最緊張的時候曾派人分赴江、浙籌款。可是餉項發了，奉軍卻又不積極作戰。這使他感到奉軍實際不起作用，反而成了一個隻知要錢的包袱。
二人大吵一通，張作霖吼道：“從現在起，你就不再是副司令了！”隨後，張作霖將徐樹錚、楊宇霆雙雙免職。六個新編旅除歸參戰督辦處統轄的那兩個外，全部收回。本來他還想向徐樹錚索要少掉的那些軍餉，經段祺瑞從中說情方才作罷。
就在後院火光遍地的當口，前線也出現了更加不令人省心的情況。1918年8月7日，吳佩孚發表了致李純的“陽電”。在電文中，他公開打出議和的旗號，痛斥皖係主戰派的“武力統一”政策，指責其“耗資數千萬、糜爛十數省”，“實亡國之政策也”。
“陽電”如同一篇討段檄文，對段祺瑞的痛罵程度甚至超過了西南方麵和“長江三督”。
8月21日，吳佩孚又聯合馮玉祥等十五人通電全國，再次呼籲停戰，並要求馮國璋以大總統身份“頒布通體一國罷戰之明令”。
對於吳佩孚等人的呼籲，馮國璋當然不便直接答複，但西南方麵和“長江三督”都紛紛響應起來，對段內閣造成了極大壓力。
麵對吳佩孚咄咄逼人的電報戰，段祺瑞起初保持沉默，想借助於調解，與吳佩孚達成諒解。爾後見對方的勢頭越來越猛，隻好用老師和長輩的口吻發電斥責吳佩孚，說：“師長職位卑小，不應對時局妄發議論。”同時又退而及己：“爾從吾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當自責。”
段祺瑞自稱老師，吳佩孚卻不想給這位“老師”留麵子。他在複電中稱，他之所以要通電主和，其實就是仿照了“我師”當年通電宣布共和的例子——都是您老教育我這麽做的，您現在就別再自怨自艾了。
吳佩孚的反手一巴掌，直接就把段祺瑞的軍事指揮權威給扇掉了。8月31日，段祺瑞被迫宣布暫停對南方用兵，他的武力統一政策再次以失敗而告終。 <h4>一切包在我徐某身上</h4>
在軍事失敗的同時，皖係在政治上卻打了個大勝仗。在新組成的國會內，共有議員800多人，時稱“八百羅漢”，其中安福係就占到230多人，名正言順地成為新國會第一大派係。管理安福係的王揖唐當選為眾議院議長，交通係首領梁士詒當選為參議院議長。
如果說在舊國會裏，國民黨足以呼風喚雨，新國會則被烙上了很明顯的段派印記，時人幹脆稱之為“安福國會”。
徐樹錚雖然在“安福國會”中並沒有位置，但卻有很強的號召力。在北洋係中，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都屬於具備政治眼光的元勳級人物，他們以下，不是袁世凱小站練兵時期的骨幹，就是北洋係軍官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這些“近親繁殖”的北洋係官員，即使進過軍事學堂的，說到底也隻是一介武夫，不懂什麽政治。他們之間雖然常因爭權奪利發生矛盾，但多數僅出於意氣之爭，很少經過縝密的考慮。
徐樹錚非“近親繁殖”的北洋軍人，所以他在北洋係中一直被稱作“外來戶”。他這個“外來戶”自命文武兼資，除了軍人身份外，同時也具有政治家的特質。在當時的北洋軍人中，像他這樣有個人的政治理想和一套具體辦法的，可以說絕無僅有。風頭正勁的吳佩孚雖然也是秀才，且以文采自負，然而要講起政治，卻遠不如徐樹錚。
另一方麵，徐樹錚內心向以文人為尊，看不起一般粗野少文的武人同僚，唯對社會上公認的那些文壇名家推崇優禮。比如小說翻譯家林紓就曾被徐樹錚請到自己創辦的成達中學擔任教職。
因此之故，段派嫡係軍人能夠接近徐樹錚，但和他並不親近，倒是那些文人幕僚能夠和徐樹錚親近。像曾毓雋、王揖唐、梁鴻誌這些人，本身也都是一些自命不凡之人，然而對徐樹錚都極為傾倒。他們尚且如此，國會中的一般議員就更不用說了。
毫不誇張地說，徐樹錚就是安福係和“安福國會”中的天王巨星。很多議員想盡辦法要接近徐樹錚，哪怕從中得到一言半語也引以為榮。他們打聽到徐樹錚每個周六的晚上都要在家裏舉行會議，於是便紛紛在這天晚上擁進徐宅。
徐樹錚有時需要在會上與段幕的其他幕僚們商議要政，不方便讓這些議員參加，可又不好意思下逐客令，於是隻好暗地裏將例會由星期六改為星期二，並特地關照王揖唐，讓他轉告議員們：“沒事不要瞎跑！”
接下來要搞總統選舉。在段祺瑞放棄當總統的前提下，徐樹錚同樣把徐世昌作為心目中的新總統人選。
徐世昌在清末時中過進士，是袁世凱生前所說的“三個半翰林”中的一個。與少時就考中秀才的徐樹錚一樣，徐世昌是個“讀書種子”，徐樹錚對此老很是佩服，而他對徐樹錚也很欣賞，常約徐樹錚前去吟詩作文。二人一老一少，堪稱惺惺相惜，時人稱之為大徐、小徐。
徐世昌之前的政界職位是袁世凱時代的國務卿，後來再未當過一官半職，對於過一過總統癮的誘惑很難拒絕。當段祺瑞派人征求其意見時，他立即表示可以勉為其難：“既然大家說非我不可，我也不妨賣賣老麵子。”
不過徐世昌又向來自命清高，以淡漠於功名利祿的形象示人，所以他還有話在先：“倘若叫我出來奔走競選，那種鑽營覓縫的事我是不屑為的。”
聽說老徐肯出來，隻是尚有一些顧慮，小徐隨後便去勸駕。他先說了一番“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類的話，接著把胸口一拍：“隻要鞠老（徐世昌號鞠人或菊人）肯出山，一切包在我徐某身上。”
為了幫助徐世昌競選，徐樹錚動用了安福係的全部資源。安福係的內部組織其實較為簡單，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家商店，則徐樹錚相當於商店老板，王揖唐相當於外櫃掌櫃。安福係的經費由徐樹錚這個“商店老板”提供，但“外櫃掌櫃”無權隨意開支，因為徐樹錚又另外找人當了“內櫃掌櫃”，一切支出都必須經“內櫃掌櫃”核定。
在安福係列名的議員每月可得到一張三百元的支票津貼，支票上還蓋有“任重致遠”的圖章。最早議員較少，後來新國會組成，列名議員急劇增加，一個月光議員津貼就是一個不小的數字，這些都需要徐樹錚提供。
在被張作霖撤掉奉軍副司令一職後，挪用奉軍軍餉已經不可能了，但徐樹錚有新辦法。隨著段祺瑞組閣，他也複任陸軍次長。當時各部隊“吃空餉”之風盛行，徐樹錚就派員到部隊點名，按實有人數發餉，多餘之款由陸軍部截留，謂之“截曠”。陸軍部每個月都有一筆為數甚巨的“截曠”，徐樹錚也就每個月都從中取出款項，作為議員津貼。
王揖唐是段祺瑞的同鄉，也是一個能文能武、自命不凡的人物。在段幕之中，除了徐樹錚，就數他的脾氣最大。可是他在徐樹錚麵前也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餘地，更別說貪汙津貼了。
後來王揖唐被委任為南北和議代表，對安福係無法兼顧，有時就不能按時發放津貼。隨之而來就有議員告發他克扣津貼，聽到這個消息後，議員們全都群集於曾毓雋家中，嚷嚷著要討一個說法。
徐樹錚聞訊，急忙將發津貼以及競選的具體事宜轉付曾毓雋，此後安福係便由徐樹錚、曾毓雋共同負責，議員也再未有過異議。
競選過程非常繁雜，這也是老徐望而卻步的一個重要原因。曾毓雋每天吃完晚飯，隻小睡片刻，就要驅車前往安福胡同。其間，人事糾紛，政局問題，紛至遝來，足以令曾毓雋應接不暇。
曾毓雋忙，徐樹錚也不閑著，他盡管不管具體瑣碎事務，可是大政方針全都需要他來拿主意、定調子。那些天裏，一直到晚上10點左右，梁宅仍然是車馬盈門，高朋滿座，至午夜始散，乃是常事。 <h4>揖讓一堂</h4>
安福係應該算是當時北方政壇最好的競選班子了，但在聽取“班子”的報告後，段祺瑞認為還不妥當，必須先向各省督軍疏通好，才能確保沒有阻力。
督軍之中，比較成問題的是“兩棲督軍”曹錕。此君一向在馮國璋、段祺瑞，主戰派、主和派之間擺來擺去，政治態度不太堅定。
可是曹錕也有個“小辮子”被徐樹錚抓在手上，那就是想做副總統。徐樹錚說：“曹三（曹錕）有什麽了不起，許他個副總統，他就搖著尾巴跟我們走了。”
以前為了讓曹錕投向主戰派一方，徐樹錚已經用過這一招，結果曹錕成了最激烈的主戰派。如今故技複施，居然也一樣有效，曹錕馬上同意擁護徐世昌。
搞定了曹錕，段祺瑞仍唯恐有失。他親自出馬，以巡遊長江為名，和各省督軍挨個秘密交換意見。在全都得到滿意答複後，他才放下心來。
1918年9月4日，“安福國會”舉行總統選舉，到會議員436人，徐世昌以425票當選為新一屆總統。
當選總統後，徐世昌還半真半假地一再表示退讓。於是乎，各省督軍捧場，議員竭誠擁戴，議會電催就職，真的呈現出了一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畫麵。看到這一情景，徐世昌才應允就任總統職。
總統為國家元首，老徐竟然不費半點氣力就唾手而得，可以說全賴段祺瑞、徐樹錚之功。他自己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一邊為了“謝票”，忙著給議員們贈送親筆所書的對聯及簽名照片；一邊表示，他當大總統隻能一次，下次大總統必須由芝泉（段祺瑞）來幹。
10月10日，在新舊總統交接典禮上，馮國璋向徐世昌正式交出了權力。當天，段祺瑞遵守約定，辭去總理職務，並聲明以後專任參戰督辦，不再過問國內的兵戎之事。
馮國璋雖然被形勢所逼，隻能跟段祺瑞共同演出一幕“揖讓一堂”的劇目，但他內心其實既不甘心失去總統職位，同時對段祺瑞的相攜退出也不完全領情。
典禮一結束，在新任大總統徐世昌的特別交代下，馮國璋仍得以坐著總統專用的汽車返回私宅。這時他對隨同的幕僚們說了一句真心話：“這一回，咱們是栽給芝泉（段祺瑞）了。歇兩天，將來再看咱們的！”
徐世昌上台後，為了安慰馮國璋，特準其仍節製北洋軍的兩個師。馮國璋後來又從家鄉去北京，表麵是處理兩師爭陸軍部軍餉事宜，實際是想聯絡直係，欲圖東山再起。不過這次他倒沒忘記到段公館做客，並且跟老段打上四圈麻將。
以馮國璋不甘寂寞的心態，假以時日，未嚐不能大顯身手，再和段祺瑞上演新一輪府院之爭。可惜的是他已力不從心，兩個月後就因病在北京的私宅內去世了。
馮國璋死後，段祺瑞趕赴馮宅吊唁。他到的時候，馮國璋還沒有入殮，於是便徑直走到馮國璋的遺體跟前，把蓋在馮身上的“蓋簾”掀了起來。
眼前的馮國璋已經不會言動，那一聲親親熱熱的“四哥”更是顯得無比遙遠和陌生——
“四哥快來！”
“你們看，芝泉這個粗！芝泉這個粗！”
……
如果這段對話沒有發生，或許兄弟倆就不會在殘酷的政治場上將彼此傷害得遍體鱗傷了吧。
沒有人知道段祺瑞那向來毫無表情的嚴肅麵容背後，會不會也有幾許酸楚和悔意。人們隻看到，他在端詳馮國璋的麵容之後，便把“蓋簾”放下，轉身離開了。
後來，馮家收到了一副段祺瑞親擬的挽聯，挽詞是：“正擬同舟共濟；何期分道揚鑣”。 <h4>打仗第一名</h4>
在段祺瑞辭職下野前，他派出了一支部隊遠赴西伯利亞作戰。
此時“一戰”已進入尾聲，但鑒於俄國爆發革命並與德國單獨媾和，協約國方麵仍認為東線戰場有重新恢複的必要。由於英法兩國本身都深陷於西線戰場，抽不出足夠的兵力前往東線，於是它們便號召其他成員國盡量派遣軍隊前往遠東，以對白俄軍隊進行支援，這一出兵行動在曆史上被稱為“西伯利亞幹涉”。
