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北京天安門
那年毛主席帶大軍打到北平城下，有高人進言：“緩進城”，為什麽？因為這座城市實在太大，千年帝王之都上空蘊繞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博大精神之氣，哪怕主席這樣的偉人也得緩進——為了新中國能夠長治久安，所以毛主席才在西柏坡盤桓數月，擇日進城宣布了那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否則建國還要早”，老人們說。
北京有多大，東西長160公裏，南北長176公裏，當年祥子拉著偷來的駱駝從南城外繞到北城外進東便門，足足走了半個月；現在在北京混的人，就是那幫“北漂”，東城住了半年還沒有跨過西直門半步。
走在這座城市裏，會從身體和心靈上迷路。
每一天，這座城市都有20000名來自各地的藝人削尖腦袋找路子；每一天，這座城市都有五湖四海的鄉鎮企業家揣著支票想做大做發；每一天，這座城市都有成千上萬顆理想被粉碎得如沙塵暴的粉末然後重新勇敢聚集，再被無情粉碎。
一座亂七八糟的超巨大的城市，可愛且可恨，像昨晚剛飽吃一頓涮羊肉的胃口，它可以包容一切，可以消化一切，有的就留在身體裏成為某一部分，有的則是從下邊不露聲色地排瀉出去。
最前衛的想法在廣州，最炫麗的玩法在上海，我們不認為北京是頭腦，是心髒。它其實是胃，它不排外，可也別指望它怎麽熱情地待見你。
北京是很牛逼，不管不顧別人想法的牛逼。大街上隨便一小孩就可以對你大講“沙塵暴的憂患和治理”，一個沒牙的老太太就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國家大政方針。京片子嘎巴嘎巴的，也不暈鏡頭。哪怕吃的隻是炸醬麵，也要管國家大事。
後來拍了一個《決戰紫禁之巔》，劉偉強（該片導演）一定沒去過北京，至少沒進過紫禁城，把個布景弄得金壁輝煌，衣著光鮮的。其實真正的皇宮就是大，並不精致，皇上就是高高再上，但並不是小帥哥——崇禎皇帝拿著寶劍追砍自己的女兒，“願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苦啊。
真正的北京人已經不去“三裏屯”了，北街是農民去的，南街是外地人去的。真正的北京人現在去“後海”，也就是朱自清在我們小學課本裏寫過的“什刹海”，真正的北京人看不起上海的“新天地”，“那哪兒是泡吧，就是一新型的音樂茶座”。眼神斜斜地說。
“後海”酒吧全是老房子，“老白的家”、“蓮花”、“可汗督吧”……那裏的一隻門把手都有上百年曆史，一隻烤紅的鐵爐子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間，你可以把從西山上砍下的柴禾送進去讓熊熊火苗打在臉上，也可以與小廝談盡天下事，但從不賒賬，晚上看什刹海的湖麵變變結冰，早上聽冰麵“嘩嘩”的融化。
生活於是生動起來。
這是北京人認為的品味，是“ssic”，不是很新的“新天地”能夠比的，“大”和“老”，是解讀這座城市的密碼。
遺憾的是，這麽大這麽老的城市，在足球方麵卻找不到太多的根基，無論大連還是上海都在100年前開始踢球，但北京——我們中能從謝洪的《京都球俠》裏尋找傳說中的香火。直到主席從西柏坡走進這座城市，把“北平”改回為“北京”，王俊生、史萬春、徐福生等才開始踢球。
“幽圳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是成天府之國”、這段古文有點不靠譜，這是因為它的自然環境和“天府”沾不上邊。忽必烈攻進北京就命名了許多“海”，北海、西海、中南海、什刹海——這是因為生於草原的他從沒見過海，一窪水麵也就是天下美景了，後來他打到杭州打到福建應該有點後悔。
但是我愛北京，從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愛小時候“前門”附近出售的陶罐裝正宗酸奶和現在永定門附近的“滿朋軒”羊褐子。
