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幾位代表離開了英國領事下榻的旅館，坐著馬車返回了領事館。馬車外麵依舊是一片黑影重重，除了掛在馬車車廂上的馬燈散發出的橘黃燈光照亮了馬車附近數米的街道，車廂中的人幾乎都看不清數米之外的景物。
在這半明半暗的燈光下，車廂內就坐的三人一直保持著沉默。對於三位外交官來說，在甲午戰爭之後，他們對於帝國同支那再度發生戰爭的事情幾乎都不會動容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兩場勝利，不僅極大的刺激了日本人的自尊心，也將日本人對於支那的態度降低到了一個極為蔑視的程度。
如果說在鴉片戰爭之前，日本把支那視為東亞抵抗西洋人的信仰支柱的話，那麽鴉片戰爭之後日本就拋卻了對於這個東亞宗主國的敬仰。而等到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就意識到本國想要走上工業富強之路，就非得從滿清手中奪取朝鮮半島以為殖民地不可。
等到日本上下一致節衣縮食的供養出了一隻東亞第二規模的海軍擊敗了北洋艦隊，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勝利之後，支那就成為了一座為日本所翻越的山脈，從此失去了一切光環，成為了東亞的普通一國。
再等到日俄戰爭中滿清政府所發布的中立聲明，更是讓日本對於支那從輕視變為了蔑視，一個連本國國土和人民都不敢保衛的國家，有什麽資格作為東亞國家和日本相提並論？
所以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士兵在家信中對於國內親友的描述，大抵是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的。認為這些中國人居住的地方又髒又臭，中國人身上也多有跳蚤和臭蟲，為人愚昧又膽怯，完全不明白什麽是國家和民族，實在是有如老鼠、猴子類的動物。
正是日本國民心中是如此看待支那人的，所以大島義昌都督才會輕易的帶著兩個步兵聯隊去威懾支那革命軍，因為陸軍上下都認為支那人是不敢同帝國陸軍對抗的。即便支那革命軍中有些許狂妄之徒，也不過是讓陸軍找到了借口增兵南滿，從而獲取更多的在華利益。
但是，隨著國民革命軍同第五師團的接戰，駐紮於滿洲的第五師團少數官兵和外交官們終於有些清醒了過來。不管他們如何蔑視支那人，可子彈和炮彈是不會優待日本軍人的。支那人打出的子彈和炮彈，同樣也能要了日本軍人的性命。
而支那革命委員會所顯示出來的組織能力、宣傳能力和外交手段，完全不是他們記憶中那些滿清官僚能夠相比的。哪怕辦理交涉的人員過去就是在他們麵前唯唯諾諾一無是處的舊清官吏，可現在也一個個變得狡詐強硬了起來。
支那革命委員會治下社會的全新變化，讓日本人過去辦理對支外交的經驗幾乎完全失去了效果。雖說日本的政界和學界一直都有脫亞論和興亞論的討論。前者自不必說，便是主張日本應當成為歐洲列強的一員，從而加入到瓜分中國的潮流中去。
而後者則主張援助中國，以求在經濟和政治方麵進行開發，使之建立獨立國家，中日攜手對抗歐美列強的入侵。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就聲稱：麵對歐洲列強對亞洲的滲透和侵略，日本應當與支那（中國）“合縱”，應當與朝鮮“合邦”，統一建成一個新的國家，名為“大東”，以實現以日本為盟主的三國一體化。
不管是脫亞還是興亞，其核心還是圍繞著日本的利益而轉動的。即便是興亞論，也是主張支那應當在日本的指導下逐漸開化，服從於日本的盟主地位的。
日本還重來沒有想過，軟弱而愚昧的支那人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對抗歐美列強，並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而支那革命委員會依托俄、德列強的支持，先對日本的在華利益發起挑戰，這是更沒有想到的。
如果在10月之前有人對日本人描述現在這個局麵，一定會被日本人嗤之以鼻，認為不過是異想天開的幻夢。作為協議國的一份子，俄國人怎麽敢突破英國人設下的限製繼續其已經放棄的遠東政策，而德國和美國人又怎麽會支持俄國人的行動。
