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對來見他的任何客人，向來不迎接到樓門以外，這次得知梁啟超來訪，他竟然穿上馬褂一直迎到院內梁坐的汽車旁邊，並且握著梁的手連連說：“老弟，久違！久違！”
把梁啟超讓到小會客廳後，段祺瑞又讓家人在午餐時預備正餐。段祺瑞留客人吃飯，一般隻預備便飯，指明預備正餐，是暗示要加添燕窩魚翅等海菜，以表示對客人的格外尊重。
這天梁、段從上午10點起，連續談到下午3點多鍾，梁啟超才告辭而去。
談話中，梁啟超主要分析的還是德國為什麽會輸以及中國為什麽要參戰。
德國為什麽會輸——不錯，德國軍隊確實部隊精壯、武器優良，但同盟國和協約國戰爭的勝負，並不在於軍隊和武器的強弱優劣，而在於最後誰能在經濟上撐得住。仗打了三年，德國的人力物力已經捉襟見肘，而英法等協約國卻資源豐富，又有美國在後麵幫忙，經濟方麵遠勝於德。
中國為什麽要參戰——中國既已與德國斷絕邦交，那就算是把德國給得罪了，如果遲遲不參戰，德國一旦取勝，中國勢必處於戰敗國的地位。反過來，英法若勝，因並未對德宣戰，中國也不能被列為戰勝國！ <h4>還得依賴實力</h4>
梁啟超此次訪段顯然是有備而來，在原先的基礎上又做了精心研究和準備。在講到中國因不能參戰而可能麵臨的嚴重後果時，他痛心疾首：“從此（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加低落，將何以自存？況日本業已參戰，到德國戰敗，則東鄰虎視，列強環伺，中國的前途更不堪設想！”
由於外界阻力太大，段祺瑞對德宣戰上的決心難免受到影響。與梁啟超的這次長談猶如給他打了一針強心劑，自此對德宣戰的意誌更為堅決，要黎元洪明令宣戰的心情也更為迫切。
為了攻下黎元洪這座“堡壘”，段祺瑞特邀徐世昌、王士珍、梁啟超等人同赴總統府，請黎元洪說明他反對參戰的具體理由。
黎元洪當然不能說出我忌憚你老段之類的話，隻能說：“我對這個問題是沒有成見的，但是我認為少數應服從多數。現在輿論界都反對宣戰，我們不能不予以重視。”
對於輿論反對這一招，段祺瑞早有防備，要不然就不會把梁啟超給邀來了。梁啟超馬上接過黎元洪的話茬兒：“輿論？什麽輿論？我就是輿論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堅決主張宣戰的。”
黎元洪張口結舌，隻得把目光轉向王士珍說：“軍界也不讚成，聘老（王士珍字聘卿）就是一個。”
王士珍的確不讚成，可這隻是他和黎元洪私下的交流，萬想不到黎元洪會當眾把他推出來做擋箭牌。眼看已毫無躲閃餘地，不得不閃爍其詞：“德國陸軍世界第一，如果德國戰勝，事情就難辦了。”
這次會談又是各說各話、無果而終，不僅沒有能夠彌合黎段之間的分歧，還將府院雙方推到了更加水火不容的地步。
除丁佛言外，黎幕尚有被段派稱為“四凶”的“四大金剛”，包括哈漢章、蔣作賓等人。這些家夥每天不幹別的，就是琢磨如何倒段，而且餿點子著實不少：哈漢章慫恿黎元洪聯馮（馮國璋）倒段，蔣作賓更發密電給東北的張作霖，以事成之後許以更大權位為誘餌，要對方反段擁黎。
蔣作賓的密電被段祺瑞的幕僚、陸軍次長傅良佐查獲了，段祺瑞為免被動，隻好立即派人去東北對張作霖進行拉攏。
黎幕固然殺氣騰騰，可段幕也不是吃素的。徐樹錚在是否參戰問題上與黎元洪看法相同，但這並不妨得他準備利用參戰問題逼迫黎元洪讓步。因為從參戰問題出發，可以預知黎元洪以後一定不會和段祺瑞好好合作，國務院的其他政策也不可能貫徹得下去，這是最令徐樹錚憂慮和惱火的。
怎麽逼迫？還得依賴實力。在這方麵，徐樹錚早已駕輕就熟。他離京奔走於各地，上海、南京、徐州……對各省督軍煽風點火，穿針引線，鼓動他們到京城去參政議政。
徐樹錚本來希望馮國璋能出來帶個頭，但馮國璋自上次來京調解後，已經弄清府院關係之複雜，知道總理、總統和國會這三方都不是容易對付的角色，而且哪一邊都得罪不起——馮與段同學同事多年，又是換帖兄弟，至少不能跟段唱對台戲；馮自己是副總統，隻要說出任何不利於黎的話，就會令人誤會有取黎自代的企圖；國會更是惹不得，因為馮本人就是國會選舉出來的副總統。
馮國璋對徐樹錚說：“雖然大家捧我，有了這名義（指身兼副總統），我倒不好說話了，還是推張巡帥出來講幾句話吧。”
張巡帥也就是張勳，因其時任長江七省巡閱使，故有此稱。他原先不是北洋嫡係，後來才依附於北洋，屬於北洋中的雜牌。
北洋實力既沒有一般人想象的那麽壯大，又以雜牌居多。張勳以徐州所屬八縣為中心，所部分布於蘇皖各地區，共有步馬炮各兵種六十營，共三萬人。這在北洋雜牌中已經屬於比較強的了，像安徽督軍倪嗣衝就隻有三十八營近兩萬人。
民初國內軍隊有南軍北軍之稱，張勳作為北軍雜牌之首，曾被推為北方十三省區大盟主，並三次在徐州召集北軍軍頭開會，遂為各方麵所特別重視。
在馮國璋推薦下，徐樹錚又邀張勳出麵。張勳召集幕僚商量，他的幕僚們認為段、黎“各挾私意以相爭”，張勳去了隻會被拿去當槍使。張勳聽了這些話，便隻派了一名代表赴京。
除馮國璋、張勳僅派代表外，其他督軍都已同意入京。徐樹錚這邊一布置成熟，段祺瑞即宣布召集督軍們到京討論時局。為了能夠名正言順，對外隻說是討論裁兵節餉問題。 <h4>定心丸</h4>
第一個到京的是安徽督軍倪嗣衝。由於徐樹錚在遊說時曾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囑咐倪嗣衝在參戰問題上維持中立，所以倪嗣衝不僅發電維持中立，而且動身時又發表了反戰講話，說對德宣戰一定會引起亡國後果雲雲。
倪嗣衝也不是北洋嫡係，對府院之爭的內幕不太了解。到了京城後他還拎不清行情，以為總統比總理大，於是就先去拜見了黎元洪，同時還保舉其侄兒和兒子分別晉升中將、少將。
黎元洪明知段祺瑞召集軍事會議是要對他進行施壓，心裏已經很不痛快，又見倪嗣衝態度恭順謙卑，當即便決定拿這個“軟柿子”開刀立威。隻見他沉下臉來，大聲嗬斥道：“怎麽，你到北京來是為你的侄兒、兒子謀功名富貴的嗎？他們配當中將、少將嗎？授官是總統的大權，你身為省長，有什麽資格求官？”
倪嗣衝被罵得麵紅耳赤，無地自容，慌忙退出了總統府。
接著倪嗣衝去謁見段祺瑞。段祺瑞對倪嗣衝的反戰言論很是反感，一問才知道是他受了徐樹錚的影響，本人其實笨笨的、傻傻的，除了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盤和實力外，並無什麽確定的政治主張。
針對倪嗣衝的心理，段祺瑞給他吃了一顆定心丸，說明宣戰不僅不需要派兵出國，而且還可以獲得日本的借款、軍械以及其他優待條件。
如倪嗣衝這等粗魯少文的武人，你給他講高大上的政治理論，他根本無法領會，但做某事隻有大把好處而沒有什麽壞處，他立刻就能聽懂。再加上黎元洪不給麵子，相比之下，段祺瑞卻和藹可親，於是倪嗣衝馬上由反戰派變成了最積極的主戰派，他向外界大聲疾呼：“應當無條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湖北督軍王占元與倪嗣衝遭遇相仿，他當即表示：“前此有電請維持中立者，係徐樹錚示意，今日來京，方知參戰之必要。”其他陸續來京的督軍在被段祺瑞逐一開導後，也都對宣戰投了讚成票。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親自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督軍、督軍代表共二十餘人，這就是所謂的督軍團。
段祺瑞事先準備好了一張簽名單，上有“讚成總理外交政策”八個字，與會者一致在上麵簽上自己的大名，而後這張簽名單便被送往了總統府。
段祺瑞業餘愛打牌，每天晚飯後都要準時過上一把牌癮。督軍團進京，令段公館的牌桌進入了史上最熱鬧的時代——督軍們常聚在段公館開會，開完會就來上幾桌麻將。
倪嗣衝等人在北洋軍中號稱勇將，他們在戰場上究竟勇不勇，段府家人也不知道，但親眼所見，這些人在賭博場上倒真的都是以一當十，頗有英雄氣概。那時候每天的輸贏都有千八百塊，光段公館抽的“頭錢”（即抽頭）積累下來就是一個頗為可觀的數字了。
督軍們把賭博場上的英雄氣概順延到了“參政議政”上，連國務院的內閣會議他們也要參加。當時內閣成員因為辭職、請假、免職等各種原因，一共隻剩下三人，可列席的督軍和督軍代表倒有二十多個，討論議題時，三個閣員連插嘴的機會都沒有。
有督軍團助力，參戰案很快就在內閣會議上得以通過。會後，段祺瑞拿著這個方案請總統核準。因為在絕交案風波中，黎元洪已經答應不會反對內閣已經確定的方針，於是隻得同意將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
國會才是真正難辦的。梁啟超、湯化龍的研究係議員是全體讚成參戰的，但他們在國會中並不占多數，占多數的是國民黨議員。
說起來，民初的議員老爺們與官僚相比較並沒有什麽兩樣，甚至在食利方麵還有過之。就國民黨議員而言，他們對孫中山的崇拜，也僅止於崇拜孫的地位，其實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打算。也因此，當時的國民黨議員中有所謂“南孫北張”和“大孫小孫”一類的名詞。
“北張”指的是張繼一派，該派直接就擺出要與孫中山分庭抗禮的架勢。“小孫”指的是孫洪伊的“小孫派”，從在字麵上看，這一派還謙虛一點，自稱“小孫”，起碼是要與孫中山分出大小，以示不敢並駕齊驅之意。
不管出自於“北張”還是“小孫”，這些所謂的國民黨議員都隻有一個“政見”，那就是擁黎反段。國會會議還沒召開，他們已在其黨派內做出決定，要“先倒段再議外交”。 <h4>孤家寡人</h4>
為了排除來自國會方麵的障礙，段祺瑞親自設宴宴請參眾兩院議員。次日，督軍團也舉行招待會，招待全體議員，以便為段祺瑞進行疏通。可是在隨後的眾議院秘密會議上，參戰案還是沒能通過。
眾議院決定將參戰案提交全院委員會審查，這意味著通過的可能性已非常渺茫。段幕急了眼，傅良佐等人在未經段祺瑞同意的情況下，即抄襲袁世凱曾使用過的伎倆，組織各式各樣的“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欲逼迫國會強行通過參戰案。
不料此舉適得其反，原本就對參戰案持反對態度的議員們正好四散而去，參戰案自然也無法順利通過。
不但如此，段祺瑞還因此遭到了輿論的猛烈批評。在政府內部，有前國民黨背景的閣員也對段祺瑞產生不滿，正在供職的幾名閣員在一天之內都先後提出辭呈。
黎元洪對段祺瑞麵臨的窘境幸災樂禍，他對總統府的人說：“閣員都沒有了，看他段祺瑞怎麽做光杆總理！”
按照慣例，閣員辭職，總統應進行挽留，可是黎元洪卻一反常態，凡辭即準。隻有外交總長伍廷芳的辭呈他留下不發，為的是準備在段祺瑞下台後、新內閣組成前，由伍廷芳做代理總理。
內閣變得空空蕩蕩，總理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勸段祺瑞暫時引退，若在平時遇到這種事，段祺瑞不須別人說，自己就會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但這時他考慮到辭職會使參戰案功敗垂成，所以顯得猶豫不決。
最後經不住張國淦一再勸說，段祺瑞的態度有所動搖，便讓秘書擬寫辭呈。徐樹錚一向就認為張國淦是個“蝙蝠派”，不像他那樣死忠於段祺瑞。得知張國淦居然勸段祺瑞下台，他立即跑到張國淦家裏，指責對方是受了府方的指使，要壓迫段祺瑞辭職，還說：“將來北洋派瓦解，唯你是問！我能說服總理不辭，不許你再進言。”
當徐樹錚接著趕到段公館時，秘書正將擬好的辭呈送來交段祺瑞審閱。徐樹錚把辭呈搶過來，撕得粉碎！
段祺瑞見狀，也就暫時打消了辭職的念頭。
督軍團不來京不知道，來了才知道國會的厲害。為了幫助段祺瑞渡過難關，他們再次設宴招待全體議員，一麵強調段祺瑞對請願團“事前毫無所知”，一麵代段祺瑞向議員道歉。席間，督軍們都放下封疆大吏的架子，向議員大獻殷勤，甚至鞠躬作揖，請求能網開一麵，放參戰案過關。
議員們可沒這麽好打發。當眾議院應段祺瑞的谘請，再次討論參戰案時，有國民黨議員提出，內閣成員已多數辭職，光杆總理連國會會議都召集不起來，這樣的谘文顯然不合手續。他建議緩議此案，等內閣改組後再行討論。
隨著這一動議經表決得以通過，段祺瑞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在段祺瑞和督軍團眼裏，這國會簡直太可惡了。既然敬酒不吃要吃罰酒，督軍團便出麵呈請總統解散國會。
黎元洪以總統無權解散國會作為回應。有人問他，如果督軍團一定要解散國會，總統用什麽辦法對付他們？黎元洪說：“我抱定了九個字的主意——不違法，不蓋印，不怕死！”
在接見督軍團代表時，黎元洪還直言不諱地提出，解決時局的唯一途徑是讓段祺瑞辭職。他說：“我看政局形勢搞得太僵。段芝老（段祺瑞）支撐大局，實在艱難，為什麽不趁此機會休息休息，躲開衝突，再找一個機會東山再起呢？”
段祺瑞與國會的衝突已成為黎元洪予以反擊的最佳利器，他在末了用仿佛局外人的口氣再次聲明：“現在國會與總理的關係如此惡劣，還是暫避為妙。”
段祺瑞被逼到了牆角邊，處境十分艱難，但他知道，自己一旦主動辭職，對德宣戰必將化為泡影。為此，他決定以退為進，先後派人或親訪徐世昌、王士珍，請對方出麵組織新內閣，並說他本人願意在新內閣中留任陸軍總長。
徐、王均不願來蹚渾水，一個表示決不接受組閣的任命，一個打躬作揖地“敬謝不敏”。
接著，段祺瑞一反常例，親自到總統府找黎元洪懇談，對他說：“我已經找過了徐菊老（徐世昌號菊人），找過了王聘卿（王士珍的字），他們都不肯擔任內閣總理。請總統從速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
段祺瑞把話說到這個份兒上，無非是希望黎元洪能夠對他進行挽留。黎元洪雖然並沒有如其所願，但終於承認暫時還沒有找到其他適當的總理人選。 <h4>我不幹了</h4>
鑒於黎元洪和國會都把攻擊他的重點放在內閣殘破、無法負責這一點上，而且黎元洪的態度也似乎有了一些鬆動，段祺瑞又親自提出了一份補充閣員的名單。
當張國淦攜帶著這份名單前去征求總統府征求意見時，黎元洪已經擬好了對段祺瑞的免職令，他問張國淦：“芝泉的光杆總理還能當下去嗎？”
張國淦回答：“總理正打算補充閣員。”
黎元洪冷冷地說：“恐怕全是合肥人吧！”
如果名單真如黎元洪想象的那樣，他將當場拒絕接收，然後公布免職令，但是看完名單，他才發現自己想錯了。
對段祺瑞擬定的這份名單，其幕僚們曾建議用清一色的自己人來補充閣員，但段祺瑞本人沒有接受。他所提出要補充的六名閣員，幾乎沒有一個屬於段派，頭三個更是黎元洪所喜愛的湖北同鄉。
這是一份有意無意取悅於黎元洪的內閣班子，黎元洪的臉色頓時緩和下來，並留下了名單。
張國淦回去後匯報了與黎元洪見麵的情形，段祺瑞感到事情有了轉機，第二天親赴總統府，欲與黎元洪討論內閣的名單問題。不料黎元洪卻對名單上的人指指點點，說這個不行，那個國會也通不過。
段祺瑞想不到黎元洪會突然變卦，猶如全身被澆了一盆冰水，他趕緊強調：“內閣應由總理全權組織，不能完全按國會的意思去做。”
黎元洪的變卦來自於“四凶”的慫恿，後者認定段祺瑞是在用苦肉計兼緩兵計，為的是堵住黎元洪的嘴，他們建議幕主下定決心，對名單不予理睬。
黎元洪照此辦理，他不僅當麵稱段祺瑞已完全失去國會的信任，還提出對方要對督軍團“公然幹涉製憲，鬧得不成體統”負責。
二人不免又要說到對德宣戰的事，黎元洪還是說國會不同意，不肯照辦。雙方越說越僵，段祺瑞拍著桌子和黎元洪大吵，隨後憤怒異常地衝出了總統府。臨走到客廳門口時，他突然用力一跺腳，回過頭對黎元洪說：“我不幹了！”
到了段公館，當家人接過段祺瑞脫下的馬褂時，發現他的鼻子已經向左邊歪了兩指多。段祺瑞雖然一生氣就歪鼻子，但是歪得這麽厲害，是空前的一次。隨行副官也趕緊打“預防針”，叮囑家人：“我們要小心伺候，別找倒黴。”
段祺瑞脾氣上來宣稱要撂烏紗帽的話，正中黎元洪的下懷。他的那些幕僚策士們更在他麵前推波助瀾，說別看老段表麵上凶，其實色厲內荏，並沒有什麽實力，如果直接對他下達免職令，他必隻好拂袖而去，如此則天下事不難大定矣。
當天下午，黎元洪即派人到國務院宣布三道總統命令，其中第一道就是免去段祺瑞的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一職，由已遞交辭呈，但尚未批複的原外交總長伍廷芳暫代國務總理。
段祺瑞對黎元洪不留一點餘地的做法感到異常憤慨。在決定依舊搬去天津居住之前，他通電全國，認為凡實行責任內閣製的共和國家，總統命令須由總理副署才能生效，而黎元洪的三道命令都未經他副署。
段祺瑞在通電中還特地聲明，如果黎元洪執意要這樣做，“將來國家因此發生何等影響，祺瑞概不負責”。
一會兒，段祺瑞叫來衛隊營長杜奎，要求馬上預備去天津的專車。杜奎帶人到前門車站找站長要車，站長卻說剛剛才接到總統府電話指示：“不經總統批準，任何人不得開行專車。”
杜奎不由分說，在強逼著站長備好專車後，即去向段祺瑞匯報。段祺瑞平常照例都要午睡，現在午睡也不睡了，就帶著便衣衛隊乘汽車直奔前門車站。
段祺瑞剛上專車，“舅老爺”吳光新也來相陪。一行人等了十餘分鍾，還不見專車開動。吳光新立即讓人把站長叫來，問他：“你為什麽還不趕快開車？出了事故你負得了責任嗎？”站長回答：“剛才總統府曾來電指示，沒有總統的命令，誰也不能擅自開專車走。”