冬天，走在來不及掃淨的雪地上，聽腳下“吱吱”歡唱，昨夜的一場宿醉還有點上頭，夏利出租車的收音機裏傳來陳升清唱的《北京一夜》——“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許多情……
北京，幸福隻在區間1994－1997
[根據回憶，北京國安幸福生活是這樣開始的：最早想買北京隊的居然還有中遠集團，就是現在的那個“中遠”。中遠、中建、國安三家國營大集團要和北京隊聯姻……]
北京國安俱樂部直到掛牌那天還沒有製作出屬於自己的隊歌，有人唱起了《京都球俠》的曲子，就招來此罵：“那些個人最後可都是被老佛爺拉出去‘哢喳’掉的，你這嘴怎麽這麽欠。”
事實上北京國安創造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曆史，像薑文《陽光燦爛的日子》，也像《貧民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很多年以後，患了結腸的老金在協和醫院的病榻之上還長嗟短歎：“那球，踢得夠味！”這也是老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一個簡單的事實：北京國安的幸福生活隻在於1994-1997這個區間，越往後，越加亂七八糟，像一場關於戀愛的考古。
根據回憶，北京國安幸福生活是這樣開始的：最早想買北京隊的居然還有中遠集團，就是現在的那個“中遠”。中遠、中建、國安三家國營大集團要和北京隊聯姻，但市裏邊說“球隊產權不能全部搬光”，但正是中遠要球隊產權，所以出錢最多的是它，生意最後沒成。
曆史不能翻看，翻看就會覺得趣味盎然，這個細節沒有我問過徐澤憲，但國安注意將成為北京足球的夥伴，因為這家公司太符合北京這座城市的性格了，“大公司、小政府”是中信國安最正確的定位，李士林答應了市裏邊所有的要求，他不懂球，但愛球。
像是天意注定由國安來走完甲a10年，當時的合同價才140萬人民幣。商量隊服顏色那天，老金看著先農壇的青坪說：“綠色”，就綠色了，沒人想到這個綠色會給這個缺乏植被的城市帶來無限生機。
1994年北京國安才打了甲a第8名，但它2比1贏了ac米蘭，而且是清一色國產球員的情況下贏的，“中國人的事中國人來幹”，國安的人永遠那麽牛逼，贏球那天，有電台點播出了《京都球俠》主題曲，但其實這兩件事根本不靠譜。
[老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活得這麽老實，年底他被請到浙江大學做報告，就是後來金庸經常去做報告的那所大學。他揮舞著手對學子們說：你們是21世紀的棟梁，把腰挺直，中國人不怕外國人……]
冬天的一場大雪後，北京國安的運勢開始爆發，與此同時爆發的還有北京球迷發明的“牛逼”。1995年春天，李士林大聲說：“今年，哥兒要是給我打進前三，我就買房子獎給你們”，下麵人頭攢動。那個年代房子是最大家的一筆財富，意味著生活可以因“二居”、“三居”而穩定安康。散會時，謝峰和曹限東探討起了裝修的風格，“一定要櫸木，而且是紅櫸。”
真正的國安隊員和國安球迷沒覺著“牛逼”這個喊聲有什麽不好，在那個奮發向上的年代，沒有人會把它與畜類生殖器官扯在一起，它反而是一個聲頻記錄，悶聲悶氣地像低音重炮裏發出的美好記憶。
你馬上去問老金關於1995年，老金還會說：“國安年、申花運”，意思是北京國安創造了1995年，隻不過運氣在申花。老金不算誇張，北京國安隊那年就像一個激情四射的京城帥小夥，讓人著迷。
那一年發生了好多事。
最後一場比賽2比1勝宏遠，全場人都在先農壇球場燃起了打火機，瑩光閃閃的，不時響起一次性打火機燃燒過度而炸碎塑料機殼的聲音；球場外老字號的“南門涮羊肉店”徹夜未眠，警察調解了二起小糾紛，說：“再鬧，再鬧明年不讓你們看球。”
第二天一早發生了一件事，胡建華、郭維維、謝少軍、呂軍頭一個來到隊中，齊刷刷向全隊鞠了一個躬，因為他們每人分得一套房子，無比感動的樣子。因為原本分房子的隻是曹限東、高峰、謝峰、符賓，老金連夜給老板李士林籲請，“一定要再獎勵那四個老的。”
一共8套房子，按照國營單位“福利分房”的辦法分紅。
