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某人的獨有物，我自己覺得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革命，並不需要征求誰的同意。但是革命同樣也是非常嚴肅的組織行動，隻有組織起來的革命者才能擁有推翻滿清的力量。
各位想要參加革命，我自然是歡迎的。但是想要參加由我組織的革命行動，那麽你們得先保證自己一定會聽從紀律。一個組織沒有紀律的話，就是一團散沙，就不可能戰勝敵人。”
“什麽都聽組織的，那豈不是沒有了民主？這不就是專製嗎？”
吳川看了一眼在人群中發出抱怨的同盟會會員，這才反駁道：“民主是求同存異，是為了群策群力，不是為了固執己見。民主的討論，集中的決策，這就是組織的決定。否則光討論不做決定，那不就是大家坐在一起侃大山嗎？這樣的討論對革命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專斷獨裁，不給別人進行討論的機會，這才叫做專製。”
孟繼周和梁廷棟互相對視了一眼，便對著身邊的人說道：“我覺得吳先生（吳兄弟）說的對，沒有一個革命組織的領導，我們最終什麽事也幹不成。不管你們加不加入，我是要加入吳先生（吳兄弟）創立的組織的。”
如果支部長匡一在的話，眾人大約還有些主心骨，但是匡一不在的狀況下，他們也隻能跟著孟繼周和梁廷棟走了，畢竟這兩人正是齊齊哈爾同盟會會員和哈爾濱同盟會會員的領袖。
在兩人的目光注視下，眾人隻是稍稍遲疑了一下便還是宣布加入了。這些同盟會會員，不是省高中的老師，便是省內農業學堂、省師範學校和省法政學堂的老師學生，可以說都是本地難得的知識分子。
他們既然願意跑來參加革命，正缺乏人手的吳川自然不會放棄。於是在同眾人交談了一會之後，他覺得把眾人分為兩組，一是教育組；一是宣傳組。教育組將會在哈爾濱、齊齊哈爾建立工人夜校，一邊進行識字教育，一邊宣傳揭發清政府的腐朽無能。至於宣傳組則開辦報社，一邊向工人和市民宣傳革命理論，還要準備向軍隊進行宣傳革命教育。
教育組由熟悉本省情況的孟繼周、梁廷棟領導，宣傳組則由朱和中、管冰洋、關肖權領導。為了能夠盡快把工人夜校辦起來，吳川同教育組的人在三天內弄出了拚音標注和簡化字。按照吳川的說法，先拚音再簡化字，然後再繁體字，這樣能夠快速的培養工人識字。
甚至於在新辦的勞動日報上，他也要求簡體字和繁體字各用一半，以推廣簡體字。吳川順便就把共產黨宣言給印刷在了第一版的勞動日報上，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向中國工人階層介紹了何謂馬克思主義。
在三天的緊張工作和相處之中，吳川總算是對這些同盟會員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他這才召集了宣傳組和教育組開會討論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吳川加上兩個小組的領導人，一共是六人。這一次他們並沒有窩在狹小的房間內，而是坐在了旅館後院的花園內進行了討論。六月的哈爾濱天氣並不炎熱，隻要坐在不被陽光照射到的地方，還是相當涼快的，比南方要舒服的多。
不過圍坐在亭子裏的幾人卻感受不到什麽溫度，他們都聚精會神的傾聽這吳川的新工作安排。在過去三天裏，他們已經意識到了這位年輕人可不是光會喊革命口號的理論家，在實際工作上他也是極有想法的，因此這些同盟會員倒是越來越生不起對於吳川命令的抵觸情緒了。
“…宣傳組當前最要緊的一件工作就是，對於郵電局工人的革命宣傳。今天和過去不同了，黑龍江所有緊急公文都是用電報發送的。因此，我們掌握了那些郵電局工人，就等於是抓住了黑龍江清政府的耳朵和嘴巴，他們想聽什麽或是想說什麽，都將由我們來決定。