更何況，就連滿清空有一支北洋新軍在手，也不敢插手日俄戰爭，支那人中又有什麽人敢挑戰贏得了甲午、日俄兩場大戰的日本帝國。就算有這樣膽大妄為的人，又如何能夠拉起這樣一隻對抗日本的武力。
但是現在，就連噩夢中都不會出現的場景卻變成了現實。一個支那人好不容易拉起了這麽強大的一隻部隊，不急著入關奪取天下，倒是和日本帝國較上勁了。更令日本人難以接受的是，麵對支那革命委員會的挑釁，自己的盟友突然就變得不可靠了。
英日同盟、日法協約、日俄協約、日俄密約，這本是日本獲得國家安全保證的基石，也是日本維護東亞秩序的國際法依據。然而麵對這樣一個突然冒起的支那革命委員會，日俄協約、日俄密約幾乎已經名存實亡，而英、法兩個盟友居然要求受害者日本不要破壞東亞的現存秩序。
“事情怎麽會走到這一步？”木部領事的聲音打破了馬車內壓抑的沉悶氣氛，川上領事看了他一眼之後，下意識的安慰道：“就算陸軍不準備挑釁支那的革命黨人，以支那革命委員會的行事來看，他們遲早都要同帝國就南滿問題發起挑戰的。
陸軍的行動，不過是提前觸發了雙方的衝突，我以為倒也不是什麽壞事。現在爆發衝突總比支那革命委員會掌握了更大的地盤和人口再和我們衝突強，起碼滿洲人口最多的奉天省還沒有落入到革命委員會手中。”
木部領事搖了搖頭，神情沉重的說道：“我並不是指軍事上的問題，而是說外交上的問題。不管是甲午戰爭還是日俄戰爭，我國都沒有如今日這樣成為眾矢之的過，我總覺得這不是什麽好現象。另外，吳君在離開之前邀請各國的建築設計師為長春城做一個現代的城市規劃方案，你們說他究竟在做什麽？眼下的支那革命委員會難道是考慮這種事情的時候嗎？”
一直望著車窗外發呆的鬆岡洋右，此時卻突然插嘴說道：“眼下的支那革命委員會其實能做的並不多，當陸軍發起攻擊的時刻，就如吳君自己說的，接下來就是機槍和大炮辯論的時刻。不管是我們還是他們，除了等待戰場上決出個勝負來，另外一樁要緊之事，便是阻止對方獲得外援了。
帝國畢竟是一個享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我們可以自由的采取任何外交手段，而不必擔心受到什麽阻礙。但是支那革命委員會就不同了，在各國還承認滿清政府為支那唯一合法政權的時候，他們除了同各國政府進行秘密外交之外，基本不能公開而自由的行動。
吳之所以在臨走前拋出這樣一個城市建設計劃，我看他的目的大約就是想要借助這個城市建設計劃和各國進行曲線外交。隻是我想不明白，俄國人怎麽可能容許他把長春的城市建設交給其他國家的建築設計師，這無疑就是在邀請各國直接插手滿洲的事務啊。”
木部和川上終於再次沉默了下去，兩人心中都想著，鬆岡洋右冷靜下來的時候還是很有洞察力的，畢竟是外務省的秀才啊。
正如鬆岡洋右的猜測，俄國駐哈爾濱領事鮑培確實對於吳川在會上拋出的城市計劃感到了震驚，他完全沒有預料到對方會拋出這樣一個計劃。於是在會議結束後，匆匆向各位領事告辭的俄國人很快就追上了吳川的馬車。
聽說俄國領事的馬車正在追趕自己，吳川就讓人停下了馬車，邀請了俄國領事上了自己的馬車進行了單獨的談話。
登上了馬車車廂的鮑培還沒有坐穩，就已經迫不及待的向著吳川質問道：“吳，這個長春城市建設計劃究竟是怎麽回事？為什麽你事先沒有和我商量。我反對公開招標，帝國不能夠允許讓其他列強插手滿洲事務，彼得堡是不會樂於聽到這個消息的。”
吳川伸手做了個安靜的手勢，方才溫和卻堅定的說道：“如果我不拋出這個計劃，帝國能夠南下直接接手長春嗎？”
鮑培愣了數秒，方才注視著吳川的眼睛說道：“你難道不是帝國在滿洲的代言人嗎？請不要忘記，你的事業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你該不會有什麽其他想法吧？我知道德國人在你身上下了很大的注碼，可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在你和德國之間，可差著一個俄羅斯帝國的距離。”
吳川毫不避讓的回道：“我很清楚自己應該站在那一邊，這一點無需你憂心。我希望鮑培領事你也要明白，在帝國我需要效忠的隻有兩位陛下，也許還可以加上主席大臣閣下，但絕不包括你在內。所以請不要在我麵前擺出上位者的姿態。”