老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活得這麽老實，年底他被請到浙江大學做報告，就是後來金庸經常去做報告的那所大學。他揮舞著手對學子們說：“你們是21世紀的棟梁，把腰挺直，中國人不怕外國人。我們做的還很差就得到你們這麽熱情隆重的支持，我們很不安，等我們屹立於世界先進足球之林時，再祝賀我們吧！”揮手之間，他老人家沒想到中國足球屹立於世界先進足球之林的日子還太遙遠。
國安的綠球衣賣火了，40元一套還要排隊，正版的國安下屬的小公司“國安新航線”製作，在西單銷售的盜版球衣則滿地開花，二者交相輝映。
王軍在俱樂部會議上駁斥了“保6爭3”的提法：“要爭就爭第一”，李士林、老金、楊祖武、胡建平頻頻點頭。“國安永遠爭第一”如此出台。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報紙捅出來的，伍紹祖就打電話給王俊生，王俊生再打電話給金誌揚，金誌揚再打電話給高峰……]
1995年年底，高峰和那英認識了地點是在北京市工會，一個晚會上。有很多“八卦”版本描述這次相會，但隻有一個最接近真實：隊友簇擁著高峰起哄，但最後是那英走過來向國安英雄高峰表示祝賀，高峰有些靦腆，還是說了一句“我們都喜歡聽你的歌”。那麽一點點像辣妹與小貝的第一次見麵。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報紙捅出來的，然後全國各地轉載、加工。不久，工體的鐵門上就寫出了“那英、xx”、“高峰，xxx”等字樣；不久，伍紹祖就打電話給王俊生，王俊生再打電話給金誌揚，金誌揚再打電話給高峰，“這樣怎麽行呢？我們不管不行啦。”
高峰的出沒越來越神秘，傳聞還夾雜著曹限東和孫悅。
不過，2比1勝阿森納，0比0平ac米蘭，甲a第三以及足協杯冠軍是國安這一年的驕傲。格雷米奧隊因點球輸了，斯科拉裏發出一句魔咒：“中國隊進世界杯，沒戲”，國安全隊都撇撇嘴。
那時國安隊常常進球，進球後常常喜歡繞場狂奔，王俊擔心：像這樣下去，南方這廝會一口氣衝到東三環處去。
[張路在回答“國安新目標”時，大義凜然地說：“我們有決心——‘5年內一定爭中超冠軍’！”立馬有人反駁：人家上海都說明年一定拿冠軍……]
高峰、謝暉、曹限東紛紛走了，三杆洋槍來了。9比1是1997年7月20日發生的，老金驕傲地說：“這個比分前無古人，我估計後也無來者了。”但在開場前他心裏沒底，專門問過黃健翔，“你看我們隊那幾個外援怎麽樣？”黃健翔查閱資料後，說：“確定不是水貨，岡波斯還是正牌國腳。”
走了的人回來都往死裏幹國安，每個走了的人回來都進球成為一個“叛逆規律”；後來老金帶著天津隊擊敗國安隊，讓喬裏奇立馬下課。有人把這規律說給李士林，後者大怒：“走了的，就都別回來。”
祥福到國安很辛苦，還得了蛇纏腰，但他1998年獲得第6，1999年奪得第3。他是國安甲a10年最後一個承繼者。
李士林總喜歡鬧“退出”，以2000年那次最盛，事情由王濤肘擊延邊隊員被張業端紅牌罰下而引起，李老板不幹了，不僅發傳真給中國足協“最後通牒”，而且在國安俱樂部開新聞發布會說：“足協不處理張業端，我們就退出”，有人問：“那我們參加什麽比賽呢？”李士林說：“我想好了，我們把全隊拉到國外打商業巡回賽”，眾皆嘩然。因為沒有人可以邀請一支中國甲a隊打商業巡回賽。
李士林才不管，他生著悶氣回到了香河老家，那裏有國安的一塊基地，對麵是國安提供給中國足協的一塊正在興建的地皮。據說當地有官員馬上趕來安慰他，還問：“對麵那塊地，咱把它收回來嗎？”
事情並不是賭氣這麽簡單。國安還得參加比賽，地皮還歸中國足協使用，王軍宣布：李士林退位，李博倫頂替。
國安漸漸沒有了往日的生動。高峰、謝暉、曹限東、高德波帶走了亮點，老金帶走了精、氣、神。魏克興雖然敬守職責，但怎麽看都像一個過客，雖然他用右手抽出一張撲克為國安爭了第3名。
冬天，工體的草坪被第一次刷上油漆。
卡洛斯更是一個過客，他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方式來到一個錯誤的隊。這個“巴西農民”在離開這座巨大城市之夜，麵對批評，隻是連說了三個“是的”、“是的”、“是的”。
