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國史新論》中國曆史上之名將中國文化傳統上有一特殊之點，即對文武觀念向不作嚴格之區分。曆史上名將大帥，帶兵打仗，赫赫當時，垂譽無窮的，極多數是文人學士，儒雅風流，而非行伍出身的專門人物。明太祖時，百司請立武學。明祖曰：“一文武不分途。”明祖崛起草莽，文武均非堪當，但他卻說準了中國曆史上的文武關係。本文正要從中國曆史來澄明明祖這句話。
在上古封建時代，貴族階級，內執政柄，外總兵戎，文武綰於一身。而且亦惟貴族，才有當兵資格。所以男子生則懸弧門外，成為古人之習俗。春秋時，晉、楚戰於濮，晉文公將出師，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
下逮戰國，有《孫子兵法》，其書著者尚不詳。然至今備受歐美各國崇重，定為他們最高武學校的教本。此書並不專講軍事，亦可謂所講乃兼及最高的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軍事本是人生中一事，而附屬於政治。不懂得人生，不懂得政治，哪懂得軍事。故最高軍事哲學，必從最高人生哲學政治哲學中發揮而來。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莊子曰：“技而進乎道。”隻有在中國傳統文化內始有此成就。西方則各尚專門，乃有所謂軍事專家。與中國觀念自宜大不相同。
燕國有樂毅，後人以與春秋齊管仲合稱管樂。其生平武功姑不論，其《報燕惠王書》，乃戰國時數一數二享高名受傳誦的大文章。不單因其文章好，乃因在其文章中所透露的君臣知遇，出處去就，功名恩怨，他個人所抱持的高風亮節，大義凜然，為千古莫能及的人格表現。因此，一大軍事家，同時可即是一大政治家，亦是一聖賢儔伍中之大哲人。
下到漢代，出於胯下的韓信，蕭何稱之為國士無雙。他能誦兵法，能驅市人而戰，而且能多多而益善。他又懂得要師事敗將李左車。而且他擁重兵，獨王一方，卻誓不背漢王。據這些事，他真是一名將，一大將，而且亦可稱是一儒將風範。
在西漢將才中，如周亞夫抗拒吳、楚七國，如嚴助浮海救東甌，如趙充國西羌屯田，細讀他們的史傳，自知他們都不僅是一武人。尤其如趙充國的文章，條理明備，幹練通達，儼似一近代式的專家。
東漢光武中興，一時部伍，如王霸、吳漢、耿弇、寇洵、邳彤、馮異、岑彭、鄧禹、馬援，那一夥人，何嚐有一個是經受軍事訓練出身的軍事專才。隻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軍事，因緣時會，勳績彪炳。也可說，中國曆史上多出軍事天才，正為中國人一向懂得尊重人事，講究人事，所以成為一通情達理之人，遂亦能當一理想的軍人。班超以一低級下吏，出使西域三十六國，揚名國外。隻因他曆練了吏事，吏事亦是人事。雖屬文事，卻可由此兼通了兵事和武事。
三國時，如曹操、諸葛亮，莫非胸羅群書，文采斐然，為一輩文人所弗及。他們的軍事傑出，今不論。關羽治《春秋》，也是人人皆知。此外難更仆數。而使後人低徊向往的，有如魏羊祜與吳陸抗之對壘，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求藥於祜，祜與之，即服。曰：“豈有鴆人羊叔子。”以此較之諸葛亮、司馬懿陣前交際，閑情雅量，更不知要勝幾許倍。若我們讀《春秋左氏傳》，便知此一風範，也是其來有自。此之謂文化傳統。但在衰亂世的軍事對抗中，有此嘉話，邈在雲天，高不可攀，真使人想望而無已。
杜預平吳，他的《春秋左氏傳注》，被列入《五經正義》乃及《十三經注疏》中，至今不替。史傳稱其身不跨馬，射不中的，而用兵製勝，諸將莫及。那更可當得一學者型的將才了。
陶侃為東晉征西大將軍，在軍中，嚐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此語流傳千古，至今人人稱道。其運甓故事，亦人人皆知。嚐治船，竹頭木屑，皆令人借記典掌，到後隨處有用。時人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陶侃正是在處理人事上能居第一等，移之處理軍事，自然綽有餘裕。
桓溫亦是一文人，兼是一能將。但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一念之錯，身敗名裂。所以在後代，陶侃可比諸葛亮，桓溫隻能比曹操。可見軍人還如其他一切人，兵事、政事、人事、幹濟、學問、修養之外，最高還要有一人品在。此乃中國文化傳統中，至高無上的特點。
唐太宗李世民，神武英明，古今莫匹。但他本隻是當時太原留守李淵的一個官家子。隨父參加軍事，尚在青年。有一次，他在軍中，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有一羊，與將士分而食之。此若小節，然堪當大將之任者即在此。今另舉一端言之。他在軍中，即有大批僚屬，房玄齡、杜如晦皆在。房善謀，杜善斷，是他們在軍府中之表現。並不是以後掌國柄後始知。太宗有十八學士，皆在軍府中。凡中國曆史上大將之才，必能善知人，善用人。所知所用，不僅是前線武人，更要是幕中文人。若使自不通文，何能知人善用。楚霸王叱吒風雲，震壓一世，但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漢高祖臨陣遠不敵楚王，但能用韓信、張良、蕭何，一任前敵大統帥，一任總參謀，一任後勤。近代西方，始知軍事上當有此三大任務之分類，但漢高祖用人早與暗合。漢光武軍中幕僚，即是其開國元勳。魏武帝幕府人才之盛，文士謀臣之分途廣而為數多，則尤在漢光武之上。唐太宗更然。而如近代曾國藩之幕府賓僚，更為一時豔稱。軍府乃一大集團，匯合各色人才之群策群力，以濟一時之用。則軍府即是一小政府，而豈匹夫之勇之所能勝任。