盡管赴歐華工無論在前線還是後方都奮勇當先，早已成為協約國作戰鏈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可是一些協約國成員仍然心理上不平衡，認為中國參戰較晚，犧牲和貢獻較小，然而卻同樣可以參與戰後的利益分配，屬於“投機取巧撿了個大便宜”。
此次幹涉行動發生於遠東，自然不能繼續讓中國“白撿便宜”。英國駐華公使、日本駐華公使先後出麵對中國外交部進行勸說：“中國雖加入協約國對德、奧宣戰，但並未出兵參戰，恐在和會中難以取得與其他戰勝國同樣的條件。應出兵海參崴，會同協約國圍攻俄國革命黨，借以取得和會中有利地位。”
一方麵是考慮以後在和會上討價還價；另一方麵也考慮到“西伯利亞幹涉”對協約國最終取勝所具有的意義，段祺瑞深感確有出兵的必要。可是如果讓各省督軍派兵吧，還在對德宣戰之前，他們就都表現出了怕到歐洲打仗送命的態度，特別是非嫡係的直係、奉係，更別指望。一旦向他們提出派兵的要求，準是又要編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加以拒絕或推遲出征，而在軍餉方麵照例還會獅子大開口。
求人不如求己。段祺瑞當時可以直接控製的北洋正規軍不多，駐防南苑的陸軍第九師為其中之一。他於是下令從第九師中抽出第三十三混成團，以該混成團為主組建中國陸軍第一支隊（以下簡稱中國支隊），立即開赴海參崴作戰，同時前往海參崴的還有包括“海容艦”在內的兩艘軍艦。
中國支隊以第三十三混成團的三個步兵營為主，外加一個騎兵連、一個機關槍連和兩個炮兵連等特種部隊。組編完成後，官兵由支隊司令、原第三十三混成團團長宋煥章率領，從北京出發，經沈陽、哈爾濱進入俄境。
協約國派往西伯利亞的部隊數量不一。英法以聯合軍的形式參與，在海參崴也不過隻駐了一個營，另外配土耳其的一個旅供其指揮，才不至於顯得過於寒酸。出兵最多的是日本，據說出動了七個師團，僅在伯利就有兩個師團。相比之下，中國派出的兵力不算多，但也不是最少。
“西伯利亞幹涉”期間，蘇俄正忙於內戰，無心和協約國發生大規模正麵衝突。在遠東對幹涉軍進行牽製的主要是蘇俄遊擊隊，當時稱為“窮黨”。
這些穿便衣持槍的“窮黨”晝伏夜出，出沒無常，而且幾乎到處都是。與他們作戰，各國幹涉軍並不如想象的那樣占有優勢，但中國支隊卻表現優良，居然被評為“打仗第一名”。時隔一年，當第九師師長魏宗翰等人前往海參崴慰問官兵時，英法聯軍某上校司令還特地發表講話，盛讚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並希望合作到底。
第九師係由袁世凱時期的模範團擴編而成，在北洋軍中本就屬於第一流精銳部隊。中國人在近代總被老外欺負，為了能夠在此次國外軍事行動中不辱國格，陸軍部又對中國支隊進行了精心組編和訓練，所以無論武器裝備還是人員素質都已是優中選優——裝備在幹涉軍中被評列為第二名，軍紀方麵則高居榜首。
中國軍隊的軍紀能保持得這麽好，以至於連“窮黨”都引為“好朋友”，除了支隊官兵本身素質較高外，與後勤充足也有著莫大關聯。 <h4>陰影</h4>
中國支隊歸陸軍部直轄，出發前，所有官兵均由陸軍部製發上中等黃呢子製服。在支隊開拔的同時，陸軍部即在長春設立總兵站，從沈陽、哈爾濱到支隊司令部所在的俄境雙城子，也均設有分兵站。
魏宗翰等人到海參崴慰問的一次，僅帶去的慰問品就計有：在南苑宰殺的大黃牛兩頭、在北京城內所烙的約一萬斤麵的山東大鍋餅、在上海買的美麗牌香煙和毛巾、在長春總兵站購買的兩千斤白幹酒等。所有這些慰問品，把一節鐵悶罐車都裝得滿滿的。
除了後勤充裕外，中國支隊自進入俄境起，行動就很謹慎，不僅從上至下保持著良好軍紀，不擾民不滋事，而且夜間也從不出動，隻有白天才會在防地附近巡查。
巡查時免不了遇到“窮黨”。“窮黨”遠遠看到是中國軍隊，便會用俄語大聲呼喊：“中國人和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不打你們，你們也不要打我們！”
中國兵聽到後，立即從遠處放一排槍過去，“窮黨”也不還擊，就全都躲開了。不管“窮黨”究竟出於什麽樣的想法和考慮，總之中國支隊可以在基本不打硬仗、不受損失的情況下，把防務完成得很好，這就是“打仗第一名”。
其他協約國特別是投重兵於西線的歐美國家，對幹涉行動要麽力不從心，要麽不夠重視。美軍的裝備最好，但是派來作戰的士兵素質很差，一聽到槍聲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莊裏去，以至於讓美軍獲得了“打仗最差”的評價。日軍大概是協約國中對“西伯利亞幹涉”最為重視，也最花力氣的，可同時也是投入產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亞氣候寒冷，缺少青菜，作為亞洲人，對這種生活非常不習慣。日軍又向來不重視後勤，士兵的待遇很低，這無異於雪上加霜，導致他們的軍紀之壞在參戰國中排第一。
“窮黨”不打中國人，但對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凶。日軍兵營常常遭到“窮黨”夜襲，部隊一營一連地被圍攻繳械，損失很大。
中國支隊主要負責分擔海參崴以東鐵路附近的防務，另抽出一個騎兵連到伯利歸日軍指揮。到伯利去的那個騎兵連遇到了和主力幾乎一模一樣的情況，即“窮黨”隻要望見中國國旗就會大喊：“我們是好朋友，誰也不能打誰。”
由於和日軍一道行動，騎兵連很怕被“窮黨”看成是日軍，行軍時都不願和他們銜接在一起，總是或前或後地保持著一定距離，因而蒙受的損失也不大。
中國支隊和華工赴歐一樣，都是在國力弱小的情況下，竭力爭取國際地位的一種努力。與當地華僑接觸時間一長，他們能切身感受到華僑們對故國那種希望和失望並存的複雜心境。
“威海衛華工營”的華工在法國見到過一個中國女子。這名中國女子是北京西郊海澱人，是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時被擄到法國來的。八國聯軍攻進北京，不僅北京城被糟蹋得不成樣子，就連距離北京城十五裏的海澱也未能幸免。她那一年才十八歲，家裏開一家香燭店，結果香燭店被焚毀，一家人都被殺光了，隻有她因被一名法國軍官擄走而僥幸活了下來。
華工見到這名女子時，她還不到四十歲，獨自經營著一家雜貨店。她有兩子三女，因為“一戰”爆發，兩個兒子都參軍上了戰場，隻有三個女兒陪伴在身邊。母女四人見到中國人都分外親熱，總是用酒和咖啡招待他們，並借以打聽國內的情況，尤其是她家鄉海澱的情況。
有一次被問到法國人待她們怎樣時，女子說，周圍熟悉的人都很敬重她們，隻是一提到“中國人”這三個字，就顯得不夠尊重。為此，她感慨地說：“這是祖國太亂太弱之故。”
女子的法國丈夫在五年前去世了。去世之前，夫妻之間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學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報紙，也了解國際大事。這時“一戰”已經結束，協約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時稱“巴黎和會”。她在法國的報紙上看到，法國總理克裏孟梭竟然在和會上說：“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名詞。”這句話讓她備感傷心。
中國參加“一戰”，乃至加入“西伯利亞幹涉”，其原始動機都是要獲得參與巴黎和會的機會，並在和會上爭取失去的權益。如今該付出的付出了，也得到了參加和會的資格，可是克裏孟梭的那句話卻分明已經給中國的和會之旅罩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
又比如，北軍南下要假道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偏偏拒絕假道。段祺瑞親赴總統府，要求對陳光遠予以懲戒，馮國璋則說要懲戒陳光遠也可以，但前提是必須先對傅良佐有個說法。馮段為此大吵一頓，彼此間都不惜惡語相向。
最讓段祺瑞感到生氣的莫過於對馮玉祥事件的處理。在討伐張勳時，段派重新起用馮玉祥，馮玉祥也響應段祺瑞的號召，參加了討伐戰役。按照道理，馮玉祥似乎應該站在皖係這一邊，但在馮國璋、李純的籠絡下，馮玉祥卻投向直係，而後又在南軍發動進攻時，拒絕服從段祺瑞的作戰命令。
段祺瑞要求馮國璋下令將馮玉祥調至福建，其本意是讓馮部遠離比較敏感的長江地域。馮國璋調倒是調了，可調馮玉祥去的地方卻不是福建，而恰恰是最為敏感的湖北。
就在北軍殺向兩湖，南北大戰一觸即發之際，馮玉祥突然在武穴發出主和通電。武穴地處鄂皖贛三省交界處，軍事地位十分重要，馮部的這一行動自然也影響到了北軍的南進計劃。 <h4>大禮</h4>
雖然馮國璋並未直接指使馮玉祥阻撓“討伐”，但他在發出“討伐令”後仍與西南方麵保持著秘密聯係，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惲寶惠已出任國務院秘書長，有一次他到總統府去蓋印，恰巧看到內務總長錢能訓正一手拿著一支毛筆，另一隻手捧著個水煙袋，在那裏搖頭晃腦地低聲吟誦，就好像舊時私塾裏的學生在寫文章一樣。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麐則站在錢能訓身旁，嘴裏不停地和他一起推敲著幾個字。
惲寶惠走近一看，原來這兩個人看的是一篇由張一麐擬寫、馮國璋具名的發給西南方麵的密電稿。
惲、張、錢都屬馮派，但錢是總統府外的人，一般情況下，馮國璋不會也不敢請府外的人來斟酌這樣的密電稿，錢亦不例外。現在出現這種情況，據惲寶惠估計，一定是馮國璋認為密電關係重要，乃至於對秘書長的水平都有些信不過，所以才把長於文筆的錢能訓找來幫忙。
馮國璋與直係明裏暗裏的小動作，使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計劃在重啟後再次陷入步履維艱的狀態：在兩湖，馮玉祥的武穴通電直接導致張懷芝的兩萬人馬被迫滯留九江，其餘各部官兵的情緒也大受影響；在四川，川督劉存厚在滇軍的壓力下，已經表示要與西南一致。
馮國璋既然已經下達了“討伐令”，段祺瑞要想從根本上扭轉眼前的不利局勢，就隻好依靠他自身的軍事實力了。
段祺瑞雖然已實際掌握軍權，可以調遣國內部隊，但由於北洋係內部派係分化嚴重，使得軍權也成了被稀釋的軍權。具體來說，對於皖係或親皖力量，段祺瑞是調得動的。問題是像張懷芝、倪嗣衝這樣的部隊，不是戰鬥力不強，就是湊數的雜牌，這也使得皖係盡管看上去人多勢眾，其實真正能打仗、敢打仗，可以派用場的卻不多。段祺瑞對此有很清醒的認識。“討伐令”下達之前，他在與徐世昌、徐樹錚討論時，就認為要製止直係與南方和談，單靠皖係是不行的。