吳光新為人驕傲自大，脾氣古怪，平時就很難接近，聽了站長的話後頓時暴跳如雷：“他（指總統府）是放屁，胡說八道，不開不行，趕快開車。”
杜奎馬上掏出手槍，指著站長的胸前問道：“你開不開車？”
站長嚇得臉都白了，一麵大聲喊快開車，一麵對身邊的站內職員說：“趕快打電話向總統府報告，專車不開不行。總理大怒之下，不開車就會槍斃我。專車已經開走了！” <h4>連環計</h4>
府院之間的天地大衝撞，全都被身在徐州的張勳看在眼裏。張勳自許為督軍團盟主，雖然他隻派了代表赴京，但一直密切注視著北京政局的發展。公民團事件發生後，見督軍團在黎元洪和國會麵前也表現得束手無策，他感到自己大顯身手的機會已經漸漸成熟，便開始向一些督軍及督軍代表發來密函，邀其到徐州開會。
張勳是個複辟派，他在前清時當過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進入民國後，腦後依然拖著辮子，人稱“辮帥”。有人勸他剪掉辮子，張勳說：“我張勳的辮子等於我張勳的腦袋，腦袋掉了辮子才能掉！”
張勳的軍隊也和他一樣都留著辮子，號稱“辮子軍”。“辮子軍”以剽悍著稱，但軍紀非常壞。當初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辮子軍”攻入南京，張勳竟縱兵擄掠三日，其暴虐程度超過了土匪，猶如剛入關時燒殺搶掠的清朝軍隊。當時軍隊中流行著一首歌謠：“窮巡防，富陸軍，吊兒郎當鎮嵩軍，奸淫搶擄找張勳。”
段祺瑞內心裏非常看不起張勳這個怪物，即便在迫切需要外援的情況下，他最初仍希望由“四哥”而不是張勳來出麵組織督軍支持他的主張。
可是在曾毓雋持段祺瑞的親筆信前往南京後，馮國璋一如既往地把皮球踢給了張勳，他對曾毓雋說：“我雖是以副總統的身份坐督江蘇，但江南的有些事，還是以徐州的張紹帥（張勳字紹軒）為首。他年資在我等之上，是我們的老大哥，遇事總要請他出來主持。這件事關係很大，應該與張紹帥商量。”
與上次徐樹錚勸他入京不同的是，這次馮國璋知道段祺瑞境遇困難，不能光用兩句閑話打發。除秘密通知在京的督軍和督軍代表到徐州開會外，他又當即揮筆寫了一封致張勳的親筆信，信上請張勳出麵支持參戰並使段祺瑞複職，同時強調這一條件如不能得到滿足，即共同展開逐黎行動，他馮國璋雖不會親自與會，但一切都會服從大哥（指張勳）安排。
馮國璋讓自己的總參議胡嗣援作為代表，拿著這封信與曾毓雋同去徐州。張勳看了信假裝客氣，對胡嗣援等人說：“這麽大的事我怎麽辦得了？還得請副總統出來主持才好。”
其實這時由張勳召集的第四次徐州會議已經開幕。在他和馮國璋的共同相邀下，原在京的二十餘名督軍和督軍代表齊聚徐州，與會者一致推舉張勳為會議主席，張勳儼然成了督軍團的盟主，這令他十分受用。
督軍團到徐州的第二天，即收到段幕靳雲鵬、傅良佐發來的電報，得知段祺瑞已被黎元洪下令免職，並且段祺瑞通電否認此命令有效。
會場內外頓時掀起一股倒黎擁段的熱浪。安徽督軍倪嗣衝第一個暴跳如雷，對黎元洪破口大罵，其他人也都群情激憤。
並不是所有督軍都像倪嗣衝那樣真心擁段，他們有的推崇徐世昌，有的認可王士珍，但總之一句話，他們所擁護之人都得是老北洋這個圈子裏的。在他們眼中，黎元洪屬於外人，現在外人把自己人給免掉了，分明就是要對整個北洋發起挑戰，是可忍孰不可忍。
商量下來，眾人一致推舉張勳出來推倒黎元洪，另請馮國璋出來當總統，並恢複段祺瑞的總理之位。張勳當天沒有出席會議，主持會議的是他的秘書長萬繩栻。萬繩栻以張勳的原話作為答複：“你們的主張我是無法辦到的，因為師出必須有名。”
張勳還說他已經想到了一個妥妥的法子，這個法子就是“把大政奉還給今上”。
在前三次徐州會議中，張勳也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複辟進行過暗示，但都沒有說得這麽直白，此次會議才終於正式涉及了清室複辟問題。
一聽說要以保清室複位為條件，與會者麵麵相覷，都覺得不能貿然答應。在出席徐州會議的諸人中，有一個人雖非督軍或督軍代表，但卻分外矚目。此人就是徐樹錚，他以段祺瑞代表的身份與會，察覺出張勳真正感興趣的是複辟，眾人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鬆口，徐州會議將不會有任何結果。
徐樹錚很快醞釀了一個連環計，即對複辟不再明確表示反對，引誘張勳放膽進行，以便假張勳之手驅走黎元洪、解散國會，之後再擁護共和、打倒張勳，恢複段祺瑞政權。
後來他對人如此闡述自己的用意：“張勳是複辟腦袋，先他去做，我們的機會就來了。” <h4>被火爐炙烤的滋味</h4>
當天會議結束，張勳設宴招待督軍團，但由於對督軍團是否能接受他的複辟主張仍心中無底，所以仍未親自參加宴會，而由他的義子、定武軍（因張勳曾被袁世凱封為“定武上將軍”，所以他的“辮子軍”也稱定武軍）總司令官張文生代為主持。
張文生因為勸酒、鬧酒，喝得多了一點，便昏睡在大客廳角落裏的一個沙發上。過了不大一會兒，他的酒醒了，隻聽有人在低聲談論，睜眼一看，原來是徐樹錚在和倪嗣衝等人商量著什麽。怕對方發覺，張文生趕緊又閉上眼睛，裝作酒醉未醒的樣子。
這時談話已接近尾聲，隻聽有人（係徐樹錚）這樣說：“他是複辟的腦子，別的他聽不入耳。咱們就讚成他複辟，等他複辟時咱再想別的法子。”
徐樹錚的話立刻得到響應：“走！咱去找他當麵談談。”
再往下聽，就聽不太清楚了，一幹人一邊小聲說著一邊走出了大廳。
張文生沉不住氣了，恨不得把偷聽到的話趕緊全都告訴張勳。可是當他跑到張勳的房間裏時，卻發現徐樹錚等人已經圍著張勳開起了會，而且大家正談得起勁，他根本就插不上嘴，更無法單獨告密。
見到張勳時，徐樹錚用以打動他的第一句話是：“芝老（段祺瑞）隻求達到驅黎元洪的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計。”
張勳知道徐樹錚是段祺瑞幕中第一紅人，徐樹錚這麽一說，他就認為段祺瑞不會反對複辟了。
倪嗣衝等人聽從徐樹錚的連環計，也都隨聲附和，說自己讚成複辟。
張勳喜出望外：“既然大家無異議，那就再好不過了。”怕眾人反悔，他又連忙提議道：“不過這件事可不是說說而已，同意了就要做到底，必須堅定不移。”
口說無憑，立據為證。張勳當即讓副官到後宅去找塊黃緞子來簽名。副官沒找到，可巧張勳的二太太有一塊黃緞子，原來準備蓋上大印給少爺壓邪祟用，於是便臨時拿到了前麵。
在場的人在黃緞子上一一簽字，萬繩栻還在上麵寫了個緣起。簽字完畢，張勳把黃緞子交給萬繩栻負責保管，接著便和眾人討論起實行複辟的策略問題。
徐州會議結束後，倪嗣衝率先在蚌埠發出通電，宣布獨立，其通電電稿即出自徐樹錚手筆。接著其他各省督軍也紛紛響應倪嗣衝的通電，宣布本省獨立。
各獨立省份的主要目標是對準國會，他們一麵派代表到天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一麵在津浦鐵路沿線扣留火車，往天津運兵，以期造成即將發動武裝政變的緊張局勢。
黎元洪在罷免段祺瑞之前，處境艱難的是段祺瑞，他處於主動和有利地位，但罷免段之後，他反而嚐到了被火爐炙烤的滋味。
除督軍團外部施壓外，北京政壇內部也已處於一片混亂之中。不僅政府幾乎無人負責，就連國會也因擁段的研究係議員出走而處於殘缺不全的狀態。
為穩定政局、籠絡北洋係軍心，黎元洪又打算起用徐世昌或王士珍為總理，但徐、王均堅辭不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隻得退而求其次，任命李經羲為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
李經羲是前清遺老，其聲望和能力與總理的職務並不相稱，外界都認為他的上位是個大冷門。黎元洪及其幕僚之所以推重此人，是因為李經羲是李鴻章的侄子，安徽合肥人，而且多少也曾是個北洋官僚，他們就想用“以合肥人製合肥人，以北洋派製北洋派”的辦法來穩定政局。
可是眼見政局動蕩，李經羲也不敢來京就職。黎元洪焦頭爛額，被迫向獨立各省發出“告哀電”，聲明他是為段祺瑞著想，才“暫予免官，俾其養望”，而免段令的副署也有先例可循，不可徑指為違法。
督軍團對“告哀電”的態度是不屑一顧、嗤之以鼻。倪嗣衝在天津謁見段祺瑞時道：“黎宋卿（黎元洪）曾對我說，不經國會通過，徑行對德宣戰不合法。什麽他媽的法！總理是責任內閣的領袖，總理說的話就是法律。他不經內閣副署，就免去總理的職務，是合法的嗎？”
說到得意處，倪嗣衝又挖起了黎元洪的老底：“辛亥武昌之變，黎宋卿聽到槍聲嚇得鑽了床底。後來不過是因緣際會，依人成事，可是卻覥居高位，優柔寡斷，竟然妄自尊大，以開國元勳自居，還有誰來擁戴他呢？”
如今的倪督軍早就由剛剛進京時不知投靠誰的雜牌軍頭，一躍成為堅決支持段祺瑞的鐵粉。段祺瑞對此當然很高興，說到對黎元洪的評價，他也就一句話：“國事方艱，庸才足以誤國。”
就在黎元洪不知如何是好時，在天津不敢就任的李經羲給他獻了一計。 <h4>救命稻草</h4>
按照督軍團在徐州會議期間定下的策略，張勳沒有隨眾宣布獨立。此時的張勳與黎元洪若即若離，加上被外界視為督軍團盟主，遂有舉足輕重之勢。正好李經羲與張勳的私人關係又比較密切，於是就勸黎元洪電召張勳進京調停時局——解鈴還須係鈴人，既然各省獨立和“兵諫”起自徐州會議之後，作為徐州會議召集人的張勳如果能夠出麵調停，不但能夠勸服督軍團，而且足以加強新內閣的地位。
由於張勳一直主張清室複辟，而德國皇室對複辟派表示過支持，所以張勳在對德宣戰上一直不太積極，這一度讓黎元洪認為張勳站在自己一邊，可以進行拉攏。不過張勳畢竟不是馮國璋，在不知其真實態度的情況下，黎元洪對於要不要召此人進京也一時拿不定主意。
總統府秘書郭同和張勳是同鄉，而且二人過去還有點交情，他自告奮勇，願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張勳襄助黎元洪。
得到黎元洪的同意後，郭同秘密前往徐州。張勳正在家裏等魚兒上鉤，不僅予以盛情款待，而且對郭同說：“我有三總不做，一不做總統，二不做總理，三不做總長。黎總統是忠厚長者，如果有難言之隱，張某不吝為之聲援。”
郭同聞之大喜，返京後力言張勳可用。接著，張勳也致電北京，表示擁護總統，擔任調停人。
恰如溺水之人撈到了救命稻草，黎元洪忙讓代理總理伍廷芳給張勳發電報，令其“迅速來京，以備谘詢”。第二天，他又以國務院名義發電，要張勳來京“共商國是”，以便“匡濟時艱，挽回大局”。
1917年6月7日，張勳以應黎元洪之命調停說和為由，率步馬炮共十營“辮子軍”啟程北上。
張勳的總司令官張文生對此行顧慮重重，他雖然沒有能夠偷聽到“連環計”的全部內容，但仍認定徐樹錚和督軍團諸人布置了一個圈套，一旦張勳到北京後真的保清廢帝溥儀複位，一準兒會上他們的圈套。
他知道如果直接勸阻張勳進京，對方不可能聽得進去，張文生便從外地調來一名叫蘇錫麟的統領，安排他帶兵隨張勳出發。
張勳的大太太曹琴常住天津，除有重大事情外一般不去徐州。臨行之前，張文生便囑咐蘇錫麟，讓他一到天津，就把這些顧慮轉告給曹夫人，要曹夫人勸張勳，“什麽都可以辦，隻有保皇上複位這件事辦不得，一辦就糟糕，準得上當，又不得好。”
張文生仍怕不保險，又對蘇錫麟說：“必要時，你還可以向大帥（張勳）把我的話說明白，千萬不要讓大帥上這個當，將來是無法收拾的。”
張勳一行從徐州出發後，先到天津。蘇錫麟找了個機會，把張文生要他轉告的那些話告訴了曹夫人。曹夫人當時聽了也很重視，馬上就對張勳說了，可是張勳複辟之心已定，且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哪裏能夠接受勸阻？
就段祺瑞的處境來說，他不僅已經在野，而且輿論上也正處於下風，督軍團尤其是張勳的支持無疑意味著雪中送炭，但他絕對不讚成張勳複辟。
還在第四次徐州會議期間，他就派曾毓雋到徐州對張勳聲明：“如議及複辟，段必盡力撲滅，勿謂言之不預也。”張勳這才明白段祺瑞並不像徐樹錚所說那樣支持他複辟，隻得通過萬繩栻加以否認。
會議結束後，徐樹錚返回天津，向段祺瑞報告了自己的計劃。段祺瑞雖不便表示反對，可是也覺得這一利用張勳的計策過於毒辣了一些。在張勳到達天津的當天晚上，他便聞訊趕來看望張勳。二人見麵談了很長時間，他對張勳說：“大哥來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維持治安，這是要緊的事。別的事都可以辦，隻是保清帝複位的事還不到時候，即使勉強辦了，就算北方答應，南方亦不會答應。我看這件事還是慢慢來辦。”
蘇錫麟當時也在旁邊，聽後很是感動，認為“老段這個人可真夠朋友”，然而張勳當時卻什麽也沒有說，隻是點了點頭。
張勳自然也要回訪段祺瑞，以及一起吃飯、打牌。段祺瑞趁此機會，再次鄭重其事地把重話放在了前麵：“你如複辟，我一定打你！”
段祺瑞雖掌握軍權，但由於長期任職於中央，所掌握的軍權也隻是間接軍權，手下沒有什麽可以直接控製的嫡係部隊。這或許讓張勳認為他隻是空言恫嚇，並不可能真的動用武力進行幹涉，所以仍未能聽進去。
當然段祺瑞畢竟是北洋的重量級人物，張勳表麵上對段祺瑞還是非常恭敬的，以至於連段府家人都以為他和段祺瑞特別接近，殊不知他僅僅隻是做些表麵功夫而已。
與段祺瑞相比，張勳真正看不起且敢於玩於弄股掌之間的其實還是黎元洪，他曾經說過：“一個小小協統也配當總統？”
到天津後張勳即駐步不前，隨後向黎元洪提出五大條件，其中第一條為解散國會，同時威脅黎元洪：“如不解散國會，即行返徐。各省督軍自由行動，不能勸止。”
黎元洪這才知道張勳來者不善。雖然國會本身沒有武力，但畢竟是全國的代表，而當時黎元洪所能依恃的隻有國會，一旦解散，他手裏就沒有什麽牌了。
明知是一劑毒藥，可是為了換取張勳的支持，以便在府院之爭中贏得頭籌，黎元洪還是決定接受對方的條件。
國會解散令一擬好，黎元洪就想讓代理總理伍廷芳副署，但遭到了拒絕。於是黎元洪又派人攜令赴津，找李經羲副署，然而李經羲也以尚未正式就職為由加以推托。
黎元洪隻得召集各部院高級官員開會，讓眾人拿主意。最後步兵統領江朝宗被公推出來，以代理總理的名義予以副署，國會解散令這才得以發布。 <h4>豪賭</h4>
國會解散令發布後，張勳仍未馬上啟程，而是繼續在天津征詢各方麵對複辟的意見。這時張國淦正在天津，他意識到張勳有企圖複辟的危險，而段祺瑞反對複辟，遂向黎元洪建議：在張勳入京之前，趕快免去李經羲的總理職務，重新起用段祺瑞，從而通過段祺瑞的地位和力量來對張勳進行牽製。
張國淦對總統府秘書瞿瀛說：“複辟問題已經不是一個計劃而是一個行動了。此時隻有阻止張勳帶兵進京，才能阻止複辟。”
張國淦既做過府方秘書長，也做過院方秘書長，對上層的權力運作非常了解。他知道這種時候找徐世昌、李經羲已經沒有用了，因為徐、李等人其實沒有任何實力，沒有實力，就不敢對張勳說出什麽硬話。
張國淦認定段祺瑞才能扭轉乾坤。他鄭重地告訴瞿瀛：“能夠阻止張勳帶兵進京的隻有段芝老（段祺瑞）。請你快回北京麵勸總統，即日起用芝老為內閣總理，設法催促就職。這是緩解時局的唯一辦法。”
瞿瀛回到北京，即將張國淦的建議轉達給黎元洪。黎元洪還沒說話，他的幕僚們就斷言：“張國淦是老段的說客！任何事情都好辦，隻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醜惡嘴臉！”
在黎幕看來，“複辟可能是一種謠言，今天哪個敢於公然複辟？”退一步說，即便真有其事，“我們寧可斷送於張勳之手，也不能再讓姓段的來欺負總統！”
“黎菩薩”跟他的幕僚們一樣缺乏政治智慧，不知道何者為輕，何者為重，聽後居然被打動了，他很興奮地說：“我們抱定宗旨，不要中別人的詭計！”
張國淦的建議沒有被采納，黎元洪喪失了一個足以讓他避開這場政治風險的機會。
就在國會解散令公布後的第三天，張勳終於決定進京，進京之前，他特地到段公館去向段祺瑞辭行。二人在公館密談了半小時，段祺瑞再次叮囑張勳：“複辟萬不可行，餘聽公便宜從事可也。”
在將張勳送出客廳門口時，段祺瑞問道：“你幾時去北京？”張勳答：“今天下午就去。”段祺瑞說：“好吧，你到北京看著辦吧！”
張勳當天光著腦袋，拖一個辮子，身穿長袍馬褂，持黑折扇，滿麵風塵，神情很是疲憊，顯見得對於即將開始的複辟行動，他也很有精神壓力。
在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和輿情之下，複辟不亞於一場豪賭，贏了的人自然盆滿缽滿，輸的人可能連穿著褲子走出賭場的機會都不會再有。
在決定為這麽大的賭博押注之前，不管新手老手，也不管他原先有多少資本，都不可能不緊張。
1917年6月15日，張勳率部由津北上，“高視闊步，昂昂然抵都門”。督軍團見宣布獨立和“兵諫”的目的已初步達成，遂於6月中旬陸續返回原任，同時取消了獨立。
與督軍團和段祺瑞的期望背道而馳，張勳到北京後沒有立刻做出驅黎倒黎的任何舉動，也未再提讓段祺瑞複職的話，相反還與黎元洪會晤多次，並擁護同車來京的李經羲繼任國務總理。
人都道張勳是個不通事理的大老粗，其實這貨粗中有細，有很狡詐的一麵。他引而不發，並不是真的要支持黎元洪或李經羲，而是想先扶植李經羲內閣作為過渡，自己居於幕後，待時機成熟再複辟。