在北京的彼德比在上海之彼德更有影響力。他喜歡在生活中“耍”，但在球隊工作中不“耍”，關於他的女朋友們的緋聞與他對國安新人使用的新聞同等重要，2002年他得了第3，也許應該是第2。這個保守的俱樂部與這個開放的老外之間必然要展開一些鬥爭。鬥爭結束時，彼德離開了。
楊祖武接手的是國安的第4個險段。第一個階段是老金和高峰他們的，激動人心；第二個階段是祥福、克興的，盡心支撐；第3個階段是彼德、卡洛斯的，起伏不定，是不是把“國安永遠爭第一”改為“國安5年爭第一”呀？楊祖武之第4階段很短但很重要。
故事的最後是：張路在回答“國安新目標”時，大義凜然地說：“我們不會像外界傳聞的那樣舍不得花錢，我們有決心——‘5年內一定爭中超冠軍’！”立馬有人反駁：“人家上海都說明年一定拿冠軍”。
城市英雄：三個北京爺兒們
[李士林]
把李士林當作北京的城市英雄要冒風險，因為他口碑不好，但這個世界上口碑不好的人並不見得就不是英雄。至少是李士林在1993年的一次談判後把北京隊扛在肩頭，而且與它同喜同悲。
前兩年他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的性格烙印在國安隊身上，現在他隱退了，在幕後說話沒有那麽方便，他甚至忌諱說“幕後”這二字。但國安賓館、國安俱樂部樓道裏每一天都在散發著他的氣息。
這是個喜劇也是悲劇，對李士林本人的無限敬仰是這家俱樂部維係至今的定因，同時，沒有人敢對他說“不”字也成為這個象征的情因。李士林有一天感慨萬千：“真不是我的事兒呀，不是我不想出錢，而是下邊辦事兒的人告訴我就這麽著行呀！”
導致這種局麵產生的根源在於李士林不懂足球。
那天輸給老金帶領的天津隊讓李士林很沒有麵子，他衝進休息室對全隊說：“明兒拉到香河基地去練，給我狠狠地練，專練各種角度的射門，90度的射門，180度的射門！教練、隊員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這90度射門不就出邊界了嗎？這180度射門不就踢進咱自家門裏了嗎？”但不敢笑。
那天0比1輸給廈門，他又衝進休息室：“那個‘驢蹬腿’似的是怎麽搞的？還想不想幹，我看這個隊員就半年之內別上場了，俱樂部老總也扣發半年獎金。”雖然兵源緊缺，但楊祖武、張路麵麵相覷不敢勸。
那天王濤因肘擊延邊隊員被紅牌罰下，李士林不僅鬧“退出”而且召集北京記者一起來看比賽錄像。他認為王濤根本沒犯規，所以就要對薄公堂：“張路，你常在中央電視台講球，今天就在這兒給記者講講這個裁判誤判在哪兒。”其實張路也認為這應是張紅牌，但礙於老板的麵子，就隻能絞盡腦汁找出一套說詞證明裁判的“錯判”，情狀極尷尬。
不懂球，但愛球。公正評價李士林對北京國安的付出有助於了解這支球隊曆史。據說，在文革時期保過王軍他才坐上這個位置，據說他退伍之後還在朝外開過公司，但經他手裏為這支球隊開出的支票絕對是甲a老板裏最多的，要求一個前退伍軍人，一個北京糙爺門精於足球業務是痛苦的，他有他的問題，但當年是他向王軍力薦要搞足球的。
李士林說：“國安還要出錢搞足球”，並聲明：“絕不說大話，使大錢。”我們拭目以待。
[金誌揚]
如果金誌揚沒在國安，就沒有國安了，正是這份功勞讓他最後以“居功自傲”離開國安，很合理的邏輯。那天李士林進入休息室，老金正光著膀子給隊員們講戰術，有人提醒：“老板來了”，但老金仍然不管不顧，因為這塊陣地的主角是主教練而非老板，仍然光著膀子。
雖然從“小、快、靈”到“快、搶、前”有點繞口；雖然有人說老金正好趕上了一個人的好時候，我們還是懷念老金頭在休息室裏蕩氣回腸的“精、氣、神”。
老金最後負氣離開了國安，再也回不去。但他熱愛北京足球，有一年在上海輸了球，他在公車上聽到兩個上海人數落北京隊的不是，火了，當時就幹起架來了，“1995年給我兩個外援，冠軍就是我的”，情願相信這句話是真的。現在老金躺在病榻上，想想可能永遠不會實現，這無所謂，他就像皇城根下一塊青磚，很堅定地矗在那兒。
[高峰]
原來高峰用的是腳，現在用的是手了。年輕時他琢磨著如何把球打進30米開外的球門，現在琢磨的是如何把高爾夫打進80杆。
當年的高峰比現在帥，因為他有事業，現在他煩了足球，人沒了精氣神後就顯得不那麽帥了。
