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的話語讓地圖室內的中國人都很震驚，但是他們也隻是臉色難看了些，並沒有對這位德國顧問的判斷提出什麽質疑。
雖然吳川隻是向朱和中、梁廷棟等少數人透露了預備同日方作戰，收回滿鐵、關東州租借地等日方特權。但是從起義以來，吳川就一直在對黨和革命委員會吹風，要大家注意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幹涉，隻要革命委員會還堅持反帝國主義的主張，不願意繼承滿清同帝國主義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不可能為帝國主義輕易認可。
在這樣持續不斷的吹風下，哪怕是那些主張應當尊重萬國公法，逐步修正不平等條約的黨內外革命者，也在潛意識裏埋下了革命軍同外國幹涉軍交戰的可能性。因此當霍夫曼少校對日方行動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後，眾人雖然感覺心裏沉重，但並沒有感到驚慌失措。
剛到哈爾濱就被拉來參加本次軍事會議的吳祿貞、張紹曾兩人，雖然震驚於軍事委員會下屬有這麽多德國軍事顧問，但是對於日方可能做出對革命的幹涉，他們卻比其他人的感受更為直觀。
隻不過張紹曾比吳祿貞要謹慎的多，初來乍到並不願意多說什麽。他自覺之前長春起義時不肯留下同革命委員會合作，現在又帶著敗軍回來投奔革命委員會，就算吳川待他們甚為重視，一來就讓他們參加了這樣的高級軍事會議，他也不可能對著軍事委員會的方針計劃多加評判，從而惹得其他人不快。
不過吳祿貞就沒有這位同學那麽有自知之明了，奉天之敗令他深受刺激，而日本人在戰後阻止聯軍進入奉天城，更是讓他對於日本的野心提高了警惕。他自覺自己作為一名革命者，並不應當在這樣的軍事會議上隱瞞自己的意見，也不願去考慮革命委員會治下的軍事委員會體係是否已經容納了自己。
因此聽完了霍夫曼少校的判斷之後，便不管不顧的發言道：“不錯，我認為這位顧問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日本人一直對於我國滿洲地區虎視眈眈，從吞並朝鮮、強修安奉鐵路和製造間島問題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這位鄰居雖然剛剛擺脫被列強淪為殖民地的危險，但是他們的胃口並不比老牌的列強小多少。
本次革命爆發以來，日本所控製的南滿鐵路，先是對二十鎮放開，蠱惑他們南下奉天，試圖製造一個獨立於南滿的革命軍政府，以對抗北滿的革命委員會和關內的滿清政府。但是他們在看到起義聯軍敗退後，就立刻轉向了滿清，派兵阻擋了聯軍進入奉天城，可見日人之反複無常。
革命委員會現在在外交上堅持重新修訂各項不平等條約，要求日本撤除在附屬地設立的非法警察署和滿鐵地方部，取消日方在附屬地內實施的非法行政權等各項權力。雖然我認為這些理由是正當的，也是滿清和日本所簽署條約中未曾給與日本之權力，但是以日本之自大依然會認為這是革命委員會對日本在華特權的挑戰。
日本轉而支持滿清政府，向革命委員會施壓，甚至是直接出兵幫助滿清都是可能的。我認為革命委員會應當早做準備，不要等到日本人向我革命軍開炮了，才準備對日作戰。”
吳川有些驚訝於吳祿貞的坦率，事實上本次軍事會議是對日作戰的第一次動員會。如果說過去一段時間，吳川從黨的會議和革命委員會的會議對內部做了應對外國幹涉軍的思想認識，以報紙輿論不停刊登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在東北大地上製造的暴行，開始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動員。
