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世界的王畿在長江流域，孫中山先生為臨時大總統時建都南京，其後北伐亦到了長江流域才得平正，又仍建都南京。又其後日本軍入侵時，亦對此地的人比對華北的對珠江流域的更奈何不得。
王畿是王氣所鍾之地，文明凝祥的華夏核心，而王氣則遍在於華夏的天下文明，遍在於民國世界四民的仍是王者之民。孟子說：“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在上海等碼頭雖可見西洋的日本的強國之民，中國人對他們卻能犯而不校，隨和而沒有一點肯遷就。中國人是因沒有過階級的征服與割裂，所以有人世的威嚴，比強力更大的天道不回，有人世的可以行於無礙，比驕傲更大的自得其樂。
民國世界仍是士農工商四等人。士從五四運動成了新的知識分子，但亦仍是天下士，五四時代的青年隻想做詩人，因詩人是不為職業的。也希望能當大學教授，因教授的高尚不可拿它來與職業聯想。也願將來做個發明家，因為科學亦如詩心的清潔。他們真是清潔到連沒有野心，從不去想自己要做大總統或公司的經理，因為覺得大總統不過是公仆，而經理不過是庶務。他們憂國憂民，但是不肯把一天的日子過得潦潦草草，他們是要有現世風光的美，如陶潛詩：“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後來他們又變得喜歡談政治，亦仍是這胸襟。他們對於赴行政考試做公務員仍不熱心，而是談的革命。外國的革命由階級來談，若是小資產階級談革命，亦必以中小企業為主，沒有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是個注目的團體，其次是日本，但在外國則都沒有這樣。也有人很痛心，怪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何不像外國的列身到社會組織裏，各勤一業，殊不知中國之士向來是誌在天下。
士是生於中國文明的政治，所謂士誌於道，即是誌於治道。中國政治有治術，有治道，向來是治術在民間，惟治道在朝廷，故為政可以簡靜。周製的王官，許多是民官，不可以為大夫，大夫必以士，若加以分別，則大夫才是官，而民官則是吏，後世秦漢以來仍一直保持這官與胥吏的界限，官必須是士出身。現在民國亦許多事情仍是民間自理，新的知識分子並非小資產階級或所謂受過教育的人，雖然以代表的資格參政，但他們要管的仍是治道，不為作胥吏，更不為從事職業謀生活。
政治原來除了技術，必定還有它的意味，西洋政治假使沒有基督教精神，一切就會變得要不認識了，中國的有治道亦如此。但西洋的宗教與技術分離，中國的治道與治術則可以是一個禮樂政治。中華民國的新的禮樂政治，還是要靠五四時代出來的新知識分子，而孫中山先生改組的國民黨即以他們為幹部，比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僚乃更有一代的新運了。
士之次是農，中國曆史上亦原是農對政治起的作用比工商更大。西洋的農民有一種特殊氣質，現在轉化為農場工人，亦是從社會生活的一個角隅搬到另一個角隅，中國則過去鄉村的教育與醫藥與機械工事的普遍程度為同代西洋所不及，風氣並不閉塞，農民與一代的人皆是儕輩，所以能民間起兵，並且從他們當中出來帝王。