這是高峰選擇的生活方式和終結方式，這個當年坐火車從沈陽來到北京的東北青年可能明年和那英正式成婚。生活開始完全走入正軌，也許不。
以後的事情對高峰並不那麽重要，因為他已經擁有一個風花雪月的昨天，像英雄一樣。
那年毛主席帶大軍打到北平城下，有高人進言：“緩進城”，為什麽？因為這座城市實在太大，千年帝王之都上空蘊繞著一股揮之不去的博大精神之氣，哪怕主席這樣的偉人也得緩進——為了新中國能夠長治久安，所以毛主席才在西柏坡盤桓數月，擇日進城宣布了那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否則建國還要早”，老人們說。
北京有多大，東西長160公裏，南北長176公裏，當年祥子拉著偷來的駱駝從南城外繞到北城外進東便門，足足走了半個月；現在在北京混的人，就是那幫“北漂”，東城住了半年還沒有跨過西直門半步。
走在這座城市裏，會從身體和心靈上迷路。
每一天，這座城市都有20000名來自各地的藝人削尖腦袋找路子；每一天，這座城市都有五湖四海的鄉鎮企業家揣著支票想做大做發；每一天，這座城市都有成千上萬顆理想被粉碎得如沙塵暴的粉末然後重新勇敢聚集，再被無情粉碎。
一座亂七八糟的超巨大的城市，可愛且可恨，像昨晚剛飽吃一頓涮羊肉的胃口，它可以包容一切，可以消化一切，有的就留在身體裏成為某一部分，有的則是從下邊不露聲色地排瀉出去。
最前衛的想法在廣州，最炫麗的玩法在上海，我們不認為北京是頭腦，是心髒。它其實是胃，它不排外，可也別指望它怎麽熱情地待見你。
北京是很牛逼，不管不顧別人想法的牛逼。大街上隨便一小孩就可以對你大講“沙塵暴的憂患和治理”，一個沒牙的老太太就可以高屋建瓴地分析國家大政方針。京片子嘎巴嘎巴的，也不暈鏡頭。哪怕吃的隻是炸醬麵，也要管國家大事。
後來拍了一個《決戰紫禁之巔》，劉偉強（該片導演）一定沒去過北京，至少沒進過紫禁城，把個布景弄得金壁輝煌，衣著光鮮的。其實真正的皇宮就是大，並不精致，皇上就是高高再上，但並不是小帥哥——崇禎皇帝拿著寶劍追砍自己的女兒，“願汝生生世世勿在帝王家”，苦啊。
真正的北京人已經不去“三裏屯”了，北街是農民去的，南街是外地人去的。真正的北京人現在去“後海”，也就是朱自清在我們小學課本裏寫過的“什刹海”，真正的北京人看不起上海的“新天地”，“那哪兒是泡吧，就是一新型的音樂茶座”。眼神斜斜地說。
“後海”酒吧全是老房子，“老白的家”、“蓮花”、“可汗督吧”……那裏的一隻門把手都有上百年曆史，一隻烤紅的鐵爐子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間，你可以把從西山上砍下的柴禾送進去讓熊熊火苗打在臉上，也可以與小廝談盡天下事，但從不賒賬，晚上看什刹海的湖麵變變結冰，早上聽冰麵“嘩嘩”的融化。
生活於是生動起來。
這是北京人認為的品味，是“ssic”，不是很新的“新天地”能夠比的，“大”和“老”，是解讀這座城市的密碼。
遺憾的是，這麽大這麽老的城市，在足球方麵卻找不到太多的根基，無論大連還是上海都在100年前開始踢球，但北京——我們中能從謝洪的《京都球俠》裏尋找傳說中的香火。直到主席從西柏坡走進這座城市，把“北平”改回為“北京”，王俊生、史萬春、徐福生等才開始踢球。
“幽圳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是成天府之國”、這段古文有點不靠譜，這是因為它的自然環境和“天府”沾不上邊。忽必烈攻進北京就命名了許多“海”，北海、西海、中南海、什刹海——這是因為生於草原的他從沒見過海，一窪水麵也就是天下美景了，後來他打到杭州打到福建應該有點後悔。
但是我愛北京，從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愛小時候“前門”附近出售的陶罐裝正宗酸奶和現在永定門附近的“滿朋軒”羊褐子。
冬天，走在來不及掃淨的雪地上，聽腳下“吱吱”歡唱，昨夜的一場宿醉還有點上頭，夏利出租車的收音機裏傳來陳升清唱的《北京一夜》——“onenightinbeijing，我留下許多情……