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一旦我們準備革命了，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斷黑龍江省內外的通訊，讓黑龍江的反動統治者變成瞎子和聾子，這樣我們就能集中優勢力量各個擊破黑龍江的軍隊和各地官府，為革命成功爭取最多的時間…
而教育組除了教授識字和革命理論之外，還應當開始編寫適合於新式小學、新式中學的教材。既然我們要革滿清的命，自然不能再把中國的孩童教育成為一群隻會之乎者也的廢物。我們需要他們去認識世界，學習科學，最終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嶄新的現代化工業強國…”
朱和中等人自然是聽的津津有味，隻是待到會議結束之後在回去的路上，孟繼周對著梁廷棟不免有些沮喪的說道：“科舉製度雖然是朝廷愚弄民眾的製度，但是夫子的學問也並不全然都是禁錮人心的腐朽之言吧？”
梁廷棟沉吟了半天之後說道：“我看吳先生要走的是不破不立的道路，就算夫子的話語並不全然是錯的，但是隻要它妨礙了工業化，那就是最大的惡啊…”
送走了馬爾科的康斯坦丁終於回過頭來找到了吳川，向他告知了兩個消息。伯爵閣下對於新銀行的設立很感興趣，不過對於經營權的問題，他希望吳川能夠慎重的考慮。伯爵閣下提出，為了防止中國商人在經營上麵出現問題，他們起碼要有一票否決權。
第二個消息便是，哈恩已經購下了波洛尼科夫礦，打算以這座煤礦為中心打造一個重工業城市。哈恩是一位猶太商人，也是第一批遷移到遠東的猶太人領袖。第一批猶太人都來自於烏克蘭西部的幾個州及白俄羅斯等猶太人居住區，大多是有手藝的技工。
對於此時的中國來說，沒有什麽比技術工人更可寶貴的資源了。因此在吳川的建議下，哈恩等猶太移民的領袖決定在俄國遠東及中國境內各建幾個定居點。對比起俄國遠東其他各省，顯然中國境內更適合修建一座完全的工業城市。
在經過了一係列考察之後，哈恩決定就以原來的波洛尼科夫礦為核心打造這座工業城市。這裏靠近中東鐵路，有煤礦和水源，附近又沒有什麽人居住，非常適合一座新城市的發展。
波洛尼科夫礦就位於滿洲裏東部的紮賚諾爾地區，因此中國人稱之為紮賚諾爾煤礦。根據中東路附近15-20公裏內的資源歸鐵路建設方開發的原則，俄國人在勘探出這裏的煤田之後就在1902年9月開始建設煤礦，1903年正式產煤。1906年又在此地增加了2座煤礦，礦井主副巷道多達9條，不過四年裏也才采集了百餘噸而已。
此地煤礦隻有這樣小的產量，並不是因為此地煤炭儲量不豐富。而是俄羅斯境內和中國境內並不缺乏煤礦，因為這裏太過荒僻，導致生活成本極高，因此並沒有多少工人願意來這裏工作。加上日俄戰爭失敗，南滿鐵路被拱手讓給了日本，也使得俄國政府失去了擴大開采的意願。
更為糟糕的是，去年春天暴雪和浮冰令海拉爾河水上漲，導致達蘭鄂羅木河決堤，使得穩定高產的9號礦井被淹沒，令整個煤礦被迫停產，於是沙俄政府幹脆向商人出讓了這裏的煤礦。哈恩從俄國礦主亞.埃.斯吉傑裏斯基手中拿到了1911-1924年的租賃權。
和沙俄政府隻是想要掠奪這裏的煤炭資源不同，哈恩是遵照吳川的要求把這裏打造為北滿的工業重心的。因此他在選定了地址之後，便通知了康斯坦丁，希望兩人能夠前往紮賚諾爾看看此地究竟合不合適建立工業城市。
於是在7月1日，吳川將哈爾濱的工作交給了斯維爾德洛夫，便同康斯坦丁坐上了前往滿洲裏的火車。對於吳川讓一個俄國人來主持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朱和中同其他同盟會員都很是不理解。但是吳川還是壓製下了他們的不滿，認為至少委員會內還沒有人能夠取代斯維爾德洛夫的工作，如果有的話他倒是很樂意把自己的位置給讓出來。
吳川的警告讓這些同盟會員雖然難堪卻不得不接受，因為他們已經發覺，這個革命籌備委員會缺了誰都行，但唯獨缺了吳川就要散夥了。這並不是一句空話，讓委員會運作起來的物資和工作計劃，幾乎都是吳川一個人幹出來的，他們隻是負責執行而已。
