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上午10時,公主嶺鐵道守備隊司令高山公通少將帶著公主嶺的日方軍政要員,在車站接到了北上巡視的關東都督大島義昌和第五師團師團長大穀喜久蔵中將一行人。
本次沿鐵路線北上巡視乃是關東都督府為了向清政府和北滿革命軍展示日本帝國的武威,是以大島都督不僅帶上了大穀喜久蔵中將,還帶上了一個日軍步兵聯隊和一個野炮兵大隊。這樣一來,隨著大島義昌的到來,公主嶺差不多就集結了半個師團的力量。
這讓對北滿革命軍不斷南下感到焦慮的高山公通終於鬆了口氣,雖然他並不大相信北滿的革命軍敢於冒著破壞國際條約的罪名向鐵路守備隊進攻,這可是在挑戰萬國公法,義和團是怎麽覆滅的,中國人應當吸取這樣的教訓了。
不過隨著革命軍占領長春之後,長春的報紙就開始刊登日本附屬地內的軍警在南滿地區犯下的種種罪行,以長春為中心爆發的中國社會輿論,就開始不斷的詆毀日本軍警在南滿不僅沒有盡到維護鐵路沿線治安的責任,反而成為了鐵路沿線日人犯罪分子的庇護傘,實為南滿社會治安最大之毒瘤。
中國報刊上登出的每一樁事件都有著明確的日人姓名和中國受害者名字,和詳細的地址、時間。有些案件根本就是直接抄的地方政府上呈滿清外交部的公文,日本領事館想要否認都做不到。
高山公通少將也承認,某些日本人的行為如果在國內的話,也是要被槍斃的。但是這裏畢竟不是國內,是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雖然還沒有和滿清政府簽下一份正式的條約,但是日本上下都不認為自己犧牲了八萬人換來的南滿洲還會是中國的領土。
雖然大多數日本人並不理解什麽是殖民地,但是他們對於殖民地掠奪的行為和手段卻絲毫不遜色於老牌帝國主義。日本國內商人、浪人中最為惡劣的一群人員,就成為了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滿洲的先鋒。這些人來滿洲就是為了來發財的,而他們來到滿洲時大多隻攜帶著極少的資本,甚至有些浪人隻湊到了一張船票錢,就帶著發橫財的願望踏上了滿洲的土地。
這些人假使不通過坑蒙拐騙的手段,又憑什麽在滿洲立足呢?更何況,就算是日本政府在興建滿鐵和購置附屬地用地的時候,也一樣采用了強買強占和欺騙的一切手段。畢竟日本所號稱的日俄戰爭勝利,並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款,還讓日本欠下了巨額的外債,所以你不可能指望一個貧窮的帝國主義給他們眼中的殖民地百姓以公平貿易。
為了確保日本勢力在南滿洲的快速擴張,滿鐵和關東都督府都有意縱容了日本移民的非法行為,並給予了保護。雖然這造成了中國平民和日本移民之間的大量衝突,但是因為有著日方武裝力量的撐腰和滿清中央政府的保護,使得每一次衝突都是以中國這方退讓而告終。
正因為做了壞事不用受到懲罰,所以日本居留民在滿洲的行為越來越肆無忌憚,就連一些跑來滿洲做正經生意的日本商人也開始逐漸劣化了起來。不過已經習慣了中國一方退讓的日本人,還是采取了發生一件掩蓋一件的舊習慣,反正中國人鬧上一陣之後就會忘記了,沒有國家觀念的中國人是不可能長久的和日本對抗下去的。
但是現在,中國報刊上突然把一樁樁舊案翻了出來,而且還加上了許多情節,使得案件不再是一個個人名和幹巴巴的數據,變成了好像是發生在左鄰右舍身上的故事。這種煽動情感的文章和集中性的報道,使得北滿地區的中國民眾反日情緒不斷高漲,特別是長春以南地區生活在南滿鐵路旁的中國民眾,更是對此感同身受。
於是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地的中小學生陸續發起了抗議日本軍警暴行的遊行,特別是長春的遊行隊伍,還向日本駐長春領事館遞交了要求日方撤離鐵路沿線的軍隊和警察,停止在中國領土上實施非法的行政行為。
社會輿論上的批評,遊行示威抗議,雖然並不能動搖日本政府對於南滿鐵路和關東州租借地的控製權,但是這一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風潮,卻掀起了東北民眾的民族主義和正在塑造他們的國家觀念。
在鴉片戰爭被打開國門之後,東北遭受到的帝國主義入侵並不比長江以南地區好多少,隻不過東北地區的人口較少,所以衝突事件才比南方少的多。但是隨著滿清政府放開關禁,大量遷移關內百姓去東北之後,東北民眾的反帝國主義情緒才漸漸高漲了起來。