北京，幸福隻在區間1994－1997
[根據回憶，北京國安幸福生活是這樣開始的：最早想買北京隊的居然還有中遠集團，就是現在的那個“中遠”。中遠、中建、國安三家國營大集團要和北京隊聯姻……]
北京國安俱樂部直到掛牌那天還沒有製作出屬於自己的隊歌，有人唱起了《京都球俠》的曲子，就招來此罵：“那些個人最後可都是被老佛爺拉出去‘哢喳’掉的，你這嘴怎麽這麽欠。”
事實上北京國安創造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曆史，像薑文《陽光燦爛的日子》，也像《貧民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很多年以後，患了結腸的老金在協和醫院的病榻之上還長嗟短歎：“那球，踢得夠味！”這也是老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一個簡單的事實：北京國安的幸福生活隻在於1994-1997這個區間，越往後，越加亂七八糟，像一場關於戀愛的考古。
根據回憶，北京國安幸福生活是這樣開始的：最早想買北京隊的居然還有中遠集團，就是現在的那個“中遠”。中遠、中建、國安三家國營大集團要和北京隊聯姻，但市裏邊說“球隊產權不能全部搬光”，但正是中遠要球隊產權，所以出錢最多的是它，生意最後沒成。
曆史不能翻看，翻看就會覺得趣味盎然，這個細節沒有我問過徐澤憲，但國安注意將成為北京足球的夥伴，因為這家公司太符合北京這座城市的性格了，“大公司、小政府”是中信國安最正確的定位，李士林答應了市裏邊所有的要求，他不懂球，但愛球。
像是天意注定由國安來走完甲a10年，當時的合同價才140萬人民幣。商量隊服顏色那天，老金看著先農壇的青坪說：“綠色”，就綠色了，沒人想到這個綠色會給這個缺乏植被的城市帶來無限生機。
1994年北京國安才打了甲a第8名，但它2比1贏了ac米蘭，而且是清一色國產球員的情況下贏的，“中國人的事中國人來幹”，國安的人永遠那麽牛逼，贏球那天，有電台點播出了《京都球俠》主題曲，但其實這兩件事根本不靠譜。
[老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活得這麽老實，年底他被請到浙江大學做報告，就是後來金庸經常去做報告的那所大學。他揮舞著手對學子們說：你們是21世紀的棟梁，把腰挺直，中國人不怕外國人……]
冬天的一場大雪後，北京國安的運勢開始爆發，與此同時爆發的還有北京球迷發明的“牛逼”。1995年春天，李士林大聲說：“今年，哥兒要是給我打進前三，我就買房子獎給你們”，下麵人頭攢動。那個年代房子是最大家的一筆財富，意味著生活可以因“二居”、“三居”而穩定安康。散會時，謝峰和曹限東探討起了裝修的風格，“一定要櫸木，而且是紅櫸。”
真正的國安隊員和國安球迷沒覺著“牛逼”這個喊聲有什麽不好，在那個奮發向上的年代，沒有人會把它與畜類生殖器官扯在一起，它反而是一個聲頻記錄，悶聲悶氣地像低音重炮裏發出的美好記憶。
你馬上去問老金關於1995年，老金還會說：“國安年、申花運”，意思是北京國安創造了1995年，隻不過運氣在申花。老金不算誇張，北京國安隊那年就像一個激情四射的京城帥小夥，讓人著迷。
那一年發生了好多事。
最後一場比賽2比1勝宏遠，全場人都在先農壇球場燃起了打火機，瑩光閃閃的，不時響起一次性打火機燃燒過度而炸碎塑料機殼的聲音；球場外老字號的“南門涮羊肉店”徹夜未眠，警察調解了二起小糾紛，說：“再鬧，再鬧明年不讓你們看球。”
第二天一早發生了一件事，胡建華、郭維維、謝少軍、呂軍頭一個來到隊中，齊刷刷向全隊鞠了一個躬，因為他們每人分得一套房子，無比感動的樣子。因為原本分房子的隻是曹限東、高峰、謝峰、符賓，老金連夜給老板李士林籲請，“一定要再獎勵那四個老的。”
一共8套房子，按照國營單位“福利分房”的辦法分紅。
老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活得這麽老實，年底他被請到浙江大學做報告，就是後來金庸經常去做報告的那所大學。他揮舞著手對學子們說：“你們是21世紀的棟梁，把腰挺直，中國人不怕外國人。我們做的還很差就得到你們這麽熱情隆重的支持，我們很不安，等我們屹立於世界先進足球之林時，再祝賀我們吧！”揮手之間，他老人家沒想到中國足球屹立於世界先進足球之林的日子還太遙遠。
