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時可以不忙，去休息娛樂。周恩來太忙，而且沒自由；不想忙時也常常被具體事務纏身而脫不開。我跟隨總理幾十年，他隻是在1951年去大連養病，休息了幾十天，就這麽一次休息。
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周恩來當然需要休息娛樂。我的感覺，他對休息娛樂采取的是積極有效、“公私兼顧”、目的明確的態度。
概括起來講，總理的休息娛樂，主要有三種方式和內容：朋友聚會、文娛活動、體育鍛煉。
朋友聚會被周恩來稱作是“最好的休息”。
進城後，我見總理不休星期天，曾勸他：“總理，星期天你盡量少安排一些活動，多休息休息……”
周恩來噓我一聲，眯著眼搖搖頭，用這個孩子氣的動作表示。我講的不通，沒道理。
然後才睜開眼望著我說：
“你們對我還不完全了解。什麽叫休息？我和文學藝術界朋友談談心，吃頓飯，與民主黨派的人士喝酒飲茶聊天，這對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總理講的也有道理，這種休息往往比看一台節目還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幾十年難忘的美好印象。
記得1946年在上海，國共談判已經無望，周恩來為爭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們都勸他休息一下。
我說：“該做的我們都做了，該想的也都想盡了，現在急也沒用，索性休息一下靜觀形勢變化。”
周恩來搖搖頭又點點頭：“該做的都做了，還不能這麽講。永遠有該做的事情，沒有都做完的時候。不過，急也沒用，講得有道理。我們去串串門，休息享受一下。”
於是，周思來和鄧大姐帶我去了上海靜安寺路廖夢醒的家裏。
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間住房也就幾平米，肯定不過10平米，卻又設施齊備。臥室、廚房、衛生間應有盡有；衛生間可以洗漱也有廁所馬桶，給人“家”或是叫“窩”的感覺極濃。
周恩來到了這裏很隨便，確實象到家了一樣，洗手擦臉，該坐就自己坐，該幫就幫一把女主人，隻有我像個客人需要別人關照。
廖夢醒叫周恩來阿哥，叫得親切、自然、隨便。她的女兒叫李梅，文靜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裏出來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響。
廖夢醒請我們吃陽澄湖的螃蟹，鮮美極了。說實話，過去我從沒享受過這樣精美的食物。不過，也有不適應的地方，就是上什麽飯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張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過過癮。到了這樣的小窩兒，麵對小碗小碟，特別是見到周恩來、廖夢醒細嚼慢咽的文明樣子，我不知不覺也就“文明”起來。過去當兵吃糧，大海碗也不過癮，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飯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現在，我也一點一點朝嘴裏夾食物，慢慢地嚼，細細地。品；這種吃菜吃飯法，在嘴裏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幾乎沒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覺。天哪，這得哪一年才能吃飽？
周恩來平時吃飯比我還快，可是到了這樣的環境，他卻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樣，表現得那麽瀟灑、優雅、自然、適宜。我相信，他過去一定過過這樣的生活。
這種吃飯，最適合聊天了。談形勢，談奮鬥，談前途；政治風雲，戰場風雲，在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裏隆隆地卷過來，蕩過去；有憂愁，有歡樂；有激昂，有憤怒；有熱血，有溫情，轉眼間2個小時過去了。
告辭之後，我隨周恩來離開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館。
“你吃飽了嗎？”周恩來忽然問我。
“嘿嘿，”我難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滿就吃光了。”
“吃光了還可以盛麽。”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頭傳出去，說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飯，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朝上仰去，開心大笑。然後說：“廣東人吃飯是最講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過，我相信你不會再餓。”
我下意識地摸摸肚子，真的，沒有餓的感覺。
“不餓了。”我說，“可是也沒覺飽。”
“什麽叫飽了？不餓就是飽。”周恩來換上一副略帶憂傷的神色，思考著說：“幾千年了，中國的老百姓在饑餓線上掙紮，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頓飽飯，這一頓的標準一定要把肚子撐得圓圓的才叫飽。什麽時候天下百姓再無饑餓，那就不需要吃一頓把肚皮撐得圓圓的了。撐得太多和饑餓過度一樣，都不利於健康。我們的奮鬥，就為了有這一天啊。”
這一頓飯，這一番聊天，給我留下終生不忘的美好記憶，誰能說這不是最好的休息娛樂？
建國後，廖夢醒又曾請過我和我愛人去吃飯。這種親切宜人的氣氛我又享受過幾次。
雖說每次都不敢大張嘴，放開肚皮過癮，但每次都能感覺到一種休息娛樂的舒適安逸。
於是，我又想起總理的話：不餓就是飽。想起總理的期望：願天下人都能過上這樣放鬆的生活，不要餓一年，才撐死飽死在春節那幾天。
進城後，廖夢醒常給“阿哥”周恩來送些吃食。東西不多，有點送點，經常送點，據說廣東人習慣這樣。
宋慶齡也知道總理喜歡吃陽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帶些陽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來北京，帶來了就給我打電話。
若是宋慶齡親自來送螃蟹，那就是周恩來親自接。但大多數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們不托人代送，我們也不托人代收，因為這是入嘴的食品。那時受蘇聯影響。蘇聯對於食品都嚴格要求經化驗之後才能送領導人吃，我們對於食品也有嚴格要求。
總理收到螃蟹，有時同我們工作人員一道吃，有時請陳毅、張茜一道來吃。
周恩來喜歡交友，可以說朋友遍天下；他喜歡與朋友聚會，吃飯、飲酒、品茶、聊天。
黨內幹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陳雲、董必武、陳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的王震、陳鬱(曾任煤炭部部長)、喬冠華、王炳南、章漢夫，以及地方負責人陶鑄、歐陽欽、曹獲秋、潘漢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會來往較多。其中，與陳毅關係更密切些。
比較而言，與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這種朋友聚會更多些。這種聚會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數不清，其中，文藝界人士以郭沫若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張治中、傅作義來往最多，友誼更深些。
周恩來喜歡陳毅的性格，說他剛烈而不失瀟灑，豪俠而不乏文雅。周思來推薦陳毅頂替自己擔任外交部長。陳毅講話常常熱血沸騰，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話按照官方標準來衡量，難免講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來報告，說陳毅講話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麽，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來很欣賞地說：“他比我講得好，大氣勢，很符合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國威軍威。”
“可是有些話走嘴，講得不很恰當，不夠準確……”
“句句準確，句句恰當，就不會有這樣的大氣勢，也不會這麽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來加重語氣說：“要看整體效果。他講的很好，比我有氣勢，比我講的效果好。”
周恩來不但肯定、支持陳毅，還約請陳毅一道出去遊玩，一道吃飯。這對陳毅是極大的支持。
那天，陳毅興致極好，嗓門大、笑聲高。周恩來見朋友高興，自己更高興。
“陳老總，你興致來了。”周思來高聲提議：“你能不能來首詩啊？”
“總理來，總理來。”陳毅忙不迭謙讓總理。
“我不行，”周恩來搖頭，“我對詩沒什麽研究。”
“總理是一定要叫我出醜喲……”陳毅作出一副被迫無奈，勉為其難的可憐樣兒，其實他心裏早就鼓湧起詩情，想找機會“發泄發泄”了。總理再了解他不過，所以根本不再多說，該走就往前走，該看就往前看。果然，沒多大工夫，陳毅在他旁邊放開了嗓門，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於音樂色彩的聲調，抑揚頓挫地誦起一篇新作。這種新作，即席即興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會博得總理喝彩或誇讚，個別地方也有所提議指正。陳毅回家後肯定會對這種即興之作再來番“細琢磨”，“精加工”，然後寫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葉劍英等詩友看。
公開發表的陳毅詩選有不少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出來的。
總理喜歡陳毅，陳毅也了解總理，並且知道總理喜歡自己。別人不敢跟總理講的話，不便提的要求，就來找陳毅，請陳毅出麵幫忙。
比如我遇到幾次，賀龍元帥想請總理去看看他的體育健兒，不好張口，就去找陳毅。
“主席和總理不是剛去看過的嗎？”陳毅問。
賀龍與陳毅關係深，根本不作解釋，兩個手指捏著陳毅的衣袖，扯一下說一句：
“幫幫，幫幫。晚上見。”
賀龍丟下陳毅就走，不給陳毅叫難的機會。陳毅也了解賀龍。戰爭年代，賀龍是有名的愛兵如子，當了體委主任，隻要他的“兵”想見見毛主席、周總理，他一定想方設法滿足這些“兵”的願望。自己不好出麵請時，就讓陳老總出麵。在我印象中，隻要陳毅出麵去求請周恩來，周思來沒有不答應的。
我們也都喜歡陳老總，因為他常能幫助我們做工作。比如陳毅愛看川戲，愛聽音樂，常來拉總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陳毅的嘴巴又會講，常搞得總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這就達到了我們做多少工作也達不到的目的。
我們尤其喜歡陳毅的是，他來了常常不談工作，專挑輕鬆愉快的話題聊，常聊得總理輕鬆愉快，甚至開心大笑。所以，我們都支持總理和陳毅聚會聊天。總理常到陳毅家作客，陳毅也常找總理來小酌閑聊。
每次這樣的聚會聊天之後，總理都像剛度假回來一樣顯得精神煥發。
有人說，朋友聚會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則很累。
總理則不然。隻要是同誌、同事、朋友，盡管千人千性，脾氣作風各不相同，他都談得來，都願意盡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國家主席劉少奇是位勤奮嚴肅、組織紀律性極強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溫和寬厚，慢條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懷威風嚴厲又血性十足；陳老總熱烈坦率，經常發個牢騷提點意見；黃克誠不修邊幅卻又隻唯實，不唯上；陳賡、劉亞樓驍勇善戰又大大咧咧，不拘小節；所有這不同性格、不同風采的人，周恩來都談得來，處得感情深。
有幾次，周恩來迎客時，粲然笑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他那愉悅開心的樣子使我漸漸體會深一些，就是人有社會性，所以這種歡聚當然帶了休息娛樂的性質。然而，真正使我認識更深，還是在同誌、同事、朋友遇到困難、麻煩、甚至危難時，周恩來仍然堅持相見、歡聚，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來的朋友。在重慶地下黨工作時期，他擔任《新華日報》的“老板”，被大家稱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專用詞。好象我們共產黨內隻有這麽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兩字也表現出了他為黨所作出的特殊貢獻。他的夫人朱端綬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來、董必武、熊老板十幾年堅持鬥爭在國民黨統治區，風雨同舟，友情極深。
比如周恩來父親去世，痛哭而發脾氣時，隻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勸說；董必武跟兒子賭氣，發火打兒子時，夫人不敢勸，就請周恩來和熊老板來勸，一勸就靈。30年代末，年代初，他們朋友相聚的機會最多，次數也最多。建國後，忙裏抽閑，也常有聚會之樂。
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大老板”和“資產階級老板娘”。
就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周恩來沒有忘記友情。
那天，周恩來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體力精力都漸漸不支……我們勸他：“總理，該休息休息了。”
連勸幾次，總理停下工作，“昭”一聲，搓搓臉立起身。他沒有繞辦公桌快走，也沒到室外運動，而是朝台曆俯身伸手過去。
“休息休息。”總理一邊說一邊翻著台曆：“熊老板該過生日了……”
他朝日曆盯視片刻，掀起眼簾對我吩咐：“你準備兩瓶茅台，我們去看熊老板。”
東城區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門前，除了大字報大標語的殘痕，真是門可羅雀。那時“抄家”的風潮已過，這裏對紅衛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沒有什麽人對這裏感興趣了。
我們上前輕輕敲門，總理走過來，緊挨院門站好。工夫不大，門被打開，熊老板夫婦一前一後站在門內愣住了，癡癡地望著總理。
“這個時候你怎麽還到我們家裏來呀！”熊老板終於冒出這麽一句，不知是擔心總理的處境還是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怨懣。
“同事加朋友，怎麽能不來？”總理像平時一樣親熱隨便，毫無運動中普遍發生的那種“一覺醒來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進門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來看看你們。
順便給咱們老板過個生日麽！”
“過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沒記錯吧？”總理笑容可掏，“我帶來兩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慶時候的稱呼來叫總理，當年的情誼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現，淚花便在眼眶裏閃爍起來。
一向熱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動地不停搓手：“可我們現在什麽都沒有，吃什麽呀？”
“哎，你不是很會煎荷包蛋麽，在重慶我們也沒什麽東西呀，老板娘。”總理興致勃勃地說：“花生米，花生米總有吧？”
“有有，你就愛吃花生米，還是沒變。”老板娘高興得淚水一個勁往下淌，卻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腳變年輕地往廚房走：“我這就去給你們炒！你們聊，你們先聊……”
總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義無窮地望著他點點頭：“老板，要多保重啊，看遠一些，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熊老板臉上出現了紅暈，用力地點頭，那雙陰鬱的眼睛重新煥發出光彩。
這次朋友相聚，給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帶來了慰藉和歡樂。而總理呢？
坐上車時，輕輕地舒了一口長氣。他來給熊老板過生日，本身就是無言的表態，誰再說熊老板是資產階級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顧忌，因為他們必須把周總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來考慮分量。
總理坐在車上，始終帶著一種靜溫無言的遐想和憶念的神情，並且為自己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而獲得一些平靜。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詩：使別人歡樂的人自己最歡樂，使別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於是，我對總理把朋友聚會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娛樂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歡樂和幸福帶給別人，你自然會得到歡樂和幸福，隻有心性溫和、慈愛、善良的人，才會產生這種感覺和追求。