皖係不行，“兩棲督軍”曹錕等人倒是很能打，並且已殺上兩湖前線。可人家畢竟屬於直係，上陣時都懷著自己的小九九，不可能完全聽你調遣。
這時徐樹錚提出，應該加速實現“借奉打直”和打擊南方各派的計劃。
分化後的北洋係除出現直皖兩大係統外，還形成了遊離於兩大勢力之間的若幹小集團，奉天巡按使張作霖的奉係即為其中之一。
奉係雖為北洋旁係，但這個集團的發展勢頭不錯，隱隱然已有趕追直皖的勢頭。徐樹錚和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在士官學校期間即為好友。徐是七期，楊是八期，二人給外界的印象都是“大言不慚，狂妄過人”，彼此也特別氣味相投。徐樹錚通過楊宇霆了解到張作霖久有向關內擴張之誌，便想對這部分力量加以利用。
徐樹錚主張引奉軍入關，並分別將其駐紮於京漢、津浦兩線以助戰，這也是奉軍入關和在北京發生政變傳言的原始出處。不過他的這一主張起初並沒有得到段祺瑞的同意，因為段祺瑞深知請神容易送神難，一旦奉軍入關，再要讓奉軍退回關外絕非易事。
現在眼看形勢惡化，段祺瑞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也隻能飲鴆止渴，放手一搏。徐樹錚隨即前往東北，親自實施“借奉打直”方案。
張作霖乃胡子出身，生就的也是胡子脾氣，上他的山頭如果不帶點禮物、給點甜頭，人家憑什麽要白白給你賣力？
這筆禮物從何送起呢？段祺瑞在辭去總理前，曾訂有中日軍械借款協定。馮國璋便利用該協定向日本借款購買了一批軍械，其中光是步槍就有兩萬七千餘支。
段祺瑞事先對此一無所知，馮國璋也未與其商量。依照馮國璋的安排，這批軍械準備用來擴張自己的個人勢力，即將直係的兩個旅擴編為兩個師。不料此事不僅為徐樹錚所偵悉，而且他還探聽到了軍械運抵秦皇島的日期。
徐樹錚於是決定劫械。他知道段祺瑞不會同意，所以在沒有進行請示的情況下，就與楊宇霆商量好了行動步驟，並交給對方一張他在任陸軍次長時所留下的蓋有陸軍部關防印的空白公文。
楊宇霆拿著公文，以要用於南征為由，率部在秦皇島截留了軍械。軍械一到手，徐、楊就進行了瓜分，其中奉軍獲得的槍支就有一萬七千餘支。有“大禮”在手，徐樹錚這才大大方方地到沈陽會晤張作霖。
奉軍當時隻有三個師，而且所有武器裝備都很陳舊，張作霖久欲擴軍，隻是苦無軍械。徐樹錚送給他的這批軍械槍炮齊全，已足夠編成六七個混成旅。興奮之餘，他一口答應派奉軍入關南征，並按照徐樹錚提出的條件，授其以統帥權——在隨後成立的關內奉軍總司令部名單上，張作霖本人自任總司令，徐樹錚為副司令，但可代行總司令的一切職權，入關的奉軍也由徐樹錚直接指揮。 <h4>教猱升木</h4>
一個離職的陸軍次長，公然盜用關防，與人合謀劫取槍械，還在無中央正式任命的情況下當了奉軍副司令，此事在北京政治圈中傳為奇談。徐樹錚膽子之大，令北洋係內部全都為之咋舌不已，段祺瑞聽聞後也很吃驚，對左右說：“又錚（徐樹錚的字）闖禍了！”
眾所周知，徐樹錚乃段之心腹。徐樹錚闖了禍，段祺瑞不得不幫他擦屁股，於是一邊給徐樹錚發電報，責備他“違法亂紀”，一邊向張作霖下命令，要求將扣留的軍械運回北京。
張作霖哪裏肯將到嘴的肥肉再吐出來，他複電說奉軍本來就要興兵對南方進行“討伐”，正打算籌措軍械呢，現在中央主動把槍械送來了，正好！
徐樹錚則致電陸軍總長段芝貴，說明此事與段祺瑞無關，並要他轉告段祺瑞，說張作霖扣留這批軍械，將用於編練入關的奉軍，對主戰派是有利的。
後來有一天，徐樹錚和曾毓雋都在段祺瑞那裏，段祺瑞便又提起了這件事，認為徐樹錚劫械是“教猱升木”。
“教猱升木”乃中國的一句古語。猱者，猴也，教猴子爬樹。也就是教唆壞人幹壞事的意思。段祺瑞話裏有話，他認為徐樹錚是以槍械為誘餌，引誘奉軍入關，屬於一種不道德的政治行為。
徐樹錚馬上說：“那麽‘長江三督’之‘升木’（暗指主和）又是誰教的呢？”段祺瑞頓時語塞。
馮國璋得報後，固然心疼丟失的槍械，但與劫械案相比，奉軍入關才是真正要他性命的大事。
徐樹錚到沈陽本是秘密行動，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京城內早就傳得沸沸揚揚。對徐樹錚此番用意也是說法頗多，有說他要助張作霖複辟的，有說要助張作霖倒馮的。馮國璋聽到後，急忙派人給徐樹錚發電報，要他“回京息謠”。
徐樹錚回了封電報，大意是：“一不複辟，二不倒馮。”
馮國璋再讓段祺瑞召徐樹錚回京。段祺瑞無法推辭，便照他的意思給徐樹錚發了電報。徐樹錚回電雲：“國事日亟，匹夫有責，樹錚隻知有國家，他非所知，一時不等即回，異日當赴師門領責。”
1918年2月中下旬，奉軍一部開進關內，分駐於秦皇島等地。2月26日，馮國璋在總統府召集緊急會議，商討如何對付奉軍入關。會上，他質問段祺瑞：“這次奉軍出兵入關，事前既未奉命，也未呈報，居心何在？”段祺瑞回答說不知道。
馮國璋又接著大聲問道：“前任陸軍次長徐樹錚到奉天做何勾結？”段祺瑞更難以作答。
馮國璋開這個會是想要段祺瑞叫張作霖撤兵，可奉軍原本就是段祺瑞召來的，他本人即便不同意劫械，卻也不反對奉軍入關。這種情況下，你讓他怎麽叫張作霖撤兵呢？
退一步說，就算他老段出於引狼入室的顧慮，肯去跟張作霖說，事到如今，那張作霖也要願意聽啊！
奉軍繼續源源不斷地進關，其中有一支隊伍甚至開到京津線上的廊坊，且人不解裝，馬不卸鞍，戒備森嚴。
京城形勢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隨之謠言四起，議論紛紛。馮國璋趕緊給張作霖直接發去電報，問對方用意何在。張作霖複電言稱要“保護總統”。
馮國璋跟著就又發去一份電報，說政府既沒有命令，北方也沒有戰事，我這個總統要你保護什麽？他同時以邊防重要為由，命令張作霖召還入關部隊。
張作霖不再加以掩飾，他直言奉軍入關，執行的是北京政府的“討伐令”，部隊一到南方戰場，就會歸曹錕、張懷芝節製。接著，徐樹錚通電就任奉軍副司令，並開始指揮關內奉軍為前線的直魯兩軍建造運輸橋。
至此，奉軍進關的秘密水落石出。國務總理王士珍一看主戰派竟然擺出了這樣的陣勢，便再也無心給馮段之爭當墊背了。他讓國務院秘書長惲寶惠替他擬了一個請假的呈文，並且叫惲寶惠代他呈遞。之後也不向馮國璋打招呼，便換上便衣，悄然掛冠而去。
惲寶惠原以為馮國璋會因為這一突發事件而驚詫，或至少在臉上露出各種複雜的表情。可是奇怪的是，當馮國璋看完王士珍的呈文後，卻並未有任何詫異之色。隻見他很自如地在呈文上批了幾個字，意思是請假照準，由內務總長錢能訓暫行兼代。
等惲寶惠辦好命令，送到錢能訓的家裏請他副署時，錢同樣幹脆得很，拿過命令就在後麵寫上了“錢能訓”三個字。
在惲寶惠看來，這是馮派在主戰派的猛烈打擊之下，已毫無還手之力的一種表現。事實也正是如此，王士珍逃至天津後，即提出正式辭職，並寫了一封信給馮段二位老友，發誓今後決不回京任職。緊接著，馮國璋又在段祺瑞等人的壓力下，公布了“國會組織法”等條例，這就意味著一旦時機成熟，段祺瑞就可以通過新國會的選舉登上總統的寶座，馮國璋連自己屁股下的那把交椅都岌岌可危了。 <h4>眾望所歸</h4>
麵對著皖係在軍事、政治上雙管齊下，馮國璋所能做的除了服軟還是服軟。他不得不親自登門拜訪段祺瑞，邀其出來組閣，後來見段祺瑞一再婉言謝絕，又請徐世昌出麵相勸。
段祺瑞不是不想出山，但他知道馮國璋並非真心希望他再次組閣，另外，他還聽從了曹錕的建議，認為如果急於出山，可能會導致主和派的李純“驚而致變”，從而影響前線部隊的士氣。
段祺瑞和主戰派能夠恢複主動地位，奉軍自然立了首功。利用徐樹錚送來的“大禮”，張作霖一共新編了六個混成旅，其中四個旅暫駐於關外，隻有兩個旅即刻開入關內。此時段祺瑞雖然隻有一個參戰督辦的名義，但對國內部隊的組建擁有核準權，奉軍這六個混成旅最後也要到他那裏備案。
張作霖的報告送上來以後，段祺瑞估計張作霖不願意把所有新編部隊都放入關內，就按照這一實際情況，在正式文件上批示將關外的四個旅劃歸張作霖指揮，關內的兩個旅劃歸徐樹錚指揮。
看到報告，徐樹錚認為入關和歸他指揮的奉軍太少，起碼應該關內關外一半對一半。由於文件已經段祺瑞批示，他不能怪自己的幕主，便把火發到了張作霖身上。
曾毓雋為息事寧人，就勸他說，何必計較一旅之得失，我代你籌措兩百萬元，給你補充一個旅的人馬怎麽樣？
徐樹錚依舊覺得不公平，認為被張作霖這個“胡子”狠狠宰了一刀。曾毓雋見狀要做和事佬，便在天津宴請張作霖、徐樹錚，楊宇霆也奉陪末座。
酒喝到一半，徐樹錚忽然對張作霖說：“大哥你現在既有地盤，又有兵力，可你不要逞強！我現在固然兵力單薄，不能打敗你，然而如果實在不行，我將來總有一天要帶日本兵打你。”
徐樹錚的一番話引得滿座失色。張作霖的態度卻非常冷靜，他急忙舉杯對徐樹錚說：“老弟何至於此，我的兵不就是你的兵嗎？幹杯，幹杯！”
曾毓雋作為東道主非常尷尬，第二天便告訴了段祺瑞。段祺瑞聽了隻是搖頭：“又錚到處樹敵，亦徒呼奈何？”
劍走偏鋒向來就是徐樹錚的風格，此舉固然有得罪張作霖之虞，可是也把話說到了明處，而且恰恰暗合了張作霖的做事方式。之後張作霖把關外的那四個旅也全都派入了關內，其中兩個旅用於江西，兩個旅用於湖南，其餘兩個旅歸參戰督辦處統轄。
奉軍的全力加盟，使得北軍在兵力使用上更加遊刃有餘。1918年3月18日，曹錕所部由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指揮，一舉攻克嶽州，南方聯軍沿粵漢鐵路南逃。主戰派由此聲勢大振，“長江三督”也不敢再唱反調了。第二天，曹錕領銜聯合包括“長江三督”在內的十九省區的督軍、都統致電段祺瑞，請其立即出山組閣。電文中稱，在此“國家不幸，變亂迭生”的環境下，朝野上下“鹹以聲望素著、中外信仰者，非公（指段祺瑞）莫屬”。
同一天，北洋元老徐世昌告誡馮國璋：“非段複出，恐有兵變。”日本公使林權助連連會晤有關人士，催段複出，他還特地讓人轉告段祺瑞，要段拿出政治勇氣，不要再推辭了。
就像曾在三造共和中展示過的那樣，段祺瑞再次以眾望所歸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麵前，而馮國璋卻幾乎成了和黎元洪一樣的陪襯，以至於沒有誰會把穩定局勢的希望放在他的身上。
從接到聯合電文那一刻起，馮國璋這個既倒黴又可憐的代大總統就已徹底認輸。在再次敦請段祺瑞接受組閣大命時，他指天發誓願與段祺瑞同生死、共患難，同時還自動承認了向院方完全交權的各項條件，就差沒跪下來哀求了。
見此情景，段祺瑞方才答應出任內閣總理，不久又組成了由清一色皖係政客所組成的新內閣。
段祺瑞上台時，政府“財政困窘，朝不謀夕”，這也是王士珍要掛冠而去、馮國璋要再三再四地請段幫其收拾局麵的原因之一，而要在短時間內緩解北京政府的財政狀況，段內閣所能采取的又隻能是老辦法，即向日本借款。 <h4>西原借款</h4>