義和團運動更是第一次發動起了東北民眾反擊俄國侵略者,雖然因為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導致了關外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但是卻促進了整個東三省民眾的團結。日本人在日俄戰爭前很好的利用了中國民眾的這種自發反帝國主義情緒,發起了東北的拒俄運動,為日俄戰爭的勝利贏得了東北民眾的支持。
但是當中國民眾的反帝運動把日本作為標靶時,日本在滿洲的領事館也好,還是滿鐵會社也好,都是感到又驚又怒的。因為此種運動不僅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更重要的是令日本商業和移民開始遭受中國社會的孤立。
從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就開始經營南滿,不僅重新建設了南滿鐵路和安奉鐵路,還對大連港進行了擴大改造。除此之外,日本商社對於滿洲糧食及大豆商品的需求,對於滿洲煤、鐵礦等資源的垂涎,使得日本正積極的開拓對南滿地區的進出口貿易。
雖然日本憑借軍事力量和控製了南滿鐵路這一南滿交通命脈,在南滿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但是和中國民眾控製的南滿經濟相比,日本商人其實隻能在城市裏做一做中間商。沒有中國商人的幫助,日本商人既無法把日本的工業品推銷給中國人,也無法把滿洲土地上的糧食和大豆快速而低廉的聚集起來運回國內去。
因此,對於中國民眾突然爆發的反日行動,日本駐長春、駐吉林、駐哈爾濱、駐齊齊哈爾等地的領事是不停的提出抗議的。但是革命委員會顯然不是好拿捏的滿清政府,在統一的外交口徑下,日本方麵的抗議如掉進了一口深不見底的水井,連個回聲都沒能聽到。
相反的是,革命委員會的外交委員趁著這個機會,反而提出要停止日本附屬地內非法的行政權、警察權和稅收權,並對中日之間過去簽訂的條約進行重新檢討。這也是長春日本領事中止和革命委員會進行外交談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日方看來,革命委員會的外交政策顯然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這種依靠煽動本國民族主義來要挾外國政府作出讓步的行為,日本人從前也沒有少幹,他們自然不會接受革命委員會對他們耍弄這一套把戲。隻是日本方還沒有考慮清楚,他們究竟要在這場革命中支持誰,才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克製,沒有指示浪人和日本居留民做出反擊。
不過隨著新外相內田的上台,內閣的對華政策似乎越來越清晰,也就使得日本在滿洲的幾位首腦開始蠢蠢欲動了起來。大島義昌下了火車和迎接自己的公主嶺軍政要員在站台上閑聊了幾句之後,就坐上了鐵道守備隊司令高山公通少將給他準備的馬車,前往了公主嶺守備隊司令部。
大島義昌帶著都督府出行的要員,要求高山公通少將和從長春趕來的木部領事,給他們做一個詳細一些的,關於北滿革命委員會的匯報,特別是最近兩天革命委員會的動向。
木部領事簡單的介紹了一下,自己這些日子同革命委員會代表的接觸,和關於革命軍穿越長春鐵路的射擊事件交涉,還有最近長春爆發的反日輿論和民眾遊行等事件,之後他總結道。
“…根據這些日子的觀察,我們認為革命委員會並不僅僅是一個革命武裝力量的指揮機構,也不是簡單的革命黨人的聯合,而是一個建立在反滿清政府基礎上的領導革命的集中權力機關。
革命委員會中的成分雖然比較複雜,從信仰俄國過激主義者到滿清投誠的官吏都有,但是其領導核心還是一個名為共和黨的政黨。該政黨雖然吸收了不少前同盟會員,但卻還是以歐洲留學生及軍隊、工人中的積極分子為主要骨幹。
過去一盤散沙的同盟會員,在加入了共和黨之後,普遍有了較強的組織性、紀律性,並開始同我國的革命同情者保持了距離。他們對於中日合作對抗歐美族裔的亞細亞主義並不反對,但是卻不認同應該犧牲中國來造就日本一國的主張,且對我國在中國領土上的帝國主義行徑失望,認為日本所謂的反帝國主義主張,無非是獨霸中國利益的新帝國主義宣言。
因此我們判斷,帝國想要讓革命委員會和滿清一樣承認帝國在華的特殊利益,並運用政府力量去保護我國僑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顯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在共和黨人領導下的革命委員會,實質上就是一個拿著民族主義旗幟號召中國民眾進行革命的民族主義政府。隻不過這個民族主義並不是同盟會所倡導的單一漢民族,而是中國領土內居住的各民族-既大中華主義。