那麽今日當他和六國領事團會談結束後，就意識到對日作戰已經無法避免，這才召開了晚上的軍事委員會全體會議，開始為對日開戰進行軍事上的動員。之前德國顧問團以防禦滿清北上進行的軍事防禦部署計劃，從今晚開始將會轉向為對日幹涉防禦及奪取南滿鐵路控製權的作戰計劃。
也就是說，從今晚這場軍事會議開始，國民革命軍首要的敵人，將會從滿清轉為日本駐南滿的部隊。這種重大的軍事作戰目標轉向，吳川自然是希望能夠取得大多數軍事委員和高級軍官們的支持的。
所以他還預備了兩個托，一個是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朱和中，另一個則是藍天蔚。沒有跟隨張紹曾南下，且在第二混成協內名聲較好的藍天蔚，這些天在哈爾濱也同吳川多次會麵交談，算是已經被接納為革命委員會的自己人了。
藍天蔚性格甚好，對於革命信仰也較為堅定，但吳川也發覺了此人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太會顧全大局。在政治工作和參謀工作上，這一性格固然讓他頗受好評，但是一旦讓其單獨領軍作戰，吳川就有些擔心他是否能夠壓製住底下的將領，堅持完成軍事委員會的決議了。
但是革命委員會手中的高級指揮人才實在是太少，打一打滿清一團散沙的軍隊，勉強還能用統一的參謀係統加上中層軍事指揮官、政治委員完成作戰任務。可一旦對手換成了日本這樣已經完成軍事組織統一化和製度化的現代軍隊，還指望用對付滿清軍隊的這一套團、營級戰術，那麽顯然是要吃上大虧的。
為了保住革命委員會手中的北滿地區，和向德國人、俄國人證明中國人是值得投資的，吳川不可能放開城市和日軍打什麽遊擊戰和運動戰。畢竟革命委員會在北滿的革命基礎都在城市，而現在北滿地廣人稀的農村也無法征集到讓人數超過10萬的革命軍長期作戰的軍需物資。
因此背靠著哈爾濱這一革命委員會手中唯一的工業城市，和從德國購回的大量軍火，吳川自然毫不猶豫的選擇了一戰中的常規作戰模式，以動員大量人力、物資建立起塹壕體係進行陣地戰。
如果說之前國民革命軍的作戰方式是利用德國顧問建立的參謀組織和後勤組織，以普及到營的無線電發報機進行快速有效指揮的運動戰，那麽當戰爭模式轉入到塹壕體係時，就需要以方麵作戰力量建立防區製了。
這種防區作戰將會以方麵獨立作戰部隊的自我調整為主，後方主要負責補充人力和軍需，因此對於前線部隊高級指揮官的指揮能力就有了較高的要求。共和黨現在自己培養起來的幾個軍事指揮人員，如葉聲等人還沒有達到這一指揮能力。
吸納同盟會中的留日軍事人才，也就成了不得已的選擇。隻是在目前看來，就算是留日軍校生們，能夠真正獨擋一麵的高級指揮官也不多。吳川目前也隻放心一個張孝準，令其擔任了第三師的師長，負責鄭家屯-四平一線的防禦作戰任務。
但是國民革命軍眼下即便排除了隻剩下一個框架的第一師，手裏也還組建了二、三、四三個大師和從第一師分化出來的東路遊擊師和朝鮮獨立師兩個小師編製。去掉後麵兩個小師，三個大師也有兩個師級指揮官空缺著。
此外，以二十三鎮、第二混成協為底子正在整訓中的暫編第五師，和留在鄭家屯預備整編為第六師的第二十鎮、第六鎮敗退部隊，也一樣是需要派遣讓這些部隊信服的軍事主官的。如果不是孟恩遠出身和性格都不好，吳川甚至連這位都想利用起來了。
因此，固然藍天蔚有著這點性格上的缺陷，吳川還是決定由其取代朱和中擔任第二師的師長，和張孝準一北一南對公主嶺的日軍進行壓迫作戰。