又如安史亂時，顏真卿、顏杲卿，皆以文人牽進軍事，而皆卓然有表現。更如張巡守雍丘，雷萬春為將，於城上與寇將令狐潮相聞，弩射其麵，中六矢，不動。疑其乃木人，嗣知其非，乃大驚。潮語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告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後轉睢陽，與許遠同守，以一孤城，屏障江淮，保留此下唐代元氣，關係以後一千幾百年來之中國曆史者，甚深且钜。張巡、許遠與雷萬春、南霽雲之徒，雖同以身殉，而廟食江南，迄於餘之幼年，猶親祭拜焉。惟新文化運動，乃斥之曰：“禮教吃人。”是亦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也。而明祖文武非兩途之說，亦由此益證其不誤。
又如吳元濟蔡州之亂，李愬平之。史稱其“儉於奉己，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所以成功。凡中國曆史上稱道一武將成功，決不專重在其臨陣打仗上。而韓愈《平淮西碑》，乃多敘裴度事。愬不平，訴碑辭不實。詔磨之，由段文昌重撰。此事極滋後人之譏議。李商隱有《讀韓碑詩》曰：“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王相攀追。”蘇軾詩：“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斯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實東晉淝水之戰，領兵當前線者，乃謝元、謝石。而當時及後世，群推謝安。安與元山墅圍棋，永為曆史上美談。元是安之兄子，石乃安弟。安特舉此兩人。有人說：“安違眾舉親朋也。元必不負舉，才也。”已而果然。中國人意見，文事必先於武力，安內必先於攘外，故政治必先於軍事。漢高祖亦有功臣功狗之喻。裴度與謝安，同是文人，而史臣亦以韓碑意讚裴度。但卻不能說此乃中國人之重文輕武。而如張巡之與雷萬春，尤更顯然。此亦所謂人倫之一端。人倫即天道，何謂文武高下，而又豈昧者之所識乎。又如柳公綽亦文人，亦在蔡州役中有貢獻。此等事全部二十五史到處可覓，姑舉於此，以當一例。
宋代如寇準勸真宗渡河親征，論其情勢功績，亦當上媲謝安、裴度矣。其下如韓琦、範仲淹，皆以文人主邊防。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及南宋，如韓世忠之梁夫人，黃天蕩親操桴鼓，又為中國曆史上女子從軍之一例。而嶽飛則與關羽同尊為武聖。史稱“飛覽經史，雅戲投壺，恂恂如諸生”。其所填《滿江紅》詞，到今傳誦。其所書《諸葛出師表》，可睹其筆法之精。而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即此一言，便足不朽，更何論於立德立功，則其人又豈得專以一武人目之。
吳玠兄弟在蜀，隻以文人領軍事。玠善讀史，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劉琦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鑒於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時若有文武分途之觀念，然儒臣報國，不下於武臣。而武臣修養，亦無遜於文臣。中國文化傳統之精義，賴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給軍符，其《正氣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國社雖履，而民族精神，則不墜益張。
明代如於謙之對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猷、戚繼光之禦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國，輝赫史乘。戚繼光之《紀效新書》，《練兵紀實》，尤為談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國藩平洪楊，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煥之經略關外，盧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於史可法揚州殉難，在中國近代史上，堪與嶽飛、文天祥，齊稱為民族精神之三良。而烏有所謂文武之分途乎？惟敗於政事，不敗於疆場，尤更使讀史者感慨悼念於無已。