再進一步想，中國還有句老話是“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隱私，不念人舊惡”。總理就是這樣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國共談判時，周恩來曾由於梁漱溟的“不講信義”，“對不起朋友”而聲淚俱下，痛加斥責。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開頂撞毛澤東時，周恩來又千方百計代為緩頰，保護其過關。
我想起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生。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時，與校長張伯苓關係親密融洽，星期天總要到張校，長家去請教並長談，張伯苓很喜歡他，常留他吃飯，吃天津風味的貼餅子，煮稀飯，熬小魚。張伯苓常對親友同事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可是，這位最好的學生卻參加了共產黨，而張校長卻以社會名流參加了國民黨政府。共產黨被罵作“共匪”時，這位老先生把他當校長時的學生周恩來從“同學錄”中刪除。共產黨坐天下後，他給周恩來寫信，說“正在閉門思過”。周恩來不念人舊惡隻念人舊情，派飛機把張伯苔由重慶接回天津，表示慰問。張伯苓先生去世時，周恩來親自趕往天津吊唁，悼念這位母校的老校長。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愛使人氣和。
心平氣和就是一種休息，就能帶來快樂。
同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會更多些，因為這種聚會不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統戰工作的意思，何況聊天時還可以更具體更有針對性地做工作，解決一些問題。
在中央領導人中，周恩來結交的文藝界朋友最多，舉凡有些名氣或雖然名不見經傳但確有所長或有某種代表性的人物，他幾乎都認識，並且多數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漢、陽翰笙、夏衍、白楊、張瑞芳等等文藝界老戰士，無不與周恩來建立起深厚友誼。
比如張瑞芳，在我記憶裏她的入黨都是周恩來介紹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後不久，周恩來把我叫去，單獨囑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門接一下張瑞芳，要注意安全還要保密，決不能帶尾巴。”
我記得張瑞芳當時是住在陵江門一座國民黨修建的公寓裏。我去之前，首先設法甩掉國民黨特務，確實證明沒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張瑞芳。帶張瑞芳到周恩來那裏，她高興得不得了，我記得是批準她加入中國共產黨了。
周恩來在重慶結交的這批朋友，來往密切，友誼深，彼此很隨便。直到建國後，周恩來當上總理，與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間的感情和關係從沒因為地位的變化而變得疏遠或冷淡。
從我的感受，周思來和鄧大姐老兩口的生活太單調，太寂寞，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兩個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說沒有一點空閑時間也不真實。
逢年過節，老兩口有點空閑時，那種單調寂寞就會顯得突出。總理害怕這種寂寞，寂寞往往會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獨與憂傷。所以；年前節前，隻要估計有點空閑時間，我們必要給總理安排一些活動，不能叫他“閑”。
總理自己也注意不發生“閑”，一得空兒，必要提出名單，請客人到家來聚會，特別是文藝界人士，他們一來，西花廳就熱鬧起來，活躍起來，總理就會忘掉寂寞，快活起來。
有子女的首長們，勞累之後巴不得有兩天清閑，與孩子們共享天倫之樂。沒有子女的首長，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總理。比如彭德懷，在軍營中過慣了硬梆梆、簡單明確的製度式生活，對於總理喜歡與文藝界人士交往，就產生一點看法。說過一句兩句難聽的話。不過，他本來就是厲害人，敢罵娘，敢為民請命，也難免敢翻臉把人鬧個難堪。有些高級領導高級將領因此對他意見大些，周恩來卻從來沒有為個別一句兩句話生出意見或看法，相反，對彭德懷更加喜歡，常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那才是個好同誌呢，有啥是啥，怎麽想就怎麽說，你叫他裝假他都裝不出來。”
周恩來常去彭德懷住所串門看望，同時也繼續與文藝界廣泛結交來往；他不因為彭德懷的難聽話而疏遠彭德懷，更不會因為彭德懷的偏見誤解而斷絕與文藝界的朋友聚會。
周思來是按照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而生活，不是按照別人的議論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為如此，文藝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麽事，發生什麽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來，請周恩來幫助解難。
記得有次接到一個電話，大聲說要找總理。
“總理正忙，請問您是哪位？”
“我是張治中。請你向總理報告一聲，我找他有急事。”張治中的聲音有些異常。
想起當年軍事3人小組的活動，天天一道坐飛機，想起“不要忘了我張治中3次到延安”，我決定報告總理。
此類事，隻要我們報告，總理是不會不馬上接電話的。
“文白兄嗎？”總理聽到報告，馬上接電話：“我是恩來呀。”
“哎呀，總理啊，”張治中剛聽到周恩來的聲音，立刻像個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樣叫起來：“請你轉告郭，要筆下留情啊！”
“怎麽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講麽。”
“我已經給總理寫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個洪波曲，請他筆下留情！我張治中罪該萬死，遺臭千年，也還不敢有計劃有預謀地加害恩來兄。我若是這種人，以後還好見總理嗎？……”
看來張治中是真惱火了，不稱郭老、郭先生，讓轉告“郭”。原因是郭老寫的那部“洪波曲”，裏麵寫到了抗戰開始時長沙那場大火，說這場火是國民黨有計劃有預謀地要燒死周恩來。燒這把火時，張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說有計劃有預謀，這個計劃者、預謀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這位地方政府最高長官。
“文白兄，郭先生決不會是要傷害你，他寫的是小說，文學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曆史評論。不妥之處，我馬上轉告郭先生，設法補救，文白兄這邊也要息怒，互相多諒解……”
周恩來放下電話就又給郭沫若先生打電話。郭沫若先生叫屈說，寫這件事時，腦子裏出現的隻是蔣介石，並沒閃過一點張治中的影兒。何況書已經出來，無法再改，隻能請總理代為緩頰了。
張治中和郭沫若都屬於總理最親近的朋友這一圈裏的人物，無話不好談。總理便去張治中家作客，不送東西，送東西就見外了，就是看望，吃頓飯。
飯後，總理說：“文白兄啊，要說有計劃有預謀燒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來討飯吃。這段曆史還需要多解釋嗎？”
“無須再解釋。”張治中承認。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書，是怕老百姓議論猜測。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書已經出來了，文白兄還是要看其主要內容和思想，個別地方說法不準確不妥當，容他日後再版時修改，你看可好？”
“我並沒叫他焚書。”張治中終於諒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總理到民主人士家裏作客是常有的事。總理自己不過生日，但很樂於為民主人士祝壽作生日。比如給傅作義過生日，我就跟隨總理去過幾次。
那時傅作義住在小醬坊胡同，總理去時，不送壽禮，就是看望、聊天、吃飯，與往日朋友聚會的那種親熱、密切氣氛一樣，隻是多兩句加壽的吉利話而已。
這類朋友交往，總理始終保持了一諾千金。所以，隻要答應去，哪怕臨時發生了再大的事，最後還是要趕去。比如前麵章節裏曾寫到總理答應去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家吃飯，大家等到晚上10點，總理仍然末到，就沒一個人腦子去想總理可能不來了，隻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結果，總理10點多趕到了，原來是被主席叫去了。從毛主席那裏一出來，立刻趕往楊尚奎家。所有人都堅信：“總理隻要說過，就絕不會忘，一定會來。”
總理這一生，答應過的事情忘記了，大概隻有過一次。至少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在議論中，隻扯出這麽一件事。我從1940年跟隨總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應別人以後又忘記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體活動的場合，人很多，總理不停地與人招呼，不停地與人交談，各種信息都朝他這裏匯聚。其中就有傅作義部長，他說：“6月29日是我生日。總理，想請您到我家裏吃頓便飯，不知行不行？”
“62歲生日，對吧？”總理連連點頭，“好，我一定去。”
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義過生日還有兩個星期，到了那一天，總理恰好忙了23個小時，上床服了安眠藥，睡覺了。
傅作義深知周恩來一諾幹金，從認識起，沒出現過失信，所以生日這天作了總理來參加的準備。工作人員提醒說：“當時隻是隨口問一句，這都兩個星期了，總理會不會忘了？”
“不會。”傅作義充滿自信，“打從我認識他，他就沒忘過事，沒失過信。”
幸虧親屬和工作人員不像傅作義與總理接觸多，他們隻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兩個星期，總該再問問。就算對方沒忘記，兩星期前隻能算打招呼，辦事這天還該再邀請一下才合禮。所以，他們在中午11點給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話講得很巧妙：“傅部長今天過生日，總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時間參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曆又看看小黑板，沒有記錄這項活動，也就是說，事先沒作安排。所以總理連續工作23個小時後就上床休息了，沒有堅持28個小時，再參加一下傅作義的生日餐，然後才休息……不過，成元功是細心人，聽對方口氣，分明總理是答應過的，而總理又是一諾千金的人，所以他沒有因為總理已經入睡而回答不行，隻說：“請等一下，我去報告。”
成元功向鄧大姐報告，鄧大姐明白總理一諾的分量，對成元功說：“告訴他們，總理去，稍晚點兒到。”
點半，鄧大姐將入睡不足1小時的總理喚醒。
以往，總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國家出了大事。總理眼圈充血泛紅，一邊看表一邊問：“有情況？”
“傅作義今天的生日，”鄧大姐問，“你是答應去吃飯了吧？”
“嗅，嗅，是答應了……兩個星期前就答應了。”總理一下子精神起來，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麽會忘，怎麽會忘了呢！”
總理匆匆驅車進往小醬坊胡同，參加傅作義將軍的生日聚餐後回來，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這麽大歲數，這還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說：“反正又沒誤。”
總理不自安地說：“答應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記了，就算沒誤也是對不起人家呀，答應了怎麽能忘記呢！”
總理就是這樣的朋友交往，一諾千金！
總理喜愛的文娛活動很多。他是個愛玩又沒時間玩的人；興趣廣泛又不能不壓製興趣，甚至忍痛將其窒息掉。
總理喜歡唱歌、跳舞、讀小說、作詩、看電影、看戲劇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會堂，在建設工地，在許多群眾集會的場合，曆史都為我們留下了周恩來指揮大家高歌的鏡頭。
周恩來喜歡唱歌，也喜歡聽歌。他的聽歌、唱歌有一致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一致之處是，他喜歡聽喜歡唱民歌，不大喜歡“洋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美聲唱法。聽這種歌他從來不跟著唱，也不會像那樣用嗓。
他曾對我說：“這是一種很好的藝術，但不適合我。這種洋嗓子聽著不舒服，洋嗓子和我們革命的曆史聯係不大，喚不起美好的回憶。”
周恩來畢竟是一位職業革命家，有他獨自的經曆，當然也就有他自己的愛好和選擇。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為好妻子，每個人還有其他性格、知識、經曆、交往等許多考慮。聽歌唱歌也是這個道理。
周恩來喜歡聽信天遊，聽到這種曲調便會生出莫名的激動，兩眼閃出濕漉漉的波光，頭輕輕地點出節拍，神情裏流露出一種靜謐無言的喜悅和舒心愜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遊。從東北到雲南，從新疆到台灣，所有的地方小調他都喜愛聽，但極少放開喉嚨高歌，這就是聽與唱的不一致。
他喜歡高歌的是《我們走在大路上》、《社會主義好》、《長征組歌》、《洪湖赤衛隊》、《中華兒女誌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熱烈奔放的歌。特別是《長征組歌》和《洪湖赤衛隊》，簡直可以說入迷上癮，時間久聽不到就難受，疲憊不堪而閉目小憩時，嗓子裏必要哼哼這些歌曲。
他愛看愛聽“長征組歌”，有演出盡量設法去看，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組歌就會“入歌”用手輕輕擊拍，或哼曲，或小聲跟著唱。我的記憶中，他最喜歡“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一句。無論是在劇場還是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這裏便會擊出一個重音，無限感慨地把頭點一點。
有一次，我見他獨個兒在辦公室聽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體各部位都隨著音樂的節奏有所動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問：“總理，這一句有什麽特別之處嗎？”
他睜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經過長征，那是聽不出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經過了長征的，但我在四方麵軍，沒有跟中央紅軍行動，自然缺少總理這樣切身的體會和感受。
對於總理的聽歌和唱歌，有人形容為：“小氣候裏遲逐流動，大氣候裏震蕩奔放。
對各地民歌小調，總理喜歡沉醉一般悄悄欣賞；全身心地鬆弛，獨個兒追逐體會著那感情的跳躍，意識的流動，仿佛漸漸走入一個美妙而古樸的童話世界，充滿了花草的溫馨和泥土的芬芳。這就是“小氣候裏追逐流動。”
大氣候裏震蕩奔放，那是帶著登高一呼，萬眾響應的氣勢和力量，是一名職業革命家壯懷激烈，“仰天長嘯”的抒發情懷的表現。也是宣傳鼓動群眾與自己一樣激蕩起豪情和熱情，團結、奮鬥、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來是位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在某些作品裏，常把周恩來工作中的嚴肅、謹慎、細致，籠統到整個生活中。其實不這樣；休息時，哪怕是群眾場麵，隻要不是辦公事，他都是活潑又活躍。在老幹部中，“活躍分子”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往往指革命隊伍中上下組織，左右聯絡，出頭露麵進行宣傳鼓動的同誌。在中國的領袖群中，周恩來幾乎可以稱為唯一的“活躍分子”，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常常按捺不住地放開歌喉，甚至要指揮起成千上萬的人一道唱。更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樂於自告奮勇，教同誌們唱“誌在四方”，唱“長征組歌”。
