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斯維爾德洛夫為壁爐添加了幾塊木頭之後，吳川這才出聲對著房間內剩下的兩人說道：“請你們留下來，其實就是想要和你們商議一下，我們是否應該挑選出一部分新黨員暫時的潛伏下去了。”
捷爾任斯基皺了皺眉頭望著吳川道：“你認為這場戰爭我們有可能會輸？”
斯維爾德洛夫卻問道：“是不是沙皇政府這邊有什麽動靜？”
吳川向著兩人擺手，輕鬆的說道：“不用那麽緊張，革命的形勢暫時不會有什麽根本上的變化。但是，我們應當為未來做好一份準備。
列寧同誌說過，法國的資產階級為了建立共和國發動了五次革命，俄國的無產階級也應當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以05年革命為第一次的話，俄國還需要4次革命才能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政權。
我極為讚成列寧同誌的判斷，和俄國相比，中國的無產階級更為弱小，而中國無產階級所麵對的敵人卻更為強大。
雖然我們借助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獲得了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領導權力，但是請兩位認真的思考一下，我們所領導的這場革命難道真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嗎？
不，這是一場民族獨立運動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隻不過中國的資產階級力量過於弱小，根本沒有能力獨立領導這場革命，所以才會讓我們和那些立憲派士紳獲得了一部分革命的領導權力。
和中國的無產階級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和封建社會壓迫下的中國資產階級同樣力量不足，雖然他們有著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王朝的需求，但是他們從來也沒有發展成為一隻獨立的政治經濟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依靠著國外輸入的機器和技術才能活下去的附庸經濟體，也是依賴於官員的庇護才能得以免除苛捐雜稅活下去的弱小產業。
正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弱小和先天不足，使得之前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數次革命，基本沒有掀起什麽風浪就被滿清的地方政府所平息了。
而本次大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並不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力量突然強大起來了，而是因為滿清倒行逆施的鐵路國有化政策，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運動。正是因為借助了這場民族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潮和運動，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才能一夜之間點燃了全中國。
但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和弱小，就導致了他們對於反動勢力的妥協。隨著武昌革命之後，起義部隊推舉出一位舊軍官黎元洪擔任了革命領導者，這場借助民族獨立運動爆發的資產階級革命就表現出了其反動的本質。
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明白，這場革命之所以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是因為自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侵略，已經讓中國底層民眾難以生存下去了。中國受壓迫的民眾迫切的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政權以保衛中國的政治、經濟獨立，而不是追求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
但是很顯然，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明白民眾真正需要的是什麽，他們隻想著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生存的社會，因此他們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人民，轉而去擁抱了帝國主義和立憲派士紳。於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這場民族獨立運動，迅速蛻變成了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資產階級革命。
雖然在革命大潮的慣性中，人民還不能分辨資產階級的本質，但是一旦當人民意識到資產階級不能帶給他們真正的解放，那麽他們必然是要拋棄資產階級的。而失去了人民的擁護，帝國主義和各地的立憲派士紳也就沒有必要再把資產階級擺在前台了。