中國人尤有一名言，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與上述廊廟重於疆場之意適相反。非深曉於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有關於軍事觀念政治觀念以及人生哲學之大義深旨者不能曉。非其人，亦不當妄援此語以自恣。曾國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參戎務。其討平洪楊，先定一通盤之作戰計劃。治水師、造戰船，自武漢而九江而安慶，沿江東下，卒克金陵。然皆出於其職分與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調遣，國藩無不宛轉逃卸，而終不轉變其逐步推進之大方針，攬大江上下遊之權重於一身，而終克有成。若一依君命，則事功成敗，渺不可必。然國藩固非好擅權，好違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訓練之湘軍，相率解甲歸田。此下繼剿撚，已早為籌劃安排了淮軍之新起，以終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統謀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顧。論其誌慮所存，則一切為公不為私。論其部署所定，則一切惟私自專，君命不以厝懷。此之謂文武才德。如國藩，可謂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此又豈臨陣決勝負之一將之勇之所能望其項背乎！
以上拉雜陳述中國曆史上之名將風範，智、仁、勇三德兼備，軍務政事乃至於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氣，此之謂明體達用。乃中國文化傳統中之理想人格，大聖大賢之規模，而豈以搏鬥格殺為能事，以暴虎憑河為果決之所堪同日並語。故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將才武德，非熟讀曆史上之名將事跡，則不足知之。而如《孫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識，亦不能真切了解。如趙括之徒讀兵書，則僅足供人以嗤笑與鑒戒。
今日國人，率認中國文化重文輕武，又謂中國傳統積弱不振。誠使其然，又烏能有此綿曆數千年，廣土眾民，一舉世無倫之大國家之屹然常在。中國人又曰：“止戈為武。”此即《孫子兵法》所謂“以不戰屈人之兵也”。此非文德，又烏足以言武事？今日國人，亦率知中國民族愛好和平，然非能止戈屈人，又烏有和平之可期？苟使武人而不通文，文人而不習武，亦惟有愧對吾民族先人而已。一九七七年之十月。
（一九七七年十月《青年戰士報》載）思想者自由
在上古封建時代，貴族階級，內執政柄，外總兵戎，文武綰於一身。而且亦惟貴族，才有當兵資格。所以男子生則懸弧門外，成為古人之習俗。春秋時，晉、楚戰於濮，晉文公將出師，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舉此一例，可概其餘。
下逮戰國，有《孫子兵法》，其書著者尚不詳。然至今備受歐美各國崇重，定為他們最高武學校的教本。此書並不專講軍事，亦可謂所講乃兼及最高的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軍事本是人生中一事，而附屬於政治。不懂得人生，不懂得政治，哪懂得軍事。故最高軍事哲學，必從最高人生哲學政治哲學中發揮而來。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莊子曰：“技而進乎道。”隻有在中國傳統文化內始有此成就。西方則各尚專門，乃有所謂軍事專家。與中國觀念自宜大不相同。
燕國有樂毅，後人以與春秋齊管仲合稱管樂。其生平武功姑不論，其《報燕惠王書》，乃戰國時數一數二享高名受傳誦的大文章。不單因其文章好，乃因在其文章中所透露的君臣知遇，出處去就，功名恩怨，他個人所抱持的高風亮節，大義凜然，為千古莫能及的人格表現。因此，一大軍事家，同時可即是一大政治家，亦是一聖賢儔伍中之大哲人。
下到漢代，出於胯下的韓信，蕭何稱之為國士無雙。他能誦兵法，能驅市人而戰，而且能多多而益善。他又懂得要師事敗將李左車。而且他擁重兵，獨王一方，卻誓不背漢王。據這些事，他真是一名將，一大將，而且亦可稱是一儒將風範。
在西漢將才中，如周亞夫抗拒吳、楚七國，如嚴助浮海救東甌，如趙充國西羌屯田，細讀他們的史傳，自知他們都不僅是一武人。尤其如趙充國的文章，條理明備，幹練通達，儼似一近代式的專家。
東漢光武中興，一時部伍，如王霸、吳漢、耿弇、寇洵、邳彤、馮異、岑彭、鄧禹、馬援，那一夥人，何嚐有一個是經受軍事訓練出身的軍事專才。隻為通人事，亦自通政事，兼通軍事，因緣時會，勳績彪炳。也可說，中國曆史上多出軍事天才，正為中國人一向懂得尊重人事，講究人事，所以成為一通情達理之人，遂亦能當一理想的軍人。班超以一低級下吏，出使西域三十六國，揚名國外。隻因他曆練了吏事，吏事亦是人事。雖屬文事，卻可由此兼通了兵事和武事。