關東都督大島義昌的到來，雖然增加了公主嶺的兵力，但卻更是堅定了吳川的開戰決心。隻要能夠把大島義昌關在公主嶺這個革命軍編織的籠子裏，那麽就等於是中斷了日方在南滿大腦的運轉，這無疑將會大大的減緩南滿日軍組織反撲的速度。
隻是剛剛到來的吳祿貞的突如其來的發言，打斷了吳川對於這場會議的安排，不過這也令這場作為軍事動員為目的會議達成了更好的效果。吳祿貞對於日本的防範之心和交戰之心，顯然要比軍事委員會大多數人要強烈的多。
他甚至公然反對再和日方再做什麽妥協讓步，認為這隻會造成革命軍將士在思想上的混亂，讓革命軍的將士們以為革命委員會和日本方還有妥協的餘地，從而打擊了革命軍自己的士氣。
畢竟之前革命委員會在輿論上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揭發，已經讓不少革命軍將士燃起了怒火，眼下革命委員會在維護國民利益的立場上向後退卻，先不說能不能讓日方放棄在附屬地內非法的警察權和行政權，光是這個立場的改變就容易引起將士們的誤解，從而引起將士們對於革命委員會外交政策的懷疑。
吳祿貞最後總結道：“氣可鼓而不可泄，今日我去參觀過軍政大學和本城的軍營，不管是學校內的學員還是軍營中的革命軍將士，都對日本帝國主義在南滿的暴行義憤填膺，都支持革命委員會重新修訂對外的不平等條約，要求日本撤銷鐵路附屬地的設置，撤走鐵路沿線的軍警，恢複國人在自己國家中的安寧生活。
我以為，有這樣的輿論和士氣支持，革命軍和日本護路軍打上一場是有可能的。以我對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我們不能在戰場上教訓了日軍，讓他們知道中國人不可輕侮，那麽我們就休想讓他們交還那些從我國竊取去的利益。
更何況，日軍在戰場上習慣於偷襲作戰，從甲午到日俄戰爭莫不是以偷襲開局。一旦得手，日軍就會越戰越勇，變得驕狂起來。所以我們應當防備日軍的偷襲，並在第一時間打掉日軍的偷襲部隊，方才能夠把戰爭控製在一定範圍之內，迫使日方重新回到中立的立場…”
雖然吳川隻是向朱和中、梁廷棟等少數人透露了預備同日方作戰，收回滿鐵、關東州租借地等日方特權。但是從起義以來，吳川就一直在對黨和革命委員會吹風，要大家注意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幹涉，隻要革命委員會還堅持反帝國主義的主張，不願意繼承滿清同帝國主義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不可能為帝國主義輕易認可。
在這樣持續不斷的吹風下，哪怕是那些主張應當尊重萬國公法，逐步修正不平等條約的黨內外革命者，也在潛意識裏埋下了革命軍同外國幹涉軍交戰的可能性。因此當霍夫曼少校對日方行動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後，眾人雖然感覺心裏沉重，但並沒有感到驚慌失措。
剛到哈爾濱就被拉來參加本次軍事會議的吳祿貞、張紹曾兩人，雖然震驚於軍事委員會下屬有這麽多德國軍事顧問，但是對於日方可能做出對革命的幹涉，他們卻比其他人的感受更為直觀。
隻不過張紹曾比吳祿貞要謹慎的多，初來乍到並不願意多說什麽。他自覺之前長春起義時不肯留下同革命委員會合作，現在又帶著敗軍回來投奔革命委員會，就算吳川待他們甚為重視，一來就讓他們參加了這樣的高級軍事會議，他也不可能對著軍事委員會的方針計劃多加評判，從而惹得其他人不快。
不過吳祿貞就沒有這位同學那麽有自知之明了，奉天之敗令他深受刺激，而日本人在戰後阻止聯軍進入奉天城，更是讓他對於日本的野心提高了警惕。他自覺自己作為一名革命者，並不應當在這樣的軍事會議上隱瞞自己的意見，也不願去考慮革命委員會治下的軍事委員會體係是否已經容納了自己。