過去有許多影視資料和報道文章都記錄過周恩來帶領群眾放。聲高歌的情景，無須多講。我這裏想講一點的隻是他這樣做，絲毫沒有什麽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確實是一種感情洋溢，需要釋放的再自然不過的表現、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1965年6月，周恩來出訪坦桑尼亞。這是中國民航第一次走出亞洲，走向世界。飛越天險喀喇昆侖山時，總理臨窗，放眼遠望：群山綿延，突兀顛連，好象維係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樣機妙玄奧，深不可測；又像鑒證著大自然不可思議的雄偉創造。冰峰林立，白雲徜徉其間；碧空萬裏，與皚皚白雪上下輝映，幻化流轉著七彩光芒。
總理的眼裏像起了驚雷電閃，光彩照人。他的胸脯開始起伏，那是激情進發前的沉默。他連續幾次長長地歎息，仍然無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從胸腔裏發出了渾厚的低沉的歌聲：“紅岩上紅梅開……”
他唱的第一聲像呻吟一樣帶著隆隆的胸膛共鳴音，並且馬上停住了，輕咳兩聲，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們一掃。我相信他是從陶醉裏剛剛醒來，明白了自己是在飛機上，是在一群隨行人員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時，千仞冰峰在腳下蛻起、躍動；滾滾而來、層出不盡。於是，那無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噴湧而出，並且一發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總理是徹底放開了嗓門，歌聲縈繞在機艙裏，在我們每個人心頭引起強烈的經久不息的回響。於是，總理的獨唱自然而然成了我們全體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合唱：
“紅岩上紅梅開，千裏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
總理喜歡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歡京劇及各種地方戲劇，喜歡看各種國產影片。
對於戲劇，我曾問過周思來：“總理，你喜歡京劇還是喜歡越劇？”
總理說：“都喜歡。”
我問：“比較起來，更喜歡哪一個？”
總理一笑：“比較起來我更喜歡話劇。我在南開學校讀書時，演過話劇。那時學校還不夠解放，男女分校，我們演劇沒有女角，就由我來扮……我們演得很成功。”
總理天天看報紙，天天必看各劇場的節目預告。無論哪一天，你隨便問總理：“今天吉祥劇院演什麽戲？”總理肯定可以馬上告訴你。
有一次我問：“總理，你看那些劇場節目預告幹什麽？”
總理笑著歎口氣：“看戲是享受，想戲也是一種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個總結：“很少有總理沒看過的戲，也很少有總理看完全場的戲。”
總理聽罷哈哈大笑，頻頻點頭。因為我這一句話道出了實情。總理酷愛看戲，沒有什麽戲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個尾巴，或者早到，看個開頭就馬上要趕去參加會，有頭有尾地看完一場戲實在太少，有數的幾場而已。
有的老同誌說我有辦法叫總理休息，其實這辦法就是“假公濟私”，“投其所好”。
什麽是“假公濟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線不分。凡有新電影，新戲劇出來，我們總要找出各種理由原因，安排總理去審查新片新劇，並且盡量“上綱上線”，說這是對文藝工作者是否關心、重視、支持的大問題，說作者和演員如何如何已經準備聽取總理的意見，如果不去看就會挫傷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甚至是不利於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雲雲。
這樣一來，總理就不審查也得審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幾個小時了。
所謂“投其所好”，就是按照總理對休息的解釋，滿足他的那種“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員請到家裏來，同總理一起吃頓飯，聊聊天；自然是聊戲，聊演員的生活。這樣聚會一次，解決了劇團的問題，也達到了讓總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讀小說對總理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和娛樂。總理早在剛剛結束童年步入少年時，就讀完了《三國演義》、《水滸》等古典名著。他曾對我說：“讀小說和辦公，用的不是一個腦子；辦公辦累了，看看閑書也是休息。”
總理看電影看戲看小說的故事很多，特別是文藝界人士寫過許多回憶文章。我這裏隻想講兩件事，說明我們的總理，即便休息娛樂，也保持著鮮明頑強的民族性。這對於剛剛結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運的中國人民來說，是尤其重要的。
記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隨總理趕赴莫斯科，參加與蘇聯的談判時，中蘇正號稱“磐石般的團結”，也就是鐵板一塊了。像我們這一層的人，單純熱情，一說蘇聯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記得那時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隻要喊起他的名字，人們就可以前仆後繼，不惜任何犧牲地衝鋒向前。他在蘇聯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國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澤東與周思來與我們的心態顯然不同，思考問題遠不在一個層次一個水平線上。
毛澤東隻跟斯大林談，不參加與莫洛托夫，維辛斯基等人的會談。這與其他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同，是第一個當仁不讓地把自己放在與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國沙文主義表現更突出了些。毛澤東到莫斯科，離莫斯科，斯大林都沒參加迎送。這樣的結局毛澤東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強烈而鮮明的個性，使他當麵向斯大林提出請求，堅持讓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點參加中國舉辦的答謝宴會。斯大林說他從來沒有出去到別人確定的飯店去赴宴。
毛澤東堅持斯大林應該給自己一個例外。
結果，斯大林第一次屈從了別人的意誌，這個人就是毛澤東。記得周恩來為此十分興奮，對宴會作了許多具體指導。我至今鮮明地記得那天的氣氛：歡快、隆重、莊嚴。
來賓非常多，有各國大使和蘇聯的高級將領及部長們。
顯然，這些部長、高級將領、大使們也是輕易見不到斯大林，都激動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著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騰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大使們議論中的兩句話：
“斯大林與毛澤東相見，在世界上是開天辟地的大事。”
“毛澤東厲害，能把斯大林請出來；羅斯福和丘吉爾也沒能做到，沒能如此。”
斯大林出現時，那些大使，那些部長、將軍們都像孩子一樣爭搶著一睹斯大林風采，並不像現在某些作品出於政治原因所描寫的那樣。我當時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發自內心地歡呼，夾道迎著斯大林鼓掌，拚命擠前一點，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沒有偽裝和做作，見到斯大林與毛澤東站到一起時，多少人流下了淚。真流淚假流淚，真歡呼假歡呼，真激動假激動我還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年後，那種歡呼萬歲已是越來越假，越來越口是心非。豈止我看出來，絕大多數人都清楚，隻是不敢說或不能說罷了。
現在沒有什麽不敢說或不能說的。實事求是講，1950年我見到的所有歡呼者，流淚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實流露，決無半點虛偽假裝。
就在這樣的中蘇友誼，這樣的熱烈親密中，總理卻沒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車上，他連續閱讀獲斯大林獎金的小說《旅順口》。一般人讀這本書，一聽獲斯大林獎金，便盲目跟著喝彩、叫好。周恩來沒叫好，越看越皺眉，最後把書一摔說：“滿紙胡說八道，這種書居然還獲斯大林獎金，可見蘇聯也並不是什麽都好，什麽都對。”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戰爭緊張進行之際，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擔心敵人在遼東半島登陸，利用工作之餘讀這本《旅順口》，想從中得到一點在遼東半島設防的啟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來聽說雷英夫對照地圖看《旅順口》，就問：“你讀這本書感覺怎麽樣？”
“不怎麽樣。”雷英夫說，“不像外麵吹捧那麽好，我是為了研究戰爭參考著看一看。”
“這本書很糟糕。”周恩來評價說：“很糟糕的書還獲得斯大林獎金，獲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簡直是糟糕透頂。”
“總理看過這本書？”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壞極了，有些地方簡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不會盲目地跟著去吹噓。”周思來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這本書是吹噓沙俄侵略戰爭；第二，旅順口陷落時，列寧有篇文章說這是掠奪性、反動性戰爭，這本書卻仍然大加宣揚；第三，極盡醜化中國人之能事，不是特務、奸商，就是妓女、騙子。第四，書中歌頌的英雄馬卡洛夫，是個擁護沙皇反動統治製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夥。有這4條，這本書是什麽貨色就很清楚了。他們就是改不了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那個“一邊倒”的年代，張口閉口蘇聯老大哥的年代，總理講出這樣的話，確實給我們發熱的頭腦降了降溫。知道“斯大林獎金”也不能迷信；他們搞大國沙文主義，搞民族主義，我們也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再不能有絲毫的奴顏媚骨。
正像周恩來所說，“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在娛樂中他也從不忘記。
年我隨周恩來去參加日內瓦會議，出發前，他特意關照，讓把我們新拍攝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帶上。
會議期間，我們先放映了紀錄片《1952年國慶節》。這部紀錄片受到熱烈歡迎和讚歎，一位瑞士記者在報紙上報道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進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讚歎聲。”
影片結束後，觀看影片的記者們紛紛圍過來和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祝賀，講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讚美話。連英國的記者也承認：“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來看中國了。”
但是，美國一位記者卻心懷敵意地說：“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們擔心，中國是不是在搞軍國主義？”
情況匯報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早有準備地說：“他說我們搞軍國主義，我們就再給他們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台》，看他們還有何感想？”
大家聽了這個決定，心裏都沒譜。前些日子周恩來請卓別林看《梁山伯與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藝界或與文藝界有關的人士，這些專門人才都看懂了而且興趣很大，當時演出效果很好。但現在請政府官員和記者看，效果會怎麽樣？是否會應了那句話——洋鬼子看戲，傻眼了。
負責這項工作的新聞聯絡官是熊向暉同誌，他對這件事有過回憶文章。為了洋鬼子看戲不傻眼，他請英文翻譯將劇情和主要唱段寫成了一本16頁的說明書，劇名也譯成英文《梁與祝的悲劇》。
熊向暉興衝衝地向總理匯報他創造性的工作。
“這才是黨八股呢。”周恩來沒有表揚他，反而批評說：“你也不看對象，在那裏對牛彈琴！”
熊向暉始料不及，被批得發怔發癡。
“十幾頁的說明書，虧你想得出來。”周恩來籲口氣，放緩聲音：“我要是記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說明，又不是上政治課，還要發講義。”
熊向暉眨眨眼，噗嗤一聲笑了：“叫我說，給洋鬼子看戲，本身就是對牛彈琴。”
周思來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開心，不慌不忙說：“琴還是要彈，不但有政治意義，也是傳播我們的民族文化麽。問題是你怎麽彈這個琴？你用十幾頁說明書去‘彈’，那叫‘亂彈琴’，我換個‘彈’法就能彈通，你信不信？”
“怎麽彈？”
“你隻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就行。”
“什麽話？”
“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影片——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
“噢……”熊向輝似有所動，點點頭又搖搖頭：“這樣……行嗎？”
周恩來把手一揮：“你就這樣辦好了，保你不會失誤。如果失誤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暉打賭似地說。如果總理的話真靈驗，輸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國記者早早就都來場了，座位坐滿，過道也站了人。看來，都想看看中國怎麽也有個羅米歐與朱麗葉？總理這個法子想得不錯，有懸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還得看過電影才能下結論……開演幾分鍾後，奇跡發生了。觀眾並沒“大失所望”地離開或不滿地發牢騷，這次全場靜悄悄，觀眾都如石雕一般紋絲不動，靈魂早巳進入影片劇情之中。看來人類不分種族膚色，不分地區時代，不分階級信仰，確實存在著某些共同的屬於全人類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與祝英台》和《羅米歐與朱麗葉》都是循著這種人類共同的情感發展著故事，所以，無論白皮膚、黑皮膚、黃皮膚，大家都被劇情所吸引，為絢麗繽紛的畫麵所陶醉，為溫馨委婉的唱腔所傾倒，為飄逸嫋娜的舞姿所征服，更為人類曆史上，任何地區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無法躲過的愛情悲劇所感動。當演到“哭墳”和“化蝶”時，觀眾的情緒也達到頂點，影院裏一片抽泣聲……影片結束後，華燈複明。一個極少見的情景展現在我們麵前：如癡如醉的觀眾還沉浸在梁山伯與祝英台深摯哀怨的愛情悲劇之中，為他們的悲劇流淚不止。這種悲傷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鍾，什麽人鼓了一聲掌，刹那間像起了暴風驟雨，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並且伴隨了陣陣的歡呼聲。
英國記者說：“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米歐與朱麗葉》更感人！”
比利時一位記者說：—“簡直忘了是在看電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邊。”
一位印度記者說：“中國還在朝鮮戰爭和土地革命中，這種時期就拍出這樣充滿美好感情的影片，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而所有這些對中國戲劇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確實是靠了總理那一句話。
而這一句話，又說明總理.對我們民族，對世界各民族，對整個人類，有著何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啊！
在總理的文娛活動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作詩。可以說，從1940年我到他身邊，直至他老人家去世，總理基本沒有停止過作詩。不過，從我來到他身邊後，基本也沒見過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詩。
現在公開發表的周思來的詩作，都是他年輕時的作品。其實，他當總理以後作詩，遠比青年時期作詩多，特別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詞，並將新詩寫下來。