中國是連地主亦有他的好處。陳同甫上宋高宗策，說王安石把民間富室都弄窮了，又把天下的財力集中於帝京，以致民無餘財，地無重鎮，以應非常之變。中國的富室是民間財富的蓄水池，而無論城市殷戶或鄉村地主，多是省吃儉用，因有中國傳統的做人家道理，總不到得西洋人那樣的窮漢也索性把錢都喝酒喝光，富人也陶醉於獸性的狂歡，奢侈起來會無底止。中國的財富有一種文靜。而且他們亦不像西洋的把餘財都投資於產業，逢到政治的或產業的大危機便動彈不得，卻是總有餘裕可以應變，所以從來國家用兵與民間起義皆得其力，而曆次大亂之後隨即又能承平富庶，亦是靠此。
過去西漢末年民間起兵，那劉秀便是地主，東晉與南宋抗異族的大河南北豪傑亦多是地主，隋末瓦崗寨的英雄以單雄信為座主，《水滸傳》裏梁山泊好漢以晁蓋為座主，單雄信與晁蓋都是地主。清末民間起兵反抗太平天國，那湘軍亦是多得地主的資助。過去西洋的領主，日本的諸侯，能弄兵不足為奇，中國的則是單純的地主，並沒有政權的，卻竟能為天下起義。還有幾次是地主雖不參加，但民間既已起兵了，亦仍問他們要穀要錢，才成得事。民國以來，如對日本的八年抗戰，民間的生活仍能過得相當舒齊，中國的鄉村地主與城市富室對民間經濟的盈虛自在，生機流行，亦是有功的。
中國的農民平時讓地主也不過讓三分，不到得冤沉海底，農民發難是天下事而不隻是農村的事，他們是要會會天下的英雄好漢，不為找地主報仇，而曆次關於土地改革，如北魏及隋行均田，皆由朝廷來施行，又如此次解放後，農民要等上頭來發動分地，便因中國實在沒有階級的仇恨，也沒有西洋那樣的土地問題。
民國初年沒有大規模的農民造反，是因軍閥割據內戰，他們多去當兵了。這與五代時藩鎮的兵是黃巢的餘眾，明末的農民在李自成張獻忠與四鎮兵之間隨意跑來跑去，清末的農民可以從太平軍與撚亂轉變為湘軍與淮軍，皆是中國農民的不甘於隻做一個階級，而要與天下人在一起。所以共產黨當初強調土地國有與農民的階級，倒反使農民感覺寂寞，而後來是說為抗戰與解放，農民愛他的這氣魄，而且減租分地亦說是隻照孫中山先生當年說過的，很平正明理，所以才去做了解放軍的。孫先生當年，也不是農民協會有什麽作用，而是以國民革命軍來吸收農民，他是曉得以英雄豪傑待農民。
中國的工人亦和農民一樣不作階級鬥爭，因為凡是中國人皆有一種達觀，常說錢是要人賺的，亦要人會得用，又說錢財不過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西洋人孜孜為利是為上帝服務，何等正經，而中國人說賺錢則不過是騙騙而已，你問他：“寶號的生意很得法？”他答：“好說好說，也不過是騙騙嘴巴，騙騙日子。”這樣的謙遜而灑脫，把鄭重的事亦隻當是小小的調皮。這樣，便連階級的利害也認真不起來。
中國的資本家沒有增積資本的神聖觀念，卻是隻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逢到大事情，則尤其看得開，比方抗戰當年上海的廠主店主，覺得淪陷時期還講什麽，就讓工資提高吧，而抗戰勝利了，則又是大家的喜事，讓工人也得點好處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資，中國在戰時及戰後工資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又如地主，見佃農不繳抗戰時期的租也就罷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後也要追繳的，為了權利義務的神聖觀念，這也可以說是現代產業的精神未立，但中國人把雇傭關係亦依於做人的道理，實是廓清處理剩餘價值的問題的基本德性。