在京期間，張勳每天應酬，異常忙碌，跟他混在一起的都是一些複辟派。蘇錫麟等有些頭腦的部下怕他終究還是想著複辟，便在背後說：“老頭子這樣忙，怕要出事，不如請個客，唱台戲，還了情趕快回徐州原防吧。”
部下們通過其他人向張勳提出這一建議，張勳當然不會接受。不過為了照顧眾人的情緒，他故意對部下們說了一句：“到北京要辦的事都辦完了，再過一兩天就可以回徐州了。”大家聽了信以為真，都很高興。
張勳籍貫江西，是宣武門外江西會館的有力支持者。江西會館要籌建新廈，他一次就捐了二十萬元。一天晚上，他正在會館看戲，秘書長萬繩栻突然讓他回去開會。
這是複辟派在張勳公館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首先在會上發言的是曾積極支持袁世凱複辟的雷震春。他問道：“請皇上複位的事，大家都簽了字，這時不辦要等什麽時候再辦？”張勳回答：“這件事得好好商量。”
接著張勳又裝模作樣地說要請王聘老（王士珍）出來，大家一塊兒商量。雷震春很急躁地搶過話頭：“事情都到現在這個地步了，還要跟這個商量，跟那個商量，那得商量到什麽時候？幹脆，要辦就辦，不辦就算了！”
張勳見在座的人都叫得很凶，認為複辟的時機已經成熟，便說：“既然這樣，那你們商量著辦吧！” <h4>“天牌”</h4>
6月30日，江西會館新廈落成。會館唱堂會慶祝，專門請來梅蘭芳、楊小樓等著名京劇演員表演。戲一直演到深夜，因為觀戲的張勳興致特別好，又由楊小樓加演了一出。至午夜一點，張勳才乘興而歸。
也就在這天晚上，張勳下令於第二天一早懸掛龍旗。蘇錫麟聽後暗叫不好，緊急求見張勳，複述了徐州出發前，張文生交代他的那些話：“複辟這件事辦不得，是個騙局。他們大家（指督軍團）簽字讚成複辟，那是假的，請大帥千萬不要受騙。”
作為“辮子軍”中的一員，蘇錫麟也不會覺得複辟不好，隻是認為事情難辦：“要把國家大權交還給皇上，那是總統和國務總理的事，咱們辦不了。請大帥千萬別管這件事。”
萬事俱備，張勳豈會因為部下的一番話就偃旗息鼓，他說：“大家公推我出來，況且事情已經弄到現在，不辦亦不行了。”
如果張勳有政治理想和抱負的話，複辟就是。他向蘇錫麟坦承：“我願意辦（複辟），就是他們騙了我，使我為這件事死了亦心甘情願。咱不能說了不算，咱們要幹就幹到底。”
蘇錫麟知道事情無可挽回，便說：“好，大帥既然下了決心，我就陪著大帥吧！”
張勳決心為複辟這場政治豪賭押注，並且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贏，而不至於“死了亦心甘情願”。
在現實生活中，張勳就是個貨真價實的賭徒，駐徐州期間經常邀集人在其公館內聚賭。按說這在民初督軍中並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張勳的賭博方式與眾不同，他居然能夠做到包贏不輸。
眾所周知，骨牌為三十二塊一副，但張勳家的骨牌卻是三十三塊一副。多出來的這塊牌稱為“天牌”，打牌時就藏在張勳的手心裏——他的手腳特別寬大，手掌心裏藏一塊牌根本不成問題。
張勳要靠“天牌”作弊，拍他馬屁的“牌友”們都知道，不過為了迎合他，不僅假裝不知，還總是故意推他坐莊。仗著“天牌”兼坐莊的優勢，一旦投骰分牌，張勳手中便有三塊牌可供挑選配對，這保證了他每賭必勝。
當桌麵上出現“天牌”，或發現少了哪張牌時，“牌友”們全都裝傻充愣，視若不見。一巡過後，趁洗牌之機，張勳又把多出來的“天牌”撈上了手。
帶兵進京調解，仿佛就是張勳用於政治作弊的“天牌”，而在京城這個範圍內，總統黎元洪暗弱無能，總理李經羲又隻是個傀儡，無人能對張勳進行有效製約，這就是讓他坐莊的意思。加上複辟派“牌友”們推波助瀾，張勳便覺得要想不贏都不太可能了。
1917年7月1日天一亮，北京城的大街上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龍旗，有的旗麵破舊不堪，有的是用黃布畫的藍龍，有的係用黃紙木版印刷。由於準備時間倉促，這些臨時亮出的龍旗連形狀都不一樣，長方形的，三角形的，亂七八糟地飄揚在街頭。
當天上午7點，張勳率王士珍、康有為等五十餘人乘車進入清宮，擁戴廢帝溥儀登基。複辟鬧劇由此敲響了開場鑼鼓。
第二天，北京商會會長為了討好張勳這位“複辟功臣”，特地在前門外設宴招待。中午12點，預計張勳要到場了，在同仁堂老板的安排下，梅蘭芳等名角開始在台上上演大戲。正演到熱鬧處，張勳紅頂花翎、朝珠補褂地入場了。他一邊吃喝，一邊聽戲，聽夠了，又到後台同演員們聊天。
張勳終於攀上了個人“事業”的最高峰，那一刻，他以為自己贏定了。 <h4>師長要現金難為老段</h4>
獲知張勳真的複辟了，黎元洪驚慌失措，對自己沒有采納張國淦的建議感到十分後悔。複辟開始後的第一天，他就派總統府秘書長夏壽康赴津，再次問計於張國淦。
張國淦對夏壽康說，為今之計，隻有一麵發表通電，請南京的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一麵免去李經羲國務總理一職，複任段祺瑞，並責成其出師討逆，恢複共和。
“如用我言，則段為總統（黎元洪）所任命，段之成功，即總統之成功。”怕黎元洪仍舊猶豫不決，張國淦又特地挑明了其中的利害關係，即就算黎元洪不任命段祺瑞，段祺瑞也一定會自動自發地出師討逆，到時“民國中斷者為總統，恢複民國者為段，總統將何以自處？何以對國人？”
夏壽康回京後，將張國淦的建議報告給黎元洪。黎元洪思前想後，別無他法，也隻好照此辦理。
張國淦非常了解段祺瑞。早在張勳宣布複辟之前，就有人透露消息給段祺瑞，說張勳看樣子準備把中華民國的牌子拿掉，請前清小皇帝重登寶座。為免督軍團假戲真做，策應張勳複辟，段祺瑞急忙派徐樹錚到蚌埠探詢安徽督軍倪嗣衝的態度，倪嗣衝不敢造次，很快複電表示決不參與複辟活動。
盡管得到了倪嗣衝的保證，段祺瑞仍憂心忡忡，那些天他始終眉頭緊皺，麵色陰沉。平時老段在家裏就喜歡板著一張臉，輕易不見笑容，這樣一來，更透出一股陰森森的模樣。家人們知道他的性格脾氣，都躲得遠遠的，怕惹老爺子不高興。
當複辟的消息傳至天津，段祺瑞勃然色變，當即派人把這一消息通知同在天津的梁啟超，並邀梁啟超前來晤談。
梁啟超一到段公館，就對段祺瑞進言：“總理能起兵討賊，我跟你一道去。不然的話，總理就隨我亡命日本。”段祺瑞慨然應道：“我決心已定，任公（梁啟超號任公）從我！”
隨著張勳複辟的事實得到確證，段祺瑞反而鎮靜下來。家人們雖然聽不到他和梁啟超秘密商量的內容，也不知道他的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麽藥，可是都發現老爺子緊皺的眉頭已經鬆開，連日來陰沉的麵容也變得開朗起來。
隨張勳進京的“辮子軍”隻有十個營，一共五千人。不明內幕的人可能會認為以段祺瑞北洋係領袖的身份，挾雷霆萬鈞之力，要打敗這五千人應如獅子搏兔般容易。段祺瑞在得到消息後也未表現出一點驚慌之色，甚至在與梁啟超的晤談過程中還能做到談笑從容，但是實際上他對前景並不樂觀。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段祺瑞手中並沒有多少可調之兵。張勳複辟之初，駐防京津附近及直隸省內的軍隊倒是不少，但其中多數將領或已列名於張勳的複辟通電，或態度曖昧，或尚在觀望。
陳光遠是京畿握有兵力最多者，共統轄兩個師，且裝備優於其他軍隊。可也正因為他舉足輕重，所以張勳到京後就和他拉得很緊，而陳光遠名為軍人，實際是個滑頭的官僚政客，見張勳勢大，便表示對張勳唯命是從。複辟開場當天，陳光遠就在南苑駐軍區域掛起了龍旗，段祺瑞當然不能再調用他。
不同於馮國璋、張作霖等地方實力派，段祺瑞長期在中央，隸屬於他的嫡係部隊不多，能直接聽從他調遣的更少。當時距北京較近的部隊，如保定曹錕的第三師、馬廠李長泰的第八師，平時與段祺瑞都不太接近，不是一道命令就可以動員的。
經過一番仔細斟酌，段祺瑞決定以李長泰部為討逆軍的基本力量。首選李長泰，不僅是因為馬廠在天津郊區，聯係起來比較方便，更重要的是李長泰的政治傾向與段祺瑞較為接近，曾通電指責過張勳的複辟行為，用段祺瑞的話說是“此人忠厚，與各方麵都不甚往來”。
另外，第八師的一名炮兵團長和一名步兵營長係親兄弟，二人曾在段家當差多年，並均由段祺瑞一手提拔。這兄弟倆在離開段家後，還常到段公館以當差的身份伺候段。段祺瑞具有較為豐富的帶兵指揮經驗，他知道在人事方麵，怎樣讓自己從下到上都具有一定把握。
段祺瑞派傅良佐到馬廠征詢李長泰的意見。不料到了這個時候，“忠厚”之人也變得不“忠厚”了，提出各種條件。傅良佐先許諾李長泰功成之後即晉升官職，可是李長泰卻提出“高官厚祿必須二者得兼”，換言之，即官要升，錢也要拿。
段祺瑞雖不滿於這位李師長利心太重，已接近於要挾，但緊急情況下也隻好從權，遂讓傅良佐轉告李長泰，隻要對方興兵討逆，就給他的第八師加一個月恩餉。
光一個月的餉還是不能滿足李長泰的胃口，因為這件事，後來還多出了一個段子：“師長要現金難為老段。”
傅良佐等人隻好另行設法。他們打聽到李長泰懼內，最怕太太，於是就暗中送錢給李太太，先把李長泰的枕邊人給說服了。在太太的命令下，李長泰果然乖乖聽話。傅良佐遂由馬廠趕回向段祺瑞報告：“李師長歡迎總理去。” <h4>馬廠誓師</h4>
張勳宣布複辟的當天深夜，月光溶溶中，一輛專車秘密駛進馬廠車站。一個身材瘦削、身穿軍服、腰佩軍刀的老者走出車廂，這就是時年已五十多歲但依舊精神矍鑠的段祺瑞，他即將在馬廠揭起個人也是民國曆史上的又一部光榮篇章。
李長泰率第八師中級以上軍官早已在車站迎接，因為師部距車站尚有兩公裏，李長泰特地備了車馬供段祺瑞等乘坐。段祺瑞拒絕乘坐馬車，而願與眾人一道步行。其間第八師的那對親兄弟一直緊隨段之左右，以為護衛。
有了能夠打仗的兵馬，最好還要有擅草軍書的聖手。第二天午後，梁啟超如約而至，段祺瑞在師部門口對他說：“任公（梁啟超號任公）此來，大振軍威。”梁啟超笑言：“打仗我是不行，我來給總理當個小秘書吧！”
梁啟超稍事休息，即動筆起草討張通電。1917年7月3日，該通電以段祺瑞的名義發表，被稱為“馬廠誓師通電”。
雖然段祺瑞已經不當總理，但各省的督軍、師長、旅長，不是他的門生，就是他的舊部，所以電報發出後，立刻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響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馮國璋也於當天通電討逆。
馮國璋盡管一直抱著深深的“故君之恩”甚至“還政於清”的想法，可是複辟真的實現了，情況與他設想的卻又大相徑庭。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裏，幾乎每個人都想往上爬，馮國璋當然也不例外。他以前之所以希望讓清室複辟，除了感恩圖報這一點外，更重要的還是想借此爬上更高的爵位。可是複辟之後，張勳已自任內閣議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馮國璋得到的隻是“錫封”一等公、“奉派”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這意味著他還得在張勳手下稱臣。
要知道，他馮國璋可是民國副總統，遇到合適機會，還可以順利地爬上大總統的寶座——時為大總統的黎元洪已經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並發表通電請他代行大總統職權。
馮國璋不笨不傻，對這些問題豈能看不清楚，因此對複辟王朝的那些任命並不接受。在討逆通電中，他更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國璋今日不讚成複辟，亦猶前之不主張革命……中國政體已走上共和，不容許再有皇帝。”
同一天，段祺瑞又發表了一篇長達兩千三百餘字的“討逆檄文”，該文仍然出自“筆端帶有魅力”的梁啟超之手。民國時，某著名報人的一支筆被讚譽為“勝抵十萬軍”，或許有些誇張，但在馬廠誓師時，梁啟超所起草的這些通電和檄文確實對討逆起到了很大作用。
當時梁啟超曾經的老師康有為正在北京為複辟出謀劃策，並與張勳一起被吹捧為“文聖”、“武聖”。有人便對梁啟超說，先生您投筆從戎，痛斥複辟黨人罪惡，不留餘地，壯則壯矣，可是不知道令師會作何感想。
梁啟超毫不猶豫地回答：“師弟之誼雖存，政治主張早異，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
段祺瑞前往馬廠的同時，還派人到保定聯係了曹錕。曹錕的第三師為北洋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張勳召集第四次徐州會議時，曹錕曾派代表參加，而且傳說同張勳已有過默契，張勳還答應事成即讓曹錕當直隸總督。
張勳完成複辟後，直隸總督由其自兼，隻給曹錕封了一個直隸巡撫的職務。不管傳說確實與否，總之曹錕沒看得上這個職務，段祺瑞的使節一到，他馬上同意參與討伐。
7月5日，段祺瑞回到天津，正式成立討逆軍司令部。天津這個商埠一變而成為政治中心，凡和段接近或擁護民國的軍政要人，都聚集於司令部，開會討論，忙個不休。討逆軍司令部設於原直隸省長兼督軍公署內，為了接運要人，公署裏的汽車都不夠用，不得不包用汽車行裏的出租汽車，最後天津汽車行的出租汽車幾乎全部被包光了。
黎元洪聽從張國淦之計，下令段祺瑞複職討逆。攜帶這一命令的密使已在天津等了三天，但一直不敢直接麵見段祺瑞，隻好請張國淦予以疏通。
聽張國淦說明事情經過，段祺瑞餘怒未消，他氣衝衝地說：“局勢變成這樣，都怪他姓黎的無能，他今天還能夠算總統嗎？他已免了我的職，憑什麽我還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難道不可以叫幾個軍人通電推戴我舉兵？”
張國淦不愧其“千年和事佬”之名，他先讓對方宣泄完火氣，然後才冷靜地分析說，黎元洪不管有什麽過錯，但他現在仍是總統。如果討逆軍方麵不依正軌，不按總統命令自行討伐張勳，必然名不正言不順，會產生嚴重後果。
段祺瑞說靠幾個軍人通電推戴就能舉兵，張國淦一針見血地指出：“軍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軍人推戴，亂平後大家恃功而驕，豈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何況所能取得的推戴，不過是北方幾省，西南方麵仍是承認黎總統，一定不予支持。” <h4>有一份功勞要送給你</h4>
段祺瑞發火不為別的，就是一直憋著怒氣和委屈，不發泄出來心裏難受。其實就算張國淦不講這些道理，他也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以李長泰為例，提的那一堆條件就夠他頭疼了。直到段祺瑞親赴馬廠督師，李長泰的太太居然還當著他的麵替丈夫要官，而且指明得是“九門提督”（即步兵統領）。另一方麵，自被黎元洪免職後，雖然段祺瑞一再強調免職令不合法，但他也不能否認自己事實上已處於在野地位，所以在“討逆檄文”中還要避嫌，強調平亂之後，“即當迅解兵柄，複歸田裏”。
張國淦的疏通給了雙方台階，段祺瑞馬上接見黎元洪的密使並接受了任命。第二天他正式通電就職，在天津成立了“國務院辦公處”。由於黎元洪此時已被迫逃離總統府，馮國璋隨後也在南京就任代理大總統。
段祺瑞在以討逆軍總司令的身份親自指揮第八師時，分別任命段芝貴、曹錕為東、西路軍總司令。
段芝貴與段祺瑞是同姓同鄉，而且據說還是同宗，外界有厭惡北洋係的，便稱他們倆為“一刀兩段”。兩段原先並不熟悉，直到小站練兵時才互相認識。當時一般人按照職分和年齡，稱段祺瑞為老段，稱段芝貴為小段，後來兩段敘過宗誼，論輩分，小段其實還是老段的族叔，比老段長著一輩。以是之故，合肥當地有“老段不老，小段不小”之說。
段芝貴也是袁世凱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在清末官場，他甚至比老段得意得還早一些，後來因為被人參劾，地位就比老段差一頭了。袁世凱在世時，兩段不僅沒有什麽特殊關係，在袁世凱稱帝一事上還有著嚴重分歧——老段竭力反對袁世凱稱帝，小段卻竭力擁戴袁世凱黃袍加身。
小段和老段的個性迥然不同，小段為人機警聰明，善於逢迎。袁世凱死後，見老段執掌了政府大權，小段便與老段日漸親近起來，並很快得到老段的信任。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職退入天津後，起先就住在段芝貴家的私宅裏。
這次小段雖被老段委任為東路軍總司令，帳下卻無一兵一卒。在討逆軍司令部出任交通處長的葉恭綽前去看望他，問他有何準備，段芝貴無精打采地回答：“沒有。”
得知段芝貴犯愁的原因，葉恭綽對他說：“君既為總司令，何至一籌莫展？”
葉恭綽當場出了個主意，令段芝貴為之眼前一亮。
討逆軍要由天津開至北京，路程並不短，其中廊坊為進攻北京的咽喉要道和中心要點。駐紮於廊坊的為第十六混成旅，無論從軍事意義，還是地理位置上講，這支部隊都極為重要。
混成旅的原旅長馮玉祥此時已遭排擠被撤換，但他本人恰好還在天津，而且混成旅的將官多傾心於他。葉恭綽建議段芝貴立即用電話把馮玉祥叫來天津，並讓馮官複原職，指揮全旅人馬討逆：“廊坊一扼，京津路斷，辮子兵將何之？”