總理一般是作格律詩，偶爾也作自由體詩。他對古詩詞非常熟悉，無論我們提到哪首詩詞，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誦下來，當我們為此驚訝時，他總是很動感情地說：“這要感謝我的母親，4歲時她就教我識字，5歲時已經教我背誦了幾十首唐詩……”
我常想，周恩來的喜歡讀詩作詩，是否與他的母親有關？他在讀詩作詩的時候一定可以尋找回來那遙遠的記憶，重新感受母親的慈愛與保護，重新從母親那裏得到新的啟示……周恩來作詩，或者是對什麽事有感，對什麽人有感，對什麽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陳毅或董必武等戰友的新詩，反複品味之後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詩，吃飯走路乘車這種時間就會被充分利用起來，嘴裏偶爾吟出一句。這樣的一天忙裏抽空兒，反複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後，新詩就出來了。
他作的新詩都是一揮而就地寫在紙上，然後獨個兒拿起來欣賞、品味，偶爾也提筆改幾下。我們隻能遠遠看那詩行，偶爾聽他吟出一句，無法拿過來細細欣賞，他就像秘密地藏著什麽珍寶一樣不願叫外人看。
他把作詩當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無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許多小碎塊，再將小碎塊一疊疊分別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無法拚對起來時，才用手弄成雪片飄落一般扔進廢紙簍。
總理心細，作詩極講平壓工對押韻，撕碎時也從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將他的詩作拚對出來。直到他病重後，仍然是這樣，不願留詩給後人。
外出參觀遊覽，所過名勝古跡的工作人員都希望他留下墨跡。他一概拒絕：“找郭老去，叫郭老寫。”
我很後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詩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紙袋裝好，現在將這上百紙袋的“碎詩”交有關部門，一定能拚對出來，從中定可以進一步了解總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來會下棋，象棋、圍棋、國際象棋都會下，還會打橋牌，在重慶與董必武等同誌玩過，後來都“戒”了。
總理對“戒棋”“戒牌”的解釋隻有三個字：“沒時間”。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後，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減輕一些痛苦，我們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後又拾起來了。他很會算牌，隨隨便便就能贏了我們這些認認真真的人。贏了便輕聲一笑，沒有精力多說話。
隻有一次，他看看表，說：“下棋打牌，過時間不覺，有個故事說，樵夫看兩個老頭下棋，一盤棋下完，身旁的斧頭把兒已經爛了。這盤棋下了多少年？幹事業的年華，千萬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娛活動中，總理最喜歡的似乎還要算跳舞。我們也喜歡讓總理多跳舞。這項活動後來被我們稱為“三結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結合，而是：文娛、體育、工作的三結合。
跳舞本身既是娛樂活動，又能鍛煉身體，這是無須解釋就很明白的事。醫生主張總理每天跳一場舞，活動活動身體各部的肌肉關節。但他太忙，做不到。
總理跳舞極少去春藕齋，一般是在紫光閣和人大會堂山東廳。50年代在北京飯店也常跳。到這些地方來跳舞的還有李先念、陳毅、餘秋裏、何長工、呂正操等國務院及各部領導。舞會8點開始，總理如果參加，常常10點左右到，跳幾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瀟灑，會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樣，不像毛主席、朱老總那麽單調地踩點走步。
總理跳舞從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團來的那些女演員，盡量勤換舞伴，滿足盡可能多的女演員“陪總理跳一圈”的願望。
總理參加舞會，首先是作為社交的場合與機會，不忘結交朋友，不忘調查研究，不忘討論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來必要同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領導打招呼，通報情況。若是有大事複雜的事，就在舞會休息時將有關領導叫入舞廳旁的小屋裏談話。跳舞時，周恩來換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認時人，多聽到一些情況的考慮。
每次跳舞，對於新舞伴，周思來必要問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對單位裏的領導及工作有什麽意見？等等。對於認識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藝政策方麵的問題，征求意見，或者將自己考慮中的有關文藝工作的內容講出來聽聽群眾意見。
總理在跳舞中是怎樣調查研究，怎樣做工作呢？隨便舉個例子。
鄭淑雲是總理的保健護士。她第一次見總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場上。談話是在舞會休息時開始的。
“你什麽時候來北戴河的啊？”周恩來問過姓名、年齡及家庭情況後，放慢了講話速度。
“中央異地辦公，從開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誌們一起過來了。”
“這個地區的地方病是什麽？”
“哎呀，不知道……”
“你是醫務工作者，領導沒給你介紹嗎？”
“光是從安全方麵介紹一下，地方病可沒說。”
“沒介紹你也沒調查？這就是問題。安全也要以預防為主。到一個地方就要調查研究這個地方的狀況，作為醫務人員特別應該查清這個地方的發病情況，這樣才好開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說對不對？”
“對的。”
“那麽地圖你看仔細了？”
“看了，否則找不到首長。在杭州我給羅部長做蠟療就迷了路，摸黑轉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麽，吃一塹長一智，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開始了。總理，你去跳舞吧。”
“你會跳嗎？”
“我不會。”
“一次沒跳過？”
“跳過兩次，也是人家帶著我……”
“那好，這次我帶你，我來教你跳。”
“哎呀，我，我會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稍稍後仰，一邊笑一邊指鄭淑雲腳下：“不要緊麽，你穿的是軟膠鞋。”
鄭淑雲臉紅了，把手遞給周思來。跳出第一步時，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帶我跳會很累的。”
周恩來放低了嗓門，小聲說：“放心跳吧，累點正好運動。”
像周恩來那樣的大工作量，若不搞點運動，若不堅持體育鍛煉，是無法長期勝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會，周恩來去跳幾圈；每天起床後，從第一辦公室出來，做5分鍾的自編體操；如果隻是這一點運動，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來還有其他許多運動方式。
第一種運動是辦公室裏的運動。這就是前麵章節裏寫到的5分鍾自編體操以及辦公疲勞時，起身繞辦公桌快走幾圈。除此兩項運動外，第三項運動是踢室內足球。
天津人愛踢球。建國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氣的。周恩來在天津讀書時就喜歡踢球，當總理後，醫生和身邊工作人員天天要求他保證運動，他就想到踢球上，買來一個足球。他沒有時間去足球場踢，他的年齡和工作情況也不允許他去踢比賽，他就想出了踢室內球的辦法。
這辦法也簡單，就是辦公室的一麵山牆騰出一塊空地方，不放辦公用具。他的那個足球，少打一點氣，彈性不要大，然後放在辦公室內。每天工作累了，周圍人一再勸他活動活動時，他就起身，兩腳盤帶足球，在那幾平尺的小天地裏激烈運動一番，時時朝牆上射門。球沒氣，彈不遠，每次射到牆上都能及時用腳控製住球，不會碰壞門窗或辦公桌上的東西。
不要小瞧這種運動，由於動作的迅速，活動量是相當大的，不要說總理那樣的高齡，就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陪他練5分鍾，也會流出汗來。周恩來有時踢球要個“陪練”，攔在那堵山牆前，總理盤帶過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輸一分；如果晃閃過對方，把球帶過人，射到牆上，那就贏一分。
這項運動總理很喜好，堅持很長時間。因為他的運動同他的睡眠一樣，必須圍繞工作進行。室內足球不受時間空間限製，有幾尺地麵就可以運動起來，見縫插針，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總理還喜歡玩玩“衛生球”。
總理的喜歡玩乒乓球，同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那批優秀球員為國爭光是分不開的。這批運動員打出了國家和中國人民的威風，吸引得像董必武這樣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筆，去玩了一段時間的乒乓球。周總理這樣更具現代色彩的領導人，當然要比毛澤東、董必武這些老派些的領導人玩得多些，好些。
總理的不利條件在那條傷臂。由於右臂在延安摔傷後，接骨不正，落下殘疾。他的右臂彎不到頭，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彎臂直臂，他隻能在彎曲30度，伸直到150度這樣的範圍裏正常發揮，超過就要活動受限。
總理難得有時間玩玩球，主要在飯前飯後的10分鍾左右，在我們一再勸說下，可以答應一聲：“好，玩幾下衛生球。”
講“衛生球”，無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總理打球是件高興事，因為我們太愛他了，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自我感覺是超過世上任何一種愛，無論什麽事情，隻要對總理有好處，隻要有利於他的休息或健康，那麽，再小的事我們也願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會產生幸福和愉快。
我們都搶著和總理打球，為了不讓他打著費勁，常常有意將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麵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於重扣或抽殺。球的位置合適時，總理常常能抽殺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總理沒有抽殺，左手將“衛生球”一把撈過來，衝著對家嚷：“不幹不幹，盡給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顧球，我能夠輸得起。”
總理認真得很，我們隻好更認真地對待，既要真打，不讓總理覺得是讓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須給總理一定的招架和還手餘地。這種球打得艱難而又令人興奮不已。
每逢球下網或出界，總理常常顯出一臉的惋惜：“哎呀，輸了，輸了！”如果一記重扣或一個大力抽殺擊中了，我們未能接回去，總理會為自己漂亮瀟灑的擊球歡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輸了，哈哈，你輸了！”
總理喜歡玩幾下乒乓球，更喜歡看別人打乒乓球，特別是國內外有乒乓球大賽時，賀老總都要派人給總理送幾份秩序冊。冊子上詳細列出分組情況，誰與誰對陣，怎樣淘汰怎樣出線。總理看得非常細。
到了比賽開始，那個冊子每天擺在總理的辦公桌上，他每天在辦公桌旁一坐，總要先問問：“誰被淘汰了？”“誰出線了？”“下一輪誰跟誰比？”
我們隨時將進展情況報告他，幫他用紅筆勾出來。他一邊聽報告，一邊自己也動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對陣關係，那種認真關心的勁頭兒，不亞於處理軍國大事。
偶爾我們也勸總理一聲：“有時間勾他們，不如咱們多打兩下呢，咱們還是以鍛煉身體為主。”
總理笑著說：“曆來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這也是運動，這樣緊張一下，轉回頭再辦公，精力特別足。”
總理打球、看球都是圍繞工作運轉，如果影響了工作他是決不答應的。
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後，全國乒乓球熱升溫到最高，點，西花廳裏的秘書們打球也打到了最高xdx潮。
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書忽然驚叫起來：“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還是把事情誤了。
這下子惹火了周恩來，將全體工作人員召集一起，狠狠批評了一番。大家心裏都不好受，挨著做檢查，保證引以為戒，不再發生類似情況。
於是，總理態度緩和下來，望著大家，帶出感慨萬千的語氣：“唉，時間不饒人哪。
你們看，你們年輕輕跟了我，現在都有了白發。我也老了……記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聲，讓把準備好的小筆記本取來，親手發給每個秘書，然後宣布：“以後你們就用這個本子備忘。我交待的事，外麵反映來的重大事情，你們就把它記下來，不要再誤事。”
打乒乓球之外，總理還曾想增加一項遊泳運動。
年在廣州，毛澤東每天去越秀公園遊泳，都要請總理一道去。總理也下過幾次水，似乎有了一些興趣。他曾表示態度：“我聽你們的，爭取學會遊泳。”
為了教會總理遊泳，還為他請來體委一位同誌當教員。教員當然積極性很高，很快教會總理在水中憋氣，並漂起來。可是再往下學，他那隻伸不直的右臂便帶來一些不便。
興趣有點減弱。但並沒停止學習，廬山會議時，有點空閑時間他又下兩次水。
當時北京醫院的院長是周澤召先生。有次總理遊泳上來，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長發現總理腳底出現許多小紅點。他就替總理做了一下檢查，說總理的身體不適合遊泳，以後還是少遊，最好不遊。否則不利於健康。
以後，總理就放棄了遊泳這項運動。雖然這項運動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長多數都學會遊泳，並且熱情很高，總理卻退出了這支遊泳大軍。無論在北戴河、廣州還是北京，他最多不過坐在岸上看看別人遊。偶爾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劃過幾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總理將一切體育鍛煉都停了，隻剩了一種運動，就是從這個“救火現場”趕到那個“救火現場”，這種匆匆趕赴現場的急行，客觀起到一種體育鍛煉的作用。
但由於“救火”的心焦情急，這種“運動”對身體其實是弊大於利。都說“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這種“救火”沒完沒了，一個比一個急。都說總理是累死的，這話一點不假。
在我的記憶中，“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總理的休息有時已經是帶了搶救性質。
年春天的廣交會上，紅衛兵要砸爛廣交會，總理輪流找各派紅衛兵談話，作他們的工作，30小時沒離開現場，沒停止談話。勸說完紅衛兵，接著又連續工作70多小時，前後達100多小時沒睡一覺，沒休息一刻。
他在辦公桌前突然麵色蒼白，額上沁出一層冷汗；由於痛苦，臉上的肌肉繃緊，嘴巴抽縮著想挺過去那難忍的胸悶和心絞痛。
保健醫生張佐良聞訊起來，一摸脈搏，早搏很多。馬上給總理做心電圖。當時醫院的一位專家黃教授正陪胡誌明主席在廣州的小島療養，張醫生就拿著心電圖給黃教授看，確實早搏頻繁。兩個人研究之後，決定給總理用藥和吸氧。
從此，總理每天多了一項幫助他休息並恢複精力的內容，就是睡覺前吸一會兒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狀況，以維持他超負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總理仍然發生過幾次缺氧和心髒病發作。比如紅衛兵火燒英代辦處那次，總理又急又氣憤又過度勞累，心髒病就發作了。醫生進行了搶救。
對於久坐不動或少動的人，洗澡無疑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毛；澤東就是堅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後，由於年歲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暢，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來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衛士侍候，由衛士幫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從不要人幫忙。
在他發生過兩次心髒病後，大家就都擔心了。總理畢竟年事已高，身體遠不能比當年，萬一洗澡出了什麽事，外邊不知道，這個責任可不得了。
我們與保健醫生商量後，決定以後不能再讓總理一個人洗澡。第一次幫總理洗澡是張醫生和衛士小高去的。他們進入衛生間時，見總理正坐在浴盆裏喘呢，忙上前幫忙。