三國時，如曹操、諸葛亮，莫非胸羅群書，文采斐然，為一輩文人所弗及。他們的軍事傑出，今不論。關羽治《春秋》，也是人人皆知。此外難更仆數。而使後人低徊向往的，有如魏羊祜與吳陸抗之對壘，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求藥於祜，祜與之，即服。曰：“豈有鴆人羊叔子。”以此較之諸葛亮、司馬懿陣前交際，閑情雅量，更不知要勝幾許倍。若我們讀《春秋左氏傳》，便知此一風範，也是其來有自。此之謂文化傳統。但在衰亂世的軍事對抗中，有此嘉話，邈在雲天，高不可攀，真使人想望而無已。
杜預平吳，他的《春秋左氏傳注》，被列入《五經正義》乃及《十三經注疏》中，至今不替。史傳稱其身不跨馬，射不中的，而用兵製勝，諸將莫及。那更可當得一學者型的將才了。
陶侃為東晉征西大將軍，在軍中，嚐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此語流傳千古，至今人人稱道。其運甓故事，亦人人皆知。嚐治船，竹頭木屑，皆令人借記典掌，到後隨處有用。時人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陶侃正是在處理人事上能居第一等，移之處理軍事，自然綽有餘裕。
桓溫亦是一文人，兼是一能將。但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一念之錯，身敗名裂。所以在後代，陶侃可比諸葛亮，桓溫隻能比曹操。可見軍人還如其他一切人，兵事、政事、人事、幹濟、學問、修養之外，最高還要有一人品在。此乃中國文化傳統中，至高無上的特點。
唐太宗李世民，神武英明，古今莫匹。但他本隻是當時太原留守李淵的一個官家子。隨父參加軍事，尚在青年。有一次，他在軍中，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有一羊，與將士分而食之。此若小節，然堪當大將之任者即在此。今另舉一端言之。他在軍中，即有大批僚屬，房玄齡、杜如晦皆在。房善謀，杜善斷，是他們在軍府中之表現。並不是以後掌國柄後始知。太宗有十八學士，皆在軍府中。凡中國曆史上大將之才，必能善知人，善用人。所知所用，不僅是前線武人，更要是幕中文人。若使自不通文，何能知人善用。楚霸王叱吒風雲，震壓一世，但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漢高祖臨陣遠不敵楚王，但能用韓信、張良、蕭何，一任前敵大統帥，一任總參謀，一任後勤。近代西方，始知軍事上當有此三大任務之分類，但漢高祖用人早與暗合。漢光武軍中幕僚，即是其開國元勳。魏武帝幕府人才之盛，文士謀臣之分途廣而為數多，則尤在漢光武之上。唐太宗更然。而如近代曾國藩之幕府賓僚，更為一時豔稱。軍府乃一大集團，匯合各色人才之群策群力，以濟一時之用。則軍府即是一小政府，而豈匹夫之勇之所能勝任。
又如安史亂時，顏真卿、顏杲卿，皆以文人牽進軍事，而皆卓然有表現。更如張巡守雍丘，雷萬春為將，於城上與寇將令狐潮相聞，弩射其麵，中六矢，不動。疑其乃木人，嗣知其非，乃大驚。潮語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軍令矣，然如天道何。”巡告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後轉睢陽，與許遠同守，以一孤城，屏障江淮，保留此下唐代元氣，關係以後一千幾百年來之中國曆史者，甚深且钜。張巡、許遠與雷萬春、南霽雲之徒，雖同以身殉，而廟食江南，迄於餘之幼年，猶親祭拜焉。惟新文化運動，乃斥之曰：“禮教吃人。”是亦未識人倫，焉知天道也。而明祖文武非兩途之說，亦由此益證其不誤。
又如吳元濟蔡州之亂，李愬平之。史稱其“儉於奉己，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所以成功。凡中國曆史上稱道一武將成功，決不專重在其臨陣打仗上。而韓愈《平淮西碑》，乃多敘裴度事。愬不平，訴碑辭不實。詔磨之，由段文昌重撰。此事極滋後人之譏議。李商隱有《讀韓碑詩》曰：“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王相攀追。”蘇軾詩：“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斯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實東晉淝水之戰，領兵當前線者，乃謝元、謝石。而當時及後世，群推謝安。安與元山墅圍棋，永為曆史上美談。元是安之兄子，石乃安弟。安特舉此兩人。有人說：“安違眾舉親朋也。元必不負舉，才也。”已而果然。中國人意見，文事必先於武力，安內必先於攘外，故政治必先於軍事。漢高祖亦有功臣功狗之喻。裴度與謝安，同是文人，而史臣亦以韓碑意讚裴度。但卻不能說此乃中國人之重文輕武。而如張巡之與雷萬春，尤更顯然。此亦所謂人倫之一端。人倫即天道，何謂文武高下，而又豈昧者之所識乎。又如柳公綽亦文人，亦在蔡州役中有貢獻。此等事全部二十五史到處可覓，姑舉於此，以當一例。
