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有些無奈的說道:“我這次還帶來了一些東北講武堂的學生,其中一些人受過基本的軍事教育,可以先充實為炮長和機槍手。


    另外我還想你幫我去領事館那邊問一問,德國公使在青島扣下我兩個師的裝備和半數的彈藥,究竟是什麽意思?”


    鮑爾少校沉默了片刻方才說道:“在我來哈爾濱之前,我已經收到了辛慈公使發給的電報。他認為在當前的狀況,把所有的資源都丟在一個坑內顯然有些不太合適。


    如果你不能按照約定起義並同日軍交手的話,那麽他將要考慮在山東尋找能夠擔起這樣重任的人。當然,隻要你按照約定履行了自己的責任,那麽這些武器彈藥依然還是屬於你的。


    我覺得你現在沒必要去同辛慈公使討論這批武器彈藥的歸屬,你訂購的武器彈藥早就超過了我國普通師和戰時的最高標準。除了師屬重武器沒有變化之外,輕武器、迫擊炮、機關槍的數目都在普通師的數倍甚至10餘倍之上。


    我們現在最大的難題是,有沒有足夠的人手建立起這樣一個完整的大師。先不說這些武器操作人員,光是你為每個師額外配備的200輛卡車和30輛大型拖拉機,我們現在都找不到足夠的培訓對象。不管是司機還是戰場緊急搶修人員,都存在著人手不足。


    而且在訓練場上,我們隻能教育到連、排一級的戰術,營、團、旅、師的戰術對於這些沒有受過基本軍事教育的基層軍官來說,完全就是小學一年級生麵對高等數學一樣難以理解。


    如果在同日軍交手之前,我們能夠建立起這樣一個完整的大師,那麽你就應該謝天謝地了。在這樣的狀況下,你又何必去惦記那些根本用不到的多餘裝備呢?”


    麵對鮑爾少校的瘋狂吐槽,吳川也隻好岔開話題說道:“好吧,這個事我們暫時先不談論。那麽我想知道,要花多久我們才能建立一個指揮軍隊作戰的中央機構。”


    鮑爾少校總算收起了自己的抱怨,他在德國的時候可不會遇到這麽多需要總參謀部自己去解決的難題。德國的總參謀部一般隻負責製定計劃和對一線部隊及後勤單位發布命令,並不需要去考慮這些軍隊和後勤單位如何去完成命令。


    但是在中國顯然不能這樣做,不管是軍隊還是後勤都正在籌建當中,德國的總參謀部方式完全不適合於這裏,所以他們需要重新打造一套適合於中國的指揮係統。


    慎重的思考了數分鍾後,鮑爾少校向吳川說道:“你得先告訴我,你打算如何任命軍隊中的中、高級指揮官,軍隊的後勤基地設置於何處,軍隊的主要作戰區域,最後就是你是否真的把日軍作為了我們真正的作戰目標?”


    麵對鮑爾少校的一連串問題,吳川思考了許久卻反問了一句,“假設因為突發事件,我們的作戰目標不得不設定為俄軍的話,你有什麽建議?”


    鮑爾少校沉默的注視了吳川許久,方才壓低聲音說道:“我覺得那就沒必要建立什麽指揮機構了,在無法獲得對中東鐵路的控製權下,又沒有一個可以稱之為後方的地方支持作戰,那麽這支軍隊很快就會被俄軍消滅的。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如何讓俄軍接受我們的投降。”


    對於鮑爾少校直白的答案,吳川並沒有感到氣惱,他自己也知道這是一個最壞的結果。於是他搖了搖頭說道:“我會盡量避免事情往這一趨向發展。至於你提出的這些問題,我認為在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由委員會下達決議後再通知你比較好。


    至於現在麽,我希望軍事觀察團能夠先幫我建立一個軍事後勤調度辦公室。我會抽調一部分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給你,還有整個中國東三省往年的糧食生產區域、集散中心和各種交通方式的情報,我需要知道應當如何改進物資流通的效率,將東三省的糧食快速流向我們能夠控製,而我們的對手難以控製的區域。


    另外,我還需要對中東鐵路的運力進行評估,確保戰時能夠通過海參崴和中東鐵路及時運進軍需物資。特別是油料儲備的方式和儲備中轉地點的設置,這是眼下最為重要的。沒有了汽油,我們可發動不了卡車,那就更讓軍隊無法遠離鐵路活動了。”


    鮑爾少校覺得自己這趟中國任務中遇到的唯一優勢,大約就是吳川這位合作者始終能夠保持住清醒的頭腦,知道該去如何抓住事情的重點了。吳川所要求的,也正是他一直在思考的本階段工作重心。既然對方已經提了出來,他也就沒必要再重複一遍了。