於是我們就能看到，這場革命最大的成果，不過是把滿人的皇帝趕下台，換上一個漢人的大總統，除此之外整個國家的性質不會有任何改變。
我們共和黨所領導的東北革命是從屬於這場大革命的一部分，鑒於東北的特殊政局和地理特征，東北的革命很難影響到關內，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的革命最多也就能夠影響到關外近2000萬人，而不是整個中國的4萬萬人。
那麽一旦革命的大潮退去，革命委員會就成為了內外反動勢力的首要打擊目標。在這樣的大勢麵前，我們不能不做好兩手準備。”
捷爾任斯基雖然有心想要反駁吳川的失敗主義，但是對方並不是在會上的公開發言，而是私下的協商，在這樣的場合拿不出論據來反駁對方，隻會讓對方看輕自己。而吳川所做的分析，在大方向上也沒什麽問題，這就很讓他難受了。
倒是長期在俄國中心城市和沙皇政府對抗的斯維爾德洛夫，雖然他也提倡革命的樂觀主義要比所謂的理智重要，但他還是比捷爾任斯基更能接受吳川對於這場中國革命作出的分析判斷。
在思考了一會之後，他便向著吳川說道：“你對於這場革命的分析大約是正確的，那麽你想要如何安排一部分同誌潛伏下去？另外，我們應當如何應對當中國革命大潮退去時，內外反動勢力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敵對？”
吳川思考了一下後說道：“根據我手上從俄國各地收集來的資料，斯托雷平生前大力推動的向西伯利亞移民的計劃，隨著斯托雷平的去世，現在正處於一個極為尷尬的地位。
彼得堡的大臣們想要縮減移民預算，從而把資金運用到更需要它們的地方上去。負責向移民發放貸款的官員們在失去了斯托雷平的威懾後，現在隻是一心想要把國家撥付的移民貸款轉移到自己的口袋裏去。而那些以為來到了西伯利亞就能獲得肥沃土地和田宅的移民，卻發現他們要麵對的是惡劣的氣候和匱乏的物質生活。
至於西伯利亞本地的官員則覺得，這些從歐洲來的移民要求太多，卻又不能為地方上作出什麽貢獻，反倒是因為和本地居民爭奪適合耕作的土地經常鬧起了糾紛。有許多移民來到了西伯利亞之後，待了沒多少日子就幹脆的返回家鄉去了。
從以上這些跡象來看，沒有了斯托雷平的主導，這個西伯利亞移民的計劃已經距離失敗不遠了。這些拋棄了家鄉的財產前來西伯利亞的俄國移民，除了背上一身債務之外並沒有在東方獲得什麽財富。在響應政府號召移民的時候，他們也許對沙皇感恩戴德，但是隨著他們兩手空空的返回家鄉，他們就成為了最為堅定的反沙皇分子。
我認為，在下一階段遠東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應當把精力放在這些新移民身上，向他們傳播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反抗沙皇的思想，然後當這些人返回自己的家鄉時，他們就會帶去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火種。能夠進入移民計劃的俄國人，大多都是被地方政府視為良民的普通群眾，因此當他們返回自己的家鄉時，地方政府並不會對這些人加以關注，這正是傳播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好的人選。
至於中國這邊的黨員，我打算派出一部分人前往德國人控製下的青島，依托青島為基地，建立起一個向華北和華東方向傳播布爾什維克思想的共和黨分部。那麽即便我們在北滿的革命失敗了，革命的火種至少還是傳播開去了，當下一次革命大潮湧起時，這些火種就會點燃中俄兩國的革命之火。”
雖然對於吳川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局麵下提出本次革命將會失敗的結論感到不滿，但是對於吳川所建議的潛伏和為下次革命做好準備的安排，捷爾任斯基卻又是極力支持的。在他看來，哪怕革命不陷入低潮，這些事情也應當去做。
布爾什維克來到遠東支持中國革命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最終目標，打回歐洲老家去解放沙皇俄國才是布爾什維克的最終目標。雖然當前在遠東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發展的很是順利，但是遠東地區的俄羅斯人一共也就160萬人，和整個歐俄部分近億人口相比，完全是難以比較的力量。
隻有把布爾什維克的火種播種在歐俄地區，布爾什維克主義才能獲得最終的勝利。吳川給出的建議，正是遠東布爾什維克日思夜想的未來。在這個偉大目標的麵前，中國革命的成功又顯得不那麽重要了。雖然大家現在已經承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開啟俄國革命的重要支柱，但這依然比不上把一個帝國主義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目標。
即便是吳川自己也數次在黨內重申，中國革命的勝利並不能改變世界力量的對比，隻有把沙皇俄國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才能真正改變世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對比。也隻有一個社會主義的俄國站在中國革命的背後，才能消除中國革命四麵皆敵的不利局麵。
所以支持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在支持中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也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政治宣傳，革命委員會和黨內的民族革命者才能放下和俄國之間的民族矛盾，選擇了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合作，先對付日本帝國主義。