中國的現代工人罷工遠比西洋工人活潑，恰如中國農民向來敢和地主打官司，為西洋封建時代所無，但並非以階級鬥階級，而寧是以平人鬥階級。特別是零碎的罷工比西洋多，工人隻因廠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說不過去就罷工，但是除了那次為五卅慘案對日本及英帝國主義者，竟沒有過大罷工，因大罷工需有階級意識，而他們是在爭待遇的場合亦看各廠的情形不同，分別交涉。有時為聲援他廠的工人而加入罷工，也是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紗廠，經理來工房和女工搭訕，工人大家都噓起來，唬得那經理連忙退出。他們又極恨討好上頭的人。這好像階級的敵對意識很深，其實也隻是出於俠義，因為他們是這樣的思無邪。又有個女工，外麵來了求愛信，她拿給工友們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熱心替她查詢，打聽得那人當小學教員，是規矩的，鄉下家裏也並無妻子，又找他當麵談了，把話都扣著實，然後大家幫助那女工和他結婚，個個都送禮去吃喜酒。這又好像階級愛很深，其實都是兄弟姊妹的親情。他們慷慨，要朋友，同鄉人來上海，他們殷勤招待，使用錢財很健康，上海地方的世俗繁華在他們都成為好。連他們的工會也是幫會性格的，講江湖義氣。
戰時我在漢陽鸚鵡洲，看見長江水手工會開會，在廟裏大碗飲酒，大籮盛飯，好像打齋，一桌一桌從山門裏直擺到山門外。他們商量職業上的利害問題三言兩語就完畢，聚談得最多的倒是三月三燈市工會也會搭台做戲，五月五劃龍船今年誰家值頭之類。上海的工會雖然不同些，性情亦還是一樣。
中國工人又對政治有興趣，但這是天下人做天下事，而工人的黨與工人運動那樣狹隘的東西則他們並不喜。他們的工會活動仍是人本位的，而且不一定要以工人為領袖，他們倒是聽從虞洽卿杜月笙那樣的人的話，又敬重孫中山先生。虞洽卿是上海之王，孫先生是現代中國之王，既是眾人的領袖，亦就是工人的領袖了。中國的商人亦是這種性格。上海向來是政治家避難的地方，不隻因有租界，而更因上海商人朋友落難了肯照應。他們不為作政治投資，卻是覺得朝中亦有朋友，在野亦有朋友，總是人生的風華。他們看政局變動隻是普通的人世滄桑，倒能超出勢利眼光，人家有好事情要他們幫忙，他們總來的。但他們不想自己組織政黨，也不喜以商會的資格去參加政治活動。而亦是這種人世的曠蕩清澄，所以他們過去棄絕了太平軍，後又校正了北伐軍，乃至對日本軍亦能看得見他們的失敗，如同天道悠悠。
上海現代產業界之王是虞洽卿，寧波人，但他自己並沒有多少錢。他出身錢莊學徒，而他的生活仿佛就是全上海，從小他愛哄了一班朋友吃花酒，正經事情閑話一句就為定，連無須乎理論，因為理論隻是為無信的人說的。他在銀行裏還存有錢沒有他亦自己不知道，人家請他幫忙他都答應，開的支票每每不兌現，他亦不以為意，人亦不疑他的誠意與信用。他是財神，他的財富連他自己不識深淺，他用的錢不知是那裏來的，隻要天下人有市麵像百花競發，他自己是花中之王。
他是眼光遠，魄力大，上海產業界但凡風吹草動，有他就有個護持。他的有些產業大概是人家送給他的股份，中國人是把產業亦拿來做人情的，乃至許多與他無關係的產業亦仿佛他都有份，中國人就是在關係之外也有份有緣，詩人與三春草木皆有緣，虞洽卿與全上海的產業皆有緣。
虞洽卿所攬手的產業多是些大而無當的，好像天地的荒唐，是賺錢或賠錢都不能知道，產業原來亦可以隻是個好的存在，單為人世要有著它才完全。其中三北輪船公司因種種困難要不能招架，打打算盤化不來，但因這是寧波人的產業，他就調動社會的財力維持它渡過風浪。不為利潤而為社會要有這樣的產業，原可由政府來扶持的，但天下有道，還是民間自己來扶持的好，因為產業要有人世的風光，它便像藝術一樣不能由政府來計劃。