“我沒事，你們去，我不習慣，我自己能洗。”周總理不讓外人幫忙。
“總理，你心髒不大好，萬一犯病身邊沒人怎麽行？”張醫生勸說：“我們已經進來了，還是幫你一把吧。”
說話間，小高已經動手幫總理搓泥。在這種情況下，總理才勉強接受了服務。
從此，我們再沒讓總理一個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張醫生，總要有人陪他進衛生問。
而這時，總理實際上已經患了癌症，在我們開始幫他洗澡前，就已經查出了癌細胞。
就在身患癌症後，有次總理又是工作30多小時沒休息。我忍無可忍地進去說：“總理，你必須休息了……”
總理從眼鏡框的上邊望住我，小聲說：“我去休息，這些工作你替我辦哪？”
我站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總理終於離開了我們，但他的聲音天天在我耳邊回響：
“我去休息，這些工作你替我辦哪？”
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周恩來當然需要休息娛樂。我的感覺，他對休息娛樂采取的是積極有效、“公私兼顧”、目的明確的態度。
概括起來講，總理的休息娛樂，主要有三種方式和內容：朋友聚會、文娛活動、體育鍛煉。
朋友聚會被周恩來稱作是“最好的休息”。
進城後，我見總理不休星期天，曾勸他：“總理，星期天你盡量少安排一些活動，多休息休息……”
周恩來噓我一聲，眯著眼搖搖頭，用這個孩子氣的動作表示。我講的不通，沒道理。
然後才睜開眼望著我說：
“你們對我還不完全了解。什麽叫休息？我和文學藝術界朋友談談心，吃頓飯，與民主黨派的人士喝酒飲茶聊天，這對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總理講的也有道理，這種休息往往比看一台節目還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幾十年難忘的美好印象。
記得1946年在上海，國共談判已經無望，周恩來為爭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們都勸他休息一下。
我說：“該做的我們都做了，該想的也都想盡了，現在急也沒用，索性休息一下靜觀形勢變化。”
周恩來搖搖頭又點點頭：“該做的都做了，還不能這麽講。永遠有該做的事情，沒有都做完的時候。不過，急也沒用，講得有道理。我們去串串門，休息享受一下。”
於是，周思來和鄧大姐帶我去了上海靜安寺路廖夢醒的家裏。
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間住房也就幾平米，肯定不過10平米，卻又設施齊備。臥室、廚房、衛生間應有盡有；衛生間可以洗漱也有廁所馬桶，給人“家”或是叫“窩”的感覺極濃。
周恩來到了這裏很隨便，確實象到家了一樣，洗手擦臉，該坐就自己坐，該幫就幫一把女主人，隻有我像個客人需要別人關照。
廖夢醒叫周恩來阿哥，叫得親切、自然、隨便。她的女兒叫李梅，文靜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裏出來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響。
廖夢醒請我們吃陽澄湖的螃蟹，鮮美極了。說實話，過去我從沒享受過這樣精美的食物。不過，也有不適應的地方，就是上什麽飯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張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過過癮。到了這樣的小窩兒，麵對小碗小碟，特別是見到周恩來、廖夢醒細嚼慢咽的文明樣子，我不知不覺也就“文明”起來。過去當兵吃糧，大海碗也不過癮，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飯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現在，我也一點一點朝嘴裏夾食物，慢慢地嚼，細細地。品；這種吃菜吃飯法，在嘴裏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幾乎沒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覺。天哪，這得哪一年才能吃飽？
周恩來平時吃飯比我還快，可是到了這樣的環境，他卻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樣，表現得那麽瀟灑、優雅、自然、適宜。我相信，他過去一定過過這樣的生活。
這種吃飯，最適合聊天了。談形勢，談奮鬥，談前途；政治風雲，戰場風雲，在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裏隆隆地卷過來，蕩過去；有憂愁，有歡樂；有激昂，有憤怒；有熱血，有溫情，轉眼間2個小時過去了。
告辭之後，我隨周恩來離開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館。
“你吃飽了嗎？”周恩來忽然問我。
“嘿嘿，”我難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滿就吃光了。”
“吃光了還可以盛麽。”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頭傳出去，說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飯，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朝上仰去，開心大笑。然後說：“廣東人吃飯是最講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過，我相信你不會再餓。”
我下意識地摸摸肚子，真的，沒有餓的感覺。
“不餓了。”我說，“可是也沒覺飽。”
“什麽叫飽了？不餓就是飽。”周恩來換上一副略帶憂傷的神色，思考著說：“幾千年了，中國的老百姓在饑餓線上掙紮，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頓飽飯，這一頓的標準一定要把肚子撐得圓圓的才叫飽。什麽時候天下百姓再無饑餓，那就不需要吃一頓把肚皮撐得圓圓的了。撐得太多和饑餓過度一樣，都不利於健康。我們的奮鬥，就為了有這一天啊。”
這一頓飯，這一番聊天，給我留下終生不忘的美好記憶，誰能說這不是最好的休息娛樂？
建國後，廖夢醒又曾請過我和我愛人去吃飯。這種親切宜人的氣氛我又享受過幾次。
雖說每次都不敢大張嘴，放開肚皮過癮，但每次都能感覺到一種休息娛樂的舒適安逸。
於是，我又想起總理的話：不餓就是飽。想起總理的期望：願天下人都能過上這樣放鬆的生活，不要餓一年，才撐死飽死在春節那幾天。
進城後，廖夢醒常給“阿哥”周恩來送些吃食。東西不多，有點送點，經常送點，據說廣東人習慣這樣。
宋慶齡也知道總理喜歡吃陽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帶些陽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來北京，帶來了就給我打電話。
若是宋慶齡親自來送螃蟹，那就是周恩來親自接。但大多數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們不托人代送，我們也不托人代收，因為這是入嘴的食品。那時受蘇聯影響。蘇聯對於食品都嚴格要求經化驗之後才能送領導人吃，我們對於食品也有嚴格要求。
總理收到螃蟹，有時同我們工作人員一道吃，有時請陳毅、張茜一道來吃。
周恩來喜歡交友，可以說朋友遍天下；他喜歡與朋友聚會，吃飯、飲酒、品茶、聊天。
黨內幹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陳雲、董必武、陳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領導下工作的王震、陳鬱(曾任煤炭部部長)、喬冠華、王炳南、章漢夫，以及地方負責人陶鑄、歐陽欽、曹獲秋、潘漢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會來往較多。其中，與陳毅關係更密切些。
比較而言，與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這種朋友聚會更多些。這種聚會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數不清，其中，文藝界人士以郭沫若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張治中、傅作義來往最多，友誼更深些。
周恩來喜歡陳毅的性格，說他剛烈而不失瀟灑，豪俠而不乏文雅。周思來推薦陳毅頂替自己擔任外交部長。陳毅講話常常熱血沸騰，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話按照官方標準來衡量，難免講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來報告，說陳毅講話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麽，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來很欣賞地說：“他比我講得好，大氣勢，很符合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的國威軍威。”
“可是有些話走嘴，講得不很恰當，不夠準確……”
“句句準確，句句恰當，就不會有這樣的大氣勢，也不會這麽吸引人，震撼人了。”
周恩來加重語氣說：“要看整體效果。他講的很好，比我有氣勢，比我講的效果好。”
周恩來不但肯定、支持陳毅，還約請陳毅一道出去遊玩，一道吃飯。這對陳毅是極大的支持。
那天，陳毅興致極好，嗓門大、笑聲高。周恩來見朋友高興，自己更高興。
“陳老總，你興致來了。”周思來高聲提議：“你能不能來首詩啊？”
“總理來，總理來。”陳毅忙不迭謙讓總理。
“我不行，”周恩來搖頭，“我對詩沒什麽研究。”
“總理是一定要叫我出醜喲……”陳毅作出一副被迫無奈，勉為其難的可憐樣兒，其實他心裏早就鼓湧起詩情，想找機會“發泄發泄”了。總理再了解他不過，所以根本不再多說，該走就往前走，該看就往前看。果然，沒多大工夫，陳毅在他旁邊放開了嗓門，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於音樂色彩的聲調，抑揚頓挫地誦起一篇新作。這種新作，即席即興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會博得總理喝彩或誇讚，個別地方也有所提議指正。陳毅回家後肯定會對這種即興之作再來番“細琢磨”，“精加工”，然後寫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葉劍英等詩友看。
公開發表的陳毅詩選有不少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出來的。
總理喜歡陳毅，陳毅也了解總理，並且知道總理喜歡自己。別人不敢跟總理講的話，不便提的要求，就來找陳毅，請陳毅出麵幫忙。
比如我遇到幾次，賀龍元帥想請總理去看看他的體育健兒，不好張口，就去找陳毅。
“主席和總理不是剛去看過的嗎？”陳毅問。
賀龍與陳毅關係深，根本不作解釋，兩個手指捏著陳毅的衣袖，扯一下說一句：
“幫幫，幫幫。晚上見。”
賀龍丟下陳毅就走，不給陳毅叫難的機會。陳毅也了解賀龍。戰爭年代，賀龍是有名的愛兵如子，當了體委主任，隻要他的“兵”想見見毛主席、周總理，他一定想方設法滿足這些“兵”的願望。自己不好出麵請時，就讓陳老總出麵。在我印象中，隻要陳毅出麵去求請周恩來，周思來沒有不答應的。
我們也都喜歡陳老總，因為他常能幫助我們做工作。比如陳毅愛看川戲，愛聽音樂，常來拉總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陳毅的嘴巴又會講，常搞得總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這就達到了我們做多少工作也達不到的目的。
我們尤其喜歡陳毅的是，他來了常常不談工作，專挑輕鬆愉快的話題聊，常聊得總理輕鬆愉快，甚至開心大笑。所以，我們都支持總理和陳毅聚會聊天。總理常到陳毅家作客，陳毅也常找總理來小酌閑聊。
每次這樣的聚會聊天之後，總理都像剛度假回來一樣顯得精神煥發。
有人說，朋友聚會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則很累。
總理則不然。隻要是同誌、同事、朋友，盡管千人千性，脾氣作風各不相同，他都談得來，都願意盡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國家主席劉少奇是位勤奮嚴肅、組織紀律性極強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溫和寬厚，慢條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懷威風嚴厲又血性十足；陳老總熱烈坦率，經常發個牢騷提點意見；黃克誠不修邊幅卻又隻唯實，不唯上；陳賡、劉亞樓驍勇善戰又大大咧咧，不拘小節；所有這不同性格、不同風采的人，周恩來都談得來，處得感情深。
有幾次，周恩來迎客時，粲然笑道：“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他那愉悅開心的樣子使我漸漸體會深一些，就是人有社會性，所以這種歡聚當然帶了休息娛樂的性質。然而，真正使我認識更深，還是在同誌、同事、朋友遇到困難、麻煩、甚至危難時，周恩來仍然堅持相見、歡聚，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來的朋友。在重慶地下黨工作時期，他擔任《新華日報》的“老板”，被大家稱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專用詞。好象我們共產黨內隻有這麽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兩字也表現出了他為黨所作出的特殊貢獻。他的夫人朱端綬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來、董必武、熊老板十幾年堅持鬥爭在國民黨統治區，風雨同舟，友情極深。
比如周恩來父親去世，痛哭而發脾氣時，隻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勸說；董必武跟兒子賭氣，發火打兒子時，夫人不敢勸，就請周恩來和熊老板來勸，一勸就靈。30年代末，年代初，他們朋友相聚的機會最多，次數也最多。建國後，忙裏抽閑，也常有聚會之樂。
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大老板”和“資產階級老板娘”。
就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周恩來沒有忘記友情。
那天，周恩來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體力精力都漸漸不支……我們勸他：“總理，該休息休息了。”
連勸幾次，總理停下工作，“昭”一聲，搓搓臉立起身。他沒有繞辦公桌快走，也沒到室外運動，而是朝台曆俯身伸手過去。
“休息休息。”總理一邊說一邊翻著台曆：“熊老板該過生日了……”
他朝日曆盯視片刻，掀起眼簾對我吩咐：“你準備兩瓶茅台，我們去看熊老板。”
東城區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門前，除了大字報大標語的殘痕，真是門可羅雀。那時“抄家”的風潮已過，這裏對紅衛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沒有什麽人對這裏感興趣了。
我們上前輕輕敲門，總理走過來，緊挨院門站好。工夫不大，門被打開，熊老板夫婦一前一後站在門內愣住了，癡癡地望著總理。
“這個時候你怎麽還到我們家裏來呀！”熊老板終於冒出這麽一句，不知是擔心總理的處境還是為自己的處境感到怨懣。
“同事加朋友，怎麽能不來？”總理像平時一樣親熱隨便，毫無運動中普遍發生的那種“一覺醒來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進門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來看看你們。
順便給咱們老板過個生日麽！”
“過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沒記錯吧？”總理笑容可掏，“我帶來兩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慶時候的稱呼來叫總理，當年的情誼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現，淚花便在眼眶裏閃爍起來。
一向熱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動地不停搓手：“可我們現在什麽都沒有，吃什麽呀？”
“哎，你不是很會煎荷包蛋麽，在重慶我們也沒什麽東西呀，老板娘。”總理興致勃勃地說：“花生米，花生米總有吧？”
“有有，你就愛吃花生米，還是沒變。”老板娘高興得淚水一個勁往下淌，卻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腳變年輕地往廚房走：“我這就去給你們炒！你們聊，你們先聊……”
總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義無窮地望著他點點頭：“老板，要多保重啊，看遠一些，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熊老板臉上出現了紅暈，用力地點頭，那雙陰鬱的眼睛重新煥發出光彩。
這次朋友相聚，給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帶來了慰藉和歡樂。而總理呢？
坐上車時，輕輕地舒了一口長氣。他來給熊老板過生日，本身就是無言的表態，誰再說熊老板是資產階級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顧忌，因為他們必須把周總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來考慮分量。