接受了吳川的第一個建議後，斯維爾德洛夫終於稍稍放鬆了下來，對著吳川問道：“為將來預留後手，這我們可以接受。但是在當前的大好形勢下，我們也不可能就這麽放棄革命，眼睜睜的看著革命走向失敗。對此，你難道就沒有想過對策嗎？”
捷爾任斯基皺了皺眉頭望著吳川道：“你認為這場戰爭我們有可能會輸？”
斯維爾德洛夫卻問道：“是不是沙皇政府這邊有什麽動靜？”
吳川向著兩人擺手，輕鬆的說道：“不用那麽緊張，革命的形勢暫時不會有什麽根本上的變化。但是，我們應當為未來做好一份準備。
列寧同誌說過，法國的資產階級為了建立共和國發動了五次革命，俄國的無產階級也應當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以05年革命為第一次的話，俄國還需要4次革命才能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政權。
我極為讚成列寧同誌的判斷，和俄國相比，中國的無產階級更為弱小，而中國無產階級所麵對的敵人卻更為強大。
雖然我們借助了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獲得了中國革命的一部分領導權力，但是請兩位認真的思考一下，我們所領導的這場革命難道真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嗎？
不，這是一場民族獨立運動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隻不過中國的資產階級力量過於弱小，根本沒有能力獨立領導這場革命，所以才會讓我們和那些立憲派士紳獲得了一部分革命的領導權力。
和中國的無產階級一樣，處於帝國主義和封建社會壓迫下的中國資產階級同樣力量不足，雖然他們有著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王朝的需求，但是他們從來也沒有發展成為一隻獨立的政治經濟力量。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依靠著國外輸入的機器和技術才能活下去的附庸經濟體，也是依賴於官員的庇護才能得以免除苛捐雜稅活下去的弱小產業。
正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弱小和先天不足，使得之前資產階級所發動的數次革命，基本沒有掀起什麽風浪就被滿清的地方政府所平息了。
而本次大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並不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力量突然強大起來了，而是因為滿清倒行逆施的鐵路國有化政策，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運動。正是因為借助了這場民族追求自我解放的思潮和運動，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才能一夜之間點燃了全中國。
但是，中國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和弱小，就導致了他們對於反動勢力的妥協。隨著武昌革命之後，起義部隊推舉出一位舊軍官黎元洪擔任了革命領導者，這場借助民族獨立運動爆發的資產階級革命就表現出了其反動的本質。
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明白，這場革命之所以能夠得到人民的支持，是因為自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侵略，已經讓中國底層民眾難以生存下去了。中國受壓迫的民眾迫切的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政權以保衛中國的政治、經濟獨立，而不是追求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
但是很顯然，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明白民眾真正需要的是什麽，他們隻想著建立一個適合自己生存的社會，因此他們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人民，轉而去擁抱了帝國主義和立憲派士紳。於是資產階級所領導的這場民族獨立運動，迅速蛻變成了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的資產階級革命。
雖然在革命大潮的慣性中，人民還不能分辨資產階級的本質，但是一旦當人民意識到資產階級不能帶給他們真正的解放，那麽他們必然是要拋棄資產階級的。而失去了人民的擁護，帝國主義和各地的立憲派士紳也就沒有必要再把資產階級擺在前台了。
於是我們就能看到，這場革命最大的成果，不過是把滿人的皇帝趕下台，換上一個漢人的大總統，除此之外整個國家的性質不會有任何改變。
我們共和黨所領導的東北革命是從屬於這場大革命的一部分，鑒於東北的特殊政局和地理特征，東北的革命很難影響到關內，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的革命最多也就能夠影響到關外近2000萬人，而不是整個中國的4萬萬人。