後來抗戰時期，虞洽卿在上海做輪船生意的收入成了全國第一人，他的有錢好像日圓風正，潮水漲平堤岸。但他就到重慶去了。他的臉相，如“閱人閱世多矣”的岩岩山嶽，聰明正直都有，卻又很隨俗，機警刁滑，連日本軍亦拿他無奈。虞洽卿場麵上人家稱他一聲洽老，但寧波人則都叫他阿德哥，他主持的寧波同鄉會做到寧波人在上海沒有一個流落街頭的，也沒有一個不能靈柩回鄉的，上海“一二八”及“八一三”兩次日本人打仗，寧波難民都好好的資送還鄉。
上海還有白相人，如黃金榮杜月笙及後來的吳四寶夫婦，而產業界亦因他們的俠義，許多地方才頭寸兜得轉。有人說白相人是寄生於租界的病態，但如日本，沒有租界，可是亦出來得頭山滿，漢魏六朝有蕩子，初唐有遊冶郎，民國世界有白相人，其實都是時代的好氣運，人與物的能飛揚跋扈。民國世界是確有許多新東西，使人驚呼，好比在天氣變化裏更覺得有人身，白相人的慷慨重義氣對現代的人與物都有敬重與歡喜，這就不同於西洋流氓。白相人雖以武亂禁，但沒有玩世不恭的。
白相人愛朋友，人抬人，花花轎，人總是要望得天下人都好的。他們與王侯都是平行人，亦與赤腳挑擔的人稱兄弟，這種平等，還比佛說慈悲更來得亮直，亦不像基督教說的兄弟愛或鄰人愛，而是義。白相人錢財銀子看得等閑，但是麵子一定要顧。本來亦是不能人求財，隻能財來跟人，雲從龍，風從虎，物從人，他們常會得有財有勢，而物權不過是人與物的邂逅相見亦可以歡喜無限。他們是這樣的把得失之心來看開了，並非淌來之物不心痛，而他們的愛麵子，像女子出門必定要打扮一樣，這亦是中國人曆來的重禮，色相即是一切，惟對人世真能肯定者才如此的不苟且。
這遊俠豪華其實亦是中國四民皆有的德性。天下有道，即遊俠豪華亦相忘於平正清明的人世，而雖在變亂之際，民間亦不肯把這現世的風光來蹙損了，此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孫中山先生是當臨時大總統時在南京，其後又在上海住過一個時期，接觸了長江流域的四民，又在日本與遊俠亦結識，如此乃有一種新的作風，出現在他的三民主義，改組國民黨及發動北伐的國民革命軍。
王畿是王氣所鍾之地，文明凝祥的華夏核心，而王氣則遍在於華夏的天下文明，遍在於民國世界四民的仍是王者之民。孟子說：“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在上海等碼頭雖可見西洋的日本的強國之民，中國人對他們卻能犯而不校，隨和而沒有一點肯遷就。中國人是因沒有過階級的征服與割裂，所以有人世的威嚴，比強力更大的天道不回，有人世的可以行於無礙，比驕傲更大的自得其樂。
民國世界仍是士農工商四等人。士從五四運動成了新的知識分子，但亦仍是天下士，五四時代的青年隻想做詩人，因詩人是不為職業的。也希望能當大學教授，因教授的高尚不可拿它來與職業聯想。也願將來做個發明家，因為科學亦如詩心的清潔。他們真是清潔到連沒有野心，從不去想自己要做大總統或公司的經理，因為覺得大總統不過是公仆，而經理不過是庶務。他們憂國憂民，但是不肯把一天的日子過得潦潦草草，他們是要有現世風光的美，如陶潛詩：“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後來他們又變得喜歡談政治，亦仍是這胸襟。他們對於赴行政考試做公務員仍不熱心，而是談的革命。外國的革命由階級來談，若是小資產階級談革命，亦必以中小企業為主，沒有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是個注目的團體，其次是日本，但在外國則都沒有這樣。也有人很痛心，怪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何不像外國的列身到社會組織裏，各勤一業，殊不知中國之士向來是誌在天下。