總理坐在車上，始終帶著一種靜溫無言的遐想和憶念的神情，並且為自己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而獲得一些平靜。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詩：使別人歡樂的人自己最歡樂，使別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於是，我對總理把朋友聚會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娛樂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歡樂和幸福帶給別人，你自然會得到歡樂和幸福，隻有心性溫和、慈愛、善良的人，才會產生這種感覺和追求。
再進一步想，中國還有句老話是“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隱私，不念人舊惡”。總理就是這樣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國共談判時，周恩來曾由於梁漱溟的“不講信義”，“對不起朋友”而聲淚俱下，痛加斥責。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開頂撞毛澤東時，周恩來又千方百計代為緩頰，保護其過關。
我想起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先生。周恩來在南開學校讀書時，與校長張伯苓關係親密融洽，星期天總要到張校，長家去請教並長談，張伯苓很喜歡他，常留他吃飯，吃天津風味的貼餅子，煮稀飯，熬小魚。張伯苓常對親友同事說：“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可是，這位最好的學生卻參加了共產黨，而張校長卻以社會名流參加了國民黨政府。共產黨被罵作“共匪”時，這位老先生把他當校長時的學生周恩來從“同學錄”中刪除。共產黨坐天下後，他給周恩來寫信，說“正在閉門思過”。周恩來不念人舊惡隻念人舊情，派飛機把張伯苔由重慶接回天津，表示慰問。張伯苓先生去世時，周恩來親自趕往天津吊唁，悼念這位母校的老校長。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愛使人氣和。
心平氣和就是一種休息，就能帶來快樂。
同文藝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會更多些，因為這種聚會不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統戰工作的意思，何況聊天時還可以更具體更有針對性地做工作，解決一些問題。
在中央領導人中，周恩來結交的文藝界朋友最多，舉凡有些名氣或雖然名不見經傳但確有所長或有某種代表性的人物，他幾乎都認識，並且多數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漢、陽翰笙、夏衍、白楊、張瑞芳等等文藝界老戰士，無不與周恩來建立起深厚友誼。
比如張瑞芳，在我記憶裏她的入黨都是周恩來介紹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後不久，周恩來把我叫去，單獨囑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門接一下張瑞芳，要注意安全還要保密，決不能帶尾巴。”
我記得張瑞芳當時是住在陵江門一座國民黨修建的公寓裏。我去之前，首先設法甩掉國民黨特務，確實證明沒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張瑞芳。帶張瑞芳到周恩來那裏，她高興得不得了，我記得是批準她加入中國共產黨了。
周恩來在重慶結交的這批朋友，來往密切，友誼深，彼此很隨便。直到建國後，周恩來當上總理，與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間的感情和關係從沒因為地位的變化而變得疏遠或冷淡。
從我的感受，周思來和鄧大姐老兩口的生活太單調，太寂寞，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時候。他兩個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說沒有一點空閑時間也不真實。
逢年過節，老兩口有點空閑時，那種單調寂寞就會顯得突出。總理害怕這種寂寞，寂寞往往會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獨與憂傷。所以；年前節前，隻要估計有點空閑時間，我們必要給總理安排一些活動，不能叫他“閑”。
總理自己也注意不發生“閑”，一得空兒，必要提出名單，請客人到家來聚會，特別是文藝界人士，他們一來，西花廳就熱鬧起來，活躍起來，總理就會忘掉寂寞，快活起來。
有子女的首長們，勞累之後巴不得有兩天清閑，與孩子們共享天倫之樂。沒有子女的首長，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總理。比如彭德懷，在軍營中過慣了硬梆梆、簡單明確的製度式生活，對於總理喜歡與文藝界人士交往，就產生一點看法。說過一句兩句難聽的話。不過，他本來就是厲害人，敢罵娘，敢為民請命，也難免敢翻臉把人鬧個難堪。有些高級領導高級將領因此對他意見大些，周恩來卻從來沒有為個別一句兩句話生出意見或看法，相反，對彭德懷更加喜歡，常對我們工作人員說：“那才是個好同誌呢，有啥是啥，怎麽想就怎麽說，你叫他裝假他都裝不出來。”
周恩來常去彭德懷住所串門看望，同時也繼續與文藝界廣泛結交來往；他不因為彭德懷的難聽話而疏遠彭德懷，更不會因為彭德懷的偏見誤解而斷絕與文藝界的朋友聚會。
周思來是按照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和認識而生活，不是按照別人的議論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為如此，文藝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麽事，發生什麽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來，請周恩來幫助解難。
記得有次接到一個電話，大聲說要找總理。
“總理正忙，請問您是哪位？”
“我是張治中。請你向總理報告一聲，我找他有急事。”張治中的聲音有些異常。
想起當年軍事3人小組的活動，天天一道坐飛機，想起“不要忘了我張治中3次到延安”，我決定報告總理。
此類事，隻要我們報告，總理是不會不馬上接電話的。
“文白兄嗎？”總理聽到報告，馬上接電話：“我是恩來呀。”
“哎呀，總理啊，”張治中剛聽到周恩來的聲音，立刻像個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樣叫起來：“請你轉告郭，要筆下留情啊！”
“怎麽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講麽。”
“我已經給總理寫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個洪波曲，請他筆下留情！我張治中罪該萬死，遺臭千年，也還不敢有計劃有預謀地加害恩來兄。我若是這種人，以後還好見總理嗎？……”
看來張治中是真惱火了，不稱郭老、郭先生，讓轉告“郭”。原因是郭老寫的那部“洪波曲”，裏麵寫到了抗戰開始時長沙那場大火，說這場火是國民黨有計劃有預謀地要燒死周恩來。燒這把火時，張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說有計劃有預謀，這個計劃者、預謀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這位地方政府最高長官。
“文白兄，郭先生決不會是要傷害你，他寫的是小說，文學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曆史評論。不妥之處，我馬上轉告郭先生，設法補救，文白兄這邊也要息怒，互相多諒解……”
周恩來放下電話就又給郭沫若先生打電話。郭沫若先生叫屈說，寫這件事時，腦子裏出現的隻是蔣介石，並沒閃過一點張治中的影兒。何況書已經出來，無法再改，隻能請總理代為緩頰了。
張治中和郭沫若都屬於總理最親近的朋友這一圈裏的人物，無話不好談。總理便去張治中家作客，不送東西，送東西就見外了，就是看望，吃頓飯。
飯後，總理說：“文白兄啊，要說有計劃有預謀燒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來討飯吃。這段曆史還需要多解釋嗎？”
“無須再解釋。”張治中承認。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書，是怕老百姓議論猜測。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書已經出來了，文白兄還是要看其主要內容和思想，個別地方說法不準確不妥當，容他日後再版時修改，你看可好？”
“我並沒叫他焚書。”張治中終於諒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總理到民主人士家裏作客是常有的事。總理自己不過生日，但很樂於為民主人士祝壽作生日。比如給傅作義過生日，我就跟隨總理去過幾次。
那時傅作義住在小醬坊胡同，總理去時，不送壽禮，就是看望、聊天、吃飯，與往日朋友聚會的那種親熱、密切氣氛一樣，隻是多兩句加壽的吉利話而已。
這類朋友交往，總理始終保持了一諾千金。所以，隻要答應去，哪怕臨時發生了再大的事，最後還是要趕去。比如前麵章節裏曾寫到總理答應去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家吃飯，大家等到晚上10點，總理仍然末到，就沒一個人腦子去想總理可能不來了，隻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結果，總理10點多趕到了，原來是被主席叫去了。從毛主席那裏一出來，立刻趕往楊尚奎家。所有人都堅信：“總理隻要說過，就絕不會忘，一定會來。”
總理這一生，答應過的事情忘記了，大概隻有過一次。至少我們身邊工作人員在議論中，隻扯出這麽一件事。我從1940年跟隨總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應別人以後又忘記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體活動的場合，人很多，總理不停地與人招呼，不停地與人交談，各種信息都朝他這裏匯聚。其中就有傅作義部長，他說：“6月29日是我生日。總理，想請您到我家裏吃頓便飯，不知行不行？”
“62歲生日，對吧？”總理連連點頭，“好，我一定去。”
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義過生日還有兩個星期，到了那一天，總理恰好忙了23個小時，上床服了安眠藥，睡覺了。
傅作義深知周恩來一諾幹金，從認識起，沒出現過失信，所以生日這天作了總理來參加的準備。工作人員提醒說：“當時隻是隨口問一句，這都兩個星期了，總理會不會忘了？”
“不會。”傅作義充滿自信，“打從我認識他，他就沒忘過事，沒失過信。”
幸虧親屬和工作人員不像傅作義與總理接觸多，他們隻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兩個星期，總該再問問。就算對方沒忘記，兩星期前隻能算打招呼，辦事這天還該再邀請一下才合禮。所以，他們在中午11點給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話講得很巧妙：“傅部長今天過生日，總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時間參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曆又看看小黑板，沒有記錄這項活動，也就是說，事先沒作安排。所以總理連續工作23個小時後就上床休息了，沒有堅持28個小時，再參加一下傅作義的生日餐，然後才休息……不過，成元功是細心人，聽對方口氣，分明總理是答應過的，而總理又是一諾千金的人，所以他沒有因為總理已經入睡而回答不行，隻說：“請等一下，我去報告。”
成元功向鄧大姐報告，鄧大姐明白總理一諾的分量，對成元功說：“告訴他們，總理去，稍晚點兒到。”
點半，鄧大姐將入睡不足1小時的總理喚醒。
以往，總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國家出了大事。總理眼圈充血泛紅，一邊看表一邊問：“有情況？”
“傅作義今天的生日，”鄧大姐問，“你是答應去吃飯了吧？”
“嗅，嗅，是答應了……兩個星期前就答應了。”總理一下子精神起來，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麽會忘，怎麽會忘了呢！”
總理匆匆驅車進往小醬坊胡同，參加傅作義將軍的生日聚餐後回來，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這麽大歲數，這還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說：“反正又沒誤。”
總理不自安地說：“答應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記了，就算沒誤也是對不起人家呀，答應了怎麽能忘記呢！”
總理就是這樣的朋友交往，一諾千金！
總理喜愛的文娛活動很多。他是個愛玩又沒時間玩的人；興趣廣泛又不能不壓製興趣，甚至忍痛將其窒息掉。
總理喜歡唱歌、跳舞、讀小說、作詩、看電影、看戲劇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會堂，在建設工地，在許多群眾集會的場合，曆史都為我們留下了周恩來指揮大家高歌的鏡頭。
周恩來喜歡唱歌，也喜歡聽歌。他的聽歌、唱歌有一致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一致之處是，他喜歡聽喜歡唱民歌，不大喜歡“洋歌”，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美聲唱法。聽這種歌他從來不跟著唱，也不會像那樣用嗓。
他曾對我說：“這是一種很好的藝術，但不適合我。這種洋嗓子聽著不舒服，洋嗓子和我們革命的曆史聯係不大，喚不起美好的回憶。”
周恩來畢竟是一位職業革命家，有他獨自的經曆，當然也就有他自己的愛好和選擇。
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為好妻子，每個人還有其他性格、知識、經曆、交往等許多考慮。聽歌唱歌也是這個道理。
周恩來喜歡聽信天遊，聽到這種曲調便會生出莫名的激動，兩眼閃出濕漉漉的波光，頭輕輕地點出節拍，神情裏流露出一種靜謐無言的喜悅和舒心愜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遊。從東北到雲南，從新疆到台灣，所有的地方小調他都喜愛聽，但極少放開喉嚨高歌，這就是聽與唱的不一致。
他喜歡高歌的是《我們走在大路上》、《社會主義好》、《長征組歌》、《洪湖赤衛隊》、《中華兒女誌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熱烈奔放的歌。特別是《長征組歌》和《洪湖赤衛隊》，簡直可以說入迷上癮，時間久聽不到就難受，疲憊不堪而閉目小憩時，嗓子裏必要哼哼這些歌曲。
他愛看愛聽“長征組歌”，有演出盡量設法去看，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組歌就會“入歌”用手輕輕擊拍，或哼曲，或小聲跟著唱。我的記憶中，他最喜歡“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這一句。無論是在劇場還是獨個兒聽收音機，聽到這裏便會擊出一個重音，無限感慨地把頭點一點。
有一次，我見他獨個兒在辦公室聽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體各部位都隨著音樂的節奏有所動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問：“總理，這一句有什麽特別之處嗎？”
他睜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經過長征，那是聽不出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經過了長征的，但我在四方麵軍，沒有跟中央紅軍行動，自然缺少總理這樣切身的體會和感受。
對於總理的聽歌和唱歌，有人形容為：“小氣候裏遲逐流動，大氣候裏震蕩奔放。
對各地民歌小調，總理喜歡沉醉一般悄悄欣賞；全身心地鬆弛，獨個兒追逐體會著那感情的跳躍，意識的流動，仿佛漸漸走入一個美妙而古樸的童話世界，充滿了花草的溫馨和泥土的芬芳。這就是“小氣候裏追逐流動。”
大氣候裏震蕩奔放，那是帶著登高一呼，萬眾響應的氣勢和力量，是一名職業革命家壯懷激烈，“仰天長嘯”的抒發情懷的表現。也是宣傳鼓動群眾與自己一樣激蕩起豪情和熱情，團結、奮鬥、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來是位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在某些作品裏，常把周恩來工作中的嚴肅、謹慎、細致，籠統到整個生活中。其實不這樣；休息時，哪怕是群眾場麵，隻要不是辦公事，他都是活潑又活躍。在老幹部中，“活躍分子”是有其特定含義的，往往指革命隊伍中上下組織，左右聯絡，出頭露麵進行宣傳鼓動的同誌。在中國的領袖群中，周恩來幾乎可以稱為唯一的“活躍分子”，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常常按捺不住地放開歌喉，甚至要指揮起成千上萬的人一道唱。更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那樣樂於自告奮勇，教同誌們唱“誌在四方”，唱“長征組歌”。