“一戰”期間，日本財政界為了製止金融混亂，調劑物價平衡，其首腦人物正極力鼓勵向國外投資，以便減少國內籌碼的過度集中。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實際就帶有一定的投資放債性質。西原還曾經主張，所有對華借款均應由中日實業家先行協商妥定，然後再交雙方外交部承認。
可是西原和寺內內閣真正想要的，其實不是一筆筆地做這種落袋為安的短線小生意，他們要做的是中長線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並助其成功。西原就親口對章宗祥說過，寺內渴望中國有一個堅強的人能夠擔負統一中國的重任，而這個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並支持段祺瑞執政，確實是寺內的真實意願。此後盡管中國政壇潮起潮落，變幻不定，南北軍政界也不斷有新的強人出現，有的聲勢還蓋過段祺瑞，然而寺內直到下台之前，從來也沒有對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顧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非常徹底且毫不動搖。
對段祺瑞的借款請求，寺內內閣幾乎來者不拒。從1917年至1918年，僅西原就一共經手了八筆對華借款，它們被統稱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內就借出三筆，每筆都有兩千萬日元。“西原借款”前後總計達到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但它還隻占段祺瑞對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統計，其總額一共達到了五億日元（也有資料認為接近四億日元）。這些借款表麵上係由台灣銀行、朝鮮銀行和日本興業銀行承借，但實際上都是由日本政府從國庫預備金內撥出的錢。
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銀行、鐵路、林礦、電信等名目簽約。“西原借款”中的八筆借款有五筆都假借了辦交通事業的名義，其數額達到九千萬日元。其操作過程，一般是經辦的中國交通部先收錢，然後再“借”給財政部，用於彌補各項軍政開支的缺口。
葉恭綽身為交通次長，認為錢是用交通部的名義借來的，還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責任，因此主張將借款留在交通部專款專用，以便今後“業務發展，盈利增加，還有歸還的希望”。他親自去見段祺瑞，提出：“這樣的借款在經濟上毫無計劃，借來的錢隨手用掉，將來怎樣還本付息？”
段祺瑞對此並沒有什麽表示，隻是說：“財政部當有統籌的辦法。”
財政部是用錢的部門，哪有什麽統籌或賺錢的辦法。葉恭綽斷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將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塗蟲，對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實上，他開始打算借的時候就沒打算還，經常跟身邊人說的是：“咱們對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時。這些借款，誰打算還它呀？到時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於“一瞪眼完了”，是因為包括“西原借款”在內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們的借款條件很低，都是以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作為抵押品，等於是空頭支票，就算中國政府最後不還款，日本債權方麵對於約定擔保品也無法進行處分——電線、森林之類的根本就無法變現！
事實上，中國政府後來真正還清的借款隻有一筆，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其餘都變成了“爛賬”。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實足交款，未取回扣和傭金，後來又連本利都未能夠收回，從這個角度上講，相當於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國庫的錢支付中國政府的開支，中方確實是占了大便宜。
寺內內閣樂於如此賠本賺吆喝似的不斷借錢給中國政府，最主要的條件還是要看到段祺瑞“有所作為”，換句話說，就是希望段內閣能夠持之不懈地對南方用兵，以完成南北統一。在商定新一筆借款時，日方明確告訴段內閣，稱此次借款是認定北京政府尚有統一能力，若北京政府不能戡平“粵亂”（指護法戰爭），則西南尚有“偽政府”（指護法軍政府）存在，即使條件談妥，借款也不能交付。
負責經辦對日借款的“親日派”曹汝霖曾提出一個觀點：沒有列強實力作為後盾，誰也不能統一中國。段祺瑞對這一觀點是讚同的，他也認為，自己要完成南北統一，暫時不能不借助於日本的力量。
段內閣和寺內內閣盡管出發點大不相同，但在促成中國統一這一目標上，卻能達成驚人的一致。段祺瑞因此主張“內政方針不能不隨外交為轉移”。他對皖督倪嗣衝表示：“粵亂不平，則政府無由存在，故無論如何困難，必先戡定粵省，一息尚存，此誌不渝！”
段祺瑞通令各省，稱北軍為“國軍”，南軍為“敵軍”，不許再用南軍、北軍字樣，同時要求“所有前敵將帥，仍當振勵士氣，迅赴事機”。已經回到北京的徐樹錚也公開聲稱，此番不打到廣州，決不罷休。
在組閣後的第四天，徐樹錚與段祺瑞商定了新的用兵計劃，準備乘攻占嶽州的餘威，以直軍為主力肅清湘東的南軍，同時抽調魯軍、浙軍、贛軍、奉軍“援閩、攻粵、入川”。
1918年4月中旬，北軍雖在湖南打了一些勝仗，但在湘東連續失利，不少師旅潰不成軍，有的旅傷亡過半，有的師隻剩下數百人。為挽救湘東失利所帶來的被動局麵，段祺瑞斷然決定“南巡”。
這次“南巡”責任重大，不僅要振奮前線士氣，還要對李純等“長江三督”進行協調，而就在段祺瑞乘輪赴寧，即將與李純會晤的途中，卻差點因此遭遇不測。 <h4>昏招</h4>
當時段祺瑞乘坐的是“楚育艦”，一部分隨員乘坐的是“楚材艦”。在行至漢口劉家廟附近時，適值招商局的“江寬號”客輪開來。“楚育艦”速度快，已經開過去了，“楚材艦”則與“江寬號”撞個正著，前者的船頭碰著了後者的船腰，兩船都幾乎沉沒。
當年袁世凱複辟帝製時，段祺瑞的義子羅鳳閣曾被人收買，欲行刺段，後又中途悔悟並離開了段公館。袁世凱死後，段祺瑞原諒了他，他也重新到陸軍部辦公，這次隨段南下，他正好就坐在“楚材艦”上。
發現兵艦可能要沉沒，羅鳳閣和一個姓楊的團長急忙坐上救生船，之後他拔出佩刀，要砍斷救生船的纜索。可是沒想到忙中出錯，隻砍了一邊的纜索，救生船直吊起來，把羅、楊拋入江中，二人都因此被淹死了。
對義子死於非命，段祺瑞極為惋惜，難過傷心了好幾天。不過這次“南巡”確實成果不小，除了暫時安撫住李純等人外，段祺瑞還在漢口召集督軍會議，對作戰行動重新做出部署。
會議決定對廣東、四川隻預定作戰方案，如果西南“再肆反抗”，才發動進攻。湖南則成為北軍需要肅清的重點，曹錕、張懷芝、張敬堯被責成共同作戰，以克複衡陽、衡山。
會議一結束，吳佩孚即率部沿鐵路直趨長沙，南方聯軍望風披靡，紛紛向湘南撤退。隨後，吳佩孚與張敬堯會師於長沙，張懷芝進入醴陵，包括奉軍在內的其他部隊也都相繼開入了湖南。南方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見勢不妙，趕緊逃往廣西桂林。南方聯軍自行瓦解，其中的粵、桂軍各回本省，湘軍則退集粵桂邊境。
雖然在漢口會議上宣布要放棄“攻粵、入川”計劃，但段祺瑞內心裏其實並沒有放棄這一目標，因為隻有“攻粵、入川”，才能最終完成他的統一設想。回京後，段祺瑞在向馮國璋詳述南下經過時，仍強調：“北軍應以攻粵為優先。”
接到攻湘勝利的消息，段祺瑞喜不自勝，他當即給曹錕發去急電，要曹錕轉令吳佩孚繼續追擊湘軍，直搗“兩粵”（即兩廣）。按照這一電令，吳佩孚率部相繼攻克衡陽、衡山，但隨後卻按兵不動，不再向南進攻。
事情還得先從吳佩孚的上司曹錕身上講起。徐樹錚引奉軍入關，奉軍首先進入的地域是直隸，而直隸又是曹錕的地盤，這就已經讓曹錕感到了不安。接著馮國璋又暗地通知他，說段祺瑞、徐樹錚要升他為兩湖檢閱使兼湖南督軍，徐樹錚自己則出任直隸督軍。曹錕聽後，認為段、徐是在對他施行明升暗降、調虎離山之計，於是慌忙從武漢跑回保定。等徐樹錚聞訊趕到武漢向他做解釋時，已經遲了一步，曹錕在當天上午就動身北上了。
徐樹錚對此很不高興，慨歎：“曹三（曹錕在家排行第三）目光短淺，放著大功（指在南北戰爭中建功）不就，真是坐失良機！”曹錕卻仍對徐樹錚那不知真假的“奪位之舉”耿耿於懷，說：“這小子太損了，要把我這攤連鍋端哪。”
曹錕是北洋督軍中的第一號實力人物，又是主戰派大將。他若有個風吹草動，將對主戰派造成極大打擊。段、徐隻能做出讓步，段祺瑞為此還請求總統府特授曹錕勳一位，授一等大綬寶光嘉禾章。
可是段祺瑞的這一籠絡手段並未讓曹錕感到滿足，後者仍然一個勁兒地請辭和請假，這又反過來令段祺瑞和徐樹錚感到對方有了異心。奉段祺瑞之命，徐樹錚親自到漢口勸阻曹錕不要辭職或請假，他同時在漢口做出新的部署，把南下奉軍的兩個旅編為一個支隊開往前線，名為增援，聽候曹錕的調遣，實際是對曹錕所部的行動進行監視。
正是由於不再信任曹錕、吳佩孚，段祺瑞在給曹錕發急電，要求吳佩孚繼續追擊湘軍的同時，又任命皖係的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省長。
曹錕本身是直隸督軍，他當然可以不在乎一個湖南督軍，吳佩孚則不然。就實際情況而言，攻湘最賣力氣、戰功最大的是吳佩孚，張敬堯在湘東曾多次敗給湘軍，這個敗軍之將能夠進入長沙隻不過是借了吳佩孚的光。如果論功行賞，新任湘督應該是吳佩孚，而不是張敬堯。
看到湘督居然落到了他很看不起的張敬堯頭上，吳佩孚極為憤慨，認為段祺瑞隻是把自己當成了一個為他賣命的走狗，常說：“做走狗，也不是這樣做法！”段祺瑞催促他乘勝前進，直搗粵桂，他就偏偏置之不理，按兵不動。
另外，吳佩孚和馮國璋還有一段淵源。曹錕早在率部南征之前，就任命吳佩孚為第三師師長。當時有人也想奪這一職位，便向總統府寫匿名信控告吳佩孚。馮國璋先找人打聽了一下吳佩孚的品行，然後就表示誰也不能撤吳佩孚，要堅決保住他的師長位置。