鮑培沉默了片刻，便緩和了神情向吳川道歉道：“我隻是一時情急，並不是想要對您的計劃指手畫腳。您知道，因為沙皇保衛軍插手了外蒙古的事務，伊爾庫茨克總督府和廓索維茨公使都相當的震驚，他們認為您逾越了自己的本分…”
在這半明半暗的燈光下，車廂內就坐的三人一直保持著沉默。對於三位外交官來說，在甲午戰爭之後，他們對於帝國同支那再度發生戰爭的事情幾乎都不會動容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兩場勝利，不僅極大的刺激了日本人的自尊心，也將日本人對於支那的態度降低到了一個極為蔑視的程度。
如果說在鴉片戰爭之前，日本把支那視為東亞抵抗西洋人的信仰支柱的話，那麽鴉片戰爭之後日本就拋卻了對於這個東亞宗主國的敬仰。而等到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就意識到本國想要走上工業富強之路，就非得從滿清手中奪取朝鮮半島以為殖民地不可。
等到日本上下一致節衣縮食的供養出了一隻東亞第二規模的海軍擊敗了北洋艦隊，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勝利之後，支那就成為了一座為日本所翻越的山脈，從此失去了一切光環，成為了東亞的普通一國。
再等到日俄戰爭中滿清政府所發布的中立聲明，更是讓日本對於支那從輕視變為了蔑視，一個連本國國土和人民都不敢保衛的國家，有什麽資格作為東亞國家和日本相提並論？
所以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士兵在家信中對於國內親友的描述，大抵是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待的。認為這些中國人居住的地方又髒又臭，中國人身上也多有跳蚤和臭蟲，為人愚昧又膽怯，完全不明白什麽是國家和民族，實在是有如老鼠、猴子類的動物。
正是日本國民心中是如此看待支那人的，所以大島義昌都督才會輕易的帶著兩個步兵聯隊去威懾支那革命軍，因為陸軍上下都認為支那人是不敢同帝國陸軍對抗的。即便支那革命軍中有些許狂妄之徒，也不過是讓陸軍找到了借口增兵南滿，從而獲取更多的在華利益。
但是，隨著國民革命軍同第五師團的接戰，駐紮於滿洲的第五師團少數官兵和外交官們終於有些清醒了過來。不管他們如何蔑視支那人，可子彈和炮彈是不會優待日本軍人的。支那人打出的子彈和炮彈，同樣也能要了日本軍人的性命。
而支那革命委員會所顯示出來的組織能力、宣傳能力和外交手段，完全不是他們記憶中那些滿清官僚能夠相比的。哪怕辦理交涉的人員過去就是在他們麵前唯唯諾諾一無是處的舊清官吏，可現在也一個個變得狡詐強硬了起來。
支那革命委員會治下社會的全新變化，讓日本人過去辦理對支外交的經驗幾乎完全失去了效果。雖說日本的政界和學界一直都有脫亞論和興亞論的討論。前者自不必說，便是主張日本應當成為歐洲列強的一員，從而加入到瓜分中國的潮流中去。
而後者則主張援助中國，以求在經濟和政治方麵進行開發，使之建立獨立國家，中日攜手對抗歐美列強的入侵。樽井藤吉的《大東合邦論》就聲稱：麵對歐洲列強對亞洲的滲透和侵略，日本應當與支那（中國）“合縱”，應當與朝鮮“合邦”，統一建成一個新的國家，名為“大東”，以實現以日本為盟主的三國一體化。
不管是脫亞還是興亞，其核心還是圍繞著日本的利益而轉動的。即便是興亞論，也是主張支那應當在日本的指導下逐漸開化，服從於日本的盟主地位的。
日本還重來沒有想過，軟弱而愚昧的支那人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對抗歐美列強，並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而支那革命委員會依托俄、德列強的支持，先對日本的在華利益發起挑戰，這是更沒有想到的。
如果在10月之前有人對日本人描述現在這個局麵，一定會被日本人嗤之以鼻，認為不過是異想天開的幻夢。作為協議國的一份子，俄國人怎麽敢突破英國人設下的限製繼續其已經放棄的遠東政策，而德國和美國人又怎麽會支持俄國人的行動。
更何況，就連滿清空有一支北洋新軍在手，也不敢插手日俄戰爭，支那人中又有什麽人敢挑戰贏得了甲午、日俄兩場大戰的日本帝國。就算有這樣膽大妄為的人，又如何能夠拉起這樣一隻對抗日本的武力。
