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康斯坦丁分手之後，吳川並沒有立刻離去，而是又去了工廠附近的工人俱樂部，一間由共和黨人經營的讀書社。這幢兩層小樓一樓是圖書室和娛樂室，二樓就是總工廠工人蘇維埃的辦公地點。
老實說，中東鐵路的社會民主工黨小組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活動，在吳川到來之前就已經相當活躍了。1907年，住在三十六棚的中俄工人在太陽島上就紀念過“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足足有上萬工人和市民參加了這次活動。
領導了這次紀念活動的兩名工人領袖，一個是俄國人西林，一個是中國人吳泰。而這位西林就是社會民主工黨的成員，原名是鮑.紮.舒米雅茨基，因為從事革命活動被沙皇的密探抓捕，然後又逃脫了出來，跑來了遠東從事中發動東鐵路管理局的工人運動。
當然，西林雖然為布爾什維克大隊人馬的到來打好了一個不錯的工運基礎，不過他所取得的工運成就還是無法同吳川、斯維爾德洛夫這些有組織的黨團領袖在這短短數月裏的活動相比的。因此西林很快就服從了共和黨的領導，不再試圖堅持西伯利亞地區社會民主工黨的獨立活動了。
而獲得了共和黨支持的總工廠工人蘇維埃，也迅速的把全廠的工人都吸納了進來，不再是一個主要以俄國工人為主的團體。甚至於，總工廠的工人蘇維埃還把周邊的印刷廠、碼頭工人也吸納了進來，漸漸有成為了哈爾濱市工人蘇維埃的架勢。
吳川走到二樓的辦公室時，彼得·約諾維奇·巴拉諾夫同誌正和工人蘇維埃的主席西林、副主席吳泰、柴好等人一邊交談著，一邊等待著他。
進入房間的吳川和幾人握手問候後就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然後向著房間內的幾人說道：“我過來坐一下就要走，因為還有其他事情等著我去辦理，所以我就長話短說了。
關於哈爾濱的工人運動資料，巴拉諾夫同誌已經向我匯報過了，我覺得工人運動總的形勢還是好的，也就沒必要再做什麽改變了。不過我還是要補充一點，雖然現在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控製著這裏的形勢，你們的行動還是能夠保證安全的。
但我還是再一次的要求，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必須分離，負責公開工作的同誌不要同負責秘密工作的同誌有交叉工作的行為，雙方的組織和機構駐地也不允許有交集。我們現在雖然處於俄羅斯帝國反動政權力量薄弱的地方，但並不表示俄羅斯帝國反動政權對我們毫無威懾力。
工人運動和黨組織的發展要有規劃，有程序，有紀律，不能盲目的樂觀衝動，當然也不必過於悲觀消極。共和黨和布爾維克們一樣堅定的相信，俄羅斯帝國的反動政權和滿清帝國的反動政權都會被打倒，而工人階級將會贏得這個嶄新的世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新世界…”
雖然吳川進門時說是隻說幾句就走，不過他還是嘮嘮叨叨的說了20多分鍾的革命形勢變化和工人運動的前景，絲毫沒有切入正題的意思。
巴拉諾夫不得不在吳川講話停頓的瞬間，向他提醒道：“吳，咱們還是先談一談關於總工廠的工作變化吧。你等下還得去委員會討論財政事務呢，不抓緊一些，你可能就要遲到了。”
吳川這才眨了眨眼睛，收攏了思緒說道：“對，是該先交代一下總工廠的工作了。我說二點，你們記一下。
首先，經過革命委員會的努力，從今日開始我們終於有權對總工廠的日常經營活動進行建議或處分了，雖然總工廠現在還不能算是工人階級的財產，但起碼我們終於奪取了一部分對於工廠的管理權力。
今後工廠生產經營的主要業務方麵，會以工廠的廠長、康斯坦丁董事和我共同決定。我今日同康斯坦丁董事碰了碰，決定今後會增加一個機器分廠來製造機床和軍火，這是維持革命武裝是否能夠存在下去的關鍵，也是今後布爾什維克能否武裝自己的基礎，所以我希望工人蘇維埃應當積極的協助工廠把這個機器分廠組建起來，並把生產和技術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中。
嗯，順便我也同康斯坦丁董事就生產紀律和工人待遇、福利上達成了一致。廠內駐紮的軍警將會撤銷，工廠將會組建自己的保衛科，我希望工人蘇維埃能夠掌握住這個新的部門，我會提議從廠內年青工人中招募保衛幹事的。
現在的工人薪金和中俄工人之間同工不同報酬的狀況也會進行改善。工人蘇維埃先調查一下本廠的平均工資水平和本市的物價、市民平均收入，然後製定出一個合理的調整方案交給我。