吳佩孚得知後自然對馮國璋感恩戴德，現在見段祺瑞這樣“不辨賢愚”，就更增加了對馮國璋的好感。馮國璋主和，這是盡人皆知的事，於是吳佩孚也擁護馮國璋的主張，不但不再向南進攻，還與湘軍往來接洽，商定南北兩軍各守原有陣地，互不侵犯。
發現湖南戰場陷入停滯，段祺瑞馬上明白自己出了昏招。他趕緊設法補救，派徐樹錚赴湘南前線，對吳佩孚重點拉攏。孰料此舉非但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反而適得其反，曹錕聞訊後認為徐樹錚是在收買自己的部下、拆自己的台，對此極為不滿。在未經段祺瑞批準的情況下，他就又擅自跑到天津“養屙”去了，臨走時還帶走了司令部的全部人馬。
至於吳佩孚，到底是個品行經過馮國璋考查的人。他畢生所堅持的軍人品質之一，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背叛有恩於自己的上司，無論是馮國璋還是曹錕。徐樹錚在他身上同樣一無所獲。 <h4>“買賣”</h4>
由直係帶頭，前線官兵厭戰情緒高漲，北軍將領們也紛紛開始出現懈怠情緒。曹錕前腳一走，山東督軍張懷芝後腳就跟著溜之乎也，拋給段祺瑞的理由是“湘贛兩省無須檢閱”，他得“回魯剿匪”。
見北軍各部都在溜號，剛當上湘督的張敬堯不免心慌意亂，居然也發來電報，要求暫行停戰，與南軍議和。老段複電狠狠訓斥了他一番，嚴令無中央命令，不許停戰議和。
張敬堯是本係人馬，段祺瑞可以對他進行訓斥約束，不準其停戰議和，但張部實力有限，難堪大任。除去自己的皖係，段祺瑞能依仗的便隻有奉係了。段祺瑞、徐樹錚打算在漢口設立奉軍前敵總指揮部，將關內奉軍全部投入湖南戰場，繼續對南軍作戰。
問題是奉軍既不是他老段的，也不是小徐的，歸根到底，它屬於張作霖所有。在其他北軍紛紛後退或作壁上觀的情況下，張作霖又豈肯拿自己的資本去給皖係做賭注？
曹錕、張懷芝不聽約束，奉軍不為所用，眼看統一南北的夢想又將有化為泡影的可能，段祺瑞致電徐樹錚，發出聲聲歎息：“此次頓挫，實出意外。”
在南北戰爭進行的同時，京城內另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也正進入高潮，這就是新國會選舉。
馮國璋自入京就任以來，其身份始終是代理大總統，而非正式總統。其間，段祺瑞成立了臨時參議院，這一機構的成立，在為主戰派“合法驅馮”提供便捷之路的同時，也讓馮國璋看到了扶正成為正式大總統的機會。在段祺瑞辭職下台之後，馮國璋便密囑手下幫其提早策劃和準備。
馮幕人員對憲法、國會選舉這一套缺乏研究，最後經人推薦，把財政總長王克敏叫到大總統府，讓他負責經辦這宗“買賣”。
王克敏起初聽到讓他辦這件事很高興，但回家後仔細一想，認為此事還得慎重。原因是馮國璋愛財吝嗇是有名的，如果到時耍滑頭，要他王克敏在財政部或銀行先行借墊活動費用，那自己就虧大了。
王克敏拿定主意，隻有馮國璋肯自掏腰包，才答應幫忙。於是他第二天就邀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麐同見馮國璋，並且一開口便提出此事需款兩百萬元。
馮國璋聽後被嚇了一大跳，過了一會兒才勉強說道：“現有南京匯來的利息四十萬元，先拿去用吧。”
馮國璋一邊把四十萬元的支票親手交到王克敏手裏，一邊鄭重地對他說道：“此事須辦得有把握。”
經費被縮水到了兩折，還要辦得有把握，王克敏真是無語了，同時也慶幸自己有先見之明。他迅速把支票移交給憲法研究會，讓研究會負責打理，之後便向馮幕人員聲明：“隻此一次，下次不管！”
研究會具體打理的人係山西商人出身，凡事都要精打細算，又得知經費是總統從自己腰包裏摳出來的，更加不敢怠慢。他把四十萬元分派給各省在京的舊國會議員，讓這些人回籍“辦理”選舉——每人發給交際費及路費兩千元，以能當選為限，若不能當選，原款還得退回。
此時舊國會已被解散了將近一年，議員們潦倒京城，經濟上都十分拮據。聽到這一辦法後，許多人都不願回籍“辦理”，怕萬一馮國璋不能當選，會還不起這筆債務。
馮國璋雖花了代價，做了準備，但他對新國會選舉顯然缺乏信心，所以才視“國會組織法”等條例的出台為威脅。事實上，馮國璋運作政治的水平和技能，確實不能與段祺瑞、徐樹錚相提並論，憲法研究會也絕非安福係的對手。
安福係的稱謂始於臨時參議院開會期間。當時徐樹錚讓同樣出自段派的王揖唐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租了一座較為寬大的四合院，作為親段議員經常聚會之所，名為梁宅。
聚會梁宅的議員既無組織，亦無領導，隻是大家在夜間無事的時候，隨便在裏麵坐坐。當時人也不多，或三五人，或十餘人，彼此閑談。閑談的內容雖然有時也涉及政治問題，但沒有任何會議形式，僅僅是同人之間交換政見、聯絡感情而已。
後來知道梁宅的人日漸增多，便添設了娛樂設施，像棋類、麻將牌什麽的、應有盡有。這樣，梁宅又兼有俱樂部的性質。 <h4>大勢已去</h4>
梁宅真正熱鬧起來，是在臨時參議院將要結束之時。因為大家都知道，“國會組織法”等條例必將公布，有關未來新國會選舉的事情已成為中心話題。
這時徐樹錚計劃幫助段祺瑞成立政黨，以便在新國會選舉中取得優勢。他讓曾組織過政黨的王揖唐負責籌劃。王揖唐就在一次聚會中提出，將來要到各地方“經營”選舉，就必須成立一個正式的政治組織，方好號召。
民初因黨爭激烈，政黨二字在社會上的名聲並不好。大家都覺得取名某某黨派不妥，但“梁宅”又是叫熟了的名稱，好像也不太合適。於是有人提議說，這個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嗎，安國福民，名字不僅脫俗別致，還含有吉祥之意，不如就稱為安福俱樂部吧。
與會者一致同意，梁宅就此搖身一變，成了安福俱樂部，也即後來轟動一時的安福係。
安福係在本質上與政黨也有很大區別，它既無黨綱，又無政策，說到底仍相當於一個議員招待所，隻是大家每月都固定接受著徐樹錚、王揖唐的津貼和招待。最早安福係的列名議員也很少，不過數十人而已，但這數十名議員各省皆有，新國會選舉一開始，他們就各回本省，代表安福係“經營”選舉。
與第一屆國會相比，新國會選舉有了很大不同。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時，辛亥革命剛剛勝利不久，政治勢力和金錢對選舉不是說完全沒有影響，但影響還不是太大。當時能夠操縱選舉的，也主要是省議會和縣議會，選出來的議員一般都是當地士紳或有名望人士。
到新國會選舉時，政治勢力和金錢已經完全滲入選舉之中。馮國璋緊緊巴巴掏出來的那四十萬元根本就不夠用，段祺瑞花在競選上的錢隻多不少，不過這些都沒有要他本人操心，交通係和徐樹錚早早就把經費都籌措好了。
此外，對選舉的操縱力量，也從地方上升到了中央。馮國璋及其幕僚直到選舉開始都搞不清如何運作，隻知道把錢扔給憲法研究會，而憲法研究會也是把經費分配出去就算了事。安福係則不是這樣，徐樹錚、王揖唐全都如臨大敵，直接在中央坐鎮指揮，徐樹錚還親自擬定候選人名單，並指揮地方長官對選舉進行幹預。
在具體選舉方法上，安福係采取的是“分區包辦”法。比如山東省被劃分為四個選區，每個選區發給選舉費一萬五千元，由山東督軍責成四個道尹（民國時隸屬於省長的地方官員），按徐樹錚所圈定的名單“選舉”。在湖南，王揖唐派他的侄兒督陣，將大量偽票投入票箱，使得原定候選人全部“當選”。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容易操縱。黑龍江即為一例，該省分兩個選區，分別為龍江道選區和綏蘭道選區。擔任綏蘭道選區監督的道尹是與直係有關的人，這就對安福係操縱選舉造成了很大障礙。徐樹錚采取的辦法是，在選舉前夕便以國務院名義，調該道尹進京谘詢。在其離開黑龍江省期間，另擇聽話的人代理職務。
其實，如果撇開其中過多的弄虛作假及舞弊成分，安福係的競選不可謂不認真，其認真程度甚至與西方社會的那些競選班子有一拚。在這樣強大的對手麵前，憲法研究會等班子簡直如同渣渣一般——黑龍江省的選舉結果出來了，二十多員議員，被安福係全鍋端！
黑龍江省一省如此，其他省份亦大同小異，即便在馮國璋的老巢江蘇，安福係亦大獲全勝。
憲法研究會敗北，馮國璋的那四十萬支票也沒能要回來，這讓他始終耿耿於懷，直到臨終時還對自己的長子說：“王克敏這小子騙去了我四十萬元……”
新國會尚未組成，馮國璋已知大勢已去，便一再向外界宣布自己不再參加總統競選。
這時段祺瑞也正在考慮總統的人選問題。皖係內部已經有人主張舉段為總統，他們的理由是本係在選舉中費盡氣力，自然就應該選舉自己的首領當總統，而且想要搞政治，最好還是親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
就當時的情勢來說，段祺瑞隻要參加總統競選，就一定能選上。可是他考慮到，北洋係已分裂為直皖兩係，馮國璋身為直係首領，如舉段而不舉馮，勢必導致直奉兩係的分化趨勢更為嚴重。
在皖係內部，也有人推舉徐世昌為總統。徐世昌是北洋元老，與皖直兩係都有淵源，以徐代馮，無人可以反對，直係也能夠接受。段祺瑞本人決定采納這一意見。
考慮成熟後，段祺瑞就登門拜訪馮國璋，這也是他再次組閣以來第一次拜訪總統。馮國璋對此早有心理準備，在段祺瑞攤牌之後，他馬上表示願將總統讓給徐世昌。
段祺瑞又對他說：“四哥願屈尊退當副總統，芝泉亦無異議。”
中國人向來都習慣了能上不能下，“退當副總統”哪裏是“四哥”能夠接受的。馮國璋擺了擺手，說：“算啦，我已決定息影林泉。”接著他又帶著疑惑的神情問段祺瑞：“芝泉你呢？”
馮國璋顯然對段祺瑞是否留任總理的事非常關心。段祺瑞知道，如果馮國璋選擇徹底離開政壇，則他的總理也不能再當了，否則難以平息馮國璋及其直係的怨憤。於是他連忙說：“芝泉亦不當總理。”
此語一出，二人相視而笑。 <h4>重新擺一副棋局</h4>
段祺瑞以為自己不當總理，與馮相約共同下野，就可以對馮有個交代，但他想錯了，對馮而言，失去總統寶座的“創傷”豈是這麽容易就可以撫平的？
段祺瑞走後，馮國璋恨恨地對身邊的親信說：“國璋在北洋軍政界混了幾十載，倘竟使老段得誌，真是枉活一世！”
馮國璋要反擊、要報複，競選場上做不到的，他得從別的地方再找補回來。老段對什麽念念不忘？毫無疑問還是南北統一，是主戰政策。既然如此，那他馮國璋就要繼續推動主和，讓老段不能“得誌”，而這正是他和直係的優勢所在。
當初馮國璋被迫下達“討伐令”，但馮玉祥一個武穴通電，便讓段祺瑞及其主戰派陷入了困境。這一事件的直接幕後策劃者是李純，跑到馮玉祥那裏指使他發通電的則是陸建章，馮國璋就是要用陸建章來重新擺一副棋局。
陸建章在清末時在段祺瑞手下任協統，由於他脾氣傲上，和段祺瑞常鬧意見。有一次二人又發生衝突，段祺瑞氣憤之餘，罰他下跪，陸建章受此屈辱，一怒而辭去了協統之職。