過去有許多影視資料和報道文章都記錄過周恩來帶領群眾放。聲高歌的情景，無須多講。我這裏想講一點的隻是他這樣做，絲毫沒有什麽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確實是一種感情洋溢，需要釋放的再自然不過的表現、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1965年6月，周恩來出訪坦桑尼亞。這是中國民航第一次走出亞洲，走向世界。飛越天險喀喇昆侖山時，總理臨窗，放眼遠望：群山綿延，突兀顛連，好象維係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樣機妙玄奧，深不可測；又像鑒證著大自然不可思議的雄偉創造。冰峰林立，白雲徜徉其間；碧空萬裏，與皚皚白雪上下輝映，幻化流轉著七彩光芒。
總理的眼裏像起了驚雷電閃，光彩照人。他的胸脯開始起伏，那是激情進發前的沉默。他連續幾次長長地歎息，仍然無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從胸腔裏發出了渾厚的低沉的歌聲：“紅岩上紅梅開……”
他唱的第一聲像呻吟一樣帶著隆隆的胸膛共鳴音，並且馬上停住了，輕咳兩聲，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們一掃。我相信他是從陶醉裏剛剛醒來，明白了自己是在飛機上，是在一群隨行人員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時，千仞冰峰在腳下蛻起、躍動；滾滾而來、層出不盡。於是，那無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噴湧而出，並且一發而不可止。
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總理是徹底放開了嗓門，歌聲縈繞在機艙裏，在我們每個人心頭引起強烈的經久不息的回響。於是，總理的獨唱自然而然成了我們全體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合唱：
“紅岩上紅梅開，千裏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
總理喜歡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歡京劇及各種地方戲劇，喜歡看各種國產影片。
對於戲劇，我曾問過周思來：“總理，你喜歡京劇還是喜歡越劇？”
總理說：“都喜歡。”
我問：“比較起來，更喜歡哪一個？”
總理一笑：“比較起來我更喜歡話劇。我在南開學校讀書時，演過話劇。那時學校還不夠解放，男女分校，我們演劇沒有女角，就由我來扮……我們演得很成功。”
總理天天看報紙，天天必看各劇場的節目預告。無論哪一天，你隨便問總理：“今天吉祥劇院演什麽戲？”總理肯定可以馬上告訴你。
有一次我問：“總理，你看那些劇場節目預告幹什麽？”
總理笑著歎口氣：“看戲是享受，想戲也是一種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個總結：“很少有總理沒看過的戲，也很少有總理看完全場的戲。”
總理聽罷哈哈大笑，頻頻點頭。因為我這一句話道出了實情。總理酷愛看戲，沒有什麽戲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個尾巴，或者早到，看個開頭就馬上要趕去參加會，有頭有尾地看完一場戲實在太少，有數的幾場而已。
有的老同誌說我有辦法叫總理休息，其實這辦法就是“假公濟私”，“投其所好”。
什麽是“假公濟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線不分。凡有新電影，新戲劇出來，我們總要找出各種理由原因，安排總理去審查新片新劇，並且盡量“上綱上線”，說這是對文藝工作者是否關心、重視、支持的大問題，說作者和演員如何如何已經準備聽取總理的意見，如果不去看就會挫傷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甚至是不利於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雲雲。
這樣一來，總理就不審查也得審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幾個小時了。
所謂“投其所好”，就是按照總理對休息的解釋，滿足他的那種“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員請到家裏來，同總理一起吃頓飯，聊聊天；自然是聊戲，聊演員的生活。這樣聚會一次，解決了劇團的問題，也達到了讓總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讀小說對總理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和娛樂。總理早在剛剛結束童年步入少年時，就讀完了《三國演義》、《水滸》等古典名著。他曾對我說：“讀小說和辦公，用的不是一個腦子；辦公辦累了，看看閑書也是休息。”
總理看電影看戲看小說的故事很多，特別是文藝界人士寫過許多回憶文章。我這裏隻想講兩件事，說明我們的總理，即便休息娛樂，也保持著鮮明頑強的民族性。這對於剛剛結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運的中國人民來說，是尤其重要的。
記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隨總理趕赴莫斯科，參加與蘇聯的談判時，中蘇正號稱“磐石般的團結”，也就是鐵板一塊了。像我們這一層的人，單純熱情，一說蘇聯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記得那時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隻要喊起他的名字，人們就可以前仆後繼，不惜任何犧牲地衝鋒向前。他在蘇聯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國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澤東與周思來與我們的心態顯然不同，思考問題遠不在一個層次一個水平線上。
毛澤東隻跟斯大林談，不參加與莫洛托夫，維辛斯基等人的會談。這與其他任何社會主義國家都不同，是第一個當仁不讓地把自己放在與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國沙文主義表現更突出了些。毛澤東到莫斯科，離莫斯科，斯大林都沒參加迎送。這樣的結局毛澤東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強烈而鮮明的個性，使他當麵向斯大林提出請求，堅持讓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點參加中國舉辦的答謝宴會。斯大林說他從來沒有出去到別人確定的飯店去赴宴。
毛澤東堅持斯大林應該給自己一個例外。
結果，斯大林第一次屈從了別人的意誌，這個人就是毛澤東。記得周恩來為此十分興奮，對宴會作了許多具體指導。我至今鮮明地記得那天的氣氛：歡快、隆重、莊嚴。
來賓非常多，有各國大使和蘇聯的高級將領及部長們。
顯然，這些部長、高級將領、大使們也是輕易見不到斯大林，都激動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著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騰中，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大使們議論中的兩句話：
“斯大林與毛澤東相見，在世界上是開天辟地的大事。”
“毛澤東厲害，能把斯大林請出來；羅斯福和丘吉爾也沒能做到，沒能如此。”
斯大林出現時，那些大使，那些部長、將軍們都像孩子一樣爭搶著一睹斯大林風采，並不像現在某些作品出於政治原因所描寫的那樣。我當時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發自內心地歡呼，夾道迎著斯大林鼓掌，拚命擠前一點，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沒有偽裝和做作，見到斯大林與毛澤東站到一起時，多少人流下了淚。真流淚假流淚，真歡呼假歡呼，真激動假激動我還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開始一年後，那種歡呼萬歲已是越來越假，越來越口是心非。豈止我看出來，絕大多數人都清楚，隻是不敢說或不能說罷了。
現在沒有什麽不敢說或不能說的。實事求是講，1950年我見到的所有歡呼者，流淚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實流露，決無半點虛偽假裝。
就在這樣的中蘇友誼，這樣的熱烈親密中，總理卻沒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車上，他連續閱讀獲斯大林獎金的小說《旅順口》。一般人讀這本書，一聽獲斯大林獎金，便盲目跟著喝彩、叫好。周恩來沒叫好，越看越皺眉，最後把書一摔說：“滿紙胡說八道，這種書居然還獲斯大林獎金，可見蘇聯也並不是什麽都好，什麽都對。”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戰爭緊張進行之際，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擔心敵人在遼東半島登陸，利用工作之餘讀這本《旅順口》，想從中得到一點在遼東半島設防的啟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來聽說雷英夫對照地圖看《旅順口》，就問：“你讀這本書感覺怎麽樣？”
“不怎麽樣。”雷英夫說，“不像外麵吹捧那麽好，我是為了研究戰爭參考著看一看。”
“這本書很糟糕。”周恩來評價說：“很糟糕的書還獲得斯大林獎金，獲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簡直是糟糕透頂。”
“總理看過這本書？”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壞極了，有些地方簡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不會盲目地跟著去吹噓。”周思來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
“第一，這本書是吹噓沙俄侵略戰爭；第二，旅順口陷落時，列寧有篇文章說這是掠奪性、反動性戰爭，這本書卻仍然大加宣揚；第三，極盡醜化中國人之能事，不是特務、奸商，就是妓女、騙子。第四，書中歌頌的英雄馬卡洛夫，是個擁護沙皇反動統治製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夥。有這4條，這本書是什麽貨色就很清楚了。他們就是改不了的大國沙文主義！”
在那個“一邊倒”的年代，張口閉口蘇聯老大哥的年代，總理講出這樣的話，確實給我們發熱的頭腦降了降溫。知道“斯大林獎金”也不能迷信；他們搞大國沙文主義，搞民族主義，我們也必須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來的中國人民再不能有絲毫的奴顏媚骨。
正像周恩來所說，“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在娛樂中他也從不忘記。
年我隨周恩來去參加日內瓦會議，出發前，他特意關照，讓把我們新拍攝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帶上。
會議期間，我們先放映了紀錄片《1952年國慶節》。這部紀錄片受到熱烈歡迎和讚歎，一位瑞士記者在報紙上報道說：“當全副武裝的中國軍隊和手捧鮮花的姑娘們邁著矯健的步伐，跨進日內瓦的銀幕時，西方和東方的無冕之王們都情不自禁地一起發出輕輕的讚歎聲。”
影片結束後，觀看影片的記者們紛紛圍過來和中國代表團的人握手祝賀，講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讚美話。連英國的記者也承認：“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來看中國了。”
但是，美國一位記者卻心懷敵意地說：“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們擔心，中國是不是在搞軍國主義？”
情況匯報到周恩來那裏，周恩來早有準備地說：“他說我們搞軍國主義，我們就再給他們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台》，看他們還有何感想？”
大家聽了這個決定，心裏都沒譜。前些日子周恩來請卓別林看《梁山伯與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藝界或與文藝界有關的人士，這些專門人才都看懂了而且興趣很大，當時演出效果很好。但現在請政府官員和記者看，效果會怎麽樣？是否會應了那句話——洋鬼子看戲，傻眼了。
負責這項工作的新聞聯絡官是熊向暉同誌，他對這件事有過回憶文章。為了洋鬼子看戲不傻眼，他請英文翻譯將劇情和主要唱段寫成了一本16頁的說明書，劇名也譯成英文《梁與祝的悲劇》。
熊向暉興衝衝地向總理匯報他創造性的工作。
“這才是黨八股呢。”周恩來沒有表揚他，反而批評說：“你也不看對象，在那裏對牛彈琴！”
熊向暉始料不及，被批得發怔發癡。
“十幾頁的說明書，虧你想得出來。”周恩來籲口氣，放緩聲音：“我要是記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說明，又不是上政治課，還要發講義。”
熊向暉眨眨眼，噗嗤一聲笑了：“叫我說，給洋鬼子看戲，本身就是對牛彈琴。”
周思來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開心，不慌不忙說：“琴還是要彈，不但有政治意義，也是傳播我們的民族文化麽。問題是你怎麽彈這個琴？你用十幾頁說明書去‘彈’，那叫‘亂彈琴’，我換個‘彈’法就能彈通，你信不信？”
“怎麽彈？”
“你隻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就行。”
“什麽話？”
“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影片——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
“噢……”熊向輝似有所動，點點頭又搖搖頭：“這樣……行嗎？”
周恩來把手一揮：“你就這樣辦好了，保你不會失誤。如果失誤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暉打賭似地說。如果總理的話真靈驗，輸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國記者早早就都來場了，座位坐滿，過道也站了人。看來，都想看看中國怎麽也有個羅米歐與朱麗葉？總理這個法子想得不錯，有懸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還得看過電影才能下結論……開演幾分鍾後，奇跡發生了。觀眾並沒“大失所望”地離開或不滿地發牢騷，這次全場靜悄悄，觀眾都如石雕一般紋絲不動，靈魂早巳進入影片劇情之中。看來人類不分種族膚色，不分地區時代，不分階級信仰，確實存在著某些共同的屬於全人類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與祝英台》和《羅米歐與朱麗葉》都是循著這種人類共同的情感發展著故事，所以，無論白皮膚、黑皮膚、黃皮膚，大家都被劇情所吸引，為絢麗繽紛的畫麵所陶醉，為溫馨委婉的唱腔所傾倒，為飄逸嫋娜的舞姿所征服，更為人類曆史上，任何地區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無法躲過的愛情悲劇所感動。當演到“哭墳”和“化蝶”時，觀眾的情緒也達到頂點，影院裏一片抽泣聲……影片結束後，華燈複明。一個極少見的情景展現在我們麵前：如癡如醉的觀眾還沉浸在梁山伯與祝英台深摯哀怨的愛情悲劇之中，為他們的悲劇流淚不止。這種悲傷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鍾，什麽人鼓了一聲掌，刹那間像起了暴風驟雨，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並且伴隨了陣陣的歡呼聲。
英國記者說：“太美了，比莎士比亞的《羅米歐與朱麗葉》更感人！”
比利時一位記者說：—“簡直忘了是在看電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邊。”
一位印度記者說：“中國還在朝鮮戰爭和土地革命中，這種時期就拍出這樣充滿美好感情的影片，這一點比電影本身更有意義。”
而所有這些對中國戲劇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理解，確實是靠了總理那一句話。
而這一句話，又說明總理.對我們民族，對世界各民族，對整個人類，有著何等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啊！
在總理的文娛活動中，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作詩。可以說，從1940年我到他身邊，直至他老人家去世，總理基本沒有停止過作詩。不過，從我來到他身邊後，基本也沒見過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詩。
現在公開發表的周思來的詩作，都是他年輕時的作品。其實，他當總理以後作詩，遠比青年時期作詩多，特別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詞，並將新詩寫下來。
總理一般是作格律詩，偶爾也作自由體詩。他對古詩詞非常熟悉，無論我們提到哪首詩詞，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誦下來，當我們為此驚訝時，他總是很動感情地說：“這要感謝我的母親，4歲時她就教我識字，5歲時已經教我背誦了幾十首唐詩……”