士是生於中國文明的政治，所謂士誌於道，即是誌於治道。中國政治有治術，有治道，向來是治術在民間，惟治道在朝廷，故為政可以簡靜。周製的王官，許多是民官，不可以為大夫，大夫必以士，若加以分別，則大夫才是官，而民官則是吏，後世秦漢以來仍一直保持這官與胥吏的界限，官必須是士出身。現在民國亦許多事情仍是民間自理，新的知識分子並非小資產階級或所謂受過教育的人，雖然以代表的資格參政，但他們要管的仍是治道，不為作胥吏，更不為從事職業謀生活。
政治原來除了技術，必定還有它的意味，西洋政治假使沒有基督教精神，一切就會變得要不認識了，中國的有治道亦如此。但西洋的宗教與技術分離，中國的治道與治術則可以是一個禮樂政治。中華民國的新的禮樂政治，還是要靠五四時代出來的新知識分子，而孫中山先生改組的國民黨即以他們為幹部，比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僚乃更有一代的新運了。
士之次是農，中國曆史上亦原是農對政治起的作用比工商更大。西洋的農民有一種特殊氣質，現在轉化為農場工人，亦是從社會生活的一個角隅搬到另一個角隅，中國則過去鄉村的教育與醫藥與機械工事的普遍程度為同代西洋所不及，風氣並不閉塞，農民與一代的人皆是儕輩，所以能民間起兵，並且從他們當中出來帝王。
中國是連地主亦有他的好處。陳同甫上宋高宗策，說王安石把民間富室都弄窮了，又把天下的財力集中於帝京，以致民無餘財，地無重鎮，以應非常之變。中國的富室是民間財富的蓄水池，而無論城市殷戶或鄉村地主，多是省吃儉用，因有中國傳統的做人家道理，總不到得西洋人那樣的窮漢也索性把錢都喝酒喝光，富人也陶醉於獸性的狂歡，奢侈起來會無底止。中國的財富有一種文靜。而且他們亦不像西洋的把餘財都投資於產業，逢到政治的或產業的大危機便動彈不得，卻是總有餘裕可以應變，所以從來國家用兵與民間起義皆得其力，而曆次大亂之後隨即又能承平富庶，亦是靠此。
過去西漢末年民間起兵，那劉秀便是地主，東晉與南宋抗異族的大河南北豪傑亦多是地主，隋末瓦崗寨的英雄以單雄信為座主，《水滸傳》裏梁山泊好漢以晁蓋為座主，單雄信與晁蓋都是地主。清末民間起兵反抗太平天國，那湘軍亦是多得地主的資助。過去西洋的領主，日本的諸侯，能弄兵不足為奇，中國的則是單純的地主，並沒有政權的，卻竟能為天下起義。還有幾次是地主雖不參加，但民間既已起兵了，亦仍問他們要穀要錢，才成得事。民國以來，如對日本的八年抗戰，民間的生活仍能過得相當舒齊，中國的鄉村地主與城市富室對民間經濟的盈虛自在，生機流行，亦是有功的。
中國的農民平時讓地主也不過讓三分，不到得冤沉海底，農民發難是天下事而不隻是農村的事，他們是要會會天下的英雄好漢，不為找地主報仇，而曆次關於土地改革，如北魏及隋行均田，皆由朝廷來施行，又如此次解放後，農民要等上頭來發動分地，便因中國實在沒有階級的仇恨，也沒有西洋那樣的土地問題。
民國初年沒有大規模的農民造反，是因軍閥割據內戰，他們多去當兵了。這與五代時藩鎮的兵是黃巢的餘眾，明末的農民在李自成張獻忠與四鎮兵之間隨意跑來跑去，清末的農民可以從太平軍與撚亂轉變為湘軍與淮軍，皆是中國農民的不甘於隻做一個階級，而要與天下人在一起。所以共產黨當初強調土地國有與農民的階級，倒反使農民感覺寂寞，而後來是說為抗戰與解放，農民愛他的這氣魄，而且減租分地亦說是隻照孫中山先生當年說過的，很平正明理，所以才去做了解放軍的。孫先生當年，也不是農民協會有什麽作用，而是以國民革命軍來吸收農民，他是曉得以英雄豪傑待農民。