葉恭綽還提醒說：“馮為善用機會之人，如他先有所組織，掛出討張的旗幟，你怎麽辦？”
段芝貴聽了一躍而起，說道：“對，對！”
段芝貴以電話相召後，馮玉祥即來謁見。當時段芝貴尚在樓上，馮玉祥看到葉恭綽在樓下，就問他：“段總司令召我何事？”
葉恭綽賣了個關子：“我不知道，但猜想必定有一份功勞要送給你。”接著又試探道：“人皆知十六旅是你的，今坐聽張勳在京複辟，你的聲威何在？難道你們十六旅要聽張勳指揮嗎？”
即便段芝貴不叫他，馮玉祥也在醞釀起事，被葉恭綽這麽一激，頓時勃然大怒：“什麽話！”
到段芝貴下樓時，葉恭綽已經心中有底，他悄悄地告訴段芝貴：“你開門見山說吧，包管妥當。”
段馮僅談了十分鍾，馮玉祥即回去做準備。隨後段芝貴向段祺瑞報告，此前也有別人向段祺瑞獻了這一計策，於是段祺瑞不僅欣然表示同意，還臨時刻了一顆關防印，並派人專程送到天津車站，當麵交給馮玉祥。
任命馮玉祥的次日，段芝貴仍在天津未動。葉恭綽去找他時，見他正在與人聊天，便問道：“總司令何以仍未出發？”
段芝貴笑言：“一個光杆總司令鬧什麽？”
第十六混成旅雖加入東路軍陣營，但段芝貴並不能直接指揮。不過葉恭綽認為這並不等於他隻能無所作為：“不是要講排場裝門麵，因為主力雖在馮，而你應走在前頭，以壯士氣。”
段芝貴覺得有道理，不過仍費躊躇：“我到前線，對軍隊要有些給養同犒賞，現尚無著。”
葉恭綽一拍胸脯：“這容易，你交給我。” <h4>四十盆花</h4>
一直以來，北京政治圈中有兩個派係都站在段祺瑞一邊：其一是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的研究係，自馬廠誓師以來，他們一直在給段祺瑞起草函電，獻計獻策。另一個就是交通係，係從事政治活動的交通界人士所組成的派係。討逆期間，整個交通係共通過交通銀行向段祺瑞預借軍餉兩百萬元，從而在討逆戰爭中扮演了他人無法替代的角色。
葉恭綽即為交通係的一個主要代表人物。這是一個對政治機智到近乎敏感的人，早在複辟前夕他就看出張勳不能成事，遂主動從北京趕到天津，站到了段祺瑞一邊。
雖然葉恭綽脫離了交通部，但憑著在交通部的強大人脈和資源，幾乎沒有他辦不到的事。與段芝貴談話後，葉恭綽馬上與京奉鐵路局的局長聯係，弄來一大貨車的麵包鹹菜，同時從徐州方向調來兵車一列，另外還朝交通銀行借了十萬元。
有了這些物資，又經葉恭綽一再催促，“光杆總司令”才穿上軍裝去了廊坊。
葉恭綽在討逆之役中的作用還遠不止於此。由於他的策劃安排，交通係所掌握的所有電報、電話、鐵路均優先服務於討逆軍，給討逆軍帶來了莫大便利。
有人評論說張勳不但不懂政治，其實也不懂軍事。在他發動複辟之初，討逆軍尚散布各處，並未能集合，如果張勳能夠指揮津浦鐵路一帶的“辮子軍”搶先北開，必然會使討逆軍處於不利境地，但他卻計不及此。
不過也有資料表明，是張勳手下的第一號大將、留守徐州的張文生誤了他的大事。據說張勳與張文生曾約定一個暗號，隻要張勳在電報中說“速運花四十盆來京”，張文生即調四十營兵開往北京。及至張勳宣布複辟，並給張文生發來電報，張文生認定複辟必敗無疑，為保存實力，就不肯再輕易調兵北開了。
張勳收到的不是四十營援兵，而真的是徐州花園裏的四十盆花！張勳氣得渾身顫抖，連說：“壞了，壞了，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葉恭綽抓住張勳內部的這一弱點，成功地說服京奉、京漢、津浦各鐵路局暗中服從其號令，不再為“辮子軍”擔任運輸，同時各大車站的機車也被調離，隻將客貨車集中北段聽用。
到討逆軍集結時，徐州附近的空車皮已被完全調離，就算張文生肯調兵都調不成了。其餘地區也是如此，外省軍隊根本無法對張勳施以援助。
討逆軍還在馬廠車站設立稽查處，陸續扣留了在北京至徐州間往來乘車的張部官兵達三四百人。參與討逆之役幕後策劃的靳雲鵬向李長泰提出，應將幾個扣留在車站的“辮子兵”先行懸首示眾，以振軍威。李長泰讓他請示段祺瑞再辦，靳雲鵬便在吃晚飯時跟段祺瑞提了一下，段祺瑞當場未做任何表示。
第二天吃午飯，靳雲鵬又嘮叨這件事。段祺瑞很不高興地說：“罪在張勳一人，這些官兵們有什麽罪？殺幾個有什麽用處？你們總是好殺人，殺人者人恒殺之，哪一個好殺人的有好結果呢？”
在段祺瑞的堅持下，戰後所有被扣留的張部官兵均被分別編隸於第八師或給資遣回原籍。
段祺瑞不想多殺傷，如果能夠兵不血刃、以必勝之勢迫使複辟派屈服，在他看來是最好的結果。為此，他屢次電勸清室自動退位，可是均被張勳所阻止。
觀察內外情勢，認識到不訴諸武力難以奏效，段祺瑞隻好以速戰連勝為原則，下令東西兩路軍向京師推進。
張勳雖然梗著個脖子扮強硬，但其實自宣布複辟的第三天起，他所麵臨的局麵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對於複辟，各省既無人響應，連賀電也很少，倒是各地報紙“無不以三寸之管口誅筆伐，痛斥叛國”。討逆軍還沒有發動什麽強大攻勢，北京城外的非“辮子軍”就全都倒戈相向，反過來把槍口對準了“辮子軍”的陣地。
張勳對此非常氣憤，說：“他們推我出來複辟，這是耍咱，咱不能孬了，豁出去了，拚命亦得跟他們幹。咱怕什麽，到時候咱就抖摟抖摟，是我一個人要出來保皇上複位的嗎？” <h4>樹倒猢猻散</h4>
要拚命，也要拚得過才行。1917年7月7日，討逆之役正式打響。雖然段祺瑞起初在動員師旅長一級指揮官時費了點勁，但具體到參與討逆的普通官兵，在帝製不應再出現於民國這一點上，觀點都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對段祺瑞的印象也非常好，認為這位北洋老前輩從兩造共和，再到主張對德宣戰，所作所為都對國家有利。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討逆軍官兵在動員時就表現得非常踴躍，“擁護段總理”、“消滅辮子兵”的口號一時大作。在正式開戰的當天，東西兩路軍就擊潰北京城外的“辮子軍”，會師於豐台。其後當東路軍由豐台進逼北京時，南苑航空學校又出動兩架飛機對“辮子軍”陣地、紫禁城皇宮分別實施投彈。這是有史以來中國空軍第一次實施投彈，也是第一次進行陸空軍配合作戰。
眼看形勢越來越緊張，張勳一麵下令布置防禦工事，一麵讓秘書長萬繩栻把徐州會議時的那塊簽名黃緞子找出來，準備必要時公之於眾。
張勳想不到的是，早在段祺瑞馬廠誓師的前兩天，馮國璋就通過他的總參議胡嗣援，以二十萬元現洋的代價，將他曾寫給張勳的親筆信以及黃緞子都買回去了。現在張勳要黃緞子，萬繩栻哪裏拿得出來，隻得推說怕黃緞子帶在身上會遺失，所以放在天津沒帶來，既然張勳要，他馬上去取，隨後便趁此機會溜之大吉了。
7月8日，討逆軍攻進朝陽門，“辮子軍”被迫退守內城。此時十營“辮子軍”又有六營被策反，剩下的四營按理應有兩千人，實際上僅有一千五百人，根本頂不了多大的事。隻是段祺瑞怕巷戰後京城會毀於炮火，所以未再下令討逆軍發動積極進攻，而由各國公使向張勳轉達了投降條件。
麵對段祺瑞提出的投降條件，張勳還想一走了之，再回徐州當大帥。他以四句歌謠作為答複，曰：“我不離兵，兵不離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
有人問他應該怎樣對清室做一個交代，張勳說：“這件事本來和清室不相幹，幹成了，小皇帝安坐龍廷；失敗了，我一個人受罪。”
7月11日，張勳接見外國記者，他的態度表現得很鎮靜，說我隻是執行北方各省督軍們的共同主張，我有他們簽名的文件在手，必要時會公布，我決不向他們投降。
私下裏，張勳大叫撞天屈：“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聰明，複辟不是我一個人的主張，也不是我一個人的願望。複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幹垮了，卻拿我一個人受罪。”
鑒於張勳拒絕了投降條件，段祺瑞遂於當天向討逆軍發布了三路進攻的命令。
7月12日，李長泰的第八師攻入內城。這時徐州方麵傳來消息，留守徐州的張文生在討逆軍的三麵圍攻下已經率部投降，張勳及其部屬聞訊更加絕望。
仍效忠於張勳的“辮子兵”統領蘇錫麟與人商量，決定勸張勳上車到荷蘭使館避難。可是張勳卻來了強脾氣，說什麽也不肯走。因為時間緊迫，眾人隻好強行把他架上了車。張勳身材矮小，很容易架，但他仍拚命掙脫，氣急了還咬了架他的荷蘭老外一口。
張勳對“遭人陷害”一直耿耿於懷，直到逃進荷蘭使館後，他還對人說：“就是你們總統（指馮國璋），從前亦是讚成（複辟）的，開會（指第四次徐州會議）時，我有大家簽字作憑據。”又說：“隻有段芝泉（段祺瑞）是勸我不要幹的，唯他可以打我，別人不配！”
沒了那塊丟失的黃緞子，張勳充其量也就隻能自己給自己矯情一把。有訪客對他說：“複辟是否適合國情，現在也不必談了。可是如果您及早宣布立憲（即君主立憲）以安人心，雖然最終仍不免於敗，也足以解嘲，為什麽您看不到這一點呢？”
張勳居然不知立憲為何物，他歎了口氣道：“我不懂得這套玩意兒，都憑著公雨（萬繩栻字）等人瞎鬧。你拿這個來責備我，是怪錯人了。”
張勳被架走後，樹倒猢猻散，剩下的一千多“辮子兵”也趕緊剪辮子，換服裝，踏上逃亡之路。討逆軍進入北京內城的那一天，遍街可見辮子。
討逆戰役自正式發起到結束，前後一共不過六天，中間還有四天屯兵不進，真刀真槍的開練實際隻有兩天，因此京師學校其間也僅輟了一天課。事後統計，討逆軍和“辮子軍”死傷者均不超過百人，另有十餘名市民被流彈和飛機炸彈誤傷。
一場以國家前途命運為兒戲的複辟大禍，最終來得快去得亦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損失又如此輕微，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也算是比較罕見了。 <h4>猛虎在山</h4>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英雄姿態凱旋回京。他在請願團事件中受損的社會聲譽及其威望大幅反彈，許多人都對他歌功頌德，就連段公館內部對這位他們熟悉其實又不太熟悉的老段也開始刮目相看。有的家人說：“還是老頭兒有辦法，上次一個電報，就叫清室讓了位。這回又是一個電報，攆走了張勳，取消了複辟。”
段祺瑞入京後正式組閣。在陸續發表的閣員名單中，除他繼續自兼陸軍總長外，主要由段派、研究係、交通係成員組成，可以說是三派的聯合內閣。
在討逆一役中，梁啟超功勞不小，加上對其學識人品的賞識，段祺瑞在醞釀內閣名單時即力邀其共事。梁啟超半是謙虛半是認真地說：“我隻能給總理當個書記，寫個稿子，別的事恐怕我擔當不下來。”
最終梁啟超被任命為財政總長，研究係的另一個領袖湯化龍出任內務總長。在新內閣裏，研究係占有很大份額，一共九個閣員，研究係便獨占五席。這既標誌著研究係進入了它的極盛時期，同時也預示著段祺瑞在重新執掌中央政權後，暫時不會再像以往那樣受到來自院方自身的羈絆。
段祺瑞入京的當天，便與黎元洪會麵並向對方表示慰問。複辟期間，黎元洪先欲到法國醫院藏身，遭拒後又以平民身份轉往日本使館避難。直到張勳逃往荷蘭使館，他才敢從東交民巷裏出來活動，猶如是在換防，一國元首的臉麵掃地以盡。
盡管段祺瑞仍請黎元洪回總統府就職，但經此劫難，黎元洪在羞愧難當的同時，也已心力交瘁，不願再當總統。他向段祺瑞表示：“我已打定了辭職的主意，今天決不能再回公府。”返回私宅後，他又連發兩通電報，以“心肝俱在，麵目何施”的沉痛措辭，聲明自己決不再複任總統。
就段祺瑞來說，黎元洪當初毫不留情的免職之舉，無疑給他造成了刻骨銘心的精神傷害，即便討逆成功，這種心理陰影也不可能完全消退。現在他之所以出麵挽留黎元洪，很大程度上隻是為了體現一個獲勝者的寬宏大量和既往不咎，但既然黎元洪退意已決，他也就不再勉強了。
黎元洪不做總統，就輪到了馮國璋。馮國璋在討逆期間以副總統代行大總統職權，通電還是黎元洪一手草擬的，由馮國璋繼任總統可謂合情合理合法。
段祺瑞隨後接二連三發電報邀馮國璋北上，還派人到南京勸駕，但馮國璋卻遲遲未動身。
馮國璋本人對繼任總統自然是求之不得，問題是他的部下幕僚已經分成了兩派意見。一派主張接受段祺瑞的邀請，由代理大總統轉正。他們認為，黎元洪既不肯複職，馮國璋就應到北京正式繼任，如果長期在南京代行下去，不但影響國際觀感，而且妨礙政令的推行，就算以代理大總統的責任來衡量，也說不過去。
北上派還有著自己個人的小九九，用他們私下的話來說：“我們好不容易盼得有這麽一天。現在我們要捧著老頭子（指馮國璋）去當大總統了。這個機會，怎麽可以錯過呢？”
為了能夠攀龍附鳳、雞犬升天，北上派便竭力慫恿馮國璋北上，並且強調目前中央無主，元首虛懸，正是他擴大權勢、擺脫土皇帝身份的好機會。
相對於北上派，另外一派可稱為留寧派，也就是建議馮國璋留在南京，將大總統繼續“代”下去。他們提到的反證，就是先前人盡皆知的府院之爭，由此引申出：做正式的大總統，隻有像袁世凱那樣完全執掌大權，才有可能做得好，其他人都不行。“像那黎大總統（黎元洪），由於他手裏沒有實權，所以就讓人給端下來了。”
有人這樣給馮國璋分析利害：“古人雲，猛虎在山，藜藿不采。不要看總統（指馮國璋）在這兒威震八方，可是一到北京，人家處處拿法律限製你，就什麽事也辦不通啦！”
馮國璋曾親眼見識過府院之爭的激烈程度，對黎段二人是如何相互把對方逼到絕境的整個過程也知之甚詳，所以對這一派的意見很聽得進去。當時馮國璋的夫人、女婿也都勸他不應離開經營多年的地盤和軍隊去北京，以免輕者做個空頭總統，重者淪為黎元洪第二。
如果能夠像留寧派所說的那樣，繼續留在南京做代理大總統，而由段祺瑞在北京處理政務，對馮國璋而言，無疑是最好的結果。可是畢竟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而且這時西南方麵又通電擁黎元洪複任，馮國璋便覺得還是應該慎重從事，再觀望一下，於是便發表通電，宣布停止代行總統職務，仍以副總統身份兼領江蘇督軍。 <h4>四哥快來</h4>
馮國璋不肯北上任職總統，對此最為坐立不安的人是段祺瑞。
馮段自武備學堂換帖結義起，一直保持著友愛無間的關係。在袁世凱手下當差時，二人再加上一個王士珍，白天在一起辦公，下了班又一起到馮家談天說地。當時馮家有一個私塾，馮國璋和段祺瑞的子弟都在這個私塾裏讀書。
那時段祺瑞對待馮國璋的孩子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學業上都十分重視。馮國璋的孩子因為學習不好，還挨過段祺瑞的訓斥甚至責打。段祺瑞也很關心馮國璋，連馮國璋生了病，醫生開出藥方，有時都要經過段的同意才能煎給馮國璋吃。
馮國璋後來到南京當督軍，二人一個在中央，一個在地方，雖然分隔兩地，甚至彼此政見也不完全一致，但是這都沒有破壞他們的友情。馮國璋每次進京，必定會去段公館，看到老段缺什麽就主動給添什麽，比如段公館的汽車和司機都是馮國璋送的。段祺瑞知道馮國璋來京也總是高興得不得了，一見麵就喊“四哥”，那股親熱勁兒，讓旁人看著隻有羨慕的份兒。
世人皆知，府院之爭乃至張勳複辟的源頭乃是黎段互相不對付。對於張勳複辟，黎元洪自然應負全責；府院之爭則是眾說紛紜，也有人說是因為老段脾氣“各色”（老北京方言，意思是說脾氣古怪），不好接近，所以才把“泥菩薩”都給惹翻了。
不管是誰的責任更多一點，反正黎元洪下去了，新換上來的馮國璋與老段是盟兄盟弟，私人關係那麽好，又都是北洋老人，連他都不敢進京與之共事，這不反過來說明老段確實很“各色”嗎？
接到馮國璋通電的當天，段祺瑞即以靳雲鵬為特使，派他率各界代表數十人赴南京勸駕。
段祺瑞要靳雲鵬捎話給馮國璋，讓馮國璋放心：“這一次馮四哥到了北京，一切的事都交給我。我敢擔保馮四哥做一輩子總統！”
作為段幕大將，靳雲鵬本身也巧舌如簧，很會哄人高興。他到南京後對著馮國璋發表了一番妙論，說：“北方的大局好比是一個香爐，這個香爐有三條腿，大總統（指馮國璋）好比是香爐的一條腿，總理和東海（指徐世昌）是那另外兩條腿。有了這樣的三條腿，還怕那個香爐站不穩嗎？”
馮國璋在聽靳雲鵬說這番話時，雖然嘴上未做任何表示，但臉上一直保持著微笑，顯然很是受用。
北上派見狀，趁機再在他耳邊說些“良機萬不可失”之類的話，馮國璋的心慢慢就被說活了。正在這個時候，段祺瑞又給馮國璋發來一封親擬的電報，電文隻有幹幹脆脆的四個字：“四哥快來！”
馮國璋接到這封電報後很激動，他一邊把電報拿在手裏指給身邊的人看，一邊以得意的神情對眾人說：“你們看，芝泉這個粗！芝泉這個粗！”
馮國璋終於同意北上繼黎元洪之位，但最後仍遲了十幾天才到北京。原因是他素來愛財，在事先未征得段祺瑞同意的情況下，曾與蘇商張謇等人合夥，以製藥為名，從英國人那裏進口並出售了一千六百餘箱煙土。這些煙土確有少數用於製藥，但大部分都是為了賺取高利潤。
煙土不能公開出售，賬麵上另有名目為“民國元年公債票一億元”。現在馮國璋要到段祺瑞身邊當總統，段祺瑞又以廉潔自律著稱，他很怕真相暴露後，遭到段祺瑞的反對和抵製，於是才緩緩其行。
民元公債票係由財政部發給，當時的財政總長為曹汝霖，自然也參與其中。曹汝霖不敢直接向段報告，隻好請段祺瑞的“左輔右弼”徐樹錚、曾毓雋幫助疏通，並提出可以讓他們入股分利。