這從革命委員會煽動和保護普通民眾上街遊行,以反帝運動來擴大共和黨之政治影響,從而在民眾中豎立革命委員會是民族政權的象征,既可見一斑…”
本次沿鐵路線北上巡視乃是關東都督府為了向清政府和北滿革命軍展示日本帝國的武威,是以大島都督不僅帶上了大穀喜久蔵中將,還帶上了一個日軍步兵聯隊和一個野炮兵大隊。這樣一來,隨著大島義昌的到來,公主嶺差不多就集結了半個師團的力量。
這讓對北滿革命軍不斷南下感到焦慮的高山公通終於鬆了口氣,雖然他並不大相信北滿的革命軍敢於冒著破壞國際條約的罪名向鐵路守備隊進攻,這可是在挑戰萬國公法,義和團是怎麽覆滅的,中國人應當吸取這樣的教訓了。
不過隨著革命軍占領長春之後,長春的報紙就開始刊登日本附屬地內的軍警在南滿地區犯下的種種罪行,以長春為中心爆發的中國社會輿論,就開始不斷的詆毀日本軍警在南滿不僅沒有盡到維護鐵路沿線治安的責任,反而成為了鐵路沿線日人犯罪分子的庇護傘,實為南滿社會治安最大之毒瘤。
中國報刊上登出的每一樁事件都有著明確的日人姓名和中國受害者名字,和詳細的地址、時間。有些案件根本就是直接抄的地方政府上呈滿清外交部的公文,日本領事館想要否認都做不到。
高山公通少將也承認,某些日本人的行為如果在國內的話,也是要被槍斃的。但是這裏畢竟不是國內,是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雖然還沒有和滿清政府簽下一份正式的條約,但是日本上下都不認為自己犧牲了八萬人換來的南滿洲還會是中國的領土。
雖然大多數日本人並不理解什麽是殖民地,但是他們對於殖民地掠奪的行為和手段卻絲毫不遜色於老牌帝國主義。日本國內商人、浪人中最為惡劣的一群人員,就成為了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滿洲的先鋒。這些人來滿洲就是為了來發財的,而他們來到滿洲時大多隻攜帶著極少的資本,甚至有些浪人隻湊到了一張船票錢,就帶著發橫財的願望踏上了滿洲的土地。
這些人假使不通過坑蒙拐騙的手段,又憑什麽在滿洲立足呢?更何況,就算是日本政府在興建滿鐵和購置附屬地用地的時候,也一樣采用了強買強占和欺騙的一切手段。畢竟日本所號稱的日俄戰爭勝利,並沒有得到一分錢的賠款,還讓日本欠下了巨額的外債,所以你不可能指望一個貧窮的帝國主義給他們眼中的殖民地百姓以公平貿易。
為了確保日本勢力在南滿洲的快速擴張,滿鐵和關東都督府都有意縱容了日本移民的非法行為,並給予了保護。雖然這造成了中國平民和日本移民之間的大量衝突,但是因為有著日方武裝力量的撐腰和滿清中央政府的保護,使得每一次衝突都是以中國這方退讓而告終。
正因為做了壞事不用受到懲罰,所以日本居留民在滿洲的行為越來越肆無忌憚,就連一些跑來滿洲做正經生意的日本商人也開始逐漸劣化了起來。不過已經習慣了中國一方退讓的日本人,還是采取了發生一件掩蓋一件的舊習慣,反正中國人鬧上一陣之後就會忘記了,沒有國家觀念的中國人是不可能長久的和日本對抗下去的。
但是現在,中國報刊上突然把一樁樁舊案翻了出來,而且還加上了許多情節,使得案件不再是一個個人名和幹巴巴的數據,變成了好像是發生在左鄰右舍身上的故事。這種煽動情感的文章和集中性的報道,使得北滿地區的中國民眾反日情緒不斷高漲,特別是長春以南地區生活在南滿鐵路旁的中國民眾,更是對此感同身受。
於是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地的中小學生陸續發起了抗議日本軍警暴行的遊行,特別是長春的遊行隊伍,還向日本駐長春領事館遞交了要求日方撤離鐵路沿線的軍隊和警察,停止在中國領土上實施非法的行政行為。
社會輿論上的批評,遊行示威抗議,雖然並不能動搖日本政府對於南滿鐵路和關東州租借地的控製權,但是這一反日本帝國主義的風潮,卻掀起了東北民眾的民族主義和正在塑造他們的國家觀念。
在鴉片戰爭被打開國門之後,東北遭受到的帝國主義入侵並不比長江以南地區好多少,隻不過東北地區的人口較少,所以衝突事件才比南方少的多。但是隨著滿清政府放開關禁,大量遷移關內百姓去東北之後,東北民眾的反帝國主義情緒才漸漸高漲了起來。
義和團運動更是第一次發動起了東北民眾反擊俄國侵略者,雖然因為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導致了關外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但是卻促進了整個東三省民眾的團結。日本人在日俄戰爭前很好的利用了中國民眾的這種自發反帝國主義情緒,發起了東北的拒俄運動,為日俄戰爭的勝利贏得了東北民眾的支持。