因此聽完了霍夫曼少校的判斷之後，便不管不顧的發言道：“不錯，我認為這位顧問先生的判斷是正確的。日本人一直對於我國滿洲地區虎視眈眈，從吞並朝鮮、強修安奉鐵路和製造間島問題上就可以看得出來，我們這位鄰居雖然剛剛擺脫被列強淪為殖民地的危險，但是他們的胃口並不比老牌的列強小多少。
本次革命爆發以來，日本所控製的南滿鐵路，先是對二十鎮放開，蠱惑他們南下奉天，試圖製造一個獨立於南滿的革命軍政府，以對抗北滿的革命委員會和關內的滿清政府。但是他們在看到起義聯軍敗退後，就立刻轉向了滿清，派兵阻擋了聯軍進入奉天城，可見日人之反複無常。
革命委員會現在在外交上堅持重新修訂各項不平等條約，要求日本撤除在附屬地設立的非法警察署和滿鐵地方部，取消日方在附屬地內實施的非法行政權等各項權力。雖然我認為這些理由是正當的，也是滿清和日本所簽署條約中未曾給與日本之權力，但是以日本之自大依然會認為這是革命委員會對日本在華特權的挑戰。
日本轉而支持滿清政府，向革命委員會施壓，甚至是直接出兵幫助滿清都是可能的。我認為革命委員會應當早做準備，不要等到日本人向我革命軍開炮了，才準備對日作戰。”
吳川有些驚訝於吳祿貞的坦率，事實上本次軍事會議是對日作戰的第一次動員會。如果說過去一段時間，吳川從黨的會議和革命委員會的會議對內部做了應對外國幹涉軍的思想認識，以報紙輿論不停刊登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在東北大地上製造的暴行，開始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動員。
那麽今日當他和六國領事團會談結束後，就意識到對日作戰已經無法避免，這才召開了晚上的軍事委員會全體會議，開始為對日開戰進行軍事上的動員。之前德國顧問團以防禦滿清北上進行的軍事防禦部署計劃，從今晚開始將會轉向為對日幹涉防禦及奪取南滿鐵路控製權的作戰計劃。
也就是說，從今晚這場軍事會議開始，國民革命軍首要的敵人，將會從滿清轉為日本駐南滿的部隊。這種重大的軍事作戰目標轉向，吳川自然是希望能夠取得大多數軍事委員和高級軍官們的支持的。
所以他還預備了兩個托，一個是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朱和中，另一個則是藍天蔚。沒有跟隨張紹曾南下，且在第二混成協內名聲較好的藍天蔚，這些天在哈爾濱也同吳川多次會麵交談，算是已經被接納為革命委員會的自己人了。
藍天蔚性格甚好，對於革命信仰也較為堅定，但吳川也發覺了此人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太會顧全大局。在政治工作和參謀工作上，這一性格固然讓他頗受好評，但是一旦讓其單獨領軍作戰，吳川就有些擔心他是否能夠壓製住底下的將領，堅持完成軍事委員會的決議了。
但是革命委員會手中的高級指揮人才實在是太少，打一打滿清一團散沙的軍隊，勉強還能用統一的參謀係統加上中層軍事指揮官、政治委員完成作戰任務。可一旦對手換成了日本這樣已經完成軍事組織統一化和製度化的現代軍隊，還指望用對付滿清軍隊的這一套團、營級戰術，那麽顯然是要吃上大虧的。
為了保住革命委員會手中的北滿地區，和向德國人、俄國人證明中國人是值得投資的，吳川不可能放開城市和日軍打什麽遊擊戰和運動戰。畢竟革命委員會在北滿的革命基礎都在城市，而現在北滿地廣人稀的農村也無法征集到讓人數超過10萬的革命軍長期作戰的軍需物資。