徐、曾馬上據實告訴段祺瑞。段祺瑞聞言微笑，遲了半晌才說：“我與馮舊交，此君有錢癖，固所深知。”
原來段祺瑞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內心雖然對馮國璋的這些做法很不滿，但為了避免因小失大，傷了與“四哥”的感情，隻好故意裝聾作啞。
知道馮國璋是個把錢看得很重的人，“民元公債票”已然成為阻礙他進京的一塊心病，段祺瑞遂吩咐徐、曾：“你二人萬不可沾染，但須力任疏通，而不受酬。將來我見到馮時一字不提，你們可示意由他獨斷獨行。”
段祺瑞為人剛直，寧折不彎，在處理與錢財有關的政府要員事件時，更是從不妥協。如今能這樣委曲求全，已足見其邀馮北上共事，以及竭力避免重蹈過去府院之爭覆轍的誠意。
把梁啟超讓到小會客廳後，段祺瑞又讓家人在午餐時預備正餐。段祺瑞留客人吃飯，一般隻預備便飯，指明預備正餐，是暗示要加添燕窩魚翅等海菜，以表示對客人的格外尊重。
這天梁、段從上午10點起，連續談到下午3點多鍾，梁啟超才告辭而去。
談話中，梁啟超主要分析的還是德國為什麽會輸以及中國為什麽要參戰。
德國為什麽會輸——不錯，德國軍隊確實部隊精壯、武器優良，但同盟國和協約國戰爭的勝負，並不在於軍隊和武器的強弱優劣，而在於最後誰能在經濟上撐得住。仗打了三年，德國的人力物力已經捉襟見肘，而英法等協約國卻資源豐富，又有美國在後麵幫忙，經濟方麵遠勝於德。
中國為什麽要參戰——中國既已與德國斷絕邦交，那就算是把德國給得罪了，如果遲遲不參戰，德國一旦取勝，中國勢必處於戰敗國的地位。反過來，英法若勝，因並未對德宣戰，中國也不能被列為戰勝國！ <h4>還得依賴實力</h4>
梁啟超此次訪段顯然是有備而來，在原先的基礎上又做了精心研究和準備。在講到中國因不能參戰而可能麵臨的嚴重後果時，他痛心疾首：“從此（中國的）國際地位更加低落，將何以自存？況日本業已參戰，到德國戰敗，則東鄰虎視，列強環伺，中國的前途更不堪設想！”
由於外界阻力太大，段祺瑞對德宣戰上的決心難免受到影響。與梁啟超的這次長談猶如給他打了一針強心劑，自此對德宣戰的意誌更為堅決，要黎元洪明令宣戰的心情也更為迫切。
為了攻下黎元洪這座“堡壘”，段祺瑞特邀徐世昌、王士珍、梁啟超等人同赴總統府，請黎元洪說明他反對參戰的具體理由。
黎元洪當然不能說出我忌憚你老段之類的話，隻能說：“我對這個問題是沒有成見的，但是我認為少數應服從多數。現在輿論界都反對宣戰，我們不能不予以重視。”
對於輿論反對這一招，段祺瑞早有防備，要不然就不會把梁啟超給邀來了。梁啟超馬上接過黎元洪的話茬兒：“輿論？什麽輿論？我就是輿論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堅決主張宣戰的。”
黎元洪張口結舌，隻得把目光轉向王士珍說：“軍界也不讚成，聘老（王士珍字聘卿）就是一個。”
王士珍的確不讚成，可這隻是他和黎元洪私下的交流，萬想不到黎元洪會當眾把他推出來做擋箭牌。眼看已毫無躲閃餘地，不得不閃爍其詞：“德國陸軍世界第一，如果德國戰勝，事情就難辦了。”
這次會談又是各說各話、無果而終，不僅沒有能夠彌合黎段之間的分歧，還將府院雙方推到了更加水火不容的地步。
除丁佛言外，黎幕尚有被段派稱為“四凶”的“四大金剛”，包括哈漢章、蔣作賓等人。這些家夥每天不幹別的，就是琢磨如何倒段，而且餿點子著實不少：哈漢章慫恿黎元洪聯馮（馮國璋）倒段，蔣作賓更發密電給東北的張作霖，以事成之後許以更大權位為誘餌，要對方反段擁黎。
蔣作賓的密電被段祺瑞的幕僚、陸軍次長傅良佐查獲了，段祺瑞為免被動，隻好立即派人去東北對張作霖進行拉攏。
黎幕固然殺氣騰騰，可段幕也不是吃素的。徐樹錚在是否參戰問題上與黎元洪看法相同，但這並不妨得他準備利用參戰問題逼迫黎元洪讓步。因為從參戰問題出發，可以預知黎元洪以後一定不會和段祺瑞好好合作，國務院的其他政策也不可能貫徹得下去，這是最令徐樹錚憂慮和惱火的。
怎麽逼迫？還得依賴實力。在這方麵，徐樹錚早已駕輕就熟。他離京奔走於各地，上海、南京、徐州……對各省督軍煽風點火，穿針引線，鼓動他們到京城去參政議政。
徐樹錚本來希望馮國璋能出來帶個頭，但馮國璋自上次來京調解後，已經弄清府院關係之複雜，知道總理、總統和國會這三方都不是容易對付的角色，而且哪一邊都得罪不起——馮與段同學同事多年，又是換帖兄弟，至少不能跟段唱對台戲；馮自己是副總統，隻要說出任何不利於黎的話，就會令人誤會有取黎自代的企圖；國會更是惹不得，因為馮本人就是國會選舉出來的副總統。
馮國璋對徐樹錚說：“雖然大家捧我，有了這名義（指身兼副總統），我倒不好說話了，還是推張巡帥出來講幾句話吧。”
張巡帥也就是張勳，因其時任長江七省巡閱使，故有此稱。他原先不是北洋嫡係，後來才依附於北洋，屬於北洋中的雜牌。
北洋實力既沒有一般人想象的那麽壯大，又以雜牌居多。張勳以徐州所屬八縣為中心，所部分布於蘇皖各地區，共有步馬炮各兵種六十營，共三萬人。這在北洋雜牌中已經屬於比較強的了，像安徽督軍倪嗣衝就隻有三十八營近兩萬人。
民初國內軍隊有南軍北軍之稱，張勳作為北軍雜牌之首，曾被推為北方十三省區大盟主，並三次在徐州召集北軍軍頭開會，遂為各方麵所特別重視。
在馮國璋推薦下，徐樹錚又邀張勳出麵。張勳召集幕僚商量，他的幕僚們認為段、黎“各挾私意以相爭”，張勳去了隻會被拿去當槍使。張勳聽了這些話，便隻派了一名代表赴京。
除馮國璋、張勳僅派代表外，其他督軍都已同意入京。徐樹錚這邊一布置成熟，段祺瑞即宣布召集督軍們到京討論時局。為了能夠名正言順，對外隻說是討論裁兵節餉問題。 <h4>定心丸</h4>
第一個到京的是安徽督軍倪嗣衝。由於徐樹錚在遊說時曾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囑咐倪嗣衝在參戰問題上維持中立，所以倪嗣衝不僅發電維持中立，而且動身時又發表了反戰講話，說對德宣戰一定會引起亡國後果雲雲。
倪嗣衝也不是北洋嫡係，對府院之爭的內幕不太了解。到了京城後他還拎不清行情，以為總統比總理大，於是就先去拜見了黎元洪，同時還保舉其侄兒和兒子分別晉升中將、少將。
黎元洪明知段祺瑞召集軍事會議是要對他進行施壓，心裏已經很不痛快，又見倪嗣衝態度恭順謙卑，當即便決定拿這個“軟柿子”開刀立威。隻見他沉下臉來，大聲嗬斥道：“怎麽，你到北京來是為你的侄兒、兒子謀功名富貴的嗎？他們配當中將、少將嗎？授官是總統的大權，你身為省長，有什麽資格求官？”
倪嗣衝被罵得麵紅耳赤，無地自容，慌忙退出了總統府。
接著倪嗣衝去謁見段祺瑞。段祺瑞對倪嗣衝的反戰言論很是反感，一問才知道是他受了徐樹錚的影響，本人其實笨笨的、傻傻的，除了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盤和實力外，並無什麽確定的政治主張。
針對倪嗣衝的心理，段祺瑞給他吃了一顆定心丸，說明宣戰不僅不需要派兵出國，而且還可以獲得日本的借款、軍械以及其他優待條件。
如倪嗣衝這等粗魯少文的武人，你給他講高大上的政治理論，他根本無法領會，但做某事隻有大把好處而沒有什麽壞處，他立刻就能聽懂。再加上黎元洪不給麵子，相比之下，段祺瑞卻和藹可親，於是倪嗣衝馬上由反戰派變成了最積極的主戰派，他向外界大聲疾呼：“應當無條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湖北督軍王占元與倪嗣衝遭遇相仿，他當即表示：“前此有電請維持中立者，係徐樹錚示意，今日來京，方知參戰之必要。”其他陸續來京的督軍在被段祺瑞逐一開導後，也都對宣戰投了讚成票。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親自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督軍、督軍代表共二十餘人，這就是所謂的督軍團。
段祺瑞事先準備好了一張簽名單，上有“讚成總理外交政策”八個字，與會者一致在上麵簽上自己的大名，而後這張簽名單便被送往了總統府。
段祺瑞業餘愛打牌，每天晚飯後都要準時過上一把牌癮。督軍團進京，令段公館的牌桌進入了史上最熱鬧的時代——督軍們常聚在段公館開會，開完會就來上幾桌麻將。
倪嗣衝等人在北洋軍中號稱勇將，他們在戰場上究竟勇不勇，段府家人也不知道，但親眼所見，這些人在賭博場上倒真的都是以一當十，頗有英雄氣概。那時候每天的輸贏都有千八百塊，光段公館抽的“頭錢”（即抽頭）積累下來就是一個頗為可觀的數字了。
督軍們把賭博場上的英雄氣概順延到了“參政議政”上，連國務院的內閣會議他們也要參加。當時內閣成員因為辭職、請假、免職等各種原因，一共隻剩下三人，可列席的督軍和督軍代表倒有二十多個，討論議題時，三個閣員連插嘴的機會都沒有。
有督軍團助力，參戰案很快就在內閣會議上得以通過。會後，段祺瑞拿著這個方案請總統核準。因為在絕交案風波中，黎元洪已經答應不會反對內閣已經確定的方針，於是隻得同意將參戰案提交國會討論。
國會才是真正難辦的。梁啟超、湯化龍的研究係議員是全體讚成參戰的，但他們在國會中並不占多數，占多數的是國民黨議員。
說起來，民初的議員老爺們與官僚相比較並沒有什麽兩樣，甚至在食利方麵還有過之。就國民黨議員而言，他們對孫中山的崇拜，也僅止於崇拜孫的地位，其實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人打算。也因此，當時的國民黨議員中有所謂“南孫北張”和“大孫小孫”一類的名詞。
“北張”指的是張繼一派，該派直接就擺出要與孫中山分庭抗禮的架勢。“小孫”指的是孫洪伊的“小孫派”，從在字麵上看，這一派還謙虛一點，自稱“小孫”，起碼是要與孫中山分出大小，以示不敢並駕齊驅之意。
不管出自於“北張”還是“小孫”，這些所謂的國民黨議員都隻有一個“政見”，那就是擁黎反段。國會會議還沒召開，他們已在其黨派內做出決定，要“先倒段再議外交”。 <h4>孤家寡人</h4>
為了排除來自國會方麵的障礙，段祺瑞親自設宴宴請參眾兩院議員。次日，督軍團也舉行招待會，招待全體議員，以便為段祺瑞進行疏通。可是在隨後的眾議院秘密會議上，參戰案還是沒能通過。
眾議院決定將參戰案提交全院委員會審查，這意味著通過的可能性已非常渺茫。段幕急了眼，傅良佐等人在未經段祺瑞同意的情況下，即抄襲袁世凱曾使用過的伎倆，組織各式各樣的“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欲逼迫國會強行通過參戰案。
不料此舉適得其反，原本就對參戰案持反對態度的議員們正好四散而去，參戰案自然也無法順利通過。
不但如此，段祺瑞還因此遭到了輿論的猛烈批評。在政府內部，有前國民黨背景的閣員也對段祺瑞產生不滿，正在供職的幾名閣員在一天之內都先後提出辭呈。
黎元洪對段祺瑞麵臨的窘境幸災樂禍，他對總統府的人說：“閣員都沒有了，看他段祺瑞怎麽做光杆總理！”
按照慣例，閣員辭職，總統應進行挽留，可是黎元洪卻一反常態，凡辭即準。隻有外交總長伍廷芳的辭呈他留下不發，為的是準備在段祺瑞下台後、新內閣組成前，由伍廷芳做代理總理。
內閣變得空空蕩蕩，總理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勸段祺瑞暫時引退，若在平時遇到這種事，段祺瑞不須別人說，自己就會在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但這時他考慮到辭職會使參戰案功敗垂成，所以顯得猶豫不決。
最後經不住張國淦一再勸說，段祺瑞的態度有所動搖，便讓秘書擬寫辭呈。徐樹錚一向就認為張國淦是個“蝙蝠派”，不像他那樣死忠於段祺瑞。得知張國淦居然勸段祺瑞下台，他立即跑到張國淦家裏，指責對方是受了府方的指使，要壓迫段祺瑞辭職，還說：“將來北洋派瓦解，唯你是問！我能說服總理不辭，不許你再進言。”
當徐樹錚接著趕到段公館時，秘書正將擬好的辭呈送來交段祺瑞審閱。徐樹錚把辭呈搶過來，撕得粉碎！
段祺瑞見狀，也就暫時打消了辭職的念頭。
督軍團不來京不知道，來了才知道國會的厲害。為了幫助段祺瑞渡過難關，他們再次設宴招待全體議員，一麵強調段祺瑞對請願團“事前毫無所知”，一麵代段祺瑞向議員道歉。席間，督軍們都放下封疆大吏的架子，向議員大獻殷勤，甚至鞠躬作揖，請求能網開一麵，放參戰案過關。
議員們可沒這麽好打發。當眾議院應段祺瑞的谘請，再次討論參戰案時，有國民黨議員提出，內閣成員已多數辭職，光杆總理連國會會議都召集不起來，這樣的谘文顯然不合手續。他建議緩議此案，等內閣改組後再行討論。
隨著這一動議經表決得以通過，段祺瑞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在段祺瑞和督軍團眼裏，這國會簡直太可惡了。既然敬酒不吃要吃罰酒，督軍團便出麵呈請總統解散國會。
黎元洪以總統無權解散國會作為回應。有人問他，如果督軍團一定要解散國會，總統用什麽辦法對付他們？黎元洪說：“我抱定了九個字的主意——不違法，不蓋印，不怕死！”
在接見督軍團代表時，黎元洪還直言不諱地提出，解決時局的唯一途徑是讓段祺瑞辭職。他說：“我看政局形勢搞得太僵。段芝老（段祺瑞）支撐大局，實在艱難，為什麽不趁此機會休息休息，躲開衝突，再找一個機會東山再起呢？”
段祺瑞與國會的衝突已成為黎元洪予以反擊的最佳利器，他在末了用仿佛局外人的口氣再次聲明：“現在國會與總理的關係如此惡劣，還是暫避為妙。”
段祺瑞被逼到了牆角邊，處境十分艱難，但他知道，自己一旦主動辭職，對德宣戰必將化為泡影。為此，他決定以退為進，先後派人或親訪徐世昌、王士珍，請對方出麵組織新內閣，並說他本人願意在新內閣中留任陸軍總長。
徐、王均不願來蹚渾水，一個表示決不接受組閣的任命，一個打躬作揖地“敬謝不敏”。
接著，段祺瑞一反常例，親自到總統府找黎元洪懇談，對他說：“我已經找過了徐菊老（徐世昌號菊人），找過了王聘卿（王士珍的字），他們都不肯擔任內閣總理。請總統從速為我找到替身，以便交卸。”
段祺瑞把話說到這個份兒上，無非是希望黎元洪能夠對他進行挽留。黎元洪雖然並沒有如其所願，但終於承認暫時還沒有找到其他適當的總理人選。 <h4>我不幹了</h4>
鑒於黎元洪和國會都把攻擊他的重點放在內閣殘破、無法負責這一點上，而且黎元洪的態度也似乎有了一些鬆動，段祺瑞又親自提出了一份補充閣員的名單。
當張國淦攜帶著這份名單前去征求總統府征求意見時，黎元洪已經擬好了對段祺瑞的免職令，他問張國淦：“芝泉的光杆總理還能當下去嗎？”
張國淦回答：“總理正打算補充閣員。”
黎元洪冷冷地說：“恐怕全是合肥人吧！”
如果名單真如黎元洪想象的那樣，他將當場拒絕接收，然後公布免職令，但是看完名單，他才發現自己想錯了。
對段祺瑞擬定的這份名單，其幕僚們曾建議用清一色的自己人來補充閣員，但段祺瑞本人沒有接受。他所提出要補充的六名閣員，幾乎沒有一個屬於段派，頭三個更是黎元洪所喜愛的湖北同鄉。
這是一份有意無意取悅於黎元洪的內閣班子，黎元洪的臉色頓時緩和下來，並留下了名單。
張國淦回去後匯報了與黎元洪見麵的情形，段祺瑞感到事情有了轉機，第二天親赴總統府，欲與黎元洪討論內閣的名單問題。不料黎元洪卻對名單上的人指指點點，說這個不行，那個國會也通不過。
段祺瑞想不到黎元洪會突然變卦，猶如全身被澆了一盆冰水，他趕緊強調：“內閣應由總理全權組織，不能完全按國會的意思去做。”
黎元洪的變卦來自於“四凶”的慫恿，後者認定段祺瑞是在用苦肉計兼緩兵計，為的是堵住黎元洪的嘴，他們建議幕主下定決心，對名單不予理睬。
黎元洪照此辦理，他不僅當麵稱段祺瑞已完全失去國會的信任，還提出對方要對督軍團“公然幹涉製憲，鬧得不成體統”負責。
二人不免又要說到對德宣戰的事，黎元洪還是說國會不同意，不肯照辦。雙方越說越僵，段祺瑞拍著桌子和黎元洪大吵，隨後憤怒異常地衝出了總統府。臨走到客廳門口時，他突然用力一跺腳，回過頭對黎元洪說：“我不幹了！”
到了段公館，當家人接過段祺瑞脫下的馬褂時，發現他的鼻子已經向左邊歪了兩指多。段祺瑞雖然一生氣就歪鼻子，但是歪得這麽厲害，是空前的一次。隨行副官也趕緊打“預防針”，叮囑家人：“我們要小心伺候，別找倒黴。”
段祺瑞脾氣上來宣稱要撂烏紗帽的話，正中黎元洪的下懷。他的那些幕僚策士們更在他麵前推波助瀾，說別看老段表麵上凶，其實色厲內荏，並沒有什麽實力，如果直接對他下達免職令，他必隻好拂袖而去，如此則天下事不難大定矣。
當天下午，黎元洪即派人到國務院宣布三道總統命令，其中第一道就是免去段祺瑞的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一職，由已遞交辭呈，但尚未批複的原外交總長伍廷芳暫代國務總理。
段祺瑞對黎元洪不留一點餘地的做法感到異常憤慨。在決定依舊搬去天津居住之前，他通電全國，認為凡實行責任內閣製的共和國家，總統命令須由總理副署才能生效，而黎元洪的三道命令都未經他副署。
段祺瑞在通電中還特地聲明，如果黎元洪執意要這樣做，“將來國家因此發生何等影響，祺瑞概不負責”。
一會兒，段祺瑞叫來衛隊營長杜奎，要求馬上預備去天津的專車。杜奎帶人到前門車站找站長要車，站長卻說剛剛才接到總統府電話指示：“不經總統批準，任何人不得開行專車。”
杜奎不由分說，在強逼著站長備好專車後，即去向段祺瑞匯報。段祺瑞平常照例都要午睡，現在午睡也不睡了，就帶著便衣衛隊乘汽車直奔前門車站。