國安的綠球衣賣火了，40元一套還要排隊，正版的國安下屬的小公司“國安新航線”製作，在西單銷售的盜版球衣則滿地開花，二者交相輝映。
王軍在俱樂部會議上駁斥了“保6爭3”的提法：“要爭就爭第一”，李士林、老金、楊祖武、胡建平頻頻點頭。“國安永遠爭第一”如此出台。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報紙捅出來的，伍紹祖就打電話給王俊生，王俊生再打電話給金誌揚，金誌揚再打電話給高峰……]
1995年年底，高峰和那英認識了地點是在北京市工會，一個晚會上。有很多“八卦”版本描述這次相會，但隻有一個最接近真實：隊友簇擁著高峰起哄，但最後是那英走過來向國安英雄高峰表示祝賀，高峰有些靦腆，還是說了一句“我們都喜歡聽你的歌”。那麽一點點像辣妹與小貝的第一次見麵。
1996年，高峰和那英的事情最先是由香港的報紙捅出來的，然後全國各地轉載、加工。不久，工體的鐵門上就寫出了“那英、xx”、“高峰，xxx”等字樣；不久，伍紹祖就打電話給王俊生，王俊生再打電話給金誌揚，金誌揚再打電話給高峰，“這樣怎麽行呢？我們不管不行啦。”
高峰的出沒越來越神秘，傳聞還夾雜著曹限東和孫悅。
不過，2比1勝阿森納，0比0平ac米蘭，甲a第三以及足協杯冠軍是國安這一年的驕傲。格雷米奧隊因點球輸了，斯科拉裏發出一句魔咒：“中國隊進世界杯，沒戲”，國安全隊都撇撇嘴。
那時國安隊常常進球，進球後常常喜歡繞場狂奔，王俊擔心：像這樣下去，南方這廝會一口氣衝到東三環處去。
[張路在回答“國安新目標”時，大義凜然地說：“我們有決心——‘5年內一定爭中超冠軍’！”立馬有人反駁：人家上海都說明年一定拿冠軍……]
高峰、謝暉、曹限東紛紛走了，三杆洋槍來了。9比1是1997年7月20日發生的，老金驕傲地說：“這個比分前無古人，我估計後也無來者了。”但在開場前他心裏沒底，專門問過黃健翔，“你看我們隊那幾個外援怎麽樣？”黃健翔查閱資料後，說：“確定不是水貨，岡波斯還是正牌國腳。”
走了的人回來都往死裏幹國安，每個走了的人回來都進球成為一個“叛逆規律”；後來老金帶著天津隊擊敗國安隊，讓喬裏奇立馬下課。有人把這規律說給李士林，後者大怒：“走了的，就都別回來。”
祥福到國安很辛苦，還得了蛇纏腰，但他1998年獲得第6，1999年奪得第3。他是國安甲a10年最後一個承繼者。
李士林總喜歡鬧“退出”，以2000年那次最盛，事情由王濤肘擊延邊隊員被張業端紅牌罰下而引起，李老板不幹了，不僅發傳真給中國足協“最後通牒”，而且在國安俱樂部開新聞發布會說：“足協不處理張業端，我們就退出”，有人問：“那我們參加什麽比賽呢？”李士林說：“我想好了，我們把全隊拉到國外打商業巡回賽”，眾皆嘩然。因為沒有人可以邀請一支中國甲a隊打商業巡回賽。
李士林才不管，他生著悶氣回到了香河老家，那裏有國安的一塊基地，對麵是國安提供給中國足協的一塊正在興建的地皮。據說當地有官員馬上趕來安慰他，還問：“對麵那塊地，咱把它收回來嗎？”
事情並不是賭氣這麽簡單。國安還得參加比賽，地皮還歸中國足協使用，王軍宣布：李士林退位，李博倫頂替。
國安漸漸沒有了往日的生動。高峰、謝暉、曹限東、高德波帶走了亮點，老金帶走了精、氣、神。魏克興雖然敬守職責，但怎麽看都像一個過客，雖然他用右手抽出一張撲克為國安爭了第3名。
冬天，工體的草坪被第一次刷上油漆。
卡洛斯更是一個過客，他在錯誤的時間以錯誤的方式來到一個錯誤的隊。這個“巴西農民”在離開這座巨大城市之夜，麵對批評，隻是連說了三個“是的”、“是的”、“是的”。
在北京的彼德比在上海之彼德更有影響力。他喜歡在生活中“耍”，但在球隊工作中不“耍”，關於他的女朋友們的緋聞與他對國安新人使用的新聞同等重要，2002年他得了第3，也許應該是第2。這個保守的俱樂部與這個開放的老外之間必然要展開一些鬥爭。鬥爭結束時，彼德離開了。