但是當中國民眾的反帝運動把日本作為標靶時,日本在滿洲的領事館也好,還是滿鐵會社也好,都是感到又驚又怒的。因為此種運動不僅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更重要的是令日本商業和移民開始遭受中國社會的孤立。
從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就開始經營南滿,不僅重新建設了南滿鐵路和安奉鐵路,還對大連港進行了擴大改造。除此之外,日本商社對於滿洲糧食及大豆商品的需求,對於滿洲煤、鐵礦等資源的垂涎,使得日本正積極的開拓對南滿地區的進出口貿易。
雖然日本憑借軍事力量和控製了南滿鐵路這一南滿交通命脈,在南滿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但是和中國民眾控製的南滿經濟相比,日本商人其實隻能在城市裏做一做中間商。沒有中國商人的幫助,日本商人既無法把日本的工業品推銷給中國人,也無法把滿洲土地上的糧食和大豆快速而低廉的聚集起來運回國內去。
因此,對於中國民眾突然爆發的反日行動,日本駐長春、駐吉林、駐哈爾濱、駐齊齊哈爾等地的領事是不停的提出抗議的。但是革命委員會顯然不是好拿捏的滿清政府,在統一的外交口徑下,日本方麵的抗議如掉進了一口深不見底的水井,連個回聲都沒能聽到。
相反的是,革命委員會的外交委員趁著這個機會,反而提出要停止日本附屬地內非法的行政權、警察權和稅收權,並對中日之間過去簽訂的條約進行重新檢討。這也是長春日本領事中止和革命委員會進行外交談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日方看來,革命委員會的外交政策顯然是自己所不能接受的。這種依靠煽動本國民族主義來要挾外國政府作出讓步的行為,日本人從前也沒有少幹,他們自然不會接受革命委員會對他們耍弄這一套把戲。隻是日本方還沒有考慮清楚,他們究竟要在這場革命中支持誰,才保持了相當程度的克製,沒有指示浪人和日本居留民做出反擊。
不過隨著新外相內田的上台,內閣的對華政策似乎越來越清晰,也就使得日本在滿洲的幾位首腦開始蠢蠢欲動了起來。大島義昌下了火車和迎接自己的公主嶺軍政要員在站台上閑聊了幾句之後,就坐上了鐵道守備隊司令高山公通少將給他準備的馬車,前往了公主嶺守備隊司令部。
大島義昌帶著都督府出行的要員,要求高山公通少將和從長春趕來的木部領事,給他們做一個詳細一些的,關於北滿革命委員會的匯報,特別是最近兩天革命委員會的動向。
木部領事簡單的介紹了一下,自己這些日子同革命委員會代表的接觸,和關於革命軍穿越長春鐵路的射擊事件交涉,還有最近長春爆發的反日輿論和民眾遊行等事件,之後他總結道。
“…根據這些日子的觀察,我們認為革命委員會並不僅僅是一個革命武裝力量的指揮機構,也不是簡單的革命黨人的聯合,而是一個建立在反滿清政府基礎上的領導革命的集中權力機關。
革命委員會中的成分雖然比較複雜,從信仰俄國過激主義者到滿清投誠的官吏都有,但是其領導核心還是一個名為共和黨的政黨。該政黨雖然吸收了不少前同盟會員,但卻還是以歐洲留學生及軍隊、工人中的積極分子為主要骨幹。
過去一盤散沙的同盟會員,在加入了共和黨之後,普遍有了較強的組織性、紀律性,並開始同我國的革命同情者保持了距離。他們對於中日合作對抗歐美族裔的亞細亞主義並不反對,但是卻不認同應該犧牲中國來造就日本一國的主張,且對我國在中國領土上的帝國主義行徑失望,認為日本所謂的反帝國主義主張,無非是獨霸中國利益的新帝國主義宣言。
因此我們判斷,帝國想要讓革命委員會和滿清一樣承認帝國在華的特殊利益,並運用政府力量去保護我國僑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顯然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在共和黨人領導下的革命委員會,實質上就是一個拿著民族主義旗幟號召中國民眾進行革命的民族主義政府。隻不過這個民族主義並不是同盟會所倡導的單一漢民族,而是中國領土內居住的各民族-既大中華主義。
這從革命委員會煽動和保護普通民眾上街遊行,以反帝運動來擴大共和黨之政治影響,從而在民眾中豎立革命委員會是民族政權的象征,既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