段祺瑞剛上專車，“舅老爺”吳光新也來相陪。一行人等了十餘分鍾，還不見專車開動。吳光新立即讓人把站長叫來，問他：“你為什麽還不趕快開車？出了事故你負得了責任嗎？”站長回答：“剛才總統府曾來電指示，沒有總統的命令，誰也不能擅自開專車走。”
吳光新為人驕傲自大，脾氣古怪，平時就很難接近，聽了站長的話後頓時暴跳如雷：“他（指總統府）是放屁，胡說八道，不開不行，趕快開車。”
杜奎馬上掏出手槍，指著站長的胸前問道：“你開不開車？”
站長嚇得臉都白了，一麵大聲喊快開車，一麵對身邊的站內職員說：“趕快打電話向總統府報告，專車不開不行。總理大怒之下，不開車就會槍斃我。專車已經開走了！” <h4>連環計</h4>
府院之間的天地大衝撞，全都被身在徐州的張勳看在眼裏。張勳自許為督軍團盟主，雖然他隻派了代表赴京，但一直密切注視著北京政局的發展。公民團事件發生後，見督軍團在黎元洪和國會麵前也表現得束手無策，他感到自己大顯身手的機會已經漸漸成熟，便開始向一些督軍及督軍代表發來密函，邀其到徐州開會。
張勳是個複辟派，他在前清時當過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進入民國後，腦後依然拖著辮子，人稱“辮帥”。有人勸他剪掉辮子，張勳說：“我張勳的辮子等於我張勳的腦袋，腦袋掉了辮子才能掉！”
張勳的軍隊也和他一樣都留著辮子，號稱“辮子軍”。“辮子軍”以剽悍著稱，但軍紀非常壞。當初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辮子軍”攻入南京，張勳竟縱兵擄掠三日，其暴虐程度超過了土匪，猶如剛入關時燒殺搶掠的清朝軍隊。當時軍隊中流行著一首歌謠：“窮巡防，富陸軍，吊兒郎當鎮嵩軍，奸淫搶擄找張勳。”
段祺瑞內心裏非常看不起張勳這個怪物，即便在迫切需要外援的情況下，他最初仍希望由“四哥”而不是張勳來出麵組織督軍支持他的主張。
可是在曾毓雋持段祺瑞的親筆信前往南京後，馮國璋一如既往地把皮球踢給了張勳，他對曾毓雋說：“我雖是以副總統的身份坐督江蘇，但江南的有些事，還是以徐州的張紹帥（張勳字紹軒）為首。他年資在我等之上，是我們的老大哥，遇事總要請他出來主持。這件事關係很大，應該與張紹帥商量。”
與上次徐樹錚勸他入京不同的是，這次馮國璋知道段祺瑞境遇困難，不能光用兩句閑話打發。除秘密通知在京的督軍和督軍代表到徐州開會外，他又當即揮筆寫了一封致張勳的親筆信，信上請張勳出麵支持參戰並使段祺瑞複職，同時強調這一條件如不能得到滿足，即共同展開逐黎行動，他馮國璋雖不會親自與會，但一切都會服從大哥（指張勳）安排。
馮國璋讓自己的總參議胡嗣援作為代表，拿著這封信與曾毓雋同去徐州。張勳看了信假裝客氣，對胡嗣援等人說：“這麽大的事我怎麽辦得了？還得請副總統出來主持才好。”
其實這時由張勳召集的第四次徐州會議已經開幕。在他和馮國璋的共同相邀下，原在京的二十餘名督軍和督軍代表齊聚徐州，與會者一致推舉張勳為會議主席，張勳儼然成了督軍團的盟主，這令他十分受用。
督軍團到徐州的第二天，即收到段幕靳雲鵬、傅良佐發來的電報，得知段祺瑞已被黎元洪下令免職，並且段祺瑞通電否認此命令有效。
會場內外頓時掀起一股倒黎擁段的熱浪。安徽督軍倪嗣衝第一個暴跳如雷，對黎元洪破口大罵，其他人也都群情激憤。
並不是所有督軍都像倪嗣衝那樣真心擁段，他們有的推崇徐世昌，有的認可王士珍，但總之一句話，他們所擁護之人都得是老北洋這個圈子裏的。在他們眼中，黎元洪屬於外人，現在外人把自己人給免掉了，分明就是要對整個北洋發起挑戰，是可忍孰不可忍。
商量下來，眾人一致推舉張勳出來推倒黎元洪，另請馮國璋出來當總統，並恢複段祺瑞的總理之位。張勳當天沒有出席會議，主持會議的是他的秘書長萬繩栻。萬繩栻以張勳的原話作為答複：“你們的主張我是無法辦到的，因為師出必須有名。”
張勳還說他已經想到了一個妥妥的法子，這個法子就是“把大政奉還給今上”。
在前三次徐州會議中，張勳也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對複辟進行過暗示，但都沒有說得這麽直白，此次會議才終於正式涉及了清室複辟問題。
一聽說要以保清室複位為條件，與會者麵麵相覷，都覺得不能貿然答應。在出席徐州會議的諸人中，有一個人雖非督軍或督軍代表，但卻分外矚目。此人就是徐樹錚，他以段祺瑞代表的身份與會，察覺出張勳真正感興趣的是複辟，眾人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鬆口，徐州會議將不會有任何結果。
徐樹錚很快醞釀了一個連環計，即對複辟不再明確表示反對，引誘張勳放膽進行，以便假張勳之手驅走黎元洪、解散國會，之後再擁護共和、打倒張勳，恢複段祺瑞政權。
後來他對人如此闡述自己的用意：“張勳是複辟腦袋，先他去做，我們的機會就來了。” <h4>被火爐炙烤的滋味</h4>
當天會議結束，張勳設宴招待督軍團，但由於對督軍團是否能接受他的複辟主張仍心中無底，所以仍未親自參加宴會，而由他的義子、定武軍（因張勳曾被袁世凱封為“定武上將軍”，所以他的“辮子軍”也稱定武軍）總司令官張文生代為主持。
張文生因為勸酒、鬧酒，喝得多了一點，便昏睡在大客廳角落裏的一個沙發上。過了不大一會兒，他的酒醒了，隻聽有人在低聲談論，睜眼一看，原來是徐樹錚在和倪嗣衝等人商量著什麽。怕對方發覺，張文生趕緊又閉上眼睛，裝作酒醉未醒的樣子。
這時談話已接近尾聲，隻聽有人（係徐樹錚）這樣說：“他是複辟的腦子，別的他聽不入耳。咱們就讚成他複辟，等他複辟時咱再想別的法子。”
徐樹錚的話立刻得到響應：“走！咱去找他當麵談談。”
再往下聽，就聽不太清楚了，一幹人一邊小聲說著一邊走出了大廳。
張文生沉不住氣了，恨不得把偷聽到的話趕緊全都告訴張勳。可是當他跑到張勳的房間裏時，卻發現徐樹錚等人已經圍著張勳開起了會，而且大家正談得起勁，他根本就插不上嘴，更無法單獨告密。
見到張勳時，徐樹錚用以打動他的第一句話是：“芝老（段祺瑞）隻求達到驅黎元洪的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計。”
張勳知道徐樹錚是段祺瑞幕中第一紅人，徐樹錚這麽一說，他就認為段祺瑞不會反對複辟了。
倪嗣衝等人聽從徐樹錚的連環計，也都隨聲附和，說自己讚成複辟。
張勳喜出望外：“既然大家無異議，那就再好不過了。”怕眾人反悔，他又連忙提議道：“不過這件事可不是說說而已，同意了就要做到底，必須堅定不移。”
口說無憑，立據為證。張勳當即讓副官到後宅去找塊黃緞子來簽名。副官沒找到，可巧張勳的二太太有一塊黃緞子，原來準備蓋上大印給少爺壓邪祟用，於是便臨時拿到了前麵。
在場的人在黃緞子上一一簽字，萬繩栻還在上麵寫了個緣起。簽字完畢，張勳把黃緞子交給萬繩栻負責保管，接著便和眾人討論起實行複辟的策略問題。
徐州會議結束後，倪嗣衝率先在蚌埠發出通電，宣布獨立，其通電電稿即出自徐樹錚手筆。接著其他各省督軍也紛紛響應倪嗣衝的通電，宣布本省獨立。
各獨立省份的主要目標是對準國會，他們一麵派代表到天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一麵在津浦鐵路沿線扣留火車，往天津運兵，以期造成即將發動武裝政變的緊張局勢。
黎元洪在罷免段祺瑞之前，處境艱難的是段祺瑞，他處於主動和有利地位，但罷免段之後，他反而嚐到了被火爐炙烤的滋味。
除督軍團外部施壓外，北京政壇內部也已處於一片混亂之中。不僅政府幾乎無人負責，就連國會也因擁段的研究係議員出走而處於殘缺不全的狀態。
為穩定政局、籠絡北洋係軍心，黎元洪又打算起用徐世昌或王士珍為總理，但徐、王均堅辭不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他隻得退而求其次，任命李經羲為國務總理兼財政總長。
李經羲是前清遺老，其聲望和能力與總理的職務並不相稱，外界都認為他的上位是個大冷門。黎元洪及其幕僚之所以推重此人，是因為李經羲是李鴻章的侄子，安徽合肥人，而且多少也曾是個北洋官僚，他們就想用“以合肥人製合肥人，以北洋派製北洋派”的辦法來穩定政局。
可是眼見政局動蕩，李經羲也不敢來京就職。黎元洪焦頭爛額，被迫向獨立各省發出“告哀電”，聲明他是為段祺瑞著想，才“暫予免官，俾其養望”，而免段令的副署也有先例可循，不可徑指為違法。
督軍團對“告哀電”的態度是不屑一顧、嗤之以鼻。倪嗣衝在天津謁見段祺瑞時道：“黎宋卿（黎元洪）曾對我說，不經國會通過，徑行對德宣戰不合法。什麽他媽的法！總理是責任內閣的領袖，總理說的話就是法律。他不經內閣副署，就免去總理的職務，是合法的嗎？”
說到得意處，倪嗣衝又挖起了黎元洪的老底：“辛亥武昌之變，黎宋卿聽到槍聲嚇得鑽了床底。後來不過是因緣際會，依人成事，可是卻覥居高位，優柔寡斷，竟然妄自尊大，以開國元勳自居，還有誰來擁戴他呢？”
如今的倪督軍早就由剛剛進京時不知投靠誰的雜牌軍頭，一躍成為堅決支持段祺瑞的鐵粉。段祺瑞對此當然很高興，說到對黎元洪的評價，他也就一句話：“國事方艱，庸才足以誤國。”
就在黎元洪不知如何是好時，在天津不敢就任的李經羲給他獻了一計。 <h4>救命稻草</h4>
按照督軍團在徐州會議期間定下的策略，張勳沒有隨眾宣布獨立。此時的張勳與黎元洪若即若離，加上被外界視為督軍團盟主，遂有舉足輕重之勢。正好李經羲與張勳的私人關係又比較密切，於是就勸黎元洪電召張勳進京調停時局——解鈴還須係鈴人，既然各省獨立和“兵諫”起自徐州會議之後，作為徐州會議召集人的張勳如果能夠出麵調停，不但能夠勸服督軍團，而且足以加強新內閣的地位。
由於張勳一直主張清室複辟，而德國皇室對複辟派表示過支持，所以張勳在對德宣戰上一直不太積極，這一度讓黎元洪認為張勳站在自己一邊，可以進行拉攏。不過張勳畢竟不是馮國璋，在不知其真實態度的情況下，黎元洪對於要不要召此人進京也一時拿不定主意。
總統府秘書郭同和張勳是同鄉，而且二人過去還有點交情，他自告奮勇，願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張勳襄助黎元洪。
得到黎元洪的同意後，郭同秘密前往徐州。張勳正在家裏等魚兒上鉤，不僅予以盛情款待，而且對郭同說：“我有三總不做，一不做總統，二不做總理，三不做總長。黎總統是忠厚長者，如果有難言之隱，張某不吝為之聲援。”
郭同聞之大喜，返京後力言張勳可用。接著，張勳也致電北京，表示擁護總統，擔任調停人。
恰如溺水之人撈到了救命稻草，黎元洪忙讓代理總理伍廷芳給張勳發電報，令其“迅速來京，以備谘詢”。第二天，他又以國務院名義發電，要張勳來京“共商國是”，以便“匡濟時艱，挽回大局”。
1917年6月7日，張勳以應黎元洪之命調停說和為由，率步馬炮共十營“辮子軍”啟程北上。
張勳的總司令官張文生對此行顧慮重重，他雖然沒有能夠偷聽到“連環計”的全部內容，但仍認定徐樹錚和督軍團諸人布置了一個圈套，一旦張勳到北京後真的保清廢帝溥儀複位，一準兒會上他們的圈套。
他知道如果直接勸阻張勳進京，對方不可能聽得進去，張文生便從外地調來一名叫蘇錫麟的統領，安排他帶兵隨張勳出發。
張勳的大太太曹琴常住天津，除有重大事情外一般不去徐州。臨行之前，張文生便囑咐蘇錫麟，讓他一到天津，就把這些顧慮轉告給曹夫人，要曹夫人勸張勳，“什麽都可以辦，隻有保皇上複位這件事辦不得，一辦就糟糕，準得上當，又不得好。”
張文生仍怕不保險，又對蘇錫麟說：“必要時，你還可以向大帥（張勳）把我的話說明白，千萬不要讓大帥上這個當，將來是無法收拾的。”
張勳一行從徐州出發後，先到天津。蘇錫麟找了個機會，把張文生要他轉告的那些話告訴了曹夫人。曹夫人當時聽了也很重視，馬上就對張勳說了，可是張勳複辟之心已定，且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哪裏能夠接受勸阻？
就段祺瑞的處境來說，他不僅已經在野，而且輿論上也正處於下風，督軍團尤其是張勳的支持無疑意味著雪中送炭，但他絕對不讚成張勳複辟。
還在第四次徐州會議期間，他就派曾毓雋到徐州對張勳聲明：“如議及複辟，段必盡力撲滅，勿謂言之不預也。”張勳這才明白段祺瑞並不像徐樹錚所說那樣支持他複辟，隻得通過萬繩栻加以否認。
會議結束後，徐樹錚返回天津，向段祺瑞報告了自己的計劃。段祺瑞雖不便表示反對，可是也覺得這一利用張勳的計策過於毒辣了一些。在張勳到達天津的當天晚上，他便聞訊趕來看望張勳。二人見麵談了很長時間，他對張勳說：“大哥來了很好，到了北京首先要維持治安，這是要緊的事。別的事都可以辦，隻是保清帝複位的事還不到時候，即使勉強辦了，就算北方答應，南方亦不會答應。我看這件事還是慢慢來辦。”
蘇錫麟當時也在旁邊，聽後很是感動，認為“老段這個人可真夠朋友”，然而張勳當時卻什麽也沒有說，隻是點了點頭。
張勳自然也要回訪段祺瑞，以及一起吃飯、打牌。段祺瑞趁此機會，再次鄭重其事地把重話放在了前麵：“你如複辟，我一定打你！”
段祺瑞雖掌握軍權，但由於長期任職於中央，所掌握的軍權也隻是間接軍權，手下沒有什麽可以直接控製的嫡係部隊。這或許讓張勳認為他隻是空言恫嚇，並不可能真的動用武力進行幹涉，所以仍未能聽進去。
當然段祺瑞畢竟是北洋的重量級人物，張勳表麵上對段祺瑞還是非常恭敬的，以至於連段府家人都以為他和段祺瑞特別接近，殊不知他僅僅隻是做些表麵功夫而已。
與段祺瑞相比，張勳真正看不起且敢於玩於弄股掌之間的其實還是黎元洪，他曾經說過：“一個小小協統也配當總統？”
到天津後張勳即駐步不前，隨後向黎元洪提出五大條件，其中第一條為解散國會，同時威脅黎元洪：“如不解散國會，即行返徐。各省督軍自由行動，不能勸止。”
黎元洪這才知道張勳來者不善。雖然國會本身沒有武力，但畢竟是全國的代表，而當時黎元洪所能依恃的隻有國會，一旦解散，他手裏就沒有什麽牌了。
明知是一劑毒藥，可是為了換取張勳的支持，以便在府院之爭中贏得頭籌，黎元洪還是決定接受對方的條件。
國會解散令一擬好，黎元洪就想讓代理總理伍廷芳副署，但遭到了拒絕。於是黎元洪又派人攜令赴津，找李經羲副署，然而李經羲也以尚未正式就職為由加以推托。
黎元洪隻得召集各部院高級官員開會，讓眾人拿主意。最後步兵統領江朝宗被公推出來，以代理總理的名義予以副署，國會解散令這才得以發布。 <h4>豪賭</h4>
國會解散令發布後，張勳仍未馬上啟程，而是繼續在天津征詢各方麵對複辟的意見。這時張國淦正在天津，他意識到張勳有企圖複辟的危險，而段祺瑞反對複辟，遂向黎元洪建議：在張勳入京之前，趕快免去李經羲的總理職務，重新起用段祺瑞，從而通過段祺瑞的地位和力量來對張勳進行牽製。
張國淦對總統府秘書瞿瀛說：“複辟問題已經不是一個計劃而是一個行動了。此時隻有阻止張勳帶兵進京，才能阻止複辟。”
張國淦既做過府方秘書長，也做過院方秘書長，對上層的權力運作非常了解。他知道這種時候找徐世昌、李經羲已經沒有用了，因為徐、李等人其實沒有任何實力，沒有實力，就不敢對張勳說出什麽硬話。
張國淦認定段祺瑞才能扭轉乾坤。他鄭重地告訴瞿瀛：“能夠阻止張勳帶兵進京的隻有段芝老（段祺瑞）。請你快回北京麵勸總統，即日起用芝老為內閣總理，設法催促就職。這是緩解時局的唯一辦法。”
瞿瀛回到北京，即將張國淦的建議轉達給黎元洪。黎元洪還沒說話，他的幕僚們就斷言：“張國淦是老段的說客！任何事情都好辦，隻是不能再看老段的一副醜惡嘴臉！”
在黎幕看來，“複辟可能是一種謠言，今天哪個敢於公然複辟？”退一步說，即便真有其事，“我們寧可斷送於張勳之手，也不能再讓姓段的來欺負總統！”
“黎菩薩”跟他的幕僚們一樣缺乏政治智慧，不知道何者為輕，何者為重，聽後居然被打動了，他很興奮地說：“我們抱定宗旨，不要中別人的詭計！”
張國淦的建議沒有被采納，黎元洪喪失了一個足以讓他避開這場政治風險的機會。
就在國會解散令公布後的第三天，張勳終於決定進京，進京之前，他特地到段公館去向段祺瑞辭行。二人在公館密談了半小時，段祺瑞再次叮囑張勳：“複辟萬不可行，餘聽公便宜從事可也。”
在將張勳送出客廳門口時，段祺瑞問道：“你幾時去北京？”張勳答：“今天下午就去。”段祺瑞說：“好吧，你到北京看著辦吧！”
張勳當天光著腦袋，拖一個辮子，身穿長袍馬褂，持黑折扇，滿麵風塵，神情很是疲憊，顯見得對於即將開始的複辟行動，他也很有精神壓力。
在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和輿情之下，複辟不亞於一場豪賭，贏了的人自然盆滿缽滿，輸的人可能連穿著褲子走出賭場的機會都不會再有。
在決定為這麽大的賭博押注之前，不管新手老手，也不管他原先有多少資本，都不可能不緊張。
1917年6月15日，張勳率部由津北上，“高視闊步，昂昂然抵都門”。督軍團見宣布獨立和“兵諫”的目的已初步達成，遂於6月中旬陸續返回原任，同時取消了獨立。
與督軍團和段祺瑞的期望背道而馳，張勳到北京後沒有立刻做出驅黎倒黎的任何舉動，也未再提讓段祺瑞複職的話，相反還與黎元洪會晤多次，並擁護同車來京的李經羲繼任國務總理。
人都道張勳是個不通事理的大老粗，其實這貨粗中有細，有很狡詐的一麵。他引而不發，並不是真的要支持黎元洪或李經羲，而是想先扶植李經羲內閣作為過渡，自己居於幕後，待時機成熟再複辟。
在京期間，張勳每天應酬，異常忙碌，跟他混在一起的都是一些複辟派。蘇錫麟等有些頭腦的部下怕他終究還是想著複辟，便在背後說：“老頭子這樣忙，怕要出事，不如請個客，唱台戲，還了情趕快回徐州原防吧。”