因此背靠著哈爾濱這一革命委員會手中唯一的工業城市，和從德國購回的大量軍火，吳川自然毫不猶豫的選擇了一戰中的常規作戰模式，以動員大量人力、物資建立起塹壕體係進行陣地戰。
如果說之前國民革命軍的作戰方式是利用德國顧問建立的參謀組織和後勤組織，以普及到營的無線電發報機進行快速有效指揮的運動戰，那麽當戰爭模式轉入到塹壕體係時，就需要以方麵作戰力量建立防區製了。
這種防區作戰將會以方麵獨立作戰部隊的自我調整為主，後方主要負責補充人力和軍需，因此對於前線部隊高級指揮官的指揮能力就有了較高的要求。共和黨現在自己培養起來的幾個軍事指揮人員，如葉聲等人還沒有達到這一指揮能力。
吸納同盟會中的留日軍事人才，也就成了不得已的選擇。隻是在目前看來，就算是留日軍校生們，能夠真正獨擋一麵的高級指揮官也不多。吳川目前也隻放心一個張孝準，令其擔任了第三師的師長，負責鄭家屯-四平一線的防禦作戰任務。
但是國民革命軍眼下即便排除了隻剩下一個框架的第一師，手裏也還組建了二、三、四三個大師和從第一師分化出來的東路遊擊師和朝鮮獨立師兩個小師編製。去掉後麵兩個小師，三個大師也有兩個師級指揮官空缺著。
此外，以二十三鎮、第二混成協為底子正在整訓中的暫編第五師，和留在鄭家屯預備整編為第六師的第二十鎮、第六鎮敗退部隊，也一樣是需要派遣讓這些部隊信服的軍事主官的。如果不是孟恩遠出身和性格都不好，吳川甚至連這位都想利用起來了。
因此，固然藍天蔚有著這點性格上的缺陷，吳川還是決定由其取代朱和中擔任第二師的師長，和張孝準一北一南對公主嶺的日軍進行壓迫作戰。
關東都督大島義昌的到來，雖然增加了公主嶺的兵力，但卻更是堅定了吳川的開戰決心。隻要能夠把大島義昌關在公主嶺這個革命軍編織的籠子裏，那麽就等於是中斷了日方在南滿大腦的運轉，這無疑將會大大的減緩南滿日軍組織反撲的速度。
隻是剛剛到來的吳祿貞的突如其來的發言，打斷了吳川對於這場會議的安排，不過這也令這場作為軍事動員為目的會議達成了更好的效果。吳祿貞對於日本的防範之心和交戰之心，顯然要比軍事委員會大多數人要強烈的多。
他甚至公然反對再和日方再做什麽妥協讓步，認為這隻會造成革命軍將士在思想上的混亂，讓革命軍的將士們以為革命委員會和日本方還有妥協的餘地，從而打擊了革命軍自己的士氣。
畢竟之前革命委員會在輿論上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揭發，已經讓不少革命軍將士燃起了怒火，眼下革命委員會在維護國民利益的立場上向後退卻，先不說能不能讓日方放棄在附屬地內非法的警察權和行政權，光是這個立場的改變就容易引起將士們的誤解，從而引起將士們對於革命委員會外交政策的懷疑。
吳祿貞最後總結道：“氣可鼓而不可泄，今日我去參觀過軍政大學和本城的軍營，不管是學校內的學員還是軍營中的革命軍將士，都對日本帝國主義在南滿的暴行義憤填膺，都支持革命委員會重新修訂對外的不平等條約，要求日本撤銷鐵路附屬地的設置，撤走鐵路沿線的軍警，恢複國人在自己國家中的安寧生活。
我以為，有這樣的輿論和士氣支持，革命軍和日本護路軍打上一場是有可能的。以我對日本人的了解，如果我們不能在戰場上教訓了日軍，讓他們知道中國人不可輕侮，那麽我們就休想讓他們交還那些從我國竊取去的利益。
更何況，日軍在戰場上習慣於偷襲作戰，從甲午到日俄戰爭莫不是以偷襲開局。一旦得手，日軍就會越戰越勇，變得驕狂起來。所以我們應當防備日軍的偷襲，並在第一時間打掉日軍的偷襲部隊，方才能夠把戰爭控製在一定範圍之內，迫使日方重新回到中立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