在了解了吳川擬定的革命發展計劃之後，幾乎沒有人再願意回去搞莽撞的自殺式起義。熊成基的被害已經給了這些同盟會員很大的震懾，知道在黑龍江並沒有這麽多人支持真正流血的革命。因此他們隻能把希望寄托在吳川式的革命道路上，這看起來並不危險，隻要大家按照計劃去執行就可以了。於是對於吳川的警告，這些同盟會成員倒是比之前的支部長匡一的命令還要服從一些。
各位想要參加革命，我自然是歡迎的。但是想要參加由我組織的革命行動，那麽你們得先保證自己一定會聽從紀律。一個組織沒有紀律的話，就是一團散沙，就不可能戰勝敵人。”
“什麽都聽組織的，那豈不是沒有了民主？這不就是專製嗎？”
吳川看了一眼在人群中發出抱怨的同盟會會員，這才反駁道：“民主是求同存異，是為了群策群力，不是為了固執己見。民主的討論，集中的決策，這就是組織的決定。否則光討論不做決定，那不就是大家坐在一起侃大山嗎？這樣的討論對革命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專斷獨裁，不給別人進行討論的機會，這才叫做專製。”
孟繼周和梁廷棟互相對視了一眼，便對著身邊的人說道：“我覺得吳先生（吳兄弟）說的對，沒有一個革命組織的領導，我們最終什麽事也幹不成。不管你們加不加入，我是要加入吳先生（吳兄弟）創立的組織的。”
如果支部長匡一在的話，眾人大約還有些主心骨，但是匡一不在的狀況下，他們也隻能跟著孟繼周和梁廷棟走了，畢竟這兩人正是齊齊哈爾同盟會會員和哈爾濱同盟會會員的領袖。
在兩人的目光注視下，眾人隻是稍稍遲疑了一下便還是宣布加入了。這些同盟會會員，不是省高中的老師，便是省內農業學堂、省師範學校和省法政學堂的老師學生，可以說都是本地難得的知識分子。
他們既然願意跑來參加革命，正缺乏人手的吳川自然不會放棄。於是在同眾人交談了一會之後，他覺得把眾人分為兩組，一是教育組；一是宣傳組。教育組將會在哈爾濱、齊齊哈爾建立工人夜校，一邊進行識字教育，一邊宣傳揭發清政府的腐朽無能。至於宣傳組則開辦報社，一邊向工人和市民宣傳革命理論，還要準備向軍隊進行宣傳革命教育。
教育組由熟悉本省情況的孟繼周、梁廷棟領導，宣傳組則由朱和中、管冰洋、關肖權領導。為了能夠盡快把工人夜校辦起來，吳川同教育組的人在三天內弄出了拚音標注和簡化字。按照吳川的說法，先拚音再簡化字，然後再繁體字，這樣能夠快速的培養工人識字。
甚至於在新辦的勞動日報上，他也要求簡體字和繁體字各用一半，以推廣簡體字。吳川順便就把共產黨宣言給印刷在了第一版的勞動日報上，算是第一次正式的向中國工人階層介紹了何謂馬克思主義。
在三天的緊張工作和相處之中，吳川總算是對這些同盟會員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他這才召集了宣傳組和教育組開會討論下一步的工作計劃。
吳川加上兩個小組的領導人，一共是六人。這一次他們並沒有窩在狹小的房間內，而是坐在了旅館後院的花園內進行了討論。六月的哈爾濱天氣並不炎熱，隻要坐在不被陽光照射到的地方，還是相當涼快的，比南方要舒服的多。
不過圍坐在亭子裏的幾人卻感受不到什麽溫度，他們都聚精會神的傾聽這吳川的新工作安排。在過去三天裏，他們已經意識到了這位年輕人可不是光會喊革命口號的理論家，在實際工作上他也是極有想法的，因此這些同盟會員倒是越來越生不起對於吳川命令的抵觸情緒了。
“…宣傳組當前最要緊的一件工作就是，對於郵電局工人的革命宣傳。今天和過去不同了，黑龍江所有緊急公文都是用電報發送的。因此，我們掌握了那些郵電局工人，就等於是抓住了黑龍江清政府的耳朵和嘴巴，他們想聽什麽或是想說什麽，都將由我們來決定。
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一旦我們準備革命了，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切斷黑龍江省內外的通訊，讓黑龍江的反動統治者變成瞎子和聾子，這樣我們就能集中優勢力量各個擊破黑龍江的軍隊和各地官府，為革命成功爭取最多的時間…