到了袁世凱執政時期，陸建章著實紅過一陣，並曾作為袁的心腹出任陝西將軍。不久，護國戰爭爆發，陸建章被逐出陝西，從此失意於政壇。等到段祺瑞掌權，陸建章不甘寂寞，欲順著段祺瑞這架梯子圖謀複出，可是段祺瑞對他印象不好，也沒給他機會，這讓陸建章非常不滿，便常仗著老北洋人的資格，倚老賣老地大罵段祺瑞。
馮國璋與段祺瑞，一個主和，一個主戰，府院雙方明爭暗鬥。陸建章毫不猶豫地加入了擁馮反段的行列，開始南下北上地為主和派穿針引線。
馮玉祥原為陸建章的部下，陸建章對其極為器重，不僅將馮玉祥從營長一路提拔到旅長，還將自己太太的侄女許配給馮，與馮結成了姻親。因為這層關係，陸建章特地跑到湖北，鼓動馮玉祥發出武穴通電，從而打響了反段主和的第一炮。
離開武穴後，陸建章潛往南京，住在其子陸承武的家裏，與主和派首領之一、江蘇督軍李純秘密往來。李純送給他十萬元，派他到上海活動，以反對北京政府對南方用兵為名，與孫中山派來的南方代表進行接觸和聯絡。
這麽一圈跑下來，陸建章已是名聲在外，直皖兩係都對他不敢小覷。獲知督軍團即將在天津舉行會議，馮國璋便暗中授意陸承武把他父親從上海請到天津，準備讓這位主和派的“運動專家”說服各方，使得督軍團會議全麵有利於主和，從而給老段一個下馬威。
陸建章由滬回津本是一次秘密行動，但民國新聞自由，記者無孔不入。他剛在天津碼頭下船，就被記者發現了，第二天陸建章到天津的消息已經刊登在報紙上。
當時奉軍司令部就設在天津的河北造幣廠內。徐樹錚的副官長首先看到這一消息，急忙向任奉軍副司令的徐樹錚報告。徐樹錚一聽就知道了陸建章所為何來，遂讓副官長與陸建章聯係一下，說想約對方談談。
副官長遵命給陸建章打了電話。陸建章還以為徐樹錚不知道自己來津的目的，而且他也想見一見徐樹錚，借以觀察段派動靜，便反過來約請徐樹錚到自己的住所來晤談。
徐樹錚聽後答複說，因為公務特別忙，無暇分身，隻好請“老伯”到雲貴會館一聚。雲貴會館是奉軍司令部在津辦事處所在地，陸建章的兒媳就勸公公不要前往，免生意外。
陸建章的兒子陸承武與徐樹錚是士官學校的同學，陸建章的這個兒媳也就是陸承武的太太，與徐樹錚的太太也是同學。此前，由陸承武介紹，陸建章已與徐樹錚見過多次，每次見麵，徐樹錚都是一口一個“老伯”，以晚輩自居，態度很是恭敬。
另一方麵，徐樹錚雖然已躋身武將之列，可是平時給人的印象都是文質彬彬，一副儒雅氣度。這些都讓陸建章覺得，盡管雙方政見不同，但徐樹錚這個“晚輩儒將”還不至於會拿他這個“老伯”怎麽樣，兒媳婦的擔心純屬多慮。 <h4>真小人</h4>
這天上午9點，陸建章依約前往雲貴會館。他出門時意態悠閑，行若無事，身邊僅帶有隨從一人。二人起先套的是馬車，馬車行至一座橋頭，站崗警察一看陸建章身份不一般，急忙舉手敬禮，誰知就在他一舉手的瞬間，一股風將他的帽子吹落於馬前。受了驚的馬回身便跑，趕車人也約束不住，最後馬一直跑到了陸建章的家門口才停下來。
按照舊時代的說法，這就跟大風吹斷了軍營旗杆一樣，乃不祥之兆，可是已經答應徐樹錚要赴約，總不可能因為一個聽上去頗為荒唐的理由就取消約定，那豈不讓知曉內情的人笑掉大牙？
陸建章從馬車上下來後猶豫了一會兒，才讓家人打電話給汽車行，把汽車叫來後重新坐車前往雲貴會館。
到雲貴會館門口時，早有保安隊吹著接官號列隊迎接，奉軍參謀長楊宇霆也已親自站在門口恭候。隨即楊宇霆便將陸建章迎入客廳，隨從則被安排到了傳達室。
在客廳裏，陸建章並沒有見到徐樹錚，他急忙問楊宇霆：“徐司令上哪兒去啦？”楊宇霆回答說徐樹錚正在外麵開會，很快就會回來，請他稍等片刻。
陸建章這才放下心。時近中午，楊宇霆陪著他吃了午飯。就在快吃完飯的時候，忽然聽到外麵喊“徐司令回來了”。
少頃，徐樹錚直入飯廳。見到陸建章，依舊還像原來那樣恭敬謙遜，先問“老伯安好”，再問“吃得合適嗎”。
寒暄一番後，徐樹錚讓陸建章到後花園花廳內休息，說自己隨後就來。陸建章以為花廳僻靜，便於談心，因此沒有產生一點懷疑。
兩個長袍馬褂的人領著陸建章進後花園。進了後花園，陸建章卻沒有看到有什麽廳屋，更不用說花廳了，這才知道大事不好。
領陸進花園的其中一人這時說道：“送大帥升天！”陸建章悔之莫及，不由哀歎了一聲：“我不值得死在一個小孩子手中……”話音尚未落地，即被一槍斃命。
徐樹錚誘殺陸建章，就跟策劃劫械案一樣，都是先斬後奏，段祺瑞事先完全不知情。當有人將徐樹錚設計扣留陸建章的情況向他報告，並請求對陸建章從寬發落時，段祺瑞聽了還很詫異，說：“這件事我一點也不知道，你趕緊回天津，告訴他們不要這樣胡來。”
那人走了之後不久，徐樹錚的副官長就從天津打來長途電話，向曾毓雋報告了陸建章被殺的消息。曾毓雋急忙轉報段祺瑞，段祺瑞聽聞後驚訝萬狀，瞪目半晌才說出話來：“又錚闖的禍太大了！現在這樣吧，你先到總統麵前，探聽他的口氣如何。你就當成我還不知道這件事。”
當曾毓雋跑到總統府的時候，馮國璋也已經得到了消息。不等曾毓雋開口，他就先問道：“你是為了又錚的事情來的嗎？”
曾毓雋趕緊回答：“是。我來請示總統，這事該怎麽辦？”
馮國璋憤憤地說：“又錚在芝泉（段祺瑞）左右，一向為所欲為，今天這事未免太荒唐了。說好是責任內閣，你回去告訴芝泉，他怎麽辦，我就怎麽用印好了。”
徐樹錚誘殺陸建章一案發生後，有兩個人同時給外界留下了可怕的印象。
一個自然是徐樹錚。他與陸建章的兒子兒媳皆為留日同學，彼此相處也很好，然而僅僅因為政爭，竟然就六親不認、先發製人。其下手之狠辣幹脆與不計後果，實在令人側目。
另一個則是馮玉祥。陸建章於他有知遇之恩，又是至親，可是在誘殺案發生後，他不但絕口不提此案，表現得像一個沒事人一樣，而且還主動向段祺瑞和主戰派示好，自告奮勇要前往福建打廣東。
如果說在這幕大戲中徐樹錚扮了一回真小人，那馮玉祥的角色無疑就是偽君子。事實上，他們後來的種種言行作為，也恰如其分地驗證了人們對他們的這一印象。
徐樹錚的做法在北洋係內部引起了強烈不滿，連段芝貴都發出了“相煎何急”的感慨。段祺瑞也覺得徐樹錚行事太過分，以至於說了好幾個“該死”，然而事實已成，又不得不予以遷就。
徐樹錚一幹掉陸建章，就讓人將事先草擬好的一份致國務院、陸軍部的電報發了出來，同時，又給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方樞打電話，要方樞擬就一道命令，革去陸建章的軍職、勳位、勳章。
方樞隻得照此辦理，並在命令上照本宣科，寫上“茲據副司令徐樹錚電稱，陸建章由滬到津，來營煽惑，當場拿獲槍決”等詞句。 <h4>風向突變</h4>
雖然馮國璋已經聲明怎麽蓋印都可以，但方樞拿來請他蓋印的這道命令仍讓他覺得難以容忍。他把眼光停留在命令上有兩三分鍾，似乎在凝神注視，但同時又像在思索著什麽，之後臉上慢慢地露出了不以為然的神情。
馮國璋一麵用手指著命令，一麵轉過臉對方樞說：“陸朗齋（陸建章的字）就是有一百個該死，徐樹錚也不是能夠槍斃他的人，況且徐樹錚這個副司令，到底是誰給的他？所以我認為這個命令可以不下，你們再斟酌斟酌吧！”
在馮國璋說這些話時，方樞隻是默默地坐在那裏，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在馮國璋說完之後，他仍然一言不發，如同木雕泥塑一般。
大概覺得像這樣的僵局就算再堅持個八分鍾十分鍾，也不會再有什麽好結果，馮國璋就隨手把“陸令”放到一邊，接著再看其他還沒有看過的命令。最後，他把所有命令全部看完了，已從國務院回到總統府的惲寶惠也全部蓋好了印，並且一件一件遞還給了方樞。
就在這時，馮國璋又把“陸令”重新拿在手上，翻過來倒過去地足足看了三四遍。說是在看，其實倒不如說是還在思索什麽，終於，他似乎下定了“由你們去造吧”的決心，帶著極不滿意的表情將“陸令”往惲寶惠麵前一推，意思是可以蓋印了。
等惲寶惠把印蓋好，交還給方樞時，方樞仍是一言不發地收拾著所有命令。完了，他向馮國璋鞠一躬，便退出了春耦齋。
方樞走後，馮國璋才憤憤地對惲寶惠說：“你看，這有多麽荒唐！徐樹錚這麽胡鬧，難道芝泉（段祺瑞）就一點兒也不管嗎？”
從劫械案到誘殺案，段祺瑞對徐樹錚確實一路縱容下來。這固然是因為小徐在他心目中獨一無二，即便闖下天大的禍，也願意替對方背下黑鍋，但同時也不得不承認，徐樹錚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歸根結底還是為他老段著想。
如同劫械案後改變了主和派的被動局麵一樣，誘殺案也使得隨後召開的天津督軍會議風向突變。本來與會者已傾向於主和，隻要陸建章再放一把火，就足以讓會場變成主和派的專場表演。可是陸建章的人頭落地，把好些人都給嚇壞了。
陸建章是袁世凱武衛右軍（即小站練兵的基本部隊）的老人，曾經做過陝西督軍，生前雖已無實權，但還是上將銜的陸軍中將。可是說殺就殺了，死後還要革去軍職、勳位、勳章。主和還是主戰，不就是張嘴表個態嗎，多大的事啊，犯得著觸這個黴頭？
連馮玉祥都做了縮頭烏龜，更沒有誰願意逆勢而動。於是會議基調立刻由主和轉向主戰，眾人不僅一致同意徐世昌為下屆總統，還一致讚同繼續對南方用兵，這裏麵既包括原來的主戰大將張作霖、倪嗣衝，也加入了曹錕、張懷芝。
要繼續南征得有人領銜掛帥。幾個重量級的人物，張作霖、倪嗣衝都不願離開自己的地盤南下，曹錕指盼著當副總統，也不肯走，隻有張懷芝因為在回到山東時，督軍位置已被別人搶走，所以樂於向南找地盤。
1918年6月20日，北京政府連發數道命令，特派張懷芝為援粵軍總司令、吳佩孚為副司令。一周後，段祺瑞下令湘南、湘東各部隊開始總攻，恍惚間，他似乎又看到了南北統一的希望。
可是事與願違，張懷芝在北洋係中資格雖老，卻實在不是一個慣於征戰的良將。相比之下，吳佩孚在軍事上頗有韜略，且已成為北軍中的第一號殺手，然而他又偏偏不買段祺瑞的賬。
為了使吳佩孚能夠為己所用，老段可謂想盡了辦法，使盡了招數。發動總攻之前，他以總理和北洋元老的身份，破例屈尊直接打長途電話給吳佩孚表示慰問，接著又授予吳佩孚“孚威將軍”的稱號。
“將軍”本身是個代表榮譽的虛銜，一般情況下隻有督軍一級的人物下台後才能被授予。吳佩孚僅僅是個師長，既未下台，又無督軍資格，竟然能獲得這樣的頭銜，民國創建以來從無此先例可循，由此足見段祺瑞對他的重視和拉攏。
問題是，吳佩孚雖為北洋新秀，但在自命不凡、剛愎自用方麵，卻與段祺瑞這個老前輩絕對有一拚，更主要的是他隻效忠於馮國璋、曹錕，段祺瑞待他再好、恩寵再多，也休想讓他改換門庭。
7月3日，吳佩孚公然派代表參加衡陽各界人士召開的罷兵息戰大會。在他的影響下，馮玉祥也在湖南常德宣布停戰，整個湖南戰局由此急劇動搖。 <h4>反手一巴掌</h4>
麵對這一情況，段祺瑞急忙授意再次在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以商討應對之策。會上督軍們在口頭上仍堅持要南征，當談到誰來當前鋒時，大家都公推奉軍。與會的張作霖一聽，馬上表示自己隻願當各軍的預備隊。
各軍在前麵耗實力，奉軍在後麵撿現成便宜。其他督軍沒有一個會犯傻到連這點小心眼都看不出，於是都不樂意了。