另外，我已經提議對三十六棚的工人住宅進行維修，並對這些住宅的取暖進行改造，最好能夠改成集中取暖的方式。當然這也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最好的辦法還是重新修建工人住宅樓，提升工人的居住環境，這一點我會讓巴拉諾夫同誌跟進的。當然，不僅僅是總工廠的工人住宅要進行改善，全市的工人居住環境也要一點點的改變過來。
最後，關於工作時長的問題。我們現在還無法徹底的實施八小時工作製，所以我會盡量同工廠方麵進行溝通，實施八加一的工作時長，一小時的加班時間應當給與加班費用，並實施每周一天的休息製度…
其次，我希望黨內同誌注意，爭取到工廠的管理權力，並不僅僅是給你們用來保障工人的福利待遇的，雖然這是黨的工作之一。但是請大家不要忘記了，建設國家也是黨的主要任務。當我們奪取了政權之後，就必須學會如何去治理國家，如何去搞經濟建設，否則我們就不能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最終為人民所背棄。
為什麽我們一直強調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因為工人階級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什麽是先進的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工人能夠比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工人生產的更多更好。因為我們是為自己的需求而生產，而他們則是為資本家的利潤而生產。
假使，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工人，生產積極性還不如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工人高，那麽就證明是我們這些革命者出現了問題。因為管理也是一種科學，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落後的管理就意味著我們這些革命者的領導能力不足，還不及資本家更了解什麽叫做先進的生產力。
但是我們知道事情，廣大工農群眾未必了解，他們隻會認為是社會主義的製度敗給了資本主義，從而動搖、喪失了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
所以，想要管理好一個國家，我們至少也得先管好一個工廠。不管是中國還是俄羅斯，都是疆域遼闊而資源豐富的大國，當我們奪取了政權之後，管理的將會是成千上萬的工廠，假使我們現在不開始學習、培養自己的管理人才，難道還要去指望資本家們幫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嗎…”
將吳川送出了門之後，巴拉諾夫轉過身來對著西林等人說道：“看起來我們之前思考的還是太膚淺了些，隻顧著怎麽同鐵路管理局鬥爭，卻忘記了奪取政權之後，建設祖國的任務就落在了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頭上。那麽接下來，我們就順著吳提出的主張，重新討論一下今後的工作重心吧。”
麵對過去的上司吉長鐵路總辦李鳳年和總工程師曲尾辰二郎，現任革命委員會工業委員的羅國瑞也是撓頭不已。老實說羅國瑞當上這個工業委員，他自己都覺得完全是一場意外。作為清政府任命的吉長鐵路中方工程師，他對於反清革命其實並沒有什麽興趣。作為留美幼童出身的他，想要在鐵路事業上一展所長才是他的理想。
隻是他沒有想到吉長鐵路的建設會變得如此多災多難，先是遇到了水災衝走已經修建好的路基，接著又爆發了鼠疫，一日夜內工人死傷120餘人，導致工人全部逃離了鐵路工地，鐵路工程不得不停工。等到今年6月27日朝廷更換了吉長鐵路的總辦，這位新總辦卻又同日方總工程師曲尾辰二郎鬧起了矛盾。
這位新總辦一上任就開始裁撤人員，原本這也沒什麽，畢竟前任總辦任用了不少私人，確實是不幹什麽事情光拿薪水的。隻是這位裁撤人員幾乎毫無標準，不僅閑人要裁，連肯辦事的也一樣裁，隻是一味招攬自己的私人。甚至連過去已經簽訂好的土木工程全部合同也一並解除，要重新進行工程招標。
這種搞法，不要說已經超支的吉長鐵路工程預算在財政上難以支持，就是中日雙方的雇員都難以忍受這位霸道的作風了。羅國瑞便是在此時萌發了離去之意，剛好有友人請他探討黑龍江、吉林兩省的公路網絡建設和鐵路支線網規劃，他就幹脆辭職跑哈爾濱來了。
隻是沒曾想到，人家不僅僅是要搞公路、鐵路建設，還要搞革命。於是羅國瑞就在毫無知覺的狀況下卷入了革命，也是革命黨人沒有問過他，否則他肯定是不幹的。但是革命爆發之後，他倒也沒敢撂挑子不幹，因為吃不準革命黨人或朝廷不追究他的問題。