而教育組除了教授識字和革命理論之外，還應當開始編寫適合於新式小學、新式中學的教材。既然我們要革滿清的命，自然不能再把中國的孩童教育成為一群隻會之乎者也的廢物。我們需要他們去認識世界，學習科學，最終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嶄新的現代化工業強國…”
朱和中等人自然是聽的津津有味，隻是待到會議結束之後在回去的路上，孟繼周對著梁廷棟不免有些沮喪的說道：“科舉製度雖然是朝廷愚弄民眾的製度，但是夫子的學問也並不全然都是禁錮人心的腐朽之言吧？”
梁廷棟沉吟了半天之後說道：“我看吳先生要走的是不破不立的道路，就算夫子的話語並不全然是錯的，但是隻要它妨礙了工業化，那就是最大的惡啊…”
送走了馬爾科的康斯坦丁終於回過頭來找到了吳川，向他告知了兩個消息。伯爵閣下對於新銀行的設立很感興趣，不過對於經營權的問題，他希望吳川能夠慎重的考慮。伯爵閣下提出，為了防止中國商人在經營上麵出現問題，他們起碼要有一票否決權。
第二個消息便是，哈恩已經購下了波洛尼科夫礦，打算以這座煤礦為中心打造一個重工業城市。哈恩是一位猶太商人，也是第一批遷移到遠東的猶太人領袖。第一批猶太人都來自於烏克蘭西部的幾個州及白俄羅斯等猶太人居住區，大多是有手藝的技工。
對於此時的中國來說，沒有什麽比技術工人更可寶貴的資源了。因此在吳川的建議下，哈恩等猶太移民的領袖決定在俄國遠東及中國境內各建幾個定居點。對比起俄國遠東其他各省，顯然中國境內更適合修建一座完全的工業城市。
在經過了一係列考察之後，哈恩決定就以原來的波洛尼科夫礦為核心打造這座工業城市。這裏靠近中東鐵路，有煤礦和水源，附近又沒有什麽人居住，非常適合一座新城市的發展。
波洛尼科夫礦就位於滿洲裏東部的紮賚諾爾地區，因此中國人稱之為紮賚諾爾煤礦。根據中東路附近15-20公裏內的資源歸鐵路建設方開發的原則，俄國人在勘探出這裏的煤田之後就在1902年9月開始建設煤礦，1903年正式產煤。1906年又在此地增加了2座煤礦，礦井主副巷道多達9條，不過四年裏也才采集了百餘噸而已。
此地煤礦隻有這樣小的產量，並不是因為此地煤炭儲量不豐富。而是俄羅斯境內和中國境內並不缺乏煤礦，因為這裏太過荒僻，導致生活成本極高，因此並沒有多少工人願意來這裏工作。加上日俄戰爭失敗，南滿鐵路被拱手讓給了日本，也使得俄國政府失去了擴大開采的意願。
更為糟糕的是，去年春天暴雪和浮冰令海拉爾河水上漲，導致達蘭鄂羅木河決堤，使得穩定高產的9號礦井被淹沒，令整個煤礦被迫停產，於是沙俄政府幹脆向商人出讓了這裏的煤礦。哈恩從俄國礦主亞.埃.斯吉傑裏斯基手中拿到了1911-1924年的租賃權。
和沙俄政府隻是想要掠奪這裏的煤炭資源不同，哈恩是遵照吳川的要求把這裏打造為北滿的工業重心的。因此他在選定了地址之後，便通知了康斯坦丁，希望兩人能夠前往紮賚諾爾看看此地究竟合不合適建立工業城市。
於是在7月1日，吳川將哈爾濱的工作交給了斯維爾德洛夫，便同康斯坦丁坐上了前往滿洲裏的火車。對於吳川讓一個俄國人來主持委員會的日常工作，朱和中同其他同盟會員都很是不理解。但是吳川還是壓製下了他們的不滿，認為至少委員會內還沒有人能夠取代斯維爾德洛夫的工作，如果有的話他倒是很樂意把自己的位置給讓出來。
吳川的警告讓這些同盟會員雖然難堪卻不得不接受，因為他們已經發覺，這個革命籌備委員會缺了誰都行，但唯獨缺了吳川就要散夥了。這並不是一句空話，讓委員會運作起來的物資和工作計劃，幾乎都是吳川一個人幹出來的，他們隻是負責執行而已。
在了解了吳川擬定的革命發展計劃之後，幾乎沒有人再願意回去搞莽撞的自殺式起義。熊成基的被害已經給了這些同盟會員很大的震懾，知道在黑龍江並沒有這麽多人支持真正流血的革命。因此他們隻能把希望寄托在吳川式的革命道路上，這看起來並不危險，隻要大家按照計劃去執行就可以了。於是對於吳川的警告，這些同盟會成員倒是比之前的支部長匡一的命令還要服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