那麽一旦革命的大潮退去，革命委員會就成為了內外反動勢力的首要打擊目標。在這樣的大勢麵前，我們不能不做好兩手準備。”
捷爾任斯基雖然有心想要反駁吳川的失敗主義，但是對方並不是在會上的公開發言，而是私下的協商，在這樣的場合拿不出論據來反駁對方，隻會讓對方看輕自己。而吳川所做的分析，在大方向上也沒什麽問題，這就很讓他難受了。
倒是長期在俄國中心城市和沙皇政府對抗的斯維爾德洛夫，雖然他也提倡革命的樂觀主義要比所謂的理智重要，但他還是比捷爾任斯基更能接受吳川對於這場中國革命作出的分析判斷。
在思考了一會之後，他便向著吳川說道：“你對於這場革命的分析大約是正確的，那麽你想要如何安排一部分同誌潛伏下去？另外，我們應當如何應對當中國革命大潮退去時，內外反動勢力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敵對？”
吳川思考了一下後說道：“根據我手上從俄國各地收集來的資料，斯托雷平生前大力推動的向西伯利亞移民的計劃，隨著斯托雷平的去世，現在正處於一個極為尷尬的地位。
彼得堡的大臣們想要縮減移民預算，從而把資金運用到更需要它們的地方上去。負責向移民發放貸款的官員們在失去了斯托雷平的威懾後，現在隻是一心想要把國家撥付的移民貸款轉移到自己的口袋裏去。而那些以為來到了西伯利亞就能獲得肥沃土地和田宅的移民，卻發現他們要麵對的是惡劣的氣候和匱乏的物質生活。
至於西伯利亞本地的官員則覺得，這些從歐洲來的移民要求太多，卻又不能為地方上作出什麽貢獻，反倒是因為和本地居民爭奪適合耕作的土地經常鬧起了糾紛。有許多移民來到了西伯利亞之後，待了沒多少日子就幹脆的返回家鄉去了。
從以上這些跡象來看，沒有了斯托雷平的主導，這個西伯利亞移民的計劃已經距離失敗不遠了。這些拋棄了家鄉的財產前來西伯利亞的俄國移民，除了背上一身債務之外並沒有在東方獲得什麽財富。在響應政府號召移民的時候，他們也許對沙皇感恩戴德，但是隨著他們兩手空空的返回家鄉，他們就成為了最為堅定的反沙皇分子。
我認為，在下一階段遠東的布爾什維克黨員應當把精力放在這些新移民身上，向他們傳播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反抗沙皇的思想，然後當這些人返回自己的家鄉時，他們就會帶去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火種。能夠進入移民計劃的俄國人，大多都是被地方政府視為良民的普通群眾，因此當他們返回自己的家鄉時，地方政府並不會對這些人加以關注，這正是傳播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好的人選。
至於中國這邊的黨員，我打算派出一部分人前往德國人控製下的青島，依托青島為基地，建立起一個向華北和華東方向傳播布爾什維克思想的共和黨分部。那麽即便我們在北滿的革命失敗了，革命的火種至少還是傳播開去了，當下一次革命大潮湧起時，這些火種就會點燃中俄兩國的革命之火。”
雖然對於吳川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局麵下提出本次革命將會失敗的結論感到不滿，但是對於吳川所建議的潛伏和為下次革命做好準備的安排，捷爾任斯基卻又是極力支持的。在他看來，哪怕革命不陷入低潮，這些事情也應當去做。
布爾什維克來到遠東支持中國革命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最終目標，打回歐洲老家去解放沙皇俄國才是布爾什維克的最終目標。雖然當前在遠東布爾什維克的組織發展的很是順利，但是遠東地區的俄羅斯人一共也就160萬人，和整個歐俄部分近億人口相比，完全是難以比較的力量。
隻有把布爾什維克的火種播種在歐俄地區，布爾什維克主義才能獲得最終的勝利。吳川給出的建議，正是遠東布爾什維克日思夜想的未來。在這個偉大目標的麵前，中國革命的成功又顯得不那麽重要了。雖然大家現在已經承認，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開啟俄國革命的重要支柱，但這依然比不上把一個帝國主義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目標。
即便是吳川自己也數次在黨內重申，中國革命的勝利並不能改變世界力量的對比，隻有把沙皇俄國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才能真正改變世界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對比。也隻有一個社會主義的俄國站在中國革命的背後，才能消除中國革命四麵皆敵的不利局麵。
所以支持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在支持中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也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政治宣傳，革命委員會和黨內的民族革命者才能放下和俄國之間的民族矛盾，選擇了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合作，先對付日本帝國主義。
接受了吳川的第一個建議後，斯維爾德洛夫終於稍稍放鬆了下來，對著吳川問道：“為將來預留後手，這我們可以接受。但是在當前的大好形勢下，我們也不可能就這麽放棄革命，眼睜睜的看著革命走向失敗。對此，你難道就沒有想過對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