隨著革命委員會打下了長春，並傳來了武昌起義的消息，他也就安心了。明擺著朝廷這次要完，看著革命委員會確實是想搞建設的，他也就懶得跑了。反正革命委員會隻要建鐵路，他還是肯留下來繼續工作的。他隻是沒有料到，因為革命委員會的勢力擴張，吉長鐵路這個項目又落在了革命委員會的手裏，於是總辦李鳳年同總工程師曲尾辰二郎兩位前上司，倒是跑來哈爾濱要同他來討論鐵路建設的事宜了。
老實說，中東鐵路的社會民主工黨小組和社會革命黨人的活動，在吳川到來之前就已經相當活躍了。1907年，住在三十六棚的中俄工人在太陽島上就紀念過“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活動。足足有上萬工人和市民參加了這次活動。
領導了這次紀念活動的兩名工人領袖，一個是俄國人西林，一個是中國人吳泰。而這位西林就是社會民主工黨的成員，原名是鮑.紮.舒米雅茨基，因為從事革命活動被沙皇的密探抓捕，然後又逃脫了出來，跑來了遠東從事中發動東鐵路管理局的工人運動。
當然，西林雖然為布爾什維克大隊人馬的到來打好了一個不錯的工運基礎，不過他所取得的工運成就還是無法同吳川、斯維爾德洛夫這些有組織的黨團領袖在這短短數月裏的活動相比的。因此西林很快就服從了共和黨的領導，不再試圖堅持西伯利亞地區社會民主工黨的獨立活動了。
而獲得了共和黨支持的總工廠工人蘇維埃，也迅速的把全廠的工人都吸納了進來，不再是一個主要以俄國工人為主的團體。甚至於，總工廠的工人蘇維埃還把周邊的印刷廠、碼頭工人也吸納了進來，漸漸有成為了哈爾濱市工人蘇維埃的架勢。
吳川走到二樓的辦公室時，彼得·約諾維奇·巴拉諾夫同誌正和工人蘇維埃的主席西林、副主席吳泰、柴好等人一邊交談著，一邊等待著他。
進入房間的吳川和幾人握手問候後就找了個位置坐了下來，然後向著房間內的幾人說道：“我過來坐一下就要走，因為還有其他事情等著我去辦理，所以我就長話短說了。
關於哈爾濱的工人運動資料，巴拉諾夫同誌已經向我匯報過了，我覺得工人運動總的形勢還是好的，也就沒必要再做什麽改變了。不過我還是要補充一點，雖然現在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控製著這裏的形勢，你們的行動還是能夠保證安全的。
但我還是再一次的要求，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必須分離，負責公開工作的同誌不要同負責秘密工作的同誌有交叉工作的行為，雙方的組織和機構駐地也不允許有交集。我們現在雖然處於俄羅斯帝國反動政權力量薄弱的地方，但並不表示俄羅斯帝國反動政權對我們毫無威懾力。
工人運動和黨組織的發展要有規劃，有程序，有紀律，不能盲目的樂觀衝動，當然也不必過於悲觀消極。共和黨和布爾維克們一樣堅定的相信，俄羅斯帝國的反動政權和滿清帝國的反動政權都會被打倒，而工人階級將會贏得這個嶄新的世界，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主義新世界…”
雖然吳川進門時說是隻說幾句就走，不過他還是嘮嘮叨叨的說了20多分鍾的革命形勢變化和工人運動的前景，絲毫沒有切入正題的意思。
巴拉諾夫不得不在吳川講話停頓的瞬間，向他提醒道：“吳，咱們還是先談一談關於總工廠的工作變化吧。你等下還得去委員會討論財政事務呢，不抓緊一些，你可能就要遲到了。”
吳川這才眨了眨眼睛，收攏了思緒說道：“對，是該先交代一下總工廠的工作了。我說二點，你們記一下。
首先，經過革命委員會的努力，從今日開始我們終於有權對總工廠的日常經營活動進行建議或處分了，雖然總工廠現在還不能算是工人階級的財產，但起碼我們終於奪取了一部分對於工廠的管理權力。
今後工廠生產經營的主要業務方麵，會以工廠的廠長、康斯坦丁董事和我共同決定。我今日同康斯坦丁董事碰了碰，決定今後會增加一個機器分廠來製造機床和軍火，這是維持革命武裝是否能夠存在下去的關鍵，也是今後布爾什維克能否武裝自己的基礎，所以我希望工人蘇維埃應當積極的協助工廠把這個機器分廠組建起來，並把生產和技術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中。
嗯，順便我也同康斯坦丁董事就生產紀律和工人待遇、福利上達成了一致。廠內駐紮的軍警將會撤銷，工廠將會組建自己的保衛科，我希望工人蘇維埃能夠掌握住這個新的部門，我會提議從廠內年青工人中招募保衛幹事的。
現在的工人薪金和中俄工人之間同工不同報酬的狀況也會進行改善。工人蘇維埃先調查一下本廠的平均工資水平和本市的物價、市民平均收入，然後製定出一個合理的調整方案交給我。
另外，我已經提議對三十六棚的工人住宅進行維修，並對這些住宅的取暖進行改造，最好能夠改成集中取暖的方式。當然這也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最好的辦法還是重新修建工人住宅樓，提升工人的居住環境，這一點我會讓巴拉諾夫同誌跟進的。當然，不僅僅是總工廠的工人住宅要進行改善，全市的工人居住環境也要一點點的改變過來。