但是現在，就連噩夢中都不會出現的場景卻變成了現實。一個支那人好不容易拉起了這麽強大的一隻部隊，不急著入關奪取天下，倒是和日本帝國較上勁了。更令日本人難以接受的是，麵對支那革命委員會的挑釁，自己的盟友突然就變得不可靠了。
英日同盟、日法協約、日俄協約、日俄密約，這本是日本獲得國家安全保證的基石，也是日本維護東亞秩序的國際法依據。然而麵對這樣一個突然冒起的支那革命委員會，日俄協約、日俄密約幾乎已經名存實亡，而英、法兩個盟友居然要求受害者日本不要破壞東亞的現存秩序。
“事情怎麽會走到這一步？”木部領事的聲音打破了馬車內壓抑的沉悶氣氛，川上領事看了他一眼之後，下意識的安慰道：“就算陸軍不準備挑釁支那的革命黨人，以支那革命委員會的行事來看，他們遲早都要同帝國就南滿問題發起挑戰的。
陸軍的行動，不過是提前觸發了雙方的衝突，我以為倒也不是什麽壞事。現在爆發衝突總比支那革命委員會掌握了更大的地盤和人口再和我們衝突強，起碼滿洲人口最多的奉天省還沒有落入到革命委員會手中。”
木部領事搖了搖頭，神情沉重的說道：“我並不是指軍事上的問題，而是說外交上的問題。不管是甲午戰爭還是日俄戰爭，我國都沒有如今日這樣成為眾矢之的過，我總覺得這不是什麽好現象。另外，吳君在離開之前邀請各國的建築設計師為長春城做一個現代的城市規劃方案，你們說他究竟在做什麽？眼下的支那革命委員會難道是考慮這種事情的時候嗎？”
一直望著車窗外發呆的鬆岡洋右，此時卻突然插嘴說道：“眼下的支那革命委員會其實能做的並不多，當陸軍發起攻擊的時刻，就如吳君自己說的，接下來就是機槍和大炮辯論的時刻。不管是我們還是他們，除了等待戰場上決出個勝負來，另外一樁要緊之事，便是阻止對方獲得外援了。
帝國畢竟是一個享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我們可以自由的采取任何外交手段，而不必擔心受到什麽阻礙。但是支那革命委員會就不同了，在各國還承認滿清政府為支那唯一合法政權的時候，他們除了同各國政府進行秘密外交之外，基本不能公開而自由的行動。
吳之所以在臨走前拋出這樣一個城市建設計劃，我看他的目的大約就是想要借助這個城市建設計劃和各國進行曲線外交。隻是我想不明白，俄國人怎麽可能容許他把長春的城市建設交給其他國家的建築設計師，這無疑就是在邀請各國直接插手滿洲的事務啊。”
木部和川上終於再次沉默了下去，兩人心中都想著，鬆岡洋右冷靜下來的時候還是很有洞察力的，畢竟是外務省的秀才啊。
正如鬆岡洋右的猜測，俄國駐哈爾濱領事鮑培確實對於吳川在會上拋出的城市計劃感到了震驚，他完全沒有預料到對方會拋出這樣一個計劃。於是在會議結束後，匆匆向各位領事告辭的俄國人很快就追上了吳川的馬車。
聽說俄國領事的馬車正在追趕自己，吳川就讓人停下了馬車，邀請了俄國領事上了自己的馬車進行了單獨的談話。
登上了馬車車廂的鮑培還沒有坐穩，就已經迫不及待的向著吳川質問道：“吳，這個長春城市建設計劃究竟是怎麽回事？為什麽你事先沒有和我商量。我反對公開招標，帝國不能夠允許讓其他列強插手滿洲事務，彼得堡是不會樂於聽到這個消息的。”
吳川伸手做了個安靜的手勢，方才溫和卻堅定的說道：“如果我不拋出這個計劃，帝國能夠南下直接接手長春嗎？”
鮑培愣了數秒，方才注視著吳川的眼睛說道：“你難道不是帝國在滿洲的代言人嗎？請不要忘記，你的事業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你該不會有什麽其他想法吧？我知道德國人在你身上下了很大的注碼，可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在你和德國之間，可差著一個俄羅斯帝國的距離。”
吳川毫不避讓的回道：“我很清楚自己應該站在那一邊，這一點無需你憂心。我希望鮑培領事你也要明白，在帝國我需要效忠的隻有兩位陛下，也許還可以加上主席大臣閣下，但絕不包括你在內。所以請不要在我麵前擺出上位者的姿態。”
鮑培沉默了片刻，便緩和了神情向吳川道歉道：“我隻是一時情急，並不是想要對您的計劃指手畫腳。您知道，因為沙皇保衛軍插手了外蒙古的事務，伊爾庫茨克總督府和廓索維茨公使都相當的震驚，他們認為您逾越了自己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