部下們通過其他人向張勳提出這一建議，張勳當然不會接受。不過為了照顧眾人的情緒，他故意對部下們說了一句：“到北京要辦的事都辦完了，再過一兩天就可以回徐州了。”大家聽了信以為真，都很高興。
張勳籍貫江西，是宣武門外江西會館的有力支持者。江西會館要籌建新廈，他一次就捐了二十萬元。一天晚上，他正在會館看戲，秘書長萬繩栻突然讓他回去開會。
這是複辟派在張勳公館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首先在會上發言的是曾積極支持袁世凱複辟的雷震春。他問道：“請皇上複位的事，大家都簽了字，這時不辦要等什麽時候再辦？”張勳回答：“這件事得好好商量。”
接著張勳又裝模作樣地說要請王聘老（王士珍）出來，大家一塊兒商量。雷震春很急躁地搶過話頭：“事情都到現在這個地步了，還要跟這個商量，跟那個商量，那得商量到什麽時候？幹脆，要辦就辦，不辦就算了！”
張勳見在座的人都叫得很凶，認為複辟的時機已經成熟，便說：“既然這樣，那你們商量著辦吧！” <h4>“天牌”</h4>
6月30日，江西會館新廈落成。會館唱堂會慶祝，專門請來梅蘭芳、楊小樓等著名京劇演員表演。戲一直演到深夜，因為觀戲的張勳興致特別好，又由楊小樓加演了一出。至午夜一點，張勳才乘興而歸。
也就在這天晚上，張勳下令於第二天一早懸掛龍旗。蘇錫麟聽後暗叫不好，緊急求見張勳，複述了徐州出發前，張文生交代他的那些話：“複辟這件事辦不得，是個騙局。他們大家（指督軍團）簽字讚成複辟，那是假的，請大帥千萬不要受騙。”
作為“辮子軍”中的一員，蘇錫麟也不會覺得複辟不好，隻是認為事情難辦：“要把國家大權交還給皇上，那是總統和國務總理的事，咱們辦不了。請大帥千萬別管這件事。”
萬事俱備，張勳豈會因為部下的一番話就偃旗息鼓，他說：“大家公推我出來，況且事情已經弄到現在，不辦亦不行了。”
如果張勳有政治理想和抱負的話，複辟就是。他向蘇錫麟坦承：“我願意辦（複辟），就是他們騙了我，使我為這件事死了亦心甘情願。咱不能說了不算，咱們要幹就幹到底。”
蘇錫麟知道事情無可挽回，便說：“好，大帥既然下了決心，我就陪著大帥吧！”
張勳決心為複辟這場政治豪賭押注，並且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贏，而不至於“死了亦心甘情願”。
在現實生活中，張勳就是個貨真價實的賭徒，駐徐州期間經常邀集人在其公館內聚賭。按說這在民初督軍中並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張勳的賭博方式與眾不同，他居然能夠做到包贏不輸。
眾所周知，骨牌為三十二塊一副，但張勳家的骨牌卻是三十三塊一副。多出來的這塊牌稱為“天牌”，打牌時就藏在張勳的手心裏——他的手腳特別寬大，手掌心裏藏一塊牌根本不成問題。
張勳要靠“天牌”作弊，拍他馬屁的“牌友”們都知道，不過為了迎合他，不僅假裝不知，還總是故意推他坐莊。仗著“天牌”兼坐莊的優勢，一旦投骰分牌，張勳手中便有三塊牌可供挑選配對，這保證了他每賭必勝。
當桌麵上出現“天牌”，或發現少了哪張牌時，“牌友”們全都裝傻充愣，視若不見。一巡過後，趁洗牌之機，張勳又把多出來的“天牌”撈上了手。
帶兵進京調解，仿佛就是張勳用於政治作弊的“天牌”，而在京城這個範圍內，總統黎元洪暗弱無能，總理李經羲又隻是個傀儡，無人能對張勳進行有效製約，這就是讓他坐莊的意思。加上複辟派“牌友”們推波助瀾，張勳便覺得要想不贏都不太可能了。
1917年7月1日天一亮，北京城的大街上就出現了各式各樣的龍旗，有的旗麵破舊不堪，有的是用黃布畫的藍龍，有的係用黃紙木版印刷。由於準備時間倉促，這些臨時亮出的龍旗連形狀都不一樣，長方形的，三角形的，亂七八糟地飄揚在街頭。
當天上午7點，張勳率王士珍、康有為等五十餘人乘車進入清宮，擁戴廢帝溥儀登基。複辟鬧劇由此敲響了開場鑼鼓。
第二天，北京商會會長為了討好張勳這位“複辟功臣”，特地在前門外設宴招待。中午12點，預計張勳要到場了，在同仁堂老板的安排下，梅蘭芳等名角開始在台上上演大戲。正演到熱鬧處，張勳紅頂花翎、朝珠補褂地入場了。他一邊吃喝，一邊聽戲，聽夠了，又到後台同演員們聊天。
張勳終於攀上了個人“事業”的最高峰，那一刻，他以為自己贏定了。 <h4>師長要現金難為老段</h4>
獲知張勳真的複辟了，黎元洪驚慌失措，對自己沒有采納張國淦的建議感到十分後悔。複辟開始後的第一天，他就派總統府秘書長夏壽康赴津，再次問計於張國淦。
張國淦對夏壽康說，為今之計，隻有一麵發表通電，請南京的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一麵免去李經羲國務總理一職，複任段祺瑞，並責成其出師討逆，恢複共和。
“如用我言，則段為總統（黎元洪）所任命，段之成功，即總統之成功。”怕黎元洪仍舊猶豫不決，張國淦又特地挑明了其中的利害關係，即就算黎元洪不任命段祺瑞，段祺瑞也一定會自動自發地出師討逆，到時“民國中斷者為總統，恢複民國者為段，總統將何以自處？何以對國人？”
夏壽康回京後，將張國淦的建議報告給黎元洪。黎元洪思前想後，別無他法，也隻好照此辦理。
張國淦非常了解段祺瑞。早在張勳宣布複辟之前，就有人透露消息給段祺瑞，說張勳看樣子準備把中華民國的牌子拿掉，請前清小皇帝重登寶座。為免督軍團假戲真做，策應張勳複辟，段祺瑞急忙派徐樹錚到蚌埠探詢安徽督軍倪嗣衝的態度，倪嗣衝不敢造次，很快複電表示決不參與複辟活動。
盡管得到了倪嗣衝的保證，段祺瑞仍憂心忡忡，那些天他始終眉頭緊皺，麵色陰沉。平時老段在家裏就喜歡板著一張臉，輕易不見笑容，這樣一來，更透出一股陰森森的模樣。家人們知道他的性格脾氣，都躲得遠遠的，怕惹老爺子不高興。
當複辟的消息傳至天津，段祺瑞勃然色變，當即派人把這一消息通知同在天津的梁啟超，並邀梁啟超前來晤談。
梁啟超一到段公館，就對段祺瑞進言：“總理能起兵討賊，我跟你一道去。不然的話，總理就隨我亡命日本。”段祺瑞慨然應道：“我決心已定，任公（梁啟超號任公）從我！”
隨著張勳複辟的事實得到確證，段祺瑞反而鎮靜下來。家人們雖然聽不到他和梁啟超秘密商量的內容，也不知道他的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麽藥，可是都發現老爺子緊皺的眉頭已經鬆開，連日來陰沉的麵容也變得開朗起來。
隨張勳進京的“辮子軍”隻有十個營，一共五千人。不明內幕的人可能會認為以段祺瑞北洋係領袖的身份，挾雷霆萬鈞之力，要打敗這五千人應如獅子搏兔般容易。段祺瑞在得到消息後也未表現出一點驚慌之色，甚至在與梁啟超的晤談過程中還能做到談笑從容，但是實際上他對前景並不樂觀。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段祺瑞手中並沒有多少可調之兵。張勳複辟之初，駐防京津附近及直隸省內的軍隊倒是不少，但其中多數將領或已列名於張勳的複辟通電，或態度曖昧，或尚在觀望。
陳光遠是京畿握有兵力最多者，共統轄兩個師，且裝備優於其他軍隊。可也正因為他舉足輕重，所以張勳到京後就和他拉得很緊，而陳光遠名為軍人，實際是個滑頭的官僚政客，見張勳勢大，便表示對張勳唯命是從。複辟開場當天，陳光遠就在南苑駐軍區域掛起了龍旗，段祺瑞當然不能再調用他。
不同於馮國璋、張作霖等地方實力派，段祺瑞長期在中央，隸屬於他的嫡係部隊不多，能直接聽從他調遣的更少。當時距北京較近的部隊，如保定曹錕的第三師、馬廠李長泰的第八師，平時與段祺瑞都不太接近，不是一道命令就可以動員的。
經過一番仔細斟酌，段祺瑞決定以李長泰部為討逆軍的基本力量。首選李長泰，不僅是因為馬廠在天津郊區，聯係起來比較方便，更重要的是李長泰的政治傾向與段祺瑞較為接近，曾通電指責過張勳的複辟行為，用段祺瑞的話說是“此人忠厚，與各方麵都不甚往來”。
另外，第八師的一名炮兵團長和一名步兵營長係親兄弟，二人曾在段家當差多年，並均由段祺瑞一手提拔。這兄弟倆在離開段家後，還常到段公館以當差的身份伺候段。段祺瑞具有較為豐富的帶兵指揮經驗，他知道在人事方麵，怎樣讓自己從下到上都具有一定把握。
段祺瑞派傅良佐到馬廠征詢李長泰的意見。不料到了這個時候，“忠厚”之人也變得不“忠厚”了，提出各種條件。傅良佐先許諾李長泰功成之後即晉升官職，可是李長泰卻提出“高官厚祿必須二者得兼”，換言之，即官要升，錢也要拿。
段祺瑞雖不滿於這位李師長利心太重，已接近於要挾，但緊急情況下也隻好從權，遂讓傅良佐轉告李長泰，隻要對方興兵討逆，就給他的第八師加一個月恩餉。
光一個月的餉還是不能滿足李長泰的胃口，因為這件事，後來還多出了一個段子：“師長要現金難為老段。”
傅良佐等人隻好另行設法。他們打聽到李長泰懼內，最怕太太，於是就暗中送錢給李太太，先把李長泰的枕邊人給說服了。在太太的命令下，李長泰果然乖乖聽話。傅良佐遂由馬廠趕回向段祺瑞報告：“李師長歡迎總理去。” <h4>馬廠誓師</h4>
張勳宣布複辟的當天深夜，月光溶溶中，一輛專車秘密駛進馬廠車站。一個身材瘦削、身穿軍服、腰佩軍刀的老者走出車廂，這就是時年已五十多歲但依舊精神矍鑠的段祺瑞，他即將在馬廠揭起個人也是民國曆史上的又一部光榮篇章。
李長泰率第八師中級以上軍官早已在車站迎接，因為師部距車站尚有兩公裏，李長泰特地備了車馬供段祺瑞等乘坐。段祺瑞拒絕乘坐馬車，而願與眾人一道步行。其間第八師的那對親兄弟一直緊隨段之左右，以為護衛。
有了能夠打仗的兵馬，最好還要有擅草軍書的聖手。第二天午後，梁啟超如約而至，段祺瑞在師部門口對他說：“任公（梁啟超號任公）此來，大振軍威。”梁啟超笑言：“打仗我是不行，我來給總理當個小秘書吧！”
梁啟超稍事休息，即動筆起草討張通電。1917年7月3日，該通電以段祺瑞的名義發表，被稱為“馬廠誓師通電”。
雖然段祺瑞已經不當總理，但各省的督軍、師長、旅長，不是他的門生，就是他的舊部，所以電報發出後，立刻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響應，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馮國璋也於當天通電討逆。
馮國璋盡管一直抱著深深的“故君之恩”甚至“還政於清”的想法，可是複辟真的實現了，情況與他設想的卻又大相徑庭。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裏，幾乎每個人都想往上爬，馮國璋當然也不例外。他以前之所以希望讓清室複辟，除了感恩圖報這一點外，更重要的還是想借此爬上更高的爵位。可是複辟之後，張勳已自任內閣議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隸總督，馮國璋得到的隻是“錫封”一等公、“奉派”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這意味著他還得在張勳手下稱臣。
要知道，他馮國璋可是民國副總統，遇到合適機會，還可以順利地爬上大總統的寶座——時為大總統的黎元洪已經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並發表通電請他代行大總統職權。
馮國璋不笨不傻，對這些問題豈能看不清楚，因此對複辟王朝的那些任命並不接受。在討逆通電中，他更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國璋今日不讚成複辟，亦猶前之不主張革命……中國政體已走上共和，不容許再有皇帝。”
同一天，段祺瑞又發表了一篇長達兩千三百餘字的“討逆檄文”，該文仍然出自“筆端帶有魅力”的梁啟超之手。民國時，某著名報人的一支筆被讚譽為“勝抵十萬軍”，或許有些誇張，但在馬廠誓師時，梁啟超所起草的這些通電和檄文確實對討逆起到了很大作用。
當時梁啟超曾經的老師康有為正在北京為複辟出謀劃策，並與張勳一起被吹捧為“文聖”、“武聖”。有人便對梁啟超說，先生您投筆從戎，痛斥複辟黨人罪惡，不留餘地，壯則壯矣，可是不知道令師會作何感想。
梁啟超毫不猶豫地回答：“師弟之誼雖存，政治主張早異，我不能與吾師同陷泥淖中也！”
段祺瑞前往馬廠的同時，還派人到保定聯係了曹錕。曹錕的第三師為北洋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張勳召集第四次徐州會議時，曹錕曾派代表參加，而且傳說同張勳已有過默契，張勳還答應事成即讓曹錕當直隸總督。
張勳完成複辟後，直隸總督由其自兼，隻給曹錕封了一個直隸巡撫的職務。不管傳說確實與否，總之曹錕沒看得上這個職務，段祺瑞的使節一到，他馬上同意參與討伐。
7月5日，段祺瑞回到天津，正式成立討逆軍司令部。天津這個商埠一變而成為政治中心，凡和段接近或擁護民國的軍政要人，都聚集於司令部，開會討論，忙個不休。討逆軍司令部設於原直隸省長兼督軍公署內，為了接運要人，公署裏的汽車都不夠用，不得不包用汽車行裏的出租汽車，最後天津汽車行的出租汽車幾乎全部被包光了。
黎元洪聽從張國淦之計，下令段祺瑞複職討逆。攜帶這一命令的密使已在天津等了三天，但一直不敢直接麵見段祺瑞，隻好請張國淦予以疏通。
聽張國淦說明事情經過，段祺瑞餘怒未消，他氣衝衝地說：“局勢變成這樣，都怪他姓黎的無能，他今天還能夠算總統嗎？他已免了我的職，憑什麽我還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難道不可以叫幾個軍人通電推戴我舉兵？”
張國淦不愧其“千年和事佬”之名，他先讓對方宣泄完火氣，然後才冷靜地分析說，黎元洪不管有什麽過錯，但他現在仍是總統。如果討逆軍方麵不依正軌，不按總統命令自行討伐張勳，必然名不正言不順，會產生嚴重後果。
段祺瑞說靠幾個軍人通電推戴就能舉兵，張國淦一針見血地指出：“軍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軍人推戴，亂平後大家恃功而驕，豈不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何況所能取得的推戴，不過是北方幾省，西南方麵仍是承認黎總統，一定不予支持。” <h4>有一份功勞要送給你</h4>
段祺瑞發火不為別的，就是一直憋著怒氣和委屈，不發泄出來心裏難受。其實就算張國淦不講這些道理，他也明白其中的利害關係。以李長泰為例，提的那一堆條件就夠他頭疼了。直到段祺瑞親赴馬廠督師，李長泰的太太居然還當著他的麵替丈夫要官，而且指明得是“九門提督”（即步兵統領）。另一方麵，自被黎元洪免職後，雖然段祺瑞一再強調免職令不合法，但他也不能否認自己事實上已處於在野地位，所以在“討逆檄文”中還要避嫌，強調平亂之後，“即當迅解兵柄，複歸田裏”。
張國淦的疏通給了雙方台階，段祺瑞馬上接見黎元洪的密使並接受了任命。第二天他正式通電就職，在天津成立了“國務院辦公處”。由於黎元洪此時已被迫逃離總統府，馮國璋隨後也在南京就任代理大總統。
段祺瑞在以討逆軍總司令的身份親自指揮第八師時，分別任命段芝貴、曹錕為東、西路軍總司令。
段芝貴與段祺瑞是同姓同鄉，而且據說還是同宗，外界有厭惡北洋係的，便稱他們倆為“一刀兩段”。兩段原先並不熟悉，直到小站練兵時才互相認識。當時一般人按照職分和年齡，稱段祺瑞為老段，稱段芝貴為小段，後來兩段敘過宗誼，論輩分，小段其實還是老段的族叔，比老段長著一輩。以是之故，合肥當地有“老段不老，小段不小”之說。
段芝貴也是袁世凱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在清末官場，他甚至比老段得意得還早一些，後來因為被人參劾，地位就比老段差一頭了。袁世凱在世時，兩段不僅沒有什麽特殊關係，在袁世凱稱帝一事上還有著嚴重分歧——老段竭力反對袁世凱稱帝，小段卻竭力擁戴袁世凱黃袍加身。
小段和老段的個性迥然不同，小段為人機警聰明，善於逢迎。袁世凱死後，見老段執掌了政府大權，小段便與老段日漸親近起來，並很快得到老段的信任。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職退入天津後，起先就住在段芝貴家的私宅裏。
這次小段雖被老段委任為東路軍總司令，帳下卻無一兵一卒。在討逆軍司令部出任交通處長的葉恭綽前去看望他，問他有何準備，段芝貴無精打采地回答：“沒有。”
得知段芝貴犯愁的原因，葉恭綽對他說：“君既為總司令，何至一籌莫展？”
葉恭綽當場出了個主意，令段芝貴為之眼前一亮。
討逆軍要由天津開至北京，路程並不短，其中廊坊為進攻北京的咽喉要道和中心要點。駐紮於廊坊的為第十六混成旅，無論從軍事意義，還是地理位置上講，這支部隊都極為重要。
混成旅的原旅長馮玉祥此時已遭排擠被撤換，但他本人恰好還在天津，而且混成旅的將官多傾心於他。葉恭綽建議段芝貴立即用電話把馮玉祥叫來天津，並讓馮官複原職，指揮全旅人馬討逆：“廊坊一扼，京津路斷，辮子兵將何之？”
葉恭綽還提醒說：“馮為善用機會之人，如他先有所組織，掛出討張的旗幟，你怎麽辦？”
段芝貴聽了一躍而起，說道：“對，對！”
段芝貴以電話相召後，馮玉祥即來謁見。當時段芝貴尚在樓上，馮玉祥看到葉恭綽在樓下，就問他：“段總司令召我何事？”