中國的工人亦和農民一樣不作階級鬥爭，因為凡是中國人皆有一種達觀，常說錢是要人賺的，亦要人會得用，又說錢財不過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西洋人孜孜為利是為上帝服務，何等正經，而中國人說賺錢則不過是騙騙而已，你問他：“寶號的生意很得法？”他答：“好說好說，也不過是騙騙嘴巴，騙騙日子。”這樣的謙遜而灑脫，把鄭重的事亦隻當是小小的調皮。這樣，便連階級的利害也認真不起來。
中國的資本家沒有增積資本的神聖觀念，卻是隻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逢到大事情，則尤其看得開，比方抗戰當年上海的廠主店主，覺得淪陷時期還講什麽，就讓工資提高吧，而抗戰勝利了，則又是大家的喜事，讓工人也得點好處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資，中國在戰時及戰後工資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又如地主，見佃農不繳抗戰時期的租也就罷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後也要追繳的，為了權利義務的神聖觀念，這也可以說是現代產業的精神未立，但中國人把雇傭關係亦依於做人的道理，實是廓清處理剩餘價值的問題的基本德性。
中國的現代工人罷工遠比西洋工人活潑，恰如中國農民向來敢和地主打官司，為西洋封建時代所無，但並非以階級鬥階級，而寧是以平人鬥階級。特別是零碎的罷工比西洋多，工人隻因廠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說不過去就罷工，但是除了那次為五卅慘案對日本及英帝國主義者，竟沒有過大罷工，因大罷工需有階級意識，而他們是在爭待遇的場合亦看各廠的情形不同，分別交涉。有時為聲援他廠的工人而加入罷工，也是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紗廠，經理來工房和女工搭訕，工人大家都噓起來，唬得那經理連忙退出。他們又極恨討好上頭的人。這好像階級的敵對意識很深，其實也隻是出於俠義，因為他們是這樣的思無邪。又有個女工，外麵來了求愛信，她拿給工友們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熱心替她查詢，打聽得那人當小學教員，是規矩的，鄉下家裏也並無妻子，又找他當麵談了，把話都扣著實，然後大家幫助那女工和他結婚，個個都送禮去吃喜酒。這又好像階級愛很深，其實都是兄弟姊妹的親情。他們慷慨，要朋友，同鄉人來上海，他們殷勤招待，使用錢財很健康，上海地方的世俗繁華在他們都成為好。連他們的工會也是幫會性格的，講江湖義氣。
戰時我在漢陽鸚鵡洲，看見長江水手工會開會，在廟裏大碗飲酒，大籮盛飯，好像打齋，一桌一桌從山門裏直擺到山門外。他們商量職業上的利害問題三言兩語就完畢，聚談得最多的倒是三月三燈市工會也會搭台做戲，五月五劃龍船今年誰家值頭之類。上海的工會雖然不同些，性情亦還是一樣。
中國工人又對政治有興趣，但這是天下人做天下事，而工人的黨與工人運動那樣狹隘的東西則他們並不喜。他們的工會活動仍是人本位的，而且不一定要以工人為領袖，他們倒是聽從虞洽卿杜月笙那樣的人的話，又敬重孫中山先生。虞洽卿是上海之王，孫先生是現代中國之王，既是眾人的領袖，亦就是工人的領袖了。中國的商人亦是這種性格。上海向來是政治家避難的地方，不隻因有租界，而更因上海商人朋友落難了肯照應。他們不為作政治投資，卻是覺得朝中亦有朋友，在野亦有朋友，總是人生的風華。他們看政局變動隻是普通的人世滄桑，倒能超出勢利眼光，人家有好事情要他們幫忙，他們總來的。但他們不想自己組織政黨，也不喜以商會的資格去參加政治活動。而亦是這種人世的曠蕩清澄，所以他們過去棄絕了太平軍，後又校正了北伐軍，乃至對日本軍亦能看得見他們的失敗，如同天道悠悠。