我常想，周恩來的喜歡讀詩作詩，是否與他的母親有關？他在讀詩作詩的時候一定可以尋找回來那遙遠的記憶，重新感受母親的慈愛與保護，重新從母親那裏得到新的啟示……周恩來作詩，或者是對什麽事有感，對什麽人有感，對什麽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陳毅或董必武等戰友的新詩，反複品味之後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詩，吃飯走路乘車這種時間就會被充分利用起來，嘴裏偶爾吟出一句。這樣的一天忙裏抽空兒，反複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後，新詩就出來了。
他作的新詩都是一揮而就地寫在紙上，然後獨個兒拿起來欣賞、品味，偶爾也提筆改幾下。我們隻能遠遠看那詩行，偶爾聽他吟出一句，無法拿過來細細欣賞，他就像秘密地藏著什麽珍寶一樣不願叫外人看。
他把作詩當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無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許多小碎塊，再將小碎塊一疊疊分別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無法拚對起來時，才用手弄成雪片飄落一般扔進廢紙簍。
總理心細，作詩極講平壓工對押韻，撕碎時也從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將他的詩作拚對出來。直到他病重後，仍然是這樣，不願留詩給後人。
外出參觀遊覽，所過名勝古跡的工作人員都希望他留下墨跡。他一概拒絕：“找郭老去，叫郭老寫。”
我很後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詩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紙袋裝好，現在將這上百紙袋的“碎詩”交有關部門，一定能拚對出來，從中定可以進一步了解總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來會下棋，象棋、圍棋、國際象棋都會下，還會打橋牌，在重慶與董必武等同誌玩過，後來都“戒”了。
總理對“戒棋”“戒牌”的解釋隻有三個字：“沒時間”。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後，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減輕一些痛苦，我們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後又拾起來了。他很會算牌，隨隨便便就能贏了我們這些認認真真的人。贏了便輕聲一笑，沒有精力多說話。
隻有一次，他看看表，說：“下棋打牌，過時間不覺，有個故事說，樵夫看兩個老頭下棋，一盤棋下完，身旁的斧頭把兒已經爛了。這盤棋下了多少年？幹事業的年華，千萬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娛活動中，總理最喜歡的似乎還要算跳舞。我們也喜歡讓總理多跳舞。這項活動後來被我們稱為“三結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結合，而是：文娛、體育、工作的三結合。
跳舞本身既是娛樂活動，又能鍛煉身體，這是無須解釋就很明白的事。醫生主張總理每天跳一場舞，活動活動身體各部的肌肉關節。但他太忙，做不到。
總理跳舞極少去春藕齋，一般是在紫光閣和人大會堂山東廳。50年代在北京飯店也常跳。到這些地方來跳舞的還有李先念、陳毅、餘秋裏、何長工、呂正操等國務院及各部領導。舞會8點開始，總理如果參加，常常10點左右到，跳幾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瀟灑，會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樣，不像毛主席、朱老總那麽單調地踩點走步。
總理跳舞從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團來的那些女演員，盡量勤換舞伴，滿足盡可能多的女演員“陪總理跳一圈”的願望。
總理參加舞會，首先是作為社交的場合與機會，不忘結交朋友，不忘調查研究，不忘討論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來必要同國務院機關和各部委領導打招呼，通報情況。若是有大事複雜的事，就在舞會休息時將有關領導叫入舞廳旁的小屋裏談話。跳舞時，周恩來換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認時人，多聽到一些情況的考慮。
每次跳舞，對於新舞伴，周思來必要問姓名、年齡、工作單位，對單位裏的領導及工作有什麽意見？等等。對於認識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藝政策方麵的問題，征求意見，或者將自己考慮中的有關文藝工作的內容講出來聽聽群眾意見。
總理在跳舞中是怎樣調查研究，怎樣做工作呢？隨便舉個例子。
鄭淑雲是總理的保健護士。她第一次見總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場上。談話是在舞會休息時開始的。
“你什麽時候來北戴河的啊？”周恩來問過姓名、年齡及家庭情況後，放慢了講話速度。
“中央異地辦公，從開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誌們一起過來了。”
“這個地區的地方病是什麽？”
“哎呀，不知道……”
“你是醫務工作者，領導沒給你介紹嗎？”
“光是從安全方麵介紹一下，地方病可沒說。”
“沒介紹你也沒調查？這就是問題。安全也要以預防為主。到一個地方就要調查研究這個地方的狀況，作為醫務人員特別應該查清這個地方的發病情況，這樣才好開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說對不對？”
“對的。”
“那麽地圖你看仔細了？”
“看了，否則找不到首長。在杭州我給羅部長做蠟療就迷了路，摸黑轉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麽，吃一塹長一智，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開始了。總理，你去跳舞吧。”
“你會跳嗎？”
“我不會。”
“一次沒跳過？”
“跳過兩次，也是人家帶著我……”
“那好，這次我帶你，我來教你跳。”
“哎呀，我，我會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來把頭稍稍後仰，一邊笑一邊指鄭淑雲腳下：“不要緊麽，你穿的是軟膠鞋。”
鄭淑雲臉紅了，把手遞給周思來。跳出第一步時，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帶我跳會很累的。”
周恩來放低了嗓門，小聲說：“放心跳吧，累點正好運動。”
像周恩來那樣的大工作量，若不搞點運動，若不堅持體育鍛煉，是無法長期勝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會，周恩來去跳幾圈；每天起床後，從第一辦公室出來，做5分鍾的自編體操；如果隻是這一點運動，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來還有其他許多運動方式。
第一種運動是辦公室裏的運動。這就是前麵章節裏寫到的5分鍾自編體操以及辦公疲勞時，起身繞辦公桌快走幾圈。除此兩項運動外，第三項運動是踢室內足球。
天津人愛踢球。建國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氣的。周恩來在天津讀書時就喜歡踢球，當總理後，醫生和身邊工作人員天天要求他保證運動，他就想到踢球上，買來一個足球。他沒有時間去足球場踢，他的年齡和工作情況也不允許他去踢比賽，他就想出了踢室內球的辦法。
這辦法也簡單，就是辦公室的一麵山牆騰出一塊空地方，不放辦公用具。他的那個足球，少打一點氣，彈性不要大，然後放在辦公室內。每天工作累了，周圍人一再勸他活動活動時，他就起身，兩腳盤帶足球，在那幾平尺的小天地裏激烈運動一番，時時朝牆上射門。球沒氣，彈不遠，每次射到牆上都能及時用腳控製住球，不會碰壞門窗或辦公桌上的東西。
不要小瞧這種運動，由於動作的迅速，活動量是相當大的，不要說總理那樣的高齡，就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陪他練5分鍾，也會流出汗來。周恩來有時踢球要個“陪練”，攔在那堵山牆前，總理盤帶過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輸一分；如果晃閃過對方，把球帶過人，射到牆上，那就贏一分。
這項運動總理很喜好，堅持很長時間。因為他的運動同他的睡眠一樣，必須圍繞工作進行。室內足球不受時間空間限製，有幾尺地麵就可以運動起來，見縫插針，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總理還喜歡玩玩“衛生球”。
總理的喜歡玩乒乓球，同莊則棟、李富榮、徐寅生那批優秀球員為國爭光是分不開的。這批運動員打出了國家和中國人民的威風，吸引得像董必武這樣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筆，去玩了一段時間的乒乓球。周總理這樣更具現代色彩的領導人，當然要比毛澤東、董必武這些老派些的領導人玩得多些，好些。
總理的不利條件在那條傷臂。由於右臂在延安摔傷後，接骨不正，落下殘疾。他的右臂彎不到頭，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彎臂直臂，他隻能在彎曲30度，伸直到150度這樣的範圍裏正常發揮，超過就要活動受限。
總理難得有時間玩玩球，主要在飯前飯後的10分鍾左右，在我們一再勸說下，可以答應一聲：“好，玩幾下衛生球。”
講“衛生球”，無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總理打球是件高興事，因為我們太愛他了，我們所有工作人員的自我感覺是超過世上任何一種愛，無論什麽事情，隻要對總理有好處，隻要有利於他的休息或健康，那麽，再小的事我們也願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會產生幸福和愉快。
我們都搶著和總理打球，為了不讓他打著費勁，常常有意將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麵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於重扣或抽殺。球的位置合適時，總理常常能抽殺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總理沒有抽殺，左手將“衛生球”一把撈過來，衝著對家嚷：“不幹不幹，盡給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顧球，我能夠輸得起。”
總理認真得很，我們隻好更認真地對待，既要真打，不讓總理覺得是讓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須給總理一定的招架和還手餘地。這種球打得艱難而又令人興奮不已。
每逢球下網或出界，總理常常顯出一臉的惋惜：“哎呀，輸了，輸了！”如果一記重扣或一個大力抽殺擊中了，我們未能接回去，總理會為自己漂亮瀟灑的擊球歡呼鼓掌：
“打中了，漂亮！”“你輸了，哈哈，你輸了！”
總理喜歡玩幾下乒乓球，更喜歡看別人打乒乓球，特別是國內外有乒乓球大賽時，賀老總都要派人給總理送幾份秩序冊。冊子上詳細列出分組情況，誰與誰對陣，怎樣淘汰怎樣出線。總理看得非常細。
到了比賽開始，那個冊子每天擺在總理的辦公桌上，他每天在辦公桌旁一坐，總要先問問：“誰被淘汰了？”“誰出線了？”“下一輪誰跟誰比？”
我們隨時將進展情況報告他，幫他用紅筆勾出來。他一邊聽報告，一邊自己也動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對陣關係，那種認真關心的勁頭兒，不亞於處理軍國大事。
偶爾我們也勸總理一聲：“有時間勾他們，不如咱們多打兩下呢，咱們還是以鍛煉身體為主。”
總理笑著說：“曆來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這也是運動，這樣緊張一下，轉回頭再辦公，精力特別足。”
總理打球、看球都是圍繞工作運轉，如果影響了工作他是決不答應的。
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之後，全國乒乓球熱升溫到最高，點，西花廳裏的秘書們打球也打到了最高xdx潮。
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書忽然驚叫起來：“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還是把事情誤了。
這下子惹火了周恩來，將全體工作人員召集一起，狠狠批評了一番。大家心裏都不好受，挨著做檢查，保證引以為戒，不再發生類似情況。
於是，總理態度緩和下來，望著大家，帶出感慨萬千的語氣：“唉，時間不饒人哪。
你們看，你們年輕輕跟了我，現在都有了白發。我也老了……記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聲，讓把準備好的小筆記本取來，親手發給每個秘書，然後宣布：“以後你們就用這個本子備忘。我交待的事，外麵反映來的重大事情，你們就把它記下來，不要再誤事。”
打乒乓球之外，總理還曾想增加一項遊泳運動。
年在廣州，毛澤東每天去越秀公園遊泳，都要請總理一道去。總理也下過幾次水，似乎有了一些興趣。他曾表示態度：“我聽你們的，爭取學會遊泳。”
為了教會總理遊泳，還為他請來體委一位同誌當教員。教員當然積極性很高，很快教會總理在水中憋氣，並漂起來。可是再往下學，他那隻伸不直的右臂便帶來一些不便。
興趣有點減弱。但並沒停止學習，廬山會議時，有點空閑時間他又下兩次水。
當時北京醫院的院長是周澤召先生。有次總理遊泳上來，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長發現總理腳底出現許多小紅點。他就替總理做了一下檢查，說總理的身體不適合遊泳，以後還是少遊，最好不遊。否則不利於健康。
以後，總理就放棄了遊泳這項運動。雖然這項運動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長多數都學會遊泳，並且熱情很高，總理卻退出了這支遊泳大軍。無論在北戴河、廣州還是北京，他最多不過坐在岸上看看別人遊。偶爾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劃過幾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總理將一切體育鍛煉都停了，隻剩了一種運動，就是從這個“救火現場”趕到那個“救火現場”，這種匆匆趕赴現場的急行，客觀起到一種體育鍛煉的作用。
但由於“救火”的心焦情急，這種“運動”對身體其實是弊大於利。都說“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這種“救火”沒完沒了，一個比一個急。都說總理是累死的，這話一點不假。
在我的記憶中，“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總理的休息有時已經是帶了搶救性質。
年春天的廣交會上，紅衛兵要砸爛廣交會，總理輪流找各派紅衛兵談話，作他們的工作，30小時沒離開現場，沒停止談話。勸說完紅衛兵，接著又連續工作70多小時，前後達100多小時沒睡一覺，沒休息一刻。
他在辦公桌前突然麵色蒼白，額上沁出一層冷汗；由於痛苦，臉上的肌肉繃緊，嘴巴抽縮著想挺過去那難忍的胸悶和心絞痛。
保健醫生張佐良聞訊起來，一摸脈搏，早搏很多。馬上給總理做心電圖。當時醫院的一位專家黃教授正陪胡誌明主席在廣州的小島療養，張醫生就拿著心電圖給黃教授看，確實早搏頻繁。兩個人研究之後，決定給總理用藥和吸氧。
從此，總理每天多了一項幫助他休息並恢複精力的內容，就是睡覺前吸一會兒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狀況，以維持他超負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總理仍然發生過幾次缺氧和心髒病發作。比如紅衛兵火燒英代辦處那次，總理又急又氣憤又過度勞累，心髒病就發作了。醫生進行了搶救。
對於久坐不動或少動的人，洗澡無疑也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毛；澤東就是堅持搓澡。
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後，由於年歲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暢，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來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衛士侍候，由衛士幫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從不要人幫忙。
在他發生過兩次心髒病後，大家就都擔心了。總理畢竟年事已高，身體遠不能比當年，萬一洗澡出了什麽事，外邊不知道，這個責任可不得了。
我們與保健醫生商量後，決定以後不能再讓總理一個人洗澡。第一次幫總理洗澡是張醫生和衛士小高去的。他們進入衛生間時，見總理正坐在浴盆裏喘呢，忙上前幫忙。
“我沒事，你們去，我不習慣，我自己能洗。”周總理不讓外人幫忙。
“總理，你心髒不大好，萬一犯病身邊沒人怎麽行？”張醫生勸說：“我們已經進來了，還是幫你一把吧。”
說話間，小高已經動手幫總理搓泥。在這種情況下，總理才勉強接受了服務。
從此，我們再沒讓總理一個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張醫生，總要有人陪他進衛生問。
而這時，總理實際上已經患了癌症，在我們開始幫他洗澡前，就已經查出了癌細胞。
就在身患癌症後，有次總理又是工作30多小時沒休息。我忍無可忍地進去說：“總理，你必須休息了……”
總理從眼鏡框的上邊望住我，小聲說：“我去休息，這些工作你替我辦哪？”
我站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總理終於離開了我們，但他的聲音天天在我耳邊回響：
“我去休息，這些工作你替我辦哪？”