與會者吵吵鬧鬧，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肯當先鋒的人選。不過大家有一點倒是相當一致，就是向北京政府索要軍餉。
督軍團倒也不是完全在借機要挾政府，自古以來，打仗都不能沒有軍餉，這跟吃不上草料的馬沒法跑路是一個道理。於是段內閣又在錢的問題上動起了腦筋。
其實在段祺瑞重新組閣前後，北京政府可以說就是依靠著對日借款而維持下來的。即便這樣，一旦遇到計劃外的大筆開支，仍然不敷使用，比如這次天津會議，督軍團一開口就是一千五百萬元。為此，西原提出了一個以“幣製借款”為準備金，在中國國內發行“金本位紙幣”的設想。
當西原征求時任交通次長的葉恭綽的意見時，葉恭綽問他：“實行金本位，是不是需要鑄造金幣？”
西原回答：“不必，可以日本金圓做準備。”
葉恭綽認為這就是個問題，因為日本並不是一個產金國家，自己也缺乏生金，以日本金圓做準備並不可靠，同時從中國這一方麵來說，“若不造金的硬幣，那金紙幣所代表的是什麽呢”？
接著他又向西原提了一堆“純技術”問題：例如若以日本金圓做準備，國際比價怎樣定法？中國金幣和日本金圓的比價又怎樣定法？
西原是政治幕僚，不是財政專家或經濟學家、銀行家，頓時被問得啞口無言。
不過西原的設想還是得到了新交通係首領、時任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曹汝霖的讚同。曹汝霖遂向段祺瑞建議實行幣製改革，其主要措施是成立幣製局發行金幣券（即西原所說的“金本位紙幣”），數額為兩億四千萬元，同時向朝鮮銀行借款八千萬元為三分之一的準備金。
有了這兩億四千萬元，段祺瑞自然就不愁給督軍團發軍餉了。他接受曹汝霖的建議，隨後就讓人擬製金幣券發行條例，交馮國璋公布施行。
不料金幣券條例公布後，立即遭到了四國銀行團的反對，四國銀行團認為中國要搞幣製改革必須事先征得它的同意，不能單獨進行。日本迫於西方國家的壓力，宣布對於“幣製借款”暫時不做考慮，同時將西原撤回了國內。
因為夭折的“幣製借款”，一直以來北京政府都在向日本秘密借款的事也被報界披露出來，一家通訊社還發表了“二萬萬亡國大借款”的消息。消息一出，頓時舉國嘩然，人們對於“二十一條”的遺恨被重新勾起，抗議浪潮此起彼伏，對段內閣乃至段本人的聲譽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張作霖這次參加天津督軍團會議，無意中發現一個驚人的秘密：從段祺瑞重新組閣起，徐樹錚一共代領奉軍軍餉550萬元，但奉軍隻收到180萬元。
少掉的那370萬元到哪兒去啦？原來都被徐樹錚拿去“經營”國會選舉和編練“參戰軍”了。
事情還不僅限於此。六個新編奉軍旅有兩個旅歸參戰督辦處統轄，徐樹錚把這兩個旅的旅長位置都給了他的士官同學。有人便向張作霖告狀，說徐樹錚挖了奉軍的部隊，“徐、楊（楊宇霆）合謀，內外結成一氣，並將部隊挖去兩個旅，而楊另有所圖，乃大患也。”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雖然徐樹錚曾送來一份“大禮”，可賬算到最後，自己竟然吃了一個更大的暗虧。張作霖氣得直跳腳，他先去段祺瑞麵前告狀，段祺瑞卻很詫異地對他說：“他是副司令，你不在，當然由他行使職權。不然，何必設這麽一個副司令呢？”
張作霖被駁得啞口無言，隻好又直接把徐樹錚找來算賬。以為真相敗露後，對方會驚慌失措乃至討饒，沒料到徐樹錚竟然也表現得理直氣壯，毫無愧疚之感。
在徐樹錚看來，自己對奉軍和他老張算是不錯了。奉軍自入關之後，就不斷地向他要餉，而他不得不為此到處張羅，最緊張的時候曾派人分赴江、浙籌款。可是餉項發了，奉軍卻又不積極作戰。這使他感到奉軍實際不起作用，反而成了一個隻知要錢的包袱。
二人大吵一通，張作霖吼道：“從現在起，你就不再是副司令了！”隨後，張作霖將徐樹錚、楊宇霆雙雙免職。六個新編旅除歸參戰督辦處統轄的那兩個外，全部收回。本來他還想向徐樹錚索要少掉的那些軍餉，經段祺瑞從中說情方才作罷。
就在後院火光遍地的當口，前線也出現了更加不令人省心的情況。1918年8月7日，吳佩孚發表了致李純的“陽電”。在電文中，他公開打出議和的旗號，痛斥皖係主戰派的“武力統一”政策，指責其“耗資數千萬、糜爛十數省”，“實亡國之政策也”。
“陽電”如同一篇討段檄文，對段祺瑞的痛罵程度甚至超過了西南方麵和“長江三督”。
8月21日，吳佩孚又聯合馮玉祥等十五人通電全國，再次呼籲停戰，並要求馮國璋以大總統身份“頒布通體一國罷戰之明令”。
對於吳佩孚等人的呼籲，馮國璋當然不便直接答複，但西南方麵和“長江三督”都紛紛響應起來，對段內閣造成了極大壓力。
麵對吳佩孚咄咄逼人的電報戰，段祺瑞起初保持沉默，想借助於調解，與吳佩孚達成諒解。爾後見對方的勢頭越來越猛，隻好用老師和長輩的口吻發電斥責吳佩孚，說：“師長職位卑小，不應對時局妄發議論。”同時又退而及己：“爾從吾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當自責。”
段祺瑞自稱老師，吳佩孚卻不想給這位“老師”留麵子。他在複電中稱，他之所以要通電主和，其實就是仿照了“我師”當年通電宣布共和的例子——都是您老教育我這麽做的，您現在就別再自怨自艾了。
吳佩孚的反手一巴掌，直接就把段祺瑞的軍事指揮權威給扇掉了。8月31日，段祺瑞被迫宣布暫停對南方用兵，他的武力統一政策再次以失敗而告終。 <h4>一切包在我徐某身上</h4>
在軍事失敗的同時，皖係在政治上卻打了個大勝仗。在新組成的國會內，共有議員800多人，時稱“八百羅漢”，其中安福係就占到230多人，名正言順地成為新國會第一大派係。管理安福係的王揖唐當選為眾議院議長，交通係首領梁士詒當選為參議院議長。
如果說在舊國會裏，國民黨足以呼風喚雨，新國會則被烙上了很明顯的段派印記，時人幹脆稱之為“安福國會”。
徐樹錚雖然在“安福國會”中並沒有位置，但卻有很強的號召力。在北洋係中，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都屬於具備政治眼光的元勳級人物，他們以下，不是袁世凱小站練兵時期的骨幹，就是北洋係軍官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這些“近親繁殖”的北洋係官員，即使進過軍事學堂的，說到底也隻是一介武夫，不懂什麽政治。他們之間雖然常因爭權奪利發生矛盾，但多數僅出於意氣之爭，很少經過縝密的考慮。
徐樹錚非“近親繁殖”的北洋軍人，所以他在北洋係中一直被稱作“外來戶”。他這個“外來戶”自命文武兼資，除了軍人身份外，同時也具有政治家的特質。在當時的北洋軍人中，像他這樣有個人的政治理想和一套具體辦法的，可以說絕無僅有。風頭正勁的吳佩孚雖然也是秀才，且以文采自負，然而要講起政治，卻遠不如徐樹錚。
另一方麵，徐樹錚內心向以文人為尊，看不起一般粗野少文的武人同僚，唯對社會上公認的那些文壇名家推崇優禮。比如小說翻譯家林紓就曾被徐樹錚請到自己創辦的成達中學擔任教職。
因此之故，段派嫡係軍人能夠接近徐樹錚，但和他並不親近，倒是那些文人幕僚能夠和徐樹錚親近。像曾毓雋、王揖唐、梁鴻誌這些人，本身也都是一些自命不凡之人，然而對徐樹錚都極為傾倒。他們尚且如此，國會中的一般議員就更不用說了。
毫不誇張地說，徐樹錚就是安福係和“安福國會”中的天王巨星。很多議員想盡辦法要接近徐樹錚，哪怕從中得到一言半語也引以為榮。他們打聽到徐樹錚每個周六的晚上都要在家裏舉行會議，於是便紛紛在這天晚上擁進徐宅。
徐樹錚有時需要在會上與段幕的其他幕僚們商議要政，不方便讓這些議員參加，可又不好意思下逐客令，於是隻好暗地裏將例會由星期六改為星期二，並特地關照王揖唐，讓他轉告議員們：“沒事不要瞎跑！”
接下來要搞總統選舉。在段祺瑞放棄當總統的前提下，徐樹錚同樣把徐世昌作為心目中的新總統人選。
徐世昌在清末時中過進士，是袁世凱生前所說的“三個半翰林”中的一個。與少時就考中秀才的徐樹錚一樣，徐世昌是個“讀書種子”，徐樹錚對此老很是佩服，而他對徐樹錚也很欣賞，常約徐樹錚前去吟詩作文。二人一老一少，堪稱惺惺相惜，時人稱之為大徐、小徐。
徐世昌之前的政界職位是袁世凱時代的國務卿，後來再未當過一官半職，對於過一過總統癮的誘惑很難拒絕。當段祺瑞派人征求其意見時，他立即表示可以勉為其難：“既然大家說非我不可，我也不妨賣賣老麵子。”
不過徐世昌又向來自命清高，以淡漠於功名利祿的形象示人，所以他還有話在先：“倘若叫我出來奔走競選，那種鑽營覓縫的事我是不屑為的。”
聽說老徐肯出來，隻是尚有一些顧慮，小徐隨後便去勸駕。他先說了一番“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類的話，接著把胸口一拍：“隻要鞠老（徐世昌號鞠人或菊人）肯出山，一切包在我徐某身上。”
為了幫助徐世昌競選，徐樹錚動用了安福係的全部資源。安福係的內部組織其實較為簡單，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家商店，則徐樹錚相當於商店老板，王揖唐相當於外櫃掌櫃。安福係的經費由徐樹錚這個“商店老板”提供，但“外櫃掌櫃”無權隨意開支，因為徐樹錚又另外找人當了“內櫃掌櫃”，一切支出都必須經“內櫃掌櫃”核定。
在安福係列名的議員每月可得到一張三百元的支票津貼，支票上還蓋有“任重致遠”的圖章。最早議員較少，後來新國會組成，列名議員急劇增加，一個月光議員津貼就是一個不小的數字，這些都需要徐樹錚提供。
在被張作霖撤掉奉軍副司令一職後，挪用奉軍軍餉已經不可能了，但徐樹錚有新辦法。隨著段祺瑞組閣，他也複任陸軍次長。當時各部隊“吃空餉”之風盛行，徐樹錚就派員到部隊點名，按實有人數發餉，多餘之款由陸軍部截留，謂之“截曠”。陸軍部每個月都有一筆為數甚巨的“截曠”，徐樹錚也就每個月都從中取出款項，作為議員津貼。
王揖唐是段祺瑞的同鄉，也是一個能文能武、自命不凡的人物。在段幕之中，除了徐樹錚，就數他的脾氣最大。可是他在徐樹錚麵前也沒有多少討價還價的餘地，更別說貪汙津貼了。
後來王揖唐被委任為南北和議代表，對安福係無法兼顧，有時就不能按時發放津貼。隨之而來就有議員告發他克扣津貼，聽到這個消息後，議員們全都群集於曾毓雋家中，嚷嚷著要討一個說法。
徐樹錚聞訊，急忙將發津貼以及競選的具體事宜轉付曾毓雋，此後安福係便由徐樹錚、曾毓雋共同負責，議員也再未有過異議。
競選過程非常繁雜，這也是老徐望而卻步的一個重要原因。曾毓雋每天吃完晚飯，隻小睡片刻，就要驅車前往安福胡同。其間，人事糾紛，政局問題，紛至遝來，足以令曾毓雋應接不暇。
曾毓雋忙，徐樹錚也不閑著，他盡管不管具體瑣碎事務，可是大政方針全都需要他來拿主意、定調子。那些天裏，一直到晚上10點左右，梁宅仍然是車馬盈門，高朋滿座，至午夜始散，乃是常事。 <h4>揖讓一堂</h4>