上海現代產業界之王是虞洽卿，寧波人，但他自己並沒有多少錢。他出身錢莊學徒，而他的生活仿佛就是全上海，從小他愛哄了一班朋友吃花酒，正經事情閑話一句就為定，連無須乎理論，因為理論隻是為無信的人說的。他在銀行裏還存有錢沒有他亦自己不知道，人家請他幫忙他都答應，開的支票每每不兌現，他亦不以為意，人亦不疑他的誠意與信用。他是財神，他的財富連他自己不識深淺，他用的錢不知是那裏來的，隻要天下人有市麵像百花競發，他自己是花中之王。
他是眼光遠，魄力大，上海產業界但凡風吹草動，有他就有個護持。他的有些產業大概是人家送給他的股份，中國人是把產業亦拿來做人情的，乃至許多與他無關係的產業亦仿佛他都有份，中國人就是在關係之外也有份有緣，詩人與三春草木皆有緣，虞洽卿與全上海的產業皆有緣。
虞洽卿所攬手的產業多是些大而無當的，好像天地的荒唐，是賺錢或賠錢都不能知道，產業原來亦可以隻是個好的存在，單為人世要有著它才完全。其中三北輪船公司因種種困難要不能招架，打打算盤化不來，但因這是寧波人的產業，他就調動社會的財力維持它渡過風浪。不為利潤而為社會要有這樣的產業，原可由政府來扶持的，但天下有道，還是民間自己來扶持的好，因為產業要有人世的風光，它便像藝術一樣不能由政府來計劃。
後來抗戰時期，虞洽卿在上海做輪船生意的收入成了全國第一人，他的有錢好像日圓風正，潮水漲平堤岸。但他就到重慶去了。他的臉相，如“閱人閱世多矣”的岩岩山嶽，聰明正直都有，卻又很隨俗，機警刁滑，連日本軍亦拿他無奈。虞洽卿場麵上人家稱他一聲洽老，但寧波人則都叫他阿德哥，他主持的寧波同鄉會做到寧波人在上海沒有一個流落街頭的，也沒有一個不能靈柩回鄉的，上海“一二八”及“八一三”兩次日本人打仗，寧波難民都好好的資送還鄉。
上海還有白相人，如黃金榮杜月笙及後來的吳四寶夫婦，而產業界亦因他們的俠義，許多地方才頭寸兜得轉。有人說白相人是寄生於租界的病態，但如日本，沒有租界，可是亦出來得頭山滿，漢魏六朝有蕩子，初唐有遊冶郎，民國世界有白相人，其實都是時代的好氣運，人與物的能飛揚跋扈。民國世界是確有許多新東西，使人驚呼，好比在天氣變化裏更覺得有人身，白相人的慷慨重義氣對現代的人與物都有敬重與歡喜，這就不同於西洋流氓。白相人雖以武亂禁，但沒有玩世不恭的。
白相人愛朋友，人抬人，花花轎，人總是要望得天下人都好的。他們與王侯都是平行人，亦與赤腳挑擔的人稱兄弟，這種平等，還比佛說慈悲更來得亮直，亦不像基督教說的兄弟愛或鄰人愛，而是義。白相人錢財銀子看得等閑，但是麵子一定要顧。本來亦是不能人求財，隻能財來跟人，雲從龍，風從虎，物從人，他們常會得有財有勢，而物權不過是人與物的邂逅相見亦可以歡喜無限。他們是這樣的把得失之心來看開了，並非淌來之物不心痛，而他們的愛麵子，像女子出門必定要打扮一樣，這亦是中國人曆來的重禮，色相即是一切，惟對人世真能肯定者才如此的不苟且。
這遊俠豪華其實亦是中國四民皆有的德性。天下有道，即遊俠豪華亦相忘於平正清明的人世，而雖在變亂之際，民間亦不肯把這現世的風光來蹙損了，此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孫中山先生是當臨時大總統時在南京，其後又在上海住過一個時期，接觸了長江流域的四民，又在日本與遊俠亦結識，如此乃有一種新的作風，出現在他的三民主義，改組國民黨及發動北伐的國民革命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