最後，關於工作時長的問題。我們現在還無法徹底的實施八小時工作製，所以我會盡量同工廠方麵進行溝通，實施八加一的工作時長，一小時的加班時間應當給與加班費用，並實施每周一天的休息製度…
其次，我希望黨內同誌注意，爭取到工廠的管理權力，並不僅僅是給你們用來保障工人的福利待遇的，雖然這是黨的工作之一。但是請大家不要忘記了，建設國家也是黨的主要任務。當我們奪取了政權之後，就必須學會如何去治理國家，如何去搞經濟建設，否則我們就不能滿足人民的物質需求，最終為人民所背棄。
為什麽我們一直強調工人階級才是革命的領導階級，因為工人階級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什麽是先進的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製度下工人能夠比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工人生產的更多更好。因為我們是為自己的需求而生產，而他們則是為資本家的利潤而生產。
假使，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工人，生產積極性還不如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工人高，那麽就證明是我們這些革命者出現了問題。因為管理也是一種科學，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落後的管理就意味著我們這些革命者的領導能力不足，還不及資本家更了解什麽叫做先進的生產力。
但是我們知道事情，廣大工農群眾未必了解，他們隻會認為是社會主義的製度敗給了資本主義，從而動搖、喪失了對於社會主義的信仰。
所以，想要管理好一個國家，我們至少也得先管好一個工廠。不管是中國還是俄羅斯，都是疆域遼闊而資源豐富的大國，當我們奪取了政權之後，管理的將會是成千上萬的工廠，假使我們現在不開始學習、培養自己的管理人才，難道還要去指望資本家們幫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嗎…”
將吳川送出了門之後，巴拉諾夫轉過身來對著西林等人說道：“看起來我們之前思考的還是太膚淺了些，隻顧著怎麽同鐵路管理局鬥爭，卻忘記了奪取政權之後，建設祖國的任務就落在了我們布爾什維克的頭上。那麽接下來，我們就順著吳提出的主張，重新討論一下今後的工作重心吧。”
麵對過去的上司吉長鐵路總辦李鳳年和總工程師曲尾辰二郎，現任革命委員會工業委員的羅國瑞也是撓頭不已。老實說羅國瑞當上這個工業委員，他自己都覺得完全是一場意外。作為清政府任命的吉長鐵路中方工程師，他對於反清革命其實並沒有什麽興趣。作為留美幼童出身的他，想要在鐵路事業上一展所長才是他的理想。
隻是他沒有想到吉長鐵路的建設會變得如此多災多難，先是遇到了水災衝走已經修建好的路基，接著又爆發了鼠疫，一日夜內工人死傷120餘人，導致工人全部逃離了鐵路工地，鐵路工程不得不停工。等到今年6月27日朝廷更換了吉長鐵路的總辦，這位新總辦卻又同日方總工程師曲尾辰二郎鬧起了矛盾。
這位新總辦一上任就開始裁撤人員，原本這也沒什麽，畢竟前任總辦任用了不少私人，確實是不幹什麽事情光拿薪水的。隻是這位裁撤人員幾乎毫無標準，不僅閑人要裁，連肯辦事的也一樣裁，隻是一味招攬自己的私人。甚至連過去已經簽訂好的土木工程全部合同也一並解除，要重新進行工程招標。
這種搞法，不要說已經超支的吉長鐵路工程預算在財政上難以支持，就是中日雙方的雇員都難以忍受這位霸道的作風了。羅國瑞便是在此時萌發了離去之意，剛好有友人請他探討黑龍江、吉林兩省的公路網絡建設和鐵路支線網規劃，他就幹脆辭職跑哈爾濱來了。
隻是沒曾想到，人家不僅僅是要搞公路、鐵路建設，還要搞革命。於是羅國瑞就在毫無知覺的狀況下卷入了革命，也是革命黨人沒有問過他，否則他肯定是不幹的。但是革命爆發之後，他倒也沒敢撂挑子不幹，因為吃不準革命黨人或朝廷不追究他的問題。
隨著革命委員會打下了長春，並傳來了武昌起義的消息，他也就安心了。明擺著朝廷這次要完，看著革命委員會確實是想搞建設的，他也就懶得跑了。反正革命委員會隻要建鐵路，他還是肯留下來繼續工作的。他隻是沒有料到，因為革命委員會的勢力擴張，吉長鐵路這個項目又落在了革命委員會的手裏，於是總辦李鳳年同總工程師曲尾辰二郎兩位前上司，倒是跑來哈爾濱要同他來討論鐵路建設的事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