葉恭綽賣了個關子：“我不知道，但猜想必定有一份功勞要送給你。”接著又試探道：“人皆知十六旅是你的，今坐聽張勳在京複辟，你的聲威何在？難道你們十六旅要聽張勳指揮嗎？”
即便段芝貴不叫他，馮玉祥也在醞釀起事，被葉恭綽這麽一激，頓時勃然大怒：“什麽話！”
到段芝貴下樓時，葉恭綽已經心中有底，他悄悄地告訴段芝貴：“你開門見山說吧，包管妥當。”
段馮僅談了十分鍾，馮玉祥即回去做準備。隨後段芝貴向段祺瑞報告，此前也有別人向段祺瑞獻了這一計策，於是段祺瑞不僅欣然表示同意，還臨時刻了一顆關防印，並派人專程送到天津車站，當麵交給馮玉祥。
任命馮玉祥的次日，段芝貴仍在天津未動。葉恭綽去找他時，見他正在與人聊天，便問道：“總司令何以仍未出發？”
段芝貴笑言：“一個光杆總司令鬧什麽？”
第十六混成旅雖加入東路軍陣營，但段芝貴並不能直接指揮。不過葉恭綽認為這並不等於他隻能無所作為：“不是要講排場裝門麵，因為主力雖在馮，而你應走在前頭，以壯士氣。”
段芝貴覺得有道理，不過仍費躊躇：“我到前線，對軍隊要有些給養同犒賞，現尚無著。”
葉恭綽一拍胸脯：“這容易，你交給我。” <h4>四十盆花</h4>
一直以來，北京政治圈中有兩個派係都站在段祺瑞一邊：其一是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的研究係，自馬廠誓師以來，他們一直在給段祺瑞起草函電，獻計獻策。另一個就是交通係，係從事政治活動的交通界人士所組成的派係。討逆期間，整個交通係共通過交通銀行向段祺瑞預借軍餉兩百萬元，從而在討逆戰爭中扮演了他人無法替代的角色。
葉恭綽即為交通係的一個主要代表人物。這是一個對政治機智到近乎敏感的人，早在複辟前夕他就看出張勳不能成事，遂主動從北京趕到天津，站到了段祺瑞一邊。
雖然葉恭綽脫離了交通部，但憑著在交通部的強大人脈和資源，幾乎沒有他辦不到的事。與段芝貴談話後，葉恭綽馬上與京奉鐵路局的局長聯係，弄來一大貨車的麵包鹹菜，同時從徐州方向調來兵車一列，另外還朝交通銀行借了十萬元。
有了這些物資，又經葉恭綽一再催促，“光杆總司令”才穿上軍裝去了廊坊。
葉恭綽在討逆之役中的作用還遠不止於此。由於他的策劃安排，交通係所掌握的所有電報、電話、鐵路均優先服務於討逆軍，給討逆軍帶來了莫大便利。
有人評論說張勳不但不懂政治，其實也不懂軍事。在他發動複辟之初，討逆軍尚散布各處，並未能集合，如果張勳能夠指揮津浦鐵路一帶的“辮子軍”搶先北開，必然會使討逆軍處於不利境地，但他卻計不及此。
不過也有資料表明，是張勳手下的第一號大將、留守徐州的張文生誤了他的大事。據說張勳與張文生曾約定一個暗號，隻要張勳在電報中說“速運花四十盆來京”，張文生即調四十營兵開往北京。及至張勳宣布複辟，並給張文生發來電報，張文生認定複辟必敗無疑，為保存實力，就不肯再輕易調兵北開了。
張勳收到的不是四十營援兵，而真的是徐州花園裏的四十盆花！張勳氣得渾身顫抖，連說：“壞了，壞了，這小子也抽我的梯子了！”
葉恭綽抓住張勳內部的這一弱點，成功地說服京奉、京漢、津浦各鐵路局暗中服從其號令，不再為“辮子軍”擔任運輸，同時各大車站的機車也被調離，隻將客貨車集中北段聽用。
到討逆軍集結時，徐州附近的空車皮已被完全調離，就算張文生肯調兵都調不成了。其餘地區也是如此，外省軍隊根本無法對張勳施以援助。
討逆軍還在馬廠車站設立稽查處，陸續扣留了在北京至徐州間往來乘車的張部官兵達三四百人。參與討逆之役幕後策劃的靳雲鵬向李長泰提出，應將幾個扣留在車站的“辮子兵”先行懸首示眾，以振軍威。李長泰讓他請示段祺瑞再辦，靳雲鵬便在吃晚飯時跟段祺瑞提了一下，段祺瑞當場未做任何表示。
第二天吃午飯，靳雲鵬又嘮叨這件事。段祺瑞很不高興地說：“罪在張勳一人，這些官兵們有什麽罪？殺幾個有什麽用處？你們總是好殺人，殺人者人恒殺之，哪一個好殺人的有好結果呢？”
在段祺瑞的堅持下，戰後所有被扣留的張部官兵均被分別編隸於第八師或給資遣回原籍。
段祺瑞不想多殺傷，如果能夠兵不血刃、以必勝之勢迫使複辟派屈服，在他看來是最好的結果。為此，他屢次電勸清室自動退位，可是均被張勳所阻止。
觀察內外情勢，認識到不訴諸武力難以奏效，段祺瑞隻好以速戰連勝為原則，下令東西兩路軍向京師推進。
張勳雖然梗著個脖子扮強硬，但其實自宣布複辟的第三天起，他所麵臨的局麵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對於複辟，各省既無人響應，連賀電也很少，倒是各地報紙“無不以三寸之管口誅筆伐，痛斥叛國”。討逆軍還沒有發動什麽強大攻勢，北京城外的非“辮子軍”就全都倒戈相向，反過來把槍口對準了“辮子軍”的陣地。
張勳對此非常氣憤，說：“他們推我出來複辟，這是耍咱，咱不能孬了，豁出去了，拚命亦得跟他們幹。咱怕什麽，到時候咱就抖摟抖摟，是我一個人要出來保皇上複位的嗎？” <h4>樹倒猢猻散</h4>
要拚命，也要拚得過才行。1917年7月7日，討逆之役正式打響。雖然段祺瑞起初在動員師旅長一級指揮官時費了點勁，但具體到參與討逆的普通官兵，在帝製不應再出現於民國這一點上，觀點都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對段祺瑞的印象也非常好，認為這位北洋老前輩從兩造共和，再到主張對德宣戰，所作所為都對國家有利。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討逆軍官兵在動員時就表現得非常踴躍，“擁護段總理”、“消滅辮子兵”的口號一時大作。在正式開戰的當天，東西兩路軍就擊潰北京城外的“辮子軍”，會師於豐台。其後當東路軍由豐台進逼北京時，南苑航空學校又出動兩架飛機對“辮子軍”陣地、紫禁城皇宮分別實施投彈。這是有史以來中國空軍第一次實施投彈，也是第一次進行陸空軍配合作戰。
眼看形勢越來越緊張，張勳一麵下令布置防禦工事，一麵讓秘書長萬繩栻把徐州會議時的那塊簽名黃緞子找出來，準備必要時公之於眾。
張勳想不到的是，早在段祺瑞馬廠誓師的前兩天，馮國璋就通過他的總參議胡嗣援，以二十萬元現洋的代價，將他曾寫給張勳的親筆信以及黃緞子都買回去了。現在張勳要黃緞子，萬繩栻哪裏拿得出來，隻得推說怕黃緞子帶在身上會遺失，所以放在天津沒帶來，既然張勳要，他馬上去取，隨後便趁此機會溜之大吉了。
7月8日，討逆軍攻進朝陽門，“辮子軍”被迫退守內城。此時十營“辮子軍”又有六營被策反，剩下的四營按理應有兩千人，實際上僅有一千五百人，根本頂不了多大的事。隻是段祺瑞怕巷戰後京城會毀於炮火，所以未再下令討逆軍發動積極進攻，而由各國公使向張勳轉達了投降條件。
麵對段祺瑞提出的投降條件，張勳還想一走了之，再回徐州當大帥。他以四句歌謠作為答複，曰：“我不離兵，兵不離械；我從何處來，我往何處去。”
有人問他應該怎樣對清室做一個交代，張勳說：“這件事本來和清室不相幹，幹成了，小皇帝安坐龍廷；失敗了，我一個人受罪。”
7月11日，張勳接見外國記者，他的態度表現得很鎮靜，說我隻是執行北方各省督軍們的共同主張，我有他們簽名的文件在手，必要時會公布，我決不向他們投降。
私下裏，張勳大叫撞天屈：“我太傻了，人人都很聰明，複辟不是我一個人的主張，也不是我一個人的願望。複辟成功大家享福，如今幹垮了，卻拿我一個人受罪。”
鑒於張勳拒絕了投降條件，段祺瑞遂於當天向討逆軍發布了三路進攻的命令。
7月12日，李長泰的第八師攻入內城。這時徐州方麵傳來消息，留守徐州的張文生在討逆軍的三麵圍攻下已經率部投降，張勳及其部屬聞訊更加絕望。
仍效忠於張勳的“辮子兵”統領蘇錫麟與人商量，決定勸張勳上車到荷蘭使館避難。可是張勳卻來了強脾氣，說什麽也不肯走。因為時間緊迫，眾人隻好強行把他架上了車。張勳身材矮小，很容易架，但他仍拚命掙脫，氣急了還咬了架他的荷蘭老外一口。
張勳對“遭人陷害”一直耿耿於懷，直到逃進荷蘭使館後，他還對人說：“就是你們總統（指馮國璋），從前亦是讚成（複辟）的，開會（指第四次徐州會議）時，我有大家簽字作憑據。”又說：“隻有段芝泉（段祺瑞）是勸我不要幹的，唯他可以打我，別人不配！”
沒了那塊丟失的黃緞子，張勳充其量也就隻能自己給自己矯情一把。有訪客對他說：“複辟是否適合國情，現在也不必談了。可是如果您及早宣布立憲（即君主立憲）以安人心，雖然最終仍不免於敗，也足以解嘲，為什麽您看不到這一點呢？”
張勳居然不知立憲為何物，他歎了口氣道：“我不懂得這套玩意兒，都憑著公雨（萬繩栻字）等人瞎鬧。你拿這個來責備我，是怪錯人了。”
張勳被架走後，樹倒猢猻散，剩下的一千多“辮子兵”也趕緊剪辮子，換服裝，踏上逃亡之路。討逆軍進入北京內城的那一天，遍街可見辮子。
討逆戰役自正式發起到結束，前後一共不過六天，中間還有四天屯兵不進，真刀真槍的開練實際隻有兩天，因此京師學校其間也僅輟了一天課。事後統計，討逆軍和“辮子軍”死傷者均不超過百人，另有十餘名市民被流彈和飛機炸彈誤傷。
一場以國家前途命運為兒戲的複辟大禍，最終來得快去得亦快，“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損失又如此輕微，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也算是比較罕見了。 <h4>猛虎在山</h4>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英雄姿態凱旋回京。他在請願團事件中受損的社會聲譽及其威望大幅反彈，許多人都對他歌功頌德，就連段公館內部對這位他們熟悉其實又不太熟悉的老段也開始刮目相看。有的家人說：“還是老頭兒有辦法，上次一個電報，就叫清室讓了位。這回又是一個電報，攆走了張勳，取消了複辟。”
段祺瑞入京後正式組閣。在陸續發表的閣員名單中，除他繼續自兼陸軍總長外，主要由段派、研究係、交通係成員組成，可以說是三派的聯合內閣。
在討逆一役中，梁啟超功勞不小，加上對其學識人品的賞識，段祺瑞在醞釀內閣名單時即力邀其共事。梁啟超半是謙虛半是認真地說：“我隻能給總理當個書記，寫個稿子，別的事恐怕我擔當不下來。”
最終梁啟超被任命為財政總長，研究係的另一個領袖湯化龍出任內務總長。在新內閣裏，研究係占有很大份額，一共九個閣員，研究係便獨占五席。這既標誌著研究係進入了它的極盛時期，同時也預示著段祺瑞在重新執掌中央政權後，暫時不會再像以往那樣受到來自院方自身的羈絆。
段祺瑞入京的當天，便與黎元洪會麵並向對方表示慰問。複辟期間，黎元洪先欲到法國醫院藏身，遭拒後又以平民身份轉往日本使館避難。直到張勳逃往荷蘭使館，他才敢從東交民巷裏出來活動，猶如是在換防，一國元首的臉麵掃地以盡。
盡管段祺瑞仍請黎元洪回總統府就職，但經此劫難，黎元洪在羞愧難當的同時，也已心力交瘁，不願再當總統。他向段祺瑞表示：“我已打定了辭職的主意，今天決不能再回公府。”返回私宅後，他又連發兩通電報，以“心肝俱在，麵目何施”的沉痛措辭，聲明自己決不再複任總統。
就段祺瑞來說，黎元洪當初毫不留情的免職之舉，無疑給他造成了刻骨銘心的精神傷害，即便討逆成功，這種心理陰影也不可能完全消退。現在他之所以出麵挽留黎元洪，很大程度上隻是為了體現一個獲勝者的寬宏大量和既往不咎，但既然黎元洪退意已決，他也就不再勉強了。
黎元洪不做總統，就輪到了馮國璋。馮國璋在討逆期間以副總統代行大總統職權，通電還是黎元洪一手草擬的，由馮國璋繼任總統可謂合情合理合法。
段祺瑞隨後接二連三發電報邀馮國璋北上，還派人到南京勸駕，但馮國璋卻遲遲未動身。
馮國璋本人對繼任總統自然是求之不得，問題是他的部下幕僚已經分成了兩派意見。一派主張接受段祺瑞的邀請，由代理大總統轉正。他們認為，黎元洪既不肯複職，馮國璋就應到北京正式繼任，如果長期在南京代行下去，不但影響國際觀感，而且妨礙政令的推行，就算以代理大總統的責任來衡量，也說不過去。
北上派還有著自己個人的小九九，用他們私下的話來說：“我們好不容易盼得有這麽一天。現在我們要捧著老頭子（指馮國璋）去當大總統了。這個機會，怎麽可以錯過呢？”
為了能夠攀龍附鳳、雞犬升天，北上派便竭力慫恿馮國璋北上，並且強調目前中央無主，元首虛懸，正是他擴大權勢、擺脫土皇帝身份的好機會。
相對於北上派，另外一派可稱為留寧派，也就是建議馮國璋留在南京，將大總統繼續“代”下去。他們提到的反證，就是先前人盡皆知的府院之爭，由此引申出：做正式的大總統，隻有像袁世凱那樣完全執掌大權，才有可能做得好，其他人都不行。“像那黎大總統（黎元洪），由於他手裏沒有實權，所以就讓人給端下來了。”
有人這樣給馮國璋分析利害：“古人雲，猛虎在山，藜藿不采。不要看總統（指馮國璋）在這兒威震八方，可是一到北京，人家處處拿法律限製你，就什麽事也辦不通啦！”
馮國璋曾親眼見識過府院之爭的激烈程度，對黎段二人是如何相互把對方逼到絕境的整個過程也知之甚詳，所以對這一派的意見很聽得進去。當時馮國璋的夫人、女婿也都勸他不應離開經營多年的地盤和軍隊去北京，以免輕者做個空頭總統，重者淪為黎元洪第二。
如果能夠像留寧派所說的那樣，繼續留在南京做代理大總統，而由段祺瑞在北京處理政務，對馮國璋而言，無疑是最好的結果。可是畢竟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而且這時西南方麵又通電擁黎元洪複任，馮國璋便覺得還是應該慎重從事，再觀望一下，於是便發表通電，宣布停止代行總統職務，仍以副總統身份兼領江蘇督軍。 <h4>四哥快來</h4>
馮國璋不肯北上任職總統，對此最為坐立不安的人是段祺瑞。
馮段自武備學堂換帖結義起，一直保持著友愛無間的關係。在袁世凱手下當差時，二人再加上一個王士珍，白天在一起辦公，下了班又一起到馮家談天說地。當時馮家有一個私塾，馮國璋和段祺瑞的子弟都在這個私塾裏讀書。
那時段祺瑞對待馮國璋的孩子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學業上都十分重視。馮國璋的孩子因為學習不好，還挨過段祺瑞的訓斥甚至責打。段祺瑞也很關心馮國璋，連馮國璋生了病，醫生開出藥方，有時都要經過段的同意才能煎給馮國璋吃。
馮國璋後來到南京當督軍，二人一個在中央，一個在地方，雖然分隔兩地，甚至彼此政見也不完全一致，但是這都沒有破壞他們的友情。馮國璋每次進京，必定會去段公館，看到老段缺什麽就主動給添什麽，比如段公館的汽車和司機都是馮國璋送的。段祺瑞知道馮國璋來京也總是高興得不得了，一見麵就喊“四哥”，那股親熱勁兒，讓旁人看著隻有羨慕的份兒。
世人皆知，府院之爭乃至張勳複辟的源頭乃是黎段互相不對付。對於張勳複辟，黎元洪自然應負全責；府院之爭則是眾說紛紜，也有人說是因為老段脾氣“各色”（老北京方言，意思是說脾氣古怪），不好接近，所以才把“泥菩薩”都給惹翻了。
不管是誰的責任更多一點，反正黎元洪下去了，新換上來的馮國璋與老段是盟兄盟弟，私人關係那麽好，又都是北洋老人，連他都不敢進京與之共事，這不反過來說明老段確實很“各色”嗎？
接到馮國璋通電的當天，段祺瑞即以靳雲鵬為特使，派他率各界代表數十人赴南京勸駕。
段祺瑞要靳雲鵬捎話給馮國璋，讓馮國璋放心：“這一次馮四哥到了北京，一切的事都交給我。我敢擔保馮四哥做一輩子總統！”
作為段幕大將，靳雲鵬本身也巧舌如簧，很會哄人高興。他到南京後對著馮國璋發表了一番妙論，說：“北方的大局好比是一個香爐，這個香爐有三條腿，大總統（指馮國璋）好比是香爐的一條腿，總理和東海（指徐世昌）是那另外兩條腿。有了這樣的三條腿，還怕那個香爐站不穩嗎？”
馮國璋在聽靳雲鵬說這番話時，雖然嘴上未做任何表示，但臉上一直保持著微笑，顯然很是受用。
北上派見狀，趁機再在他耳邊說些“良機萬不可失”之類的話，馮國璋的心慢慢就被說活了。正在這個時候，段祺瑞又給馮國璋發來一封親擬的電報，電文隻有幹幹脆脆的四個字：“四哥快來！”
馮國璋接到這封電報後很激動，他一邊把電報拿在手裏指給身邊的人看，一邊以得意的神情對眾人說：“你們看，芝泉這個粗！芝泉這個粗！”
馮國璋終於同意北上繼黎元洪之位，但最後仍遲了十幾天才到北京。原因是他素來愛財，在事先未征得段祺瑞同意的情況下，曾與蘇商張謇等人合夥，以製藥為名，從英國人那裏進口並出售了一千六百餘箱煙土。這些煙土確有少數用於製藥，但大部分都是為了賺取高利潤。
煙土不能公開出售，賬麵上另有名目為“民國元年公債票一億元”。現在馮國璋要到段祺瑞身邊當總統，段祺瑞又以廉潔自律著稱，他很怕真相暴露後，遭到段祺瑞的反對和抵製，於是才緩緩其行。
民元公債票係由財政部發給，當時的財政總長為曹汝霖，自然也參與其中。曹汝霖不敢直接向段報告，隻好請段祺瑞的“左輔右弼”徐樹錚、曾毓雋幫助疏通，並提出可以讓他們入股分利。
徐、曾馬上據實告訴段祺瑞。段祺瑞聞言微笑，遲了半晌才說：“我與馮舊交，此君有錢癖，固所深知。”
原來段祺瑞對事情的來龍去脈早就了解得一清二楚。他內心雖然對馮國璋的這些做法很不滿，但為了避免因小失大，傷了與“四哥”的感情，隻好故意裝聾作啞。
知道馮國璋是個把錢看得很重的人，“民元公債票”已然成為阻礙他進京的一塊心病，段祺瑞遂吩咐徐、曾：“你二人萬不可沾染，但須力任疏通，而不受酬。將來我見到馮時一字不提，你們可示意由他獨斷獨行。”
段祺瑞為人剛直，寧折不彎，在處理與錢財有關的政府要員事件時，更是從不妥協。如今能這樣委曲求全，已足見其邀馮北上共事，以及竭力避免重蹈過去府院之爭覆轍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