    於是他接受了吳川的委托,並起身準備告辭。在開門走出房間之前,鮑爾少校突然停下腳步對身後的吳川說道:“把俄國設為目標並不是不可能,不過這得要你先在南滿占住腳。對於德國來說,中國同俄國或日本開戰都是我們樂於見到的。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開戰的先後次序其實很重要,先日本後俄國這是一個基本的次序。一旦搞錯了次序,這對於中國來說就是一個災難…”


    吳川知道,這大約是鮑爾少校的真心話了,雖然這真心話對於他的祖國來說並不合時宜。9月10日,吳川將哈爾濱工人夜校搬入了香坊軍營內,隨即改名為東北軍政學院,以俄國布爾什維克和德國軍官作為教師,開始對挑選出來的第一批基層官兵、工人積極分子進行中層軍事指揮培訓。


    吳川和斯維爾德洛夫兩人擔任了這所軍事學院的首任正副校長,捷爾任斯基同誌則兼任了教導主任一職。在吳川的堅持下,政治教育課程幾乎達到了一半課程的時間。這大約也是當前世界第一所教授唯物主義哲學的軍事學院了。


    雖然德國參謀們很快就發現了,吳川假借政治教育為名,實則教授的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但是處於中國所處的特殊狀況,他們還是選擇了漠視而不是抗議姿態。隻是鮑爾少校倒是跑來同吳川溝通過,認為政治教育的時間過長,恐怕會影響軍事教育的效果。


    不過吳川的回答是,反正以現在的培訓時間計算,軍事教育的時間是無論如何也是不足的。倒是政治思想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一定的成效,讓這些指揮官們不至於一上戰場就逃跑,因此還是應該先保證政治教育的時間的。


    9月11-13日,黑龍江同盟會、吉林同盟會、同盟會遼東支部代表,朝鮮義兵代表,共和黨代表,在香坊軍營的大禮堂內進行了三天的探討後,終於決定於10月初起義,並投票組建了領導起義的東三省革命委員會。


    由於吳祿貞、張紹曾等新軍軍官還沒能統一認識,即先確保東北獨立,然後逼迫北洋同清廷決裂,最終締造共和。曾經宣誓要和兩人共進退的藍天蔚,不得不缺席了這次籌備起義的大會。雖然他倒是發了一份電報給吳川,表示自己還是願意服從於吳川的指示的。


    吳川從藍天蔚這邊稍稍打聽了一下,發覺原來是天津和山東的同盟會員不支持河北子弟到關外去鬧革命,認為革命還是在本鄉本土搞有依靠的多,跑去東北給別人當下手就沒什麽意思了。另外,這東北革命要是由遼東支部來負責倒也罷了,起碼遼東支部和宋教仁、山東同盟會頗有淵源。可現在卻是以黑龍江同盟會和共和黨為起義負責,他們覺得這號召力實在是太不夠了些,就更不願意出關了。


    打聽到了這些消息之後,吳川也就不再理會關內同盟會的想法,而是一心撲在了軍政學院的教育課程和起義的各項籌備工作上。讓他有些意外的是,在他大張旗鼓的對中東鐵路護路軍下手時,霍爾瓦特這邊卻沒有什麽新的舉措,而彼得堡的金茲堡伯爵也沒有獲得什麽新消息。


    這讓吳川都有些糊塗了,霍爾瓦特10幾天前發出的電報究竟是打給了誰,怎麽一點動靜都沒有反應出來。這也把他弄的不上不下,不知自己是先發動起義呢,還是先等這位鐵路局長反擊自己。畢竟一旦發動了起義,他隱藏起來的力量就再也無法瞞住對方,要是霍爾瓦特就是在等待這個機會發動,他可就等於是讓這些革命者去自殺了。


    不過吳川也很清楚,隻有留著霍爾瓦特,彼得堡才會覺得一切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否則恐怕俄國人第一時間就意識到不對,要把自己當成敵人來剿滅了。而也隻有霍爾瓦特的存在,才能阻止阿穆爾沿岸總督關達基插手中東鐵路管理局的事務,那對於中國北滿和東北革命來說都是一個災難。


    就在吳川絞盡腦汁思考著霍爾瓦特到底在想什麽的時候,9月15日淩晨從彼得堡傳來的一封電報,讓康斯坦丁穿著睡衣就坐著馬車匆匆跑來了香坊軍營,叫醒了睡下沒有多久的吳川。


    在電燈下顯得臉色異常慘白的康斯坦丁看到吳川的第一句話就是:“斯托雷平閣下出事了,昨日他同陛下在基輔歌劇院觀賞歌劇的時候,受到了刺客的槍擊,現在生死未知。”


    腦子還有些迷糊的吳川上一秒還在思考斯托雷平是誰,下一秒他已經從床上跳了下來,滿臉通紅的興奮喊道:“斯托雷平閣下受刺?這可真是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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