宋代如寇準勸真宗渡河親征，論其情勢功績，亦當上媲謝安、裴度矣。其下如韓琦、範仲淹，皆以文人主邊防。邊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及南宋，如韓世忠之梁夫人，黃天蕩親操桴鼓，又為中國曆史上女子從軍之一例。而嶽飛則與關羽同尊為武聖。史稱“飛覽經史，雅戲投壺，恂恂如諸生”。其所填《滿江紅》詞，到今傳誦。其所書《諸葛出師表》，可睹其筆法之精。而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即此一言，便足不朽，更何論於立德立功，則其人又豈得專以一武人目之。
吳玠兄弟在蜀，隻以文人領軍事。玠善讀史，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劉琦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鑒於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時若有文武分途之觀念，然儒臣報國，不下於武臣。而武臣修養，亦無遜於文臣。中國文化傳統之精義，賴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給軍符，其《正氣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國社雖履，而民族精神，則不墜益張。
明代如於謙之對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猷、戚繼光之禦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國，輝赫史乘。戚繼光之《紀效新書》，《練兵紀實》，尤為談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國藩平洪楊，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煥之經略關外，盧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於史可法揚州殉難，在中國近代史上，堪與嶽飛、文天祥，齊稱為民族精神之三良。而烏有所謂文武之分途乎？惟敗於政事，不敗於疆場，尤更使讀史者感慨悼念於無已。
中國人尤有一名言，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與上述廊廟重於疆場之意適相反。非深曉於中國人傳統觀念中，有關於軍事觀念政治觀念以及人生哲學之大義深旨者不能曉。非其人，亦不當妄援此語以自恣。曾國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參戎務。其討平洪楊，先定一通盤之作戰計劃。治水師、造戰船，自武漢而九江而安慶，沿江東下，卒克金陵。然皆出於其職分與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調遣，國藩無不宛轉逃卸，而終不轉變其逐步推進之大方針，攬大江上下遊之權重於一身，而終克有成。若一依君命，則事功成敗，渺不可必。然國藩固非好擅權，好違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訓練之湘軍，相率解甲歸田。此下繼剿撚，已早為籌劃安排了淮軍之新起，以終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統謀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顧。論其誌慮所存，則一切為公不為私。論其部署所定，則一切惟私自專，君命不以厝懷。此之謂文武才德。如國藩，可謂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此又豈臨陣決勝負之一將之勇之所能望其項背乎！
以上拉雜陳述中國曆史上之名將風範，智、仁、勇三德兼備，軍務政事乃至於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氣，此之謂明體達用。乃中國文化傳統中之理想人格，大聖大賢之規模，而豈以搏鬥格殺為能事，以暴虎憑河為果決之所堪同日並語。故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將才武德，非熟讀曆史上之名將事跡，則不足知之。而如《孫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識，亦不能真切了解。如趙括之徒讀兵書，則僅足供人以嗤笑與鑒戒。
今日國人，率認中國文化重文輕武，又謂中國傳統積弱不振。誠使其然，又烏能有此綿曆數千年，廣土眾民，一舉世無倫之大國家之屹然常在。中國人又曰：“止戈為武。”此即《孫子兵法》所謂“以不戰屈人之兵也”。此非文德，又烏足以言武事？今日國人，亦率知中國民族愛好和平，然非能止戈屈人，又烏有和平之可期？苟使武人而不通文，文人而不習武，亦惟有愧對吾民族先人而已。一九七七年之十月。
（一九七七年十月《青年戰士報》載）思想者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