楊祖武接手的是國安的第4個險段。第一個階段是老金和高峰他們的，激動人心；第二個階段是祥福、克興的，盡心支撐；第3個階段是彼德、卡洛斯的，起伏不定，是不是把“國安永遠爭第一”改為“國安5年爭第一”呀？楊祖武之第4階段很短但很重要。
故事的最後是：張路在回答“國安新目標”時，大義凜然地說：“我們不會像外界傳聞的那樣舍不得花錢，我們有決心——‘5年內一定爭中超冠軍’！”立馬有人反駁：“人家上海都說明年一定拿冠軍”。
城市英雄：三個北京爺兒們
[李士林]
把李士林當作北京的城市英雄要冒風險，因為他口碑不好，但這個世界上口碑不好的人並不見得就不是英雄。至少是李士林在1993年的一次談判後把北京隊扛在肩頭，而且與它同喜同悲。
前兩年他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的性格烙印在國安隊身上，現在他隱退了，在幕後說話沒有那麽方便，他甚至忌諱說“幕後”這二字。但國安賓館、國安俱樂部樓道裏每一天都在散發著他的氣息。
這是個喜劇也是悲劇，對李士林本人的無限敬仰是這家俱樂部維係至今的定因，同時，沒有人敢對他說“不”字也成為這個象征的情因。李士林有一天感慨萬千：“真不是我的事兒呀，不是我不想出錢，而是下邊辦事兒的人告訴我就這麽著行呀！”
導致這種局麵產生的根源在於李士林不懂足球。
那天輸給老金帶領的天津隊讓李士林很沒有麵子，他衝進休息室對全隊說：“明兒拉到香河基地去練，給我狠狠地練，專練各種角度的射門，90度的射門，180度的射門！教練、隊員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這90度射門不就出邊界了嗎？這180度射門不就踢進咱自家門裏了嗎？”但不敢笑。
那天0比1輸給廈門，他又衝進休息室：“那個‘驢蹬腿’似的是怎麽搞的？還想不想幹，我看這個隊員就半年之內別上場了，俱樂部老總也扣發半年獎金。”雖然兵源緊缺，但楊祖武、張路麵麵相覷不敢勸。
那天王濤因肘擊延邊隊員被紅牌罰下，李士林不僅鬧“退出”而且召集北京記者一起來看比賽錄像。他認為王濤根本沒犯規，所以就要對薄公堂：“張路，你常在中央電視台講球，今天就在這兒給記者講講這個裁判誤判在哪兒。”其實張路也認為這應是張紅牌，但礙於老板的麵子，就隻能絞盡腦汁找出一套說詞證明裁判的“錯判”，情狀極尷尬。
不懂球，但愛球。公正評價李士林對北京國安的付出有助於了解這支球隊曆史。據說，在文革時期保過王軍他才坐上這個位置，據說他退伍之後還在朝外開過公司，但經他手裏為這支球隊開出的支票絕對是甲a老板裏最多的，要求一個前退伍軍人，一個北京糙爺門精於足球業務是痛苦的，他有他的問題，但當年是他向王軍力薦要搞足球的。
李士林說：“國安還要出錢搞足球”，並聲明：“絕不說大話，使大錢。”我們拭目以待。
[金誌揚]
如果金誌揚沒在國安，就沒有國安了，正是這份功勞讓他最後以“居功自傲”離開國安，很合理的邏輯。那天李士林進入休息室，老金正光著膀子給隊員們講戰術，有人提醒：“老板來了”，但老金仍然不管不顧，因為這塊陣地的主角是主教練而非老板，仍然光著膀子。
雖然從“小、快、靈”到“快、搶、前”有點繞口；雖然有人說老金正好趕上了一個人的好時候，我們還是懷念老金頭在休息室裏蕩氣回腸的“精、氣、神”。
老金最後負氣離開了國安，再也回不去。但他熱愛北京足球，有一年在上海輸了球，他在公車上聽到兩個上海人數落北京隊的不是，火了，當時就幹起架來了，“1995年給我兩個外援，冠軍就是我的”，情願相信這句話是真的。現在老金躺在病榻上，想想可能永遠不會實現，這無所謂，他就像皇城根下一塊青磚，很堅定地矗在那兒。
[高峰]
原來高峰用的是腳，現在用的是手了。年輕時他琢磨著如何把球打進30米開外的球門，現在琢磨的是如何把高爾夫打進80杆。
當年的高峰比現在帥，因為他有事業，現在他煩了足球，人沒了精氣神後就顯得不那麽帥了。
這是高峰選擇的生活方式和終結方式，這個當年坐火車從沈陽來到北京的東北青年可能明年和那英正式成婚。生活開始完全走入正軌，也許不。
以後的事情對高峰並不那麽重要，因為他已經擁有一個風花雪月的昨天，像英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