安福係應該算是當時北方政壇最好的競選班子了，但在聽取“班子”的報告後，段祺瑞認為還不妥當，必須先向各省督軍疏通好，才能確保沒有阻力。
督軍之中，比較成問題的是“兩棲督軍”曹錕。此君一向在馮國璋、段祺瑞，主戰派、主和派之間擺來擺去，政治態度不太堅定。
可是曹錕也有個“小辮子”被徐樹錚抓在手上，那就是想做副總統。徐樹錚說：“曹三（曹錕）有什麽了不起，許他個副總統，他就搖著尾巴跟我們走了。”
以前為了讓曹錕投向主戰派一方，徐樹錚已經用過這一招，結果曹錕成了最激烈的主戰派。如今故技複施，居然也一樣有效，曹錕馬上同意擁護徐世昌。
搞定了曹錕，段祺瑞仍唯恐有失。他親自出馬，以巡遊長江為名，和各省督軍挨個秘密交換意見。在全都得到滿意答複後，他才放下心來。
1918年9月4日，“安福國會”舉行總統選舉，到會議員436人，徐世昌以425票當選為新一屆總統。
當選總統後，徐世昌還半真半假地一再表示退讓。於是乎，各省督軍捧場，議員竭誠擁戴，議會電催就職，真的呈現出了一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畫麵。看到這一情景，徐世昌才應允就任總統職。
總統為國家元首，老徐竟然不費半點氣力就唾手而得，可以說全賴段祺瑞、徐樹錚之功。他自己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一邊為了“謝票”，忙著給議員們贈送親筆所書的對聯及簽名照片；一邊表示，他當大總統隻能一次，下次大總統必須由芝泉（段祺瑞）來幹。
10月10日，在新舊總統交接典禮上，馮國璋向徐世昌正式交出了權力。當天，段祺瑞遵守約定，辭去總理職務，並聲明以後專任參戰督辦，不再過問國內的兵戎之事。
馮國璋雖然被形勢所逼，隻能跟段祺瑞共同演出一幕“揖讓一堂”的劇目，但他內心其實既不甘心失去總統職位，同時對段祺瑞的相攜退出也不完全領情。
典禮一結束，在新任大總統徐世昌的特別交代下，馮國璋仍得以坐著總統專用的汽車返回私宅。這時他對隨同的幕僚們說了一句真心話：“這一回，咱們是栽給芝泉（段祺瑞）了。歇兩天，將來再看咱們的！”
徐世昌上台後，為了安慰馮國璋，特準其仍節製北洋軍的兩個師。馮國璋後來又從家鄉去北京，表麵是處理兩師爭陸軍部軍餉事宜，實際是想聯絡直係，欲圖東山再起。不過這次他倒沒忘記到段公館做客，並且跟老段打上四圈麻將。
以馮國璋不甘寂寞的心態，假以時日，未嚐不能大顯身手，再和段祺瑞上演新一輪府院之爭。可惜的是他已力不從心，兩個月後就因病在北京的私宅內去世了。
馮國璋死後，段祺瑞趕赴馮宅吊唁。他到的時候，馮國璋還沒有入殮，於是便徑直走到馮國璋的遺體跟前，把蓋在馮身上的“蓋簾”掀了起來。
眼前的馮國璋已經不會言動，那一聲親親熱熱的“四哥”更是顯得無比遙遠和陌生——
“四哥快來！”
“你們看，芝泉這個粗！芝泉這個粗！”
……
如果這段對話沒有發生，或許兄弟倆就不會在殘酷的政治場上將彼此傷害得遍體鱗傷了吧。
沒有人知道段祺瑞那向來毫無表情的嚴肅麵容背後，會不會也有幾許酸楚和悔意。人們隻看到，他在端詳馮國璋的麵容之後，便把“蓋簾”放下，轉身離開了。
後來，馮家收到了一副段祺瑞親擬的挽聯，挽詞是：“正擬同舟共濟；何期分道揚鑣”。 <h4>打仗第一名</h4>
在段祺瑞辭職下野前，他派出了一支部隊遠赴西伯利亞作戰。
此時“一戰”已進入尾聲，但鑒於俄國爆發革命並與德國單獨媾和，協約國方麵仍認為東線戰場有重新恢複的必要。由於英法兩國本身都深陷於西線戰場，抽不出足夠的兵力前往東線，於是它們便號召其他成員國盡量派遣軍隊前往遠東，以對白俄軍隊進行支援，這一出兵行動在曆史上被稱為“西伯利亞幹涉”。
盡管赴歐華工無論在前線還是後方都奮勇當先，早已成為協約國作戰鏈中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環節，可是一些協約國成員仍然心理上不平衡，認為中國參戰較晚，犧牲和貢獻較小，然而卻同樣可以參與戰後的利益分配，屬於“投機取巧撿了個大便宜”。
此次幹涉行動發生於遠東，自然不能繼續讓中國“白撿便宜”。英國駐華公使、日本駐華公使先後出麵對中國外交部進行勸說：“中國雖加入協約國對德、奧宣戰，但並未出兵參戰，恐在和會中難以取得與其他戰勝國同樣的條件。應出兵海參崴，會同協約國圍攻俄國革命黨，借以取得和會中有利地位。”
一方麵是考慮以後在和會上討價還價；另一方麵也考慮到“西伯利亞幹涉”對協約國最終取勝所具有的意義，段祺瑞深感確有出兵的必要。可是如果讓各省督軍派兵吧，還在對德宣戰之前，他們就都表現出了怕到歐洲打仗送命的態度，特別是非嫡係的直係、奉係，更別指望。一旦向他們提出派兵的要求，準是又要編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加以拒絕或推遲出征，而在軍餉方麵照例還會獅子大開口。
求人不如求己。段祺瑞當時可以直接控製的北洋正規軍不多，駐防南苑的陸軍第九師為其中之一。他於是下令從第九師中抽出第三十三混成團，以該混成團為主組建中國陸軍第一支隊（以下簡稱中國支隊），立即開赴海參崴作戰，同時前往海參崴的還有包括“海容艦”在內的兩艘軍艦。
中國支隊以第三十三混成團的三個步兵營為主，外加一個騎兵連、一個機關槍連和兩個炮兵連等特種部隊。組編完成後，官兵由支隊司令、原第三十三混成團團長宋煥章率領，從北京出發，經沈陽、哈爾濱進入俄境。
協約國派往西伯利亞的部隊數量不一。英法以聯合軍的形式參與，在海參崴也不過隻駐了一個營，另外配土耳其的一個旅供其指揮，才不至於顯得過於寒酸。出兵最多的是日本，據說出動了七個師團，僅在伯利就有兩個師團。相比之下，中國派出的兵力不算多，但也不是最少。
“西伯利亞幹涉”期間，蘇俄正忙於內戰，無心和協約國發生大規模正麵衝突。在遠東對幹涉軍進行牽製的主要是蘇俄遊擊隊，當時稱為“窮黨”。
這些穿便衣持槍的“窮黨”晝伏夜出，出沒無常，而且幾乎到處都是。與他們作戰，各國幹涉軍並不如想象的那樣占有優勢，但中國支隊卻表現優良，居然被評為“打仗第一名”。時隔一年，當第九師師長魏宗翰等人前往海參崴慰問官兵時，英法聯軍某上校司令還特地發表講話，盛讚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並希望合作到底。
第九師係由袁世凱時期的模範團擴編而成，在北洋軍中本就屬於第一流精銳部隊。中國人在近代總被老外欺負，為了能夠在此次國外軍事行動中不辱國格，陸軍部又對中國支隊進行了精心組編和訓練，所以無論武器裝備還是人員素質都已是優中選優——裝備在幹涉軍中被評列為第二名，軍紀方麵則高居榜首。
中國軍隊的軍紀能保持得這麽好，以至於連“窮黨”都引為“好朋友”，除了支隊官兵本身素質較高外，與後勤充足也有著莫大關聯。 <h4>陰影</h4>
中國支隊歸陸軍部直轄，出發前，所有官兵均由陸軍部製發上中等黃呢子製服。在支隊開拔的同時，陸軍部即在長春設立總兵站，從沈陽、哈爾濱到支隊司令部所在的俄境雙城子，也均設有分兵站。
魏宗翰等人到海參崴慰問的一次，僅帶去的慰問品就計有：在南苑宰殺的大黃牛兩頭、在北京城內所烙的約一萬斤麵的山東大鍋餅、在上海買的美麗牌香煙和毛巾、在長春總兵站購買的兩千斤白幹酒等。所有這些慰問品，把一節鐵悶罐車都裝得滿滿的。
除了後勤充裕外，中國支隊自進入俄境起，行動就很謹慎，不僅從上至下保持著良好軍紀，不擾民不滋事，而且夜間也從不出動，隻有白天才會在防地附近巡查。
巡查時免不了遇到“窮黨”。“窮黨”遠遠看到是中國軍隊，便會用俄語大聲呼喊：“中國人和我們是好朋友！我們不打你們，你們也不要打我們！”
中國兵聽到後，立即從遠處放一排槍過去，“窮黨”也不還擊，就全都躲開了。不管“窮黨”究竟出於什麽樣的想法和考慮，總之中國支隊可以在基本不打硬仗、不受損失的情況下，把防務完成得很好，這就是“打仗第一名”。
其他協約國特別是投重兵於西線的歐美國家，對幹涉行動要麽力不從心，要麽不夠重視。美軍的裝備最好，但是派來作戰的士兵素質很差，一聽到槍聲就往回跑，而且不敢到村莊裏去，以至於讓美軍獲得了“打仗最差”的評價。日軍大概是協約國中對“西伯利亞幹涉”最為重視，也最花力氣的，可同時也是投入產出比最糟糕的。
西伯利亞氣候寒冷，缺少青菜，作為亞洲人，對這種生活非常不習慣。日軍又向來不重視後勤，士兵的待遇很低，這無異於雪上加霜，導致他們的軍紀之壞在參戰國中排第一。
“窮黨”不打中國人，但對日本人非常痛恨，打得非常凶。日軍兵營常常遭到“窮黨”夜襲，部隊一營一連地被圍攻繳械，損失很大。
中國支隊主要負責分擔海參崴以東鐵路附近的防務，另抽出一個騎兵連到伯利歸日軍指揮。到伯利去的那個騎兵連遇到了和主力幾乎一模一樣的情況，即“窮黨”隻要望見中國國旗就會大喊：“我們是好朋友，誰也不能打誰。”
由於和日軍一道行動，騎兵連很怕被“窮黨”看成是日軍，行軍時都不願和他們銜接在一起，總是或前或後地保持著一定距離，因而蒙受的損失也不大。
中國支隊和華工赴歐一樣，都是在國力弱小的情況下，竭力爭取國際地位的一種努力。與當地華僑接觸時間一長，他們能切身感受到華僑們對故國那種希望和失望並存的複雜心境。
“威海衛華工營”的華工在法國見到過一個中國女子。這名中國女子是北京西郊海澱人，是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時被擄到法國來的。八國聯軍攻進北京，不僅北京城被糟蹋得不成樣子，就連距離北京城十五裏的海澱也未能幸免。她那一年才十八歲，家裏開一家香燭店，結果香燭店被焚毀，一家人都被殺光了，隻有她因被一名法國軍官擄走而僥幸活了下來。
華工見到這名女子時，她還不到四十歲，獨自經營著一家雜貨店。她有兩子三女，因為“一戰”爆發，兩個兒子都參軍上了戰場，隻有三個女兒陪伴在身邊。母女四人見到中國人都分外親熱，總是用酒和咖啡招待他們，並借以打聽國內的情況，尤其是她家鄉海澱的情況。
有一次被問到法國人待她們怎樣時，女子說，周圍熟悉的人都很敬重她們，隻是一提到“中國人”這三個字，就顯得不夠尊重。為此，她感慨地說：“這是祖國太亂太弱之故。”
女子的法國丈夫在五年前去世了。去世之前，夫妻之間感情很好，丈夫曾教她法文、算學和地理，所以她能看法文報紙，也了解國際大事。這時“一戰”已經結束，協約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時稱“巴黎和會”。她在法國的報紙上看到，法國總理克裏孟梭竟然在和會上說：“中國不過是一個地理名詞。”這句話讓她備感傷心。
中國參加“一戰”，乃至加入“西伯利亞幹涉”，其原始動機都是要獲得參與巴黎和會的機會，並在和會上爭取失去的權益。如今該付出的付出了，也得到了參加和會的資格，可是克裏孟梭的那句話卻分明已經給中國的和會之旅罩上了一層沉重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